香港史新編（增訂版）| 王賡武 | 2017

香港史新編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上冊

增訂版

主編

王賡武

香港史新編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香港史新編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上冊

增訂版

主編

王賡武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梁偉基

封面設計

鍾文君

書 主

名

香港史新編增訂版(上冊)

編

王賡武

執行主編

鄭德華

 

執行主編助理

符愔暢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499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 3字樓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4樓A室

2017 年 1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刷

版 次

規格

16 開(187 × 245 mm)上冊 492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885-1(套裝)

(c) 2017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序 王賡武

目錄

001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區家發

003

概說

003

二·香港考古的成果

005

三·香港史前文化歷史的重構

017

四·香港史前文化與大陸及鄰近地區的比較

026

五·秦漢以後的考古

032

六·結語

040

第一章

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霍啟昌

043

明代以前的香港地區

二·清代的香港地區

三·結語

043

050

065

第一章

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丁新豹

067

鴉片戰爭與香港的割佔

二·香港政治制度的奠立與沿革

067

084

三·英國管治香港的方針與政策

106

四·香港政府、西人與華人社會之關係

121

五·日佔時代的行政架構及政策

135

第一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鄭赤琰

145

二次大戰後的香港政制

145

二·60至70年代的政制變遷

148

三·1997年與政改發展

155

四.幾種議論的評議

161

五、簡短的結論

166

第一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冼玉儀

171

■

1841年

二·1871年

三·1901 年

四·1931年

五·1951年

六·1971年

七·小結

171

173

189

198

211

217

224

第一章

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龍炳頤

227

前言

二·歷史文化背景

三·香港的城市發展

四·建築

五·結語

227

228

234

270

298

第一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莫凱

301

引論

301

二·轉口貿易的發展

302

三.戰後的經濟和貿易

316

四·戰後貿易形態的變化

329

五.當代的貿易體系

341

六·結語

345

第一章

香港金融體系

周亮全

347

緒言

347

二.貨幣制度的興替

347

三、金融機構和市場的發展

362

四·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

五.結論

376

382

第一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饒美蛟

393

緒言

393

二·1947 年以前的經濟結構與工業發展

394

三·1947-1959:工業的起飛階段

四·1960-1979:工業持續成長階段

397

415

五·政府在工業發展所扮演的角色

433

六·工業多元化的爭論與港府的反應

436

七·1980-1997:廠商北移,香港工業逐漸"空洞化"後的發展鳥瞰

438

八·結語

443

第一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陳弘毅 文基賢 吳海傑

445

►

引言

445

二·19世紀香港的法制

三.20 世紀上半葉香港的法制

446

453

四·20 世紀下半葉香港的法制

454

五·香港法院的歷史

459

六·香港律師與法學教育的歷史

474

七.小結

482

5

序

10

15

20

25

30

人類和國家的歷史值得反覆書寫,因為總有新資料可以研究和介紹,總有新

進展影響我們的觀點,而且年輕一代歷史學家也總是認為他們的前輩所敘述的故

事不夠準確。香港的歷史也不例外,不管是作為臨時避風港、深水碼頭、繁華貿

易中心、被驅逐者的避難地、世界級大都會、工業和國際金融中心、復興和創造

文化的舞台,還是作為自由與勇氣的象徵。

的確,文字記載的香港歷史幾經變化,上面提到的不同稱謂都在不同時期被

使用過。一些最早的和最著名的歷史學家都側重講述英國方面的故事。這種情況

也屬自然,因為關於香港開埠首一百年的關鍵文獻都被英國人保存着,而且英國

人為建立香港殖民地和貿易港所做的一切都記錄得尤其完備有序。行政與制度的

變遷和經濟的興衰,這些都是英國和西方歷史學家描述得最多的題目,而其他學

者則更為關注中國與英國在香港問題上的連續劇。香港問題從來沒有失去吸引

力,而且它一直是眾多歷史學家所重視的主要課題之一

。

當為數不少的中國人在香港島和九龍地區作永久定居的時候,那裡的社會史

和文化史似乎是割裂的。一方面,那裡存在一個"浮動的世界",它由官員、商

人、富人或受過教育的過客、傳教士、教師和記者組成。這些人把香港作為在東

西方之間、在中國沿海與亞洲其他地區之間,在私人與公共部門之間開展廣泛活

動的基地。另一方面,那裡也有已經存在了多個世紀的古老村落和漁村。那裡的

人們有自己組織嚴密的世系家族和傳統社會結構,他們不需要外來的干預,也竭

力維護依照自己固有方式生活下去的權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香港社會產生根本的變化。貧弱的中國開始恢復活

力,而不列顛則從強盛帝國衰落下來,成為一個貿易國家。冷戰給軍事集團之間

帶來新的全球競爭,它也在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和蘇維埃共產主義之間劃出一條戰

線。在 50 年代,香港便成為敵對雙方交界線上的一個焦點。

安置從中國大陸湧入的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使香港開始產生新的結構變化。

001

002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這一事件既考驗着英國人的司法和行政技能,同時對中國移民也是一場挑戰,看

他們如何在亞洲冷戰的政治和經濟支柱地區謀求新生。兩者分別成功克服50和60

年代的巨大壓力,導致了香港地區兩部分屬地的整合。香港-九龍的現代化精英

人物與移民勞工共同面對土著居民,終於使他們的寶貴土地開放給不可抗拒的現

代工商世界。

外來移民安頓下來,土著居民對外開放。通過不斷一體化的教育體系,一種

新的社會意識開始形成。到70年代,一種源自中國價值觀的、獨特的香港意識出

現了。它與英國和中國大陸的主流意識不同。新出現的詞彙"香港人"便概括了這

種特性,而這種特性也決定了我們需要對迄今為止所書寫的香港歷史進行徹底評

估。新的一代歷史學家,包括許多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的學者,開始了重新講述

香港故事的跋涉。他們的多數貢獻來自他們對香港華人的關注:他們是怎樣組成

的?是甚麼力量驅使他們奮力向前?又是甚麼能夠喚起他們心底的回應?他們有

甚麼話要為自己說?與此同時,西方的歷史學家們仍舊關心香港作為政治和經濟

實體所取得的成就;而首先是中國大陸,其次是台灣的歷史學家們,則開始有興

趣從中國人的角度來撰寫香港歷史。但是,嶄新的觀點還是主要來自那些當地的

歷史學家們,他們使我們明瞭"香港人"概念的由來,以及他們走上前台的經過。

我有幸與許多香港歷史學家會面,也有幸拜讀他們的著作。這些歷史學家大

多是在二次大戰後成長起來的。他們嘗試以不同的聲音表述他們對自己城市的所

知、所思和所感。他們的著作受到廣泛讚賞,因此他們要以成熟的論證來介紹豐

富多彩的香港歷史。當我被邀請同他們一起考慮如何編寫今日香港新歷史的時

候,我非常高興有機會分享他們的自豪和熱情。

5

10

15

20

今天,要求某一個人能公正地概括有關香港歷史的所有過程似不實際,以集

體的努力來明辨香港全部歷史的規模和複雜性,才是開始這項事業的最佳方式。在

確定了論述範圍和內容之後,我們邀請了二十多位學者參加寫作隊伍,並最終寫就

本書的所有章節。我相信,這些文章呈現了香港生活與社會、努力與成功的不同畫 「25

面。它們不僅加深了我們對香港的理解,也給前輩歷史學家構築起來的骨架增添了

許多血肉。我謹將此書推薦給你們,它是我們所需的香港全史的良好開篇。

王賡武

新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

1996年10月

30

5

10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區家發

概說

15

香港位於中國南海之濱,珠江口的東岸,西與澳門遙遙相對,北與深圳市接

壤,面積1,060公里。

田野考古資料表明,香港與中國各地一樣有着悠久的歷史文化。遠在距今

6,000 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內地的先民已陸續遷徙至這塊土地上,從事漁獵採

集等活動,創建原始家園,揭開了香港文明史的序幕。在香港島的舂坎灣,南丫

島的深灣、大灣,大嶼山的東灣、蟹地灣和新界屯門湧浪等古文化遺址的早期文

20 化層中,就遺留着他們的足跡與文化。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又新遷來了一批使

用幾何印紋陶的古越人,在各港灣的沙堤上或台地上,建立氏族聚落,使曾經靜

寂了一段時期的香港從新熱鬧起來。這個時期的居民點已相當密集,社會經濟文

化各方面都有較大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遺址較多,幾乎較大的海灣沙堤上都有

發現;遺址的面積也較大,文化層堆積較厚,遺跡遺物豐富。例如新界屯門湧浪

25 遺址,面積達1萬平方米,文化層堆積厚達兩米。居住區內遺留着一排排的相互

疊壓的殘爐灶、數萬件用作烹飪的陶器和用作燒烤的爐算殘片;大量的網墜、矢

鏃等捕魚工具和用於開木料而損壞的斧、錛、鑿等石器;最重要的是還有房子柱

洞遺跡和一批墓葬。從這些資料看來,香港早在石器時代已是一個頗為興旺的漁

村漁港。但是,由於自然環境的制約,原始農業發展緩慢,史前文化一直沒有得

30 到高度的發展,直至戰國晚年還未最後脫離原始社會的範疇。

秦始皇(前259-前210)戍邊開發嶺南是香港獲得較大發展的轉捩點。秦始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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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15

圖1.1 屯門湧浪遺址全貌

圖 1.2 1990 年利榮森博士與大灣遺址發掘主持人研究出土文物

004

20

25

30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皇"三十三年(前214),發諸嘗逋亡人、贅、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 南海,以適遣戍"。(1)今香港地區當時屬南海郡番禺縣轄地。自這次戍邊開發後,

大批中土人士帶來了中原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加速了嶺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

郡縣的設置,又使境內深居溪洞的各部越人逐漸轉變為郡縣的編民,與南下定居

5 的中土人士通婚融合,為創造絢麗多姿的嶺南文明奠定了基礎。

漢武帝(前156-前87)在番禺設置鹽官,統營食鹽的生產與銷售,治所在今

深圳市南頭鎮。香港地區為當時主要鹽場之一,從此進入較大的發展期。1955年

九龍深水埗李鄭屋村發現之東漢磚室墓,可能就是鹽官或其家屬的墓塚。自漢以

後,香港的煮鹽業歷久不衰,唐宋時尤盛。在港九新界和離島的大小港灣的沙堤

10 上,均遺留着大量的隋唐以後與製鹽業有關的殼灰窰遺址和遺物足可為證。

15

香港之屯門,是廣州之外港。自漢代以來都是對外貿易的通道。既是補給

站,又是航運交通的樞紐。香港自唐朝始在屯門設軍鎮或軍寨以保護航行於沿海

和往返廣州的中外商舶,地位相當重要。

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但憑着地理環境的優勢,特別是勤勞的人民,自古以

來不僅是一個漁村漁港,也是中國重要的鹽業生產基地和江海交通運輸的樞紐。

20

32

二·香港考古的成果

(一)香港考古簡史

香港的田野考古調查是1926年英人韓義理(Heanley, C.M., 1877-1970)、蕭 思雅(Shellshear, J., 1885-1958)開始的。1930至1950年間,中外學者如韓、蕭兩 氏和施戈斐侶(Schofield, Walter, 1888-1968)、芬戴禮(Finn, D. J., 1886-1936).

25 陳公哲等人在香港繼續進行考古調查,發現了約二十多處史前文化遺址。其中大

嶼山石壁東灣、南丫島大灣等遺址還做了發掘。搜集到一批陶器、玉石器和青銅

器,都很有歷史研究價值。但可惜限於當時的考古發掘水平,致遺物出土的層位

不明;同時,這批文物除少部分保留於香港博物館外,其餘均已散佚,有些已落

(2) Meacham W., "A Summary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Excavated in Hong Kong," in Birch, A., etc. (eds.), Research Materials

for Hong Kong Studies, 1984, pp.15-20.

30

(1)《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頁 253。

005

006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入大英博物館、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和私人手裡。縱使如此,他們都是香

港史前考古的開拓者,對香港考古學是有貢獻的,應予以肯定。

(4)

(3)

1950 年以後,香港有識之士對田野考古也開始重視起來。1955年李鄭屋興建

徙置區,在平整土地時發現一座東漢磚室墓,香港大學林仰山(Drake, F. S.)即組

成考古隊進行清理發掘。墓室作十字形,出土陶器、銅器共58件,轟動一時,

更引起香港文物考古界對田野考古調查發掘的興趣。 1958至1959年間,香港大

學組成考古隊發掘大嶼山萬角咀遺址。 1967 年香港一批文物愛好者在香港大學

考古隊的基礎上組成香港考古學會。該會首項工作是1968年發掘大嶼山蟹地灣

遺址。 1972 至 1976 年該學會多次組織發掘了南丫島深灣遺址,發掘出幾個不同

文化時期的相互疊壓的文化層,把香港的史前史推至五千至六千年前。秦維廉氏

(Meacham, W)於1978年編成《南丫島深灣考古遺址調查報告》

(5)

(7)

。

(6)

1976年香港政府在港人的熱切要求下,在政府市政總署建置古物古蹟辦事

處,頒佈《古物古蹟條例》。古物古蹟辦事處成立最初的五年間,只有執行秘書

一名和三個助手,除處理一些行政事務工作外,根本不可能配合龐大的基建工程

作好考古調查發掘工作。幸好首任執行秘書巴德醫生(Dr. Bard, Solomon)是一個

愛好研究中國歷史文物的學者,他在任的七年間(1976-1983)對港九新界的

圍村、祠堂、書室、廟宇、古代摩崖石刻、碑刻、炮台和西式舊樓作了較詳細的

調查,並於1991年出版《香港文物志》專著。 他所調查過的古蹟古建築有些已

列入保護單位,有些已修葺加固。1982至1985年間,香港政府委託英人蒲國傑

(Peacock, B. A. V.)作全港考古調查,1986年發掘屯門湧浪遺址。蒲氏於1986 年完

成《香港田野考古調查報告》。(這個報告給今後配合基建工程進行搶救發掘提供

了重要的資料。可惜限於人手不足,調查不夠深入,已調查發現的古文化遺址,

也由於試掘的面積太小,其地層情況與文化内涵均沒有取得足夠的資料。但無論

如何,蒲氏的考古調查仍是最有系統的一次。

5

10

15

20

1987 年以後,香港的田野考古文物保護工作有較大的進展。1987至1988年,

25

(3) 屈志仁:《李鄭屋漢墓》,1970年。

(4) Davis, S. G. and Tregear, M., Man Kok Tsui,1961.

(5) Williams, B., "Hai Dei Wan," JHKAS, 8:27-51,1980.

(6) 秦維廉編:《南丫島深灣考古遺址調查報告》,《香港考古學會專刊》,第3本,1978 年

(7) 白德著,招紹瓚譯:《香港文物志》,1991年。

(8) Peacock, B.A.V., Report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urvey, Vol. 3/3, 1986, p.402.

。

30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9)

香港考古學會先後兩次發掘大嶼山石壁東灣遺址, 1989 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

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聯同深圳博物館、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對東灣

遺址作第三次發掘。從第一、二次發掘的簡報,可知該遺址的文化層堆積厚達三

米,包括新石器時代中期至隋唐各個時代的文化層序。其出現之文化間歇層,證

5 明了深灣遺址D層"是完全無人聚居及砂土堆積時期"的正確論斷。文化間歇層

的確認,是香港考古學上的重要突破。1990年北山堂基金會資助香港中文大學中

國文化研究所和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共同開展環珠江口史前文化學術研究,第

一個項目是發掘南丫島大灣遺址。 1992年該兩單位召開"環珠江口史前文化國際

學術研討會",並出版圖錄。(11)1989年冬至1990年春古物古蹟辦事處聯同香港中

10 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持發掘龍鼓灘遺址,這是首次由政府文物管理機構配合

基建工程主持較大型的考古發掘,成績令人滿意。香港政府開始重視田野考古工

作並組織主持,這是非常可喜的開端。

(10)

1991 年 1992 年香港的田野考古工作非常繁忙。為配合新機場和港口發展計

劃的龐大工程搶救歷史文物,古物古蹟辦事處委託香港考古學會發掘赤鱲角之蝦

15 螺灣、過路灣、虎地灣和深灣村諸古文化遺址;委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

20

所在大嶼山北部作考古調查並作重點發掘,均搶救了不少重要的歷史文物。1992年

至1993 年春,古物古蹟辦事處配合中華電力公司在屯門爛角咀興建發電廠工程,

大面積發掘了湧浪史前文化遺址,出土遺蹟遺物之多,為香港歷次發掘中僅見。

香港的田野考古調查發掘工作,近年獲得了較大發展,是形勢使然。一是社

會上要求保護歷史文物的呼聲愈來愈強烈;二是香港考古專業人員逐步壯大;三

是使用土地之商人認識提高,願意資助考古調查發掘經費;四是香港文物管理機

構的華籍官員努力爭取的結果。但港英政府對香港的文物保護工作是不夠認真重

視的,這從用於文物保護的經費微不足道足以說明。古蹟古建築的維修、田野考

古發掘的費用多仰賴於香港皇家賽馬會、工商業機構和社會人士的贊助。直至 20

25 世紀 90 年代中葉,古物古蹟辦事處只有行政管理官員,沒有設立如文物工作隊

或考古研究所之類的文物事業機構,所以仍然沒有長遠的工作目標和計劃。古物

30

(9) 區家發、鄧聰:〈香港大嶼山東灣新石器時代沙丘遺址的發掘>,《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30周年文集》,1988年,頁 208- 216;區家發、鄧聰等:(香港石壁東灣新石器時代遺址 ·1987-1988年兩次發掘綜合報告》,《香港考古學會會刊》,12 期,1989年,頁45-69。

(10)區家發等:<香港南丫島大灣遺址發掘簡報〉,《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1994年,頁195-208。

(11)鄧聰、區家發(編):《環珠江口史前文物圖錄》,1991年。

007

008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諮詢委員會曾建議香港政府設置文物工作隊,專責配合基建作田野調查、發掘工

作,或利用衛奕信文物信託基金組織社會力量進行一次全面的文物普查,使香港

文物保護工作逐漸納入正軌。

5

(二)古文化遺址的調查發掘

香港的史前文化遺址多分佈於各港灣的沙堤或沙壩上。從地理環境觀察,九

龍半島和香港島一帶應是該類遺址最密集的地方,可惜大部分早已被城市發展破

壞殆盡。幸而在離島和新界較偏僻的地區仍有一些保存較好,現已發現的考古遺

址絕大部分是在這些地方。根據古物古蹟辦事處統計,經初步登記的考古遺址和

古代石刻共有100處。比較重要的古文化遺址概況如下:

10

遺址名稱|所在地

東灣

大嶼山

調查與發掘情況

1937 至 1990 年經施戈 斐侶、陳公哲及香港考 古學會、中文大學多次 發掘

時代

備註

15

新石器時代至漢唐各時期

破壞嚴重,僅存小部分新

石器時代文化層

萬角咀

大嶼山

1958年經香港大學 發掘

新石器時代至漢代各時期

蟹地灣

大嶼山

1968至1979年經香港 考古學會多次發掘

新石器時代至漢代各時期已破壞無存

20

白芒

大嶼山

1992 年中文大學在受 基建影響地區進行搶救 發掘

新石器時代至漢代各時期 未發掘地區,保存良好

沙螺灣

大嶼山

扒頭鼓

大嶼山

1992 年中文大學調查 發現,經測試證明文化 層堆積深厚,遺物豐富

1992 年中文大學曾作 試掘

新石器時代至漢代各時期 保存良好

25

新石器時代

沙螺灣西

大嶼山

1993 年經古物古蹟辦 事處作搶救發掘

新石器時代

此遺址將被夷平

竹篙灣

大嶼山

1986至1992年經香港 考古學會和古物古蹟辦 事處多次發掘

明代

受發展影響,已無存

30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遺址名稱 所在地

調查與發掘情況

時代

備注

深灣

南丫島

1971 至 1976 年經香港 新石器時代至夏商周或以 考古學會5次發掘 後時期

此遺址面積大,遺留多個

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堆積

層,甚具考古價值

5

大灣

南丫島

1933至1990年經芬載 禮、香港考古學會和中 文大學多次發掘

破壞嚴重,上文化層多已

不存,只剩早期文化層

榕樹灣

南丫島

(沙埔)

香港考古學會在 1980 年代曾多次發掘

新石器時代至夏商周或以 遺址現多已被現代建築物 後時期

覆蓋

洪聖爺

南丫島

1933 和 1938 年經芬載 禮和陳公哲先後發掘

新石器時代至夏商周或以 後時期

10

蘆鬚城

南丫島

1976至 1978 年經香港 新石器時代至夏商周或以遺址尚存較完整的殼灰窰 考古學會發掘

後時期

數座

過路灣

赤鱲角

1992 年香港考古學會 作全面搶救發掘

新石器時代至夏商周或以受發展影響,遺址全部 後時期

被毀

深灣

赤鱲角

1992年香港考古學會 作全面搶救發掘

新石器時代至夏商周或以 受發展影響,遺址全部 後時期

被毀

15

虎地灣

赤鱲角

1992年香港考古學會 作全面搶救發掘

新石器時代至夏商周或以受發展影響,遺址全部

後時期

被毀

蝦螺灣

赤鱲角

1992 年香港考古學會 發現 10餘座饅頭形古 窰,據說窰旁邊有鐵 渣,疑是冶鐵爐

C14 測定是元代

有待研究

20

22

舂坎灣

香港島

1974 至 1977 年經巴德 主持發掘

新石器時代

已為公園所覆蓋

鮪魚灣

長洲

1982年香港考古學會 進行試掘

新石器時代

正受發展威脅

西灣

長洲

1980 年代香港考古學 會進行多次試掘

新石器時代

受發展影響,已毀滅無存

25

湧浪

屯門

1986年古物古蹟辦事 處委託考古顧問進行試 掘,1992至1993 年古 物古蹟辦事處和香港考 古學會分別進行全面搶 救發掘

新石器時代

受發展影響,已毀滅無存

1989至1990 年古物古

屬私人土地,現存的多為

30

龍鼓灘

屯門

蹟辦事處在發展工程影 新石器時代 響地區進行搶救發掘

近代村屋覆蓋

009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遺址名稱|所在地 調查與發掘情況

時代

備注

龍鼓上灘

屯門

沙柳塘

馬灣

1989至1990年香港考 古學會進行搶救性發掘

1991 年中文大學作調 查試掘。1992年香港 博物館作全面搶救發掘

新石器時代至秦漢各時期

大部分已受發展影響,破

壞無存

新石器時代至秦漢各時期

受發展影響,現已毀滅無

存

5

附注:已列入法定古蹟和唐宋以後的蠔灰窰不計入內。 資料來源:古物古蹟辦事處。

(三)古蹟古建築的調查與保護

10

自1976年香港政府建置古物古蹟辦事處,對區內古蹟、古建築的保護是有

一定成績的。首任執行秘書巴德親自對境內的歷史古蹟、古代建築物作了初步調

查,提出了全面保護意見。其繼任人葉祖康和先後主管歷史建築組之嚴瑞源、陳

瑞山等人對此工作也執行力,使到許多古蹟和歷史建築物陸續列為法定古蹟,

得到了維修和保護。香港建築署長陳一新和建築師林社鈴,為使這些維修的歷史

建築物能按原來的面貌恢復,亦付出了不少心血。曾任香港大學建築系高級講

師、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的龍炳頤對中國傳統民居建築素有研究,對香港的歷史

建築物的保護也貢獻了不少力量。現在,經香港政府修葺後的古蹟、歷史建築,

已成為中外遊客尋幽探勝的好去處。

(12)

截至 1993 年底,香港古物監督宣佈列為法定的古蹟、古建築物共49處,其

中古代石刻九處、炮台遺蹟四處、古墓一處、陶瓷遺址一處、廟宇三處、祠堂書

室八處、村屋六處、西式舊樓14處、其他古蹟三處。1 1993年12月,古物古蹟

辦事處更把已修葺完竣的位於元朗屏山的聚星樓、鄧氏宗祠、愈喬二公祠、覲廷

書室、清暑軒、洪聖宮等古蹟古建築聯成一體,組成元朗屏山文物徑。既保護了

歷史古蹟,也成為中外遊客新的旅遊點,有着重大的意義。

15

20

25

010

(12)文康廣播科古物古蹟辦事處(編):《香港文物》,1992年1期。

30

香港法定古蹟一覽表 (一)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法定古

名稱

所在地 類別

時代

保護情況

備注

蹟日期

大浪灣石刻

香港島

石刻

待考

1978.10 已加木柵保護

5

滘西洲石刻

滘西洲

石刻

待考

1979.1

東龍洲石刻

東龍島

石刻

待考

1979.1

保存良好

碑文記述鹽寫

大廟灣石刻 大廟灣

碑記

待考

1979.1

保存良好

嚴益彰到訪經過

石壁石刻

大嶼山

石刻

待考

1979.4

已加鐵柵保護

蒲台石刻

蒲台島

石刻

待考

1979.4

保存良好

10

長洲石刻

長洲

石刻

待考

1982.1

已加膠玻璃保護

黃竹坑石刻

香港仔

石刻

待考

1984.11

保存尚好

龍蝦灣石刻 清水灣

石刻

待考

1983.3

侵蝕嚴重

康熙年間

已廢,僅存遺址,

東龍炮台

東龍洲

炮台

1980.8

曾發掘

(1662-1722)

已建上蓋保護

15

分流炮台

大嶼山

炮台

清初

1981.11

僅剩遺址,已修葺 保護

道光二十年

東涌炮台

大嶼山

炮台

1979.8

已修建,保存良好

(1840)

嘉慶二十二年

東涌小炮台

大嶼山

炮台

1983.11

已廢,僅剩遺址

(1817)

現已重修,現為

20

22

三棟屋

荃灣

村屋

清末

1981.3

三棟屋博物館

現已重修為上村

上村

西貢

村屋

清末

1981.11

民俗文化館

海壩村古屋

荃灣

村屋

民國初年

1986.7

已修葺,保存良好

保存尚好,圍內之

覲龍圍門樓

粉嶺

村屋

清初

1988.3

舊村屋尚存幾座

25

已重建,現為

羅屋

柴灣

村屋

清末

1989.11

民俗文化館

王屋村古屋

沙田

村屋

清末

1989.12 保存尚好

麟峰文公祠

新田

祠堂

清末

1983.3

已修葺,保護良好

廖萬石堂

上水

祠堂

清末

1983.3

已修葺,保護良好

大夫第

新田

祠堂

清末

1987.4

已修葺,保護良好

30

鏡蓉書室

沙頭角

書室

清末

1991.4

已修葺,保護良好

011

012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法定古

名稱

所在地 類別

時代

保護情況

備注

蹟日期

居石侯公祠上水

祠堂

清末

1987.4

已修葺,保護良好

覲廷書室

屏山

書室

清末

1986.11

已修葺,保護良好

二帝書院

錦田

書室

清末

1993.10

已修葺

5

松嶺鄧公祠 粉嶺

祠堂

清末

1990.10 已修葺,保護良好

文武廟

大埔

廟宇

清末

1984.5

已修葺,保護良好

天后廟

銅鑼灣

廟宇

清末

楊侯宮

廈村

廟宇

清末

1982.3

1988.11

已修葺,保護良好

已修葺,保護良好

舊北區理

大埔

西式舊樓 1907

1981.11

已修葺,保護良好

民府

10

元洲仔

大埔

西式舊樓 1905

1983.3

已修葺,保護良好

政務司官邸

皇家天文台

赤柱舊警署

最高法院

香港大學

尖沙咀

赤柱

中環

西式舊樓 1884

1984.6

西式舊樓 1859

1984.6

已修葺,保護良

保存良好

現存最古警署

西式舊樓 1912

1984.6

保存良好

現為立法局

15

上環

西式舊樓 1912

1984.6

保存良好

本部大樓

舊大埔火 車站

大埔

西式舊樓 1913

1984.11

保存良好

現為鐵路博物館

舊三軍司令

中環

西式舊樓 1846

1989.9

保存良好

現為茶具文物館

官邸

前法國傳教

20

中環

西式舊樓 1917

1989.9

保存良好

現為新聞署使用

會大樓

灣仔郵政局 灣仔

西式舊樓 1915

1990.5

保存良好

現存最古郵局,現

為環保署資源中心

堅巷舊病理 學院

上環

西式舊樓 1905

1990.6

待修葺

上環街市

上環

西式舊樓 1906

1990.6

已修葺,保護良好 現還使用

25

北樓

前九廣鐵路 鐘樓

尖沙咀

西式舊樓 1922

1991.4

保存良好

前九龍英童 學校

現為古物古蹟辦

尖沙咀

西式舊樓 1900

1991.7

保存良好

事處

聖士提反女

中環

西式舊樓 約 1912

1992.2

保存良好

子中學主樓

30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名稱

所在地 類別

時代

法定古 蹟日期

保護情況

備註

佛頭洲稅關

佛頭洲

遺址

南宋

1983.3

保存良好

遺址

碗窰村陶瓷

大埔

窰址

清?

1983.4

保存較好

已陸續發掘

5

窰址

分流石圓環

大嶼山

古蹟

待考

1983.4

保存較好

李鄭屋漢墓 深水埗

古墓

東漢

1988.12

已清理發掘,墓室 保持完整

開放給遊人參觀

都爹利街石

階級及煤氣

路燈

中環

舊街道 1889

1979.8

石階現尚使用,煤 氣燈保存完整

10

資料來源:古物古蹟辦事處(1993)。

香港法定古蹟一覽表(二)

15

名稱

所在地

檔案編號 興建年份

宣佈古 蹟年份

古物諮詢委員 會評級

現況

龍躍頭觀龍圍圍 牆及更樓

粉嶺

AM78-0197(02) 1744

1993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花園道梅夫人婦

中環

AM77-0029

1914

1993

二級歷史建築

仍存

女會主樓外部

20

龍躍頭麻芴圍 門樓

粉嶺

AM84-0341

1736(最早) 1795(最遲)

1994

二級歷史建築

仍存

前水警總部

尖沙咀

AM77-0010

1884

1994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舊總督山頂別墅

守衛室

1900(最早)

山頂

AM93-0524

1995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1902(最遲)

荷李活道中區

1864(最早)

中環

AM77-0105

1995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25

警署

1919(最遲)

亞畢諾道前中央 裁判司署

1913(最早)

中環

AM77-0106

1995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1914(最遲)

奧庇利街域多利 監獄

中環

AM88-0409

1840

1995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香港大學大學堂

上環

AM77-0062

外部

1861(最早) 1867(最遲)

1995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30

013

014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名稱

所在地 檔案編號

興建年份

宣佈古 蹟年份

古物諮詢委員 會評級

現況

香港大學孔慶熒 樓外部

上環

AM77-0065

1912

1995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香港大學鄧志昂 樓外部

上環

AM93-0558

1929

1995

已記錄資料

仍存

5

上亞厘畢道香港

1851(最早)

中環

AM77-0104

1995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禮賓府

1855(最遲)

花園道聖約翰

1847(最早)

中環

AM77-0102(01)

1996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座堂

1849(最遲)

1600(最早)

橫洲二聖宮

元朗

AM94-0599

1996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1699(最遲)

10

九龍寨城公園九 龍寨城南門遺跡

九龍寨城公園前 九龍寨城衙門

龍躍頭老圍門樓 及圍牆

九龍

九龍

AM90-0422

1847

1996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粉嶺

AM84-0342

1200(最早) 1299(最遲)

1997

已記錄資料

仍存

15

坪輋長山古寺

粉嶺

AM91-0483

1789

1998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大埔頭村敬羅 家塾

大埔

AM92-0492

1368(最早) 1644(最遲)

1998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未宣佈

為古蹟

厦村張氏宗祠

元朗

AM05-2267

1701(最早) 1800(最遲)

20

(評級

年份: 2010)

三級歷史建築

仍存

1736(最早)

上碗窯樊仙宮

大埔

AM97-0886

1999

二級歷史建築

仍存

1795(最遲)

堅尼地道聖約瑟 書院北座及西座

1920(最早)

中環

AM92-0495

2000

二級歷史建築

仍存

1921(最遲)

25

橫瀾燈塔

橫欄

AM88-0405

1893

2000

二級歷史建築

仍存

汲水門燈籠洲

1911(最早)

荃灣

AM92-0491

2000

三級歷史建築

仍存

燈塔

1912(最遲)

1300(最早)

屏山鄧氏宗祠

元朗

AM77-0143

2001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1399(最遲)

30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名稱

所在地 檔案編號

興建年份

宣佈古 蹟年份

古物諮詢委員

現況

會評級

1500(最早)

屏山愈喬二公祠 元朗

AM77-0144

2001

二級歷史建築

仍存

1549(最遲)

1368(最早)

5

屏山聚星樓

元朗

AM77-0079

2001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1398(最遲)

滘西洲洪聖古廟 西貢

AM93-0556

1889

2002

三級歷史建築

仍存

何福堂會所馬禮

遜樓

屯門

AM94-0616(01) 1936

2004

已記錄資料

仍存

10

鶴咀半島鶴咀 燈塔

港島

AM92-0488

1875

2005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八鄉元崗村梁氏

1600(最早)

元朗

AM83-0314

2006

二級歷史建築

仍存

宗祠

1799(最遲)

八鄉上村植桂

1899(最早)

元朗

AM83-0313

2007

三級歷史建築

仍存

書室

1904(最遲)

廈村鄧氏宗祠

元朗

AM77-0095

1749

2007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15

窩打老道瑪利諾 修院學校

九龍塘

AM92-0508

1937(最早)

1939(最遲)

2008

三級歷史建築

仍存

半山區司徒拔道

中環

仍存

45 號景賢里

青州燈塔建築群 青州

仍存

20

薄扶林水塘6項 歷史構築物

港島

AM78-0221

2009

仍存

黃泥涌水塘3項

港島

仍存

歷史構築物

香港仔水塘4項

港島

AM94-0566

2009

仍存

歷史構築物

25

九龍水塘5項歷 史構築物

九龍

仍存

城門水塘紀念碑 新界 AM94-0567

2009

仍存

蓮麻坑村葉定仕 故居

1908(最早)

沙頭角 AM97-0878

2009

二級歷史建築

仍存

30

屏山坑頭村仁敦 岡書室

元朗

AM01-1645

1915(最遲)

1660(最早)

1699(最遲)

2009

二級歷史建築

仍存

015

016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名稱

所在地

檔案編號

興建年份

宣佈古 蹟年份

古物諮詢委員 會評級

現況

窩打老道東華三

油麻地

AM88-0403

院文物館

1907(最早) 1911(最遲)

2010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荷李活道文武廟 上環

AM93-0528

1847

2010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5

錦田廣瑜鄧公祠 元朗

AM78-0227

1701

2010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半山區衛城道甘 棠第

港島

AM89-0420

1914

2010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下白泥 55 號

元朗

AM09-0005/B 1910

2011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碉堡

10

聖士提反書院書 院大樓

赤柱

AM92-0502(01) 1930

2011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半山區般咸道英

港島

AM92-0497

1926

2011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皇書院

中環和平紀念碑 中環

AM79-0240

1923

2013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15

薄扶林道伯大尼 修院

港島

AM77-0028

1873(最早) 1875(最遲)

2013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下禾坑發達堂

沙頭角

AM04-1772

1933

2013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1857(最早)

屏山達德公所

元朗

AM94-0617

2013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1866(最遲)

大坑蓮花宮

港島

AM80-0275

1863

2014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20

鴨脷洲洪聖古廟 港島

AM86-0356

1773

2014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九龍城侯王古廟 九龍

AM78-0202

1730

2014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大包米訊號塔

尖沙咀

仍存

25

掃杆埔馬場先難 友紀念碑

灣仔

AM78-0194

1922

2015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西營盤高街舊精 神病院立面

港島 AM79-0257

1892

2015

一級歷史建築

仍存

資料來源:古物古蹟辦事處,http://www5.lcsd.gov.hk/gishinter/htm/viewer_tc.htm;http://www.amo.gov.hk/b5/monuments.

php:整理:符愔暢。

30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5

10

三·香港史前文化歷史的重構

(一)六千年前香港最早的居民及其文化

1958 年夏,廣東的考古工作者在粵北曲江縣馬壩西南面的獅子岩,發現了

個中年男性的頭骨化石,稱為"馬壩人"。經鑑定,馬壩人屬於"古人"的早期類

型,時代在舊石器時代中期。(13)這一發現,說明從遙遠的古代起,已有人類在南中

國生活繁衍。

距今約六千年左右,香港地區遷來了首批居民。他們帶着細繩紋夾砂陶釜、

泥質磨光彩陶盤為特徵的文化前來,以海灣沙堤作棲身之所,過着以漁獵採集為

主的生活。現在香港各個港灣沙堤遺址的下文化層都有可能找到這個時期的文化

遺存。大嶼山石壁東灣遺址第四層,南丫島深灣遺址F層、大灣遺址第三文化

層,香港島春坎灣下層和新界屯門湧浪遺址下文化層就是這個時期的典型遺址。

他們選擇海灣沙堤作居所,是因為沙堤之自然環境在當時非常適合他們生活。

15 般來說,海灣沙堤的地理環境三面環山,前面是風平浪靜的袋形港灣,後面是魚

產豐富的潟湖,更有發源於附近山麓的小溪流入潟湖,通過沙堤出海。潮漲時魚

蝦通過小溪擁入潟湖覓食,潮退時,湖水水乾,必須退回海中,所以只要在小溪

出海處攔截,魚蝦垂手可得;沙堤前面的淺灘,貝類豐富,潮退時扒沙撿拾,取

之不盡;加上附近山丘植物茂密,有四時不絕的野果山芋,有種類繁多的野生動

20 物,可隨意採集和獵取。食物供應實在非常豐裕。同時,沙堤之前面是大海,後

面是潟湖,是天然的金城湯池,只要在沙堤兩端略加防守,也易於防禦來侵之敵

(包括猛獸)。這些有利條件足以使新遷來的移民樂於定居下來,生根發展。香港

是一塊寶地,自從首批居民開始,就已充分體現出來。

香港首批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由開始便已相當進步。石器工具多已磨製,

25 有斧、錛、鑿、拍、網墜等,但多是木工和漁獵工具,大型的農業石器工具少

見,說明原始農業仍在萌芽階段或屬次要。其原因可能是天然食物豐裕,也許是

植被茂密,難以開墾耕地之故。最能反映其進步的是陶器。除夾砂陶類的釜、

罐、缽、器座(或支座)等炊具外,還有細泥製作的罐、盤、盆、碗、杯等容器和

食器。夾砂陶器多以飾細繩紋或以貝殼作工具,以橫、豎、點技法刻劃各種複雜

30

(13)吳汝康等:(廣東韶關馬壩發現的早期古人類型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59年4期。

017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的紋飾。泥質陶器多打磨光滑,多加上赭色彩繪和刻劃各種花紋圖案。鏤孔圈足

彩陶盤和白陶盤為最特徵的器物。彩陶盤胎質細膩,造型規整,加淺紅色陶衣後

磨光,以鏤孔、刻劃和彩繪構成組合花紋,常表現出海浪和騰起的浪花,非常美

觀;白陶盤更以壓印、模印、篦點、刻劃、淺雕等技法作出各種不同的幾何形圖

案,尤為精美。既是實用器,又是原始的藝術品。

這個時期的墓葬,在南丫島深灣遺址的F層發現約二十座,有土葬墓,也有

"火葬"墓。在E1、E2探方距地表170厘米深處發現三座土葬墓,其中E1 的一座

保存較好,尚有顱骨、牙齒和長骨,並有一件石錛、一件石環和兩件繩紋陶罐隨

葬。其餘兩座保存較差,僅見零星的顱骨、牙、長骨和一件破陶罐。緊靠土葬墓

的另一邊(E2X探方)出土大量顱骨碎片,卻極少見有牙齒或其他骨骸,這些顱骨

大概屬於 12 至15個人的,大部分有火化痕跡。再者,有幾塊顎骨碎片(其中一塊

是動物骨頭)有0.3厘米直徑的穿孔,是人死後才鑽的,同時還找出營養不良的證

據。(14)從上述資料看來,那些只有破碎的顱骨而無肢骨的十餘個個體,不像是正式

的火葬,有可能是人牲祭祀坑,是氏族仇殺、"獵頭"或"食人"之風的遺留。

在原始社會裡,"越人之俗,好相攻擊",(15) 氏族之間的戰爭常有發生。

被戰敗的一方,其族人往往成批被俘被殺。在當時,人的勞動剩餘價值甚少,做

生產奴隸尚未有資格,加上宗教信仰的關係,以及祭祖祭神的需要,被俘者往往

只有被殺被吃的命運。深灣遺址F層出土之十多個個體的破碎顱骨堆在一起焚

化,又缺乏肢體骨骼,身首異處,地點又在土葬墓的旁邊,說明這些死者很可能

是作為人牲祭祀被砍頭而死的。死後被吃掉肉體和敲骨吸髓,只剩下不能吃的頭

顱和其他動物骨一起再次拿到祖先墓前焚化祭祀掩埋。這是南中國發現最早的獵

首祭祀和食人習俗的史跡。

(16)有些學

深灣F層土葬墓墓主的牙齒,經鑑定其門齒是鏟形,屬蒙古人種。

者認為香港先民"更有可能是大洋洲馬來裔",但如果是指尼格羅---澳大利亞

人種是沒有根據的。

令人迷惘的是,這批最早來香港拓展的居民,在香港地區大約生活了一千數

百年後,在距今五千年左右期間逐漸衰落了,甚至中斷消失了。疊壓在其上的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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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4)同注(6),頁105-108、232-245。

(15)《漢書》,卷1下,(高帝紀〉,頁 73。

018

(16)同注(6),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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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舂坎灣遺址出土的鏤孔圈足彩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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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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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層是沒有任何文化遺物的間歇層,厚達數十至150厘米。它明顯告訴我們,在這

段時間裡已無居民在其上生活。究其原因,大約有三:其一是受到海侵的威脅。

中全新世至晚全新世海面間歇持續上升,(17)不得不擇地他遷;其二是氏族仇殺和獵

首、食人之風盛行(如上面所述之深灣事例),這不但令人口逐漸減少,而且帶來

的後果是對偶婚姻的破壞,被迫近親婚配,其生不繁;三是當時居民的食物多是 5

魚貝類,缺乏澱粉質的碳水化合物,易患上血吸蟲和乙型肝炎疾病。深灣遺址F

層墓葬墓主人多是營養不良的青年人,可資為證。香港早期居民失蹤後,後繼者

的文化面貌完全不同,已屬於另一種考古學文化類型。

10

(二)南方幾何印紋陶文化與古越族的遷入

大約距今三千五百年左右,相當於中原夏、商之際,香港地區和附近的深

圳、珠海等地新來了一批居民。這些新居民是使用幾何印紋陶和刻劃紋陶器為文

化特徵的族群--古越族。古越族來到香港地區後,仍然選擇各海灣的沙堤作生

活居址,在前人的遺址上建立家園,過着以漁獵為主、原始農業為輔的生活。

15

20

幾何印紋陶是南方古越族普遍使用的陶器。這種陶器的特點是在器皿的表面

上用印模拍印幾何形圖案花紋。幾何印紋陶分佈的地域廣闊,包括江、浙、贛、

閩、台、湘、粵、桂等省區。但各地的發展和興盛的時間並不一致。贛、浙地區

的發展可能較早些,粵、桂、閩、台的均較晚。廣東最早出現幾何印紋陶是在石

峽遺址下文化層,但石峽文化,不久卻中斷了,對後繼者沒有直接的影響。據目

前的考古資料,廣東地區較多出現幾何印紋陶是石峽中層、曲江鯰魚咀、韶關走

馬崗、佛山河岩、增城金蘭寺中層、南海灶崗、珠海後沙灣第二期、潮陽左宣恭

山諸遺址。其時代可能相當於中原夏、商時期,距今三千至四千年左右。香港出

土早期幾何印紋陶的遺址,疊壓在其下的是不含任何文化遺物的間歇層,顯明其 25

淵源不在本地區,有可能是從珠江三角洲北部的古越族向南拓展進入香港地區的。

古越族進入香港地區後,發展較快,使這個地區出現一片炊煙處處萬家漁火

的繁榮景象。這段時期的文化遺址發現較多,他們除選擇沙堤作居址外,還擴展

至沙堤附近的山崗和台地,其經濟生活除漁獵採集外,可能還有刀耕火種的原始

30

(17)廣州地理研究所:《珠江三角洲形成發育演變》,1982年,頁158。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農耕。已發現的遺址有長洲鯆魚灣、屯門湧浪上層、龍鼓灘、南丫島深灣C層、

大嶼山東灣 3A 層、白芒第四層、扒頭鼓、沙螺灣西、赤鱲角之虎地灣等30多

處。其中新界屯門湧浪遺址,是一處較大的氏族聚落遺址,面積達1萬平方米。

發現有房屋建築遺跡和墓群。在約兩千平方米的中心區,灰層厚達兩米。灰層中

5 遺留着一排排重重疊壓的殘爐灶、數以萬件的殘爐、陶片,和數百件各類石器

工具和飾物。這些遺跡和遺物,說明當時居住在湧浪的人口是相當多的,過着長

期定居的生活。 (18)某些學者因在香港的考古發掘中從未發現房屋建築遺跡,便認

為香港史前的居民是"以船為家,但經常登陸作短暫居留"。(19) 這種見解是值得商

10

榷的。

在湧浪遺址發現經錘打而破損的石器工具甚多,其中尤以木工加工工具之

斧、錛、鑿為最,可能是用於開木料製板時損壞的。當時尚未發明金屬鋸,製造

木板只能在木材上打入一排石斧或石錛,迫使一塊塊裂開而成。這些斧或錛被錘

打入木材上,其柄部經不起多次錘打往往破損,刃部遇着堅硬的樹椏也會崩毀,

甚至在中部折斷。從湧浪遺址遺留大量的殘石斧、石錛,可推斷當時香港的居民

15 曾大量使用木板。這些木板除用作製造器皿和家居之用外,相信大部分用作造

船。湧浪遺址還發現一種橢圓形灰坑,徑長約一米、深約半米,遺有大量灰燼,

不似常見的灰坑,似另有用途。據一位曾有製造木船經驗的民工稱,這可能是用

來烤船板用的火坑。船是梭形的,造船的木板必須向內微彎,須經火烤才能達

到這一效果。船長期浸泡在水裡,經火烤後才能經久耐腐。這位民工之言是可

信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湧浪遺址還出土數件形制一致規格相同的石錨,直

徑 23 至 25 厘米、寬徑20至23厘米、重12.1至12.5公斤。這些石錨是採用大型

的橢圓形的礫石製成。其中央處鑿出一周約寬2厘米左右的凹槽,明顯是作繫繩

之用。1993年古物古蹟辦事處在大嶼山沙螺灣岬角遺址附近的海邊也採集到數

件,形制規格與湧浪遺址所出完全相同。考古代船錨為石頭製造,稱之為"可"、

25 "碇"。可、碇均從石字旁,表示原料為石頭。用鐵製造的鐵錨出現很晚,約在宋

代。時至今日,船艦的停泊、開航還沿用"下碇"、"啟碇"等古代稱謂亦可為證。

湧浪遺址出土石錨,是香港考古學的一次重大發現。古越族是"習于水鬥,易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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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古物古蹟辦事處湧浪遺址發掘資料。

(19)同注(7),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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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東灣遺址地理環境

圖 1.5 1988 年中國著名古陶瓷專家李知宴在東灣遺址現場研究出土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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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圖 1.6 湧浪遺址出土的爐灶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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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圖1.7 湧浪遺址出土的大石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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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用舟"的民族, 他們生活在海邊和海島上,船對於他們是非常重要,出海捕魚,

對外地的交通聯繫都少不了它。我們雖然沒有發現船的遺骸,但從發現數件石錨

和大量的木工加工工具及其損壞情況,可以測知當時香港的古越人已有了較多的

船隻用作捕魚和交通運輸的工具。

此外,在鯆魚灣遺址還發現貝刀、骨矛和牛、鹿的骨骼,(21) 在湧浪遺址發現骨

針,加上各遺址普遍出土紡輪,說明這時的古越族的經濟生活,除漁業外,還進

行狩獵,採集野生植物的纖維紡紗織布,製造衣裳,過着簡樸的豐衣足食的原始

漁村生活。

這個時期的墓葬,在石壁東灣、屯門湧浪、赤鱲角虎地灣等遺址均有發現。

人骨架多已腐朽不全,未發現葬具。隨葬品似有一定的制度,最常見的是隨葬兩

件小口鼓腹矮圈足罐和一對水晶或石英質料的。有些墓還隨葬石斧或石錛等生

產工具。隨葬品均是最佳的,可能是對死者的一種敬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湧浪

遺址出土十多件扁平穿孔石斧和大型石鉞。大型石鉞可能出自兩座墓葬。扁平穿

孔石斧和石鉞,泥板岩質,墨綠色,打磨光滑,質軟而薄,不具砍殺功用,可能

是象徵權力的儀仗器。學者均認為良渚文化大型墓出土的玉鉞是代表權力的儀

仗。湧浪出土的石鉞非常大型,長29.5、寬17.3、厚0.8厘米,這是比較少見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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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型石鉞的出土,可以窺見當時湧浪的氏族已產生軍事領袖,氏族之間的

掠奪戰爭已經開始。大嶼山沙螺灣西和扒頭鼓兩處遺址均位於海灣岬角的山頂

上,海拔超過50米,既無水源也無掩蔽之處以擋風雨,實在不適宜作為聚落居

址,可能是氏族部落監視敵人的軍事哨所。前者位於珠江口通往汲水門水道的中

點,後者扼着汲水門水道的咽喉,視野廣闊,居高臨下,進可攻退可守。扒頭鼓

遺址遺下礫石甚多,明顯是人工搬上山的,應是防守的武器。史稱"越人相攻擊

固其常事", 2) 可資印證。恩格斯指出:"他們是野蠻人,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

比進行創造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23)香港地區以及廣東地區的氏族戰

爭,往往含有仇殺、獵首祭祀的目的,在低生產力的情況下,不但未能通過戰爭 25

壯大氏族的力量去組成本地區的部落或部落聯盟,反而不斷消耗各民族的人力物

力,而致兩敗俱傷,大大窒礙了社會經濟向前發展和向文明社會過渡的進程。

(22)

024

(20)《漢書》,卷64,(嚴助傳),頁2775。

(21)Meacham, W.,"Po Yue Wan," JHKAS, 10:58-60,1984.

(22)《史記》,卷114,(東越列傳〉,頁2980。

(2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1972年,頁160。

30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5

(三)香港先秦時期的社會狀況

中國國土遼闊,各地區的社會發展歷來都是不平衡的。遠離中原政治、文化

中心的香港地區,在先秦時期的經濟文化雖然從整體上看發展較為緩慢,但較之

以前,仍是有進步的。主要表現在:(1)人們的居址不再限於海灣的沙堤和其附

近的山崗、台地上,有逐漸向內陸河流兩岸的山崗坡地遷移的趨勢,這意味刀

耕火種的游耕農業有了較大的發展,人們不再單靠漁獵採集為生;(2)製陶工藝

有很大的進步,幾何印紋陶已發展到硬陶階段,火侯高,造型規整,紋飾豐富

精美,且出現施青釉的陶器和原始瓷;(3)在石壁東灣、深灣C層、大灣上層、

10 沙螺灣上層、蟹地灣上層、萬角咀和虎地灣等伴出夔紋陶的遺址中,曾出土劍、

戈、矛、鏃、斧和魚漖等青銅兵器和工具,還發現了一些鑄銅石範和一件熔銅坩

堝,說明了已初步掌握鑄造青銅器技術。上述三點都具有青銅器時代的某些因素

和條件。但問題是:(1)刀耕火種的游耕農業,不能久居一地,生產力低下,也

難有剩餘;所發現的遺址均很細小,面積不大,發現這段時期的居址建築遺跡和

15 墓葬也不多,是否存在相連成片的村落不無疑問,更遑論城堡的出現和政權的組

織了。(2)出土的一些青銅兵器和工具,多出自伴出夔紋陶遺址的上層或表土擾

亂層,沒有地層疊壓的證據,是否全是先秦時期的遺物,實在存有疑問。幾何印

紋硬陶特別是具有夔紋紋飾的幾何印紋硬陶,多數學者認為都是青銅器時代的產

物,但在香港則不盡然,其下限的年代可能延續至秦漢時期。總之,香港田野考

古發掘不多,大面積的發掘更少,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是難有共識的。

20

19 世紀以前的香港無論在地域上、文化上都是廣東的一部分,把它與廣東這

個大範圍一併進行觀察研究,對判斷香港先秦社會狀況也許會有很大的幫助。廣

東的考古工作者對廣東先秦社會性質問題歷來亦存有爭議。一種持肯定意見,認

為廣東的青銅器時代,"上自商末西周,下至春秋戰國,前後經歷七八百年";"廣

25 東境內出現奴隸制要比中原地區晚了一千多年,大約從春秋中晚期開始直至戰國

晚期"。(24)另一種則持相反的意見認為,(25) 持肯定意見的可質疑之處甚多,還有可

商榷之餘地。

30

(24)蔣祖緣、方志欽:《簡明廣東史》,1987年,頁41-49;徐恆彬:〈廣東青銅器時代概論〉,《廣東出土先秦文物》,1984年

頁45-63;莫稚:<廣東青銅器述略>·載暨南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編):《中國古代史論文集》,第1輯,1981年, 頁338-369.

。

(25)區家發:〈廣東先秦社會初探-兼論 38座隨葬青銅器墓葬的年代與墓主人問題>,《東南文化》,1991年1期,頁131-

142 •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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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10

判斷廣東在先秦是否進入青銅時代或奴隸社會,不能只看出土某些青銅器,

關鍵在於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社會財富的分配方式,是否足以產生青

銅文明和奴隸制度。從已發現的數百處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所見,大都面積不

大,文化層淺薄,遺物也不豐富,相連成片的居址建築遺跡尚未發現。粵東、珠

江三角洲和沿海地區的遺址仍然多坐落在江海岸邊,鮮見大型的農業生產工具, 5

原始農業不發達,漁獵採集經濟的比重還很大,社會經濟仍然相當原始。再從

所謂青銅時代的夔紋陶、米字陶遺址觀察,遺址分佈較密而面積細小,文化層淺

薄,至今尚未發現相連成片的長期定居的村落,更沒有發現與青銅文明相適應的

遺跡,如冶煉金屬場地、城堡建築等等。這時的先民可能已從河海岸邊以漁獵採

集為主的經濟逐漸擴展到台地和平緩的坡地上過着農牧生活,但只能是"刀耕火

種"的游耕農業,社會生產力仍然相當低下。在中國學術界一般把青銅時代代表

着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從野蠻時代發展到文明時代,"大抵以城市、文字、金

屬器和禮儀性建築等要素的出現,作為文明的具體標誌。儘管在世界各地之間,

由於歷史、地理、經濟和文化種種原因,進入文明時代的標誌並不整齊劃- 但

文明誕生,就是國家和階級社會的出現,象徵着社會進化史上的一個突破性的質 15

變" (26) 廣東的史前文化是看不到這種質變的,既沒有政權的組織,也沒有發現文

字、城堡和禮儀性建築物,雖出土一些青銅器,但時代存疑。看來,與青銅文明

時代還有一段距離,還未最後脫離原始社會範疇。香港地區與廣東是一個整體,

其社會性質亦應作如是觀。

,

20

四·香港史前文化與大陸及鄰近地區的比較

(一)香港首批居民與湘北湯家崗早期文化有着密切關係

從六千年前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考古發現,已可以看到香港與環珠江口地區

同屬於一種以夾砂細繩紋陶釜、泥質磨光鏤孔圈足彩陶盤和白陶盤為特徵的文

化。這種文化分佈範圍很廣,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帶,已發現的遺址約有

25

(26)安志敏:(論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5期。

30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二三十處。其中珠海市後沙灣遺址(27)第一期文化層和深圳市大黃沙遺址(28) 第二、

四層的出土遺物較豐富和典型,在考古學文化分類上,暫以它們為代表,稱之為

"後沙灣大黃沙類型文化"。這類型文化與湖南洞庭湖西岸之安鄉湯家崗、澧縣丁

家崗早期文化(統稱為"湯家崗文化")甚為相似,具有許多共性。(2)例如在陶器

5 方面:(1)陶系均以紅或橙黃陶為主,分夾砂和泥質兩類,泥質陶多加紅或白

陶衣,打磨光滑;(2)製法均用泥片貼築法或用泥條盤築法手製;(3)器形也基

本相同,均只見圜底器和圈足器,不見三足器,常見之器類為釜、罐、碗、缽、

盤、盆、豆、甕、器蓋和器座、支座等;(4)裝飾手法均常用刻劃、戳印、壓印、

模印、鏤孔、彩繪等按陶器的色澤、器形而施以不同的紋飾圖案,所施之紋飾也

大同小異。兩地所出之白陶盤,製作均極精細,花紋繁褥,組合紋飾講究通體效

果,如出一轍。在石器方面,均只見中小型的手工工具,未見大型的農業工具,

器類簡單,不外是斧、錛、鑿之類,數量也不多。沿用打製的砍砸器、石片和礫

石的大量使用也是相同的。石器工具的落後,也顯示他們同處於水網地區,仍以

漁獵採集經濟為主,原始農業不發達的情況相一致。

10

15

湯家崗文化有自己的地域傳統,與洞庭湖地區早期的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

文化,在譜系上都一脈相承,(30) 源頭清楚。而珠江三角洲的後沙灣大黃沙類型文

化是突然出現的,在本地區找不到淵源,其年代也比湯家崗文化晚了許多,它是

受到湯家崗早期文化的影響而產生至為明顯。而且更有可能是湯家崗早期文化的

氏族向南遷徙拓殖的結果。在原始社會裡,人幾乎是唯一的文化載體,文化的影

20 響與傳播,往往與氏族的遷徙有關。洞庭湖地區與南海之濱相距遙遙千里,但也

是原始氏族活動範圍之內。氏族遷徙流動到遙遠的地方,當然不可能一次到達,

是要經過漫長的歲月輾轉而至的。1986年在長沙市郊發掘的大塘村遺址,是屬於

湯家崗早期文化的遺存,年代距今約七千年,說明了湯家崗早期文化的南端已到

湖南中部的長沙地區。1985年廣東省博物館在粵北曲江石峽遺址東部發掘,在

25 "下層的早期層位"亦發現了後沙灣類型文化的遺存。長沙和曲江恰好是處在洞庭

湖地區與南海之濱的中點,正是兩地的中途站。這樣,我們就不難推測出湯家崗

30

(27)李子民:〈淇澳島後沙灣遺址發掘〉,《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1991年,頁3-21。

(28)(廣東大黃沙沙丘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11期,頁1-11。

(29)主要根據下列文獻:1.注(27)、(28);2.(湖南安鄉湯家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2年4期;3.(澧縣東田丁家 崗新石器時代遺址〉,《湖南考古輯刊》,第1集;4.〈澧縣三元宮遺址〉,《考古學報》,1979年4期;5.〈湖南皂市下層新

石器遺存>,《考古》,1986年1期;6.〈安鄉劃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3年4期。

(30)孟華平:〈論大溪文化〉,《考古學報》,199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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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早期文化向南傳播路線。首先向湘中的長沙地區進發,在長沙地區發展了一段時

期後再溯湘江而上越過南嶺進入廣東北部的曲江,其後再沿北江順流南下進入珠

江三角洲並擴展至沿海一帶。 (31) 香港首批居民,可能就是湯家崗早期文化移民的

後裔。

湯家崗文化是從石門皂市下層文化發展而來,皂市下層文化的C14年代是 5

距今 6,920±200年,湯家崗文化的年代上限,大概不會相差太遠。而珠海市後沙

灣遺址第一期文化遺存的熱析光年是距今4,828±483年,深圳市大黃沙遺址

的 C14 測定年代為5,600±200年。可知湯家崗早期文化傳播至南海之濱歷時千年

左右。

10

(二)夔紋陶類型文化的族群

15

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約相當於中原春秋戰國之時,中國南方使用

幾何印紋陶的越人,逐漸形成各自不同的族群。即史稱之"百越"。《漢書·地理

志》顏師古引臣瓚言:"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句吳、

于越、東越、閩越、西甌、駱越等就是見於史籍的百越族群。百越民族的歷史關

係比較密切,但彼此互不統屬,各自有不同的發展歷史。今廣東省亦是百越民族

地區之一,但到目前為止,仍未弄清先秦時期的確切地名和在其地居住的古越人

的確切族稱。"南越"之名稱是趙佗入主嶺南自立為南越武王後才出現的。相信 20

當時應有地名和族名,不過不為我們所知而已。根據考古資料,當時居住在今

廣東(湛江地區除外)、湘南、贛南和桂東北等地的古越人是普遍使用一種以拍

印夔紋的幾何印紋陶器為文化特徵的族群,現既不知其原名,只能暫稱之為"夔

紋陶類型文化"族群。香港與深圳地區伴出夔紋陶的遺址不下數十處,當屬這一

族群的一分子。所出之陶罐、陶甕,體形巨大,造型規整美觀,拍印之夔紋富變 25

化,有重漖、圓頭、雙頭、漖形直身等種,多以陽紋為主,陰紋為輔,印模雕刻

精緻,構圖嚴整,予人以浮雕感,足以作為夔紋紋飾的代表。但夔紋陶的淵源似

不在香港,因為它一出現便已很成熟精美,從未發現其重疊錯亂印痕淺的雛型,

明顯是從外地傳入。夔紋紋飾是幾何印紋中的一種,與夔紋同時的還有雷紋、勾

30

028

(31)區家發:(淺談長江中下游諸原始文化對廣東地區的傳播與消亡〉,《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1993年,頁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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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蟹地灣遺址出土的夔紋硬陶大甕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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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連雷雲紋、菱格紋、渦紋以及雲雷紋、重圈紋、方格紋等與中原青銅器紋飾相似

的紋飾。兩廣地區在春秋中期以前尚無土著的青銅文化,這些具有中原青銅器紋

飾的幾何印紋陶似不會在嶺南首先產生。嶺北越人接受中原青銅文化早在殷末,

夔紋陶的發源地可能是在這些地區。根據湖南考古資料,湘江中上游的衡陽、郴

州、零陵和邵陽等地,是古代越族的居住地區,這裡幾何印紋陶早在西周早中期 5

已很發達。零陵菱角塘、何古山遺址中出土印紋陶佔 90%以上。與菱角塘遺址文

化面貌相似的衡陽周詩頭遺址,其下層的印紋陶多回紋、勾連雷雲紋、折曲紋、

渦紋以及雲雷紋和方格紋的組合紋飾;遺址上層陶器的紋飾有變形紋和雙線F

紋。

10

(32) 廣東出土的幾何印紋陶紋飾基本上與湘南地區所見略同,而年代則較晚,

更增加由湘南傳入之說的可能性。春秋戰國之際,楚國的政治勢力推進至湖南的

中南部,逼使一部分不願意接受楚國統治和其文化的嶺北越人逐步向南退縮。吳

起南平百越,將楚國邊界推展至九嶷山一帶的古蒼梧,更促使嶺北越人大規模南

遷嶺南,分佈到北江、西江、桂江一帶。嶺北越人的南遷,不僅帶來仿銅器的夔

紋、雷雲紋等幾何印紋陶拍印技術,也帶來了富有特色的青銅文化,如三足外撇

的越式鼎、篾刀、弧形刃直鞏斧等,而且將吸收到的鄰近地區的文化因素也帶到 15

嶺南,如靴形鉞、扇形鉞等青銅器,從而揭開了頗富地方特色的紋陶類型文

化。曲江、香港等地的夔紋陶遺址裡常伴出小件青銅器,不少研究者認為其年代

較晚,在這裡可以獲得合理的解釋。嶺北越人南遷之後,由於住地分散,各不統

屬,與原住嶺南的土著越人也會產生某些矛盾和衝突,直至戰國末年,其社會發

展仍停留在軍事民主制階段,未能建立方國,也可以從中看出一些端倪。

20

(三)與東南亞的交往

南中國南面與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隔海相望,相信與 25

她們的聯繫從人類的童年時代就已開始了。東南亞巽他地區,每次冰期海退時都

會出現"巽他大陸",把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連接起來,為南中國

與南洋群島的交往架起一道陸橋。 東南亞諸國的考古資料和民族志資料證明,她

(33)

030

(32)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90年,頁208;〈衡陽周詩頭遺址發掘簡報〉,《湖南考古輯刊》,1986年 30

3期。

(33)《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1985年,頁37。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們的古文化多與中國有淵源關係。最密切的莫如印支半島,她與滇、桂接壤,自

古就是親戚,人民交往頻仍,已無庸贅言。就以巽他群島來說,從舊石器時代起

其文化與華南地區就有很大的一致性,同屬於礫石/石片石器傳統。(34)至新石器時

代,兩地文化的相似性和共性就更多。如使用有段石錛、幾何印紋陶、銅鼓、獵

5 首、紋身、拔牙等風俗習俗,杆欄式建築和原始宗教之多神崇拜等等。(35)不少中

外學者認為這是從中國東南地區的百越民族傳過去的,兩地人民也可能有血緣關

係。華南地區的人民與東南亞地區人民的交往通道甚多。廣州歷來是重要口岸之

。

香港位於珠江出海口,是廣州的外港,對外交往的橋樑,想必少不了香港地

區的民眾參與。在沙撈越尼亞地區的石器時代墓葬,經鑑定墓主的門齒為鏟形,

10 這是蒙古人種的特徵。這與南丫島深灣遺址下層土葬墓墓主的鏟形門齒一致。尼

亞的新石器時代墓葬,"墓坑非常淺,屍體通常放在一個挖空的木頭中,亦或放

在木板、蓆子或網上,並用赤鐵礦粉末染色。隨葬品有磨光石器,裝飾着三種顏

色的精美陶器,還有大量的類玉器、方解石和黏土、小珠、動物牙齒、貝殼、種

子和堅果等"。這種葬制和隨葬品與香港、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葬制和

15 隨葬品甚為類似。墓坑淺和撒赤礦粉末於死者周圍,正是增城金蘭寺、潮安陳橋

村貝丘遺址的墓葬中常見現象。鄭德坤引述威廉·G·索爾海姆(Solheim, Wiliam

G.)的研究,山都望的"史前陶器"與香港發現的公元前5至2世紀的遺物有相似

性。(36)那麼香港史前陶器的製造技術有遠傳至沙撈越的可能。香港之東灣、大灣、

萬角咀、蟹地灣諸遺址出土的青銅器,如劍、斧等與越南東山文化亦有不少相似

20 之處。而東灣文化的青銅器是源自雲南青銅文化,因而香港的青銅劍可能是通過

越南輾轉傳入。

總之,香港雖是彈丸之地,史前時期不見經傳,但可以認為,先秦時期華南

地區的人民與東南亞地區人民的交往,香港的居民應是有參與的。

25

30

(34)Dunn, E.L.,〈東南亞巽他地區史前時代海洋的變化及海洋資源的開發,Modem Quaternary Research in Southeast Asia, in

Baststra, G.J. and Casparie, W.A.(eds.), Vol. 2;周大鳴:(東南亞地區舊石器文化與中國舊石器文化的關係〉,《東南文化》, 1988年1期,頁1-6。

(35)林蔚文:百越民族與東南亞民族文化探微》,《百越民族研究》,1990年,頁31-49。

(36)鄭德坤(著),振亞(譯):(從沙撈越考古發現談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古代文化交往〉,《東南文化》,第2輯,1987年,頁

149-159 ·

031

032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五·秦漢以後的考古

(一)歷史沿革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嶺南設置桂林、象、南海三郡。今廣東大部分屬南

海郡,下轄番禺、四會、龍川、博羅四縣。郡治在番禺。香港地區和珠江三角洲

一帶隸屬番禺縣。自秦設置郡縣以來二千多年,香港的隸屬多次變更,其歷史沿

詳見右表。

5

10

(二)李鄭屋漢墓與東官官

1955年8月,九龍李鄭屋發現了一座較為大型的東漢室墓。墓的結構呈

"十"字形,分墓道、前室、後室和兩個側室,前室為穹窿頂,餘為頂。墓門部

分已被破壞,殘長6.5米,前室穹窿頂高2.6米。隨葬品相當豐富,陶器 50件, 15

有罐、釜、鼎、尊、扈、豆、盒、壺、器蓋和屋、倉、井、灶等模型明器。銅器

八件,其中有鏡、洗和鈴等。此外,還發現有銘文墓磚,銘文是"番禺大治曆"、

"大吉番禺"等吉祥語。墓磚銘文出現"番禺"兩字,證明香港在漢朝時屬於番禺

縣轄地。

20

與香港毗連之深圳市南頭鎮和新安鎮,出土不少漢墓,其中西漢墓4座,東

漢墓 33 座。西漢墓為長方形或凸字形豎穴土坑墓,東漢墓有土坑墓和磚室墓,磚

室墓亦分長方形券頂和凸字形穹窿頂兩種。西漢墓出土遺物有陶罐、陶器蓋、

陶三足盒、陶杯、銀鐲、銀戒指、銅鏡、銅錢、料珠等。東漢墓的隨葬器物均較

豐富,共出土陶器銅器數百件之多,基本上與李鄭屋東漢墓所出相同。深圳市新

安鎮編號新鐵M58還發現三塊"熹平四年(175)紀年墓磚,說明這批磚室墓是 25

漢墓是無庸置疑的。

(37)

廣東地區發現漢墓最多的是廣州市。像香港李鄭屋和深圳市發現如此之多且

頗具規模的漢墓,除廣州、佛山、樂昌、徐聞、廣寧等當時的郡治、縣治和軍事

駐地外,實不多見。香港和深圳位於南海之濱,沒有肥沃的平原,原始農業不發

30

(37)〈深圳近發現古墓群,掘出珍品三百多件(深圳市博物館資料),載香港《文匯報》,1981 年10月5日。

香港地區歷史行政所屬表

沿革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時代

史前時代

屬古越族先民之地。

5

秦朝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在嶺南設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屬南海郡番禺縣轄 地。

南越國

南越王國轄地。

漢朝

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平定南越割據政權後,恢復秦朝郡縣制,仍屬南海郡番禺 縣轄地。武帝時在番禺設置"鹽官",史稱"東官"。香港是鹽業基地之一,受鹽 官直接管治。

吳黃武年間(222-229)分南海郡,於增城立東宮郡,屬東官郡轄地。甘露二年 (265)於深圳南頭設"司鹽校尉",管理沿海鹽場,香港鹽場受其管轄。

屬南海郡番禺縣轄地。並續吳制,於深圳南頭設司鹽都尉,香港屬之。

咸和六年(331)分南海郡為東官郡,新設寶安縣,把原屬番禺縣的今香港、深 圳、珠海、中山、東莞等地劃歸寶安縣。

10

三國·吳

西晉

東晉

南朝

屬寶安縣轄地。

隋朝

15

唐朝

五代·南漢

宋朝

元朝

20

明朝

清朝

25

英佔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

屬東官郡寶安縣轄地。開皇十年(590)廢東官郡,寶安縣歸南海郡管轄。

屬廣州都督府寶安縣轄地,至德二年(757)改寶安縣為東莞縣轄地。於屯門設軍 鎮,香港成為軍事要塞,配備一支艦隊,以保護來往商舶。

屬興王府東莞縣轄地。又設"媚川都"採珠,其地在大步海,即今之大埔吐露港 一帶。

屬廣州都督府東莞縣轄地,在九龍官塘設置"官富"鹽場,由鹽官直接管理。

屬廣州路總管府東莞縣轄地。

屬廣州府東莞縣轄地。萬曆元年(1573)分東莞立新安縣,轄地包括今香港及深 圳市。

屬廣州府新安縣轄地。康熙五年(1666)因遷界廢新安縣併入東莞縣。康熙八年 復置。

道光二十二年(1842)鴉片戰爭後,清朝政府被逼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 予英國,1856年英法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於1860年再迫清政府簽訂《北 京條約》,割讓南九龍予英國。1898年英國又逼清政府租借北九龍和新界。即 從 1842 年起,英國先後在香港、九龍和新界建立殖民統治。1941年12月8 日,日軍動太平洋戰爭,至12月25日香港淪陷,成為直屬東京大本營的"佔領 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英國重新接管香港,繼續其殖 民統治。

1984 年12 月中英簽署《聯合聲明》,英國於1997年7月1日交回香港給中國。 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特別行政區。

30

033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達,實屬化外之地,按理一般平民百姓是難以擁有如此規模的墓葬。一生的勞動

價值也難購買一件銅器,更無能力構築規模龐大的磚室墓了。我們認為應與漢代

在這裡設置鹽官統營鹽業有直接的關係。有不少研究者推測李鄭屋漢墓的墓主是

鹽官或其家屬的墓塚不無道理。

(38)

漢武帝為了充實國家的財政,將鹽鐵收為官營。提升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

大農,盡代孔僅管理全國鹽鐵, 於南海郡的番禺縣,蒼梧郡的高要縣等 36 處設

置鹽官,統管全國的鹽業的生產與銷售。番禺縣和高要縣鹽官為嶺南僅見的兩處

鹽官,一個在東,一個在西,位於東面的番禺鹽官,史稱為"東官",治所在今之

深圳市南頭鎮。香港與南頭毗連,枕山面海,港灣眾多而優良,扼珠江口江海交

通之要衝,是南海郡的門戶,既富鹽產,更是漁鹽貿易的重要集散地。漢朝政府

在此設置鹽官管理鹽業的生產與貿易是十分適當的選擇。

漢朝鹽官,是設於產鹽區管理鹽政的機構,也是鹽政管理的官員,職位僅次

於州牧或郡太守,均頒銀印青綬,屬中央統管(東漢時屬有關郡縣管轄,其地位

之顯赫可見。漢時的番禺縣範圍很大,今之香港、澳門、深圳市、珠海市、中山

市、東莞市、番禺市均屬番禺縣轄地,也是產鹽的發達地區。今之廣東、廣西、

湖南、貴州等省區的食鹽都有賴於番禺和高要兩處鹽政管理機構供應,產銷都非

常龐大。從鹽官的品秩和銷售地域看來,番禺鹽官無疑是一個龐大的管理機構和

食鹽產銷機構。這個機構,除配備一批管理生產、貿易、税收、交通運輸的官員

外,更有人數眾多的鹽工,也帶動為其服務的工商各業。當時香港和深圳的人口

密度和經濟繁榮的情況可以想見。

在古代,專利政策必要靠嚴刑峻法來維持;人口龐雜,工商業繁榮更有必要

配備軍隊以維持治安。當時的鹽工有刑徒,也有僱工,有土著越人,也有南下的

漢人,品流複雜,一般由國家供給生產工具,以軍隊監督勞動,可以說還保留着

奴隸制的生產方式。田野考古資料表明,香港在漢代是有屯兵駐守的。1933年

英人芬戴禮神父在南丫島大灣遺址的調查發掘,發現了不少銅兵器,如劍、戈、

矛、鏃等,其中還發現了三枚鐵鋌銅鏃;(39) 1992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在大嶼山白芒遺址進行發掘,除發現漢代的鐵斧、鐵等生產工具外,亦發現了

5

10

15

20

25

034

(38)《漢書》,卷24,〈食貨志〉,頁1174。

(39)Finn, Daniel J., "Archaeological Find on Lamma island," JHKAS, 1958, pp.122-125.

30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數枚鐵鋌銅鏃。(40)

鐵鋌銅鏃的發現有特殊意義。它是西漢時期的重要兵器,在邊疆

地區如朝鮮、新疆等地多有出土,在內地則較少發現,可見這種兵器多配備於遠

征和邊防的軍隊。這批青銅兵器和鐵鋌銅鏃不大可能是被監督勞動進行鹽業生產

的刑徒和僱工所有,也不會是臣民之物,應是屯兵之遺留。白芒遺址出土遺物

5 既有漢文化的生產工具和兵器,也有大量屬於土著越人文化的陶器,如紋和加

戳印的幾何印紋陶。這些遺物的出土,還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是鐵斧、鐵臿在

當時是非常難得的農業生產工具,一般農民不易擁有,應是駐軍之物,也是漢代

屯田的制度在香港邊區得到落實的明證。二是漢越兩族的融洽共處。番禺鹽官

管轄的各個鹽場的員工和駐軍,不分種族、不分地域,共同工作,充分體現土著

10 越人與南下漢人的融合過程。

15

(三)從殼灰窰的廣泛分佈看製鹽業的興盛

香港古代的製鹽業,自漢朝在番禺設置官統營食鹽之產銷,直至清朝的兩

千多年間,都是社會經濟的重要部門。

唐宋時期,香港地區的製鹽業尤為興旺。這可從考古發現大量的與製鹽業有

關的殼灰窰遺址和其遺物得到證明。這種殼灰窰,是利用蠔殼,珊瑚和其他貝殼

為原料燒灰的窰爐。據考古調查發掘資料,在大嶼山、南丫島和港九各大小海灣

20 的沙堤上、台地上或山坡上都遍佈燒製殼灰的窰遺址。殘存的殼灰窰和其遺存實

在難以數計。有些暴露於地表上,更多的已被現代農耕平整土地時所破壞而被掩

埋於地層中。殼灰窰結構簡單,分窰門、火膛和窰室三部分。砌窰時,先在地上

挖出一個直徑約兩米左右的圓形淺坑,除窰門部位外,四周用磚石或黏土砌出約

高50 厘米略向內歛的窰壁便成。裝窰時,先在窰室底部墊上一層柴枝和黏土製的

25 通火陶棒,然後才放上一層原料。其後如是一層柴枝和通火陶棒,一層蠔殼,層

30

層疊放,使之逐漸成為圓錐頂為止。燒窰時,在火膛生火,窰內各層的柴枝被燃

着後,火膛仍繼續燒火,直至原料成灰為止。殼灰的用途,除用作建築材料和農

業之外,在香港產鹽區,主要是用來塗抹加固竹篾織成的牢盤,使之不漏水,用

以盛放鹹鹵。古代製鹽,"在鹽田掘地為坑,坑口横架竹木,鋪上蓬席,再推上鹹

(40)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大嶼山北部調查發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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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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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白芒遺址出土的鐵鋌銅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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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 赤鱲角殼灰窰出土情況

036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沙。海潮漲時,'鹹鹵'淋在坑內,潮退時提出鹹鹵,用細篾編成、牡蠣灰泥固的

牢盤中煎煉即成鹽"。(4)從香港遺留難以數計的殼灰窰和其遺物,可見當時需用殼

灰數量之大,牢盤的數量當更為驚人,從而也可推知當時的製鹽業是十分繁榮和

興盛的。這一點,史籍的記載也頗詳,可作印證。據北宋王存等撰的《元豐九域

5 志》:"東莞縣有靜康、大寧、東莞三鹽場和海南、黃田、歸德三鹽柵。"又據康

熙《新安縣志》:"宋時,新安縣有東莞、歸德、黃田、官富四鹽場"。這麼多的鹽

場,可見各個海灣都有鹽田。其產量之大,據《宋史·食貨》載:"廣州東莞,靖

康等13場,歲鬻二萬四仟餘石,以給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安南軍。"鹽

利更為驚人,《宋史·食貨》記載"廣州鹽倉每年課利30萬貫以上,潮州 10 萬貫

以上,惠州5萬貫以上,南恩州3萬貫以上"。課利收入的四成足供廣東各州縣的

開支。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東莞縣大奚山鹽民大暴動,一度波及廣州城。

大奚山即今之香港大嶼山,鹽民暴動竟能波及廣州城,香港之鹽民人多勢眾於此

可見。

10

(42)

15

(四)香港是歷代重要的水路交通樞紐

自漢以來,廣州不但是中國的主要進出口口岸,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港市。香

港的屯門則是廣州的外港,重要的水路交通樞紐。屯門港位於珠江口的東岸,兩

20 山夾峙,港灣優良,緊扼着江海交通的咽喉,形勢險要。海外使節商旅的船艦,

進入珠江口前,必須經過屯門和在屯門等候傳召才能進入廣州。番舶返航時也往

往需要在此避風或等候季風揚帆才離開中國。因之每年在此停泊的外國船艦不知

凡幾。隋唐以後,廣東沿海交通也漸趨活躍,載重千石以商業運輸為目的的貨

船,早已航行於粵東及粵西海面,(43) 屯門正是中途站或中轉站。加上香港和附近地

25 區又是個官營的大鹽場,產量巨大,與鹽業有關的貿易、工商各業都需要大量的

交通運輸去配合。如此種種,都使這個廣州的外港成為重要的水路交通樞紐。

漢朝時,香港已有屯兵駐守,以維持邊境的安全和監督鹽工的勞動生產。

30

(41)《天工開物》,<作鹹>,頁255-257。

(42)《宋會要輯稿》,卷194,(方域〉。

(43)《舊唐書》,卷19上,(懿宗紀〉,頁652。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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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國吳和東晉在此設置司鹽校尉和司鹽都尉,就帶有軍管性質。到了隋唐以後,由

於對外貿易的發展和沿海交通漸趨活躍,少量的駐軍已趕不上形勢發展的要求,

因此,唐朝在屯門設鎮以保護往返廣州的商船和維持境內治安。屯門鎮並不是一

般的以農貿市集為主的鄉村墟鎮,而是兵鎮,或稱軍鎮。《新唐書·兵志》記載當

時廣州的軍事機構:"有經略軍,屯門鎮兵。""兵之戍邊,大日軍,小曰守捉,

日城,曰鎮。"屯門鎮兵除配備陸軍外,並擁有一支艦隊。唐玄宗天寶二年(748)

冬,"海賊"吳令光在閩浙起事,南海郡太守劉巨麟調屯門鎮兵參與鎮壓。這支艦

隊曾開抵揚子江口,並擊潰吳令光部。(4)五代南漢時,在屯門設軍寨,駐有重兵守

衛,對番舶貨物抽取關稅。宋朝在屯門設"巡檢司",防止海盜入侵和拱衛廣州地

區,還在佛堂門設稅關。《新安縣志·山水略》載有佛堂門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

石刻碑文"碇齒灣古之稅關,今廢,基址尤存"。上述史跡,說明香港在古代不僅

是鹽業生產基地,而其屯門更是中國南大門廣州的外港、江海交通的樞紐、海防

軍事要塞。在中國歷史上應有一定的位置。

與其有關的遺跡遺物每有發現:如大嶼山妹灣仔遺址,出土大量宋明陶瓷

片,既有廣州西村窰和潮州筆架山窰等廣東窰場的陶瓷器,也有江西景德鎮窰和

福建德化窰場的產品;竹篙灣遺址也發現大量的陶瓷片堆積,出土明代景德鎮青

花瓷片和廣東各窰口的陶瓷片,並出土一些越南馬大班褐釉刻劃紋陶罐和馬來西

亞"葆馬來"陶器;(45) 糧船灣淡水湖沙咀遺址發現了明代沉船,遺物有數十顆波斯

琉璃珠和大量馬來西亞陶瓷。 (46) 妹灣仔遺址和竹篙灣遺址昔日原是海灣,出土的陶

瓷片堆積當是中外商舶在此下碇時拋下海中的廢物,經過長時間日積月累而成。

該兩海灣面積很小,容納停泊的船隻不多,停泊的時間也不會長久,而竟能堆積

如此大量的陶瓷片,那麼像屯門這樣的大港灣,中外商舶必經之地,每年停泊之

船艦,其數量之多不難想見。這些出土遺物,為香港是古代重要交通樞紐提供了

一些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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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44)《簡明廣東史》,頁109。

(45)古物古蹟辦事處和香港考古學會調查發掘資料;Lam, Peter Y.K.,"Ceramic Finds of the Ming Period from Penny's Bay,"

JHKAS,13:79-90,1992。

30

(46)Frost,R.J., "Sha Tsui, High Island, " JHKAS, 5:23-27,1974; Hong, C.H. and Ng, B., "Sha Tsui, High Island, " JHKAS,

5:28-33, 197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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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25

圖1.11 東晉墓隨葬物出土情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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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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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位於珠江出海口,依山面海,魚鹽豐富,水上交通便利,地理環境

非常優越,自古以來都是一處非常吸引人的地方。每一個歷史時期都不斷有內地

的人士前來開發這塊富饒美麗的土地,成為移民拓殖者的天堂。可以認為,香港

的繁榮富庶是千百年來的外來拓殖者逐步建立的。6,000年前最早到達本地區定居

的居民,其文化與湘北湯家崗文化非常相似,關係非常密切,可能就是從湘北輾

轉南遷而來。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居住在五嶺南北的古越人大量遷入,成為本

地區的主人。秦始皇戍邊開發嶺南和漢武帝在番禺設置鹽官後,大批中土人士(包

括官員、屯兵和謫民)帶着較先進的文化技術到來嶺南,與越人雜處。他們的

·部分也來到香港地區,從事行政、邊防和食鹽的產銷,使香港地區逐漸繁榮興

盛起來。六朝時期北方戰亂頻繁,"人相食,死者太半"。中原人士為逃避戰禍,

紛紛攜家出走。他們從黃河流域流入長江流域,一部分則進而流入珠江流域。大

嶼山白芒遺址發現東晉土坑墓,出土青釉陶罐、陶碗六件和綠松石珠、鐵較剪、

銀戒指、五銖壓勝錢。南丫島沙埔遺址也發現南朝墓一座。從該兩墓的墓形與隨

葬品看,均是中原葬制,提供了北人曾流入香港的物證。隋唐以後,香港地位日

益重要,不僅是江海交通的樞紐,更是邊防要塞,加上製鹽業鼎盛,帶動工商百

業繁榮,更吸引各地的鹽工和商人來香港尋求機會。特別是有宋一代,北方少數

民族長期南侵,給中原以至江南地區造成嚴重的破壞,人民大量流亡。廣南兩路

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和大量尚未開墾的可耕地吸引渴望安居樂業的各地士民,使

人口南移的規模超過漢、晉和南朝。今香港之圍頭人、客家人據稱多是在宋元時

從江西、福建等地遷來。新界鄧、廖、文、侯、彭五大族的族譜可以為證。清康

熙初年的遷界,造成土地荒蕪,人口大減,康熙八年(1669)清政府獎勵移民進

入展界地區,除部分原居民遷回外,也遷進不少廣東境內和江西、福建等地的客

籍人士。綜觀上述數千年來,香港人口不斷流動,居民來自五湖四海,難免因姓 25

氏、地域、語言、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不同而產生某些矛盾和碰撞,但基本上

還能和睦相處,各司其業。這種優良的歷史傳統,正是今天香港取得偉大成就的

重要因素之一,也是香港可愛之處!

20

(2)幾十年來,香港的考古成果很大,但存在的問題不少,很多問題尚有待

解決。犖犖大者如史前的歷史模糊不清,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早期和新石器 30

時代晚期早段的文化遺址遺物尚未發現,整個新石器時代的發展序列還有許多缺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環。香港是否經歷青銅器時代和與它相適應的奴隸社會,由於沒有獲得足夠的地

下資料實證,仍然意見紛紜,莫衷一是。秦漢以後,香港是歷代的食鹽生產基

地、海防軍事要塞和重要的江海交通樞紐,遺留下來的歷史文物無疑是相當豐富

的,可是至今我們所發現的僅是滄海中的一粟,既未發現歷時2,000 年的鹽場和其

5 居址建築,也未發現明清以前軍事設施的遺蹟,就是唐宋時期的墓葬也無一發

現。這說明香港的考古工作,任重道遠,實有加速發展的必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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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近年香港考古不斷有新發現,如2014年4月在港鐵沙中線土瓜灣站施工的地方發現有古物、古蹟,其中有六個古井和數千

件遺物。初步估計此處是屬於宋元時期的遺址,可能曾是住有1,000人以上的聚落。

04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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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 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霍啟昌

現在稱"香港"的,多指香港地區,即是包括了英國於1842年割佔的香港島、

1860年割佔的南九龍半島和昂船洲、以及1898年租借的新界及鄰近島嶼的全部土

地。驟看起來,香港的歷史似乎很短,更由於英國首相巴麥尊在1841年4月21

15 日曾對香港島作出以下評估:"只是一荒涼海島,連一間房屋亦不容易看見到。

因此不少人有個錯覺,都認為在英國人管治之前的香港,只是一處渺無人煙的荒

島,並無甚麼古蹟文物,自然更談不上有社會的存在。本章的主旨在於首先簡略

說明,香港地區各處不僅在石器時代以來即有文化的存在,而且一直是中國人繁

衍生息的地方。然後本章將會較為詳細分析和引述可信性較高的史料及保存的古

20 蹟文物,來證明從明至清被英人奪取前的這段時間,香港地區各處已有相當完備

的軍事防衛系統和行政機構,同時,當地的社會經濟和文教事業也有較大發展,

與中國內地鄉村比較,並無多大遜色。

25

明代以前的香港地區

(一)概況

根據中國歷史文獻的記載,現今的香港地區,早於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

30 南越後,設南海郡時已納入中國版圖。之後經歷漢、晉、隋、唐、五代、宋以至

於明,香港地區所屬的縣治,歷代都有所更改:漢時隸屬番禺縣,晉時隸寶安

043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

(1)

縣,唐代屬東莞縣,明萬曆年間(1573-1619)則改名新安縣。到了清代,除了

在康熙年間(1662-1722)曾一度被併入東莞縣外,香港地區仍屬新安縣管轄

香港地區內的地名,在中國歷史文獻中最先出現的要算"屯門"了。屯門一名早在

《新唐書》中已有記載。在唐代,由於它的地理位置優越,是廣州在海上對外交通

的要衝,故此有屯門的設立,並駐兵作為保護往來商舶之用,更有郵驛人員負

責傳遞消息,可見屯門在當時已是重要的防守及駐軍地區。到了宋代則改在大奚

山(即大嶼山)設駐摧鋒軍。同時宋政府亦在香港地區內設官管治,所以兩宋間有

官富司之設。及至元時則改設屯門巡檢司。相信宋之官富司和元之屯門巡檢司對

香港區內一些地方都曾負起民政的職責。但在明之前,香港地區內哪些地方是屬

於哪個官員的管轄地域,則難以考證。

5

10

根據本地文獻記載,中國內陸人士陸續遷移到本地區定居是始於宋代的。北

宋時大概由於中原戰亂的影響,而香港地區盛產莞香、珍珠及海鹽,所以吸引了

一些中原人民前來。其中有文獻記載,最早遷入的可能是元朗錦田鄧氏的始祖鄧

符協。他大概在北宋熙寧年間(1063-1077)定居在屯門河谷以北的富庶地區錦

田,其後鄧氏家族繁衍,逐漸分支到屏山、厦村及龍躍頭等地。隨着鄧氏的遷 15

入,一些現今新界的大族相繼前來定居。如新田文族、上水廖族、河上鄉侯族及

粉嶺彭族。他們為香港地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且對以後當地的建設,貢獻甚

大。

20

(二)軍防

廣東是在1394年開始才設有海防部隊。在這一年中,明太祖下詔設立廣東海

道負責守護廣東海岸以防倭寇侵犯。(2)當時香港地區屬東莞縣界內。而又是在1394

這一年,明政府在東莞距離香港地區很近的地方特別設立了一個防禦千戶所。(3)更 25

且在同一年,又於東莞縣城東南四百里處設置了大鵬守禦千戶所。(4)明代初年,香

044

(1) 蕭國健認為在漢代香港地區屬南海郡博羅縣,而不是番禺縣管轄範圍,而直至到東漢及三國時期仍然沒有改變。見蕭國健:

《香港前代社會》,頁 13。

(2)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01,頁11上。

(3) 胡宗憲、鄭若曾:《籌海圖編》,卷3,頁8-16;《大明一統志》,頁4867-4868。

(4) 史澄:《廣州府志》,卷73,頁1上。

30

30

25

20

城安新

-

密室

10

045

城鸛天

圖

圖2.1 16世紀《新安縣志》地圖(部分)

坦

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046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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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5

圖2.2 屯門青山禪院

30

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5

港地區的防禦,主要依靠東莞千戶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賴於大鵬千戶所的兵

力,因為一小部分香港地區是在這戶所防禦區域之內。隨後,廣東沿海防倭的巡

防網絡系統便組織起來,而香港地區內一些戰略要點就相繼成為這個廣東沿海守

禦系統中前哨基地之一

(5)

。

根據明代有關海防的文獻,在1540年廣東沿海重要地區的巡防系統劃分為

路以防禦倭寇襲擊。 香港地區屬於中路的範圍。如顧炎武所說:"海口有三路,

設巡海備倭官軍以守之......中路自東莞南頭城,出佛堂門、十字門(在澳門港口

外)、冷水角諸海澳。 》(6)中路防禦的構成是恐防倭寇在其從福建到廣東航程中,

若果無法在柘林登岸,則必定會轉駛向東莞海疆。因而必然經過一些戰略港口,

10 如屯門、大嶼山(大澳、東涌)、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特

別是南頭,極可能被寇船用作為停泊與潛匿的理想地點。

所有上述戰略港灣和島嶼周圍水域合起來就是防禦系統的中路。在這些港口

周圍都有官兵巡邏或留駐。明文獻並未有說明這些官兵為誰,但有提及防衛系統

包括陸軍和水師。香港地區的防衛陸軍應主要來自東莞千戶所,而亦有可能很少

15 部分抽調自大鵬千戶所。但按照明代軍制,除衛、所外還在沿海岸戰略要點設置

巡檢司。 位於香港區內的巡檢司是官富巡檢司。 (8)但現存的資料顯示,這個官富

巡檢司是到16世紀70年代才在香港地區設立的。(所以在1550至1570年這段時

間,主管香港地區沿岸防務的陸軍官員是東莞和大鵬兩處千戶所的指揮和千戶、

百戶等。每當倭寇或其他海盜侵掠香港地區時,他們便馬上帶領部隊前往各戰略

20 要地抵禦,而在侵掠者撤退後,這些官兵便返回平時的守衛處所。不過,到設立

官富巡檢司以後,負責守衛香港地區的明官員就常駐在那裡了。

25

除陸上巡邏外,在明時還有戰船在香港地區水域內執行任務。但明初的水師

並無獨立的編制,而是置於衛、所等軍官指揮之下。因此主管香港地區的水師的

官佐,也應是東莞、大鵬兩千戶所的軍官。

大概在1565年廣東全省水師正式組成六寨。(10)廣州寨主管廣州一府巡海任

(5) 周廣:《廣東考古輯要》,卷30,頁1上。

(6) 顧炎武:前引書,卷97,頁9下。

(7)《明會要》,卷13,頁76。

(8) 胡宗憲、鄭若曾:前引書,卷3,頁5;茅元儀:《武備志》,卷213,頁6上一下。

30

(9) 王崇熙:《新安縣志》,頁61。

(10)周廣:前引書,卷30,頁9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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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務,總部駐於東莞縣的南頭。(II)更有一名參將任命為南頭寨的指揮。到1586年

曾由一員軍階較高的總兵代替參將統率水師,但只施行了四年便恢復由參將指 揮。(12)南頭寨最初的兵員為1,486名,但由於倭寇為患日益猖獗,南頭寨的水師

兵力相應地於 1591 年增加到 2,008 名。(3)而寨所擁有的戰船亦由53艘增添至121

艘。(14) 除此之外,戰船停泊的巡防前哨基地也相繼由佛堂門、糧船灣、洛格、大

澳、浪淘灣和浪白六汛,擴大到包括屯門、急水門、東涌、西涌、鵝公頭等多

處。

(15)

其中可考訂在香港地區海域以內的至少有七處之多。

。

(16)

明代在香港地區設立的防禦措施,原是保衛廣東沿岸重要地區的防巡防網

絡系統的一部分。但倭寇問題未完全解決,葡萄牙人的東來又引發了新的問題。

西洋人(葡萄牙人,在明文獻又稱"佛朗機")在澳門的出現和留駐,引起許多明

朝官員的關注。他們關心怎樣設立防止葡人從澳門侵擾入內地的措施。 關注的結

果是明朝的廣東地方官員為了容許西洋人在澳門進行貿易,建立了一套細緻的防

禦機制,對在澳門及附近區域(包括香港地區的一部分)出現的外國人進行監察和

管理。 所以在倭寇被平定以後,在這地區的海防都仍然不放鬆戒備。上文所述位

(17)

5

10

於香港地區水域內的屯門、佛堂門,大嶼山的大澳和東涌以及其他海灣,在這防 15

禦系統中地位相當重要。它們都位於通往南頭半島的航路上,而南頭半島是防備

葡萄牙、荷蘭船隻沿珠江上駛進入廣州的主要屏障。因此上述各處海澳周圍水域

需有防衛船隻頻繁巡邏,這就是明廣東官員要在屯門、佛堂門、大澳和東涌等處

設立巡防前哨點的原因。這些為一般人熟識的明朝巡防要點都是設立在現今新界

及離島。但根據一些可信性高的明清史料,在明萬曆年間(1573-1619)九龍一地 20

也是一個重要汛站,而且肯定已設有防禦措施。(18)

(11)周廣:前引書,卷30,頁9上一下。

(12)王崇熙:前引書,頁55;靳文謨:《新安縣志》,卷8,頁12上一13上。

(13)同上注。

(14)同上注。

(15)同上注。

(16)Fok, Kai Cheong, "The Macao Formula: A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of Westerners from the Mid-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Opium War Period," pp.140-154.

(17)同上注。

(18)霍啟昌:《香港與近代中國》,頁 23。

25

30

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三)經濟和文教

根據本地文獻記載,到了明代,現今新界的最大氏族如錦田鄧族、新田文

族、屯門陶族、上水廖族、河上鄉侯族、粉嶺彭族、九龍東頭村吳族及西貢林

5 族,早已開村立業。在明代新遷入香港地區者最少有溫氏、朱氏、袁氏、黎氏及

10

15

20

徐氏。而鄧、彭、林、廖、陶、吳、文等姓因為自宋元入遷後,其族人已經日漸

繁衍,到了明代時已開始分遷到粉嶺龍躍頭、元朗廈村、錦田吉慶圍及荃灣石圍

角等處。故此,在明郭棐的《粵大記》廣東沿海圖中的香港地區部分,已載有與現

今相同的地名數十處之多,顯示出在這些地方已有村莊建立。較為人熟識的有在

香港島的香港、赤柱、筲箕灣、黃泥涌;在大嶼山的石壁、大澳、東西涌、梅窩

村;其他離島的龍鼓洲、長洲、博寮(即今南丫島)、赤鱲州(今之赤鱲角)、仰

船洲(即今昂船洲)、急水門、蒲苔、南佛堂(今東龍洲);新界屯門、葵涌、

瀝源村、大步頭(即今大埔頭)、蠔涌村、將軍澳;及九龍半島的尖沙咀、九龍山

等。可見當時香港地區已有不少人居住。

在明代的本區居民的經濟作業,主要是種植莞香,採珍珠及煮鹽;但一些居

住在新界,離島和香港島之谷地者,亦有務農為生;而居住於沿岸的村民亦有以

捕魚為業的。相比來說,採珠業在明時較前代已走下坡,但香港區域仍然以產鹽

和香樹著稱。鹽產皆由大鵬灣經梧桐山運至廣州。至於香樹,則以瀝源堡及沙螺

灣兩地的為最佳,這裡所種的香木,多是由九龍尖沙頭草排村的香埗頭,載運至

廣州,然後再轉運至江浙之蘇松等地方出售。

至於明代香港地區的文教事業,雖然說不上是文風鼎盛,但亦絕不能說它是

蒼涼的邊陲之地。據記載,宋鄧符協在錦田創立的力瀛書院(一所學舍)在明時仍

存在。又現今仍存在的宗祠中不少是在明代建成的。例如位於新田蕃田村的文氏

太祖祠(又名惇裕堂),據新田文氏族譜的記載是明英宗正統九年(1444)興建的。

25 而位於河上鄉的侯氏宗祠、屏山的鄧氏宗祠和愈喬二公祠、粉嶺的松嶺鄧公祠、

30

錦田的清樂鄧公祠和大埔泰亨村內的文氏宗祠,雖然現在或是已經頹敗不堪,或

是已經多次重修,但都是在明代建成的。這類宗祠,往往是明代居住於香港地區

的氏族用以作為教育村中子弟的場所。因此明代在本區亦有考獲功名的人士,如

錦田的鄧延貞和鄧良仁、龍躍頭的鄧湛名以及上水的廖獻延等。

在明代於本區出現較為宏偉的建築物,現可以考定的,包括鄧氏在錦田興建

的吉慶永隆圍(現仍保持完整圍牆)、屯門青山的青雲宮(即前杯渡寺;今之青山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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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禪院)、元朗廈村的靈渡寺、佛堂門的天后古廟(俗稱"大廟"),及錦田觀音山

的凌雲寺等。這些都足以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居民的風俗習慣,以至宗教信仰

也是與閩粵沿海一帶並無多大差異,而其中亦不乏富庶人家,其文教水平亦無多

大遜色。

5

二·清代的香港地區

(一)軍事設施

10

在明代設立的沿海"防倭"和其後"防葡"的軍事措施,到了清代政府不單繼

續推行,而且更加以強化起來。這是與清朝所制定與西方人貿易的政策有密切關

係。清政府的對外海上貿易政策其實是源於明朝的,是從倭寇沿海為患的經驗中

學到的。明朝當局一早就體會到,"倭寇問題"絕不只是一種外患這麼簡單。倭寇

所引起的動亂是由中國一些不良分子從內部促成的。這些不良分子充當倭人的內

應,是倭寇劫略有時得手的真正原因。故此要成功防禦外來劫略者就要同時管制

潛在的協作者和內奸。(1)從多年來同外國人交往的經驗中,明代的廣東官員們經

已認識到假如把葡萄牙人及其他西方人限制在一個確實安全的地區(澳門)

,而

政府在該處又擁有充分的防禦和監視機制來審查那些充當雙方交往媒介的當地居

民,和控制外國商人的活動,那麼就可以平安無事地與外人進行貿易。(20) 清代合

法的海上對外貿易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開始已全部集中在廣州。清政府選擇

廣州成為對外通商的港口,主要原因是自從明中葉以來,廣東官員在澳門(包括

香港)附近地區,早已建立了一套嚴密的監管防衛機制。這個防禦系統是預防洋

人與內奸勾結做成威脅的措施,而這些原有的措施很容易被清政府加強用作保衛

廣州的安全。

(21)

自乾隆二十二年,在廣州設立的所謂"廣州貿易"制度的運作,很明顯反映出

清政府的一個周密的防禦機制來監管和控制前來經商的西方船隻和商人。香港地

15

20

25

(19)同上注,頁17。

(20)同上注,頁19。

(21)同注(16),pp.10-11。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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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圖 2.3 建於 1817年的大嶼山東涌炮台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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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區自清以來設立的軍事措施,在整個廣東海防機制上比較在明朝時更為重要,這

是由於愈來愈多西方船隻開到香港地區海域,而且在19世紀初期,英國人漸顯露

對香港地區內一些島嶼有覬覦之心,圖謀奪取過來,像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樣,將

其變成一個受英人控制的英國在華做貿易的基地。而在鴉片戰爭之前,香港島與

九龍半島的海域已屢次被英軍侵擾,在此期間一些有見識的官員曾多次增強對防

禦英人入侵的軍事措施。下面是這個歷史演變過程。

如前所述,在明末時新界及離島一些戰略性地點已設有汛站。除了在遷海期

間,清政府在這些香港區內的原有防禦基地都一直加派兵力防守。例如在康熙七

年(1668),新安縣沿海增設塾台21座以鞏固海防,其中有五座是坐落香港地區:

即佛堂門塾台、屯門塾台、大埔頭塾台、麻雀嶺塾台及九龍塾台。這些塾台都有

千總或把總帶兵防守。(2)到了雍正年間(1723-1735),

到了雍正年間(1723-1735),清政府更在佛堂門及大嶼

山增建炮台各一座,以鞏固這地區的海防。 (23) 在嘉慶時(1796-1820),在大嶼山

又設有大嶼山(水)汛和東涌口汛,以增強大嶼山炮台的防守力量。(24) 嘉慶二十二

年(1817) 清政府更於東涌口增建汛房,並且加築圍牆建成東涌所(寨)城,又

於東涌石獅山腳加建炮台兩座,大大地強化了此處的防禦力量。

,

(25)

香港地區內的海防戰略要點在清代廣東海防機制上比較在明朝時更為重要,

原因是由於中外的海外貿易重心,到清中葉時已轉到鴉片方面,而參與鴉片貿易

的西方商人船隻多喜歡停泊在香港區海域從事各種活動。但整區的防禦中心由 18

世紀下半期開始已漸次移到香港島及九龍半島,這大概由於西商的鴉片躉船已大

量寄泊在現今尖沙咀的海面。加以英軍曾數次侵擾九龍半島上的官涌,所以從 19

世紀開始到鴉片戰爭爆發期間,清政府對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兩處顯得十分關注,

先後在此建立新的軍事防線,設汛兵以為監察及防禦。及至鴉片戰爭爆發後,清

政府雖然被迫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但為了防止英人進一步入侵,曾銳意加強九

龍半島的軍事措施,結果是決定在九龍城興建寨城,設立另一條防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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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外文獻的記載,大概在嘉慶時期開始,清政府已在香港島設有紅香爐 25

和赤柱兩汛,駐兵防守。(26) 而自此之後島上的官兵有增無減。至於九龍半島,在復

052

(22)靳文謨:《新安縣志》,卷8,頁4下-5下。

(23)顧炳章:《勘建九龍城炮台全案文牘》,頁17-25。

(24)阮元:《廣東通志》,卷130,〈建置〉6、〈廨署〉2。

(25)同上注。

(26)霍啟昌:前引書,頁26-27。

30

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界後清政府即在當地建立九龍塾台,有士兵30名防守。 (27) 康熙二十一年(1682),

新安縣裁減兵員,並將縣內21座墊台削減為八座。但九龍塾台並不在裁汰之列,

(29)

(28)

只改名為"九隆汛",駐兵十名。 可見對這個地方之重視。其後工部尚書杜臻被

康熙帝派到廣東和福建巡視復界,認為九龍形勢很重要,還迅速增加了九龍區的

5 駐軍。 嘉慶十六年(1811),清政府更將原在佛堂門的大砲移至九龍寨海旁,並

建成炮台。(30) 道光初年,除了九龍炮台設有千總及兵員防守外,更有九龍海口汛由

十名兵丁駐守。(51)到了道光二十六年(1846),該炮台的駐軍已由38名增至47名,

另有協防外委一名帶兵20名,分守九龍海口汛。又在鴉片戰爭之前及期間,英人

曾多次侵擾九龍,顯示有覬覦之心。清政府為了加強在九龍的防衛,首先在道光

10 二十年(1840)在尖沙咀興建兩座炮台:一名"懲膺",一名"臨衝",共配有鐵砲

56座,分派大鵬左右兩營防守。(32)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又改調大鵬營副將

一員、九龍巡檢一員駐紮九龍以加強該地的監察和防禦力量。

(33)

從上述清政府所採取的一系列軍事措施來看,在鴉片戰爭前後當英人經常入

侵香港島及九龍半島海面之際,不能說清政府沒有採取措施來保衛香港地區的海

15 域。在尖沙咀建立的兩座炮台,用意就是用來阻止英人入侵九龍。根據英方的資

料,這兩座炮台對英人在尖沙咀及九龍其他地方海面的活動和佔據香港島有諸多

不便,所以當中英雙方停火進行談判期間,義律即向琦善提出要求清政府將尖沙

咀的兩座炮台摧毀:

20

25

照得先日與貴大臣爵閣部堂,議將香港一島讓給英國主治,其對面之尖

沙咀地,聽照貴大臣爵閣部堂來意,不請兼給,當經面說明。尖沙咀不應留

存炮台軍士,致嚇該處洋面及香港海邊地方。惟據尖沙咀炮台數台,現聚軍

士多人......請望就將該台砲械軍士,統行撤回九龍,可期相安全妥矣。不然

則各該處既有軍台,其對面之香港山處處,即須堅立炮台,俾開放砲彈,起

火箭砲,以為自護,並須多留英國水陸軍士,保守地方。誠恐其中難免偶因

不相順處,致壞兩國承平和好之意。不如先將各該台汛軍械將士,均即撤回

30

(27)靳文謨:前引書,頁5下。

(28)同上注,頁9上一下。

(29)杜臻:《粵閩巡視記略》,卷2,頁39上一下。

(30)顧炳章:前引書,頁17、25。

(31) 阮元:前引書·卷175,〈經政略〉、〈兵制〉3,"水師提標左營及大鵬營"條。

(32)顧炳章:前引書,頁 19。

(33)同上注,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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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九龍,則英軍炮台,除須在門口等處,備武提防,堵禦外國相敵者及海盜寇

船外,自可無庸多建,兵亦不用多留矣。此果兩相重信,友交保和常遠之美

法也。本公使大臣因念如此議擬辦理,可期相安永久,倘因未能如此,必致

以安易危,欲保和好,終適礙難,勢所必有。故特此專請貴大臣爵閣部堂,

熟思之,且知此際該處光景,固非善妥,一日難保無事。其尖沙咀等處炮

台,應以軍械將士退回九龍之情至緊要。貴大臣爵閣部堂,就便查照施行登

覆,為此照會。(34)

義律(Elliot, Charles)要求琦善馬上從尖沙咀的"懲膺"和"臨衝"兩座炮台撤

防的意圖,是不難窺見的:主要是由於這兩座炮台,對英人佔據香港島和進一步

入侵九龍半島造成不便。雖然義律在上列的公文中聲聲以和為貴,但其實暗中出

言恐嚇,若果琦善不答應將這兩座炮台摧毀,就要再次開戰。琦善是個軟弱無能

的人,為了委曲求全,只好答允:

5

10

本月十一日接據來文,內開請將尖沙咀砲械軍士撤回,則英軍炮台,除

須在門口等處,備武提防,堵禦外國相敵者及海寇船外,自可無庸多建,兵

亦不庸多留等語。查貴國求請承平,已均議定,具有公文,原可無庸添兵防 15

守,所有尖沙咀砲位兵丁,現已檄行撤回。惟砲位須由海船載運,貴公使大

臣即飭知貴國軍士人等,此係依允所請,撤回存貯砲位,無得起疑,致滋別 故。(35)

當義律接到琦善這個公文後,即馬上去信呈告英國外交部大臣巴麥尊(Henry Temple Palmerston)有關尖沙咀炮台事宜,可見重視。(36)而從這個時期至 1844年

底,英國外交部和殖民地部首長的往來公文,每當論及中英關係情況時,都

不時提及有關尖沙咀炮台。例如,在1843年1月4日,英國外交部大臣鴨巴

甸(Aberdeen, Lord)即就尖沙咀炮台一事質詢已代替義律職任的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問及何以在中英條約草稿上未有列入清政府對撤防尖沙咀的承諾

而當時的英國殖民地大臣史丹利(Stanley, Lord, 1799-1869)亦於同年7月27日,

就同一文件向鴨巴甸查問有關撤防的詳細情況,並要求知道鴨巴甸對璞鼎查有何

。

(37)

20

25

054

(34)佐佐木正哉:《鴉片戰爭の研究》,頁76。

(35)同上注,頁78。

(36)《英國外交部檔案編號17》,卷42,頁222。

(37)同上注,卷64,頁35。

30

5

10

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凡基建造年月

心長尺及配弁兵

跑位数目開列呈

電

後詳綢廸巢各在案诎奉前因當健遽匹 原佑建造九龍寨城池神廟街

一級細骨前来伏直

製藥局台汎望

鼇詩

九龍砚台壹爆

查薇砲台僚嘉慶十六年建造周

桐共長 三尺前

道寬一

續奉删去快船工銀三百五十两寔估銀二萬六千三百五十 雨先發几成庫平花銀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兩單飛等帶佑細 核無浮

五寸左右

名分駐九龍海口汎

配台砲位内

壹千五百勣生默賣

委带兵二十

憲台察 校肅此具臬恭請

岳望

壹千二百勣生飲砣賣位

紅

叄下創生施壹位

計瘼繳九龍寨城工細冊一本

借廣粮分府

城等项工程細冊由

大人 闇下敬窠者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刻接本

冬

四

日東

憲礼飭好勘估九龍寨

以憑核明鲜辦

復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

署等處工程工料細数清冊造鑽 等勘佑

借用南海縣印

門方向遂即造具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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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道光二十六年(1846)勘測九龍炮台設施稟文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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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5

10

SOME OF THE DEFENCES OF KAULUNG CITY

15

圖2.5 九龍寨城的防衛大炮〔斯坦尼南迪(C. J. staniland)繪,19世紀後期〕。

20

25

30

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指示。(38)

(38) 最後,為了使倫敦各大臣安心,璞鼎查在回函中保證尖沙咀兩座炮台已不

能對英人在香港及九龍的活動構成任何威脅,因為它已被"夷為平地"。(39)

綜觀上述的史實,足以證明清政府在尖沙咀興建的兩座炮台,對英人佔據香

港島,對英國商船和兵船進出入香港港口和九龍半島洋面曾經構成一定的威脅,

5 是備受英當局關注的。可惜清政府軟弱無能的督臣輕易將之摧毀,因而令英人在

該處的活動更加肆無忌憚。不過清廷亦察覺到琦善處理與英方談判有關香港、九

龍的事宜可能將個中實況隱瞞,於是下旨調查真相。經過調查後得知由於琦善畏

葸無能,以致英人在九龍一帶愈形猖獗。(40)於是清廷下令督臣前往九龍作實地勘

查,認為九龍山因逼近香港,而英夷居心叵測,必須加意防備。香港偶有動靜,

10 九龍山聲息相通,所以"亟應建立城寨,以便防守"。(41)

九龍寨城是足以令敵人生畏的一座軍事建築物,它是在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初

七日興工,而於次年四月十八日完竣。(42) 整個石城周圍180丈,高連垛牆一丈八

尺,內東西南三面城牆,厚一丈四尺,並於敵台配32位,北面城牆厚七尺,

但由於依山所以無須裝備火砲。後山則建有粗石圍牆一道,長170丈,高八尺,

15 厚三尺。在寨城內建有其他軍事建築物,包括軍裝局一間、火藥局一間和兵房

十四間。(43)除此之外,更將原有的九龍炮台南面牆加高培厚,內有之官廳兵房一

律修葺,並添 3,000斤砲兩座,以為九龍寨城的犄角。(4)所以九龍寨城的興建,確

實可以藉此防止英人進一步入侵九龍半島,而對於廣東的海防"大有裨益"。

(45)

20

以上所述有關九龍半島的軍事措施,足以顯示出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前後,已

留意到九龍防務的重要性。

25

(38)同上注,卷75,頁109。

(39)同上注,卷66,頁249。

(40)文慶等(編):《籌辦夷始末》(道光朝),卷23,頁7上。

(41)同上注,卷76,頁3上一下。

(42)顧炳章:前引書,頁 73。

30

(43)同上注,頁67。

(44)同上注,頁6。

(45)《籌辦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0,頁3上一下。

057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二)19世紀中葉以前的經濟實況

順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開始實施內遷沿海居民的政策,目的是制禦台灣

鄭成功的反清勢力,到了康熙初年更加嚴厲執行堅壁清野的"遷界"政策,以斷絕

閩粵沿海官民與鄭氏的交通聯繫。在此期間,香港地區大部分原有居民,因為他

們的村莊都位於被遷地界之內,故此被逼遷徙至內陸,令本區沿海一帶變為荒棄

之地,被海盜乘機佔為巢穴。較著名和聲勢龐大的海盜領袖包括鄭建及其子孫、

李奇、郭婆帶、石二及張保仔等。這些海盜在本區海域長期為患,直到嘉慶年

間(1796-1820),才為清政府或招降或舉兵擊破,令境內居民能夠逐漸恢復平靜

的生活。這是遷界對香港影響之一。

復界後初期,雖然已有一些原有居民漸次遷回,但由於海寇為患甚熾,加以

原有耕地荒廢太久,難以再墾種。更加本區並無交通運輸工具與其他地方通濟,

以至倒圮的房屋,因為物資供應缺乏,難以找到瓦木可供修建,故此實際上遷回

的人口不多。後來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始,經過清政府設置軍、獎勵開

墾、招攬其他地區農民前來墾殖,本區人口才陸續增長。除了在遷界前已在本區

居住的"本地"、"福佬"及"蜑民"漸次遷回之外,亦有不少在珠江、東江、北江、

韓江流域和閩贛二省的客家人逐批遷入,因此構成了香港地區居民的四個基本方

言群,直至到英人佔領前並無改變。而這四個方言群的居民,雖然在語音、生活

習慣、生產方式或有所不同,但大致上都能平安共處,而經過長期聚居,在19世

紀中葉時期,他們的生活及文化特徵已有走向一致的傾向。

。

(46)

5

10

15

20

遷界前在香港地區曾經興盛一時的經濟作業如採珠、煮鹽和種香樹,在這時

期因為停頓已久而無法復業。復界之後直至被英人佔領之前,香港地區的主要經

濟作業已變為捕魚及其他海產、耕種及打石。根據在1841年5月15日出版的《轅

門報》記載,當時香港島上的居民分為三大類,即漁民、農民及打石工人。(47)按比

例漁民是眾數。這是由於在18世紀末期開始,西方商船陸續前來中國,多喜歡 25

停泊在香港海域內的一些漁村港口,進行食水及其他物品的補給,促成這些漁港

變為當地居民聚居及購物的地方,也是往來漁民的糧食日用品補給站。兼且派駐

的清官兵人數一直有增無減,使經濟活動更加頻繁,因此人口遞增,經濟繁榮起

058

(46)丁新豹:(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 1841-1870〉,頁11。

(47)《中國叢報》,1841年5月,卷10,第5期,頁287-289。

30

30

25

20

15

10

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圖2.6 新界元朗吉慶園宗祠中供奉的龍碩

059

060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來。最佳的例子是在離島的長洲、大嶼山的大澳和香港島的赤柱及石排灣。尤其

是赤柱,根據當年參與侵佔港島的一位英國官員的描述:"赤柱村是全島最大及最

重要的村落......人口約有800......共有房屋及商舖180間......居民多從事農耕、

商業及腌曬鹹魚,約有農田 60畝......常有350艘大小船艇在此碇泊,但其中只有

約三十艘是赤柱村民所擁有,船隻多用作捕魚,魚穫多腌製成鹹魚,販運到廣州 5

或附近地方去。"(48)可見赤柱是當地居民聚居及購物的地方,也是其他地方往來漁

民的糧食日用品補給站。而長洲亦在18世紀末期至19世紀中葉這段時間發展得

相當快,也是不少農民、小商戶和漁民聚居及購物的地方,現仍存在的長洲廟宇

就最少有一間北帝廟、一間洪聖廟和兩間天后宮是在這段時間建成的,反映出該

地已有不少人口居住和經濟旺盛的情況。

(49)

基於同樣的原因,九龍城附近一帶在19世紀後,亦逐漸人口增加,興旺起

來。到了道光年間(1821-1850),已經舖民雲集,漸成市鎮。現仍存於九龍城

侯王廟內的石刻<重修侯王古廟碑記〉,是在道光二年(1822)所刻的,此碑文列

有捐贈者的芳名,其中就有最少一百間是位於九龍城及九龍其他地方的店舖名

字。 有關這時期九龍已有不少店舖和民房這一史實,亦可以在清政府的公文見

到的。在興建九龍寨城之前,道光皇帝曾下旨諭令兩廣總督委員前往當地實地勘

查。勘查委員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所寫的一份奏告,就指出"在九龍白鶴

山五里以内沿海一帶,店舖民房數百餘戶"。

(50)

(51)

10

15

20

(三)行政及軍事設施

由清初至19世紀中葉,香港地區都隸屬新安縣治的範圍內,亦即是說香港地

區是在新安縣丞的管治權力範圍內。不過從康熙年間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

"

些新界及離島的村落應該是較直接地被官富司巡檢所管轄,之後則是屬九龍司巡 25

檢所管治。雖然香港地區距離新安縣政府相當遠,可以說得上是一邊陲之地,但

(48)Johnson, A. R., "Note on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London Geographical Journal, XIV, Reprinted in the Hong Kong Almanac

and Directory, 1840.

(49)香港古蹟委員會內部文件編號 AAB/10/85,《香港歷史建築物名冊》。

(50)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匯編》,第1冊,頁76。

(51)顧炳章:前引書,頁9。

30

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從現存的一些文獻和碑文顯示,直至到19世紀中葉,新安縣治仍然能夠直達香港

地區各處,不能說是經已廢弛。例如在新界元朗舊墟大王古廟和東涌侯王廟在乾

隆四十二年(1777)所立的石碑顯示出,在這兩處地方的田主和佃農為了租稅問題

曾引起爭執,後來要經縣官親自前往調解,方能夠停息這些紛爭。(52)又例如在嘉

5 慶七年(1802),離島的吉澳村民曾經到兩廣總督處告狀,最後總督派署理新安縣

丞親自到吉澳天后宮立石曉諭。 (53) 道光十五年(1835),在離島的坪洲民,因為

政府對他們諸多需索,所以到縣丞署請求停止此等擾民的活動,而獲得批准。(54)

根據現今新界錦田族仍存的一些文件,在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三年(1821-1843)

之間,錦田鄧族田主因為他們在香港島的佃農未能繳納租稅,曾經到新安縣丞告

10 狀要求申冤,起因是由於英人霸佔香港島的群大路一帶,破壞當地農田以致佃農

無法收割而致欠稅。(55)最後雖然新安縣丞未能替鄧族主解決難題,但亦有多番批

示,這主要證明了,直到英人佔領香港島後,香港地區的居民與新安知縣仍然保

持一定的聯繫。

但由於香港地區距離縣城確實太遠,而巡檢的人手又不足,雖有官兵駐守,

15 官府常有鞭長莫及之感,所以實際上,漁村和鄉村的日常事務,是要依靠當地的

耆老、族長、地保、總理代表等人處理的,而治安方面亦是往往由村民、漁民自

行組織團練及公安所等社團來維持。例如在咸豐年間(1851-1861)長洲和沙頭角

的村民,早已聯合起來,首先建立團練公局和組織社團,訂立規約,以靖地方的

安寧,(56) 而在港島赤柱居民,在英人登陸之前,亦早已創建善安公所,處理地方

事務。(57)上述香港地區居民用來處理地方事務的鄉里制度,顯然是由於傳統的保甲

制在香港地區已難產生實際作用。不過保甲制曾經在乾隆年間在香港島施行則是

無庸置疑。(58) 所以在19世紀中葉以前,香港地區的管治情況大體上與大陸其他鄰

近地區是相同的。

20

25

(52)科大衛等:前引書,第1冊,頁41、45。

(53)同上注,頁59。

(54)同上注,頁84。

30

(55)丁新豹:前引文,頁13。

(56)科大衛等:前引文,頁142、256-257。

(57)同上注,頁102。現存善安公所碑記提及該公所是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重修的,通常任何一間建築物是至少數十年方重修

一次的。

(58)丁新豹:前引文,頁30。

061

062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四)文教及建築

至於清代香港地區的文教事業,隨着人口的陸續增長,到了清中葉時,較之

明代時有顯著的進展。各大氏族秉承先人的遺風,都爭相設立書室、家塾專為教

書講學的場所。而一般居民亦都普遍假祠堂來教育其族中子弟,對於幫助族人獲

取功名和進入仕途,亦相當重視。文風較盛的要算錦田、屏山、上水、新田、沙

頭角等地方。這方面的情況可以從這些地方建立的書舍和該地子弟考獲功名的人

數得知。

5

10

建立於1860年之前而現仍存在的書舍就有若虛書室(屏山)即維新堂、聖軒

公家塾(屏山)、鏡蓉書室(沙頭角)、覲廷書室(屏山)、友善書室(村)、善

述書室(粉嶺)、周王二公書院(錦田)、泝流園(錦田)、二帝書院(錦田)、應

鳳廖公家塾(上水)即明德堂、應龍廖公家塾(上水)即顯承堂等。現仍可以見到

的在同一時期建成用作教學用的宗祠,為數亦不少,包括鄧氏宗祠(厦村)、居石

侯公祠(上水)、萬石堂(上水)、萃野文公祠(新田)、麟峰文公祠(新田)、明

遠堂(新田)、鎮銳鄧公祠(錦田)、彭氏宗祠(粉嶺)、龍泉鄧公祠(錦田) 15

來成堂(錦田)、長春園(錦田)、梁氏宗祠(元朗八鄉)、郭氏宗祠(八鄉)、李

氏宗祠(八鄉)等。(59)

20

上列這些用作教育學子和專為準備他們參加科舉考試而設立的場所,都是位

於新界,由一些望族建立的,如錦田、屏山及厦村的鄧族;上水的廖族和居於元

朗新田及大埔泰亨村的文族。若果將這些學舍祠堂的數字和清代當地的人口作比

例,則新界地區的居民對於教育他們子弟方面,不能說不十分重視。至於香港島

及九龍半島,雖然在19世紀中葉時經濟已有相當發展,但人口多是漁民店戶,多

聚居於漁港或市鎮,農業比新界大為遜色。香港島的主要農耕地集中在黃泥涌、

掃桿埔及薄扶林等處,而且都是由佃農操作,並沒有望族居住,自然沒有具規模

的學舍設立。雖然如此,根據英方的資料,在英人佔領前港島已起碼有五所私 25

(60)

塾,所以亦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教育的設施。 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之前,九龍

半島並無紀錄建有學舍,但在這一年,九龍的官紳於九龍城寨內興建一所龍津義

(59)香港古蹟委員會內部文件編號 AAB/10/85。

(60)根據香港政府教育小組在1847年的一份調查報告,當時香港島有8間私塾,見"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1847′′

in Lobschied, W. A Few Notes on the Ext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Schools of Hong Kong, 1859, p.20。

30

30

25

20

10

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圖 2.7 19 世紀香港地區有很多石灰窑,這個位於西貢北潭涌上窑村外,至今保存尚好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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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學。這是由於香港被英人佔領以後,九龍的"人情重貨寶而薄詩書"

,

(61)因此九龍

(62)

城寨建委員認為有必要"捐建民間義學", 以振九龍城的學風士氣,"士氣既

伸,而外夷亦得觀感於絃誦之聲,明以柔其獷尔之氣"。 (63) 這是興辦龍津義學的主

要目的。

從上述資料可以得知在19 世紀中葉之前,香港地區內的教育設備以新界為

最多,而在新界又以名氏大族的文風為最盛,所以很自然地,歷代考取功名的

香港地區人物,絕大多數是來自鄧族,而剩下的少數則分別來自廖族、文族、侯

族及其他。根據近年一位學者的研究,由清初至嘉慶二十四年(1819),在香港

地區考獲科甲的只有錦田的鄧文蔚一人。中鄉式的則共有11人,其中八位是鄧

氏族人,一位是金錢村姓侯,而餘下的一人則是上水姓廖的 中恩貢義貢的合

共13人,其中七位是來自鄧族,廖、文兩族各有兩人。(65)至於在嘉慶二十四年以

後本區中科舉的人士,仍然大部分來自鄧族,但上水的廖氏中舉的人數則比以前

有顯著增加。(66)

(64)

綜合來說,新界的望族不單建立為數不少的學舍,更且歷代都有子弟考獲功

名,雖然不能說得上是文風鼎盛,但亦斷不能說他們是荒涼邊陲無識之士。

況且香港地區在19世紀中葉已出現了不少頗為宏偉的其他建築物,都是相當

有價值的文物。廟宇在中國傳統社會是維護當地禮儀的重要場所,在英人佔領之

前,香港地區各處早已建立不少廟宇,其中以天后廟最為普遍而為數亦最多。不

單止現今的新界離島各處仍可見到清代建立的天后廟(長洲、佛堂門、大埔、粉 嶺、屏山、西貢、赤鱲角、大嶼山的分流等),(67)而且在港島和九龍亦肯定有不少 天后廟是在1850年前興建的。(68)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北堂天后廟(即佛堂門天后廟

或稱大廟)的興建歷史,可以算是廣東沿岸現存天后廟中歷史最悠久的一間。

而一般仍存在的其他廟宇都保留了不少前代有名文人題寫的匾額對聯,亦不愧為

(69)

5

10

15

20

(61)科大衛等:前引書,第1冊,頁101。

(62)顧炳章:前引書,頁65。

(63)科大衛等:前引書,第1冊,頁101。

(64)Lun Ng, Alice Ngai-ha,"Village Educa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Region under the Ch'ing", in Faure, David, Hayes, James( eds. ),

From Village to City: 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s of Hong Kong Society, p.108.

(65)同上注。

(66)同上注。

064

(67)香港古蹟委員會內部文件編號 AAB/10/85。

(68)同上注。

(69)廣東現仍存在最早的天后廟是天妃宮,是建於1368年,即明洪武元年(1375)。

25

30

5

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70)

有價值的文物。 除此之外,更有其他清中葉之前的古蹟建築,例如沙田曾氏的山

廈(又名曾氏大屋)、屏山的覲廷書室、河上鄉的侯氏宗祠及元朗新田的大夫第

等,無論在建築、裝修和雕刻的技術上,都稱得上十分精緻和具有特色,是難得

的前代中國文化遺產。

三.結語

10

以上許多事實歸納起來,可以知道香港地區由清初至19世紀中葉的基本實

況。在軍防上,清朝一直有正規軍在戰略要點經常駐守。在行政上,清朝的縣治

仍然能夠直達本區,並沒有完全廢弛,而且有可信資料表明,當年曾實行保甲

制,但日常的地方事務則大部分有賴當地居民自行組織社團處理。本區的原居民

隸屬於四個基本中國方言群。他們不單長時期聚居在許多大小村落,從事捕撈、

耕種、打石等經濟作業,而且將一些漁村、農村發展成為市鎮和市場,替本區

15 經濟開發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文教事業方面,在英人強佔、強租本區領土之

前,原居民中的望族,早已創立書舍、書室教育族中子弟,並且協助他們參加科

舉考試,而歷代所獲取的成績亦可算是差強人意。同時這些大氏族亦創建、留下

不少其他古蹟文物,如廟宇、祠堂、圍屋、圍村等,顯示出香港地區的居民,與

閩粵沿海一帶的比較,他們的文化水平並不遜色,而且他們的風俗習慣以至宗教

20 信仰也沒有甚麼不同之處。

25

30

(70)例如在位於新界元朗廈村附近的靈渡寺,仍存有清代才子宋湘所題的"小蓬瀛"匾額及陳灃的對聯等。

065

第三章

歷史的轉折:

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丁新豹

5

10

15

鴉片戰爭與香港的割佔

(一)割佔香港的原因

20

25

1841 年是香港歷史發展上的分水嶺。當年英國通過戰爭,佔領了香港,一年

後,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香港乃正式被割佔。

英國人很早便有意在中國沿海取得一個島嶼,作為立足點,以便儲存貨物,

及在不受中國政府的監管下從事貿易。18、19世紀來華經商的外國商人在廣州進

行貿易,感到掣肘甚多,諸多不便,(1) 因而對葡人獲准長居澳門羡慕不已。(2)

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 George, 1737-1806)訪華,曾提出

求取舟山地方小海島一處以作停歇及收存貨物之用,為乾隆皇帝(弘曆,1711-

30

(1) 有關洋人在廣州生活情況,可參閱 Hunter, William C.,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1938; Bits

of Old China;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1937年,等。又在華英國僑民曾在1834年上書英皇請願,申訴在華貿易所受 肘。請願書中譯本見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譯):《鴉片戰爭史料選譯》,1983年,頁22-40。

(2) 見粵督百齡為英據澳門事奏參前督吳熊光一摺,收入許地山(編):《達衷集》,1969年,頁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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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3)

1799;1736-1796在位)所拒,不得要領, 乃企圖逼澳葡政府把澳門拱手讓予

英國。1808年,英人覬覦澳門,欲以武力從葡人手中奪取澳門,但為中國政府干

預,無功而退。(4)

(5)

1820年,兩廣總督阮元(1764-1849)奉命禁煙,英商載運鴉片的船隻再不

准停泊黃埔,便改泊面對珠江口的伶仃島(或稱內伶仃,以別於長洲之南的外伶

仃島),鴉片轉至躉船上,再由快轉送到廣州的中國鴉片煙商手中;但伶仃島

南方全無遮蔽,當夏天吹西南季候風時,只得轉往香山的金星門去, 所以尋找一

個"脫離中國政府監管的貿易中心"是英國商人所夢寐以求的。(6)1830年,47名英

商曾聯名上書英國議會,要求佔領中國沿海島嶼一處。(7)英國商民對於奪取海島

作為居停地方的要求愈來愈逼切,所以在英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 1784-

1865)草擬的條約中包括了此項要求。至於要奪取的是哪一個島嶼,當時的看法比

較分歧,因此在巴麥尊給懿律(Admiral Elliot, George, 1784-1863)和義律(Captain Elliot, Charles, 1801-1875)的訓令中,並未標明島嶼的名稱。簡言之,當時有兩 派看法,一些主張佔領香港,另一些則偏向於舟山群島。(8)

(9)

英國人對香港並不陌生,早在1780年,喬治·希托船長(Hayter, George) 據

葡人及中國地圖繪成的珠江河道圖上,已標有香港(Hong Kong)的名字。 1806 至 1819 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的測量員霍斯伯格 (Horsburgh, James)勘探珠江口地形,所繪製地圖上也有"紅江"(Hong Kong)名

5

10

15

(3) Cranmer-Byng, J.L.,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Peking in 1793; 1961. Hsu, Chung-yueh, The Rise of Modem China, 1975

pp. 206-214.

(4) 1808 年,英海軍司令嘟路喱(Drury, William)帶兵船13 隻,兵士一千餘人,企圖佔據澳門,兩廣總督吳熊光(1750-1833) 下令停止廣州貿易,嚴禁供應食糧予洋商,後乃退去。詳見《達衷集》,參閱注(2),頁15-229。對於此次事件,亦請參 閱 Coates, Austin, Prelude to Hong Kong, 1966, pp. 94-100。

(5) Morse, H. B.,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IV, 1926, p.260(hereafter cited

as Chronicles).

(6) Wright, Arnold, Twenty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1908 p.56(hereafter

cited as Impressions ).

(7)

Greenberg, Michael,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1951, p.178.

(8) 事實上,除舟山和香港外,英人曾覬覦過的地方 -指在英人的文獻中曾提及過的,還包括:廈門、台灣、金門等地。有關 資料散見於英國商人的書信。見嚴中平:〈英國鴉片販子策劃鴉片戰爭的幕後活動〉,《近代史資料》,1958年4期( 1958年 8月)(以下簡稱(幕後活動〉),頁1-88。

(9) 該地圖之全名為"A Chart of the China Sea from the Island of Sancian to Pedro Branca with the Course of the River Tigris from Canton to Macao from a Portuguese Draught Communicated by Captain Haytar and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Chart of the Macao Pilots"。希托船長是東印度公司"約克"號(York)的船長,在1741至1786年間在中國沿海活動。詳見Talbot, Henry D., "A British Maritime Chart of 1780 Showing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ereafter cited as JHKBRAS), 10(1970), pp.128-133。

20

25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5

10

字,

(10).

霍氏向英國外交部匯報時,稱許香港島南岸的大潭灣是四季皆宜的良港。

(11)

1816 年,英使阿美士德(Lord Amherst, William Pitt, 1773-1857)使節團訪華 時,便曾寄碇於香港仔附近,並在寄回英國的家書上寫有香港(Hong Kong)的 名字。1833年,阿美士德訪華使節團的副使史丹頓(Sir Staunton, George Thomas, 1781-1859)更向下議院推介香港島的優點。

(12)

自歐洲東來的商船繞道馬來半島北航,經過長途旅程後,多會先在香港仔瀑

布灣補充食水,再沿南路(長洲、大嶼山分流)或北路(急水門、青山龍鼓灣)直

航伶仃島,然後北上虎門及黃埔,(13)故此對香港南面海岸的形勢瞭如指掌。1829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船在虎門外進行了一次周詳的探測工作,地區包括"從港

島西北角向東至鯉魚門一帶",找尋可供碇泊的良港。翌年,東印度公司把全季

度的船隻從黃埔轉移到九龍去。

(14)

英國朝野對香港的印象日益加深,1834年奉英廷命來華磋商拓展貿易的律勞

卑(Lord Napier, William John, 1786-1834)便在致函英國首相格雷伯爵(Earl Grey, 1764-1845)時提議:"用一點武力... 佔據珠江口以東的香港";(15)與廣州英商

15 關係密切的倫敦東印度與中國協會(London East India China Association)也認為應

該佔領大潭灣及附近島嶼,作為商埠。 (16) 而曾在廣州居留多年,怡和洋行創辦人之

一的威廉·渣甸(Jardine, William, 1784-1843)亦曾向巴麥尊獻計佔領香港。

20

(17)

事實上,自1837至1838年前後,英船已大量集中於香港海面。1838年

位法國畫家波塞爾(Borget, Aunguste, 1808-1877)途經香港,把船隻下碇的港灣, 稱為 Beit de Hong Kong,他畫筆下的海港,帆檣如林,從一個側面證實了英國船

25

30

(10)此地圖繪製比較精確,可惜香港島只劃到西半部,圖中不少地名的中文名稱與今天迥異,如香港稱"紅江";南丫稱"藍麻"

留意 Hong Kong 一名,似指全島而言。見 Sayer, Groffrey R.,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1980( hereafter cited as H.K. 1841-1862), pp.23-24。

(11)同上注。

(12)見 Impressions,頁56。阿美士德使節團的副使史丹頓約定與代表團在香港瀑布附近會合再北上,這是香港一名首次記錄在 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上。該使節團的麥克勞爾醫生、艾貝爾醫生、副使埃利斯爵士及馬克斯韋爾船長都對船隻寄碇的香港瀑 布灣一帶有詳盡的描述。詳見 Leod, J.M.M, Narrative of a Voyage in His Majesty' s Late Ship Alceste, 1817; Sir Ellis, Henry, Joumal of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1817; Abel, Clark, Narrative of a Joum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1818。 文中提到的瀑布即今華富邨以西的瀑布灣。英人對香港有所認識乃自瀑布始,至於阿美士德使節團之目的,詳見 Hsu, C. Y., "The Secret Mission of the Lord Amherst on the China Coast, 183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954),pp.231- 252

0

(13)Silva, Armando Da, "Fan Lau and Its Fort: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HKBRAS8(1968), p.83.

(14)Chronicles, Vol.3, p.213.

(15) H.K. 1841-1862, p.213.

(16)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General Correspondence: China 1815-1905," Series 17(hereafter as F.O.17), Letter from Larpent, Smith and Crawford to Palmerston, 2nd November, 1839, F.O.17/36。現引自《幕後活動〉,見注(8),頁55。

(17)William Jardine to Palmerston, 26th October, 1839, F.O.17/35,見同上注引文,頁44。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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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隻已寄香港。

(18)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19)

巴麥尊在 1840年2月20日致海軍部的密件,實際上就是指令懿律和義律

如何在文件中強調開放港口讓英人自由居住、經商是首要的。 英國在遠東利益

最大,也最具影響力的組織-倫敦東印度與中國協會的積極分子拉本德(Sir Larpent, George, 1786-1855)給巴麥尊的建議書也把開放商港列於首位。(20) 英國發 兵侵華的主要動機之一,是拓展中國市場,要達到這個目的,當然必須強逼中國

開闢更多商埠,以打破廣州十三行行商壟斷貿易的局面,所以開放港口實際上比

爭取"居停"更為重要。義律終於選擇了香港,但巴麥尊形容該處為"空無一屋的 荒島"。(21)

5

義律自1834年抵華,便一直在廣州工作,對中英商業貿易狀況瞭如指

掌

。

(22)

10

1839年3月21日林則徐(1785-1850)下令包圍商館,斷絕食水及蔬菜供

應,中國職工撤離。義律在24日從澳門到廣州,與林氏商議,亦曾被困商館區,

深感英人寓居廣州,生命財產缺乏保障。1839年7月,尖沙咀村民林維喜被英國

水手殺害事件發生後,林則徐責成英方交出兇手,先禁絕英人柴米食物,撤其買

辦、工人,繼而向澳葡當局施加壓力,把英人驅逐出澳門。義律於是率同英國商 15

民,浮海至香港暫避,前後寄住船上達十個月之久,既缺乏淡水,又不易從岸上

獲得糧食供應。(25)所以義律深切明白取得一個立足點是當務之急,而這個近在咫尺

的"居停"當然是香港了。

義律的老上司律勞卑和羅便臣(Sir Robinson, George)都曾建議佔領香港, (24)

對義律有一定的影響。可知義律矢志佔領香港,既有思想上的淵源,復有實際上 20

(18)波塞爾的畫作及其日記:Borget, Aunguste, Sketche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1842, p.2。查法國畫家波塞爾在1838年8月 23日乘"西奇"號(Pcyche)抵港。在港期間,他繪畫的風景畫,後來均刻成版畫,留傳至今,是香港開埠前極珍貴的歷史圖 錄。波塞爾每天所寫的日記,是研究香港在1838年時實際情況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參考資料。根據書中所載及其繪畫顯示,可 以觀察得下列三點:

(1)香港島上有莊稼、有房屋、有瑩墓:

(2)波爾塞往往是香港島及海港並稱(bay and island of Hong Kong),足見外國人所指稱之香港島乃指全島而言,而所指海 港即今天的維多利亞港;

(3)波塞爾的日記沒有提到英人在岸上建居留地,圖畫中也看不到有此跡象,故此有謂英人在1837年已在香港島上建立居留 地之說,不無疑問。

(19)Elliot to Palmerston, 3rd April, 1839, F.O.17/31,見注(8),頁17。

(20)Larpent, Smith, Crawford to Palmerston,同上注,頁44-52。

(21)Morse, H.B.,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1834-1860, 1910, Vol. (hereafter as IRCE), Appendix G,

p.642.

(22)Endacott, G.B.,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1962(hereafter as Sketchbook), pp.4-5.

(23)Adam Elmslie to William Elmslie F.O.17/35,同注(8),頁67。

(24)律勞卑主張取香港,見H.K1841-1862, Napier to Grey, 21 August 1834 in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30( hereafter as BPP),1971, p.265。

25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5

的逼切需要。他被罷免後,曾在1841年6月致函印度總督奧克蘭爵士(Auckland,

Lord, 1784-1849)解釋佔領香港的原因:

即使中國的君主在其武力脅逼下答允開放港口,那御璽並不能保障英人

的性命和財產,......我們的商人不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護,使我急切地尋求

一個在我們國旗保護下的安全商業據點。香港在我們掌握中,駐有足夠的海

軍,我認為實在毋須於東岸建立永久根據地。

(25)

義律於信中詳細分析在華東建立根據地毫無益處,最後更強調若與中國簽訂

條約,只要包括以下兩個條款便已足夠:

(1)割讓香港,使商人及船隻能居停寄碇;及

10

(2)取得最惠國待遇。

15

義律在華多年,累積了豐富的經驗,身為第一線的負責人,其立場看法自然

會與身處萬里之外的巴麥尊相異,取捨自亦不同。

義律被撤職後,砵甸乍(Pottinger, Henry, 1789-1856)繼任英國全權公使。 1841 年夏天,墨爾本(Lord Melbourne, 1779-1848)領導的輝格黨(Whig)政府垮

台,為皮爾(Sir Peel,R., 1788-1850)所領導的托利黨(Tory)取代,鴨巴甸(Earl of Aberdeen, 1784-1860)接替巴麥尊任外相,他飭令前線的砵甸乍不要永久保

留在戰爭中所取得的中國領土--包括舟山和香港。(26)然而,這道訓令傳到前方

時,英軍已佔領寧波和定海。砵甸乍在事後承認:

20

英國與香港相距萬里之遙,英廷的訓令一般需時四個月才能傳達到遠東

來,(28)所以英政府賦予全權公使高度的自決權力,可以斟酌情況,便宜行事,

我在這個美妙的地方(指香港)所度過的每一刻,都使我深深體會到我們

擁有這樣一個居留地作商業用途,使我們的商民在英國保護及管治下生活,

是恰當及必需要的。(27)

(20)而

25

30

(25)見 IRCE, Appendix G, pp.648-654。有關義律對佔領香港的看法可参考 Hoe, Susanna and Roebuck, Derek, The Taking of Hong Kong, Charles Clara Elliot in China Waters (Surrey: Curzon Press, 1999)。此書收錄了義律與妻子寄回英倫的家書,可反 映到義律的第一身看法。

(26)Aberdeen to Pottinger, 4th November, 1841,信件中明言:"至於戰略需要而佔領之中國土地,女皇的政府無意永遠佔領。

鴨巴甸與巴麥尊一樣,都着眼於在華東開闢商埠。此信見IRCE, Appendix M, pp.666-663。

(27)轉引自 Sketch-Book,p.16。

(28)香港與英倫相距萬里,書信往來須由船隻傳達,需時一般約四個月。例如義律在 1839年5月29日發出的有關交出鴉片,英 商被困商館事情及5月23日廣州英商致外交部要求懲罰中國的書函在9月21日收到。而義律在1840年9月29日發出的戰 報,巴麥尊在 1841年1月杪收到。見IRCE, pp.260, 636。

(29)巴麥尊在1840年2月20日致懿律和義律第一道訓令的第一號附件中指出:"鑑於海軍司令是在空間時間兩都遙遠的地方按 訓令採取措施從事行動的,所以必須要給他高度自決權;但是變通訓令以適應新情況時,他應仔細牢記訓令的精神。"見注 (8),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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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先後任全權公使的義律和砵甸乍均運用這種權力,違背英廷訓令,奪取香港。

(二)香港割佔經過:中英談判與《穿鼻條約》

懿律率領的東方遠征軍在1840年6月抵達廣東海面後,封鎖廣州入口的所

有河道港口。7月,定海陷落,英軍隨即圍困寧波及長江口。8月,英軍至天津

大沽口,向清宰相投遞英外相函件,信中猛烈抨擊當時處理禁煙事務的林則徐。

清廷早因英軍北上而大為震驚,反對林氏的在朝主和派遂乘機向道光帝(旻寧,

1782-1850;1820-1850在位)大進讒言。9月,道光派直隸總督、大學士琦善

(約1790-1854)為欽差大臣,作清廷之代表,與英方進行談判。10月,革除林

則徐、鄧廷楨(1776-1846)之職位,以代表英人申冤抑。11月,中英雙方達成

協議,回廣東再行談判,懿律旋因病先行返國。12月,義律成為英方全權公使,

琦善接任兩廣總督,琦善和義律遂開始通過照會往來,進行談判。這場談判,從

1840年12月7日義律照會琦善,要求按照英國提出的條件議和訂約起,至1841

年2月25日英軍進攻虎門止,前後共經歷了兩個多月時間;大致上可以1月7

日英軍攻佔大角、沙角炮台為界限,分成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的爭議焦點是"賠

款"、"開放口岸"和"割讓土地",後一階段主要是就有關割讓香港問題進行磋

商。

(30)

懿律曾於 1840年8月9日在天津向清宰相致送函件,提出14點要求,主要

內容包括:賠款、割地、開港、文移平行及廢除行商制度。(31)

12月7日,義律急不及待,照會琦善,逼他作出答覆。四天後,琦善照覆義

律,答應賠款五百萬兩,其餘各項,亦表示會"善為調停","擬代為懇恩",只

有請給地方一款,卻以"實因格於事理......且從未與他國,獨能與貴國乎?"為 理由,婉言拒絕。(32)

在這個時候,英人尚未明確提出所欲取得島嶼之名稱,但琦

善已心中有數,義律一抵粵,琦善即派遣親信張殿元、白含章和從山東濰坊帶來

5

10

15

20

25

072

(30)有一種看法認為琦善與義律在廣州談判,可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第三個階段,是指蓮花山會議及蛇頭灣會議。見胡思庸、鄭 永福:〈川鼻草約考略>,載寧靖(編):《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續編》,1984年,頁222。但我認為第三階段其實是第二階段 的延續,所以以沙角一役為分水嶺,分為兩期。

(31)〈英國管理通外事務大臣巴麥尊致大清國宰相書〉,見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1964年,頁6。

(32)琦善致義律照會,道光二十年(1840)十一月十八日。同上注,頁31。

30

3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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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

圖3.1 1841年1月7日,英艦"復仇女神"號與中國水師在虎門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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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的通曉夷語的鮑鵬(?-1841)三人往澳門與之聯繫,(33)查悉義律有意奪取廈門或香

港,乃向剛自閩解官返穗的前兩廣總督鄧廷楨查詢有關兩地情況,鄧廷楨所提供

的資料是:

廈門全閩門戶,夷居廈門可以窺內地......即香港亦在粤洋中路之中,外

環尖沙咀、裙帶路二嶼,夷船常借以避風浪,垂涎久矣,今一朝給予,彼必

建築炮台,始猶自衛,繼且入而窺廣東,貨船鱗泊黃埔,輜重在焉,其黑白

夷之居夷館者以千百計,皆香港應之也,與之良非所便。(34)

琦善鑑於割讓土地乃天朝前所未有之事,且道光帝較早時已有上諭明令不許

給予土地,(35)加上知悉英人心目中所要的地方位居險要,故態度頗為強硬,情願給

予貿易碼頭,也不肯給予寓居之所, (36) 雙方談判,遂陷入僵局。琦善不敢輕為承

諾,一味拖延,"竊恐發與迅速,轉似我情急切"。(57)在這階段,道光帝對於琦善

的"竭盡愚誠、曲折駕馭",頗為欣賞。 (38) 就連英外相巴麥尊也認為在這階段的談

判中,琦善是居於上風的。

(39)

1841年1月7日,英兵攻陷大角及沙角炮台。虎門被佔,省城的屏障頓失,

廣州岌岌可危,琦善馬上方寸大亂,自此對義律的照會,即到即覆,完全陷於被

動。強兵壓境,若斷然拒絕義律所請,他必發兵攻,後果不堪設想,若應允其

所求,則難免遭道光帝懲處,進退兩難,琦善在奏摺中坦言:"辦理實形棘手,不

勝惶懼焦慮。

(40)

形勢逆轉,義律實行咄咄進逼,威脅以沙角為寄居之地,明知琦善不會應

5

10

15

允,乃提出以尖沙咀及香港更換沙角之議。琦善只有婉轉解釋。(4)於是,義律正 20

式提出要求給予在香港寄居。琦善答應代奏懇給香港予英人寓居泊船,但英方急

074

(33)文慶等(編):《籌辦夷始末》(道光朝)(以下稱《夷务始末》(道光朝)〕,1930年,卷18,頁1。

(34)見梁廷柟:《夷氛聞記》,1936年,頁33。

(35)道光帝早在中英雙方還在北方進行談判時,已作出不准給地指示。見《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13,頁2-3 。查早於馬 戛爾尼訪華時,曾提出求舟山地方小海島一處停歇及收存貨物,為乾隆帝斷然拒絕(見魏源:《海國圖志》,卷77,頁16- 18)。可知道光遵循先祖遺訓,拒絕給予寓居地。

(36)見注(33),卷18,頁25-26。

(37)同上注,卷 19,頁14。

(38)道光帝在琦善的奏摺上批示:"婉轉開示,卿實費盡苦心。 〔同注(33),卷20,頁7〕;又說:"該大臣冒重罪之名,委曲

從權,朕已鑑此苦衷。"(見同上引書,卷21,頁13)

(39)見巴麥尊致義律的私人信函,1841年4月發。收入IRCE, Appendix G, p.642,信中說"我發現你和琦善的通信往來中,琦善

着着佔先,而你卻處處被動"

❤

25

(40)同注(33),卷20,頁9。查自沙角被佔後,琦善深恐英人長佔沙角,乃去信義律,竟以"沙角為我官兵陣亡之地,皆忠義靈

魂所聚,貴國之人若在該處寄寓,亦甚不祥"為理由,力勸義律放棄沙角,其惶懼可見一斑〔見琦善致義律照會,道光二十年 30 (1840)十二月十九日,見注(31 ),頁 61 〕

(41)見琦善致義律照會,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二月二十三日。同上注,頁7。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不及待,憑琦善照會的"現在諸事既經說定"一段文字, (42)單方面在1月20日宣佈

(43)

《穿鼻條約》生效, 復於 1 月 26 日,憑藉上述條約中的第一條:"香港本島及港

口割讓予英皇",佔領香港,實行以既成事實,逼中國政府承認。(44)

1841年2月1日,義律在香港出檄安民,聲稱香港等處全島地方已由琦善

5 讓給英國主掌,並有文據在案。(45) 其實直至英國佔領香港為止,中英雙方並未簽

訂任何條約,充其量只能說雙方已接近達成協議:雙方在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及二十六日的照會中對於自沙角退兵、繳還定海、代

奏請給香港及釋放幾個遭中方拘留的人士等事情達成協議,但並未正式簽字作

實,(46)更沒有蓋上關防。這從英外相巴麥尊在5月14日致義律的訓令中可得到證

明。訓令中說:

10

你雖然佔領了香港,但主權之轉移,需由正式條約訂明,該條約需由讓

出主權之國家正式承認,方為有效,因此,琦善答允把香港割讓予英國,即

使這協議已以條約方式列明,除非該條約得中國皇帝承認,否則毫無價值,

也沒有效力。(47)

15

由此可知,《穿鼻條約》只是一紙沒有法律效力的空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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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查中英雙方在1841年1月中旬經過一番文書往來後,達成一些協議,計包括英方交還沙角、大角、定海、中方代奏請給香 港(但英方則單方面解釋為給予香港)、廣州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開艙及釋放被拘禁之英、法人各一。故在道光二十一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琦善致義律照會中有"照得接據貴公使大臣來文,均己閱悉。現在諸事既經說定......"句[此照會編號 F.O.682/858,見注(31),頁73〕。而義律在兩日後覆琦善的照會中乃說:"照得接據貴大臣爵閣部堂 26日來文,均已聞 悉。現在諸事既經說定,本公使大臣全賴責大臣爵閣部堂誠信,知必如議......現在善定,彼此和好,友交可期常遠。"(見

F.O.682/878,同上引書,頁74)而英人遂以此為佔領香港之憑證,故伯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六致大鵬營協鎮賴恩爵的照 會中乃有"照得本國公使大臣義,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琦,說定諸事,議將香港等處全島地方,讓給英國主掌,已有文據在 案"的說法(見F.O.682/868,同上引書,頁75)。

(43)查義律在1841年1月20日(即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單方面宣佈《穿鼻條約》,所列各條,除香港割讓外,其餘各

條均為迭次公文開載議辦各款,只是初步協定(見IRCE, p.271)。

(44)根據中英雙方談判過程及現存文獻紀錄分析,義律佔領香港所憑藉的《穿鼻條約》是全無法律根據的。義律的策略是先佔領,

後談判,故英人在1月26日佔領香港,翌日乃有蓮花山會議。巴麥尊在1841年2月3日致懿律及義律的訓令中有一段文字 極堪重視:"至於有關要保留的島嶼:英女皇的政府認為中國無能力把英國軍隊從一個已選定的島上驅走,其實,應該是由你 通知中國欽差大使英國政府欲保留何島,而不是任由中國欽差大臣告訴你中國皇帝欲割讓何島! (IRCE, Appendix F, p.640) 當然,此訓令傳達至遠東時,早已是英人佔領香港之後,但義律的策略,顯然與巴麥尊心目中的不謀而合。

(45)英人在香港出示,見<廣東軍務摺檔),載中國史學會(編)《鴉片戰爭》,1954年,以下簡稱《鴉爭》,第5冊,頁241。

(46)查所謂《穿鼻條約》宣佈前四天,義律致琦善的照會仍說:"再本公使大臣以送次公文開載擬辦各款,彙寫盟約一紙,以俾兩 國和好永久,則望於貴大臣爵閣部堂就便之時,幸得面譚,以期訂明可也。"〔見 F.O.682/875,見注(31),頁71〕。再參 考義律謂《穿鼻條約》為"初步協定"(Preliminary Arrangements),則雙方未簽字作實,實無可懷疑。姚薇元、來新夏都主 張中英雙方確曾簽訂條約,見《鴉片戰爭史實考》,1984年修訂本,頁81;及《林則徐年譜》,1981年,頁301。姚薇元所 據論點謂琦善在供詞中有"伴允所請,以救眉急",但這不能證實雙方確曾簽訂條約,故其說不能成立。來新夏則引用姚氏說 法,未加考證真偽。

(47)英文原文是:"I have to observe to you that no part of the territory belonging to one Sovereign can be ceded and made over to another Sovereign, except by a formal treaty, ratified by the Sovereign by whom the cession is made and that no Subject has the power to alienate any portion of the territory of his Sovereign. Consequently, the agreement made by Keshen that Hong Kong should be ceded to the British Crown, even if that Agreement had been recorded in the formal shape of a Treaty, would have been of no value or force until it had been ratified by the Emperor of China."(IRCE, Appendix H, p.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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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事實上,在英國佔領香港後,雙方才開始面對面的會談。就在香港被英人正

式佔領翌日,琦善與義律在番禺蓮花山舉行第一次會議,商談之內容,多屬"貿

易諸務",但因"多有窒礙",並未達成協議。 根據琦善親信鮑鵬的說法,雙方

還爭辯了香港問題。

(49)

(48)

(50)

2月11日,雙方在蛇頭灣再度見面會談,此次商談焦點是關於香港割讓問

題,牽涉到所謂:"英方堅求全島,中方只允給全島之一處。" 未幾,琦善被革

去大學士銜,押回北京,但英人佔領香港,已成不改事實。

總括而言,義律因為急切要找一個英國商人可以泊舟定居地方,而憑藉一紙

空文、毫無法律效力的所謂《穿鼻條約》強行佔領香港。巴麥尊聲稱不承認《穿鼻

條約》,但英國並沒有因而撤離香港。義律的策略是先造成既定事實,然後再找

尋法理上的根據。主和的琦善沒有在談判桌上輸給義律,但沙角一役後,義律扭

轉了劣勢,在大砲的脅逼下,琦善除了答允代奏給地之外,實在是一籌莫展。義

律更先發制人,奪取了香港。香港島這個原來屬於中國廣東新安縣管治的地方,

終被英國人割佔。香港也從這個時候跨進了另一個歷史階段。

5

10

(三)華人治權之爭

15

在《南京條約》簽訂後,中英雙方政府曾就香港的主權及治權問題,通過往

來照會,展開過多輪針鋒相對的談判。這場論爭,關係到華人的治權問題,對於

此後百多年華人社會的發展影響至鉅。1842年8月29日中英雙方簽訂的《南京條

約》第三條上說:

一因英國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

便修船及貯存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

位者,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51)

20

25

條文的中英文版本詞意頗有出入,英文本上用cede(割讓)、to be possessed in

(48)同注(33)、卷22,頁13。琦善奏:"義律乘坐火輪船前來求見· ·惟據呈出所議章程草底,並據議及嗣後夾帶鴉片,以及

漏稅走私,均將貨船沒官,而其中間有行之窒礙者,奴才當加指駁,該夷即求為酌改,茲已另行更定...

(49)(犀燭留觀紀事》,載《鴉爭》,第3冊,頁 253。

(50)同注(33),卷 23,頁13-17。

(51)見《國際條約大全》,1925年,卷4,頁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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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

圖3.2 1870年,英船"海皇星"號水手在廣州犯事,審訊假英國商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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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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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使履祉翔和為為慰

唯一衆前已備文照復

青存比維 大臣六必送回 訊明按中國律例辩理譬如英人違約赴内地 漁色六球美人可比自應查照餘均仍歸華官 官訊今新安書吏西馬華氏即香港顺海 交涉事件英人則歸英官審理華民應平 貴官拘留蓝禁等闲惟佢條伯載明两國民人 其實在現接新安縣米票仍有書吏人等已由

轻者前布寸函交委員吳令貴過計荷 碓查自可得

(書吏向漁戶賣

貴公使查收訊爵 無即行拘留監禁之理應請

圖3.3 1846年,耆英致德庇時(戴維斯)的信。其中耆英提出香港華人仍由中國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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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使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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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官将新安書吏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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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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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署由委員吳令就近查傳漁戶須明的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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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完法再

结

大臣照會

壹照方强九協專函布達

升安不一

即

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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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perpetuity(永遠擁有)及 to be governed by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 shall see fit to direct(由英女皇視為適當的法律和規例所

統治)等完全肯定的字眼。根據英文本,英人無疑擁有香港的主權、治權。但反

觀中文本卻只說"給予"、"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澳門何嘗不是"給予"

葡人作修船貯物之用?何嘗不是由葡人"任便立法治理"(葡人)?由於中英文本

詞意不盡相同,遂導致雙方各持己見,為香港的主權、治權,展開一次又一次的

論爭。

港督砵甸乍在1842年9月5日致滿清官員的照會中提議把香港的華人劃分為

原居民和暫住者兩類,前者應視為英國治屬,由英國管治;後者則為中國黎民,

由中國政府管治。砵甸乍擔心中國政府假如像一向統治澳門華人般治理香港的華

人,香港的主權將會受到威脅;但英人治理英人是廣州商館時代的成規,

(52) 故在情

在理,英人很難拒絕中國政府保留管治在港華人的權利。但鴉片戰爭期間曾有一

些漁民為英軍提供糧食補給,因而被中方視為"漢奸",假如讓中國政府管治島上

華人,這批"漢奸"必然會遭中方嚴懲。為了保護他們,因而提出把香港華人一分

為二的折衷方法。

然而,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很堅定,態度很強硬,中方代表在照會

裡力言香港只是讓給英國作寓居之地,故英人並無統治當地華人之權力。在中國

人的認識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朝百姓成為英國

子民,乃匪夷所思的事。琦善受到嚴懲,是因為英人在香港發出告示,謂當地華

人"應恭順樂服英國派來之官",為同僚舉報所致。既然英人東來乃為經商謀利,

實不應堅持擁有治理華人之權,故香港華人 -- 無論是長居或暫居者,應一律由 中國政府治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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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砵甸乍又提出另一個折衷方法--華人犯重罪者--如謀殺、

誤殺、強姦、打劫等應解至新安縣懲治;而犯盜竊、聚賭、醉酒等輕微罪行者則

由英官審治。在砵甸乍來說,這已經是一種讓步,保留審理輕微罪案權力總比完 25

全放棄治權為佳,而且日後可以再謀補救,但中方仍不同意,認為把案件分類倒

不如乾脆效法澳門設同知縣丞治理華人,只要在九龍城或尖沙咀設一官員,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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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查在乾隆十九年(1754)法國人時雷氏,欽奉諭旨,令其帶回本國,自行處置。道光元年(1821),英國兵船水手打死黃埔黃

姓村民案,經阮元奏請,令英國自行懲辦。耆英、伊里布及牛鑑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七日照會砵甸乍,告之此後 30 英國商民,如有與內地民人交涉案件,英商歸英國治理。見注(31),頁218。

(53)Pottinger to Aberdeen, 16th October, 1842, #54: C.O.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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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圖3.4 兩廣總督欽使耆英曾兩度訪港,此圖是他在1845年訪港時與港督戴維斯會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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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治理華人。砵甸乍曾舉星馬華人為例,說明華人在英國治理下生活愉快,中

方卻針鋒相對的提醒英使,華僑遠渡重洋,已脫離祖國統治,香港與大陸一水之

隔,實非星馬可比。更舉義律在1841年2月1日的文告曾明言"所有禮儀所關、

鄉約律例,率准仍舊為例證,責英方食言。

(54)

1843年10月8日,中英雙方簽訂《虎門條約》(本名《善後事宜清冊附黏和

約》),但條約中並無提及香港華人的治理問題,反映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意見仍未

能達成一致。終砵甸乍任內,有關香港治權之僵局,始終未能打破。

1844年5月,戴維斯(Sir Davis, John Francis, 1795-1890;港督任期:1844-

1848),繼任為香港總督及駐華商務總監。戴維斯在遠東居住多年,是一位著名

的中國通,對香港、澳門及廣州的情況非常熟悉,林維喜事件發生後,林則徐向

澳葡政府施壓,逼令英人離開,對戴維斯來說,是極不愉快的回憶;葡人未能向

昔日盟邦施以援手,原因是葡人也是"寄居"性質,澳門的主權仍操於中國政府手

中。前車可鑑,所以戴維斯認為港英政府必須擁有治理島上華人的權力,否則只

會步澳葡之後塵。在治權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前,戴維斯已於5月30日發出公告,

收購黃泥涌及掃桿埔之禾田,限期各農夫帶同憑據赴量地官衙門查照,以領取價 銀。(55)

1844年7月,戴維斯在致英外相鴨巴甸的信札中列舉必須擁有治理島上華人

權力的理由。

(1)香港給予華人適當保護,已有約兩萬華人被吸引到香港謀生,若一旦放

棄治權,此等華人便會離港他去。

(2)華人若發現他們不受港府管治,將不會再尊敬英國人。被統治者如對其

統治者無敬畏之心,則極難治理。

(3)中方一些參與談判的人士認為香港華人不願受英人管治,與事實不符。

(4)《南京條約》清楚訂明香港永遠由英皇及其子孫擁有,任便立法治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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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門條約》第15條規定香港華人所欠債項,由英國法院追討,已實際承認了英 25

國法律至高無上。(56)

有關主權問題,戴維斯相信以中國政府的一貫行事作風,必須在開始時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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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bid., another enclosure.

(55)1844年5月30日以戴維斯名義發出的告示,香港歷史博物館藏。

(56)Davis to Aberdeen, 5th July, 1844, C.O.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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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強硬一點,才可一勞永逸,他認為需要藉着一些事例以顯示英人治理島上華人之

決心及樹立威信。

1844年11月20日,赤柱及石排灣英國官員發現一名叫鄭同(據 Cheng Tung

音譯)的新安縣書吏在上述地點以販賣牌照為名,向漁民勒索金錢。戴維斯認為

5 此舉侵犯了香港的領土主權,乃下令將其拘留,並扣押其船隻。11月24日,兩

(57)

廣總督及欽差大臣耆英(1790-1858)致函戴維斯,答允展開調查,但強調新安書

吏以至香港濱海漁戶皆屬華人,應由華官訊明,按中國律例辦理。 12月6日,

戴維斯的覆函指出中方所為實侵犯了香港的主權,影響了雙方的友好關係,並強

調只有英女皇轄下的官員憑藉英國法律才有權行使香港的主權。(58)12月12日,威

10 廉·堅吾(Caine, William, 1798-1871)收到大鵬副協馬將軍的照會,答應徹查此

案,並引述耆英一段話,說明新安書吏是擅闖香港的,香港地方屬英國所有,任

何人不得到該處徵收稅餉。 (59) 就憑着這幾句話,戴維斯認為中方已承認英國擁有香 港主權。(60)

同日戴維斯發出公告,宣佈有關繳納田賦規定:"汝等務必遵照納呈田賦,並

15 不得納與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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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中方是否真的同意給予港府治理華人的權力呢?戴維斯憑藉的只是大鵬副協

引述耆英的話,而非耆英的親筆書函;耆英指該新安官員擅自闖入港境,原以為

把責任推到該書吏身上便可以息事寧人,他不願為此小事與英方交惡;上任以

(62)

來,戴維斯與耆英私交不錯, 他相信透過朋友之誼,可以搞好中英關係,不料卻

一時不察陷入戴維斯所佈下的圈套裡--既然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官員不應到香港

販賣牌照予香港漁民,也便證明了該地是英國領土,主權屬於英國,治權亦屬於

英國。

戴維斯趁耆英一時不察,單方面稱已取得管治島上華人的權力,還有一定客

觀原因。鴉片戰爭後,天地會在兩廣、湖南有蓬勃的發展,山堂遍佈鄉村城鎮,

(57)Great Britain, "Miscllanea, 1759-1935′′, Series 233(hereafter cited as F.O.233)。耆英致戴維斯私函,11/1844: F.O.233/

186 白

(58)Davis to Stanley, 13th December, 1844,#72: C.O.129/7(enclosure 4).

(59) Ibid., (enclosure 5).

(60) Ibid.

(61)香港政府告示,45/1844: F.O,233/185。

(62)戴維斯的中文修養不錯,不時與耆英書信往來,又常互贈畫像及禮物,詳參見英國外交部檔案。F.O.233/185。(香港博物館 亦藏有耆英致戴維斯的部分信札原件)戴維斯對耆英評價甚高,認為他是所接觸過的中國人中品格最高尚的一位。1845年11 月、耆英訪港,他的威儀和友善在英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詳見 Sir Davis, John F., 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 Pt II, 1852, pp.122,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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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番禺、南海、佛山等廣州附近地區,不斷發生天地會眾騷亂事件。 身為兩廣總督

耆英為此傷透腦筋,在全力"剿匪"之際,自然不願意再與英人啟戰釁而招致腹

背受敵,故此耆英亟欲與戴維斯保持友好關係,還與英方協定,把逃港之天地會

眾遣回內地受審,合力鎮壓天地會眾。由於尚未掌握充分證據,未能證實戴維斯

與耆英之間曾否達到某種協議,以香港治權交換英方積極協助剿匪,但戴維斯覷

中耆英弱點,利用他全力剿滅天地會不欲挑起事端的心態,用巧取方法,奪取在

港華人的治權,卻是不爭的事實。

自香港割讓予英國後,中國每次發生動亂,總有萬千華人離鄉別井到此避

難,乃基於這裡是英國人統治,不受中國管治,因此可以逃避國內的動亂,也可

以自由發展商業活動。假如當年香港的主權、治權保留在中國政府手裡,香港的

歷史當會改寫,而香港的發展可能大異於今天,英人取得治理華人的權力,對香

港歷史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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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政治制度的奠立與沿革

15

(一)港督、行政局、立法局

1.港督

1843年6月26日,《南京條約》的換文儀式在香港舉行,儀式結束後,駐華

商務總監砵甸乍隨即宣誓為香港總督。香港正式成為英國的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 ,揭開了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統治的序幕。

20

(63)有關早期廣東地區三合會活動,參見駱寶善:<太平天國時期的廣東天地會起義述略〉(上、下)·《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1981年4期,頁63-72; 1982 年 1期,頁54-62。Wakeman, Frederic, JR., "The Secret Societies of Kwangtung, 1800-1856, " in Chesneaux, J. (ed.),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1972, pp.29-47。

(64)這是一個極具探討性的問題。從種種跡象看來,似有存在的可能性,比方在時間上,港英政府在1844年12月12日接到 中方來函,馬上宣佈爭論多時的治權問題,已徹底解決,而在1845年1月便馬上通過取締三合會法例,時間上吻合。在中 英雙方的往來函件中,也隱約透露出立例禁三合會似與治權之落實有某種關係,如戴維斯在1844年12月22日致耆英的信 中提到:"當我在準備為寫這封函時,剛接到閣下關於新安書吏的信。"然後便說"不支持顛覆友邦的組織,是西方文明國 家的習慣,基於此原則,我已通過一條嚴厲的法例禁止香港三合會眾,因為這個組織顛覆貴國政府,又擾亂治安"。(22nd December,1844,#6: C.O.129/11)在1845年1月11日戴維斯向外相鴨巴甸匯報的信中指出,耆英捕殺了在赤柱肆虐的海 盜,投桃報李,中方要追緝何人,港方會馬上遣送回中國。信中有一段是值得留意的,戴維斯說:"英方為維持治安必須擁 有管治香港華人之權力,這自然是中國的統治者不高興的,因此,欽差大臣認為對他個人來說,這是一個很敏感而危險的問 題,故此以私函相答。"(Davis to Aberdeen, 11th January, 1845,#44: C.O.129/11)可是,筆者始終未能確定這是一個交換, 只能說有這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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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圖3.5 香港是自由港,故甫開港,即設船政廳。圖中所見乃香港首間船政廳所在。該小山丘名為"畢打山",即以首任船政廳長官畢打命名.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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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佔領香港為其屬地的第一份法律文件是《香港憲章》(Hong Kong

Charter),它是1843年4月5日由英國國璽大臣以《英皇制誥》(Letters Patent)名

義發佈的。《香港憲章》發佈的翌日,英國殖民地大臣史丹利致函砵甸乍,命令他

按《香港憲章》和該函的指示組織香港政府,又授予港督制定香港法律的權力。

《香港憲章》和《致砵甸乍訓令》(Instructions to Sir Henry Pottinger)是英國把香港

列入其殖民統治範圍最早的官方文件,是1917年《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Royal

Instructions)的藍本。

(65)

《香港憲章》及後來在1917年2月發佈的《英皇制誥》的主要内容包括:確定

宗主國 ---- 英國對其屬土-- -香港的統治權;制定香港的政治制度及總督的權

力,規定設立議政(行政)及定例(立法)兩局,前者就政策發展等事宜向港督提

供意見,後者主要負責制定法律及提供撥款。

《致砵甸乍訓令》及日後的《皇室訓令》基本內容包括:議政、定例兩局議員

的任命、兩局的權力、立法的程序、選舉事宜、英國對本港立法的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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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文件,港督也得遵循理藩院(殖民地部)發出的"殖民地規例",而

規例內容非常廣泛。事實上,1843年港督砵甸乍所制定的政制,乃是英國海外殖 15

民地一般採用的統治模式。

香港政府,實質上是由其首長--港督、作為總督決策諮詢機構的議政局、

行使立法權的定例局、執行法令和從事管治的行政體系及引用法例從事審判的司

法機構所組成。

《英皇制誥》賦予總督具有指導香港政務的最高權力,"殖民地規例"中明確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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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是(殖民地裡)唯一最高權力者,他須向英皇負責,也是英皇的代表

(66)

根據《英皇制誥》,所有軍事及民職人員必須向他效忠服從。

戰後任期最長的港督葛量洪(Grantham, Alexander, 1899-1978;港督任期:

1947-1957)曾說過:"在一個殖民地裡,總督的權威僅次於上帝。 葛量洪的 25

親身體會,正說明了港督權力之大、地位之高。

" (67)

開埠之初,港督身兼駐華商務總監之職,既受理藩院(Colonial Office)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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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Endacott, G.B.,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1964(hereafter as GPHK), pp. 22-23。《致砵甸乍訓

令》是以英廷給紐西蘭總督的訓令為藍本。從1841年到 1865 年是香港總督的行政指引。

(66)Colonial Regulations 1928, No.5.

(67)Grantham, Alexander, Via Pa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1965, 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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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也須聽命於外交部(Foreign Office),自第五任港督羅便臣(Sir Robinson, Hercules,

1824-1897;港督任期:1859-1865)開始,港督無須再兼任商務總監,只向理

藩院負責。理藩院是英國制定殖民地政策和統治英國轄下龐大殖民地的組織。原

則上,總督只是理藩院所釐訂的政策的執行者,然而,由於理藩院大臣是政治

5 家,對幅員廣大的眾多殖民地之情況,所知有限,有關殖民地的管治運作,一概

由理藩院的官員主掌,但這些官員也僅憑藉地方總督的匯報,獲知某地之一麟半

爪;殖民地之總督對該地情況所知遠比本土官員為多,他們有親身的生活體驗,

自然遠比本土官員只憑地方官員的匯報了解一地的情況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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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香港的情況是獨特的。它是英國第一個在海外,而基本上由華人組成的地區

建立殖民統治,(在管治上完全沒有先例可援,理藩院的官員既然不能提供治理華

人的政策,只有任由港督自行決定,為了避免出錯,地方大員往往蕭規曹隨。威

廉·德輔(Sir Des Voeux, William, 1834-1909;港督任期:1887-1891)便坦言:

總督只須在預備好的文件上簽簽名,便可以平平穩穩地度過他的任期,

對於不願有所作為的人來說,這簡直是個天堂。

(70)

(71)

有決心要幹一番事業的總督往往可以便宜行事,雖說他必須向理藩院大臣匯

報及請示,但根據邁樂文(Miners, Norman)教授研究所得,他們自有對策,

或陽

奉陰違--察覺理藩院之訓令有問題又不能不執行,於是向倫敦方面訛稱已執行

理藩院之指令;或先斬後奏--這主要是與財政有關事務,總督按照實際需要先

實行某種措施,然後才向倫敦方面匯報要求追認;或我行我素--港督下令頒行

20 某種措施,但卻不向倫敦方面匯報。事實上,港督不匯報,理藩院也無從得知。

25

香港總督遇到英廷強逼施行一些他不同意的政策時還有一度板斧,就是用行政局

或立法局作戰牌,甚至以佔香港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反對為藉口。事實上,香

港與倫敦相去萬里,書信往來需時頗久,理藩院對總督的控制是有限的,除了涉

及立法、財政、或與英國基本國策相違背的事情--比方賭博合法化問題、妹仔

30

(68)參考 Cell, John W.,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1970, pp.3-44;

Fieldhouse, D.K.,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66, p.246。

(69)英人在佔領香港前已佔領了新加坡、馬六甲及檳榔嶼,該三地均有不少華僑聚居,但它們都不是直轄的殖民地,而是隸屬於 印度政府,由英國東印度公司間接管治。1867年4月1日,由上述三地組成的海峽殖民地(Strait Settlements)方正式脫離印 度政府的統治移交英國理藩院,成為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

(70)Sir Des Voeux, William, My Colonial Service, Vol. II, 1903, p.244.

(71)邁樂文教授研究所得,歷任香港總督有許多應付理藩院的秘訣,詳見 Miners, Norman,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1987

(hereafter cited as HKIR), pp.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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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廣東國民政府的關係等。 理藩院一般都樂於被蒙在鼓裡。

原則上,港督在制定政策時,必須徵詢及參考行政局的意見,而法例之制定

又須通過立法局,然而,從開埠至戰前100年間,行政局的議員都是官守佔絕對

多數,而在1896年以前,行政局更沒有非官守議席,即使到了大戰前夕,也只

得3個非官守議席,而官守議席有六席之多,何況港督還有否定行政局決定的權

力,可知行政局完全在港督的控制之中。至於立法局,在1850年以前,並無非官

守議席,而從1850年開始,非官守議席數目雖漸有增加,與官守議席的比例也有

所上升,然而直至1941 年,官守議席仍然比非官守為多,也就是說,港府要通過

某條法例或推行某些措施,多數可如願以償。(75)理藩院固然不能完全控制港督的行

政,行政、立法兩局亦幾乎在港督掌控之中,總督權力之大,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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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港督雖然在施政上擁有絕對權力,但假如推行的措施得不到民眾支

持,還是有可能要被逼改變初衷的,壓力最初來自旅港經商的英國商人。開埠

初年,不少英商從廣州或澳門遷到香港來,這些商人跋扈驕橫,以香港開拓者

自居,不把港督放在眼裡, (74) 早年的港督如砵甸乍、戴維斯、寶靈(Sir Bowring, John, 1792-1872;港督任期:1854-1859)、軒尼詩 (Sir Hennessy, John Pope, ?一 15

(76)

1890;港督任期:1877-1882)等都與本地英商關係惡劣。戴維斯的人頭稅措施便

因西商的強烈反對而須修訂;寶靈的中區填海計劃因未能獲得英商支持而胎死腹

中;軒尼詩任內,更因同情及支持華人而受到西商的圍攻; (75) 英商不時聯名上書

理藩院,彈劾港督, 英商在英倫本土都有一班有影響力的朋友,對英國施政有

一定的影響力。另一方面,香港居民中華人佔了絕大多數,華人雖然政治影響力

遠不如英人,但由於人數眾多,華人領袖的聯名上稟也對政府構成一定壓力,如

麥當奴(Sir MacDonnell, Richard Graves, 1814-1879;港督任期:1866-1872)的

賭博合法化政策,便因受到華人領袖的強烈反對,最終被逼取消;在廢除妹仔問

20

(72)有關賭博問題,見拙文:<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1841-1870〉,香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88年,未刊稿(以下 簡稱〈社會〉),頁529-531。妹仔問題,邁樂文教授有深入研究,見注(71),頁153-190。港督司徒拔(Sir Stubbs, Reginald, 1876-1947;港督任期:1919-1925)因同情孫中山的廣東國民政府,違背了英國外交基本國策(英國承認北洋 政府)而遭理藩院譴責。同注(71),頁51-53。

(73)立法局裡雖然官守議席比非官守為多,但也出現過官守與非官守議員合力反對港督某項施政的例子。比方港督寶靈意圖通過 一項法例,逼令中環海濱的大業主接受港府在中區海濱旁進行填海的計劃,在呈交立法局審議時,竟為官守與非官守議員一 起否決。中區填海計劃,乃胎死腹中。

(74) 見上引拙文,頁271-273。

(75)Endacott, G.B., A History of Hong Kong, 1964 (hereafter as AHHK), pp.181-182.

(76)例如戴維斯便因受到西商上書英廷彈劾,加上與同僚關係不佳,而向英廷呈辭。見注(73),頁287。西商聯名上書英廷要求

進行政制改革的如1894年,詳見 GPHK,pp.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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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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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上,亦因一些華裔殷商的反對而爭論不休。一些涉及華人利益的政策,港督必

須尊重華人領袖的意見,遇到社會不安時,政府才可以取得華人領袖的支持,出

面安撫群眾。省港大罷工後,金文泰(Sir Clementi, Cecil, 1875-1947;港督任期:

1925-1930)提議委任周壽臣(1862-1959)為首位華人行政局議員,建議受到理

藩院質疑,(77)但金文泰仍堅持原議,因為他深切體會到爭取華人領袖的支持,乃是

香港安定繁榮的基本保證。

10

2. 行政局

行政局是按照《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的規定及指示成立的,是香港政府

的決策諮詢機構。除了極緊急、微不足道、或高度機密的事項外,總督在所有政

事上都必須諮詢行政局的意見,行政局通常每週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可召開臨

時會議,會議由港督主持,討論議題由總督提交,總督有最後的決定權。

(78)

砵甸乍時代初成立的行政局成員只有三名:駐華商務副總監、輔政司及總巡

理府。一年後,戴維斯上任,擬增加律政司為行政局議員,被理藩院以"為了方

15 便港督控制行政、立法兩局,兩局成員數目不宜多"為理由加以否決。(7)行政局的

議員數目仍為三席:即副總督、輔政司及總巡理府。1872年麥當奴任內,在原有

基礎上增加一個議席,成為四個,其中三名是當然官守議員。1875年堅尼地(Sir

Kennedy, Arthur, 1810-1883;港督任期:1872-1877)任內增加一個議席,寶雲 (Sir Bowen, George, 1821-1899;港督任期:1883-1885)任內,再增一度成為六

20 席,包括:英軍司令、輔政司、律政司、總登記官兼撫華道、工務司及庫務司。

總登記官兼撫華道首次成為行政局議員。行政局的官守議席數目,直至太平洋戰

爭爆發前再沒有改變。

25

1896年,在英商的壓力下,理藩院及港府終應允設立兩個行政局非官守議

席,這是非官員參與政府最高決策的嚆矢。政府此一決定,乃是對1894年懷特

黑德(Whitehead, T.H.)為首的一群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聯名上書英倫要求改革政制

的讓步。懷特黑德、遮打(Sir Chater, Catchick Paul, 1846-1926)、何啟(1859-

30

(77)同注(71),頁 138-139。

(78)此段有關行政局之組織、職權、運作及發展主要參考 GPHK 和 HKIR。

(79)斯坦利致戴維斯信函,1845年2月3日,C.O.129/6。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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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80)

1914)等, 要求讓英籍人士在政治上有較多參與,具體來說,是容許英籍人士自

由選舉立法局代表、立法局中非官守議席的數目應較官守為多,及容許立法局中

的官守議員可按自己的意願投贊成或反對票。理藩院的回覆中以若容許英籍人士

自治,華人的利益將會遭受忽視為理由予以拒絕,並向羅便臣建議設立兩個行政

局非官守議席,其中一個是華人,以確保華人的利益得到保障。然而,在這一點

上,港督羅便臣 (Sir Robinson, William, 18361912;港督任期:1891-1898)以"華

人既不能也不會是一個獨立的議員 而英籍華裔何啟卻未能取得華人的信任,

(81)

,

華人不懂得議會運作"為理由斷然拒然,最終選出來的首兩名行政局非官守議員

是英籍亞美尼亞裔殷商遮打及怡和洋行的歐文(Owen, J. F.)。綜觀從1896年首設 行政局非官守議席始至大戰爆發止,被委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人士包括洋行大

班、銀行家、律師等,但包括羅旭龢(1880-1949)及周壽臣在內的29人中,(82)有

20 名是殷商,其中包括怡和、天祥、仁記等著名洋行的大班,而其中怡和洋行的

代表竟先後有九名之多,英商勢力之大,可見一斑。

羅便臣拒絕了英廷委任華人為行政局議員的建議,32年後,才有首名華人當

上行政局議員。

5

10

15

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香港經歷了15個月動蕩不安的時期,在這段艱辛的

歲月裡,港府得到華人中上階層--特別是殷商的支持。為了舒緩華人的反英情

緒,激勵士氣,爭取華人的效忠,金文泰特委任祖籍香港黃竹坑新圍、時任立法

局首席華人非官守議員的周壽臣為首位行政局華人議員。金文泰此一提議曾遭理

藩院的官員以華人能否嚴守保密守則、影響到行政局討論敏感問題為理由加以質 20

疑,(83)但金文泰堅持自己的判斷正確。周壽臣在任十年後,到1936年退休,其空

缺由羅旭龢頂替。行政局的九個議席自1926年至二戰爆發,一直沒有增減。

(80)遮打生平見 Dr. Bard, Solomon, Traders of Hong Kong Some Foreign Merchant Houses, 1841-1899, 1993 (hereafter cited as Early Traders), pp.95-96。何啟則可參考 Choa, G.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Ho Kal, 1987; Chiu, Ling- yeong,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Sir Ho Kai". Ph.D. thesis,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1968;Holdsworth, Mary and Munn, Christopher (eds.)

›

,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78-80。

(81)《威廉·羅便臣致約瑟張伯倫密函》1895年8月16日,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129/2680

(82)有關羅旭龢、周壽臣生平,可參看 Cheng, T.C., "Chinese Unofficia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Hong Kong up to 1941,"JHKBRAS, 9 (1969)( hereafter cited as "Cheng,T.C."),pp.7-30;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pp. 96- 98, 230-232 •

(83)同注(77)。

25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3. 立法局

立法局也是根據《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的規定而設立,主要職能是制定

法律,作為主席的總督有否決權,立法局議員可就政府的政策事務,提出質詢。

1843 年港督砵甸乍在組織行政局的同時,也組成了立法局,成員由副港督、

5 輔政司及總巡理府組成,(84)與行政局完全一樣。開埠伊始,兩局都是官守議員,

港督大權在握。根據英國的傳統,為方便統治,所有殖民地在開始時權力都集中

在總督一人手裡,紐西蘭如是、錫蘭也如此。歷史學家安德葛(G.B. Endacott)指

出:由於香港開埠時原居民人數並不多,沒有一班本地豪紳要求分享權力,情況

跟印度、錫蘭等地截然不同,故此,港府可以獨攬大權。砵甸乍的繼任人戴維斯

10 把立法局議席增至五個,他指出由於官員以外的英人都是鴉片煙販,他只能委任

官守議員。在英廷的指令下,他把議席減回三個,成員是英軍司令、首席按察司

及律政司。

隨着原來居住於廣州或澳門的英商遷到香港來,情況逐漸改變。英商對戴維

斯的施政非常不滿。1845年,他們聯名上書理藩院大臣,彈劾戴維斯,並要求設

15 立一個居民自決的市政府,但不得要領。四年後,香港的英國僑民再去信催促,

20

港督般含(Sir Bonham, Samuel George, 18031863;港督任期:1848-1854)同意 立法局設立非官守議席,終於委任了大衛·渣甸(Jardine, David, 1819-1853)及艾 格(Edger, J. F.),成為立法局首兩名非官守議員。般含與香港英商的關係良好,

立法局的首個非官守議席在他任內委出,絕非偶然。

繼任的寶靈是一個富於改革熱忱的人。甫履新,便擬定了改革立法局的大

計。他的計劃包括增加八個官守議席、五個非官守議席,後者由擁有土地的英籍

人士選出,以便可以反映民意,寶靈又建議把立法局會議公開,但理藩院對於立

法局進行大改革並不支持,他們一方面反對由僑港英人壟斷香港事務,恐怕會導

致華人的利益受到忽略,對長居香港的華人不公平,另一方面,卻以華人尚"未

25 懂得尊重社會安定所仰賴的大原則......"為理由,拒絕讓華人晉身立法局,經過

多番爭議,英廷只同意增加兩個官守議席及一個非官守議席,官守議席是庫務司

及總巡理府,非官守議席是萊爾(Lyall, G.)。但一年後,因兩名官員休假,寶靈

又多設一個官守議席,變成六對三的局面。英廷同意立法局會議准許旁聽,為開

放立法局邁出一大步。

30

(84)此段有關立法局之組織、功能、運作及發展,參見 GPHK 和 HKIR。

091

092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85)

寶靈時代,英廷反對讓華人參與立法局,但自19世紀50年代以後,華人人

口增長極速,華商逐漸崛起,到了軒尼詩當港督時,華人已成為香港最大的業

主,他們從西人手中購入了大量房屋,總值達1,710,000元。政府的收入中90%

來自華人,而在全港每季納差餉1,000元的人中,有17名是華人,而只有一名是

英人。軒尼詩是愛爾蘭人,較能理解華人被歧視的處境,對華人的發展,熱心支

持,與此同時,他積極找尋機會,委任華人入立法局。 1880年1月,仁記洋行

大班吉普(Gibb, H. B.)休假,軒尼詩委任伍廷芳暫代。伍廷芳(1842-1922),字

文爵,號秩庸,是香港第一位執業華人律師,又是基督教徒。(86) 他學貫中西,受

到華人社會的愛戴和擁護,伍廷芳就職之日,華人領袖群集港督府道賀。但英廷

仍然以"假如中英交惡,立法局的華裔議員將處境尷尬"為理由拒絕給予華人一個

永久議席,英廷又認為如要委任華人為立法局議員,應揀一個商人,而伍氏並非

商人,故非理想人選。伍廷芳當了不足三年立法局議員,便辭去議席,投身北洋

幕府。

軒尼詩在1882年去職,其繼任人寶雲在1883年履任,他支持在立法局設立

至少一個華人議席,以代表佔全港人口大多數的華人發言。但人選難求,因為他

必須是英籍,受過良好教育、具有社會地位及經濟能力,當時香港兼具這些條件

的華人鳳毛麟角。

5

10

15

20

寶雲決定趁機會改革立法局,理藩院表示支持。1884年立法局增加兩個官守

議席:總登記官兼撫華道及總測量官,非官守議席增加一個,共五名。並指定其

中一個議席由華人充任,非官守議席的其中一席由香港總商會提名,一席由太平

局紳提名。從而可代表"社會中有智慧、高教育水平及擁有財富的人"的看法。(87)

幾經考慮,寶雲終於挑選了黃勝(1826-1902)出任立法局新設的華人議

席。

黃勝早年肄業於馬禮遜紀念學校,在美國唸過兩年書,回港後,在英華書院

主持印刷所,他既是基督徒,又諳英文,與西人關係密切。同時,他也是東華醫

院的創院總理之一,在當時的華人社會,無出其右。1883年黃勝歸化英籍,寶雲 25

(85)除參考 GPHK,pp. 89-96外,可參見AHHK, pp. 170-197。

(86)伍廷芳之資料,可參看注(81),及 Smith, Carl,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1985 (hereafter cited as CC), pp. 131-132; Pomeranantz, Zhang, Linda, Wu Tingfang(1842-1922):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992;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pp.337-338。

(87)GPHK, p.99.

(88)黃勝之生平可參見上引 CC, p.147;陳學霖:<黃勝- -香港華人提倡洋務事業之先驅〉,《崇基學報》第3卷2期(1964年5

月),頁 227-231;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p. 454。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以他"既能以英國人眼光觀察中國事物,亦能以中國人眼光觀察英國事物",符合

種種條件,乃委任他為立法局議員。

(89)

經過寶雲的改革後,立法局氣象一新,出現了永久的華人議席,代表華人利

益發言,而在香港極具影響力的香港總商會及太平紳士均有權提名人選出席立法

5 局,開間接選舉之先河。

10

立法局裡的五名非官守議員對政府的措施--特別是財政及工務異常關注,

經常與港府意見相左。為了爭取在政治上有更大的發言權,1894年他們與一群繳

納差餉的人士聯名上書英廷施壓,要求增加立法局非官守議席,在數量上超過官

守議席,立法局的議席由英人自行選出。發起人中包括從1890年起取代黃勝出任

立法局華人議員、在英國受過高深教育及非常西化的何啟。

面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辭職要脅,港督羅便臣立場堅定,理藩院也不同意

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的看法,後者在覆函中逐點批駁,指出香港漸趨繁榮,華人居

功不少,任何政制轉變,可能會不利於華人,而且香港與中國接壤,中國必定不

願意看到香港出現一個西人自治的政府,因此政府堅持必須維持現行制度不變。

15 但為了向請願者稍作讓步,港府首次設立兩個行政局非官守議席,而立法局亦增

加兩個議席,其中一個是官守,另外一個是非官守 ----新增加的華人議席,由在

英國唸大學、基督徒、銀行買辦韋玉(1849-1922)充任。(90)至此,立法局共有七

名官守議員、六名非官守議員。這情況一直維持到1929年才有所改變。

20

1916年,以波洛克(Sir Pollock, Henry)為首的英人曾上書英廷,要求增加行

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席,為政府所拒。1925年,香港爆發規模前所未見的

大罷工,罷工平息後,港府在金文泰領導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周壽臣被委任

為首位華人行政局議員,而立法局方面亦增設四個議席,分別是官守兩個、非官

守兩個,比例維持不變,官守議席除去港督共有九個。他們是:陸軍提督、布政

司、法政司、庫務司、華民政務司、工程司、警察總監、醫務衛生總監及船政

25 道;而非官守議席共有八個,其中兩個議席由香港總商會及太平紳士提名,餘下

的六個均由港督委任,有三個議席為華人專設,另外為葡人留一個議席。非官守

議員任期由六年減為四年。

從1929至1941年香港淪陷,立法局的體制維持不變。

30

(89)AHHK, p. 205.

(90)韋玉生平,詳見"Cheng, T. C. ",pp. 16-19: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pp. 455-456。

093

094

*** How to that for what

香港史新編上

ˋㄨˋ

串

20

圖3.6 1897年的香港立法局成員。穿白色軍服軍官後面的是華裔的何啟

。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

10

的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像行政局一樣,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非富即貴,從1850年首設非官守議席至

1941年香港淪陷為止,香港共產生了98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不包括官員以非官

守身份出席立法局者),其中不是英資洋行的大班,便是銀行家、律師、醫生、

會計師及建築師。必須指出,香港是一個商業城市,在戰前香港,工業尚處於萌

5 芽階段,香港的財富,主要是藉着轉口貿易積累而來,因此,洋行--特別是英

資洋行緊握貿易之牛耳。(91) 怡和洋行、寶順洋行、仁記洋行、端納洋行、天祥洋行

等財雄勢大,歷史悠久的英資商行幾乎壟斷了立法局的大部分非官守議席,其中

怡和洋行更長期在立法局佔有一個席位。從1850年到1900年間所委任的43名立

法局非官守議員中,有29名來自大商行,佔所有議員的67%。英國人多,加上他

們熟識議會的運作,英文既是法定語文,英人可以從容不逼的以母語進行辯論,

因而他們在立法局裡影響力極大。像懷特黑德、波洛克及霍利約克(Holyoak, P. H.)

都是港府深感頭痛的人物。

10

(93)

在19世紀晚期,香港出現了幾名很出色的亞裔商人,如英籍亞美尼亞裔的遮

打、猶太裔的沙宣(Sasoon, F. D.)(2)及庇理羅士 (Belilios, E. R., 1837-1905)。 他

15 們都相當能幹,在香港建基立業,並被委為立法局議員。葡籍人士則自1929年起

擁有一個議席

。

自 1880年委任伍廷芳為首位華人立法局議員起至1941年,被委為立法局

議員的華人包括:黃勝、何啟、韋玉、劉鑄伯(1866-1922)、何福、陳啟明、

周少岐、周壽臣、伍漢弢(1877-1923)、羅旭龢、曹善允(1868-?)、周竣年

20 (1893-2)、羅文錦(1893-1959)、李樹芬(1887-1966)、李子方、譚馬士共

17人,(94)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色:受過英式教育的熏陶。除了黃勝、何啟、羅文

錦、曹善允、李樹芬及譚馬士是專業人士外,其餘的都是腰纏萬貫的富商,正符

合了港府器重商人的大原則。

25

華人議員除了早期的何啟及後期的羅文錦外,其餘的大都發言不多,唯英籍

議員馬首是瞻。據知韋玉當了21年議員,極少發言,當他晉升為立法局首席議

員後,在辯論財政預算時,每讓歐裔同僚代他發言。何福對於華裔議員多在會議

(91)有關 19 世紀外國商行在香港的商業活動,可參考 Early Traders 一書。

(92)沙宣家族歷史見 Early Traders, pp. 94-95;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pp. 383-385。

30

(93)庇理羅士生平詳見 Early Traders, pp.92-93;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pp. 24-25。

(94)詳見注(82);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pp. 454,455-456, 246-247, 187-188, 71, 82, 96-98, 230-232,

438-39, 82, 278-279, 263-264, 262-263 •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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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上噤若寒蟬的解釋是:華人議員習慣在會議前先行靜靜及有技巧地接觸同僚,私

下解決問題,故此沒有在會議上提問。然而,當會議辯論與華人利益有關的事項

時,華人議員也仗義執言。比方1919年立法局審議保留長洲山頂作為西人居住區

的法案時,何福和劉鑄伯便慷慨陳詞,極力反對。(5)邁樂文認為華人的意見每每透

過團防局向華民政務司反映,故此無需由華人議員在立法局上提出討論。(6)這雖然

可能是原因,但華人不習慣在會議上以英語發言,及華人較保守的性格,可能是

更主要的因素。立法局中最敢言的華人,包括前期的何啟及後期的羅文錦都是在

英國唸法律的,慣於以英語辯難,而且生活方式都非常西化,他們的出身、教育

背景顯然與劉鑄伯、周少岐等較傳統的華商截然不同。

在戰前的華裔議員中,以羅文錦最敢言。 (97) 他在1935年被委任為議員後,便

成為港府政務的主要批評者。據知從1936至1939年,他提問的次數比其他議員

加起來還要多。然而,立法局裡的華人議席只有三個,相對於英人,力量顯然有

所不及,比方前面提過的法案,立法局裡除了兩名華人,其他的官守及非官守議

員都投支持票,華人勢孤力弱,徒呼奈何,華人議員在立法局發言不多,與此亦

不無關係。

5

10

15

(二)司法制度

1841年1月25日,英軍登陸港島。2月初,港英臨時政府發表重要文告,

強調香港之華人,受到英國官吏之保護,一切禮教與典儀風俗習慣及私有合法權

益,概准如舊,而官廳執政治民,悉依中國法律及風俗習慣辦理,但廢除拷訊。

英國人及他國人民則按英國現行法規管治。(98)

20

在香港政府尚未正式成立前,義律已委任威廉·堅吾(Caine, William)為總巡

理府,負責維持治安。(9)1843年6月,原設於廣州以審訊在中國犯罪的英國人的

刑事和海事法庭遷到香港來,香港法院正式成立。

25

(95)見注(71),頁61。

(96)同上注。

(97)羅文錦是混血兒,是戰前所有立法局華裔議員中最敢言的一位,見同上注,頁 63。

(98)見《鴉爭》,第4冊,頁241-242。

(99)見Norton-Kyshe, William James,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Vol. 1898 ( hereafter cited as Norton-

Kyshe) p. 6。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5

10

1844 年刑事法院開始審訊時,採用了英國行之多年的"陪審團制度"。接着又

任命了首席按察司(Chief Justice)和律政司(Attorney General)。首席按察司即最 高法院首席法官,由英女皇任命,律政司是港督的法律顧問,也是議政局及定例 局的當然議員。(100)

1844年10月,高等法院成立。根據《香港高等法院條例》,英國法律除一些

被認為不適用於香港或由本港立法機關予以刪改,其餘皆適用於香港,英國的普

通法,衡平法及其判例均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

香港的司法審判採用了三級三審制度。(101) 地方施政機關,有初級法庭、高級

法庭、上訴議庭三級。初級法庭,即各區裁判司署,承審官為裁判司,負責所有

適用簡易程序治罪之刑事案件,包括若干簡易民事案件,及一切違章犯禁之糾

紛。至於民事訴訟事件其關連數目不超過1,000元的,屬於簡易民事管轄權範圍,

以簡易民事法庭為初級審判庭,附設於高等法院。

凡屬簡易民事訴訟,當事人可以自行或選任律師代表起訴或辯護,如屬於民

事訴訟管轄本權之事件,當事人可以自行或延聘律師轉任大律師(狀師)代理起訴

15 或辯護。如刑事案提起公訴,必須由律政司或政府律師或警官主控,一切公訴案

件必須經過預審,然後送高等法院刑事庭審判。

高等法庭,附設於高等法院,有民事、刑事庭之分。民事方面有民事管轄

庭、民事簡易庭、遺產庭、破產庭、海事庭、離婚庭之別。凡民事訴訟屬於債

務、遺產、破產、背約、追討損失、妨害名譽等案而訴訟關連數目超過1,000元

20 的,歸民事訴訟管轄本權範圍,由高等法庭管轄。凡刑事訴訟由律政司提出公

訴,而經初級法庭預審移交的,歸刑事庭管轄。

上訴合議庭,附設於高等法院,由按察司兩人或三人組織而成,審理地方上

一切民刑事上訴事件。

所謂三審程序,不論為民事或刑事訴訟,如不服第一審判決的,除可依法請

25 求覆審或向高院或按察司提請審或吊放外,還可以向合議庭請求上訴。又如有

不服高院刑事庭第一審判決的,可提請上訴。據1933年第八號條例規定,不論

屬於法律或事實問題,均由按察司兩或三人組織合議庭進行研訊,是為第二審。

如不服第二審的判決,可以提請上訴於英廷,由英廷樞密院司法委員會(Judicial

30

(100)參考張學仁:《香港法概論》,1992年(以下簡稱《港法》),關於早期司法一段。

(101)此段有關三級三審制度參考馬浣:《香港法例彙編》,第1卷,1936年,頁136。

097

098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組織上訴庭進行研訊,是為第三審,也就是訴訟程

序的終審。

立法局自1843年便制定香港法律。香港成文法乃積累而成,總稱《香港

法律》,包括了由立法局通過法例(ordinances)及作為法例的附屬立法的規例

(regulations);此外,還包括適用於本港的樞密院命令、英國議會法例、憲制性文

件、公約和條約。法院把比較重要的判決匯總成冊,稱為《香港法律匯總》和《地

方法院法律匯總》。

5

10

早期港英政府法律有三大特點。其一是歧視華人,有些法例的名稱就帶有明

顯的種族歧視,例如1856年第12號《管理華人墓地和防止汗害法例》,把華人墓

地與隨地便溺等汗害相提並論。又如專門適用於華人的1858年第八號法例第23

條規定,貧苦華人不准行乞,違者"可罰銀不過五大元,或可將犯此之人鞭笞,

隨該官意,但多不過三十六鞭,少不過五鞭,又可將該人解回原籍"。再如,1888

年第13號《管理華人法例》明文規定,撫華道有權隨時傳訊任何華人房主和房

客,有權任免華人更練首領;華人除婚喪大事以外,逢年過節也不准在市區吹奏

樂器或列隊行走;華人未經撫華道批准,不得公演任何中國戲劇或張貼海報;華 15

人夜晚上街必須提燈,無通行證的華人晚間不准出門;華人未經總督許可,不得

舉行或參加任何公共集會,如此等等。1888年第16號《保留歐人區法例》,劃港

島山頂區為"歐人區",不准在這些地方建造中式房屋,現有的中式房屋也嚴格限

制居住人數,表現出排擠華人、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意圖。

(102)

其二是為了適應商業發展的需要,港英政府格外重視經濟立法的工作,早在

19 世紀下半葉已制定一系列調整經濟關係的成文法,例如:破產法、專利法、

銀行組織法、合夥經營法、公司法、商標法、信託法、土地拍賣法、財產繼承法

等,它們在港英法律體系中佔有顯著地位。這些法例的訂立,對香港經濟的發

展,有正面的推動作用。

其三是英律與華律並用。香港開埠之初,中英雙方尚就居港華人之治權爭論

不休,鑑於此問題懸而未決,而且在華英人享有治外法權,港英政府乃宣佈以"華

律"管治華人。1844年第十條第25項及同年第15條法例中作出更具體的規定。

在港英政府眼中,這種司法方式,既可符合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理應施行英律

的大原則,又可按照地方情況及實際需要,對華人罪犯施以具警嚇性的懲罰。然

20

25

30

(102)余繩武、劉存寬:《19世紀的香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15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而無論是居港的華人、英人,以至英廷,均對這些制度不以為然,尤以華人動輒

得咎,刑罰嚴苛,富有華人,每裹足不來,視香港為畏途。(103)

香港高等法院在審理香港案件時也往往採取雙重標準,對英國人百般包庇,

重罪輕判,而對中國人則相反,一貫實行嚴刑峻法。香港一地判處死刑的人數等

5 於全英格蘭死刑人數的一半。當時死刑均採取公開處決的方式,以期對華人收

一儆百之效。直到1895年以後,處決犯人才改在獄中執行。鞭打華人在香港更是

司空見慣的現象。加上華人對香港法律完全陌生,訴訟費高昂,據研究,從1848

年起至1853年間,高院並無審理華人民事訴訟的紀錄,華人轉而向文武廟尋求其 值理擔當仲裁,排難解紛。 (104)

10

(三)公務員體制

15

20

25

香港的政制沿襲英國直轄殖民地的傳統模式,設總督作為殖民地的首長。總

督之下,置諮詢性質的行政局,制定法律的立法局,以首席按察司為首的司法機

構,而政府的日常運作,卻有賴輔政司(布政司)所領導的公務員行列。

香港的公務員制度是仿效英國的文官制度建立的。香港內部的行政機構的產

生和公務人員的職權,是根據《英皇制誥》、《皇室訓令》確定的。在1917年重新

公佈施行的《英皇制誥》規定公務員的任命和升遷由總督決定;同年公佈的《殖民

地規例》,對於公務員的升職、紀律等作了進一步的規定。 (105)

隨着英國在香港建立殖民統治,港英政府亦告組成,新政府由以下主要官員

組成:總督、副港督、輔政司(布政司)、副輔政司、庫務司、華人事務司、法律

顧問、醫務監督、總理府、助理巡理府、翻譯官、船政官、田土官、助理測量

官、建築物監督等,當時一切草創,組織仍然相當原始。

(106)

1844年5月7日,戴維斯抵港履港督職,替代任滿回英的砵甸乍。他從英

30

(103)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東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1964年,頁313-314;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1898. Hong Kong: Vetch and Lee, 1971, 1st published, 1898, p. 133。

(104)見〈社會〉,頁242-243。Munn,Christopher,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中臚列了大量案例,Part Two: Crime and Justice。

(105)聶振光:《香港公務員制度》,1991年,頁9。

(106)見 Eital, E. J.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1985, p. 189。所列官員名稱皆

意譯,在香港公務員名錄未刊行前,政府職位中的中文稱謂極難確定。

099

100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國帶來了一班英國的公務員,包括土木工程師、法庭登記官、核數師等,一個月

後,香港的首任首席按察司休姆(Hulme, J. W., ?-1861)抵港履新;三個月後,首 位律政司斯特林(Stirling, P. I.)亦到港上任。戴維斯還設立了一個新的部門總 登記官署,為華人進行登記,以阻遏三合會的發展,後來,總登記官成為港府與

華人之間溝通的主要橋樑。

(107)

隨着人口的增加、商務的發展、疆界的拓展--特別是1898年英國租借了

社會結構及形態與港九截然不同的新界,香港政府機關組織架構必須不時調整以

適應新需要 --這包括增加新部門、新職位及改組原來機關組織,據香港公務

員名冊的紀錄,在1904年香港有下列主要部門:估價官署、律政司署、查數官

署、園莊事務署、輔政司署、國家律師署、提牢(監獄署)、船政廳、海關監督

署、監督學院(教育司署)、田土廳、巡理府、醫務署、潔淨醫師署、天文台、總

緝捕署、驛務司署、工務司署、總登記官署、釐印局、按察司署、庫務司署、水

務司署等多個部門, 負責處理行政、司法、財政、土地、醫務、衛生、教育、

稅務、供水、工程等各方面的事項。其中設立於1862年的監督學院(或可譯作視

(108)

5

10

學官)是港府首個專責香港教育的職位,1909年改稱教育司。海關監督署成立於 15

1887年,港英政府為了解決"封鎖香港"事件,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協助管制鴉

片的出入口,打擊走私,於是成立海關監督署專責監察出入口事宜。1909年,香

港開始向酒類抽入口稅,以彌補因限制鴉片入口所造成税收的減少,海關的職權

更重。

(109)

踏入 20 世紀以後,人口日多,政務日益繁重,港府亦因應新需要設立了一些

新部門,這包括1922年成立的消防署(在此之前,消防是由警察司署兼管的)、

1906 年配合九廣鐵路興建而設立的九廣車路局、為管治新界而設立的新界理民

府。1913年,總登記官署改稱安撫華民政務司署。1938年,港府設立差餉物業估

價署以管理新徵收的入息稅。有鑑於1925年省港大罷工而於1938年設立的勞工

署,藉以改善港府、僱主與勞工間之關係,在1937至1938年,港府改組負責財

政的部門,開設財政司、政府物料供處署及總會計署,以取代原有之庫務司署,

20

25

(107)詳見 GPHK, p. 164。總登記官(Registrar General)的重要性與時俱增,1858年增加了"撫華道"(Protector of Chinese)名 號。隨着香港華人愈來愈多,愈來愈富有,總登記官的職權也日重,1884年,他成為立法局當然官守議員;1913 年易名為 安撫華民政務司(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

(108)The Hong Kong Civil Service List for the Year 1904 (here-after cited as CSL)。有關香港公務員架構之演變可參考:Hamiton, E.

C. Govemment Departments in Hong Kong 1841-1969, 1969, pp.3-7, 14-16。

(109)見 GPHK, p.164-165,安德葛對於從1841至1941年間港府的發展有詳細描述。

30

5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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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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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英國首任駐華商務總監律勞卑紀念碑。現放置於香港墳場內。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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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110)

改組重編後,分工更細,更能適應日益繁重的財政事務。 1940 年,港府特別成

立人民入境事務處,以處理因廣州淪陷逃難而來的大量難民,這些都是 20 世紀以

後成立的新部門。

公務員的人數也隨着新部門增加而與時俱增。1901年,政府各級公務員合共

只有715 人,1914年增至4,447人,到了1939年更增至10,004人,25年間共增加 5

(111)

了125%。 公務員數目的驟增與本港人口在20世紀暴增、政府部門所需處理事

務日益繁重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112)

戰前,香港公務員行列裡英人所佔數目相當多, 1914年,外籍公務員有

515 名,佔總公務員人數的11.6%;在1930年,外籍公務員人數增為956名,其後

略有減少,至1939年降至889名,佔公務員隊伍裡的9%。政府部門的首長固然

清一色由英人擔任,即有些中下級的職位,也有不少外籍僱員,如警隊的督察、

衛生局的幫辦、工務局的管工及在部門裡當文書的都有不少英籍人士。

必須指出,在戰前的公務員體制裡,種族歧視是很普遍的現象。同一職位,

英人的薪津比華人高,1914年,一名歐籍警察一年的薪酬是1,000 鎊,而印籍或

華人督察每年只得150港元,比歐籍同僚少七倍。外籍公務員特多的原因,根據

邁樂文教授的分析,原因包括:部門首長往往覺得歐籍僱員較為忠實可靠、比華

人僱員清廉、辦事效率較高;外籍僱員對英國政府忠心耿耿。本地招聘的香港公

務員大都不是英籍公民,遇到危急關頭,可靠程度成疑。也因為這個緣故,負責

維持治安的警察隊伍裡,英籍和印籍警察比華籍為多。在1913年,歐籍和印籍警

察合共647名,華籍警察有576名。1922年海員大罷工時,政府對華警的表現不

滿,曾辭退或把部分華警降職處分。在省港大罷工後,政府把警隊的外籍人員比

例增加,並從山東威海衛招募華人到港當警察。

(113)

10

15

20

由於外籍人士的薪津比華人高,隨着公務員體制的膨脹,政府財政負擔日

重。1930年,一個研究香港公務員薪酬的報告書發表,定例局議員反對增加公

務員薪酬的建議,政府委出一個小組研究節流之方,小組建議多聘用華人取代英 25

人所據職位,港督威廉·貝璐(Sir Peel, William, 1875-1947;港督任期:1930-

(110)同上注。

(111)轉引自 HKIR, p. 79。

(112)此段參考邁樂文教授的 HKIR, pp.80-82。

(113) 關於香港警察編制之發展可參閱吳志華:香港警察制度的建立和早期發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95年,

未刊稿。

30

5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1935)採納了這個意見,開始聘用華人---- 特別香港大學畢業生擔任較重要職

位,但由於所有部門充斥着外籍僱員,部分部門首長拒絕讓華人取代英人職位,

直至1941年,公務員本地化仍然進展緩慢。

(四)半官方諮詢機構:潔淨局、團防局

10

香港政府的行政架構除了上述的機制外,還包括若干專責處理某一類事項的

半官方諮詢機構,戰前,這類機構中最具代表性的計有專責市政衛生的潔淨局

(1935 年後改名市政局及協助警察維持地方治安的團防局。

1. 潔淨局

15

22

20

自開埠始,香港的環境衛生一直不理想,令政府非常困擾。19世紀70年

代以後太平山區人口密集,居住環境異常擠逼,衛生情況惡劣,政府力謀改

(114)

善。 21883年,英國皇家工程師柴維克(Chadwick, Osbert)向港府提交了一份關於

香港衛生情況的報告書,嚴厲批評香港的公共衛生,並力促改善。在英國理藩院

的壓力下,港府成立了一個潔淨局,負責監察街道清潔、授權檢查不合衛生法例

的民房、草訂新的《公共衛生條例》,成員由三個政府部門首長組成。職權由 1883

年第7條《治安及清潔修正法例》明確界定。1886年,政府委任四名非官守議員入

局,以增加潔淨局的代表性及公信力,成員中包括華裔的何啟。港府同時增加了

兩名官守議員,潔淨局的成員乃包括五名官守(部門首長)及四名非官守議員。新

成立的潔淨局的首要任務,是修正寶雲時代已擬好的公共衛生條例的草稿,以便

提交立法局通過,《公共衛生條例》中有不少內容與華人有關的,最令華人惴惴不

安的是當局有權進行民房檢查,條例對唐樓的建築規格有多項規定,華人恐懼唐

25 樓的面積將更為減縮,房租將更昂貴。何啟代表華人力表反對,條例在呈立法局

討論時,非官守議員全體反對,但由於官守議員數目佔優,法例終於通過。1887

年《公共衛生條例》規定由土地總測量官、總登記官、警察總監、醫務衛生總監及

六名市民代表組成潔淨局,市民代表中兩席是華人--他們是何啟及黃勝。

(115)

30

(114)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香港:康樂文化事務署,2002年,頁51-

65

口

(115)此段主要參考 GPHK 中有關潔淨局一段,pp. 148-162。

103

104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1894年香港發生嚴重瘟疫。 (116) 潔淨局擬出多項條例實行強逼性民房檢查、隔

離染疫者,還成立一個特別房屋小組專責處理疫區重建事宜。

1908 年,港府委任的一個調查小組發現衛生督察與建築商朋比為奸,潔淨局

貪污受賄情況嚴重,乃改組潔淨局。1908年立法局通過《公共衛生及建築條例》,

規定潔淨局由四名官守議員(部門首長)及六名市民(非官守議員)組成,官守議

員中,衛生局總辦取代了警察總監,主席由一名政務官出任,取代了原來的醫務

衛生總監,他同時也是新成立的潔淨局的行政部門-潔淨署(市政總署前身)

的總辦。潔淨署的財政經費、人事調動均需向潔淨局請示。在新的制度下,潔淨

局主席不再是一名專業的醫務專家,他無需對醫務衛生有所認識,但必須通曉中

文,以方便與華裔非官守議員溝通。此制度可避免衛生專家推行嚴厲的公共衛生

措施,干擾華人的日常生活,阻撓華人藉興建不合衛生條件房屋謀利。

(117)

1935年,潔淨局改名市政局,基本架構不變,仍由政府官員擔任市政局主席

一職,但設立一個副主席職位,由醫務衛生總監兼任,以提供專業指導,監督有

關公共衛生法令和規例的執行。官守議員還包括:工務司、華民政務司及警察總

監。八名非官守議員中有六名由港督委任,其中三名必須是華人,另外兩名是民

選議員。

潔淨局(市政局)有兩大特點:非官守議席比官守多,與行政、立法兩局的組

織迥異;而非官守議員中,華人佔相當議席,這是因為環境衛生與華人生活息息

相關。而華人社會的領袖如何啟、黃勝、曹善允、羅文錦、李樹芬等皆由潔淨局

晉身立法局,所以潔淨局也是培植華人翹楚分子的溫床。

5

10

15

20

2. 團防局

團防局是 1866 年由華人動議,政府允准的一種由街坊組成的自衛隊組織。它

首先是由中上五環的坊眾向政府申辦的。(118) 香港開埠以後,治安一直很差,警察

往往有鞭長莫及之嘆,中上環--華人聚居中心地的商人、店主、居民有鑑於警

察力量不足倚,便自行招聘更練以維持地區治安。1866年2月1日,五環坊眾向

政府提出成立團防局,以補警察之不足,港府考慮後終允准所請。1866年8月通

25

(116)關於瘟疫,可參考本章(四、香港政府、西人與華人社會之關係〉。

(117) HKIR, p. 149.

(118)此節主要參考〈社會〉,頁482-484。Lethbridge, H. J.,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1978 (hereafter cited as

Lethbridge H. J.), pp. 104-129。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過1866年第七號法例,成立團防局。團防局成立後,把原來各區的更練組織聯合

為一個整體組織,並且從原來由各區華人自行管理變為由專責華人事務的總登記

官(後來的華民政務司)監管,經費仍由華人支付。19世紀80年代,更練的職責

更包括:為進行人口統計的官員作嚮導、替保良局追尋出走的女童、截查被拐帶

5 到香港當娼的少女,為華人的福利團體進行偵查工作、維持華人居住區的治安。

1891年,身兼輔政司及總登記官兩職的史超域·駱克(Lockhart, James Stewart, 1858-1937)有鑑於華人愈來愈富有,影響力日大,察覺到有必要建立一個由華

人組成的諮詢機構,以反映人民意,及向港府提供意見。他建議由包括當時華

人領袖:何啟、韋玉、何福在內的12名華人組成一個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委員會,

10 監督更練的運作,取代往昔非正式的委員,藉以加強警方與總登記官的合作,使

團防局能發揮更大的力量,而團防局局紳每月開會一次,商討華人有關事項,可

協助總登記官處理華人事務。駱克的計劃得到立法局議員韋玉的支持。

15

得到官方支持的的團防局,權力遠勝從前,團防局局紳都是華人社會中廣受

尊重及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們的意見,往往受到總登記官的重視,他們成為政府

與華人社會之間的溝通橋樑。

團防局的成員(局)都是根據總登記官(1913年後易名為安撫華民政務司)

的推薦,由港督會同行政局委任的。人選皆一時俊彥。

1917 年,團防局成員由12人增至14人,新增的局紳,是由剛從東華醫院及

保良局的值理退下來的人中挑選,1920年更新設顧問一職。1919年,警方調派一

20 名歐籍警官協助團防管理及訓練更練隊裡的偵緝人員,更練隊力量大增,與正規

警察合力維持治安,成效卓著。

25

30

隨着市區的拓展,由團防更練巡視的地區亦不斷擴大,1910年,由於華人的

居住區向半山擴展,更練的巡視範圍擴展至半山。1925年,油麻地及旺角均設立

了團防更練。1930年,深水埗亦設立更練。更練的人數只是略有增加,1891 年是

48名,至1941年是120名,50年間只增加了72 名。

團防局亦成為向上爬的華人晉身之階。戰前,幾乎所有的華人立法局議員都

曾當團防局紳。有學者更指出:當時有心從政的華人,必須先當團防局紳,然後

是潔淨局(1935年以後是市政局),最後被委入立法局。 (119) 戰前,香港政府曾成立

了多個諮詢性質的委員會,但論作用及影響力之大,無法與團防局相提並論,難

(119)可參考 Cheng, T. C., pp.7-30。

105

香港史新編■上冊

怪團防局又有"華人行政局"之稱。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三.英國管治香港的方針與政策

(一)間接管治:保甲制的設立與推行

1841年1月25日,英軍登陸香港島,翌日,舉行升旗儀式,象徵英國佔領香

港,也標誌着英國對香港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統治的開始。2月1日,義律及伯麥

以大英駐華全權欽使兼商務總監及軍師統帥水師總兵名義發出安民告示,其文如

下:

5

10

照得本公使大臣奉命為英國善定事宜,現經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琦

議定諸事,將香港等處全島地方,讓給英國寄居主掌,已有文據在案,是爾

香港等處居民,現係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故自應恭順樂服國主派來之官,

其官亦必保護爾等安堵,不致一人(受)害。至爾居民,向來所有田畝、房 15

舍、產業、家私、概必如舊,斷不輕動。凡有禮儀所關,鄉約律例,率准如

舊,亦無絲毫更改之議。且未奉國主另降諭旨之先,擬應大清律例規矩之

治,居民除不拷訊研鞫外,其餘稍無所改。凡有長老治理鄉里者,仍聽如

舊。惟須稟明英官治理可也。倘有英民及外國人等,(致)害居民,准爾即

赴附近官前稟明,定即為爾查辦。自所有各省商船、來往貿易,均准任意買

賣,所有稅餉船鈔掛號等規費,輸納大英國帑。 責成鄉里長老,轉轄小

民,使其從順。毋達,特示。(120)

20

這篇英國佔領香港後發出的首道文告,清楚申明了英國政府統治島上華人的

方針政策:"責成鄉里長老,轉轄小民"、"鄉約律例,率准如舊",從此歷任總

督 --特別是頭22年的總督,奉此為管治香港華人的金科玉律、施政精神,不 25

敢有所偏離。

英人一向留意到華南地方鄉里耆老權力很大,(121)取得香港後,便順水推舟,

認可了他們的權力和地位,利用他們的影響力,管治百姓。在開埠的頭兩年,香

106

(120)詳見《鴉爭》,第4冊,頁241-242。

(121)轉引自 Hayes, James, The Rural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 : Studies and Themes, 1983, p. 71。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港前途未卜,英人任由耆老在村中把持一切。而開埠前已存在的地保,亦與耆老 一起,處理村中事務。(122) 1843年6月,香港政府成立,翌年,港督戴維斯進一步

落實義律釐定的"責成鄉里長老,轉轄小民"的方針,制定1844年第13號條例,

規定:

5

香港總督在立法局諮詢下通過:嗣後香港總督可在全港之市鎮、鄉村及

小村落委任華人保安人員(高級及低級保長及保甲)。

(123)

這制度是:十戶設一甲長,一百戶設一保長;保、甲長人選由各鄉自行挑選

及保薦,職權與警察相同;保長由警察巡理府管轄,並由巡理府立例管治。港府

認為由於歐籍警察對於華人風俗習慣不認識,又不諳粵語,無法與華人溝通,因

10 此維護法紀、緝捕匪徒非常困難,更易激發起華人的民族情緒,不利統治,而開

埠初期治安極壞,故此想到利用中國民間傳統的保甲制度,在處理盜竊、騷亂、

搶劫、走私、非法集會等案件上協助警察一臂之力。(124)

港島上的赤柱、黃泥涌、薄扶林等村落遠在英人登陸前已形成,一向由傳統 的耆老、地保實行自治,(125)因此,保甲制較易推行。事實證明,保甲制在赤柱推

15 行得很成功;然而,在中、下環等主要由新移民組成的新區,移民互不相識,流

動性強,社會結構與農村迥異,保甲制的施行便困難重重。(126)

在保甲制施行了十年後的1853年,港府又頒佈了《華僑地保例》。新條例標

明,按1844年第13號條例選出地保之各區納稅人,如上稟港督同意新例規定,

該區即可奉行新制。新制度規定該區納稅人自行選出不少於十人,不多於24人,

20 名字呈港督省覽,經批准後,該等人將自批准之日起至翌年止,成為該地的評審

員。評審員自行投票選出一個人當地保。地保的職責是排難解紛,假如問題未獲

解決,地保應詢問原告及被告肯否接受地保及評審員之裁決,可在太平紳士監督

下簽署協議書,地保可在評審員的協助下裁決案件,或呈交法庭法官審理,地

保及評審團之最後決定應以書面通知巡理府,這是以地保會同坊眾中有聲譽者聯

25

同判決民事轇轕糾紛的方法。

(127)

(122)詳見〈社會〉,頁219-221。

(123) Davis to Stanley, 8th June 1844, #14: C. O. 129/6.

(124) Davis to Stanley, 1st June 1844, #10: C. O. 129/6。此節有關保甲制在香港施行,詳見<社會),頁219-225、375-386 及Ting, Joseph S.P., "Native Chinese Peace Officers in British Hong Kong, 1841-1861,"in Sinn, E. (edit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990, pp. 147-150。

30

(125)同注(123)。

(126) 1/1845: F. O. 233/185.

(127)詳見〈社會〉,頁375-376。

107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何以港府在1853年擴大地保之職權呢?原來華人人口中有四分之一從事商業

活動,他們一向沿襲古老方法去解決商業糾紛。19世紀50年代華南天地會之亂

導致大量華人遷港避難,不少腰纏萬貫的商人遇到糾紛要由法庭解決,但華人對

於香港英國法律不明瞭,動輒要靠通譯,加上律師費高昂,而且延時日久,做成

種種不便,港府擴大地保之職權後,華人有訴訟事宜,便可以向本地保求助,

按本土風俗處理,由地保裁決。新移民的質素日高,加強了港府給予華人更多自

決權的信心。反過來說,新例也可吸引更多廣州及珠江三角洲的富商巨賈到香港 來。(128)

然而,正當地保權力獲得擴大之際,中英兩國卻因"亞羅號"事件爆發戰爭,

香港陷入開埠以來僅見的混亂和動蕩。港府旋即頒佈1857年第六號《華人登記及

調查戶口條例》,宣佈全面採用中國傳統保甲制,藉連坐及互相監視來防止動亂:

規定十戶為一甲,甲長由十戶居民自行選出,由港督委任,任期一年,每戶居民

須向甲長申報可疑人物,甲長則向總登記官撫華道申報;甲長可執行警察之職

務,行使警察權力,可在執行令狀時協助進行搜查、盤問及拘捕犯人。同一條例

規定地保在市鎮、鄉村及各區享有與甲長同等的權力和職務,地保有薪金,與差

費一起在市鎮、鄉村及各區徵收,地保與甲長是並存的。 必須指出:在中國傳

統農村裡,地保只可舉報罪案,並無裁決權,但在香港,地保卻享有裁決民事訴

訟的權力。

(130)

(129)

1857年第六號條例只施行了一年,便為1858年第八號條例所取代,港督寶靈

在致史丹利的信函中指出:

我們對法例的推行缺乏信心,12個月以來的經驗也使我們發現法例中不

少條文 ---- 特別是有關登記流動人口的規定,實不易施行。(131)

寶靈在總結了警察總監及監獄總辦的匯報後,便聯同對1857年第6號條例作

出修訂,廢除了甲長的職位。港府何以突然廢除甲長,原因不明,但當時的按察

司安斯蒂(Anstey, Chisholm T, 1816-1873)卻在立法局會議上指"甲"(tithing)從 來沒有成立過,政府沒有發過登記門牌,法例沒有作過試驗,也沒有失敗過。(132)

5

10

15

20

25

108

(128)見〈本港議創新例》,載《遐邇貫珍》,1853年11月,第4號。

(129)同注(127),頁379、383。

(130)同上注,頁384。

(131) Bowring to Stanley, 21st April, 1858, #52: C. O. 129/67.

(132)Bowring to Stanley, 18th May, 1858, #68: C. O. 129/68.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甲長制未能推行的一個可能原因是:1857年時反英情緒空前高漲,華人對新例採

不合作態度,組織保甲以防止動亂只是港府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

港府倉卒廢除甲長制的另一原因,是由於香港英人的強烈反對,西人社會對

於港府容許華人自治大不以為然。(135)港府擴大地保職權後,西人社會怨聲載道,

5 極為不滿。中英雙方啟釁後,香港局勢混亂,1857年更發生了震驚西人社會的毒

麵包案,西人對華人的猜疑日益加深,反對華人自理訴訟的呼聲愈發響亮,在西

人的強大輿論壓力下,加上華人採取不合作態度,保甲制無法施行,港府唯有宣

10

15

20

佈廢止。

港府廢除甲長制,最終原因是因為英國理藩院對港府英華二元制統治方

式不滿。理藩院大臣拉布謝爾(Labouchere, H., 1789-1869)致加拿芬(Earl of Carnarvon, 1831-1890)的書函中申明:

本部門(按:指理藩院)的一貫主張是:殖民地裡各階層人物及當地人均

以同一制度管治,但在香港,行政制度是特殊的,華人(佔人口中的大部分)

是由另一種方式管治......這是很危險的。

(134)

拉布謝爾在1851年一封致寶靈的信中亦提過:

在殖民地裡,採取同一制度統治不同種族是應該盡量遵守的原則,這對

於維持殖民統治,不強行培植一個優越的民族或階層是非常重要的。

(135)

來自英廷的壓力,逼使寶靈放棄甲長制,而地保制也在1861年6月廢止了。

這是港督羅便臣履任後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之一

總的來說,地保作為地方頭人這種制度,從1844到1858年的推行顯然是一

個失敗的嘗試。十戶為甲、十甲為保是一種很嚴密的組織,要切實執行,殊非易

事。《新安縣志》已說明政府雖三令五申,保甲制仍未能順利推行,而在一個由新

移民組成的社會裡,人口流動性強,居民互不相識,要推選保長、甲長、困難更

大。鑑於 19 世紀50年代晚期香港所發生的騷亂,港府終於決定摒棄由華人治理

25 華人的間接統治,改由總登記官--撫華道直接管理。地保制的取消,是港府順

應客觀環境改變所作的決定,也標誌着一個時期的終結,預示着港府對華人的統

治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30

(133)西人對此問題的看法,詳見 Norton-Kyshe, Vo1. I, p. 339。

(134) Labouchere to Bowring, 21st April, 1858, #52: C. O. 129/67.

(135)轉引自AHHK, p. 122。

109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二)加強管治與政制改革

(136)

(137)

開埠之初,香港政府鑑於來港華人大多為無業遊民、逃犯、小本商人和石

匠, 況且對於治理華人缺乏經驗,乃實行權宜之計,施行以華治華的保甲制,

實行間接統治,絕少干涉華人的事務。自19世紀50年代中葉開始,大批華人自

珠江三角洲遷港避難,華人的成分有所改變, 港府乃認定加強管治華人的需

要。另一方面,開埠以來華人社會與香港政府之間潛伏的矛盾,在第二次鴉片戰

爭中突然爆發,(138)使港英政府官員措手不及;在檢討了矛盾的成因,認識到關鍵

在於港府與華人社會之間缺乏溝通,乃力圖通過改革,加強與華人社會的對話,

務求增進華人對港府政策措施的認識和了解。應該指出:九龍半島的割佔、香港

領土的拓展、華人人口的增加,也是促使港府重新釐定管治華人政策的因素。第

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香港一些既得利益的華商的效忠表現,亦增強了港府推行改

革,把華人納入直接管治的信心和決心。(139)

5

10

寶靈任內已察覺到本港此一問題,但因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無暇兼顧。改

革是在羅便臣任內進行的。在他的改革中涉及華人管治的主要包括:整肅政風、 15

推行官學生制度、出版《香港轅門報》(《憲報》中文版)及廢止地保制。他的改革

影響深遠,(140) 史家安德更認為這是香港歷史上一個新時代的肇始。

羅便臣剛上任,便在英廷授意下,成立公務員瀆職調查會,對於寶靈時代

任總登記官兼撫華道一職,與華人秘密會黨有千絲萬縷關係的高和爾(Caldwell,

Daniel Richard,?1879)進行研訊,終判決高氏與海盜黃墨洲朋比為奸,解除職

務。未幾,多名開埠頭20年叱咤港府官場的元老級高官先後退休或遭罷免,(141)這

些官員,特別是高和爾及威廉·堅吾,都與三教九流的華人關係微妙,他們的引

退,實際是為港府與華人社會建立新關係而鋪路。

在擺脫了舊勢力的羈絆後,羅便臣開始推行一系列的改革。

20

開埠初年的港府官員不是正途文官出身,未受過正規的培訓,大部分官員不 25

110

(136)見〈社會),頁140-161。

(137)同上注,頁326-335。查李陞家族正是逃避紅兵之亂而由家鄉新會七堡移居本港的。該家族在港購入大量地皮,在19 世

紀末是香港的首富。詳見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pp.264-265。

(138)同上注,頁398-428。

(139)此問題詳見(社會),頁422-428。

(140)同上注,頁500-512。

(141)同上注,頁503;高和爾及黃墨洲案詳情見上引書,頁500-512。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142)

諳中文,無法與華人溝通,造成港府對華人的需求一無所知,缺乏對話,自然容

易產生誤會和矛盾,而法庭翻譯難求,也製造了不少問題。 羅便臣有鑑於此,

乃提出一種"官學生"計劃--從英國各學院挑選20歲以下的學生送到東方來,

學習三年中文,再接受兩年行政訓練,然後安插到港府的各部門去。(143)理藩院對

5 此計劃很欣賞,1861年3月在立法局通過實施。早期的官學生未受訓完畢已授予

官職,後來港府一些著名的官員以至若干港督都出身於官學生。官員對中文、對

華人的生活習慣了解較深,自然有助於他們釐定更適合華人的政策措施,所以建

立官學生制度是羅便臣改革的重要一環。

10

羅便臣任內還出版了《香港轅門報》--中文版的《憲報》。《憲報》上往往刊

登了重要的公告和律例,一貫是英文編印的,但華人中諳英語的極少,由是,華

人對港府的施政一無所知,無所適從,《憲報》出中文版後,華人可藉着閱讀《憲

報》了解港府的施政,有助於促進華人與港府之間的溝通。(144) 必須指出,中文版

《憲報》的刊印,也配合了新移民質素較高的客觀形勢。

在19 世紀60年代初期的改革中對華人影響最直接的,首推地保制的廢止及

15 改以總登記官負責華人事務,而總登記官職權與稱謂之轉變亦反映了港府管治華

人政策與方針之發展。

20

25

在港府的官員中,與華人關係最密切的首推總登記官。 (145) 此職位首設於1844

年,是為配合人口登記計劃而創設的。自1850年始,港督般咸為了節省開支,總

登記官一職由警察總監兼任,但文獻對於這個職位的具體職權、工作情況皆語焉

不詳,在該段時期,地保制仍然實行,正足以說明總登記官所發揮的作用有限。

1855年杪,華人人口驟增,港府鑑於警察總監兼任總登記官工作過於繁重,

曾有意重設一獨立的總登記官,1857年暴亂發生後,港府發覺問題嚴重,恢復設

立一獨立的總登記官,並加上"撫華道"銜,藉以加強華人登記,促進與華人的溝

通 。1861 年,羅便臣廢止地保制,從此,總登記官遂成為港府與華人社會之間的

橋樑,其主要職責,在聆聽華人之申訴及要求,向華人闡釋港府之政策,正如輔

30

(142)關於法庭缺乏翻譯,見 Norton - Kyshe, Vo1. I, p. 10。

(143)有關官學生制度之設立及後來之發展,詳見Lethbridge, H. J., "Hong Kong Cadets, 1862-1941," in Lethbridge, H. J., pp.31-51; Tsang, Steve, Goveming Hong Kong: Administration Office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Handover to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3-21。

(144)有一個說法認為政府發行中文版《憲報》,是針對創刊於1860年的《中外新報》。《中外新報》是由 Daily Press 編印的,該報

一向立場是批評政府政策,港府擔心新出版的《中外新報》與 Daily Press 同一立場。見AHHK, p. 113。

(145)有關總登記官職位之改革,詳見 Collins, Charl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1952, p. 65, 127-128;GPHK, p.164。

111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政司負責人事務一般。總登記官既是直接與華人接觸的港府官員,必須懂得中

文,對華人風俗習慣有所認識,而官學生制度的建立,正好配合此一需要,1864

年,第一批選拔的官學生中的一個便當上總登記官。

羅便臣的繼任人--麥當奴很重視官學生制度的推行,又親自監督《憲報》

中文版的編輯工作。為了秉承前任的政策,加強對華人的管治,他任內通過一系

列針對華人的法例,計包括:開設特別海盜法庭、禁止船艇攜帶火藥武器、改

良華人屋宇及工人的登記、登記港口裡所有華人船艇、出入港口均需接受檢查

等

。

(146)

羅便臣任內一項影響深遠的決定,是設立中央書院(即日後的皇仁書院),

由城中的皇家書館合併而成,集中政府的資源,以英語教學,由外籍人士出任校

長。中央書院的成立,是香港教育發展上的里程碑,(147)從1861年創校起,中央書

院培育出一代一代的識英語的華人青年,到了19世紀70及80年代,其中一些翹

楚分子乃嶄露頭角,成為新一代華人社會的領袖。

5

10

在麥當奴任內,發生了一件對華人社會影響深遠的大事,就是香港來自不同

行業的華人翹楚人物在港府的支持下組成了東華醫院(下面簡稱"東華"),這是 15

一個超越血緣、地緣、業緣,惠及全港市民的慈善組織。它的值理、董事都是華

人社會中傑出的人物,因此在華人社會中極具影響力。除了提供醫療服務及社會

福利外,東華更成為華人的仲裁機構,發揮了向港府反映華人民意的作用。東華

的董事局逐漸取代了港府總登記官的功能,成為事實上的"撫華道"

。

(148)

港府對於東華的政治及社會角色及它對華人社會的強大影響力非常關注,港

督堅尼地留意到自從東華成立後,總登記官一職已具虚名,力圖把東華的工作

局限於醫療方面。1876年他發出指示,重申華人必須通過總登記官向政府反映意 見。(149)

20

東華的影響力在港督軒尼詩任內(1877-1882)更上一層樓。軒尼詩順應華人

在19世紀70年代財富驟增之客觀事實,支持華人發展,1880年1月,他破天荒 25

112

(146)羅便臣之政績,見AHHK, pp. 143-159。

(147)中央書院之創立,詳見 Ng Lun, Ngia-ha,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1984, p. 42。中央書院歷史詳見 Stokes, Gwenneth and John, 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 Hong Kong: Queen'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 1987。

(148)有關東華醫院在華人社會中的功能及影響力,詳見 Sinn, E.,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1989,(hereafter cited as TW)。東華的總理取代了總登記官的功能,成為實際上的"撫華道",見p. 120。

(149)同上注,頁 125。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150)

地委任華人--伍廷芳入立法局,成為第一位華人立法局議員,標誌着華人從政

及參與政府釐定決策的嚆矢。他非常重視東華紳董的意見, 認為當時管治華人

的方法已不合時宜,故有意改革所有管治華人的機關,他把總登記官大部分職責

削去,建議設立一個翻譯部門由一名高級官員主掌,該部門除負責法庭的傳譯工

5 作外,還是港督中文秘書,但計劃被理藩院以輔政司、總登記官署及翻譯署的職

權分配不清楚為理由駁回。在軒尼詩任內,總登記官一職大部分時間懸空。

10

(151)

英廷及駐廣州的英國領事均對東華影響力的日益強大深以為憂,但軒尼詩對

於其上司--理藩院大臣的指令視而不見,陽奉陰違。(152) 1882年軒尼詩離港,形

勢才有所改變。

為了申明英廷及港府的立場,英國理藩院去函東華董事局,明言香港華人的

民意必須直接向港督反映,重申此後東華之工作局限於醫療服務,不得干涉港府 之司法,(155) 另一方面,暫替港督之職的馬師(Marsh, E.)恢復了總登記官的職權。

他深知要提高總登記官的公信力,必須委任有能力、有豐富行政經驗、懂中文、

廣受華人敬重的人物出任此職。他委任了史釗域(Stewart, C. E.)擔任總登記官。

15 在寶雲任內,更把總登記官一職列為行政及立法兩局的當然官守議員,作為華人

20

的代表。1884年,寶雲加設了助理總登記官一職,且藉着增加薪俸,提升了總登

記官的地位;並且正式在立法局設立了一個永久的華人議席。藉着提升總登記官

的職位及讓華人出席立法局反映民意,寶雲巧妙地把一度讓東華董事局奪去的管

治華人的權力重奪過來。 這亦成為19世紀末至二次大戰前港府管治港人的主要

方法。

(154)

總登記官的職位獲得提升後,它成為直接管治華人的機構,1891年,在身兼

輔政司及總登記官的史超域·駱克(Lockhart, James Stewart, 1858-1937)的建議 下,港府把團防局納入政府的諮詢機構,該局的委員會成員皆為華人社會中的領

袖人物,故此代表了華人的民意,主席一職,都由總登記官充任。自此,港府在

25 推行一些牽涉到華人的政令前,每先諮詢團防局紳,取得他們的合作,以收事半

功倍之效。

(155)

(150)同上注,頁119。

(151)AHHK, p. 178.

(152)GPHK, p. 95.

( 153 )見 TW, pp. 129-133。

30

(154)同上注,頁 130-131。

(155) In Lethbridge, H. J., p. 113; HKIR, pp. 61-62.

113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1913 年,總登記官一職易名為華民政務司,職務基本上與前一樣,不僅華人

的慈善、社會福利、醫療、教育等工作,就是同鄉會、宗親會、工會等組織,以

至生死統計、婚姻註冊、報紙書刊登記也屬華民政務司署的管轄範圍。他身兼議

政、定例兩局和潔淨局的當然官守議員。 (156) 從20世紀初葉至戰前,是東華醫院顧

問總理(1896)、保良局常年總理(1893)及團防局總理的當然主席。總登記官亦

出席潔淨局(1935年改為市政局)的會議;此外,他還是一系列與華人民生息息相

關的諮詢小組或委員會的必然主席,這些小組包括:核數顧問值理(根據1937年

第305號條例及1938年第950號通告)、華人永遠墳場值理(1913)、公立醫局值

理、華人耍樂場值理(1890)、勞工顧問局等。 通過這些小組,他可以廣徵華人

社會對於影響其日常生活的各類措施的意見,以便釐定或修定管治華人的政策和

方針,又可以監察東華醫院、保良局、團防局等華人團體的運作,保證它們可以

發揮其應有功能,助政府一臂之力。而港府亦通過這一系列的團體,把影響力落

實到地方基層。

(15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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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三)新界的管治

23

20

1898 年,滿清政府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九龍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的

地區及235個島嶼租借給英國,為期99年。1899年4月英國人在弭平了新界鄉民

的抵抗後,接管了新界。港府鑑於新界原居民一向在這片土地上聚族而居,世代

相傳,其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及社會結構均與市區大不相同,新界地區的地方權

力握在耆老手中,鄉民的風俗習慣及傳統根深蒂固,而且新界只是租借而來的,

乃決定仿效1841年義律接管香港島時所標榜的不干預政策。(158) 港督卜力(Sir Blake, Henry, 1840-1918;港督任期:1898-1903)承諾:"你們的商業和土地權益,必

獲得保障;風俗和習慣絕不會受到干涉。"維護新界村民的傳統權益和風俗, 盡 25

量利用地方長老管轄村民,只派駐少量英國官員管治。

(159)

1900 年,政府制訂新界《田土法庭條例》,規定新界土地,在英國租約期內,

(156)林友蘭:《香港史話》,1985年(以下簡稱《史話》),頁136。

(157)可參看 CSL,每本均有詳細列出每年每個小組的成員名單及組合方式。

(158)GPHK, p. 133.

(159)GPHK, p. 133。本節論述新界之管治主要參考此書及1899 至 1905 年之 Sessional Papers。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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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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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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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1.1

圖 3.8 20 世紀初的中環皇后像廣場

115

116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均屬於政府產業,凡佔用此等土地之居民,非經由政府發出官批,或經由田土法

庭契據,一概列為霸佔政府公地。自此到1905年間,港府對新界土地進行勘探,

對原來擁有該土地的業權人發給"集體官批",列明當時每一地段的用途,並且

規定未經政府預先批准,不得更改土地用途。(160)未幾,港府又訂出《收回官地條

例》,授權政府可徵收土地作公用,但會"從公給價"予村民作為補償。殖民地以

行政手段,將新界的土地擁有權形態強行從永業權轉變為承租權,並在此過程中

確立了政府可以任意收地的法理基礎。(161)

英人接管新界初期,由駐大埔助理警司管理,兼司裁判職務。隨後由土地官

進行辦理土測量及編造土地冊籍事務。1905年新界冊籍編造完成;1907年,駐

大埔助理警司兼裁判官的辦公署改稱理民府,治理北約地區事務。1910年,離島

之助理土地官改委為副理民府官,設南約副理民府,治理南約地區事務,兼裁判

官職務。1920年南約副理民府改為南約理民府,從此,新界劃分為北約與南約兩

個理民府。理民官擁有一系列的行政職權:包括當地方法官,處理刑事及民事事

務,徵收官地租金及管制和分配土地,以及與警方、漁農、林業處的官員合作,

執行政府要求他們執行的其他任務。對於租借的新界,港府最關注的是維持治安

及土地問題,這是管理新界的官員的主要任務和工作。

5

10

15

與此同時,港府又把新界劃分為八個區域;其下再細分為48個分區,共包括

了597條鄉村,人口差不多十萬,每個分區設委員會,成員由村民推選,維持地

區治安,八區父老均可自行調解處理區內一般紛爭。卜力甚至親自到各區拜會父

老,解釋政府政策。(162)然而不少學者指出這種間接管治方法並不成功,也沒有廣 20

泛推行。

1922年,港府修訂《收回官地條例》,增加了有關收補償的第十條款,

鄉民深表不滿,翌年,政府更宣佈民建屋須另行補償,民情更為激憤。1924年

8月24日,新界各區共20條村村民齊集大埔文武廟召開大會,成立了九龍租界

維持民產委員會與政府進行交涉,堅決反對港府向新界居民建築於農地的房屋徵 25

(160)參見黃宏發:(新界鄉議局從哪裡來?往哪裡去?>,載新界鄉議局(編):《新界鄉議局成立六十周年慶典特刊(1926-

1986)》,1986年(以下簡稱《特刊》),頁133。

(161)殖民地政府以行政手段,將新界的土地擁有權形態強行從永業權轉變為承租權,並在此過程中確立了政府可以任意收地的法 理基礎。薛鳳旋、鄺智文:《新界鄉議局史:由租借地到一國兩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浸會大學當代 中國研究所,2011年,頁46-64。

(162)關於新界理民府之成立及把新界劃分區域,詳見(新界鄉議局的歷史>,見《特刊》,頁41。1900 年的 Sessional Papers 詳 載了管治新界一年後的行政報告,極具參考價值。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1900, 1901, pp. 251-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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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圖3.9 原位於雲咸街與皇后大道交界的香港會所,成立於1846 年,是上流社會的俱樂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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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收地稅。未幾,易名為農工商業研究總會,該組織包括了來自大埔、上水、沙頭

角、沙田、荃灣、坳頭、新田、西貢及屏山九區的代表。1924至1925年間,內地

農會紛紛設立,港督金文泰因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名稱與當時親共產黨的農會、工

會接近,建議改為新界鄉議局。自此,以關注地方慈善公益、地方利益興革、地

方風化及代民申冤為任務的鄉議局成為新界民間的一個強有力的組織,致力於溝

通新界官民、協調新界資源之開發,特別是監察政府的土地政策,維護原居民的

利益。(163)但直至1959年,鄉議局才成為港府官方諮詢機構。

有鑑於新界原居民的生活環境、風俗習慣皆與市區華人不同,港府通過 1899

年第10號條例,包括:公共衛生、屠房、市場、鴉片、牌照及登記的條例,在新

界實施。這條例確定了新界須以另一種形式管治。而新界南北約理民府管治的

方式至戰後才有所改變。

5

10

(四)華英分區而居政策與種族歧視

15

在1843年,也就是英國人在香港建立殖民統治初期,香港的華裔新移民主要

聚居於港島北岸的三個地區:上市場(太平山區)、中市場(中環街市對上山坡)

及下市場(蘇杭街一帶)。(164) 這裡面,中市場與歐人聚居的地帶毗鄰,港府既在

1843年初進行城市規劃時把雅賓利渠道以東地域劃為軍部地區,其西的山岡,命

名為政府山,留作政府部門專用。(165) 由是,西人的商店和住宅便只能循政府山以

西伸延,然而華人聚居的中市場--包括了今日閣麟街、結志街、歌賦街地區,

堵住了西人向西擴展的方向。在香港前途尚未完全明朗前,港府任由華人在上述

地區居住,這地區是在1843年初形成的,港府把該地區劃分為若干地段,以每年

四元租金,分租予華人居住。(166)

20

1843年6月,香港政府正式成立,開始關注到城市的規劃和未來發展,發 25

(163)新界鄉議局之成立與發展詳見<新界鄉議局的歷史>,見《特刊》,頁41。Lee, Ming-kwan, "The Evolution of the Heung Yee Kuk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in Faure, David; Hayes, James and Alan, Birch(eds.), From Village to City-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s of Hong Kong Society, 1984, pp. 164-177;薛鳳旋、鄺智文:《新界鄉議局史》,頁46-64。

(164)有關香港開埠初期華人居住區的形成和分佈,詳見 Smith, Cart T., "The Chinese Settlement of British Hong Kong, " Chung

Chi Bulletin, 48(May, 1970)(hereafter cited as Chinese Settlement), pp. 26-32。

(165)砵甸乍的秘書伍斯納在1843年7月22日致函知會雅賓利渠道以及下環基督教墳場以西一帶擁有土地的人,通知他們港 30

府已決定收回該等地段作興建政府部門之用。見Canton Press, 29 July, 1843。

(166)同注(164)。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5

現華人聚居的中市場,賭館、妓院林立,而且居民每年只繳交四元租金,未免可

惜,於是,港府決定把中市場的華人,悉數遷徙到太平山區去。(167)這是港府實行

華人與英人隔離居住的濫觴,港督戴維斯在致史丹利的書函中轉引了砵甸乍的看

法:

(168)

把華人遷走,盡量防止他們與英人混雜在一起,是符合社會利益的。

港府認為中國式房屋--唐樓衛生條件惡劣,假若中西式房子並列,西人

的健康會受到不良影響,這是居住環境衛生方面;另一方面,中西人士生活方式

習慣大不相同,言語不通,倘若比鄰而居,容易產生誤會、磨擦,所以把他們分

隔開來,可以避免麻煩。這顯然與中國政府劃廣州商館為外國人居住區,與華人

10 分隔開來,異曲同工。矛盾的是,當年西人力圖衝破商館桎梏,要求入廣州城居

住,但在香港,港府仍然選擇了把英人與華人商住區隔離的原則。然而,正由於

分區而居,阻隔了不同種族之間的交往和溝通,1858年,寶靈感慨地指出:"本土

居民與歐人幾乎是完全隔絕的,不同民族之間的交往未有所聞。"這正是分隔居

住帶來的惡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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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1860年,英國通過《北京條約》,取得南九龍半島之地,港督羅便臣在 1861

年2月致紐卡素公爵(Duke of Newcastle, 1811-1864)的函件中,談到割讓南九龍

時認為:

(170)

我常常想,怎樣能避免大量華人定居九龍,但華人移居九龍是難免的,

最好是他們能聚居一地,使歐美人士不致與他們雜居而感到不便或遭殃。

寶靈對華洋之間缺乏溝通而喟嘆,但繼任的羅便臣卻仍然堅持這種種族隔離

制度。

在中市場的華人被遷到太平山區後,中區鴨巴甸街以東盡是西人天下。然

而,從 1860年開始,華南富商遷港日增,從1872年到1876年短短四年時間,本

港人口增加了 17, 159 人,以華人佔多數。與此同時,西人的數目卻有所減少,華

25 人商業日趨蓬勃,外商企業有所減縮,華人大量購進原來由西人擁有的物業,勢

力直伸入中環。對於這個現象,開明及同情華人的軒尼詩力排眾議,全力支持。

30

(167)有關中市場華人被逼遷到太平山區去的詳情,見 Evans, Daffyd Emrys, "China Town: The Beginnings of Tai Ping Shan,"

JHKBRAS, 10(1970),pp. 69-78。

(168)Davis to Stanley, 26 July, 1844, #43: C.O. 129/6.

(169)轉引自:AHHK, p. 122。

(170)同上注。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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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 年,港府申明:華人可在皇后大道任何部分、及介乎雲咸街上半部、荷李活

(171)

道、鴨巴甸街地區興建唐樓。 當時的總登記官兼撫華道及英軍司令都反對此一

決策,認為華人不講衛生,與他們比鄰而居,會影響到西人的環境衛生。華人收

購西人物業的情況在19世紀80年代初葉有增無減,從1880年1月到1881年5月

不到一年半光景,華人從西人手中購入港幣1,710,000 資產值的物業,結果是: 5

原來像個小歐洲般的中環--特別是皇后大道中對上山坡,成為黑頭髮、黃皮膚

華人的天地。

(172)

1888 年,港督德輔為了防止華人業主勢力過分擴張,草擬了一項《歐人住宅

區保留法例》,規定威靈頓街和堅道之間,只准興建西式樓房。 德輔解釋這條

法例的目的在阻止華人業主在歐人住宅區內興建狹窄且不合衛生的房屋,假如華

人遷進保留區內的洋房居住,政府並不阻止,並強調該法例沒有"種族隔離"的

意思。

踏入20世紀後,港府仍然沒有放棄分隔華洋居住區的方針。1902年,潔淨局

的一個小組以防止瘧蚊蔓延及以華人把租金推高為理由,建議把尖沙咀至九龍城

之間兩萬英畝土地保留為歐人住宅區。理藩院大臣張伯倫(Chamberlain, Joseph)的

指示強調:"把某地區保留用作讓講求衛生的人居住,避免染上瘧病,是合理的,

但如因租金理由而拒絕讓有體面的華人入住該區,則不可接受。

(173)港府終於在

通過該法例時補充,任何人只要得到總督批准,便可入住新區,說穿了還是種族

歧視。1904年立法局以同樣理由和方式通過了《山頂區保留條例》

59

。

1918年,立法局通過了《山頂居住條例》,規定所有居住在山頂的人士,其申

請須得到行政局批准,論者認為這是變相把山頂保留為西人居住區,把華人摒棄

於外的做法。(174) 唯一一個居住在山頂的華人家庭是混血的何東(Sir Hotung, Robert, 1862-1956)家族,這是20世紀上半葉香港最富有的家族。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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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立法局又通過了一條把長洲部分地區保留為歐人住宅區的法例,當

時立法局裡的華人議員何福和劉鑄伯在會上慷慨陳詞,強烈反對,但出席會議的 25

歐裔官守及非官守議員全部支持,法例終於通過。歐裔議員辯稱這法例是為了保

(171)AHHK, p. 175.

(172)同上注,頁243。

120

(173)同上注,頁284。

(174)關於此法例之意涵詳見 John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pp. 90-97。

(175)可參見 Cheng: irene; Clara Ho Tung, 1986, pp.29-41。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障開發該地區的傳教士的利益而設,與種族歧視無關。

(176)

。

事實上,除了分區而居外,在其他很多方面,也反映出當時社會上種族歧視

現象之普遍。比如山頂醫院是為西人服務的,香港會所及賽馬會等高級會所都是

(177)

西人的天地,華人不得問津。 1901年,外籍市民聯名要求政府設立一所專為外

5 籍學童而設的學校,藉以避免其子女與亞裔小童混在一起;1908年又有西人要求

電車及公園另設西人專廂,禁止華人混入。

10

15

(178)

民族之間的溝通有賴多接觸、多交往,才能促進了解,混居雜處是文化交流

的溫床,分區而居,或許可以起到暫時性減少種族磨擦的作用,但這只是一種短

視、權宜、消極的迴避方法,阻礙了種族之間互相認識、了解的可能,而缺乏溝

通和了解,矛盾便永遠存在,歧視只會愈益加深,形成對立,不利於社會的穩定

發展。

。1894年11月25日港督威廉·羅便臣在立法局會議上發言指出:

(179)

這是不尋常的--也是不良的現象,香港絕大部分華人在接受了55年

英國統治後,所受英國(文化及生活方式)影響仍然極少。

應該指出,戰前港府有意識地把華人與西人隔離的政策,是造成英人與華人

涇渭分明的主要因素。

20

四·香港政府、西人與華人社會之關係

(一)背景

開埠之初,香港社會基本上是由靠勞力謀生的華人、英籍港府官員及以英國

人為主的外國商人組成。19世紀50年代中葉以後,才出現一批既有財富,復有影

響力的買辦和南北行商人,他們成為華人社會裡的領袖人物。

(180) 這幾類人或種族

25 不同,或階級地位相異:港府與西商之間、港府與華人之間、英商與華人之間,

30

(176) HKIR, p. 61.

(177)會所會籍是外籍精英階級的象徵。詳見 John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98-99。

54

(178)戰前,洋人地位比華人高一等,詳見"Lethbridge, H. J. ,pp.164-188; Dr Chan, W. K.,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1991( hereafter as Hong Kong Society),pp. 117-122; Welsh, Frank, A History of Hong Kong, 1993(hereafter as Frank Welsh), pp. 378-382。

(179) AHHK, p. 243.

(180)買辦與南北行商人之崛起詳見〈社會〉,頁33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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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華人中的勞工階層與資本家之間,及港府與中國政府之間,關係錯綜複雜,

而他們之間的矛盾或和諧,對於香港歷史的發展,有着深遠的影響。

(182)

開埠早期,香港的華人有來自潮州、梅縣、惠州一帶,多以採石為生的客家

人,佔了人口約三分之一;有來自新安或澳門的, (181) 有來自黃埔的--在鴉片戰

爭期間為英軍提供糧食補給而不容於鄉里的"奸民" 必須指出:在鴉片戰爭

後,廣州附近地區,仇英情緒高漲, (183)在整個19世紀40年代,鮮有富有人家遷

居香港,原因很多,但民間強烈反英是一個主要因素。在上面提到的幾種人中,

來自黃埔的"奸民"原來就與英人有勾結,姑不置論,即以客家人來說,由於鴉片

戰爭的戰火並沒有波及惠、梅地區,故相對而言,客家人對英人沒有仇恨, 還

紛紛到香港尋找工作機會。

(184)

開埠初年,香港華人的成分主要包括:苦力、僕役、打石工人、小販,都是

原來國內最低下階層的人。那時治安不靖、盜賊如毛,為了遏止罪案,改善治

安,港府乃推行一系列專門針對華人的措施:禁夜行、提燈、帶通行證;加強刑

罰:笞刑、剪辮、給華人帶來屈辱和不便,也做成華人對政府不滿;實施法律時

對華人種種不公,更導致華人與港府之間的矛盾加深。〈香港匿名揭帖〉、〈新安

闔邑公啟>充分反映了華人的種種憤懣。

(185)

也由於香港開埠初期華人多來自低下階層,做成西人普遍輕視華人。華人被

視為次等民族,飽受歧視。

(186)

5

10

15

另一方面,華人與西人無論外表樣貌、語言、膚色、風俗、習慣均大不相

同,原來便不易溝通,而當時華人中曉外語的,或西人中識華文的,都少之又 20

少,(187)一般華人絕少與洋人有所接觸,加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作祟,

華人多數對西人心存顧忌,怕而避之。

此外必須看到的是:香港華人日常接觸得最多的西人,是警察和海員。這些

人經常醉酒鬧事,騷擾華人;華人由於語言不通,況且往往出於怕事,便忍氣吞

25

122

(181)開埠初年來港華人的成分,詳見上引書,頁140-142。

(182)所謂"奸民",是指以盧亞貴為首的一批在鴉片戰爭前後曾以不同模式協助過英軍的華人。他們在香港開埠後,獲賞賜土地,

並獲取售賣鴉片特權,見〈社會〉,頁142-150;Chinese Settlement, pp. 26-32;Munn, Christopher, Anglo-China, pp. 75-76, 100-101, 102-103 °

(183)關於 19世紀40年代廣州之反英活動,見〈社會),頁261-262。

(184)同上注,頁263-264。

(185)有關華人對司法之不滿,見上引書,頁226-244;Munn, Christopher, Anglo-China 一書有詳細論述,並羅列了大量例子。 30

(186)〈社會〉,頁 266。

(187)當時華人中只有少數買辦能操簡單英語,英人中亦僅郭士立(Gutzlaff, Charles)、馬儒翰(Morrison, J. R.)三數人通曉中文。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聲,從而對西人留下不良的印象。

(188)

然而,華人離鄉別井,主要是逃亡、避難、或尋求較安定的生活環境。他們

流動性強,而且一般在積累了若干財富後,便買棹回鄉,對香港並不留戀,故此

他們對於政治漠不關心,除了賺錢,甚麼也不理會,對香港更談不上有歸屬感。

5 此外,華人由於長期在封建皇權統治及儒家道德思想薰陶下,養成了逆來順受、

刻苦堅忍的民族性,安於現狀。

10

不過,當華人生計受到威脅,覺得忍無可忍時,潛伏的憤懣便會驟然爆發,

或罷工罷市抗議,甚至大批集體離港返鄉,以作消極抵抗。自1841年到 1941 年

一百年間,香港出現過多次大大小小的騷亂、暴動、罷工、罷市事件,都是華人

對社會各種各樣不滿的宣洩。

從 19 世紀50年代開始,由於華南先後爆發紅兵之亂、土客之爭、第二次鴉

片戰爭,一批批的華人湧到香港避難,(185)這些人中有不少是腰纏萬貫的商人,他

們後來利用香港作為轉口港,發展與內地、南洋及北美的貿易;也有一些是在廣

州十三行付諸一炬後隨外國商行遷移到香港來的買辦,令華人社會湧現出第一批

15 領袖。華人富商崛起後,影響力日增,在動亂爆發時,既得利益的富商的立場和

取向與一般群眾明顯不同,成為港府積極爭取的對象。開埠初年港府與飛揚

的西商對峙的情況遂演變為港府、西商、華人領袖鼎足而立的局面。

(190)

港府清楚明瞭到華人的支持和合作,是香港安定繁榮的關鍵。(191) 於是利用勳

銜、爵位和種種榮譽來籠絡華人領袖,爭取他們的效忠,透過領袖精英,控制廣

20 大的華人群眾。由是,港府支持華人成立東華醫院、保良局、團防局組織。然

而,當這些組織上了軌道,影響力日大時,港府又開始懷疑這些團體及華人領袖

與中國政府有所勾結,加上一直對於華商的迅速崛起耿耿於懷並處於對立面的西

商在旁推波助瀾,於是,港府與西商聯合一致打擊華商。然而,當社會爆發動亂

時,港府又需要依靠華人領袖的威望和影響力來穩定局面。

25

必須指出,香港的華商既把命運的賭注押在香港這塊被英國人統治的土地之

上,以獲取太平局紳或爵位為榮;同時,又對於清廷的官爵祿位非常熱衷。東華

(188)從馬禮遜紀念學校的學生作業,可反映出此一問題。Hong Kong Register, 12:7(1843)(hereafter cited as HKR),

pp.362-368。

(189)〈社會〉,頁326-335。

30

(190)同上注,頁521-535。

(191)理藩院大臣里彭在致港督威廉·羅便臣的信函中指出:"在英國政府的保護下,香港已成為一個華人一而非英人社會,而華

人定居......是香港繁榮的主要因素。"AHHK, p. 21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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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的值理,在團拜或出席官式酬酢時,皆穿上清廷官服,作為階級象徵,可見當時

捐官之風甚盛。然而,這種雙重忠誠,卻招來港府的猜疑和不滿,在中英爭拗或

啟釁時,華人領袖們便往往進退維谷,處境尷尬。(192)

戰前,港府對於華人領袖其實又愛又恨,既需要借助他們的影響力以控制廣

大華人群眾,又擔心他們效忠中國政府,背叛港英政府出賣香港的利益。在香港

土生土長,曾負笈英國、西婦、穿西服、結領帶,又是牧師之子的何啟原是港

府一手扶植及最信任的華人,但他在立法局連任了四屆後,仍不免受到港府猜

疑,並力阻其第五度連任。

5

(193)

英國人統治着一個以武力強奪回來的土地,對於香港原來的主權國 中

國是非常忌諱的。港府、西商、華人的關係錯綜複雜,彼此間時而和諧,時而對

抗。下面,藉着香港史上幾個重要事件,具體分析華英關係發展之軌跡。

(二)人口登記事件

10

1844年因人口登記而激發的罷工罷市事件,是開埠後同類型事件的第一次,

開了日後華人藉着罷工罷市向政府表達不滿、爭取權益的先河。探索這個事件的

來龍去脈,有助於認識19世紀40年代香港華人、港府及西商之間的關係。(194)

開埠後,一些原來寓居廣州及澳門的英商紛紛移居香港,這些商人在廣州時

代已驕橫跋扈,不受管束,鴉片戰爭的爆發、香港的割讓與這些人有千絲萬縷的

關係。他們移居於香港後,更以香港的締造者自居,由於港府未能事事滿足他們

的要求,便處處與港府為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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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港督戴維斯早年曾當過廣州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委員會主席,在他任

內,該公司對華的專利權被取消。他也當過英駐華商務總監之職,由於不滿英商

之專橫,不數月掛冠而去。他對自由商人非常憎惡,就任港督甫半年,便發現治 25

理數百名英國人要比管治兩萬名華人艱難得多。戴維斯仗着理藩院大臣史丹利和

124

(192)詳見〈社會〉,頁 497。

(193)何啟的家庭、宗教、教育、職業背景及從政經驗在19世紀香港華人中是僅見的。他歷任潔淨局、團防局、立法局議員,建 樹良多,但由於他同情革命黨,與孫中山等人關係密切,港府對他愈來愈猜忌和不滿,最後巧施妙計,阻止他第五度當選立 法局非官守議員。見HKIR, pp. 128-129。John Carroll 在其 Edge of Empires 一書有一整章討論何啟的身份認同問題。詳 30 見該書頁108-130。

(194)此節主要取材自〈社會〉,頁271-287。關於人口登記事件之原始資料,多採自 HKR, 29 October-6 November, 1844

好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外交部大臣鴨巴甸的支持,矢志管束這班跋扈的英商,矛盾一觸即發。

為了遏止三合會的活動,港府決定進行人口登記。人口登記於1844年8月21

日在立法局通過,在10月19日公佈,11月1日生效,規定每人每年必須向總登

記官進行登記及繳納規銀,銀碼若干按其每月薪金收入比例多少抽納。本來,這

5 計劃若只施於華人,反彈不致太大,但戴維斯為了表示一視同仁,要求西人也須

同樣登記及抽稅。西人勃然大怒,他們反對的最大理由是"把最尊貴無罪的居民

與重犯一樣看待",他們與華人苦力的唯一分別是他們繳納五元,苦力則是一元。

英商視此為奇恥大辱,乃於10月28日集會商討對策,於10月30日下午把一封

由 107 位商人聯署的書函呈遞港府。同日,全市華人--包括所有店舖、貨艇、

建築工人、僕役、苦力也一起罷工罷市,全市停頓。華人更相約定假如法例如期

執行,便集體離港以示抗議,戴維斯有鑑於此,乃宣佈暫緩執行新例。

10

必須指出,英商的請願信中,特別強調若干較尊貴的華人的意見,並藉此施

壓,港府投鼠忌器恐怕華人離港而去,只得低頭。港府出版的《憲報》,力指西人

煽動華人罷工罷市,而主謀是怡和洋行的買辦。港府的報告是由助理裁判司經深

15 入調查所得,恐非無的放矢。

20

在1844年的華人社會裡,只有買辦略通文書,買辦與英商關係密切,而作為

全港首屈一指的洋行--怡和洋行的買辦,影響力自然不能低估,故能煽動華人

以罷工罷市與政府對抗。在這次港府與英商的角力中,英商藉着買辦的影響力煽

動小店主及廣大勞動階層與港府對抗,而取得勝利,事件影響深遠;香港史家歐

德理指出:

"港府在驚訝的華人面前被挫敗,蒙羞、威望大減。"(195)此次事件,也使華人

認識到罷工罷市方法奏效,以後便不時利用這種方法宣洩不滿及爭取權益。

25

(三)第二次鴉片戰爭

30

1856年中英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從該年冬天亞羅號事件發生至1858年廣州

陷落,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為止的半年時間裡,香港局勢動蕩不安。在1856年的

11月、1857年的2月及1858年的3月,先後出現了大規模的罷工罷市。1857年

(195)Eitel, E. J., Europe in China,1983, p. 226.

125

126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的1月更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毒麵包案。至於零星的西人被襲擊、綁架事件,更是

非常普遍。中英的交惡觸發了開埠以來潛伏着的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

。

對於居港的西人來說,最可怕的莫過於發生於1857年1月的毒麵包案,

1857年1月15日的早上,幾百名西人因吃了裕盛麵包店的麵包而中砒霜毒,

但由於砒霜分量不大,中毒者都把毒素嘔吐出來,故沒有人因此喪命。但這件事

的發生使本來已因中英啟釁而提心吊膽的西人社會大感驚怖,震怒之餘,紛紛要

求嚴懲裕盛的東主--張霈霖。

張霈霖在事發當天,陪同父親、妻子、兒子正乘船去澳門,他們一家都吃了

麵包,也都中了毒。當阿霖回到香港,已被家鄉懸賞5,000元通緝。然而,一切跡

象顯示阿霖對於麵包有一事,全不知情。更何況事件發生之前,他店舖的生意

蒸蒸日上,絕無必要下毒自毀前程。所以,法庭研訊後,亦裁定阿霖無罪。

5

10

麵包有毒 ----偏發生在香港著名的辦館,它製造的麵包供應全港大部分西

人 --包括港督府的人食用,而且正時值英軍攻打廣州的期間,(197) 在此之前一個 月,廣州的十三商館被廣州群眾縱火焚燬,燒成焦土,(198) 在鄰近香港的地方,已

出現揭帖警告在香港當西人傭工的盡速回鄉,否則會焚其房屋、罪其親屬,張霈 15

霖便因遲遲未離港而遭家鄉懸紅緝拿。 毒麵包案發生於中西矛盾激化之際,西

(199)

人深信毒是華人故意下的,目的在毒殺全港西人。

麵包的毒是誰下的,至今仍是懸案,但毒麵包案及19世紀50年代末葉香港

發生的英華衝突卻值得深入分析。

這一連串的事件都因中英啟釁而激發的,"亞羅號"事件的來龍去脈十分複 20

雜,引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原因也很多,(200) 這裡不擬深入探討,但當時中英交惡

(196)詳見〈社會〉,頁411-413;Munn, Christopher, Anglo-China, pp. 281-283。

(197)查英軍是在1856年10月27日開始炮轟廣州城,中英雙方軍隊斷續的在珠江河面上展開爭奪戰;另一方面,廣州及鄰近地

區的群眾亦對英人發動零星的襲擊。

(198)十三行商館區的大火是在1856年12月14日午後開始的,除英國行中的一幢房屋外,全部建築物在15日午後5時左右成

為焦炭,起火原因,尚難確定,但極有可能是廣州群眾因報復英人燒村而縱火的。

(199)張霈霖在13歲時隨親叔往澳門經商,18歲來港,成為孖喇士甸洋行(Marrow, Stephenson & Co.)之總買辦,後開辦煤炭 行、洋貨店及麵包店,是一位在香港相當成功的商人。故雖被家鄉警告,仍拒絕回鄉。張霈霖生平詳見《香山鐵城張氏族譜》 之〈積慶譜〉、〈行狀〉,見 Choi, Chi-chueung,"Cheung Ah-lum, A Biographical Note," JHKBRAS, 24(1984), pp.282一 287 •

(200)亞羅號事件是第二次中英鴉片戰爭(或稱英法聯軍之役)的導火線,後來不乏研究專著,其中包括:Holt, Edgar, The Opium Wars in China,1964; Costin, W. C., Great Britain and China,1833-1860, 1937; Huang, Y. Y., "Viceroy Yeh Ming-ch'en and the Canton Episode 1856-1861,"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 (1941), pp. 37-127;Leavenworth, C. S.. The Arrow War with China, 1901; Wong. J.Y., "The Arrow Incident: A Reappraisal, Modern Asian Studies, 8:3(1974), pp.373-389; Bonner-Smith, D. and Lumby, E. W. R.(eds.), The Second China War 1856-1860, 1954 及蔣孟引:《第二 次鴉片戰爭》,1965 年。

25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而導致香港華人與西人潛伏的矛盾突趨尖銳卻是十分明顯的。

香港的動亂,是由葉名琛親自策動的。他鑑於其一部分兵力已調派往鎮壓紅

兵,兵力削弱,難於與英軍抗衡,乃千方百計搞亂香港的秩序,藉以牽制英人。

其行動包括:禁絕食用供應、脅迫華人離港回鄉,使香港癱瘓下來;派人潛入香

5 港搞事,製造不安。葉名琛特別授權新安縣士紳陳桂藉統籌對付香港西人之行

動,煽動香港華人,打擊西人,甚至懸紅鼓勵華人殺西人,並收買香港華人刺殺 香港的外籍高官。(201)

10

15

在這種形勢下,香港的西人人心惶惶,對華人提心吊膽,懷疑與不信任的情

緒驟然加深;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的揭帖,勾起香港華人長期以來的積怨 --西 人的種族歧視,(202)

以及對港府一些施政措施的不滿,一下子爆發出來。於是,罷

工、罷市、成千上萬的人紛紛離港回鄉--其中包括了一些華商和公務員。種種

跡象顯示,一些人的罷工、罷市、離港可能是受脅迫的, (203) 然而,假如華人民眾

不是對港府及西人積怨極深,也不會那麼容易受到煽動,反應也不會那麼齊心,

也不致爆發一次開埠以來僅見,也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次最嚴重的華英衝突。

張霈霖的拒絕回鄉清楚反映出一個事實:在香港已取得利益的華人捨不得放

棄辛苦建立的基業,抗拒回鄉正是留戀香港的表現。他們當然不會像一無所有的

勞工般可以一夕之間離去,富人與窮人立場不同,利益不同,態度取向亦各異。

港督寶靈在此次事件發生後並沒有順從西人社會嚴懲華人的要求,反而冷

靜、謹慎地處理當時險惡的局勢。張霈霖的無罪獲釋對提高華人,特別是剛崛起

20 的華人富商對香港的信心,對於穩定民心,無疑是很有幫助。寶靈建議在中區填

海的計劃,受到英商反對,但華商卻積極支持。(24) 他去位離港之日,華商熱情歡

送,與英人的以冷淡態度反映他們對寶靈的鄙夷和憎惡形成強烈對比。(205) 經此一

役,港府認識到華商是社會上一股不可輕視的新興力量,繼任的港督,開始認真

籠絡華人翹楚分子,借助他們的影響力,穩定社會。

25

30

(201)〈社會〉,頁414-420。

(202)(新安闔邑公啟>,收於F.O.682/137-1。

(203)同上注。

(204)Munn, Christopher, Anglo-China, p. 263.

(205)〈社會〉,頁426。

127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四)1894年的瘟疫

(206)

1894年,香港發生瘟疫。由於上環華人居住環境惡劣,人口密集, 故這種

由老鼠傳播的瘟疫傳播極速,短短一個月內便死了450人,香港被宣佈為疫埠。

瘟疫的爆發,既暴露了太平山區衛生環境之差,在處理病人方面,亦導致政府與

東華醫院的矛盾加深;另一方面,東華醫院董事局對於染瘟疫病人的治理方法出

現分歧。瘟疫的發生,暴露了社會潛伏的種種矛盾。

5

10

19世紀60年代晚期,華人社會所組成的東華醫院,是由不同行業的華人翹

楚分子聯合起來,並得到港府支持的一個惠及全港華人的慈善組織。它除了提供

醫療及社會福利服務外,還是香港華人的仲裁機構,既是香港華人與中國政府的

中介,也是香港華人與海外僑胞的橋樑。從成立之日始,東華的角色,便常常遭

受西人社會質疑和責難,特別是它為華人排難解紛,其董事成員又與中國政府關

係異常密切,然而由於港督軒尼詩對東華全力支持,東華業務發展蒸蒸日上,西

人莫奈之何,不過東華對於華人的影響力,卻引起英國理藩院的關注。軒尼詩去

職後,接任的幾位港督,在西人社會的推波助瀾下,處處與東華為敵,加強總登 15

記官的權責,又通過增加立法局華人非官守議席及潔淨局華人代表議席,藉以削

弱東華的影響力。在1884年因中法戰爭而引發的罷工及騷亂事件中,英軍曾-

度包圍東華醫院,(207)而1885年的賑災款項問題,亦導致東華與港府的關係日趨惡

化。 1894年發生瘟疫,東華更須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及危機。港府與華人的關

(208)

係亦再陷入低潮。

20

1894年5月10日,香港發現鼠疫病例,潔淨局開會商議對策,決定進行逐戶

搜索疫症病者,染疫之家,予以薰洗消毒,染疫者一律送到一艘停泊於港海的醫

院療養船隔離。華人對於這些措施反應異常強烈,他們潛伏着的對西人的害怕與

不滿,一發不可收拾。為反對逐戶搜查,華人索性染病亦不報。不僅如此,華人

還反對用西醫以西法治療,染疫者的屍體須藏以石灰然後才能埋葬。有的華人欲 25

離港回鄉,政府以香港已宣佈為埠為理由,禁止染疫者離港。當時作為華人喉

舌的東華醫院,曾上稟反映華人之想法及提出種種折衷解決方法,均不為羅便臣

128

(206)1882年發表的柴維克報告書已對華人聚居的太平山區的居住及衛生情況嚴詞指責,力促改善,政府有意大舉拆除及改建華

人住宅區,但因華人強烈反對而擱置。AHHK, p. 202;Munn, Christopher, Anglo-China, pp. 267-268。

(207)詳見 TW, pp. 133-137。本節論述瘟疫對東華影響亦多取材自該書。

(208)TW, pp. 141-149.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所接納,(2009)華人與港府間之關係陷入僵局。5月23日,貨艇以拒絕載運染疫者屍

體進行罷工,英文報章指稱東華及保良局煽動華人反抗政府。5月24日,一艘炮

艇停泊在上環太平山對開海面。十萬人離港他去。

另一方面,自從瘟疫發生後,廣州街頭出現揭帖警告華人不得去香港,市面

5 亦廣泛流傳香港西醫虐殺病人的謠言。港督羅便臣聽到有關匯報後勃然大怒,他

馬上致函兩廣總督李翰章,力促他對事件加以澄清。羅便臣對於香港華人在英國

"寬厚、殷殷關懷統治了50年卻仍然聽信謠言"感到震驚。(210)

10

李翰章在通告中明言廣州歡迎病患者回省就醫,並促香港當局准許染病者到

華人辦的醫院就醫。

一群洋行買辦聯名上稟港督,情願以人身作擔保,要求容許染病者回廣州就

醫。羅便臣鑑於華人離港日眾,店舖罷市,經濟蕭條,知道這樣發展下去,對香

港打擊很大,遂應允讓染病者離港回鄉就醫,而染疫死者的其屍體亦可運返原籍

安葬。羅便臣並把太平山重區拆卸重建,事情終告一段落。(211)

瘟疫肆虐原為醫療衛生問題,卻演變成為港府與華人社會的一次角力,它暴

15 露了港府與華人之間缺乏溝通,港府對華人認識不深,不尊重華人的習慣,這次

事件由於關係醫療衛生,故自始至終與東華息息相關,把東華拖入空前尷尬的處

境中。由於東華站在華人立場發言反對逐屋搜索病人,主張讓病患者回穗就醫,

故站到政府的對立面去,使本來已對東華百般猜疑的港府與西人社會更加視東華

為敵,處處針對東華;另一方面,東華允許港府從東華醫院帶走染疫病人,又導

20 致華人不滿,人群在東華醫院門前麋集,打破醫院玻璃,主席劉渭川也受到暴民

襲擊,(212) 作為華人社會代表機構的東華醫院在華人眼中的威信驟降。東華是香港

以中醫進行治療的標誌,因而讓其病人被西醫帶走是對東華以至全體華人的一大

侮辱。此外,東華的領導層亦對瘟疫的處理方法產生分歧,受過西式教育的較開

明的一派支持政府的應變措施,較為保守的一派則強烈反對。社會上一些受過西

25 方教育的華人則開始質疑東華作為華人社會喉舌的領導地位。瘟疫帶來的衝擊和

迴響,異常深遠。(213)

(209)TW, pp. 166;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頁57。

(210) TW, pp. 171.

30

(211) TW, pp. 174-175.

(212) TW, pp. 166.

(213) TW, pp. 169.

129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五)辛亥革命與香港

自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受到列強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民間反外情緒高漲,

這種情緒也傳到香港來。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香港華人艇戶拒絕為法國船卸

貨,論者認為是香港華人第一次自覺的愛國主義表現。(214) 1905年,因反對苛禁華

工條約,全中國多處地方發起抵制美貨運動,香港華人積極響應。1908年,香港

發生首次排日運動,民眾掀起抵制日貨活動,搗毀售賣日貨商店。抵制外貨成為

和平反抗外力壓迫的工具。 (215) 這三次事件都是香港華人反抗列強侵華的具體表現。

另一方面,自19世紀晚期,維新派與革命黨各利用報章在香港進行思想論

戰,大力宣揚民族主義思想及革命思想。(216) 在興中會時期,會員大半為香港人,

1906 年同盟會香港支部成立後,不少香港商人加入,其著者如李煜堂、楊西岩、

林護、伍于簪等肩負籌餉活動。革命成功後,胡漢民更率領李、林、伍等人返

組織軍政府。可知不少港商具民族意識。香港民眾把對香港政府、外籍資本家的

不滿與日常生活中受到的歧視與民族主義結合起來,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踏

入20世紀以後,終爆發一連串大規模的罷工事件,而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傳到香

港所引發的騷亂,也是這種情緒所引發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清軍譁變,革命黨控制了武昌,未幾,中國各地紛

紛響應。11月6日,香港報章突傳北京已落入革命黨人手中,清帝已逃離北京的

消息,市民信以為真,歡欣若狂。街道上,華人紛紛把頭上的辮剪去,許多電車

上掛上"漢人萬歲"的布條。(217) 西人對華人突如其來的激烈反應,深表驚異。港督

5

10

15

20

130

(214)中法戰爭引起香港群眾的迴響,詳見 Chere, Lewis M., "The Hong Kong Riots of October, 1884:Evidence for Chinese Nationalism,"JHKBRAS, 20(1980), pp.54-65;Sinn, Elizabeth, "The Strike and Riot of 1884-A Hong Kong Perspective," JHKBRAS, 22(1982), pp. 65-98;Ts'ai, Jung-fang, "The 1884 Hong Kong Insurrection:Anti-imperialut Popular Protect during the Sino-French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6: 1( January - March 1984), pp. 2- 14°

*

(215)香港華人抵制美貨見 Frank Welsh, pp. 345-346 及 Ts'ai, Jung-Fang,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1993 (hereafter as "Ts'ai"), pp. 182-206。彌敦之提早調職與此有關。抵制日 貨運動見"Ts'ai", pp. 207-237。

(216)1874年1月5日,香港首家純粹由華資經營的報紙《循環日報》誕生。由著名政論家王韜創辦,每日刊政論一篇,鼓吹變法 自強。1900年,孫中山授命陳少白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傳播革命思想。自1900年至抗日戰爭爆發,不少愛國志士在 香港創辦報刊,宣揚維新、革命及民族主義,影響甚大。如《維新日報》、《商報》、《有所謂報》、《世界公益報》等是。詳見 鍾紫(編):《香港報業春秋》,1991年,頁3-4;吳倫霓霞:〈孫中山早期革命運動與香港〉,載《孫中山研究論叢》,第 3集,1985年,頁67-78;譚永年:《辛亥革命回憶錄(上冊)》,香港:榮僑書店,1958年;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 (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頁215-243·

ස

(217)《華字日報》(1911年11月7及8日);China Mail (November 7, 1911)轉引自 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1990( hereafter cited as CBHK), pp. 88-89。此段亦參考吳倫霓霞:<香港對武昌革命的反應 及與粵軍政府的關係>,載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編):《史藪》,1993年,頁 203-219。

25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盧嘉(Sir Lugard, Frederick, 1858-1945;港督任期:1907-1912)在向倫敦匯報中

指出:

(218)

5

所有的華人突然歡欣若狂,情緒之高漲在這個殖民地的歷史上前所未

見,也從未聽聞,爆竹聲此起彼落,伴着從未間歇的歡呼聲,民眾不停地動

着旗幟,華人這種舉動非比尋常。

10

11月9日廣東省宣佈獨立,總督張鳴岐躲入沙面英使館避難,消息傳來,香

港全市旋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商店被搶掠,警察企圖拘捕滋事者而被人投石,西

人在街上受到襲擊,華人群眾甚至喊出"殺死洋人"、"趕走英人"的口號。

(219)

盧嘉在 11 月 19日召集華人領袖開會商討對策,他解釋了港府的立場:英國

政府只承認滿清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香港的華人在政治取向上可以自由選

擇,但香港社會的繁榮安定不容破壤。他旋即頒佈緊急法例,賦予警察驅散群眾

及入屋搜查進行拘捕的權力。軍方更從印度方面調兵增援,通過嚴厲而有效的手

段,把騷亂平息下來。1912年2月,盧嘉宣佈取消緊急狀態,市面恢復平靜。

(220)

市民慶祝辛亥革命成功而激發的騷亂雖告一段落,但華人的反英仇外情緒仍

15 然高漲,從 1912至1913年,發生了一連串的事件:盧嘉三月離任,曾任職輔政

司的梅軒利(Sir May, Francis Henry, 1860-1922;港督任期:1912-1919)於7月 抵港履新,在卜公碼頭登岸時,遭人開槍射擊; 他的坐駕後來更遭人投石;

20

(221)

襲警案件暴增。1917年4月,港府通過法例,禁止用外國貨幣,包括在香港市面

流通的中國銀毫及銅元。此舉原來是一項金融措施,但被視為對廣州新政府的侮

辱。11月,政府勒令電車公司及天星小輪不得再接受中國銅錢,馬上激起杯葛行

動,人們甚至脅逼乘客不得乘坐電車。梅軒利通過《防止杯葛法案》,嚴懲以武力

威嚇乘客者,並勒令杯葛電車之地區之居民須繳付罰款,所繳款項用以津貼因杯

葛行動而生意受損之電車公司,民眾害怕罰款,杯葛行動才告一段落。

(222)

另一方面,1913年初,宋教仁被刺殺,袁世凱免去國民黨籍的皖、贛、粵

25 省都督的職務,1913年7月,廣東都督陳炯明宣佈廣東獨立,通電討伐袁世凱,

袁命龍濟光派兵聲討,陳無法控制局面,棄官出走,孫中山等革命黨首腦逃亡

30

(218)CBHK, p. 103.

(219)同上注,頁 104。

(220) HKIR, p. 4.

(221)關於梅軒利被刺殺事件,詳見 Miners, N. J., "The Attempt to Assassinate the Governor in 1912, " JHKBRAS, 22(1982),

pp. 279-285。

(222)CBHK, pp. 111-117.

131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日本。廣州再陷入一個不穩定時期,不少人移居香港,香港的局勢反而穩定下 來。(223)

香港華人對辛亥革命反應激烈是值得深思的,這是中華民族革命運動衝擊下

所起的新變化。曾在香港服職過多年的梅軒利重臨香港履港督職,慨嘆地指出自 他再踏足香港的第一天,已發現香港的華人敵視西人。(224) 反映了華人的民族意識

有所增強。1911年的騷亂在盧嘉冷靜處理下渡過,但這種不滿情緒的持續和累

積,加上民族主義的抬頭,終於在1922及1925年釀成大規模罷工爆發。

5

(六)海員大罷工及省港大罷工

10

辛亥革命後,國內許多人移居香港避亂。從1911至1921年這十年間,香港

人口增加了37%,人口劇增造成了嚴重的住屋問題,房屋租金飛漲,米價上揚,

薪金增長遠不及通脹,香港社會的不滿情緒滋生起來。

(225)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愛國民族主義潮流席捲全國。

15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成立了中國革命黨,吸收了不少工人和海

員。 。1917年孫氏在廣州成立護法政府,廣州附近地區勞工活動漸趨活躍,工會組 織發展蓬勃。1920年孫中山重返廣州,積極支持工會活動。(226) 這種組織工會的風

潮,也吹到香港來,1922年,香港已有約 100 間工會。早在1920年,香港機器

工人發起罷工,持續了19天,得到廣東及內地工會的支持,結果獲增工資 20 至 20

30%。機器工人的勝利,鼓勵其他工人通過罷工爭取改善待遇。

(227)

1922 年,香港的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發動罷工,要求加薪30至40%, 並

要求日後招募海員必須通過工會而非買辦進行,船公司拒絕要求,海員乃進行罷

工。工人從鐵路回廣州,得到廣州政府提供住宿、食用。1月31日,碼頭卸貨

工人、苦力、煤工加入罷工行列。工會並派糾察監察禁止食物運入香港。2月28 | 25

132

(223)查 1911年香港華人人口是444,666人;1913 年增為467,644人;1914年香港人口突破 50 萬人。

(224)梅軒利是第一個官學生出身的港督。1902年他出任輔政司,服務香港前後達38年之久,所以,他在1912年重臨香江的觀

察,能客觀地反映了華人民族意識有所增強及仇英情緒高漲的情況,這是辛亥革命帶來的衝擊。見CBHK, p. 120。

(225)關於 1919年米價上揚及20年代因人口驟增所帶來的住屋問題,詳見 HKIR, pp. 9-11。

(226)關於孫中山支持工會活動、吸納海員和工人為黨員,激發工運蓬勃發展,詳見陳明:<孫中山先生與清末民初廣東工運>,

載陳明球(主編):《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 1986年(以下簡稱《縱橫》),關於此次香港機器工人罷工,見頁 3-20。

(227)同上注,頁10;及同書刊載周蘿茜:〈一九四九年前華機會與港府關係〉,頁116-118。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日,工會呼籲全港工人罷工並列隊回廣州。麵包師、廚師、文員、司機、苦力紛

紛罷工。3月4日,罷工工人回穗途中經過沙田時遭槍擊,造成四人死、八人傷

的慘案。香港廠商通過英國駐華大使與工會及廣州政府展開談判,雙方達成協

議。船公司答應加薪30%,港府對發動這次罷工的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予以解

5 禁,沙田慘案中受害人得到賠償。此次事件延續了兩個月,香港政府受到一次空

10

(228)

前的挫敗。 而海員的勝利,刺激了香港工運之蓬勃發展。

(229)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發五卅慘案,香港部分工人於6月 19 日響應廣州工

會領袖之呼籲舉行罷工。6月23日,廣州舉行遊行示威,52名示威者在巡行至沙

面時被租界當局開槍射殺,消息傳至香港,全市旋即陷入一片混亂局面。至7月

中旬,幾乎全港所有行業都受到影響,包括政府的低級公務員都參與罷工。 未

幾,罷工工人像1922年參與海員罷工的工人一樣徒步走回廣州。在廣州,工人受

到廣州政府的接濟,在大罷工發展至最巔峰時,估計共有25萬人離開了香港,佔

當時全港華人人口30%。

在省港大罷工的影響下,交通、供電、社會治安都大受影響,受打擊最大的

15 是商業貿易。"罷委"對香港進行經濟封鎖,不准香港英人或華人的船隻駛入廣東

任何港口,任何載運有香港貨物或曾停靠過香港的外國船隻亦不准停靠廣東的港

口。這種"禁運"行動維持了15個月,對香港商業做成空前損失,進入香港的船

隻減少了60%,不少商號因此破產倒閉。香港的商行損失了五億港元之鉅。

20

"罷委"及廣州政府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多點復工要求,包括:容許辭退的工人

復工、罷工期間工資照發、增加立法局華人議席、廢除所有歧視華人的措施、每

天工作八小時、全港租金下降25%。罷委所提的要求中除部分着眼於改善工人生

活外,主要針對華人的政治權利, 矛頭直指港英政府,這正顯示了省港大罷工

本質上是一次政治活動。

(230)

25

30

(228)海員大罷工詳見 HKIR, pp.12-14;Chan, Ming K. "Labour and Empire :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1895-1927"(Ph. D. dissertation, 1975, hereafter cited as L & E), Chapter 10;Glick, Gary W., "The Chinese Seaman's Union and the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of 1922"(Unpublished M. A. essay, 1969)。

(229)省港大罷工詳見 HKIR, pp. 15-19; L & E,Chapter XI;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五卅運動和香港罷工》,1985 年;《省 港大罷工資料》(以下簡稱《罷工資料》),1980年。John Carroll 在 Edge of Empires 一書中對這兩次罷工有深入探討。見該 書,頁131-158。

(230)"髋委"所提出的復工條件中下列數項值得留意:香港華人應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教育、居住及舉行救國運 動及巡行之絕對自由權;香港居民,不論中籍西籍,應受同一法律之保障與待遇,務須立時取消對華人之驅逐出境條例,笞 刑、私刑等之法律及行為;香港定例局之選舉法應行修改,以增加華工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這些要求,反映了日漸醒覺的華 人工人階級對英國殖民統治的不滿。上列條件詳見"省港罷工委員會致港商會函",見《工人之路》,第101期,1925年10 月3日。見《罷工資料》,頁56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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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港督司徒拔(Sir Stubbs, Reginald Edward, 1876-1947;港督任期:1919-1925)

毫不猶疑地拒絕了"罷委"的要求,直至他在10月離任止,港穗雙方處於膠着狀

態,死結始終打不開。直至金文泰蒞任,採取懷柔手段,與廣州當局接觸並進行

談判,用了差不多一年時間,進行磋商,廣州當局終同意終止杯葛行動。1926年

10月 10 日廣州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示威遊行後,大罷工才告一段落。

必須指出:省港大罷工與海員大罷工有相同之處,亦有相異的地方。海員大

罷工固然帶有反英民族主義的色彩,特別是沙田慘案發生以後。但它基本上仍是

一次工人爭取權益的運動,工人向政府提出的只是增加工資,並沒有其他政治上

的訴求。但省港大罷工中,"罷委"提出的結社、出版自由、華人與西人法律平

等、華人有選舉權利、華人有在任何地區自由居住的權利,目的在為全體華人爭

取政治權利,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省港大罷工是香港華工向港英政府的一次攤

牌,是積累了多年的忿懑的爆發,正因如此,規模才會如此大,民眾才會這樣齊

心。

海員大罷工與省港大罷工都獲得廣州政府的支持,廣州成為罷工工人的庇護

所,這與孫中山的積極支持工會活動爭取工人的擁護分不開。省港大罷工爆發

時,孫氏剛去世,但罷工仍受到廣州政府內左、右派的支持。但自1925年8月20

日廖仲愷被殺後,國民黨內部鬥爭趨於激烈,蔣介石揮兵佔據廣州,大肆搜查"罷

委"總部,並決定與港英政府談判,商討結束罷工和杯葛運動,香港之罷工既因

中國方面之煽動而起,亦因中國政局改變而結束。(231)

在上海五卅慘案後,中華全國總工會便派遣鄧中夏、楊匏安等人到香港與曾

領導海員大罷工的蘇兆徵(1885-1929)一起成立了香港工團聯合會。廣州沙基慘

案後,為了加強對罷工行動的領導,成立了省港罷工委員會,擔任委員長的正是

蘇兆徵,顧問包括鄧中夏、汪精衛、廖仲愷等人。"罷委"的主要人物:蘇兆徵、

林偉民、鄧中夏、楊匏安等都是共產黨員,因此,省港大罷工實際上是中國共產

黨策劃的一次運動。 (232) 它在本質上是一次反英、反殖的政治性罷工。

社會動亂帶來經濟蕭條,因此,商人特別是富商都渴望安定繁榮。省港罷工

造成百業蕭條,貿易半停頓。商人以利益攸關自然站在港府的一邊,何況這個運

動還是由資本家最害怕的共產黨領導的。當時的香港華人代表--立法局華人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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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5

134

(231)楊意龍:<香港兩次工潮所引發的震盪一二五至二六大罷工及六七騷動之比較和啟示>,見《縱橫》,頁196-202。

(232)可參看蘇兆徵:〈香港大罷工〉,原載《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收入《罷工資料》,頁23-53。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議員周壽臣和羅旭龢均積極協助港府維持香港秩序和解決罷工帶來的問題。香

港主要的華人社團組織如香港華商總會、東華醫院、香港廿四行商都支持港府,

向香港及海外華人解釋港府的立場,得到殷商如馬煀朝、黃德光、李亦梅、盧

項舉等的協助。殷商何東創辦的《工商日報》在反擊"罷委"的宣傳中發揮了一定

5 作用。 (233)作為香港華人社會代言機構的東華醫院的立場是值得注意的,東華醫院

自成立以來,一直避免牽涉政治,但在省港大罷工中卻毫不含糊的站在港府

邊。(234) 東華的總理都是殷商巨賈,是罷工禁運行動的直接受害者,他們的利益與

政府是一致的,支持政府,理所當然。

10

15

省港大罷工結束後,港府為了安撫華人--特別向在罷工工潮期間支持港府

的華人領袖致意,特破格委任周壽臣為行政局議員,成為行政局三名非官守議員

中的一位,這是首名華人擔任港府決策中樞的重要位置。未幾,立法局的華人議

席亦從兩席增至三席,加強華人在立法局的代表性。

另一方面,港府亦通過立例禁止一切政治性罷工和工會組織,禁止本地工會

成為中國工會的分支部,同時設立勞工主任一職,專責處理勞資糾紛。

(235)

金文泰從省港大罷工的解決過程中明瞭到香港要保持繁榮穩定,必須與廣東

政府建立良好關係,為了達到此一目的,他親到廣州官式拜訪廣東政府的李濟

深,與廣東政府加強合作殲滅大亞灣的海盜。李濟深倒台後,港府仍與其後的陳 銘樞、陳濟棠政府維持合作關係。(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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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五·日佔時代的行政架構及政策

剛經歷了 100 年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在1941年的聖誕節落入日本人手中。自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到1945年8月30日日本在香港統治結束的三年零八

個月,是香港歷史上一段空前黑暗的歲月。歷史上稱為"日治(佔)"時期。

港英政府投降後,日本人便把英治時期的領導階層、英軍、敵對國家--主

30

(233)詳見 CBHK, pp. 190-193。

(234)有關東華醫院在海員及香港大罷工中的角色,詳見氏著:《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展的東華醫院(1870-1997)》,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頁149-161 及注(191)。

(235)見陳明球、單瑞蓮:〈戰前香港勞工調查〉,收入《縱橫》,頁 111-115。

(236)詳見 CBHK, Chapter V, pp. 221-26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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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要是英、美、荷等國的國民,拘禁在赤柱,又把戰俘拘禁在亞皆老及深水埗戰俘

營。所以日人在香港管治下的主要是百多萬的華人,其次是少數"友國"及中立國

的國民。從1941年12月底到1942年2月下旬,香港由日本軍人統治,最高長官

是酒井隆中將,其下劃分為總務、民政、經濟、司法及海事五部,這就是所謂的

"軍政廳"時期。(237)

日本並沒有把香港變成像台灣、朝鮮一樣的殖民地,也沒有把它像廣州沙面

一樣劃歸汪政權管轄,而是視香港為一個堡壘、補給站、華南的中樞和軍事基

地,(258) 換言之,它成為日本再向外侵略的跳板。正因為如此,它直接受日本內閣

管轄。港日政府必須把資源集中處理最逼切的事項,故此在香港建立起來的行政

架構與一般正常政府管理下的體制不相同。日本人稱攻陷香港為"把華人從英國

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港日政府非常重視籠絡華人社會中的領袖人物,爭取他

們的合作,以期共建"大東亞共榮圈"。

(239)

1942年1月10日,酒井隆以香港軍政廳首長名義假半島酒店宴請 133名香港

社會知名華人,向他們解釋日本人的意圖和政策。兩天後,中華總商會組成一個

九人小組(後增至12人)名為"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專責處理更換政府後所

出現的糧食、貨幣、治安、交通、醫療等與社會民生直接有關的逼切問題, 由

本來在港英統治時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首席華人代表的羅旭龢爵士當主席,

副主席是行政局首位華人非官守議員、在香港政壇上德高望重的周壽臣爵士;委

員名單內還包括原立法局議員:羅文錦、李子方和譚雅士;名單中還有商人、銀

行家、醫生等,皆為一時俊彥。(240) "善後會"是一個臨時性組織,軍政廳時期結束

後,"善後會"工作就由"兩華會"接掌,"善後會"便告解散。

以

哆

<<

"善後會"是一個中央組織,但有關社會民生工作,還有賴地方落實執行,所

日人在授意成立"善後會"的同時,還積極籠絡地方上有影響力的人物,爭取

他們的支持和合作,務求把地方上的力量組織起來,以方便中央政令的推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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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法是在香港和九龍分設區政聯絡所,同時在港九兩地分設12個和六個區役所,由 25

所長主掌,區役所必須向該地區的區政聯絡所負責,而區政聯絡所之上是香港或

(237)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1993年(以下簡稱《日佔》),頁66;齊藤幸治:《軍政下之香港》,1944年(以下簡稱《軍 政》),頁 108-114。張貼在香港各地的安民告示-(部長聲明>就是以日本軍民政部長矢崎勘十的名義發佈的(香港博物 館藏)。

(238)Endacott, G. B. and Birch, Alan, Hong Kong Eclipse, 1978 (hereafter cited as Eclipse), p. 124.

(239)同上注,頁126。

(240)"善後會"委員名單詳見《日佔》,頁17个。

3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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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圖3.10 1941 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

1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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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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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港島被日軍佔領後被俘的英軍(1942.12)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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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九龍地區事務所(初期兼管新界各區)

立以後續有發展。

。

(241) 區政所組織在"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

淪陷前,香港的人口已達到1,615,629人,其中約六十萬人是在日本侵華後 從內地逃港避難的,(242) 日人有鑑於香港人口眾多,管治不易,保證糧食補給更極

為困難,故此自始便釐定政策,要盡一切力量把香港人口減至60萬人。為了切實

執行他們釐定的"歸鄉政策",軍政廳特別成立了一個"歸鄉委員會"(後改稱"歸

鄉指導委員會"),(243)透過香港各類社團:宗親會、同鄉會、商會、工會等,呼籲

並安排僑港人士回歸故鄉。1942年7月,政府更成立了一個"歸鄉事務部",專責

處理華人回鄉事宜。這個政策在日治時期一直貫徹執行,到日本投降前夕,香港

人口只剩下約六十萬人。

1942年2月25日,磯谷廉介履任首任香港佔領地總督,"軍政廳"宣告取

消,成立"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為日本戰時內閣的直轄機構。民政府時期遂告

開始。

5

10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最高行政長官是總督,其下設參謀部(掌管憲兵、警察及

防衛隊)、副長官及總務長官。前者負責維持香港的治安及秩序,而後者卻是政 15

府的行政首長,公職主腦和政府最高發言人,負責協調和監督所有政府機關的

工作。

總務長官下分為七部:民治部(其下再細分為庶務、商業、文教和衛生四課;

下轄區政所)、財政部(下細分為稅務和金融課)、交通部(下分陸軍、海事、土

木及陸上交通四課)、經濟部(分產業及軍事費課)及報導部(下分為總務、新聞、

宣傳、藝能四班),另外還有管理部及外事部。(244)

20

港日政府的架構,在組織上要比原來港英政府精簡,部門遠比港府為少,卻

統轄了政府所需處理的主要事項。正如前面提過的,日本要把香港發展為其在華

南的中樞,故需把人力物力集中於處理最逼切的事項,其行政架構有別於一般政

府管理下體制。日本人這個行政架構的精神在吸納華人領袖作為政府與民眾間溝 25

(241)有關區所之運作,詳見《日佔》,頁103-108;及注(228),頁126-127、131-132。

(242)查香港的人口在羅富國(Sir Geoffrey Northcote;港督任期:1937-1941)任内首次突破100萬。1938年廣州淪陷,香港 人口激增,日本人在1942年3月進行人口調查,所得數目為1,659, 337 人,但從1941年底至1942年3月間已有不少香 港居民被遣回內地。

(243)見注(238),頁62。有關歸鄉政策,可參考鄺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5 年,頁176-183。

(244)分別參考《日佔》,頁173;Eclipse, p. 173。又港日政府所發命令,均以"香督令"名義發出,是研究日佔時期措施之珍貴史

料。詳見《香督令特輯》,1942年(以下簡稱《香督令》);可參考《重光之路》,頁91-106。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通的橋樑,以利於"上情下達"及"下情上達",以達致"以華制華"的目的。軍政

廳時期的"善後會"以至民政時期的"兩華會"都是這類組織。

磯谷廉介上任不久,"兩華會"亦告成立。兩華會是"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

(245)

界協議會"的簡稱。 日本人放棄了港英政府的行政及立法局的制度,改而成立兩

5 華會作為諮詢機構,再配合以地方區所制,形成一個縱橫交錯的網絡,以確保政

10

15

令能下達到地方基層,在理論上,下情亦可通過不同渠道轉達到總督去,矯正了

過往港府對地方的管治幾乎失控的弊病。

"華民代表會"由一名主席及二名委員組成(後增至三名委員),是香港華人

的最高諮詢機構,該會成員每日開例會就華人有關事項向港日政府反映民意及作

出提議。"華民代表會"的成員包括羅旭龢(主席)、劉鐵城(銀行家)、李子方(銀

行家、原立法局議員),後來加入了陳廉伯(買辦、商人)。這四個人中,羅旭龢

及李子方是原港英政府器重的人,而劉、陳兩人與日本人關係密切,是日方信任

的人,這個組合,既有公信力,又牢牢地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可見人選安排是

經過精心構思的。

"華民各界協議會"的成員是由"華民代表會"挑選出來的,而且受其指導。

人數要比代表會多得多,它由一個主席、一名副主席及19名會員組成,每兩星期

開會一次,主要作用是聽取社會各階層意見及協助推行已釐定的政策。主席周壽

臣,德高望重,而副主席和委員:李冠春、葉蘭泉、羅文錦、譚雅士、鄧肇堅、

陸靄雲、郭贊、顏成坤等或為原港英政府立法局議員、或為團體領袖首長、大機

20 構主管、殷商巨賈,代表了百貨業、銀行、錢莊、建築、醫療、新聞、製造、運

25

輸及教育各職能,皆為華人社會中有頭有面的人物, (246)在其所從事的行業裡具有

較大的影響力。在戰前港英政府時期,能被委為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的華

人,鳳毛麟角;日本人卻把華人俊彥一網打盡,在策略上是高明的,因為從理論

上看,所能收集到民意愈廣泛和全面,政府在釐訂政策時便愈能照顧不同行業的

需要,更何況得到各界領袖的支持,政令可以推行得更快。

"兩華會"都是諮詢機構,但政策的貫徹實施,還需地方切實執行。日本人

對地方組織非常重視,軍政廳時代已有地區事務所及區政所的雛型,民政府成立

30

(245)"兩華會"詳細名單見《日佔》,頁172;及注(238),頁384-385。兩華會之規程,見《香督令》,頁7。

(246)有關羅旭龢、周壽臣、李子方、羅文錦、譚雅士之生平資料,可參看 Cheng, T. C., pp. 7-30。而鄧肇堅、葉蘭泉、郭、

顏成坤等之生平,見吳醒廉:《香港華人名人史略》,1937年;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pp. 230-32, 96-98, 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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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後,加緊籌組區政所,作為各區市民和民治部分區官員間的橋樑。

戰前香港的管治並無系統性的分區行政管轄,港島、九龍及新界有的只是按

地理,劃分為若干地域,地區的警署、消火局、衛生局等即有分處,也仍由中央

政府管治。因此,正如關禮雄指出:區政所的設立開創了百載未有的新局。

(247)

5

10

分區管治的具體方法是:民治部在香港島、九龍及新界各設一個地區事務

所,所長一職,由日人擔任,負責監察區政所的運所;每一地區事務所下設三個

辦事處:總務科主管區內商業貿易、文化教育等事宜;經濟科主理區內經濟、通

訊、交通事項;衛生科負責區內醫務衛生。地區事務所操實際權力,是一個重要

的行政機關。地區事務所之下是區政所(1942年7月改名為區役所)。香港、九龍

及新界被劃為28區,港鳥12個區、九龍九個、新界七個,各區設正副所長各一

人,管治區內事務。所長由地區上知名人士出任,例如中區區政所的區長是名律

師冼秉熹(他也是區政聯絡所所長);九龍塘(鹿島區)的區長關心焉醫生等。每

一區所下設一區議會,作為區所的諮詢機構,議員人數由五至十人不等。區所直

接向該區的地區事務所負責。區所制度1942年7月20日正式實行,與兩華會一

縱一橫,互相配合。港日政府通過"兩華會"搜集民意,又透過區所監察其政策在 15

地方推行的實際情況及其對民生之影響。正如關禮雄說的,區所制把地方行政從

中央政府解放出來,化整為零,使中央之於分區運作,如臂使指,比港府原來

的制度更合乎管理原則。(248) 事實上,區所制在日治時期的行政管理上發揮了很大

的作用,英國在香港統治了100年,但並沒有建立起完善的食米的配給、維持治

安及監察"歸鄉政策"的執行,而戶口制的建立和一系列對糧食、人口的監察制度

都是由區所協助進行登記及調查的,換言之,通過區所的設立,日本人把本港華

人置於嚴密監管之下。

兩華會及區所制的推行,加強了政府與華人之間的溝通,然而,港日政府推

行這個制度的目的是加強對華人的控制,使中央政令能更快速地傳達到地方上,

並保證切實執行。

按照日本人原來的構思,區所經費由各區自行徵收,自給自足,但經受戰火

洗禮後的香港居民生活艱苦,根本無法徵集經費,結果還是總督部支付。兩華會

的代表本來已經是被日本人威脅之下出任的,而且,"兩華會"始終是諮詢機構,

20

25

140

(247)見注(237),頁105。有關地區事務所之管轄區域及規程詳見《香督令》,頁8-9。

(248)同上注。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並無實際權力,一些港日政府釐定的政策,兩華會完全無力反抗,只有當政府喉

舌,說服民眾接受,自1944年中葉以後,日軍節節敗退,敗局已呈,兩華會會員

更無心戀棧,或虛與委蛇、或託病不出,制度已名存實亡了。

在戰火剛平息的香港,市面一片死寂,流氓和暴徒四姦淫擄掠,社會陷於

5 一片混亂。1942年1月,港英政府時代的華警及印裔警察被徵召,重新組成一支

警隊,由憲兵部直接管轄。後來第二任總督田中之一履任時,更親自統籌警隊工

作,並授意成立一個警隊委員會,由周壽臣當主席,以爭取華人的支持。1945年

4月成立了一個特護衛隊。(249)

10

在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立之前,香港由日本軍政廳以軍法統治。磯谷廉介上

任後,開始引入民事法,並成立了一個民事法庭,處理各類民事訴訟,英國傳統

的以陪審員及律師辯護制度被廢止,由法庭執事按照控辯雙方供詞而判案。1943

年,律師制度恢復。刑事案件則仍然由軍事法庭審決。

(250)

港日政府所發出的官方文告中,不時強調中日兩國人民同文同種,故應該緊

密合作,共建"大東亞共榮圈"。然而,日本人深知中國人對日軍的暴行深惡痛

15 絕,何況香港的華人人口中約有五分之三是因日本侵華而從國內逃難到香港來

的,當然不會對日本人懷有好感。要統治這160萬的華人,除了盡量盡快把一部

分遣返國內外,便須把華人置於嚴密監管之下。這包括:華人的出入境、境内的

遷徙流動、商業活動均須向憲兵總部申報,每個家庭所用的食水、煤氣、電力及

電話,均須予以登記,每個業主必須向當局申報其名下物業,維修房屋要向當局

20 申請,所有醫生、律師、中醫、小販及街市攤檔均須登記,所有宗教組織及學校

25

亦須向有關當局呈上其詳細資料,連搬屋或擁有收音機亦須向憲兵部登記, (251) 必

須指出:這些繁複的登記工作不少是區所協助下進行的。另一方面,港日政府亦

全力洗刷港英政府百年統治遺留下來的殖民統治色彩,這包括把原來具有英國色

彩的街道或機構名稱改上日本化的名字、(252) 逼迫學校教授日文及日本歷史、改用

日本曆法、日本的慶典或節日列為假期等,大力宣揚大和文化,以取代原來的大

不列顛文化。

總的來說,由於日本佔領香港的目的,是要把香港作為日本對外擴張的戰略

30

(249)詳見注(238),頁134-135。

(250)同上注,頁133-134。日佔時期民事審判規則,詳見《香督令》。

(251)同上注,頁 137。

(252) 有關街道之易名,詳見注(237),頁176。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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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A=1 4/4

再會吧函港

田漢詞、姚牧曲

2 6

07123.176 6 5 0135 6

31 35 2

再會吧香港

你是旅行家的走廊 也是中國漁民的家

鄉

105 72 43 21 你是享樂者的

7 0613155 2.34 3 2 1 天堂 也是 革命戰士的 沙

2/4

11234

場

這裡

洋溢着驕淫的

4/4

55 05

0555 11 234 55 055 66 5342

0222

娘

美酒 横流着英雄的血漿這兒有出賣靈魂的 名 也有獻身祖國的姑

32

21766 012 3 4 5 1 6 6 5 |65 2010 0176|512 34| 555 055 65 迷恋着玉腿的浪子也有担當起國運的兒郎 這兒有一擲萬金的暴發戶也有義賣三年的行

535

16 16122 323

•

4321

這兒有

4/4

-

03 21 6 6 | 07 12 317.6

·切善的矛盾中生長一切恶的矛种减 ť 再會吧香港!你是這樣使我

6 5 0 36.7|1.2 5.6 3. 1/43 21 716. 0 56 í812.5 31 3216 難忘 你筲箕湾的月 愈 扯旗 山的 斜 陽 皇后大道燈 火 香港仔|

5

10

0 17653 5

•

3

0 35 616 7

|1712 3 6 5

澳光

淺水湾的碧波盪漾

大埔松林的 猿聲慘傷 [宋皇台的蔓草荒蕪

2/4

0 43 216 7 3 2 1

-

3123 4 6 5 30|1765 54 3 1

101056 12

青山禪院的| 晚鐘 悠揚 西高嶺的夏萌怒放 鲤鱼門的歸帨絕漲

|衄鮮肉 歸帆飽冰 ||

15

33023 5 6 53.

653|20 1656 14 666

|05 31|246 5.3|2

「殘壘想起張保仔 阿香啊

百年前的 海上霸王1

真值得|民族的後民| 傳

03 216

6

25 35 6.6 5.313.

66

再管吧香港

可聽得海的那一 | 方(海的)奔號着兇猛的豺 03 3 3 3-1 7-6 511 335 686 222

狼 他們

4.2.

合唱|

06 66 3 2

再會吧 香港

of 111 1.1133551444 $355. 可聽得海的 那- 方海的那一方奔沉着觉的1豺

66.

狼 他們

20

66 321 16072 2ì 2.176 踐踏着 我們的田園 傷害着我們的夢

6 3

101 62 3.5 6.6

娘

我們還等

什麽

莫只靠别人帮忙

0.3 33 3.

37

06 66 6.1 2

5. 423

踐踏着我們的田園「傷害看我們的爹

娘

2/4**

6 53 2 1.2 33 0535 6 6

+

3 3.3 53 234 65.

可靠的還是自己的力

1.1 11 712 3

可靠的還是自己的力

1

03 33 1.2 4.4

莫只靠别人帮忙】

65611212 33|32355 535 66| 0

可靠的是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 提起了行囊 穿上了戎装 踏上了征途 顯不了風霜

25

033. 76

只有全民的

056 11 012 33 023 55 035 66 033

76

提起行囊 穿上戎裝踏上征途 不顧 風霜 只有全

65611 212 33 323 55 321 36 066 3. 21

民的

01 11 6.

6* ș

- 我們還等

什麽

提起行囊穿上戎裝踏上了征途顧不了「風霜只有全民的!

圖3.12 田漢填詞,姚牧作曲的《再會吧,香港》,抗戰期間在南方廣為流行。

30

5

63 012133 4321

63 012 33 4321 7

~

團結才能 阻過法西斯瘋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33

76163 0121 3343211 3

10

33. 76 63 012 33 4321

33.16.1 3

班

血花才能 推動的巨 只有青年的

浪巨浪浪

16 066 11 2176 5. 16.

4/4

66 3. 23 16 066 11 217657 6.6 3.36

103 21 6 6 107 12 31 7.6 6 5 1.2 3.45 2

-

6

•

30 1612

-

10

再會吧香港你是民主國的营房:反侵的城墙 看

3333

吧 侵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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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3 3 235 5

6.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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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4.4 1 0

03 3 3 33 321 66 1612 3

1 65

烽火已 『燒遍了 太平洋

别留恋着一時的 安康疏忽了對人的提防

16.6 531 1 1 11 4

0 5 5 5 16 565 32 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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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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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 扛起|槍

朝着

地無分 東西南

|

1 1.1 77 7o 1 1.1 33 3.0 30 30 44 40

色無分 棕白黄

4 4 4 5 5 50

33 321

A 人 扫起槍 朝着共同的敵人

5 55 11 10 10 10 11 10 (11 176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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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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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放

02

312 30 555 666 77 02 312 30 33 434 53

用 我們的手 奠定了今日的 香港用 我們的手 征争明日的 香港

S

05 434 50 555171 22 05 |111 60|11 15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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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會吧香港

再會吧 香港

再會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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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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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會吧香港

再會吧 香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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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會吧 香港 香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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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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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43

144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中心,因此其體制與一般政府有異;而且被統治的華人皆懾於日人的淫威,敢怒

而不敢言,但對日本人及其政府深惡痛絕,當然不會真心支持合作,因此,要客

觀,全面地評估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的運作成效,並不容易。無可否認,港日政府

對華人生活起居的監管之嚴是百多年來所僅見,(253)而兩華會,特別是區所在配給

米糧、戶口調查、居民遷徙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5

10

日本人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統治,把英國在香港一個世紀以來統治所建立

的體制全部拆掉,英國人再踏足香港時,這裡已不是昔日的"維多利亞城"了。

經歷了第二次大戰的洗禮,英國的經濟飽受摧殘,元氣大傷,反而以家庭為本位

的華人手工業及小本商人大幅發展起來,戰後更多華人進入手工業行列,打破了

戰前歐人的壟斷,一個新興的中產階級逐漸崛起。港府對於這個現象不能漠視。

戰後,行政及立法局的華人議席均有新增加,立法局在1946年重新組成後,非

官守議席的分配是英、華各佔三席,葡裔一席。到1951年,華人議席首次超越了

英人,成為非官守議員的多數派。而港府亦聘更多本地公務員,華人擔任更高更

重要的職位;另一方面,本地的外籍人士社會的組成也有很大的改變,不少人經

過戰亂、羈留或病死集中營、或提早退休,不少在戰前叱咤風雲的英人沒有再回 15

來,從倫敦新來的人思想較為開放,大大沖淡了原來濃厚的殖民統治氣氛。安德

葛指出:二次大戰的戰火宣佈了殖民統治時代的結束,一個新紀元的來臨。

(254)

20

25

30

(253)劉智鵬、周家建:《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頁41-56。

(254)同注(238),頁320;又見《重光之路》,頁188-189。

5

10

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鄭赤琰

15

·二次大戰後的香港政制

早在1932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Westminster Act)中,已反映了英國人意

識到時代的轉變,今非昔比,如要維持宗主國與其殖民地的密切關係,非要把彼

此的關係重新界定不可。《法案》的構想,也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所擬出的藍

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本土受到戰爭的破壞,再加上戰後各地的民

20 族自決,民主獨立的呼聲甚囂塵上,英國面對如此嚴峻的政治局勢,也就非要加

25

速非殖民地化,加快完成英聯邦計劃不可了。在此計劃下,原有的殖民地,如果

形勢有必要非獨立不可,便得加快其政制改革,唯求其能獨立生存,並以平等身

份,加入英聯邦作為一個"家庭成員"。於是從1946年開始,政制改革紛紛在其

全球各地的殖民地被排上政治日程。

(1)

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自不例外。緬甸、(2)馬來亞、新加坡和汶萊,(4)先後進

30

(1) 詳見 Grimal, Heni, Decolonization: The British, French, Dutch and Belgian Empires, 1919-1963, 1965。

(2) 緬甸早在1932年就與印度一同被提出要政改,但為二次大戰所中斷。1947年英緬在政制、政權上談不攏,緬甸內部又十分 混亂,英國匆匆結束其殖民統治,緬甸沒有實行政改,被軍人政府取代。詳見 Pluvier, Jan, Southeast Asia From Colonialism to Inde-pendence, 1977, pp.389-400。

(3) 馬來亞自1946年開始憲制改革,成立馬來亞聯合邦,1957年獨立建國。其政改過程詳見同上引書,pp.530-548。

(4) 新加坡和汶萊均在1946年開始計劃憲制改革,最終獨立。新加坡原屬馬來亞,1965年自行獨立;汶萊受國內動亂影響,到

1984年才脫離英國獨立。參閱 Fong, Sip Chee, The PAP Story: The Pioneering Years, 1979。

145

146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行憲制改革,有的甚至以英國政制為模式,進行建制建國。

在一連串殖民地爭取獨立運動的衝擊下,香港作為一個極具戰略與商業價值

的英國遠東殖民統治地區,必然地要受到這種時代性與地區性政治運動所影響。

但其演變的過程則與本區其他殖民地的政治動向有相同與不相同的地方。相同之

處是其作為英國的一個殖民統治地區,必須跟着英國全球殖民地的統治調整計劃 5

行事;不同之處是其作為一個從中國割據與租借出去的地方,一直被中國認為是

在歷史上被逼簽訂"不平等條約"的結果,是英國人通過不合法途徑而取得的。中

國宣示要在適當的時候尋求適當的方法收回香港。因此英國在處理香港問題時,

不得不把這種態度作為考慮的因素,未能像處理其他殖民地那樣去處理香港的問

題,尤其是政制的發展問題。

有關這種既相同又不同的特點,可以從第二次大戰後開首兩位港督楊慕

琦(Young,Sir Mark Aitchison,港督任期:1941-1947)與葛量洪 (Grantham, 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港督任期:1947-1957)處理香港政制改革的方 案中看得很清楚。兩人都礙於英國全球性調整殖民地統治方案的影響,而非在

香港進行政不可。但在進行此項工作時,卻又得顧及香港的特殊政治情況。在

1941年楊慕琦任內開始至1957年葛量洪下野為止,楊、葛是企圖把香港的政制發

展引領到世界發展主流的格局中去,但卻受到了香港本身一連串特殊的政治條件

所影響,始終走不進主流中去,而只能因自己的條件走自己的道路。

10

15

先看楊慕琦的政改意向。當他在1946年5月1日結束軍統而恢復民政時,曾

在同一天宣告要在香港實行政改,目的是建立一個政制,可讓香港居民有更多的 20

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5)經過三個多月的時間,楊督將其政改構想擬成計劃,這

(6)

就是香港史上的"楊計劃"。 這個計劃的重點因為是想讓香港人有更多責任參與

香港事務,所以改革重點放在成立一個市政局。因為要民主化,所以市政局成員

的三分之二開放為民選,其他三分之一為委任。在這計劃中的"民選",只涉及其

中部分的名額,而且規定中國人與洋人各半。而其他三分之一的委任成員也是華 「25

洋各半。表面看來,這樣的改革並不複雜,可是因為整個計劃要取得民意認同,

一到公開討論,重重困難便出現了。例如市政局的權力界限、議員資格、選民開

放到甚麼程度、選區劃分等,都成為"楊計劃"的頭痛問題。除市政局外,"楊計

(5) 參看香港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 May, 1946,楊慕琦的講辭紀錄。

(6) 所謂"楊計劃"指的是楊慕琦在1946年8月26日在香港電台所陳述的政改綱要。有關"計劃"的介紹與討論,可參看

Endacott,G. B., Govem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1964, p.195。

30

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5

10

劃"也企圖對立法局作有限度的改革:增加非官守議員一名,減少官守議員兩名,

總數是七名官守,八名非官守。八名非官守議員中四人由非官方機構推舉,其他

四人則由太平紳士中推選一人,商會推選一人,另兩人則由市議會推舉。即使如

此,非官守議員也未能佔上風,因為港督作為主席可有投票權。

由"楊計劃"可見,整個政改的精神,只是很有限度的開放。選民、候選人、

權力都有很嚴密的規範,離開全面開放還很遠。即使如此,"楊計劃"不但得不到

當時代表中國人社會的代表完全認同, 也得不到洋人社會的讚許,所以當1947

年5月17日楊慕琦退休返英時,花了一年時間"研究"的"楊計劃",仍未有定

案。他離任後由葛量洪接替這項政改工作。但是整個計劃愈深入討論,所碰到的

困難就愈大。有更多的華人攻擊計劃不夠開放,主張政改重點應放在開放立法局

上;連洋人也主張開放立法局,以免與市政局職權重疊。正當大家熱烈討論政改

時,1949年中國政權易手,共產黨當政,接着香港湧入大批中國來客。戰後僅

六十多萬的居民,這時猛增到二百多萬人。香港在政治形勢改變的震蕩下,前景

更陷於不明朗,一向以"反殖反帝"為旗幟的中國共產黨會否即時解放香港,成為

15 部分人心中極大的疑慮。於是政改形勢急轉直下,至1952年10月,英國與港府

同時宣佈,時機不適合,正式將"楊計劃"取消。

儘管"楊計劃"被取消,但並非原有的政改意念完全被打消,葛量洪任內的十

年(1947-1957),無論是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或是公共服務機關,都作出

了逐步的改革。行政局的改變辦法是增加非官守議員與增加華裔人士入局。1946

20 年行政局恢復運作後,原有成員是七名官守議員,四名非官守議員,至1948年官

守與非官守議員各為六人。立法局則在1946年恢復運作時原有九名官守議員,七

名非官守議員,但至1951年時增加一名非官守議員,成為九名官守議員,八名非

官守議員。如果說兩局的政制改革不明顯,真正說得上顯著的政制發展,那就該

是市政局的成立及其帶出來的民主意念了。儘管"楊計劃"被放棄,但市政局仍然

25 在 1952 年實行了選舉部分議員制。至1953年,其原有的兩名由選舉產生的議員

增為四名,選民人數也有所增加,但人數很有限,只有18,500名選民。1956年非

官守議員增加到16名,其中二分之一由選民選出,另一半則由委任產生。

30

除上述政制外,另一項政制發展應該就是"非殖民地化"或"本土化"的某些

政改,也即"楊計劃"中所說的要讓本地人多點去參與管治他們自己的事務。這

(7) 同上注,p.191。

147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便是香港公務員本地化的開始。在1946年恢復民政之前,公務員只保留給歐籍

人士。1946年才把此原則取消,開始招聘本地華裔人士,並且規定海外人士的招

聘只能在沒法找到適合的本地人士的情況下,才能如此做。在這本地化開始後,

1946年聘用了第一位政務官級的華人。至1951年時,本地的這個級別的政務官及

專業級別的官員,達到 10.75%。這種發展趨勢持續不斷,到1971年時,同級別的 2,874位官員中,有52%屬本地人士。(8)

由於來自大陸的新居民使香港人口急劇增加,人口結構非常不穩定,使原有

居民的比例相對愈來愈縮小。如果依一般國際慣例的標準,要經過居住七年或十

年才能被當作定居下來的永久居民,才能有本土的政治認同的話,這便給了港英

政府一個很有力的理據去推延行政局、立法局的重大改革了。但在人口急劇增加

的情況下,公共機構的改革卻是無法避免的。除了上述的"本土化"外,政府的行

政機構也已在人數與部門增長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發展,新增部門不下半打,原有

部門的擴展更不在話下。(至1958年柏立基(Robert Black)接替葛量洪時,公共行

政機構的發展已基本上做到相當的"本地化",行政與財政也具有了相當的自治

權,在對外關係事務上,英國也都盡量讓港府執行自治的方針。

由此可見,由"楊計劃"的提出與取消,雖然做不到具有實質意義的行政局與

立法局的重大政改,但在市政局與公共服務機構的發展上卻成了"一枝獨秀"。這

樣的發展後果,也就成了整個政府架構中的決策層(行政與立法兩局)出現相對

縮現象,而行政層(公共服務機構)則特別發達。這現象導致後來學者提出了"行

政吸納政治"的學說。

5

10

15

20

60至70年代的政制變遷

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40與50年代的全球性非殖民地化的發展,遠東區 25

的非殖化到了60與70年代,基本上已進入了另一個階段,同時也出現了另一種

形勢。這一時期的新情況是,前一階段所要爭取脫離殖民地宗主國而獨立的國

家,大致上都已取得獨立自主權。印尼與宗主國荷蘭的鬥爭到此時已結束,建立

148

(8) 參閱 Endacott, G. B., A History of Hong Kong, 1964, p.310。

(9) 新增的行政部門有居民安置部、新聞部、交通部、社會福利部、勞工與礦務部及移民局等。

30

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了印度尼西亞這個共和國。馬來亞也在此時期取得了東馬的沙撈越與沙巴加入,

同時也邀得新加坡合併成為馬來西亞。英國在東南亞的非殖民地化政策除汶萊以

外算是完成了。

可是正當非殖民化而出現新興獨立國之際,另一股以中國與蘇聯為主的"反

5 帝反殖"勢力卻在遠東崛起,在印支半島、印尼、甚至馬來西亞都受到了這種"反

帝反殖"的政治衝擊。在中蘇的軍事支持下,北越傾全力要消滅南越的"反共政

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也都因為反共的需要而傾力對南越軍援。於是從 60

年代開始,以中、蘇、北越一邊的"反帝反殖"共產集團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共

集團在印支掀起了一場長達十多年的大戰。而這時蘇卡諾領導的印尼政府站在中

10 蘇一邊,對英美作出了他的"反帝反殖"鬥爭,把英國計劃將東馬與新加坡併入馬

來西亞的安排當成是英美新殖民地主義的陰謀,並聲言東馬應屬於印尼領土,英

馬無權將其合併,由是而展開了他的"對抗"運動,直到他在1965年9月30日,

印尼共產黨政變導致反共軍人在蘇哈多領導反擊而倒台,"對抗"才告終止。與此

同時,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的主張也招來了親中國的政黨極力反對,與蘇卡諾敵

愾同仇,視此為英美殖民地主義的新招。

15

20

正在這種"反帝反殖"如火如荼地在遠東展開之際,中國內部發生了極左的政

治運動,而在國際共產陣營內則發動了反蘇共"修正主義"的鬥爭。在中共黨內掀

起了嚴厲的整肅運動,而在國際共產革命,也掀起了"放棄議會鬥爭",主張全力

進行"人民戰爭"的戰略改變。從1965年開始更展開了"紅衛兵運動"、"文化大

革命",大搞"打倒當權派"。

1967 年,"反帝反殖"的政治運動波及了香港。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香港

政策"一向以"統戰"為戰略主導,對於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採取相當克制的態

度。可是這時帶極左思想的人卻批判了這種"統戰"戰略,在北京發動群眾衝擊英

國大使館;在香港則發動了港九新界"反帝反殖"運動,於是連續發生了警民衝突

25 的大暴動、工會大罷工,但是這種帶極左思潮的暴力運動持續不久。據1979年中

國《人民日報》發表批判"四人幫"的"二月逆流"文章揭露,香港的"六七風暴",

實際是"四人幫"藉此推翻周恩來及其"統戰"政策,尚幸及時被周恩來出面成功

阻止。

(10)

香港經受這次"六七風暴"後,原有在40與50年代延續而來的政改,也就受

30

(10)見《人民日報》,1979年2月。

149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到了一定的衝擊。雖然葛量洪的十年政改未能依照"楊計劃"的方向對行政與立法

兩局推行漸進改革,但卻能在政府行政管理的層次上作出改革。

1958年港督柏立基上任後也朝着這改革方向發展,盡量擴展公務部門,使到

政府的服務範圍擴大,以求做到雖不算是民主政府,但還能算是好政府。接他之

後的港督是戴麟趾(Trench, Sir David Clive Crosbic,港督任期:1964-1971)。他在

任期間碰上了聯合國通過條例呼籲全世界終止殖民地統治。英國本土也因為經濟

佳境不再,執政的工黨有意要放棄遠東的殖民地。按理,香港的非殖民化應在此

期間加速進行才是。不巧就在1967年當工黨政府宣佈決定結束蘇彝士運河以東的

殖民地統治時,香港碰上了"六七風暴",政局陷入非常混亂的局面,此時不但政

改無條件向前再跨一步,就是結束香港殖民統治也都不合時機。更加上印支戰爭

此時已進入高潮,美國已派遣50萬大軍在越南與越共交戰,並聲言東南亞"已受

到共產革命的威脅",西方勢力絕不能放棄遠東的自由國家而不顧,否則"骨牌效

應"將會由印支開始。接着泰國、馬來西亞、印尼逐個倒向以中蘇為首的共產集 團一邊。(11)

面對這個形勢,香港作為觀察中共動靜的戰略要地,即使英國有意撤

走,美國也不會同意。

(12)

因此,發生"六七風暴"後所見到的政治發展恰好是與英國所宣告的政治撤

退背道而馳。在暴動期間,港英政府顯示了維護香港政權與治權的決心, 及時

地把某些工會封禁,逮捕了一些搗亂分子,即使是面對來自大陸某些極左勢力的

壓力,港府也都不怯退。(13)另外,由"六七風暴"引致而出現了左右兩派群眾對峙

的局面。一派要推翻政府,一派卻出來維護香港的安定。這種有群眾表示支持政

府的局面,可以說是進入60年代後,第一次使港英政府感到還可維持在香港的統

治。 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曾考慮過是否把香港交還中國的問題,不

過,當時並沒有實行的歷史條件,此事便拖延下來。

(14)

(15)

5

10

15

20

但經歷了"六七風暴"後,英國強化了統治信心,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接着下來

香港政制的發展。這就是由戴麟趾作出的種種社會福利與港人權益的建制工作。 25

150

(11)有關"骨牌理論"是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50年代中期對東南亞所掀起的共產革命所作出的評論與看法。

(12)1967年5月17日英國政府發表文告全力支持香港政府的鎮壓示威行動(參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 May, 1967)。

而戴麟趾也在 1967年5月18日發表聲明表示決心維持法治(參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 May, 1967)。

(13)1967年5月15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支援香港工會的"打擊帝國主義"的行動。

(14)在戴麟趾的1967年5月18日聲明中指出:"過去幾天來,本港許多個人和團體,都表示支持政府和希望本港局面恢復和平

安定......這種表示使人極感鼓舞,不過,我們必須堅持不餒,繼續表示我們真正的感想,使本港以及世界各處的人都知道本 30 港居民對目前情勢的真正看法。

(15)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中英曾為香港主權回歸問題舉行談判,英國也曾答應會在戰爭結束後作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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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1967 年,香港左派用大字報抗議港英政府"鎮壓群眾"

151

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ཡ-----།

152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以前所謂"夕陽政府"的心態有所改變。戴麟趾認為"六七風暴"反映了工人種種

不滿和不平的待遇,因此才容易受到共產革命的感染。為了改善這種社會環境,

戴督在其退任的1971年作了不少經濟、社會與教育方面的建制工作。這為其繼任

人麥理浩(Maclehose, Sir Crawford Murray,港督任期:1971-1982)任內的改革打

下了更堅實的基礎。

麥理浩上任後,從1973年開始,着手推行更大膽的政制改革。首先是在 1973

年將市政局的全部官守議員席位取消,只保留委任與選舉產生的非官守議員,並

將原有的各十名議員增加到各12名。目的是使其更具民意代表性,也同時增加其

財政自主權,發出各業牌照經營權,文化與康樂等服務工作也都在此時委託市政

局去管理。其次是在1981年成立區議會,而且在其1982年退任前,開始策劃成

立區域市政局的工作。更具實質意義的是在1981年開始把過去嚴格限制的選民資

格取消,改為任何年屆21歲在香港住滿七年的永久性居民,都可登記為選民,結

果將原有的三萬多名選民增加到七十多萬名。1982年的區議會與1983年的市政局

選舉便是以此擴大了的選民基礎進行選舉的。這樣的政改可以說是把戰後以來的

民主發展作出了重大的推進。

儘管在麥理浩任內的立法局不曾作出重大的改革,但下任港督的重大改革是

由他開始策劃的。其中最具關鍵性的改革是把立法局逐漸民主化,也即是逐步用

直接由選民推選議員的制度。這個意念在1946年的"楊計劃"中曾被探討過,但

未經定案便被放棄了。現在不單被探討,而且被確定,並計劃逐步擴大選舉議員

的人數。

除了改革立法局外,麥理浩也對行政局作出了相當具意義的非殖化改革。那

便是不定數額地增加行政局議員,由八至十一名不定,並且由立法局的資深非官

守議員中委任一名入行政局當要職。為了減少行政局的白人色彩,這時開始也都

把非官守議員本土化,以華裔為多數。

除了在政制改革方面動腦筋外,麥氏也了解到"民主政府"既然重要,"良好

政府"更不能忽視。因此,他在任內對公務機構的改革成績也是顯著的。首先是

大力推動司級公務員的本土化。在他上任前,本地司級公務員在1970年只佔總體

的19%,海外的佔81%。到他離任前的1980年,據統計,本地人的司級官員已近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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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其次是成立了廉政公署,授予其實權去處理政府機構、公共機關以及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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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參閱 Miners, Norman,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1991, 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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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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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KE NORTH District PubK ĮBRARY

圖4.2 區域市政局轄下首座有空調的街市:石湖墟綜合大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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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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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機構的貪污行為,這個機構成立僅四年,在1977年已做出了顯著的成績。在這段

期間雖然曾引起一些警務人員公開挑戰該署,但卻被壓制下去,足可見其作用與

權力。再其次是大事擴展屬於半官方的公共機構。例如將房屋署調出市政局成為

獨立的公共機構。在交通方面的改善工作亦頗具成效。例如在1974年成立地鐵公

司,以作長期疏導市區的交通運作。類似這種公共機構的設立,對於改善政府機

構的服務不足有很大的作用。這些改革措施,逐步改善了港人對政府的印象,使

他們對政府政策的認同性增強,從而加強他們對政府政策實施的支持。

此外,誠如過去的港督所明白的,麥氏也相信要在香港進行民主政制改革,

卻不能忘記其最終的目的是要結束在這裡的殖民統治,完全做到港人自治,而又

非獨立建國。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要取得北京政府的認同或支持,才能順利

進行。麥氏從上任開始,就留意尋找時機,到1979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他

認為時機已到,便主動與北京取得聯繫,以期北京政府接受香港種種改革,當然

也包括他的政制改革,這就是麥氏的北京"現代化之旅"。(17)然而麥氏沒有想到,

他的行動卻帶出中英"九七談判"。1982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親自告訴了英國首相

戴卓爾夫人,中國必須在1997年新界99年租約滿約後,連同香港與九龍三個地

方的主權全都收回。中國表示絕不承認那三條不平等條約,英國應與中國談判如

何保持香港安定繁榮,在1997年將主權、治權交還中國。 (18) 同時也為了配合英國

維持香港的繁榮與安定而不受衝擊,中國答應通過外交談判的方法與英國商談如

何根據中國答應的"港人治港"、"一國兩制"與"五十年不變"的原則,協商出一

個平穩過渡地將香港主權、治權交還給中國的方案。

由於中國對香港問題的立場出乎英國與麥氏意料的強硬,使人覺得麥氏錯誤

地估計了北京的立場。而當中英"九七談判"開始不久,麥氏便在1982年退任,

由倫敦派出了一名號稱資深的"中國通"尤德(Younde, Sir Edward,港督任期:

1982-1986)繼任。麥氏任內政改的成敗優劣,也就只能留待歷史家去作出更客觀

的評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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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麥氏在 1979年4月6日從北京回來後,說他此行訪問中國,目的是想突破中港兩個政府長期存在的屏障與無溝通,與廣東 及北京建立官方接觸,更重要的是為中國展示香港在中國現代化中可扮演的角色。又,麥氏主張在香港實行重大政改必須與 中國取得協議的看法可從他在英上議院發言批評"彭方案"看到。參閱香港文匯出版社(編):《英國如何撤出殖民地》,1993 30 年,頁12。

(18)參閱《鄧小平文選》,第3卷,1993年,頁12-15。

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三·1997年與政改發展

如果說麥理浩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立場估計錯誤的話,那他卻在民主政改

的問題上正確地判斷了北京的立場。同時也求證了英國一向存在的觀點:在香港

5 實行其他英殖民地那樣的英式民主政改必須取得北京認可,否則必然招致反對而

10

行不通。只是過去眼見北京太執着於毛澤東思想的政制模式,認為推行類似"楊

計劃"的政改不合時宜,必須等待。到了鄧小平復出,而且力主改革開放,加上

他長期受到極左政治運動的壓制,又聲言要從香港學習經貿成功之道,種種跡象

導致麥督與其英國的同僚相信這時機為最適合在香港推行"英式"的民主政制。

即使麥理浩下任的尤德在1982年上任,他所推行的一套政改仍然是循着麥理

浩的思路與藍圖,只是麥理浩的改革未臻完善,由尤德去繼續完成而已。

尤德根據麥理浩的"英式"政制藍圖,在港全面推行民主政制的各個組合。在

他任內推出了1984年的政改《白皮書》,建議逐步把立法局開放為用民主選舉的

辦法推選議員,並配合以政黨參與選舉,最終希望做到全部立法局議員議席由政

15 黨參與角逐。這個《白皮書》立刻招致北京反對。之後中英通過聯絡小組的外交談

判渠道,達成在1991年開始部分開放民選立法局議員的決定。儘管港英政府訂下

1991 年在 60 名議員中開放18名由直接選舉產生,21名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決

議,但仍然表示不夠滿意,繼續通過外交部跟中國談判開放更多議席,用一人一

票的單選區單議席的民主選舉辦法去選舉議員。 (19)但就在中英為此選舉問題爭持不

20 休時,中國完成了1997年後將成為香港憲法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裡面

25

(20)

寫明 1997 年後政制改革的日程:2007年之前只能有30名直選立法會議員,其他

30 名由功能團體選出。 中方更聲明任何1997年前的政改若超越《基本法》的規

定,1997 年後都會被推翻。為了避免這種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中方堅持港英政府

必須重視政制接軌。尤德在1986年任內心臟病突發在北京去世。留下的工作由另

一個"中國通"的學者衛奕信(Wilson, Sir David,港督任期:1987-1992)接任。衛 氏根據他對中國的學識,認為凡事不宜與中國硬碰,應通過耐心的協商辦法取得

中國的同意才能去做。

衛督接過麥理浩與尤德未完成的政改工作後,根據自己的信念,繼續努力與

30

(19)中英雙方在1997年之前的立法局到底應有多少直選議員的外交爭論後來被英國公開,以圖向港人表明英國立場。但也因此被

中國指責,認為英國人藉此"打民意牌",沒有談判誠意。

(20)參閱《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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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1987年4月9日,港督衛奕信履任時檢閱儀仗隊。

1988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I✯...VO

ILLOT BO,

NO.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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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1988年香港立法局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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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北京協商政改事務。雖然他也未能成功說服北京同意讓香港有更多的立法局直選

議席,但在完善區議會、市政局、區域市政局選舉,與政黨參選的工作上,倒是

作出了相當的貢獻。最難能可貴的是在他任內加強了中國對他的信賴。他成功促

使政府與政黨加強與中國交流,中港政府部門之間、大學學術團體之間、政黨之

5 間更是如此。(21)

可是這種較為融洽的關係不過維持了三年多,當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爆發

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哄而起,紛紛聲援中國的民主運動,同時向中國施

壓,展開外交杯葛。香港市民也兩次舉行大遊行,人數最多的一次估計有50萬人

上街聲援北京民運。這是香港罕見的大規模群眾示威,也引起英國重新考慮如何

10 處理香港政局發展的問題。

英國考慮處理香港政局的結論是"徙其將",把衛奕信調走而換上彭定康

(Patten Chris,港督任期:1992-1997)。這實際是英國對華、對港政策的重大轉

變。在彭定康以前的港督人選,都是以外交專業或以"中國通"人選為基本條件。

彭定康既非外交家,更非中國通,而是英國保守黨的主席,對參選議會有豐富經

15 驗,剛好在國會議席選舉落空,而香港又需要一個長於議會選舉的總策劃走馬上

20

任。由此可見,英國不再講究是否用長於中國外交或是否研究中國的學者,而改

用專業政治家前來任職港督。這個決定標誌着英國處理香港問題,基本上要取得

中國認可的思維方法,改為鼓勵香港人積極爭取民主自由發展的空間。這種轉變

可由彭定康上任後所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得到證實。

彭定康上任後,一改以前三位港督的作風與政策。特別是過去對民主政改的

重大機制,像立法會選舉與政黨政治都以低調、漸進的政策處理,但到了彭督手

上,卻改用鼓勵政黨發展的辦法。在他上任前,政黨沒有法定的地位,只能以商

業註冊的名份成立。政黨沒法定地位參選,也只能以政團或社團方式參選然後再

以政團成員參政。彭督上任後,原有政團見他高調提倡議會民主化,大力主張全

25 面問政議會直選,也就因此得到鼓勵而紛紛高調採用政黨名義參選。於是自由

黨、民主黨、民建聯等都變成無名而有實的政黨。這種改革對香港社會所產生的

影響,相信在以後會逐步浮現。

30

政黨政治發展有此情況,議會改革同樣也從原有中英協商的基礎突變為中英

對抗,難以協調。彭定康的一意孤行,可從其提出的"彭方案"一覽無遺。根據這

(21)參閱他任內的〈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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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1982年9月,鄧小平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深入討論香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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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1984年12月19日,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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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個方案,香港在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中,雖然直選立法局議員仍保持在 20 名不

變,功能組別的30名也不變,但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卻被大大擴大。原來是各功

能團體選出的代表才有投票權,現都變為團體成員直接參與選舉代表他們團體的議

員,(2)中方視此舉為變相的"直接選舉",違反了前此中英所達到的協議。(23)這種單

5 方面的獨斷獨行的做法,明顯破壞了先前中英通過外交談判取得共識才照協議條文

辦理的協商程序,引來了北京外交部及港澳辦官員全面反對。從此逆轉了中英談

判,形成了不對話,不談判,堅持彭定康必須先撤回其政改方案才有可能繼續對

話。但是,彭定康不但不退讓,最後還在立法局討論及通過略作修改的"彭方案"。

10

由彭定康開始的香港政改,標誌着中英在香港政制發展由先前的協商變成了

對抗。這對香港九七後的政制發展,由中英順利交接,將"九七"前的政改版本過

渡到"九七"後的意願,給破壞了。這對"九七"後的政局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一,中方將"彭方案"視為違反前此中英達成的共識,即"九七"前政制改革要

循序漸進,基本上要在原有制度上不作重大改革。而英方對此看法並不理會,其

結果是英方不讓步,中方也不讓"九五選舉"出來的立法局議員"坐直通車"過渡

15 到"九七"之後。中方還為"九七"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籌備委員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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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香港過渡期政制問題成為中英雙方爭論的焦點。第二,"彭方案"與英方堅

持不退讓在香港的政海掀起了波濤,從此難再有風平浪靜的日子。尤其是這個方

案對政黨產生的影響,可視為是堅持議會全面直選的一種示範。在"彭方案"進行

熱議的期間,香港政黨以堅決支持加以響應,預示着它對香港未來的政治將會產

生影響。

考察香港政制改革及發展的具體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第一,英國在處理香

港政改問題時,是既有顧慮中國是否同意這一因素,也有其本身保守的因素,更

有區域環境的因素,因此令到香港直接民選政制的建立未能早日開步。第二,香

港在政制方面並非一成不變,雖然沒有完成政府中決策層次的行政局與立法局的

民選改革,但卻在政府中的公務機構、市政局、公共機構、行政諮詢委員會的執

行機關中不斷地作出本土化與專業化改革,使其能向"更好的政府"、"更負責任

的政府"、"更多專家參與的政府"邁進。如果以這個角度去看政制發展與其民意

基礎,相信將更能反映香港政制發展的情況。

30

(22)原本的規定是功能組別選民只有40萬人,但"彭方案"下的功能組別選民卻達270萬人。

(23)中國指"彭方案"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與中英外長關於政制的承諾和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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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HONG KONG

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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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4.8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上)和區徽(下)

5

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四·幾種議論的評議

關於香港政制及開放選舉改革的歷史,歷來受研究者關注,下面所介紹的,

是兩種主要的看法。

第一種是阻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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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談及持有這種論點的人首先應是安德葛(Endacott, G. B.)。他在《香港憲制

史1841-1962》一書中,列舉了阻礙二次大戰後香港民主政制改革的因素,指出

很大程度是來自客觀環境。例如,他認為1946年"楊計劃"之所以胎死腹中,是

因為遠東局勢有變。主要是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由中國共產黨當政,影響所

及,原本是反對英國繼續持有香港殖民統治權的美國,這時也為了反共的需要,

反過來支持英國在港的殖民統治權。因為這樣做一來可以將香港轉化為一個具有

重大軍事意義的據點,不但在印支的反共戰爭中可派用場,即使在韓國的反共戰

爭中也有此需要;其次,安德葛還指出二次大戰後回流和大陸來客的湧入,直至

1956年都沒有間斷,使香港人口由1945年的60萬人突增到1950年的二百三十多

萬人;加上與大陸的貿易幾乎完全中斷,一時之間香港經濟幾陷於停頓。政治經

濟如此不穩定,自然就不宜多作政改的打算。安德葛還指出,國民黨與共產黨之

爭不但在大陸展開,當部分國民黨人員從大陸退到香港後,兩派的對峙也在香港

出現。而任何民主政改都有可能會助長國共的鬥爭。因此,港英當局也就更有"理

由"將原本的政改計劃長期押後。

與安德葛相同的,還有在香港政制上有深入研究的諾曼·邁納斯(Miners,

Norman)

。

他對香港欠缺選舉機制與內部自治作出了更詳細的論述,從而進一步

闡明阻力論。(24) 他認為香港過去之所以沒有開放民選政改,與早年的政治環境不安

定有關。邁納斯觀察到,即使當年出現80與90年代的"選舉機制"的政改,也都

一樣地不會成功。他認為不成功的理由有以下幾個。

第一,自戰後以來,香港長期有大陸來客湧入,他們來此的最大心願是想見

到香港政治安定。他引述一項民意調查指出:1977年發現有87.3%的新居民重視

政治安定更甚於經濟發展。

第二,香港經濟增長長期持續,後來甚至出現高增長,經濟繁榮促成政治安

定,港人也就滿足現狀,無求於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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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詳見 Miners, Norman,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1991, p.5。外長關於政制的承諾和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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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香港的行政機器操作效率高,能對港人的種種需求作出有效率的反

應,尤其是在建屋、道路、資訊、海港、供水、以及其他公用事業方面滿足港人

的需求,因此無求於開放選舉的制度。

第四,由於港人絕大多數是中國人,他們受二千多年儒家文化的薰陶,衡量

政府的標準不外是"愛民如子"與"仁政"。只要政府在他們心目中符合這個標準, 5

他們便不會想到追求參與選擇統治者與政策規劃這些事情。

總之,在邁納斯心目中,80年代中期所出現的立法局、區議會、市政局與區

域市政局等連串的"選舉政改"都不算成功,因為真正投票選舉他們的代議代表的

選民,佔合格選民的比例還不到20%。

。

(25)

10

與安德葛、邁納斯相似的另一位阻力論者是曾生(Tsang Yui-sang),在他

的著作:《民主被擱置:英國,中國與香港憲制改革的試圖,1945-1952》中,

曾氏集中研究 1945至1952年間在香港所試圖作出的憲制改革。與其他研究者一

樣,曾氏也把這段時間當作是立法局與市政局民主改革的關鍵時刻。他的研究所

得到的開放選舉政制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下列三種因素:香港本身事件、中國

因素和遠東政局。當香港與英國政府官員考慮到這些不利於香港政改推行的因素 15

時,原本是早已排上政治日程的開放政制改革,終於在1945至1952年間被擱置

了。(26) 與安德葛和邁納斯略為不同的,是曾氏較強調公眾輿論對政改的取態。雖然

一般民眾對此態度如何,他認為難以衡量,但就大量的報紙社論與輿論來看,

般上還是傾向支持政改的。正因為蔡氏關注傳媒的輿論,他得到的結論是主要阻

力來自英國本身。而英國之所以擱置憲制改革,不是因為缺乏輿論的支持,而是 20

由種種因素共同促成。

。

在研究者中,也有把港英政府看成是開放選舉改革擱置的主要因素。劉兆佳

教授就是其中之一。(27)劉教授認為,雖然香港是華人為主的地方,但卻未能孕育有

群眾威望的本地領袖,去取代香港政府或是像其他殖民地那樣去爭取民主政權。

而香港之所以未能在戰後就開始政改,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國佔領香港"並非為了 25

吞併領土或開發自然資源",而是藉此"發展及保衛其在遠東地區的經濟利益"

為了達到此目的,英國需要在香港建立一套以西方為準則的政治架構。又因為香

162

(25)同上注,Chapter 1。

(26)詳見 Tsang, Steve Yui-Sang, Democracy Shelved: Great Britain, China and Attempts at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Hong 30

Kong,1945-1952, 1988, p.10。

(27)參閱劉兆佳:(沒有獨立的非殖民地化及香港政治領袖的匱乏〉,《廣角鏡月刊》,1990年9月,頁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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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圖4.9 香港立法局大樓(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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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港缺乏原有長期在此定居的居民,"所以英國自始以來便排除了透過地方領袖來間

接管治香港的可能性"。(28)基於英國本身的政治動機與統治策略,在其面臨香港不

斷轉變的政治環境時,英國與港府便會用各種方法去"敵視那些自發性地湧現出

來與它競爭的或不友善的政治力量,若這些力量一旦出現,殖民地政府會毫不手

軟地並嚴厲地對付之。"劉教授並進一步指出:"在60年代之前,殖民地政府經

常以嚴苛的方式來清除政治威脅。在1979年之前,英國非常抗拒香港政制改革的

各種建議,因為這會削弱殖民地政府的政治主導地位。"劉教授這個假設引導出

來的結論便是香港不但沒有憲制改革,即使有,也只是"零碎的改革",而且只

是"門面功夫,而非變更香港政治體制的重大措施"。 然而,這個假設反映了劉

教授僅關注到立法局與行政局的政制改革,以及為這兩局而設的民主選舉與政黨

制的有無,至於其他整體政府政制,如行政與司法這兩大部門的有無改革,或其

權力如何調配,劉教授則不加理會。因此劉教授引導人所看到的香港政制改革,

屬一片空白,既沒有民主,也沒有民主制度操作下的相對自由。既如此缺乏民主

自由,為什麼香港又能長期處於安定與持續繁榮呢?劉教授歸因於華人社會的特

性。這個特性由好幾方面所構成,第一,香港的中國人都持過客心態,對香港缺

乏歸屬感。第二,香港的中國人具有強烈的"比較性","傾向拿自己與其他社會

的人比較"。例如,他們常與大陸的中國人比對,從而突出自己的優點。如此,

便得到社會自滿,忍受了這個欠缺民主發展的殖民統治政權。第三,"港人傾向認

同狹隘的家庭或其他特殊利益。他們參與社會活動的程度很低,也極少認同或積

極參加家庭以外的社會群體"。因此他們對政治的興趣便偏低。(3)總之,劉教授得

出的結論是華人的特性配合了港英政府阻礙民主改革,造成了香港自戰後以來到

1979年從未有過民主政制內部改革,有的只是零碎及不足稱道的小改造。

綜上所述,阻力論者作出的立論,其基本假設都是把政改的有無全看立法局

與行政局這兩個主要政府機關有無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去產生其成員。而事實上,

在這方面的政改除非到了80年代中期,否則確是欠奉的。因此早期的學者儘管各

人所看到的"阻力"來源有不同,但都得到同樣的結論:香港政制民主化改革一片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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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同上注。

(29)同上注。

(30)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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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是吸納論。

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與阻力論者持不同意見的,還有另一批學者。這些人所看到的,不是政改一

片空白。香港的政制模式與英國其他殖民地不同,採取的是另一種政制模式,它

主要的設計不是把行政權與立法權這兩個機關的操作成員公開由人民選出,而是

5 由英國派駐香港的總督用委任的辦法選出。這樣的設計,所持的精神是"協商",

而不是基於"競爭"。一般由殖民地獨立建國所作出的民選行政與立法代表制度,

所持的精神則是"競爭",而非"協商"。這種"協商"有沒有民主價值?本身是否

民主?則有不同看法。一般主張用選舉制的學者,會視以"協商"為本的委任制全

無民主可言,但也有持不同看法者。而其中,金耀基教授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

10 把香港的政制發展看作很有創造性,而且也很民主。行政局與立法局的成員產生

雖由總督委任,但總督在委任議員時,卻也得考慮到其"代表性"問題。在研究兩

局成員的種族背景、專業背景與社會背景時,金教授發覺隨着政治環境的變遷,

所被委任出來的人逐步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這些代表性的體現,不在其如何選

出,而在其如何被分派到其應代表的社會階層的角色。然後通過這些人所分派到

15 的角色在立法與行政的工作中充分發揮大家互相協商的精神。金教授發覺這種制

度的操作雖不是"民主形式的政府",但確也算得上是"符合民主價值"的政府。

因為這個政府很關注其統治要取得人民的認同,而非全然視其統治的合法性來自 英皇。(31)

除了留意到立法與行政這兩個主要政府機關的民主改革的特性外(由委任人

20 選中去體現其代表性),金教授還強調香港政制改革中的另一個特色,那便是採

用"公務機關去吸納政治"的辦法。一般殖民地獨立建國後所有的建制所採用的原

則均是"政治與行政二元化",即政治人員當政時只司決策與立法的工作,而公務

人員則只執行政策與法律的工作。前者搞政治,後者則嚴守政治中立的立場,兩

者分工嚴格。而香港的情況恰好相反。政制中刻意要公務員去擔當不少重要的政

25 治角色,愈是高級的公務員愈是如此。

但金耀基教授在探討公務機關"吸納政治"時,只說它在香港的貢獻是其協助

大大促進政治安定,而沒有說這種"吸納政治"是不是協助體現民主自由,公務機

關如何"吸納政治"。在金教授的論點中,只提到"本地化",(32)而沒有論述其相對

30 (31)King, Ambrose Yeo-Chi,"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Emphasis on the Grass Roots Level,"in King.

Ambrose Y. C. & Lee, Rance P. L.(eds.), 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988, pp.127-146.

(32)同上注。

165

166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意義的"外國化"問題。其實在香港,"本地化"問題之所以不因"外國人"與"本

國人"的矛盾而激化,主要原因是出於香港在政府人員的知識化方面早就做了大

量工作。因為,甚麼人擔任政府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操控政府工作的人是不是

在專業知識上具備合格的條件。這種知識化在公務人員方面的全面推行,使到香

港公務機關的"裙帶關係"、"種族關係"問題趨向式微。

韋伯(Weber, Max)曾在政治現代化與民主化的討論中指出,現代官僚之所以

比傳統封建官僚與獨裁專制的人治官僚來得理性,是因為前者講究知識化、法治

化;而後兩者講究的都是人的政治網絡重於知識與法律。韋伯的觀點可以援引來

解釋香港的官僚體制與其操作人員的情況。

5

10

雖然吸納論者也同意香港的政制民主改革曾受到某方面的阻撓,但與阻力論

的看法是不同的。吸納論所得到的結論是:第一,立法局、行政局和市政局雖然

在體制上還不曾採用一人一票,由政黨公開競選的辦法,去選出執政者,也即沒

有民主代議制,可是自戰後以來,主要的改進是採用民主諮詢的協商式辦法,而

不是民主競爭的代議式辦法。因此,結論是三局不是全無改進,而是採用不同模

式的改進;第二,三局之外的其他政府機關,尤其是公務機關,與特定對象的民 15

意社團,都被政府委以重任去"吸納政治",消解政治矛盾。(33)這方面的設計,吸

納論者認為是戰後以來香港最大政治改進,而且自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政制。

五.簡短的結論

20

本章從概述二次大戰後有關政制改革的過程入手,進而探索香港這四十多年

的政治架構及其改革。提出阻力論者由於把民選政制作為民主政制的唯一體現,

所以,當他們看到香港沒法在立法局與行政局的民選政制進行改革時,便認為香

港民主政制改革受到阻礙而一無建樹。後來,這個看法受到了吸納論的糾正,指 25

出儘管立法局與行政局無法實行民主選舉,但並不等於兩局的政治工作處於無人

問津的狀況。實際上,政治問題被公共行政機構消化了。吸納論的好處是看到了

公共行政機構的特出功能。

可是阻力論與吸納論仍未能從整體政制的有機體去看待香港的政制發展。應

30

(33)同上注。

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該看到的是:在立法局與行政局面對民選制受到阻力後,不等於民意便無法伸

張,不等於政府與民意產生了絕緣。除了吸納論所看到的公共行政機構的吸納民

意功能外,應強調的不單是那逐漸增長的公共諮詢機構,後來擴展和新成立的

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都強化了香港整體民意諮詢的政制發展。這個發

5 展是在立法局與行政局的主導下進行,大家共同配合工作,因此產生了整體的

有機體。這個有機體所展示出來的特點,不是民選民主制 (electorate democratic

system),而是社會民主制(social democratic system),這種社會民主制的內涵,不

像民選民主制的地方,是前者強調的是民意諮詢,而後者強調的是民意競爭。前

者的工作實效是以全面向民意探詢來做決策為根據;而後者的工作實效是由不同

民意的競爭出線者作為決策的根據。兩者都有民意的根據,至於誰的民意代表多

10

·點,則要看民智的開發程度高低,政治文化的價值觀取向如何,而有不同的表

現。換言之,民選民主制可能在不同的民智開發條件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價值

觀的條件下,可能發揮不同的功能。同樣,社會民主制也有這個情況。

15

82

20

25

30

167

168

總

財政司

布政司

律政司

申訴專員公署

總督特派廉政 專員公署

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

中央政策組 政治顧問

|

市政總署

區域市政總署

圖4.10 香港政府組織圖(1996)

香港史新編上冊

核數響

主要的法定行政組織

房屋委員會

職業訓練局

律政署

20

房屋署

香港考試局

香港貿易

發展局

土地發展公司

香港出口信

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

地下鐵路

下公

用保險局

香力

港捉

生產

產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香港工業邨

公司

九廣鐵路

公司

香港旅遊

臨時機場

協會

管理局

消委

費員

者會

10

醫院

管理局

5

10

15

82

20

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政務總署

4

4 區議會

1政務處

2政務專員

5 地區管理委員會

3秘

秘書處

25

注:(1)全港共有18個政務處,負責執行政務總署下的工作。

(2)政務專員即政務處主管,代表政府督地方行政在區內的運作。

(3)秘書處負責向區議會提供相應服務

(4)從1994年10月1日開始,全港共有18個區議會,除了由新界鄉事委員會27個

當然議員外,所有的區議員均由 346 個地方選區中,透過直接選舉產生。

(5)地區管理委員會是官方委員會,成員包括區內各主要部門代表。其作用在於提供一

公開討論機會,以回應區議會意見及增加對區內各部門的了解。

30

圖4.11 香港地方行政結構圖(1996)

169

5

1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洗玉儀

。

這一百多年間,香港社會經歷的變遷,千頭萬緒,錯綜複雜。我們可以從許

多角度,選擇不同焦點來看社會的發展,還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法來處理這個課

題 (1)這裡採用的是透過對一些有代表性的社會組織的研究,反映其社會的組織原

15 則、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取向,並以此作為了解香港社會的入門。另外,

資料的取向,於每二三十年間,選擇一個年頭,具體觀察當時存在的組織的狀

況,希望能使讀者好像看一連串"快照"一樣,可以感受到香港所經歷的每一個階

段,更生動地體驗到香港社會發展的過程。

20

1841 年

1841 年,英國佔領了香港島後,進行了好幾次的人口調查。當時島上居民

約兩千人,停泊在各海灣的艇家又約兩千人。港島主要的村落有赤柱、香港仔、

25 黃泥涌、筲箕灣等。(2)其中一些村落在明朝時已經存在,到1841年,起碼已有

二三百年的歷史。

30

(1) 近年來有關香港社會史的作品包括 Chan, W.K.,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1991;及徐曰彪:(香港的社會結構〉,見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19世紀的香港》,1994年,頁299-378。前者專論香港社會裡三個階級的形成過程,而後者則 注重結構,不大重視演變的過程。

(2) 香港早期人口數目頗有爭論。Eitel,E.J.認為香港1841年5月15日《憲報》所登的數字出了問題,據該報報導赤柱人口是 2,000人,Eitel 認為沒可能,因此他提出正確的數字是鄉村人口是 2,550人,水上人口約為兩千人,而另外約兩千人是英國 佔領後才入住港島"市區"的新移民。詳見 Eitel, E.J., Europe in China, 1983, p.171。

171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3)

當時,居民主要以農漁業為生。村民多是佃戶而不是地主大戶,島上土地部

分由新安縣的大族所擁有。例如,錦田的鄧氏擁有黃泥涌、香港仔和薄扶林的土

地;上水廖氏擁有掃桿埔50畝農地;南頭的黃族則擁有港島南部赤柱、深水灣、

淺水灣一帶的若干田地。 香港島可以說是新安縣的"邊陲之地",在經濟、社會

和文化各方面都較內地為落後。雖然,島上盛產的花崗石亦吸引了不少人來採鑿

出口,不過,大概可以說,到1841年為止,島上的經濟主要仍是自給自足的經濟

模式。

除了合法的經濟活動外,香港島一帶亦是海盜出沒的地區。因此,這一區流

傳著許多關於海盜的傳說,例如"張保仔洞"等,十分有趣。由於這一區地理環境

獨特,到了19世紀90年代,海上的治安仍然受到海盜的威脅。

英軍佔領香港後,向村民宣佈港島已由英國統治。不過,為了安撫民心,英

國商務監督兼對華全權大臣義律同時又宣明,准許村民保留他們原有的宗教儀式

和習俗,並且答應根據中國的習俗和法律管治他們。這篇宣言後世稱為<義律宣

言〉,在19 世紀華人常引用它,作為抗拒英國法律蠶蝕華人風俗的護身符。然

而,許多習俗,如蓄婢制、一夫多妻制等,後來都因為和英國法律有抵觸而逐步

被取締。

5

10

15

英人又同時宣佈香港為"自由港",免收關稅,歡迎華人來港經商。本來,中

國在 19 世紀實行海禁,鴉片戰爭期間,特別嚴禁華人住在"英人所據之邑"、或

與英人有來往、或跟隨及伺候英人。中英在1842年正式簽署《南京條約》,清廷

俯降諭旨,將與英國人有關係的這類犯人恩准免罪。這一來消除了華人來港的重 20

要阻力。此後,大量華人來港,其數字一直佔香港人口90%以上。

隨着香港經濟的發展,島上人口便不斷的增加。除了單純人口數字增長以

外,那些從東西各地而來的人士,在香港原有的漁農社會以上,多加了一層以貿

易為主的商業層面,經濟活動漸趨多元化。人口的增長帶來了城市的擴展。新城

市在港島北岸建立,向東西兩面伸展,遠離原來的村落。香港優良的深水海港是 25

整個香港經濟生命的泉源,城市環繞着它來發展是很自然的。因此,市區的發展

並不是以原有的農村為核心而擴建出來的。

從人口、經濟活動和城市發展來說,1841年後的香港可以說是從外面移植到

來的社會,而不是從原有的漁農社會衍生出來的。

172

(3) 霍啟昌:(英國佔領的香港地區〉,《19世紀的香港》,頁1-19。

3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二·1871 年

時至 1871年,香港社會已出現了非常顯著的變化。單從人口數字看,總數已

達124,200人(包括1860年割佔南九龍的人口)。人口以男移民佔大多數,男女的

5

比例是1,000:399.5,十分不平衡,是典型的移民社會。

(一)華洋雜處

10

常說香港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地方。其實,早期香港社會的一大特色是種族

隔離。大致上,華人和其他種族的人士,包括了英國人和其他歐洲人、美國人、

印度人及從世界各地而來的人,除了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都盡量互相保持距

離。從群體的地理分佈便可見得很清楚。在商業和居住上,域多利皇后街和花園

道成為了分界線。域多利皇后街與花園道之間的,包括威靈頓街、雲咸街、雪廠

15 街在內的地區,成為西人住宅區和洋行、銀行的集中地。一部分洋商在半山區環

20

境優美、空氣清新的地區建築花園別墅,令這一區成為清一色的洋人世界。華人

多聚居域多利皇后街以西的上環和西環,還有較東的灣仔,比較大規模的生意則

集中在上環。這個現象是由於政府把華人與歐美人隔離的政策所造成。其次,經

濟因素也很重要。我們也不能忽略文化導致種族分區而聚居的影響。

華人和外國人的社交活動範圍劃分得特別清楚。外國人在1846年組織的香港

俱樂部(Hong Kong Club,原稱新公司)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成立的目的,一方面

是為離鄉別井來港的英籍公務員、海軍、陸軍官員及商人提供一個聯誼的場合。

另一方面是要給往來澳門、廣州和其他商埠的外僑一個休憩的地方。可見它原來

就是為指定的一小撮人而設,是個典型的英國紳士會所,主要提供膳食、圖書室

25 和戶內玩意兒,如桌球、撲克牌等。這些消遣和華人的消閑模式迥異,所以很多

年來,香港俱樂部都沒有華人會員。不過,這個會歧視的不單是華人。其入會的

條件很苛刻,除了要有會員提名外,還需要經過其他會員投票通過才可以入會。

因此,社會背景比較差的歐西人士也難望加入。更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會是不接

受女會員的。

30

西方人還組織了多種不同的體育活動和體育團體,最早的包括香港木球會

(Hong Kong Cricket Club,原稱香港打波公司)、艇會(Victoria Regatta Club,原稱

173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香港鬥三板公司)、帆船會、射擊會等。這些會所都不歡迎華人加入,而華人對

這些活動亦確實不感興趣。19世紀的華人社會貧富懸殊,主要分兩個階層 --富

有的和貧窮的。工人階級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終日為餬口奔馳,根本沒功夫再

找消耗體力的玩意兒來消閑。事實上也沒閑可消。這時代有錢和有閑的華人更不

會像外國人一樣穿着短褲,追着球瞎跑;或者赤了胸膛去游泳。這些"不莊重"的 5

行為,對力求仿效中國士紳階級道貌岸然、莊嚴肅穆形象的上流華人來說,簡直

不成體統。香港華人比較普遍的參加體育活動,要等到20世紀才看到,而開華人

體育活動的先河之團體,是"南華足球會"。

同樣地,1884年組成的香港賽馬會,也是到了1926年才接受華人會員。不過

這些民間的種族歧視是雙向的。大部分華人的社會組織也是沒有外國人的份兒。

"俱樂部"這個概念對19世紀的華人來說,其實是陌生的。香港華人遲至

1900年左右才成立比較相近的組織-華商會所(Chinese Club),而活動也跟西

人的俱樂部不盡同。華商會所成立的目的是聯絡感情和作為社交之所。該會由殷

商何東、西醫關心焉、買辦謝纘泰等發起。會員以個人為單位,入會基金50元,

月費五元,絕非一般市民應付得起。

10

15

華洋互相隔離,最有意思的例子莫過於妓院分界--妓院嚴格的分為外國人

光顧的和華人光顧的,真是河水不犯井水。

(二)經濟發展與社會組織

20

174

到了1871年,香港的經濟和社會,都發展得相當有規模了。當年進入香港的

船隻共 2.8 萬噸,比1861年時的1,286噸,增長了很多倍,可見發展的迅速。從商

業年鑑中,可看到外商成立的洋行,經營各種出入口生意,貨品以鴉片、絲綢、

茶葉、棉紗為最大宗。此外還有造船、修船、造糖、造麻繩等工業和保險、金銀 25

買賣、銀行、貨倉、旅店等服務。專業服務如醫生、律師也在港開業了。

華人經營的行業也更加多元化。幫助外商在華做生意的有買辦。他們協助不

懂華語、不了解華人做生意的作風和習慣的外商在中國和香港經營。實際上,買

辦在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商人之間,擔任着橋樑的角色。在香港,當買辦是發

財和晉升入社會高層的主要途徑之一。除了當買辦以外,華人也有獨立經營生意 30

的。其中,出入口和轉口貿易的行頭最重要;有和外商合作的,也有全部由華人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5

10

15

自己包辦的。經營的貨品以米、瓷器、疋頭、絲、茶葉、莆包、硃砂、藥材、木

材、檀香等為大宗。另一種重要的商品,當然是鴉片了。

外商輸入鴉片後,由華商向政府投標爭取包稅權。投得者,可將鴉片實行加

工(煮熟)、本地銷售和再出口。19世紀時,政府從鴉片抽到的收入約為全年稅

收的四分之一,可見鴉片貿易對香港的重要性。

出口行商又以貿易的地區分類,分為南北行、金山莊(與美國、澳洲貿易

的)、暹羅莊、日本莊等。

除了出入口,華人的經濟活動還包括多種服務和製造行業。地產買賣和建築

業亦隨着城市的擴展蓬勃起來。由於香港的土地全部歸英國皇家擁有,土地只是

臨時的和有限度的供應,奇貨可居,從開始土地便成為投資和炒賣的對象。今天

香港的巨富全因地產起家,實拜香港政府一貫的土地政策所賜。

19 世紀時,華人又開設銀號(錢莊)、當舖(押店)、酒樓(館子)、藥房、

鴉片零售店和煙格、市場等供應市民的需要。另外還有供應船上各種用品的"辦

房"。大部分華人則受僱於以上的工場和店舖,或當小販、洗衣、理髮、轎夫、

運輸工人、傭人等。

除一般的經濟活動以外,香港當時大規模而且較為特別的,是與華人出洋有

關的各種行業。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由於地理、政治、經濟等環境,香港成

為自1849年(即美國加利福利亞州發現金礦的一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華人出

洋最多的口岸。根據船政廳的統計,從1868至1939年,從香港出洋的華人,共

20 超過 600 萬人次,比從汕頭或廈門出洋的為多。這些從香港出洋的華人,帶動了

多種行業的發展,如航運(包括租船)、招工的工頭、賒帳給移民買船票的經紀、

辦房、出入口(特別是金山莊)等,都蓬勃起來。另外,出洋後的華人,匯款回鄉

亦多取道香港;僑匯令香港商界資金充足,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一大原動力。

而且香港成為世界航運中心,"移民事業"的功勞亦不少。

25

經濟活動多元化,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相應而起。

到了 1871年,在外國人方面,最重要的組織是在1861年成立的"香港商

"

。

名稱雖是香港商會,實際上,初期的會員都是外商,因此俗稱"西商會"

到了 1881 年始有華商入會,而且一直佔少數。其成立是為了"維護商業利益,搜

集商業情報,排除商業發展的障礙,仲裁會員內部糾紛

。

它的主要任務之一是

30

(4)《19 世紀的香港》,頁32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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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向香港政府爭取權益。西商會的地位漸漸提高。到了1884年,香港憲制改革,西

商會有權提名一位議員入立法局。雖然當時立法局的權力有限,不過儘管如此,

西商會有權提名議員入局,已足以顯示香港政府對它的重視。此外,西商會還能

直接通過英國國會,或間接通過英國各大城市的商會,提供情報與提出建議,影

響英國外交部的對華政策,所以在商務和政治方面均是舉足輕重的。

(三)華人社會組織

5

華人佔香港人口的大部分,社會組織相當多層次。初期的移民將內地原有的

社團移植來香港,成為新移民凝聚的核心。這些包括了以商業、宗教和慈善事業

為前提的組織,當然亦包括了以三合會為主的秘密會黨。

10

1. 行會

行會是中國舊社會最基本的組織之一,從富商大賈到苦力都有組織行會。行 15

會可概括地分為行頭行會和同業行會,後者又可分為技工(或手工藝人如木匠)

非技工(如人力車夫)及專業(如中醫)行會。行會的成員有包括勞資雙方組成的,

也有純粹由老闆組成的,叫"東家行",或純由職工組成的,叫"西家行"。行會

以團結同行、聯絡同業、防止同業惡性競爭和保護同行利益為宗旨。在形式上,

同業行會特別注重拜祭本行的祖師,這種儀式亦是團結行內成員的重要手段。

行會有以下的特點:(1)組織範圍不能超越本行業的界限,其成員限於從事

同一行的人士;手藝工人尤其嚴禁"跨業"(兼做兩行)和"跳業"(改行)。這些

都是容易造成行業與行業之間的隔閡與成見,助長狹隘與保守的傾向。(2)在勞

資共體的行會裡,資方壟斷了領導權,實行"家長制",將工人、學徒置於被保

護人的地位,強化了行幫意識,倡導的是上和下睦的思想,模糊了階級關係。(3)

同業者多為同鄉,業緣關係與地緣關係緊密結合,使行幫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

行頭行會和同業行會同樣有強烈的排他性。西家行更具有互助社的性質:除了保

護整個行業以外,主要的工作還包括救濟失業。會友患病,則施贈醫藥費,會友

仙逝,則發給帛金,協助辦理殯葬事宜等。以上的特色一直維持到第二次世界大

20

25

30

5

1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15

圖5.1 聯聚堂西家仝人敬贈予文武廟之橫額,時為咸豐元年(185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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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戰前後。(5)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行會在香港開埠以後很快就出現,最早的有豬肉行、番衣(洗衣)行、番鞋行

等。它們的行規多從內地抄襲而來,而且又仿效内地的行會稱為某某堂、某某公

所等。如番鞋行的公會取名綿遠堂,買辦的稱敘利堂,公白(鴉片)的稱聚賢堂,

米行稱公義堂,木東家稱協和堂,煤炭西家稱公義堂,搭棚的稱同敬堂等。如上

所述,組織方面除了以行業界定以外,還以同鄉、方言劃分。

行會組織到了1871年,最具規模的算是南北行公所了。本來"南"是指華南,

"北"是指華北,南北行就是指華北和華南之間的貿易。後來,貿易的範圍擴大

了,以致"北"泛指中國內地,而"南"則指南洋各地;而到了19世紀末期,南北

行商的貿易範圍甚至伸延到日本、美洲以及澳洲了。南北行經營的貨物以大米、

大豆、京果、藥材、絲綢等為主。香港開埠以後迅速成為南北行的重要樞紐;

香港逐漸發展為世界性的轉口港,實有賴南北行貿易的蓬勃。到了19世紀60年

代,南北行商執香港商業的牛耳,一些南北行行商更被公認是全埠最有財有勢的

華商。

南北行商多設行莊在文咸西街一帶,以致這條街亦俗稱"南北行"(按:廣東

話"行"字和"巷"字同音,更容易混淆,有趣的是,時至今天,知道南北行這條

街的人多,而知道有這行頭的人卻很少)。初期,行商之間設有南北行公約,1868

年行商得政府贈地,在文咸西街建築公所,始易名南北行公所。設立公所是為了

"立行規,守商德,崇道義,重言諾,樹以階模,重為典則"。(6)

南北行公所是一個多鄉籍、多方言的組織。粵籍的會員有招雨田(第一屆主

席)、陳雨藩、盧佐臣、馮平山等;閩籍的有吳理卿、胡鼎三等;潮籍的有高滿

華、陳春泉等,都是顯赫一時的人物,公所因而勢力範圍愈發擴大。南北行的潮

籍商人後來又另外成立了自己的商會,名為聚賢堂,可說是南北行公所會中有

會,亦足以證明同鄉關係在行會中的重要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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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除辦理行內事務以外,南北行公所還處理公益,如組織更練巡守街內商舖, 25

設置消防車,又於每年孔聖誕時,全街張燈結彩,大肆慶祝。從這些可見到南北

行公所並非一個純粹商業組織,而是肩負社會公益和教化的重任。這更足以反映

當時香港華商是怎麼樣看自己的。

178

(5)《19 世紀的香港》,頁374;任騁搜集整理:《七十二行祖師爺的傳說》,1986年。

(6)《香港華人社團總覽》,1986年,頁19。

3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對遷移到香港的華人,香港政府大致上採取不干預態度。英國佔據香港,其

最終目的是促進對中國的貿易。它在香港主要的政策,是維持社會安定以確保商

業正常的運作。所以必須採取高壓手段防止居民,特別是人口佔90%以上的華人

破壞治安。對華人的法律和刑罰都比其他種族的人更苛刻。其中歧視的措施包括

5 規定華人登記(1844),和規定華人在晚上外出時,要領有"街紙"和攜帶燈籠。

後者不但對華人做成諸多不便,而因為這法例只用於華人,對華人來說,更是莫

大的侮辱,是香港政府早期對華人歧視最明顯的例證。儘管華人強烈反對,但政

府和外籍居民都堅持,必須執行這項法令,才能維持治安。因此街紙和提燈的制

度,直到1897年,在華人激烈抗議下才被取締。

10

(7)

由於沒有政府的干預,所以華人之間很多事情都由華人自己處理,而這種環

境亦鼓勵華人根據傳統的方法成立不同的組織,處理不同的事務和解決不同的問

題。

從1842至1870年間,他們所辦的機構除各種行會外,還有廟宇、義祠、同

鄉組織、更練團、街坊會、義學和醫院。

15

2. 文武廟值理

20

25

宗教方面,華人中除了一少部分進教為基督教徒外,大部分依然信奉中國傳

統民間信仰,因此供奉各位神靈的廟宇便應運而生,成了華人另一個層面的活動

焦點。除了1841年前已建成的廟宇外,新建的、規模較大的廟宇有上環荷李活道

的文武廟和稍後在灣仔建成的北帝廟。

文武廟在香港歷史上地位特殊。它是在1847年,由藉着英人成立殖民統治而

發財的盧貴和譚才等發起興建的。1851年重建時,花了差不多1,000鎊,這在當

時是非常可觀的數目。其建築的宏偉及裝飾的講究,引起了英文報紙的注意,大

做文章。(8)

文武廟不但是拜神的地方,在華人社會中還扮演多種角色。管理它的值理全

是有財有勢的人士。在19世紀50年代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包括建造商、鴉片

商、地產商及與華人出洋各項有關的行業等。以後,南北行商亦有很多。

文武廟擔負的任務並不簡單。當時,曾任香港政府中文秘書的華人事務專

30

(7) 街紙攜燈制度,詳見 Wesley-Smith, Peter, "Anti-Chinese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in Chan, Ming K. ( e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 Britain, 1842-1992, 1994, pp.91-105。

(8) China Review, I (1872-1873), pp. 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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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利咸物篇

圖 5.2 此匾額為清光緒皇帝經兩廣總督張之洞奏議賜予東華醫院,以表揚該院於1885賬濟兩廣水災義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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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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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家、德籍教士歐德理便這樣寫它:"文武廟的值理已升格為半官方的地方議會,它

主要是由南北行商組成。這個值理團秘密地控制華人事務,仲裁商務糾紛,安排

接待路過香港的中國官員,為捐官事宜進行談判,更作為居港華人與廣東官方之

57 (9)

間的非官方媒介。 文武廟的側面有一間公所,是議論公共事項的場地。公所大

5 門的對聯寫着:"公爾忘私入斯門貴無偏袒,所欲與聚到此地切莫糊塗。"正好說

明文武廟值理的工作與維持社會公義之間的重要關係。

10

我們看當時香港的社會狀況,可以從文化角度着眼。華人文化與統治者的西

方文化不同。華人有其獨特的風俗習慣,是統治香港的英國官員所不了解的,或

者是沒功夫去了解的。因此,有些華人生活上的需要就必須由華人自己提供了。

義祠的成立正好證明了這個事實。

3. 廣福義祠與東華醫院

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流動性高,移民以男性為主,舉家搬來的佔極少數。

初期來的華人,離鄉別井,隻身到港,一旦客死異鄉,無人祭祀。這對重厚葬、

15 隆祭、久祀的華人來說,實是慘不忍睹的下場。到了1851年,譚才等便建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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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義祠,安放在港身亡的人的神主牌,待日後轉送回鄉,再安在家裡,讓後人

供奉。譚才等入稟港府,得在上環撥了地,建成義祠,名為"廣福義祠"。此舉造

福華人,功德無量。義祠的功能後來漸漸改變,除了安放神主牌以外,一些病重

的人亦因無處容身而被送到義祠去。

原因是移民中能夠自購房子的人極少,大都是租客,或暫住專門容納等候出

洋人士的客棧。他們一旦患了病,房東或客棧的老闆由於不願意見租客死在房子

裡,便將他們送到義祠去。義祠當然不是醫院,沒有任何的醫療設備,但這樣做

總算是沒辦法中的辦法。待他們死了,才請人到義祠料理身後事。這種現象在香

港的特殊環境中出現,不足為奇,很能反映華人對生死的觀念和處理生死的做法。

在華人當中,義祠的存在是眾所周知的,唯獨是政府對它的情況一向不聞不

問。到了1869年,一位政府官員偶然發現義祠裡,地窄人稠,空氣污濁,垂死

病人與死者雜處其間,完全缺乏基本的醫療和衛生設備,從而感到嘩然。他認為

把病人送進去是慘無人道的。這件事很快傳了出去,香港和英國的報章,都大肆

披露。事件遂演變成醜聞,引起殖民地部的不滿,便命令港督調查底蘊後作出報

(9) Eitel, 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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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東華醫院於1872年落成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告。港督作了一些調查後才了解到,華人對西醫西藥存有莫大的恐懼。因此,政

府雖然設有醫院,華人生了病,都裹足不前,寧願被送到義祠,甚至死在街頭,

也不願進入政府醫院。可見他們對西醫西藥的偏見是多麼的根深蒂固。

港督逼於無奈,惟有破天荒跟華人領袖商量解決的辦法。商量的結果是建立

5 東華醫院。

10

東華醫院是19世紀香港最大規模的華人組織。它於1869年籌辦,1870年奠

基,1872年落成。醫院開幕時,儀式隆重,盛況空前。一開始主禮人便奉神農行

崇升禮。祀典用古制三獻,巡遊儀仗,一如迎神賽會,冠蓋雲集,觀眾如潮。最

矚目的是醫院的總理、值理皆穿清朝官服,其中甚至有拖翎者,可見他們都不肯

錯過這個炫耀尊榮的機會。最後,由港督揭幕。港督紆尊降貴,"駕幸"一個華人

機構,也是破天荒的。這個殊榮奠定了東華醫院在群眾心目中的地位。

建院的目的是為華人提供他們信任的中醫服務。一開始,東華醫院便和華人

社會的精英分子結下不解之緣。他們為創辦醫院,籌了四萬七千多元。雖然香港

政府撥了 11.5 萬元捐款,但同時聲明以後不會再資助經常費用。因此,日後募捐

15 經費的擔子就由醫院的總理負起,而捐款的來源則是華人,包括了本地的、國內

的以及海外的華人。

第一屆的總理是由創建醫院出力最多的12位人士擔任;以後,每年選舉一

次,大部分總理由行會提名,再由坊眾形式上選舉。有資格提名總理的行會,當

然是執本港商界牛耳的行頭的公會,包括南北行公所、敘利堂(買辦)、金山莊

20 行、公白行等。這個選舉方法確保東華醫院每一屆的總理均是財雄勢大,德高望

重,備受全港華人尊敬的人士。從開幕盛極一時的場面開始,東華醫院的董事局

已經取得了特殊和崇高的地位。

25

30

由於香港沒有士紳階級,商人可成為社會最高的階層,這是香港社會和內地

社會之間的一大分別。從文人王韜的描述可見到香港華人是怎樣看東華醫院的。

籌辦東華醫院時,王韜在英國。他回港後,發覺"港中象氣迥異。人士多彬

郁謹願。文字之社,扶輪風雅,宣講格言,化導愚蒙,率皆汲汲然引為己任"

他看見香港社會的風氣改進了,非常欣慰。但移風易俗的功勞,應歸功於誰呢?

後來王韜探訪東華醫院,恍然大悟,認定新氣象,是因東華醫院而起。他感嘆

曰:"香港渺然一島耳,僻在炎陬,素非孔道,而一旦為善之效,可睹已如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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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理總建倡暨人大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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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東華醫院倡建總理(1870-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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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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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人而已,固不以地限也。 可見他認為東華醫院備有教化作用,使整個香港

的華人社會升格。

東華醫院本以贈醫施藥為首任,但漸漸亦承擔了很多其他的社會工作,包括

舉辦義學、將流浪外地的難民遣回原籍、拯救被販賣的婦女和被拐誘出洋的人。

5 (有關難婦的事務後來由1878年成立的保良局處理。)後來,它接管了義祠,又

實行施棺、殯葬;設置義莊、義山,便利本港及海外身亡先僑權厝棺柩,候運原

籍安葬,使老有所終。醫院總理又為華人排難解紛。由於他們了解華人營商的特

色,調解華人間的商務糾紛,比以英國法律作根據的法庭有效得多。同樣地,由

於他們擁護中國傳統的禮教,也可以根據這一套禮法調停與一夫多妻制、蓄婢

制、學徒制等有關的問題,而當然這些問題也是當時香港的法庭難以處理的。從

前很多文武廟值理的功能便漸漸由東華醫院的總理代替了。

10

更重要的是,東華醫院的總理擔當了華人和殖民政府之間的橋樑。直至東華

醫院的成立,政府與華人間存着很大的距離。東華醫院是第一間根據香港法例成

立的華人民間組織,得到官方承認,因此享有特殊的地位。醫院又為大眾提供寶

15 貴的服務,替政府解決了很多社會問題,政府因而省了很大的支出。由於醫院總

理都是經濟上舉足輕重及華人公認為德高望重的人士,加上形式上又是由坊眾選

舉出來,一方面深受市民的愛戴;另一方面,也令市民肅然敬畏。這些因素使政

府無法不給他們三分薄面,聽取他們的意見。東華醫院的董事局因而成為華人的

發言人,代表華人與政府交涉。另一方面政府亦漸漸懂得怎樣利用東華醫院總理

20 來控制華人,將對頭人變成管制華人社會的伙伴。東華醫院在香港歷史上扮演的

特殊複雜的角色,正好反映香港這個特殊地方的複雜性。(11)

4. 保良局

25

談到東華醫院就不能不提保良局了,雖然保良局是1878年才成立的。

1870年間,幾位旅港東莞商人,鑑於香港一帶,拐帶日熾,歹徒逼良為娼,

轉賣外埠,而被拐者以東莞人為多,便提議集眾捐資,組織起來對付拐匪。其實

他們計劃的工作跟東華醫院已經實行的工作很相似,於是發起人便和東華醫院聯

手組織保良局。

30

(10)王韜:(創建東華醫院序〉,《香港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下冊,1970年,頁140。

(11)東華醫院在歷史上還有另一作用,就是與中國官員,尤其是廣東省官員聯繫。有關義祠及東華醫院,見 Sinn, Elizabeth,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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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1896年,保良局大樓舉行開幕禮,官商雲集,盛況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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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成立初期,保良局的工作主要是拯救被拐帶、或被迫為娼的婦女和被虐待的

婢女,將她們遣回原籍,或為她們安排擇偶配婚,或待領育。其間則由保良局安

置,供給衣食。

保良局成立後,一直和東華醫院保持密切的關係。由於到了1896年保良局才

5 擁有自己的局址,之前,所有的辦公和會議等事宜,都借東華醫院的地方進行,

甚至連拯救回來的婦孺也是安頓在醫院內。在人事方面,東華醫院和保良局的總

理重疊的很多。當然在許多慈善業務上也是共同進退,緊密的合作。因而有"東

保一家"之稱。

10

從成立到 19 世紀末,保良局由香港及海外國內所拯救之婦女數以萬計,其大

恩大德,一如東華醫院,備受世界各地人士推崇。也有仿效香港建立保良局者。

不過我們也須指出,一如東華醫院,保良局的賢達,都以維護傳統禮教為依歸,

他們保護婦孺是本着崇正黜邪的宗旨,懷着悲天憫人的心情,而非以批判社會的

倫理架構,或以為婦女抱不平為出發點的。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保良局的倡辦人對蓄婢問題的立場清楚地看出來。蓄婢

15 制度在中國盛行已久。香港開埠前有沒有婢女,無從稽考。不過,開埠後,很多

華人帶了婢女來港,婢女人數大增。初期蓄婢未受港府干涉,到了1870年間,香

港法官 Smale, J. 認為蓄婢和奴隸制度相同,擬檢控買賣婢女的人士,令華人惶恐

不安。保良局的倡辦人大力為蓄婢制度辯護,強調中國歷久以來都不禁制蓄婢,

而中國於"買人常規,與買各種物類迥然不同",故蓄婢與奴隸制度不可同日而

20 論。他們要求港府體察中國民情,"變通辦理",切勿"行擾民之政"。在這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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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保良局倡辦人的傳統宗法思想是顯露無遺的。我們甚至可以推斷,他們創

辦保良局其中的目的,就是要把"合法販賣人口"與"非法販賣人口"分辨出來,

令蓄婢制度得以保存下去。不過儘管如此,保良局在這狹窄的保護婦孺的原則下

所作出的貢獻,依然是功不可抹的。

實際上,保良局的歷史很能反映出香港歷史的特徵。正因香港是華人出洋的

主要港口,大量婦女被販賣出洋的情況才會出現。反過來看,也正因為香港是一

個四通八達的運輸樞紐,旅港的華商透過各種關係,建立了廣闊的、跨地區的、

跨國的華人關係網絡,而能利用這些網絡來推行各種慈善的服務。從保良局和東

華醫院的成就,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香港歷史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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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壽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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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東華醫院內之福壽樓,後由保良局借用以收留拯救回來之難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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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OLIE WOMAN AND HER CHILD

圖5.7

一位着孩子的女苦力〔斯坦南迪(C.J.

staniland)繪,19世紀中後期]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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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01年

1901 年的香港地區和30年前比較,最顯著的分別就是版圖擴大了很多。1898

年英國租借了新界,為香港增多了365平方公里的土地,比原來港島、南九龍半

島的面積多了十倍以上。

同時,香港的總人口突然增加了:港島和九龍合計的人口由1871 年的

124,000 人增至 241,694人,再加上新界的85,011 人、水上居民的42,282人,總人

口達到368,987人。而且因為新界是比較固定的農村社會,男女的比例較為平衡,

比較市區男女比例失調的狀況,正常得多。

港島人口的增加使城市進一步向東西兩方伸展。西營盤、堅尼地城、石塘咀

和灣仔等區相繼發展。1894年前,太平山區是港島人口最稠密的,也是最不衛生

的地區。但由於在1894年發生了鼠疫之後,政府將部分房屋拆卸,開闢了卜公花

園,部分居民也遷移到別區去,使得太平山區的環境有所改善。

1888年山頂纜車建成,使山頂住宅區得到發展。那裡空氣清新,環境優美,

15 西方人刻意的把它劃為西人專住區。鼠疫發生後,他們就"名正言順",利用衛生

為理由,阻止華人住在山頂了。1904年政府竟通過《山頂(專用區)條例》,禁止

任何人將山頂的房子出租給華人:唯一獲豁免的是傭人、轎夫等。其他華人要住

進去的話,須向港督正式申請。直到1946年,這項法例被取締的一年,只有富甲

一方的何東一位華人住在山頂。這也是種族歧視的另一最好例證。

20

1901年香港社會和30年前有甚麼不同?

(一)同鄉組織

25

到了1901年,最普遍的華人社會組織之一是同鄉組織。重桑梓之情是華人的

特性。在國內各地同鄉會館早就出現。而隨着華人出洋,海外也先後有會館的成

立,蔚然成風,遂成為華僑社會的特色。在香港,19世紀40年代早期已有新安會

館,是新安同鄉聚集聯誼之所。這所會館還置業以保日後經費。可惜其領導人"馬

草王"因犯案被流放,會館似乎也因此而解體了。其他早期的會館還有福州的三

30 山馨社,和由僑美的番禺人成立的繼善堂。

早期的移民組織以行會為主,而大的行幫則間中有以鄉籍分界。同鄉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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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地和有規模地成立是後來的事。

19 世紀 70 年代,同鄉組織活動開始活躍起來,各邑會館相繼出現。1872

年,香山縣的三灶鄉鄉人用"聯義堂"的名義在摩星嶺建了義冢;1875年高要、高

明人也在那裡建了義冢。這種建義冢、組織春秋公祭、安葬同鄉等活動是聯絡同

鄉和建立長期性同鄉會的基礎。到了1901年已經成立的同鄉會包括番禺的"敦義

堂"、三水的"敦善堂"、台山的"新寧會館"、南海的"福仁堂"和東莞的"東義堂"

等。而且在1901年後新的同鄉會還不斷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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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組織基於地緣,會員包括不同階級的同鄉人士,如舊式行會一樣,淡化

了階級間的矛盾。同鄉會的共同宗旨是"敦睦鄉誼",敬恭桑梓,為同鄉會友提供

實際的援助和精神上的支持。實際的服務包括排難解紛、職業介紹和擔保、金錢

接濟、發放帛金、舉辦銀會、互通行情等。一些組織完善的同鄉會更贈醫施藥、

興辦義學、遣送棺柩骨骸回籍,涉及事務繁瑣,而辦事的規模很大。此外,有一

個場合可以聯絡同鄉、講和聽到鄉音、聽取一些鄉間的消息、甚至欣賞到故鄉特

有的戲曲等,對一個身在異鄉的遊子是難得的精神安慰。這些行會和同鄉會所提

供寶貴的社會服務,填補了移民社會常見的精神空虚,是有助於穩定香港社會的。 15

但同鄉會的功能並不限於此。

1901 年以後,同鄉組織繼續發展,一部分還採用商會的形式組成。同鄉商會

較為資源雄厚。1909年創立的四邑商工總會就是支持孫中山先生革命和革命後成

立的廣東政府的一大支柱。隨着20世紀初期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香港

的同鄉商會開始干預國內的政治和關心故鄉的建設、公益和治安。對於賑濟國內 20

各次災禍,亦不遺餘力。

同鄉組織越蓬勃,越令香港政府顧忌。1910年前後,香港政府擔心同鄉會繼

續發展下去,會變得比三合會更難控制,而且他們的活動又涉及廣東省的政局,

事關重大,便於1911年制訂社團法案,規定所有社團向政府註冊。那些有非法

活動和目的的,與香港社會治安有抵觸,或會在中國引起動亂的社團,一律被禁 25

制。可見當時同鄉組織發展引起多大的迴響。

1917年,最令政府頭疼的四邑商工總會被解散了。但總的來說,社團法案頒

佈後,並未對同鄉組織構成太大的威脅。新的團體不斷建立,而且都很活躍。到

了 1937 年後,它們致力於救國救鄉的工作。

香港的同鄉會以服務鄉人為原則,但工作性質,則隨着社會、經濟和政治環 30

5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境而改變,很具彈性,也正因為這樣,今天的香港還是同鄉會林立的地方。(12)

(二)輔仁文社

10

15

在同鄉會蓬勃發展的同時,又出現了一個性質迥然不同的社團。

1892 年成立的輔仁文社,雖稱"文社",但其實真正的目的是宣傳政治思想改

革。它的拉丁文座右銘是 Ducit amor patriae(全心全意愛國家)。該會的創辦人是

謝纘泰和楊衢雲,都是很具代表性的香港人物。

楊衢雲在香港出生,唸英文學校,深受西方革命思想的影響;畢業後先教授

英文,後任職洋行。謝纘泰在澳洲出生,15歲回港,讀入有名的中央書院(即後

來的皇仁書院),畢業後入政府工作。後來,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組織興中會,與

楊、謝倆合作。楊衢雲甚至被選為興中會的主席,在中國近代史名人榜上佔一

席位。

當時輔仁文社只有十多位會員,在港的影響力並不大,但卻有很深遠的歷史

意義。

到了1901年,英國統治香港已經60年了,在教育和文化方面,雖然不能說

有很大成就,不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政府和教會辦的學校,培養了一群懂得英

文的人。他們無論是洋行買辦,出入口商人、文員、政府公務員或教師,在這個

20 國際貿易中心和殖民統治地區,能說能寫英文當然會佔一定的優勢。不過,並非

所有人視學習英文光為謀生和向上爬的手段。其中透過英文教育來了解外國事

情,將接觸到的外國文化、社會和政治思想、科學精神等,作為他們立身處世的

基礎的,亦大有人在。

25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不單是部分華人接受西方教育,同時,通過報紙、

書籍、日常生活和觀察,耳濡目染,成為華人認識外國文化、政治、經濟、社會

各方面知識的門戶。他們認識外界事務比較廣泛,反應比較敏銳,思想和做事態

度也較開放。如王韜、何啟和孫中山。他們用新知識來批評中國各方面的流弊,

帶動了改良主義和革命運動。他們對香港和中國的歷史發展的影響是眾所周知

30

(12)Sinn, Elizabeth, "A History of Regional Associations in Pre-war Hong Kong, in Sinn, Elizabeth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990, pp.15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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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FF OF DIS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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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5.9 20 世紀初期專門供應西式食品的香港牛奶公司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的。而楊、謝亦是這群人中的表表者。

何啟於1887年成立了雅麗斯醫院,又在同年和倫敦傳教會創辦中西醫學院,

一方面訓練華人成為西醫;另一方面則誘導華人接受西醫西藥。他希望以此打破

華人抗拒西方科學的頑固思想。後來他更大力推動香港大學的建立,給華人多開

5 一個觀察世界的窗子,對整個社會的文化取向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由於這些新的社會意識和價值取向與傳統的不同,導致了香港華人的

分化,使香港社會出現了新的矛盾。

。

受了西方教育和文化影響的人,開始懷疑原有的傳統價值。最明顯當然是表

現於推翻腐敗的滿清皇朝和封建的君主專政。這種趨向在其他方面也表現了出

10 來。譬如,對以維護傳統價值為己任的團體,如東華醫院,他們就失去信心了。

對他們來說,舊一套的禮教和社會觀念是無知和落後的。1894年,香港發生鼠

疫,使這些人得到機會向東華醫院挑戰。

港府發現鼠疫後,立即推行一系列的衛生措施。宣佈香港為疫埠,禁止染疫

者離港。另外,又強制將染疫者送到政府醫院醫治。染疫之家,予薰洗消毒,以

15 防傳染。染病而死者,其屍體須藏以石灰,然後埋葬。這些措施遭到群眾的反

對。很多病者寧願歸鄉治理,但因為香港已宣佈為埠,不獲批准離港。華人從

來抗拒接受西醫西藥,在大家都感到恐慌、風聲鶴唳的情況下,他們對被強逼送

到政府醫院,反抗得更激烈。至於外籍的衛生工作人員上門搜查病人,進行消毒

等,最是擾民。而將死者草草埋葬,對重視殯葬儀式的華人來說,更覺是橫蠻無

20 理,難以接受。凡此種種措施,引起群眾的不滿,差點兒引起暴動。東華醫院亦

順應民意,要求政府收回成命,但未為政府所接受,反而使醫院和政府之間的關

係變得緊張。公共衛生問題演變成文化衝突,更引起群眾和政府之間的對抗。

。

兩方正僵持不下之際,謝纘泰在英文報紙上發表文章。他認為暴亂是由"無

知"和"激動"的苦力階層引起,而東華醫院總理竟然支持他們,令人感到遺憾,

25 這封信與他平時抨擊中國其他"舊"東西,如風水、纏足、吸食鴉片和奴婢制度

等言論是一貫的。西報又登載了另一位華人的信,指出東華醫院總理並不代表所

有華人,因為部分華人認為政府實行的衛生措施是明智和合理的。可見謝纘泰

等人,以進步、開明的知識分子身份,對代表舊社會價值觀的東華醫院,進行批

判,而且要劃清界限。

30

由於他們對東華醫院以及保良局的批評愈來愈利害,致使他們在一般民眾中

的崇高威信受到動搖。不過,這是社會演變中從簡到繁的必然過程,反映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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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社會思想現代化過程中扮演的先鋒角色。

其實到了1901年,東華醫院等機構的社會地位和勢力,亦受到其他因素的

影響。1880年,港督委任了第一位華人為立法局議員,開了華人晉身立法局的先

河。1891年,政府又成立了團防局。政府委任入團防局的華人,不用說都是商

界及專業界的翹楚。理論上,設立團防局是為了協助華民政務司經營四環更練。

實際上,政府向局紳諮詢有關華人社會各方面的問題,幫助政府更有效的管制華

人。所以他們的功能很廣泛,影響力亦很大。從某一個角度看,有了立法局華人

議員和團防局,反映出政府對華人的態度比以前積極,更願意聽取"民意",更重

視了解"民情"。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由於這些工作都是透過少數的所謂華人領袖

來做,結果是政府的視野可能比以前更狹窄,甚至可以說,政府和群眾之間,更

加多了屏障,距離更遠了。

立法局和團防局都不是民間團體,但值得順帶一提,因為它們影響了民間團

體的發展。最顯著的是,以前華人成為東華醫院或保良局總理,是最高榮譽。現

在,華人既然有機會晉身立法局和團防局,社會和政治地位更崇高,東華醫院總

理的地位相對的下降是難免的了。有些學者甚至推斷,華人領袖加入東華醫院和

保良局,藉此表現他們的領導才能,以得到政府的垂青而被委任入立法局或者團

防局。根據這種論調,作為東華醫院和保良局總理不再是最終目的,而只是手段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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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人組織

在香港營業的外國商人,在1861年成立了香港商會。到了19世紀80年代

後期,華人也感到需要組織全港性的華商團體,便一邊着手籌備,一邊向港府

申請撥地建會所。他們擬將組織的英文名字仿效西商會,叫Chinese Chamber of 25

Commerce,還擬沿用西商會的章程和細則為藍圖。可是因為種種阻礙,到了1896

年才成功組成。中文名字,一如許多海外的華僑商會,取名"中華會館"。

中華會館開幕時,場面隆重壯觀而肅穆。據時人的記載,"紳商諸君,衣冠齊

集,恭諧關聖帝君神座前行禮。九龍協陳昆山副戎,命駕渡海而至,同人即延副

戎主祭。"既有樂曲迎神送神,又有諸位紳商揖讓團拜,禮樂兼備,極盛一時。 3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這種場面,在香港實在少見。(13)令人不禁回想到東華醫院落成開幕的盛況。這種場

面,反映了香港商界的奢華排場和商人渴望模仿士紳階級的作風。他們的政治趨

向,也是"北望神州"的。邀請中國官員來主禮,祈求得到中國官員的認可,令會

館合法化,是值得注意的。所行的儀式,禮是盡了,但亦有人嫌它繁瑣和帶有迷

5 信色彩。何啟本來一直積極參與籌備中華會館的工作,但開幕時竟沒有出席,引

起很多猜測。他不到是因為不同意邀請中國官員主禮,還是不滿儀式帶有迷信色

彩?倒是耐人尋味的事。

10

19世紀的華商,重視行幫,分疆劃界,渙散不群,隔膜甚深。有一如中華會

館之公共團體,為全體華商謀福利,本是有建設性的。可惜,中華會館建立後不

久,便因事而解體了。

到了1900年,又有類似華商會館的組織出現,取名華商公局,英文名字叫

Chinese Commercial Union。雖然華商公局為市民做了一些事,如在1902年,強烈

反對政府徵收"額外水費",但實際上它的規模很小,會員只有一百人左右。由於

經費拮据,過了幾年,連找主席也有困難,因此影響力有限,並未得到商界廣泛

15 的支持。(4)和西商會的力量比較,十分懸殊。

20

(四)新界的農村社會

香港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的地方。如果說輔仁文社的創立意味着香港的城市化

和現代化,那麼,當時被租借、劃為香港一部分的新界的農村社會,正與它形成

了強烈的對比。

。

1898年,英國向中國政府租借新安縣的南部。這地區約有423條村落。在19

世紀末期,村民主要以務農為生。除了種糧食,村民也有種菠蘿、甘蔗和製鹽

25 有些村民則做買賣。新界的幾個墟市,如大埔、粉嶺、元朗、石湖都十分興旺。

還有部分村民出洋謀生,遠赴夏威夷、舊金山、新金山等地方。新界的開發較港

島為早,鄉民聚族而居,不少有數十代以上的歷史。其中如錦田、屏山、廈村的

鄧氏、新田的文氏、上水的廖氏、粉嶺的彭氏和上水附近的侯氏,都久在新界聚

30

(13)〈中華會館落成記〉,見《說劍堂文集》,一冊,頁 12。

(14)《香港商業年鑑》,1951年,頁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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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居。這些大族擁有富庶的地段。如前文所述,其中鄧氏還在大埔、青衣、香港島

等處擁有不少田地。正如內地的大族一樣,新界的大族很重視教育,致力於幫助

族人獲取功名,進入仕途,藉此光宗耀祖和擴張全族的財勢。在他們的祠堂書室

裡都掛滿了科第中式的牌匾來炫耀這些尊榮。

19 世紀末,新界地區的父老和士紳對地方的影響很大;清朝的地方官依賴

他們負責戶籍登記、維持治安和追徵税收等工作。此外,尚有團練,是一種民兵

組織,有外來侵擾時用來保衛族鄉。組織和訓練團練都由士紳負責。家族或村中

如有盜竊,或田產債務等糾紛,往往由族中父老和士紳調停。所謂父老,是族中

輩分高和年紀最長的村民。在較小的村裡,他們地位最受尊重。但在較富裕的村

落,如有曾獲功名或官銜的士紳,他們便是區內最有勢力的人物。他們多數是大

地主,功名和官銜雖不一定是考試得來,可能是靠捐納而得,但持着功名和官

銜,他們便和一般老百姓的地位不同。可以直接和州、縣、府乃至省中的大吏來

往。這造成他們在地方上的特殊勢力。換言之,土地、功名和官銜構成他們在地

方上勢力和地位的主要條件。

村民除了自己處理本村或本族內部的事務外,對外來的問題,如海盜的侵

擾,或與他族的糾紛,由於官府的力量有所不及,亦往往靠自己處理。地方鄉村

間有聯盟組織,其中有的是弱小村落間的聯盟,如錦田的八鄉、大埔的七約、沙

田的九約等。此外,以墟市、墟期、水道和其他活動為中心的各類鄉約組織,亦 為數不少。(15)

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對那些習慣自治和長期享有特權地位的村民說來,

簡直是晴天霹靂。他們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包括在"税制度"下徵收地税的權

利。他們又擔心英人風俗習慣與中國迥異,實難保存各鄉傳統。因此很多村民力

主對英武力反抗,憑着他們多年來村與村、鄉與鄉械鬥和組織鄉勇、鄉約所積累

下來的經驗,在大族子弟領導下抵抗英兵。當時的抵抗是遠較1841年港九居民厲

害。最後,他們還是失敗了,但他們頑強的對抗使英國人意識到新界鄉村的社會

結構有悠久的歷史,自治效率又高,既得利益廣泛,即使他們是暫時失敗了,從

長遠來說,也不容易統治。管治新界斷不能再用管治港島那一套。因此英人決定

在新界保留中國的"傳統和慣例",尤其是有關土地權益的習俗方面,來安撫他

們。港英政府聲明日後新界土地法庭在審理地契案件時,中國法律仍然有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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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吳倫霓霞:(歷史的新界〉,見鄭宇碩:《變遷中的新界》,1983 年,頁1-24。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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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新政府上台至少對他們的土地業權不會帶來太大的威脅。此外,香港政府設

置了理民府來管理新界。這套行政制度遠比市區行使的鬆散。實際上,只是維持

一種間接管治,和清朝時的地方行政架構差不多。在理民府的制度下,很多事務

都讓村民自己辦理,使原來的地方自治和大族的權力制度得以持續下去。

這些政策實有助於原有的鄉土社會宗族觀念的延續。

。

新界的農村生活在1898年以後,大致上沒有變化。祀神、祭祖都是農村重

要的風俗。區內的居民世代以來,集資建廟,供奉各位神靈,以求庇佑。一年裡

各種多姿多采的神誕慶祝盛況,為單調的農村生活生色不少。而且,不同鄉、不

同村的居民亦通過共同供奉的神明,藉以聚會,作為團結象徵。在合作籌辦一些

大型的慶典時,村與村、鄉與鄉之間更須發揮合作精神,重新強調大家歷代以來

的和諧和共同利益,加強團結。因此風俗的持續既有宗教的意義,又有社會的意

義

(16)

同樣地,祭祖亦是非常重要。慎宗追遠,其目的是緬懷祖先開族之勞,建村

立業之苦;每年於祭典期間,分居各地的子孫,齊集成一堂,除向先人致敬外,

15 還能維繫族內的團結。族墳、祠堂都是這方面重要的象徵。而祖、堂的蒸嘗涉及

到實際利益,更是維持家族延續的重要因素。

因此,雖然新界在1898年租借了給英國,還能保存鄉村社會和宗族組織的

特性。甚至當國內的宗族社會崩潰後,在香港的殖民統治下,這制度竟能維持下

去。後來,新界居民因為與政府爭取合理的地價補償,於1924年組織農工商業研

20 究總會(後改為鄉議局),幾十年來,鄉議局多次為新界原居民出頭,與政府談判

和對抗,爭取和保衛村民的利益。這樣鄉議局便成為突出新界居民身份的一股大

勢力。而直至20世紀90年代,香港已經演變成現代化城市,很多方面都走在世

界之前列,但新界還是保持着濃厚的鄉村和宗族社會的特色,似乎是一種諷刺,

而這也正是香港歷史耐人尋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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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見蕭國健:《香港前代社會》,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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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31年

1931 年的香港社會呈現了一種全新的局面。

先看人口。人口由1901年的369,000人增長到 840,500人。這時期的人口增長

主要是由於辛亥革命以後,廣東一帶政治動蕩,治安惡劣,居民大量避難來港。

移民中很多是有資產的人,而且是舉家遷來。上文已說過,以往的移民多是單身

勞動者,從 20世紀10年代開始則偏向男女老少一塊兒來。因此,移民的模式基

本上是改變了。香港人口的結構亦起了變化。第一,1931年,市區的男女比例是

1,000:727.63,開始較以前平衡。第二,在港孩子的人數和在港出生的嬰兒數目都

增加了。1931年人口統計的官員認為這情況是健康的,還推斷這舉家來港的移民

模式是導致西區一些妓院關門的原因!

在這 30 年間,人口增長主要是在九龍,港島人口的增長反而放緩。新界的

拓展為香港帶來了寬廣的、可供多方面發展的土地。香港的邊界向北方推後了一

大段。以前九龍半島是香港的"邊陲地帶",1898年後竟成為了"腹地"。因為

地價較港島便宜,吸引了新移民和新工業。根據1931年的統計,港島的男居民

有 206,223 人,女居民有77,752 人。九龍半島的男居民有57,344人,而女居民竟

有44,910人,可見新移民多趨向九龍,令九龍的男女比例較港島的舊區平衡。旺

角、深水埗、九龍城等區漸漸興旺起來。港島的商業用地佔的比例則愈來愈高,

地價也愈來愈貴。直到20年代後期灣仔填海工程完成後,多增了莊士敦道至告羅

士打道一帶的土地,住宅用地的需求才略為舒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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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經濟亦不斷的發展。在經濟方面,華人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從

20 世紀開始,他們經營的生意範圍不斷擴大,打進了以前由外國人壟斷的行業,

如保險、銀行、百貨、運輸、製造工業等。原來的行頭規模亦同時擴大。華資在

20 年代開始發展工業。香港工業除了原有的造船、修船、製糖、食品加工外,還

增加了織造和製衣;織造和製衣遂成為香港工業的旗艦。根據政府提供的就業數 25

字,在1931年,24%的人口是從事製造工業的,這是相當大的比例。相對地只有

21%就業於貿易、保險及金融,13%作傭工和服務於飲食行業。 有學者指出,當

時受僱於製造工業的人數,實際上比政府所提供的數字還要多得多。(IB) 可見製造業

(17)

198

(17)《香港人口普查》,1931年,頁152。

(18)Leeming, Frank, "The Earlier Industrialization of Hong Kong,"Modern Asian Studies, Vol.9, No.3, 1975, pp.337-342.

3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在30年代的香港經濟已佔重要的地位。

我們須要破除兩個神話。第一個神話是香港的製造工業是韓戰時才發展出來

的。其實,工業在韓戰前20年已經開始蓬勃,養活了很多香港居民。誠如華商總

會主席黃廣田在1932年所述,"查本港工業製造,近年頗有蓬勃興起之機。中國

5 人現有一種強烈趨勢,即欲使中國,不依賴外國機製進口貨而自製造之,以供自

用。香港既得地理交通方便,復得政治保護之安寧。凡欲辦理一新實業,則彼

必自然的趨集於本港開辦之"。 (19)另一個神話是香港製造工業是靠上海南來的工業

家領導發展的。其實,在二三十年代以廣東人為主的資本家和工人,已經為香港

的工業發展打下了很鞏固的基礎。他們積累的經營經驗和技術,通過出入口商與

10 世界各地建立的貿易關係,都是香港製造工業在50年代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還有,對市場靈活適應的能力也是香港製造工業的一大特色,這在30年代已表露

無遺。

隨着經濟及社會的發展,新的社會組織自然興起,其中包括以下各類型組織。

15

(一)華商總會

上文已提及華商公局建立後不到幾年,便走下坡。到了1913年又有新的華商

團體出現。香港華商總會由劉鑄伯、何福、何甘棠、葉蘭生等創立。其宗旨最初

20 為"聯合各僑港行會及社團,為華商啟智,推廣貿易。 (20)及後,宗旨更詳細的

申述:"設法保護華人商務各項利益。凡有關切於華人商務之事皆廣諮博採,且

盡力酬商,合例善法以求除弊而興利。凡本港制法律條例,隨時擇其要者翻譯解

釋,俾同人得以明白。凡政府訂立則例,籌辦公務,有關及華人者,則將輿情如

告獻可替否或以筆札陳明,或以謁見剖訴,俾得為政府之助。凡生意事務,間有 25 爭執,求本會調處者,均可隨時代為設法,持平解釋。" (21) 總言之,華商總會的宗

旨,是要全面的為華商服務。

華商總會成立的背景,很值得一提。民國成立以後,北京政府擬接受各地華

30

(19)《香港華商總會年鑑》,民國二十一年(1932),頁 2-3。

(20) C.O.129/399, p.345.

(21)〈香港華商總會章程>,見戴東培:《港僑須知》,民國二十二年(1933),頁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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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僑商會派代表,組成選團,選舉國會議員。這是華僑參與祖國政治的良機。香港

的華商都非常踴躍。可是華商公局到了1912年已經衰落,缺乏代表性。劉鑄伯等

便擬另起爐灶。他得到港督梅軒利(May, Henry, 1860-1922;港督任期:1912-

1918)的鼓勵,遂於1913年,根據北京政府工商部的規條,建立華商總會。最初

的英文名字是A Principal Society of Chinese Residents in Hong Kong,十分累贅。但

取這個名字的主要目的,是強調它代表香港的華商,有資格參加國會選舉。新商

會組織完備後,徵求華商公局當事人同意,合併統一辦理,由公局將產業移交總

會,還決定曾在華商公局創立時入會已繳付基金者,不須另繳入會基金與總會。

合併後,華商總會按港府1911年頒佈的社團法案,正式註冊,且沿用華商公局

的英文名字 Chinese Commercial Union。名義上,華商總會是從華商公局改組出來

的,但事實上,兩者之間的關係很複雜。 1935 年,總會申請註冊為有限公司,

同時把英文名字改為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到了1950年,再改為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1952年,中文名字又相應改作香港中華總

商會。中英文名字遂沿用至今天。

(22)

華商總會的一個"總"字,強調了它在香港商界的代表性和領導性。而事實

上,它很快便成為香港華商的軸心團體。它的成就,應歸功於它組織上的結構。

它的會員由各行頭商會和各邑商會及行店組成。行頭商會和各邑商會可舉兩位代

表為值理。幹事值理再從值理中選出來。可見行頭商會和各邑商會成為會員後,

可直接控制總會的運作,影響很大。因此,還沒有組織商會的同鄉商人和行頭商

人,都在這幾年間爭相建會,爭取具有成為華商總會值理的資格。就同鄉商會而

言,從第一個四邑商工總會在1909年成立起到1930年,竟增加到34個。連只有

幾十人在港的雲南商人也成立商會,就清楚說明那種建會不甘後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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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總會非常活躍。除了為華商謀福利外,還代表了全港市民與政府對話,

在這方面取代了東華醫院作為華人代表的角色。1925年省港大罷工時,總會為復

工談判,奔走省港兩地,不遺餘力,盡量表現它在香港商界的領導本色。又多次 25

為國內災禍捐款、散賑,出錢出力。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對於救國救災義

舉,更是努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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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C.O.129 / 399, pp.340-352;《香港華商總會章程附施行細則》,民國二十三年(1934),頁7;Sinn, E.,"Regional Associat-ions, pp.167-169;魯言:〈香港華人社團的發展史--三易其名的中華總商會),見《香港掌故》,第5冊,頁 35-57;〈香港華人社團的發展史--三易其名的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華商總會章程>,見戴東培:《港僑須知》。各項 資料對此會的沿革,報導頗有出入。其中有商榷的必要。

3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它還為香港商界和市民辦了許多別出心裁的事。1919年,總會和《中外日報》

合作,創辦《華商總會報》,報導經濟行情。1932年又出版《華商年鑑》。1932年

之前,它本來是每年印行的《徵信錄》。《徵信錄》是向會員報告一歲之財政、出

納、商務概況以及會議紀錄、辦事經過等的年刊。《年鑑》則增加了各國匯兌市

5 價、貨物出入統計、中外貿易和介紹同人的職業地址等資料,目的是將更豐富的

資料給廣大的讀者作參考研究。1934年,總會還出版《華商月刊》,除提供商業情

報外,還提倡新文藝,實難能可貴。

華商總會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在1929年設立圖書館。當時香港的公眾中文圖

書館只得學海書樓一間,藏的主要是古籍,以保存和發揚國粹為務。華商總會認

10 為古今書籍並重,因此,它開辦的圖書館藏書包括哲理科學、教育科學、社會科

學、自然科學、文學、藝術、語言學、歷史、地理等,力求完備。歷年閱讀人數

由 1929 年的 37,953 人增至1931年的53,854人。可見當時港人對圖書館的需求甚

殷,亦說明華商總會開設的圖書館是港人期待已久的設施。(2)同時,從這件事也可

以清楚見到港人對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對知識追求的殷切。

15

學海書樓又是甚麼回事呢?學海書樓創於1923年。自晚清辛亥革命建立民國

後,一班遺老移居香港,認為當時社會風氣日趨敗壞,道德淪亡,"崇夷鄙夏之

風,蔚為時尚,戚然憂之",因此組織愛護國粹人士,倡議保存發揚中華傳統文

化,聚眾講學,轉移風氣,挽救世道人心。學海書樓代表了香港社會的另一面。

和當時的一些比較"新派"的社團,如華商總會、青年會,特別是女青年會,相映

20 成趣,也正反映了香港社會的多元化和高度的包容性。

25

華商總會辦的事愈多,愈表現其造福商界和市民,聲譽就愈昭著,勢力亦愈

大,入會的商會和商戶就愈踴躍。不到幾年,會員數目已達到一千五百多人,遠

遠超過華商公局的陣容。

值得順帶一提的是,隨着工業的發展,中華廠商會亦於1931年後三年成立。

顧名思義,它是華人廠商為了解決種種問題而組成的社團。當時最逼切的任務包

括向國民政府申請減徵香港出產的貨品入口稅,和要求中華電力公司減徵電費。

後來又為推銷香港商品而每年舉辦香港工展會,多年來對香港工業發展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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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香港華商總會圖書館概況〉,《香港華商總會年鑑》,民國二十一年(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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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二)行頭商會

1901 至 1931 年的30年間,除了華商總會,還有很多行頭商會出現。這是新

舊交替的時代:華商總會的會員包括了新式的和舊式的行會。大量新行會出現的

主要原因有以下四個。

第一,20世紀的中國社會起了基本的變化,也可以說是承襲了王韜、何啟、

鄭觀應等的社會經濟思想而實行之。這時候,內地和香港的商人都流行將愛國和

營商混為一談,提出要透過"商戰"謀求自強來抗衡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而組織

商會、團結華商,便是備戰的方法之一。辛亥革命前後這種思潮尤為澎湃。在國

內,清政府亦鼓勵商人建立商會,並於1903年頒佈《商會簡明章程》作為指引。

香港華商組織商會要比國內為早,但民國成立後,香港的商會則有跟隨國內的商

會章程。

借斯賓塞社會進化論中"物競天擇,優者生存"的意念來鼓勵華人努力於工商

業的口號,比比皆是。甚至有公司用它來作招股的口號和推銷商品的宣傳手段,

5

10

可見這種思想在當時是普遍受到接受的。對新思想的人來說,舊的行會,安陋守 15

陳,固步自封,已經不合時宜。他們認識到在新世紀經營生意,要注意多方面的

因素,如政府的土地和税收政策,還有政治局面、生產、交通、金融等,因此不

能沒有充分的資訊,特別是科學地收集和分析的統計資料。華商總會的年鑑及月

刊包括這類資料,正反映了這種求知的趨向。新式的商會,比較強調發展和改良

業務,重視開拓市場,較富進取精神。他們的新態度和新方法,符合辛亥革命後

的時代氣氛。因此,一些本來已經有行會的行頭,另外又組織了新商會。

第二,新行會的誕生和商業在地理上擴展也有關係。商業從港島伸展到九龍

半島,範圍擴大了,從事每一行的人數增加了,新行會自然隨之出現。例如,香

港本來已經有漁商的組織。到了1920年,鮮魚商人鑑於經營鮮魚業者,遍佈港九

各區,無任何一個社團之組織,聯絡同業感情,造成隔膜,為求互助起見,以共

策將來商業之發展,遂有鮮魚行總商會的成立。(24)

第三,新興的行業面世當然亦會導致新行會的建立。銀行就是一個好例子。

在20世紀初期,香港已有很多銀行,但都是外國人辦的,而顧客主要也是他們本

國的商人。華商所需的財務服務,如貸款、存款、兌換等,大多由舊式的銀號(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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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見〈僑團史略>,"鮮魚行總商會條",《百年商業》,1941年。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莊)提供。1906年,銀業商人成立了行會,名為"聯安會",勢力很大。1912年,

廣東銀行成立,開了香港華資銀行的先河。其他華資銀行接踵而來。由於華資銀

行的數目增加,為了團結華資銀行,到了1919年,便有香港華人銀行公會的成

立。這時候,銀舖並沒有因為新式銀行的成立而衰落。相反地,它們在業務上與

5 銀行互相配合,相輔相成,業務依然蓬勃,而聯安會則繼續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在商界佔有很特殊的地位。可見有新舊的行頭共存,就有新舊商人社團並存不悖

10

的情況出現。

第四,科技發展刺激了新的經濟活動,引致新行業的出現。香港的電器業在

20 世紀冒起,電器銷售商和廠商便於1920年成立香港電器商會。

除了上述的原因以外,行內人士因意見不合而另立門戶,分庭抗禮,以致一

行有數會的情況,也是尋常的事。我們需要了解到,社團的創立,往往與個人有

關。人際關係是時常影響某組織的創建、延續和衰落的主觀因素,實不可忽略。

15

(三)工人組織

這時期,經濟模式轉型,社會組織相應改變。工人組織亦經歷了相當的演變。

走在工人組織發展前面的是在1909年成立的中國研機書塾。它成立的近因是

機工團結船塢的同工來對抗資方的無理對待。成立後,該會積極推行教育活動,

20 如開辦會員機研班,工人子弟識字班和出版《研機報》等。當時,香港經濟迅速發

展,就業於各船塢和其他與機械工程有關的大小企業的機工大為增加。該會的誕

生不但反映了這行業人數的增長,也反映出機工的自覺。

中國研機書塾在1919年改稱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在結構上,它是舊式的

"混合"行會,會員既有老闆,又有職工,會長還多為小型華資廠家,基本上並不

25 強調勞資之間的矛盾,與所謂"現代"的工會不同。但儘管它的形式是較為傳統和

保守的,它的行為在當時的環境來說,已算是很具革命性了。1920年華機會發動

20世紀香港第一次大規模的以經濟為動機的罷工,在香港歷史和中國勞工運動史

上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還,香港物價激升,受薪階級生活備受打擊,連收入比較

30 優厚的機工都難以維持生計。到1920年,機工便向主要的僱主,即船塢和政府,

要求給所有的機工,無論工資多少,一律加薪40%。罷工持續了18天,參加的有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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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來自26 個單位,約有六千名機工。終於,機工獲得 30%的加薪,算勝利了。而

且,工會方面的組織完善,領導罷工的過程秩序井然,為香港勞動人民爭取經濟

利益的歷史寫下光榮的一頁,給予同期以及後來成立的工會很大的鼓舞。

(25)

除華機會外,當時影響最大的工會當然是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海員工會

在1919年創立。它也有輝煌的成就。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1925至1926年由海 5

員領導的省港大罷工都使香港的經濟癱瘓,令香港政府束手無策,表現出工人的

力量和海員工會的高度組織能力。

當時有不少的工會出現。1925年大罷工爆發時,全港共有兩百多個各式各樣

的勞工團體。

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原是因為上海五卅慘案,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上海

首先罷工、罷課、罷市;繼而長沙、漢口、九江、青島等城市的群眾都採取同樣

的愛國行動。在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工人階級,具有強烈的反帝鬥爭精

神和愛國思想,很快就由海員發起,組織罷工。這次罷工是一個反帝國主義的政

治運動,並沒有經濟動機,和1920年的機工罷工及1922年的海員罷工,迥然不

同。1925年香港的罷工工人,回到廣州,組織了罷工委員會,勢力愈來愈大。後

來還對香港實行武裝封鎖,斷其糧食和打擊它的航運事業。罷工和抵制的規模龐

大,延續的時間長達16個月,嚴重地打擊了香港的商業。洋行商戶破產的不計

其數。出入口的貨值銳減。政府的財政收入本來是年年有盈餘的,可是在1925、

1926 這兩年,都出現超支。而受打擊最大的,莫過於英國國家的尊嚴。這事件實

是英國帝國主義在華衰落的前奏。

罷工和抵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香港工人得到廣州政府的支持。當時,雖然孫

中山先生已去世,國民黨仍然實行他的聯俄容共、扶助農工政策,又設黃埔軍

校,訓練新式軍隊,以便北伐,統一中國。這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工人罷

工委員會是由共產黨員和國民黨的左派領導的。一年後,廣州局面改變,蔣介石

當權,為了既要揮兵北上,又要肅清共產黨和蘇聯顧問的勢力,便一面跟港府談

判,一面勸工人復工。沒有廣州的支持,香港工人也無可奈何,終於在1926年10

月10日宣佈結束罷工。

罷工結束後,港英政府猶如驚弓之鳥,對工人組織和共產黨的活動步步為

營。隨着 1927年春夏間國內政治劇變,國共分裂,左派勢力被消除,香港政府

10

15

20

25

30

204

(25)見周蘿茜:(一九四九前華機會與港府關係),見陳明球(主編):《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1986年,頁116-126。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亦乘機採取行動,鎮壓境內認為有顛覆意圖的工會。當年,政府頒佈非法罷工條

例,嚴禁威脅政府或牽連行業內部糾紛以外之罷工行為。連運用工會經費來支持

香港以外的政治目的、本地工會成為中國任何工會的分支部,均視為違法。同

時,政府又將海員工會封禁和解散。及至1927 年 12 月中共領導的廣州公社失敗

5 後,廣東當局大規模徹底鏟除激進的工運,令香港的工運更孤立無助了,

10

。

(26)

還有其他客觀環境不利於工人運動。罷工後,很多工會已筋疲力盡,陷入困

境。30年代,世界經濟不景氣,工廠商店被迫停業的不計其數。國內移民又不斷

來港,使勞工市場長期供過於求,勞動者根本上沒有條件和資方討價還價。這些

都是工人運動每況愈下的原因。

更由於當時工人的階級意識,整體來說,還是很薄弱。可以說香港的勞動群

眾的階級意識,遠遠及不上民族意識和反帝國主義情緒。這種情況是香港工人階

級的特色,到了今天,依然可見。當時香港工人的組織,數目很多,但這個並不

表示工人階級力量的強大。相反地,只表示出工人組織的支離破碎。工會到了 30

年代,界限分得很細,除了每一行有工會,又常常就宗親、同鄉、同方言、同姓

15 等關係再劃分。因此,每一個會的會員人數和力量都有限。海員工會的會員包括

了整個船務行業裡不同工作性質的工人,實屬例外。當省港大罷工爆發前夕,香

港有 25 萬名工人、兩百多個工會,竟無一個統一的工人總工會。罷工爆發時,才

有一個臨時性中央機關全港工團聯合會出現;這個組織在1927年4月,被港府宣

佈為非法組織。換言之,香港華籍資本家有組織相當完善的華商總會的領導和代

表,工人卻沒有相等的領導和代表他們階級的組織。

20

25

在作風上,30年代的工會,與從前的行會還是很相近,傳統鄉族色彩很濃

厚,功能方面近乎互助社而不強調為會員爭取經濟利益。無論對政府或老闆,威

脅都不大。不過在港府沒有提供任何社會福利的情況下,這些互助社式的工會對

會員提供了寶貴的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新的行業出現也帶來了新的工會,特別是專業工會,如華人

審計師工會、華人西醫組成的中華醫學會等。雖然我們可以說這些是新類型的工

會,但在功能方面,這些專業工會,如工人工會一樣,和傳統的行會分別不大。

30

(26)陳明球:(當前香港工會發展及其歷史淵源〉,《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頁203-21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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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四) 文娯康樂組織

1892 年,輔仁文社的成立是香港社會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標誌;到了20世

紀,這種文化影響更趨普遍。從體育的發展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這個趨向。

1904年,香港成立了華人足球會,四年後改名為南華足球會,揭開了香港華

人體育史。

上文已說過,多年來,外國人在香港搞的足球、網球、木球、排球、壘球、

田徑、游泳,都與華人無緣。不過,20世紀以還,華人的經濟和思想都起了變

化。一方面,他們的思想比較開明,深感"病夫"之辱,知非強民強種,不足以競

存於世,對運動的看法開始有所改變。本來香港學校大多設有體育科,但家長都

不鼓勵子弟過於沉迷,因為"勤有功、戲無益"的想法還是根深蒂固的。等到這一

班在校時醉心運動的學生畢業後,進身社會,任職公務員、洋行文員、技師或是

其他的專業,他們有了經濟條件和空閑,思想又不像上一代保守,一旦擺脫了父

母的掣肘,便成為了第一代推廣體育的華人。

5

10

南華會就是由這樣的一群離校學子所辦的,可見中產階級的擴張和體育活動 15

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

20

南華會創辦後八年,又有中華遊樂會的建立。該會的發起人,兩位立法局華

人代表何啟和韋寶珊,都是英國留學生。他們鑑於當時中區香港木球會已經成立

多年,但只限英國人入會,於是聯名向港府申請撥地,建設一個草地足球場,供

華人遊樂之用。中華遊樂會創會以提倡體育遊樂,強健身心為宗旨。當年入會費

為50元,月費三元,如華商會所同樣是費用相當昂貴的。無怪開始時會員只得約

有百人。所設的球類還有木球和網球,都不像足球大眾化。與平民化的南華會,

各為不同的社會階級服務。而且,會員全屬男性,會所樓上麻將牌桌和桌球,只

限男性享用。第二次大戰後才容許女會員加入,如香港會無異。中華遊樂會的創

辦人代表了新派的上流社會。他們視為模範的不再是中國的士大夫而是着重體育 25

活動,推崇所謂體育精神的西方紳士。

華人在 20 世紀初期提倡體育是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的。1941年,華人體育界巨

人李惠堂這樣說:"前者嚴禁子弟'踢足球'之家庭,今且極盡獎勵誘掖之能事。

一般達官貴人,販夫走卒,以及於深閨婦女,亦群起而趨之若鶩,且多能辨別藝

術之優劣,深明欣賞之道,期間社會心理家庭風氣之巨大變遷,實吾僑體育日趨 3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 (27)

普及日益進展之最大樞紐,洵年來演變中最顯著之好現象也。 他指的是當時

社會對足球改變態度的情況。但這一段話,也可以更廣泛的引申到其他體育項目

如籃球、田徑、游泳等,因為學校和社團都大力推廣體育,而家長對體育的抗拒

心理亦慢慢削弱。反而,家長了解到體育對身心重要,不再堅持子弟光做書蟲。

5 從前崇尚的手無殺雞之力的孱弱書生典範,反而被嘲為頹廢。從這種新的價值觀

念,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社會正朝着新方向發展。

10

20 世紀初期推廣體育的社團,南華會和中華遊樂會除外,還有香港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不過青年會的功能非常廣泛,並不限於提供運動的設備。青年會可

以說,代表了西方文化影響的另一面相。青年會運動源自美國。1901年,美國

協會來香港籌備立會。其時經濟缺乏,幸得港商李紀堂兄弟慷慨,各捐資500元

開辦,且答應以後繼續在經濟上支持,遂即成立香港華人青年會。不久,會務發

展,會友增加,地方不敷應用,數次遷移會址,仍有供不應求之勢,可見它受歡

迎的程度。它提供的設施,除研經講道、日夜學校外,還有商科職業學校、露天

球場、冰室、供會員休憩的大客廳、公開閱讀的圖書館,體育部設有健身室、籃

15 球場以及室內游泳池等。其他活動還有童子軍、救傷隊和白話劇團。在體育遊戲

康樂方面,青年會的設備在當時來說,是相當完備的。對香港的華人來說,實在

是很新鮮的。

20

25

多年來,青年會的智育部除開設日校以外,還有開辦工商夜校,分多種課

程,如銀行科、中文商務科、英文商務科、簿記、珠算、打字、翻譯等,都是香

港這個商業社會十分需要的實用知識,供在職的人士進修,受惠的人很多。

基督教新舊教會在香港開埠以來,在教育、宗教、社會福利各方面都有很大

貢獻。不過中華青年會的成立是有其獨特的意義。雖然創辦時,構思來自美國,

但很快便受本地人士接受和得到他們的支持。特別是增建九龍支會時,沒有向外

國募捐,純就本地籌集,已經完全可以應付開支。由於它提供多方面的活動,香

港很多青年受惠,無形中接觸了基督教德智體群的精神,可能比教會辦的學校"正

規"教育的影響還要深遠。這些強調啟發心智,提倡心身健康的活動,跟中國傳

統重腦力輕體動的價值觀念有很大的差距。 (28) 青年會在香港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

是一股原動力,可惜一直以來都沒有受到學者的注意。

30

(27)李惠堂:(香港華僑體育發展史>,載黎晉偉(編):《香港百年史》,1941年,頁126。

(28)《香港中華青年會六十周年紀念特刊》,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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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文化對香港社會的影響。香港作為一個英國殖民統治

地區,受英國的影響,順理成章,不足為奇。但美國影響的廣泛,鮮為人道。香

港社會史裡這一股文化勢力,也是值得學者更深入探究的。

青年會反映出另一個特徵,就是香港的社團從20世紀開始國際化。就是說,

一些外國的社團來香港成立支會,吸引華人會員,向華人宣傳它們的社會理想。

這些社團擴闊了香港華人的視野,讓他們認識到除了他們從華人社會承襲下來的

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外,還別有天地的。由於香港是一個對外開放的地區,無論

是經濟、文化方面,跟外界的接觸面廣,反應快,容易吸收外來的事物和思想。

因此香港居民生活方式多了選擇,社會發展更多元化。這些國際社團和國際理

想,更慢慢打破華人堅守畛域、分疆劃界的傳統思想。這並不是說一向普及的重

視血緣、地緣的觀念,在香港社會,都被取締了。反而,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

思想,無論是實質上還是表面上互相矛盾的思想,都能夠同時在香港存在,百花

齊放。

下面還有別的例子,證明這個國際性趨向愈來愈明顯。

5

10

與中華青年會有相同歷史意義的,甚至可以說比青年會更有歷史意義的組 15

織,是在1920年成立的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它建會的宗旨是"本基督之精神促

進婦女德智體群四育之發展,俾有高尚健全之人格。團契之精神。服務社會造福

人群"。自基督教女青年會成立後,聯絡各階層婦女,實施培養和鍛煉,透過種

種活動,傳播立人立己、自助助人的道理,對歷代受舊禮教束縛,思想行動皆失

自由的中國女性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改變。1918年,四位熱心的女基督徒:馬 20

應彪太太、胡素貞女士、馬永燦太太和李鼎新太太和始創幹事黎理悦女士(Miss

Elliott, Nell E. )開始在聖保羅女校內,設祈禱班、研經班、演講班、聯誼會,要從

廚房裡吸引一般婦女走到社會去。

兩年後,該會正式成立,會務不斷擴張。最初開設女子宿舍和辦少女事業;

繼而為女傭開辦識字班、舉辦保育嬰兒事業、指導母親育兒方法和檢驗嬰兒體

格。(2)在各階層、各方面增加婦女的知識和自信,擴闊香港婦女的活動領域,是女

青年會重要的任務和成就。

女青年會在這時期最有意義的活動就是提倡廢除蓄婢制度。19世紀華人社會

領袖對蓄婢制度的態度,前文已述。到了20世紀初期,蓄婢制度再次引起中外人

25

(29)《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三十周年》,1950年。

3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5

長隊求徵旗紅會年青

君護林

數

10

15

星期内瘁W

旗隊中馳

驅

公

當

仁不

奪錦我武維揚

讓

圖5.10 青年會紅旗徵求隊長廣告(1910)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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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士的注意。英國和香港一些人出於人道主義和其他理由,提出廢除蓄婢制度。從

1921年開始,這問題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迴響。

當時社會就蓄婢問題分成兩派--反對蓄婢的人士在1922年組成反對蓄婢

會,而主張保存這個制度的人士則組織防範虐婢會對抗。在反對蓄婢會行列中,

基督教會和青年會的聲音很大。他們開展了廣泛的宣傳工作,先後派員在各工

會、香港大學、學校、教堂等演講,推動運動的開展。最值得注意的是,女青年

會會員也是該會的活躍分子。當時女青年會會員參與反對蓄婢,並不是為了提倡

女權,因為這個概念還未流行。他們的出發點是基於基督教的人道主義,解放被

奴役的人。但從歷史的角度看,女青年會參與廢婢運動,的確是香港婦女參與社

會活動、為其他婦女服務的好機會。在香港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化社會的漫長的

路上,女青年會是一個里程碑。

。

(30)

除男女青年會外,另一個在這時期在香港出現的社團--扶輪社,也是來自

美國。扶輪社於1905年在美國創辦。最先傳入中國的地方是上海。1930年在香港

建立第一間扶輪社。

5

10

扶輪社的徽號是一個齒輪,它的意義是喚起全世界各地不同種族、不同宗教 15

的工商業和自由職業人士團結一致,本着服務社會的理想,謀求個人以及社會生

活的安寧幸福。它鼓勵及策進以社會服務之理想為立業的基礎,特別倡導各種職

業倫理標準提高和各行各業的尊貴性。扶輪社的目的是每個會員本着他職業的

尊嚴,為社會服務,進而藉世界職業界人士,本着服務社會之精誠團結,促進國

際之間的諒解與和平。

由此可見扶輪社的宗旨,像青年會一樣,有別於傳統華人社團的宗旨。它的

跨業性和國際性和強調為不同鄉族、種族、行業、宗教的人士服務,的確是嶄新

的理想。

20

扶輪社創辦時,會員人數有限,是意料中事。會員包括了華人和外國人。第

一屆的副社長是曹善允,義務秘書是黃炳耀,他們都是受西方教育的華人。該社 25

初期的執事以外商為主幹,不過,華人扮演的角色則愈來愈重要。及後出任社長

的華人有羅文錦、李樹芬、胡惠德、曹善允、譚雅士、蔣賢法、馮秉芬、郭贊、

淩志揚等,均屬受西方教育的上流社會人士。

扶輪社初期組織的基礎無疑是狹窄的,但隨着專業人士人數的增長和思想的

30

(30)《香港蓄婢問題》,1923年;《反對蕃婢會年報》三年合刊,1932至1936年。

5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改變,扶輪社戰後,發揮了更大的力量,越趨普及,分社廣設港九,為其他相類

似的社團,如獅子會、青年商會等的建立,奠下了基礎。

五·1951年

10

1931至1951 年間香港在政治上經歷了很多滄桑。先是1941年,日本侵略香

港,英軍苦戰18天後,終於向日本投降,結束了剛好100年的英國殖民統治。香

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直到1945年8月英國才重新佔領。但社會上比較大的變

遷,主要是在1949年大陸解放後才發生。

30 至 40 年代,香港的人口出現了幾次大波動。1937年日本侵華,上海和廣

州先後被佔領,大量難民湧到香港,令香港人口一年間由大概80萬人增至180

萬人。淪陷時期,因為物資短缺,很多人都跑到澳門或返回内地的鄉下,而統治

香港的日軍政府亦千方百計勸導或強迫居民離去。到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人口

15 已經跌到五六十萬。不過,人潮不久又湧回來,到1946年的年底,人口已回升到

160 萬人。其中,有原來的香港居民,也有是抗戰時從大陸逃難,和平後路過香

港回內地的,但由於國內經濟和政治都出現了危機,部分難民就滯留在港。到了

1949 年中期,人口已增至186萬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成立,又導致香港人口波動。政權易手,部分僑港

20 的人士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祖國而回國,同時又有人為了逃避共產政權而來港,真

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總的說來,1949年後,香港人口是增長

了,而且是急劇地增長。到了1950年初,據官方估計,已增至230萬人。此外,

非法來港的,更是不計其數,人潮的洶湧,可想而知。

港府有見及此,便將邊界封鎖。港府發出身份證給香港居民,以辨別香港居

25 民與非居民。港府從未需要這樣做過,所以封鎖邊界的措施,是史無前例的。從

這一點,我們可見已時移勢易了。從這時開始,香港居民如回內地,返港時須出

示回港證,才能入境。華人此後不能再自由出入香港了。同時,中國方面亦將邊

界封鎖。香港和中國之間的邊界,在《南京條約》簽署後約一百年,終於成為事

實。這種新局面使人口流動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每逢內地發生天災人禍,

30 都導致大量難民來港,不過待情形改善後,難民很快又回流內地。即使是來港工

作的人,都不準備長居香港。許多社團的名字都帶有"旅港"或"僑港"兩字,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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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那種過客心態表露無遺。1950年後,邊界封鎖了,香港的人口結構改變了;

更重要的是,市民對香港的看法亦改變了。封鎖了中港邊界,使兩地分隔為兩個

世界。此後,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政治、社會、經濟各朝着不同的方向發展。這情

況對香港社會發展的影響,尤其深遠。

5

戰後,英國重新統治香港,面對着困難重重。港府要在頹垣敗瓦中,恢復各

種基本物資如食物、水電、交通工具等的供應,提供居民的日常需要和讓工商業

重新正常運作,每件事都是急不容緩的。此外,港英政府還有其他更逼切的任

務。日本侵港時,香港的華人不但曾目睹日軍頃刻間把英軍擊敗;淪陷時,他們

更目睹英國軍民被困在集中營內,飽受日人的奚落和侮辱。原來是日不落國的英

國人,在華人心目中的地位,何止一落千丈。因此港英政府深感到英國在香港的 10

威信大受打擊,急須重振英國昔日的聲威。

港府明白到,要重振聲威,有必要籠絡人心,贏取香港華人的擁戴。1946

年,立法局重開後,馬上撤銷歷年來令華人至為反感的山頂專區條例,是爭取人

心重要的一步。此外,港督楊慕琦提議改革憲法,擴大華人參政的機會,認為這

會令居港華人對香港產生歸屬感,隨而努力建設香港社會和支持港英政府。他的

政改方案提出後,曾用了幾年時間向各界諮詢。不過這份本來可以為香港帶來民

主代議政制的方案,經過多次修改後,竟變得面目全非。最後實施的改革,微不

足道。但是儘管如此,從這次建議政改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楊慕琦以及英

國政府二次世界大戰後對香港的新態度,和戰前比較是改變了很多。

1945年年底開始,工商業都陸續恢復,當時香港的商人面對着物資短缺、

航運短缺等困難,但都各出奇謀,千方百計恢復生產。香港從來受大陸的形勢左

右。1945至1947年間,大陸經濟不穩,政治動亂。1947年,國共內戰爆發,除了

難民外,還有大量的資金流入香港。這些熱錢,部分用作正常的工商業投資,部

分則廣泛用於投機炒賣活動。在香港這數年間,黃金、地產、股票炒賣情況直逼

上海,成為華南的冒險家樂園。

到了1950年,韓戰爆發,新中國政府實施嚴格經濟和船務控制,貿易額大幅

度下降,原準備從香港運往大陸的貨品,都積壓下來。押匯業務,亦每況愈下。

由於海外華僑不明瞭國內新的匯款規例,僑匯亦因而減至1949年時的兩至三成。

這些情況都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極為不利。

正當香港受到大陸解放的衝擊,經濟元氣大傷之際,美國和聯合國又對中國

實施禁運,美國凍結了中國的美元資產,令香港一直與中國經濟息息相關的各行

15

20

25

3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各業,蒙受嚴重的損失。

1951年,香港的貿易總量銳減了100萬噸。1951年,亦是香港經濟面臨十字

街頭的一年。現在眾所周知,韓戰把香港從一個主要服務大陸的轉口港變成世界

工業中心之一。然而,這個過程絕非是一帆風順的。實際上,那幾年間,香港的

5 經濟前景曾極不明朗。商人面對着風雲幻變,陌生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均感到前

路茫茫。他們經過多番挫折才摸索出一條生路來--就是用大規模的手作工業生

產,力求打開國際市場。香港的所謂"經濟奇蹟",是用許多血汗換取回來的。今

天年青的一代,對上幾代人闖天下的辛酸事跡,鮮有所聞,亦是香港學校忽略教

授香港歷史之過。

10

(一)工會

到了1951年,向政府註冊的工會有280個,其中有206個是純粹由職工組成

15 的。1945年後,香港的工會受國共兩黨的影響,是意料中事。當時勞工處長認為

香港的工會只是國民黨或共產黨的工具,但勞工處並未刻意阻礙兩黨向工會的政

治滲入。勞工處採取的是所謂"半干預政策"態度,即是對擬組織獨立工會的工

人提供意見及協助,但並不主動去接觸工人或組織工人。處長還認為工會缺乏人

才,工人中很少具備組織工會所需的知識、教育和能力,而那些具備以上條件的

工人,則已通通被黨派籠絡了。(31)

20

1947年後,工會趨向合併,逐步出現了兩個核心。一個是親北京的香港工

會聯合會;一個是親台北的港九工團聯合總會。正如20年代,左派工會當中,

多是企業、產業工會,主要吸納船塢、紡織、公共事業、印刷、木藝等工人。

親台的多是技藝式工會,吸納的以建築、飲食行業的工人為多。工會受政治鬥爭

25 影響,令它們在功能和組織上出現重複。例如,左派工聯屬下有電車職工會,右

派工團屬下則有電車自由工會。其他例子不勝枚舉。大致上,右派的工會規模較

小,人數較少,較傾向傳統的行會化技藝式的工會模式。除了政治因素引致工會

的分歧和重複外,工會,特別是右派工會,更就技術、工作性質、工具、工作地

30

(31) Tsang, Steve, Democracy Shelved, 1988, 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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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點等進一步再劃分,導致勞工界嚴重的內部分歧和分化。

(32)

這種分左右兩派的趨向反映了中國政治對香港的影響。這個現象不但在工會

出現,在其他團體中也同樣存在。

香港工會受內地政治影響早在20年代已很顯著,是香港工運的特色。到了

1949 年,工會更着重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而工人的生活和經濟利益比較被忽

略。有些工人鑑於原來的工會過於政治化而脫離,另立門戶,不過他們的勢力十

分薄弱。在50年代初期,在經濟蕭條、工人供過於求的環境下,不但是工人的生

活困難,就算是獨立的工會都往往入不敷出,捉襟見肘。 (33)在香港工會新興的所謂

"第三勢力"要到60年代才崛起,主要是由公務員和教師組成,而不是藍領階級

的組織。

5

10

香港政府對工會的態度是值得注意的。當某些工會的政治活動過於激烈時,

政府便會將頭頭逮解出境,或將他們起訴和監禁。但政府卻不主動的動員工人組

織工會,藉以直接地影響工會的方向。從行政的角度來看,這是節省人力物力的

做法。但這樣做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政府與工人之間,沒有溝通。從工人的角

度看,勞工處是與資本家勾結,串通欺壓工人。政府沒採取主動協助工人組織起 15

來爭取合理權益,工人的積怨加深,結果引發起60年代的工潮和暴動。這可以說

是政府多年來不干預政策種下的惡果。

(二)福利機構

20

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面臨種種社會問題。大批難民造成了衛生、教育、居

住、治安等問題,都必須迅速解決。原有的民間組織,如東華醫院、保良局、以

及部分同鄉團體,淪陷時期福利工作一直沒有間斷。戰後,其他組織陸續恢復服

務,各自解決困難。香港政府依然實施一貫的不干預政策,香港種種社會福利需

要,一如以往,還是仰賴民間組織提供。1948年,港府在華民政務司轄下設立了

福利組,主要是為了協調各志願福利團體的工作。福利組的工作範圍狹窄,力量

有限,很多志願團體根本上就是個別的運作,沒有因設立了福利組而獲得任何幫

25

214

(32)陳明銶:(當前香港工會發展及其歷史淵源>,載《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頁208-210。

(33)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1, p.28.

3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5

10

15

20

助。要等到1958年,政府才正式成立福利處。

比福利組工作更廣泛和更實際的是1947年成立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它的

宗旨是統籌全港各民間志願團體以及倡議新的福利計劃。聯會本身是一個民間組

織,構思來自英國。

50 年代,在香港社會辦福利活躍的是一些國際志願團體。大量的難民從中國

湧來,引起了國際間的關注,令香港獲得很多的支援。有些西方國家還藉着救濟

從大陸逃難來港的人,變相的攢取抗共的政治本錢。當時,一些在戰前已經在香

港活動的團體,如紅十字會、救世軍等,從總部分配到更多的物資;一些原來在

內地工作的團體在解放後,被迫撤退到香港,改為為香港服務。另一方面亦有新

的團體在這時候成立,如美國天主教社會福利會(1949)、普世教會難民移民處

(1951)等 一時間,香港的社會福利界十分熱鬧。有人稱50年代為香港接受國際

援助的"黃金時期",一點兒沒誇張。相信很多中年以上的市民都接受過不同團體

派贈的米、奶粉、餅乾等救濟品。但隨着香港經濟在60年代起飛,許多國際團體

認為香港不再值得救援而陸續撤走了。

。

戰後,發展比較蓬勃的,或者應該說是最受政府支持的民間組織是街坊福利

會。街坊會從香港開埠後已有,以地區劃分。筲箕灣、上環和西環很早就有街坊

組織,初期是由財雄勢大的華商出任值理。後來東華醫院、保良局等機構成立,

那些社會領袖便轉移目標,趨向社會地位較高的社團,而街坊組織的地位則相對

地下降。戰前,政府並沒有給街坊組織任何的認可。

50 年代,港府極力推崇街坊福利會,希望一如過去,要利用民間團體的力

量,解決種種的社會問題。表面上,這樣做法是發揚所謂華人傳統的互助精神。

事實上,它有着政治動機。上文提到,香港的社團很受中國政治的影響,不但工

會分成左、中、右三派,其他的社團如同鄉會、商會等都如是。為了避開這些政

治聯擊,建立一種以香港為本位的社團,政府便大力鼓勵和協助建立街坊福利

25 會。初期,街坊福利會運動相當成功,光是1949年就有12個福利會成立。到了

1960年,香港共有60個街坊福利會,可見政府對推廣街坊會是多麼積極。街坊福

利會辦理義學、診療所和賑濟水災和火災的災民。他們還為政府宣傳各種政策,

如勸導市民保持公共衛生、撲滅罪行等,是維持社會安定的重要手段。

30

215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三)商會

5

10

在 1951 年,香港商人組織大致上和戰前的沒有基本的改變。西商會依然是外

商的天下。雖然戰後較多的華資公司和華商參加西商會,但一百多年來,還沒有

一個華人當過該會的主席、副主席、秘書,甚至是副秘書!華商組織的核心,仍

然是華商總會。在50年代,華商總會每兩年舉行一次選舉,均競爭激烈,被形容

為"週期性的風暴",而參選的均是叱咤風雲的人物。可見華商總會在香港商場上

以及整個社會,仍然是舉足輕重的。另一個主要的華商組織:中華廠商會,亦隨

着香港的工業發展,會員不斷增加,會務不斷擴充,影響之大是直逼華商總會的。

在原有的商人團體繼續發展的同時,新的團體亦相繼出現。其中較有代表性

的是青年商會。青年商會的意念來自美國。亞洲第一個青年商會成立於1947年,

而香港的青年商會則成立於1950年,隸屬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的青年商會十分

強調它的國際性。這特徵,可從它的組織結構看出來。一開始,它的會員來自不

同的種族、國籍。它的董事就包括了華人、葡萄牙人和印度人,與畛域觀念很重

的西商會、華商總會和中華廠商會等相比,開放得多。而且,會員較年輕、教育 15

水平較高、思想較開明,反映了香港新一代商人和專業人士的特色。我們可以看

到,他們要在原有的商會外,另闢新天地的需求。

青年商會的宗旨可分成兩方面。在經濟方面,它要促進全世界會員之間的商

業來往。它又進行各種經濟調查研究,向會員提供資料,特別是技術性的資料,

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它與政府的工商處建立了密切的聯絡關係,藉以促進會員

的業務和香港的商業發展。商務以外,它更懷着崇高的社會理想。它要為青年人

提供發展領導才能,培養社會責任感及增進情誼的機會。希望能創出建設性的改

進,為全球社會發展作出貢獻。這方面它與扶輪社有點相似。青年商會參加了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為香港貧困無助的人服務。在50年代,它主要是為貧童服務

為貧童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

哆

50年代在香港成立的國際性社團,除了青年商會,還有構思也是來自美國的

獅子會(1955)。同時,早在1930年在港成立的扶輪社亦繼續發展,增添了不少

分會。

香港部分的社團趨向國際性,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在這時期,組織原則可

以說是最狹窄的同鄉會又怎麼樣呢?

20

25

30

面臨着新的環境,同鄉會經歷了巨大的變化。1950年兩地邊界封鎖了,把香

216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港市民與故鄉分隔開來,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同時,解放後不久,內地的同鄉

會、會館等很快便消聲匿跡了。這些變化對香港的同鄉會的打擊很大。過去,同

鄉會一邊為客居異鄉的人士服務,一邊充當與故鄉保持聯絡的橋樑角色。通過同

鄉會,遊子可以參與故鄉的建設,關注故鄉的政治局面、治安、經濟發展等。在

5 有需要時,同鄉會發起為賑災、興建祠堂、修地方志等活動募捐。解放後,這類

活動都停頓下來了。而時間長了,對故鄉的感情免不了開始淡化。新一代的香港

人,尤其是在香港出生的,多數已沒有上一輩那份思鄉的情懷。新會潮蓮同鄉會

在 50 年代索性把洪聖爺迎來香港,方便居港邑人供奉,正反映了港人與故鄉直接

聯繫在這段時期的減少。

10

自此,香港的同鄉會多着眼本地的社會活動。與故鄉聯繫的功能,隨着政治

和社會的變化而萎縮。

六·1971

年

15

22

20

1951至1971年間,香港又出現了巨變。在這時期,最令人矚目的事件是1967

年的社會動亂。這一年可說是香港歷史的分水嶺,對社會組織的發展,有很大的

影響。

1971 年,香港的人口已達到400萬人。除了1951年以後的自然增長以外,新

人口數字還包括了合法和非法的移民。尤其最厲害的一次難民潮,是1962 年的大

逃亡;短短半年間,香港竟多了30萬人。

二次大戰後人口的驟增,給政府帶來了很大的困擾。在地少人多,寸金尺土

的香港,住房從來是最頭痛的事。戰後,當大量難民湧來,情況愈趨嚴重。居民

被迫入住租金昂貴、地方狹窄、環境擠迫的樓房裡。幾家人同租住一層樓是常見

25 的事,甚至可以說是比較幸運的了,因為處境更可憐的人比比皆是。那時香港很

多山頭都建滿了木屋,幾十萬人就居住在那裡,飽受風吹雨打。此外,街上還睡

了不少露宿者。戰後香港居住條件的確是非常惡劣的。

香港政府抱着不干預政策,認為住房是私人的問題,居民必須自行解決,樓

房的供求自有市場調節。況且,早期港府覺得人口流動司空見慣,而人潮只是暫

30 時現象,一旦大陸的政局安定下來,人們就會自然回流,所以不為他們作長遠的

打算。港府認為假如為難民設想,提供良好的居住條件和其他社會環境,反會招

217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致更多的人從中國湧來,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因此,港府最後還是以不變應萬

變,袖手旁觀,讓難民自生自滅。

到了1953年,香港已有25萬人,即約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住在木屋區。這一

年的聖誕節,石硤尾木屋區大火,釀成了5.8萬人無家可歸。這次嚴重的大災難

使港府無法再袖手旁觀,被逼改變政策,實行徙置計劃。雖然這個計劃是在逼於

無奈的情況下實行的,結果卻發展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公共房屋計劃。除了安置

災民以外,港府還成立了房屋協會,為貧苦的居民提供"廉租屋"。這批龐大的建

築工程當然影響了香港的市容和市區發展,但它的社會意義更大。

日後,初期的徙置區和廉租屋都備受各界批評,不過,無論香港的公共房屋

政策有多少缺點,對流離失所的難民來說,的確是雪中送炭。公共房屋至少給人

們一個家。"安居樂業"的理想總算實現了一半。本來逃難來港的人只想暫停,但

一住便是二三十年,暫時的變成了永久的。"戰後一切便是如此。凡事都是短暫

的,沒有人能夠預測難民不但沒有返回家鄉,他們家鄉的親友卻不斷湧來。臨時

性的措施成為永久,沒有想過在香港建立家園的也得在這兒生根。

》 (34)這段話,

正好描寫了那時候的情景。1950年中港邊界封鎖,產生了第一代定居香港,視香

港為家的"香港人"。在香港出生的人數,於1971年第一次超過50%。在1971年

以前的20年中,在香港出生的、受教育的人遠比以前多。對整個香港社會發展來

說,這些數字是重要的。

5

10

15

到了60年代中期,香港已出現了一批生於斯,長於斯的,沒有濃厚"故鄉"

觀念的一代。當然"北望神州"的還大有人在,但和以前大部分居民都懷着過客心 20

態的情況比較,實在相差很遠

由於市區的人口已接近飽和,全港人口在這時期重新分佈。市區向九龍及新

界還未發展的地區伸延,新界的荃灣和葵涌發展成新市鎮。相反地,港島的人口

下降;最擠逼的中上環舊區,人口減少。到了1971年,減少至1961年的一半。

25

(一)商人組織

50年代以後,香港的工業不斷發展。經濟持續上升,但還有很多問題出現。

218

(34)周永新:《目睹香港四十年》,1990年,頁26。

3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這時期,正值世界各國實施保護政策,香港商人努力為香港的工業產品找尋出口

市場,工作十分艱巨。原有的商人組織,如華商總會、西商會、中華廠商會等都

一如過去,不遺餘力推銷香港產品,另一方面,新的組織成立,如香港出口商會

和香港棉紡業同業工會等,都以開拓市場、提高產品質素、確保香港工業的聲譽

5 為目的。

10

然而,這些商人社團還未能完全應付這個空前的局面。50年代,世界的經濟

局面起了很大的變化。許多商業的問題已由國與國、政府與政府之間通過外交途

徑談判,而絕不是商人能獨自處理的了。例如關貿協定、出口貨品配額等問題,

就需要政府的協助,參與和領導才能有效地處理。

正當世界的經濟發展要求高層次的組織來處理商務之際,香港就連一個代表

全香港工業的團體也沒有,這是十分不合時宜的。港府有見及此,便於1957年向

中華廠商會提議修改章程,要求它一改過去的立場,容納全港不同國籍的廠商入

會。可是中華廠商會沒有答應。港府惟有改變政策,着手籌辦一個全新的團體,

名為香港工業總會,於1960年正式成立。它是法定機構,主要工作是將基層組織

15 鞏固起來以協助發展香港工業,在國際間提高香港貨品的形象和地位。它的會員

來自各行各業,以及大小規模的企業。但更重要的是,會員屬於不同國籍。由於

香港工業總會得到港府財政上和其他方面的支持,規模較大,建樹良多。1971年

時,它的服務包括一個產品標準中心,及一個測驗紡織、塑膠與電器製品的實驗

室。此外,還設立了兩項工業產品設計獎鼓勵本港的工業設計,目的是教香港的

20 廠商不再依賴抄襲外國的工業設計,給廠商很大的啟示。工業的另一個主要層面

是包裝,但以前沒有得到香港廠商重視。香港工業總會則設有包裝局和包裝中心

促進這一方面的發展。可見香港工業總會領導香港工業邁進現代化的道路,勞苦

功高。

25

30

隨着香港工業總會的成立,我們可以看出港府已漸漸介入香港的社會和經濟

活動。其實,這個趨向從公共房屋計劃已經看得出來。1957年,政府又籌辦旅

遊協會以擴張香港的旅遊業。比起辦香港工業總會時,這個趨勢就更明顯了。況

且,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很多事情已非純民間團體所能處理,尤其是組織觀

念狹窄、作風保守的團體,就更難適應。在很多層面,需要全港各行各業合作,

還非由政府提供人力物力和行政上的支持不可。香港工業總會的成立與發展正反

映了這一點。

這種半官方的商業團體愈來愈多,其中勢力最大的莫過於貿易發展局。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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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60 年代,雖然有了香港工業總會的成立,仍然有很多問題困擾着香港工商

界。當時原有的商人團體和半官方團體都大力向世界推銷本港貨品,但他們時而

合作,時而毫無協調,各施各法,浪費不少人力物力,又缺乏明確的方向。鑑於

當前混亂情況,港府便再次放下其不干預政策,籌辦了貿易發展局。經過研究和

長時間的籌備,該局終於在1966年面世。一如香港工業總會,貿易發展局是法定 5

團體,成立的目的是促進、協助及發展香港的海外貿易,特別是推廣本港的出口

貿易。該局的主席由港督委任,委員包括各重要工商業機構代表,兩名政府高級

人員及四位提名委員。貿易發展局的經費概由政府從稅收撥充。1971年,該局在

海外的辦事處有11個,分佈在倫敦、法蘭克福、布魯塞爾、紐約、芝加哥、洛杉

磯等 11 個城市。貿易發展局協助本港廠商及出口商參加為數不少的一般性以及專

門性的,如玩具、時裝、珠寶等貿易展覽會,又安排本港的貿易團出訪世界各地。

該局的工作規模龐大,活動範圍廣泛,組織複雜,民間社團實難望其項背。

一百多年來,香港經濟發展主要仰賴商人自行組織和推動。政府對華商尤其

任其自生自滅,而華商亦長期以"自治"成功而引以為榮。但政府不干預的局面現

10

在打破了。另外,從前華商與外商各立門戶,華洋分處,華人的經濟發展依靠華 15

人社團如華商總會、中華廠商會、各邑商會、各行商會等互相扶持。當然這些社

團在 50 年代以後繼續存在,而且非常活躍,對香港經濟發展仍有一定的價值;不

過新的、容納面更廣的組織出現,削弱了這些舊社團的功能和影響力。華人只為

華人服務的觀念,無論是經濟或是社會方面,開始漸漸淡化了。

(二)工人組織

20

香港貿易發展局、工業總會等顯示了香港工商業繁榮進步的一面。政府在這

方面作了很大的投資,效果昭著。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香港經濟起飛,國民

生產總值大增。可是這時期創造出的財富,並沒有公平的分配。真正受益的只是

小部分人。經濟發展給大部分人帶來的只是通脹,其實很多人生活質素下降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貧富懸殊變得更顯著。繁榮的背後存在着不少辛酸,亦潛伏了

不少隱憂。

25

學者指出,在五六十年代,香港工人的就業條件十分苛刻。大部分工人每星 30

期工作七天,每天平均11小時以上。這時候,香港工業迅速發展,基本上沒有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人失業;甚至有勞工短缺的情形。不過,工資卻追不上通脹,一般市民的生活十

分吃力。勞工法例是有的,但作用有限。連對於最基本的問題,例如解僱、欠薪

等,都沒有一套妥善的解決方法。遇到勞資糾紛,往往是工人吃虧。

引起市民不滿的還有其他問題。例如住房雖然到了60年代中期,已經有很

5 多人享受到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屋,但居住木屋的人仍然數以萬計。而且,居住私

人樓房的人,亦不怎麼好過。從1962至1966年,全港竟有五分之一的租客曾被

逼遷。可見租客受房東魚肉,實際上沒所謂租客的權益。住房問題還是困擾着市

10

民的。

除了貧富不均以外,接受教育,一種被視為幫助改善生活和提高社會地位的

工具的機會亦不平等。1966年前的幾年,港府已經增加教育津貼,但花在教育的

經費還是很少;就是1966年,教育經費也只佔政府總支出的4.5%。教育還是奢

侈品。一般家長要送子弟上學是很困難的。

這些社會矛盾,隨時會爆發出來,只是等待導火線而已。果然,1966年,天

星輪船加價引起了騷亂。翌年,因勞資糾紛引發的騷亂更震撼了全港,甚至搖動

15 了港英政府的管治,可視作香港開埠以來最激烈的政治鬥爭。學者對這兩次騷亂

20

作了研究分析,雖眾說紛紜,但一般都認為前者是由於社會經濟因素造成,而後

者則是內地"文化大革命"的餘波所引起。兩次騷亂的起因是否可以分辨得那麼清

楚卻很難說。由於事情複雜,要下定論實不容易。但我們仍可以推斷,1967年的

騷亂雖然與當時内地"文革"有一定的關係,兩次騷亂都有一定的群眾參與,說明

社會廣泛地存在着一定問題和矛盾。

1967年的騷亂變成香港歷史上的轉捩點。最初,市民對有關的勞資糾紛,大

都模棱兩可。甚至有些人認為港英政府多年來作威作福,給一點顏色它看,也是

大快人心的事。然而,當騷亂蔓延,破壞的行為變本加厲,嚴重地擾亂香港市民

的安全和生計的時候,市民的立場開始有所改變。同時,"文革"對內地經濟、文

25 化的破壞更使香港人痛心疾首。雖然香港大部分華人對港府是冷漠的,但面臨着

這種社會危機,使他們感到香港人需要自保,必須支持港府平息騷亂。從這時候

起,"香港人似乎開始珍惜這地方。最低限度,香港是他們的避難所,讓他們免去

"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浩劫。"

(35)

兩次騷亂,震撼了港府,就像當頭棒喝,使它恍然大悟。政府現在才發現,

30

(35)周永新:《目睹香港四十年》,頁 40。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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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一直以來,它和民間草根階層之間存在着那麼深的鴻溝。市民不信任政府,對政

府做的一切,都抱著懷疑的態度。他們不認為政府照顧他們的利益,對香港缺乏

歸屬感。為了彌補市民與政府之間的隔膜,和重新鞏固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港英

政府放棄了一貫的政策,推行了一連串的新措施。

1967 年後,政府馬上在市區設立了十個地區民政署,在新界設立新界民政

署。這個部門的工作是探討市民對政府政策的反應,和負責向市民解釋政府的政

策,目的是為了贏得市民對各種政策的支持。為了要了解市民的心聲,民政署

經常和各類民間社團,如東華三院、保良局、同鄉會、宗親會、街坊會、宗教團

體、青年組織等聯絡。這樣,政府可以了解民間疾苦和不安情緒;也可以處理市

民的申訴,答覆詢問,提供資料以及調解各種糾紛。可以說,這是香港開埠以

來,香港政府破天荒的第一次認真的重視民意,重視自己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

無論政府的誠意有多少,有了民政署的服務,市民還是受益的。從行政的角度

看,民政署對騷亂時暴露出來的政府與市民之間的鴻溝,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彌

補的。

5

10

至於上文曾討論的華人民間社團,政府的新政策,對它們又有甚麼影響呢? 15

民間團體,從來是受政府忽略的,特別是同鄉會和宗親會。現在,政府和它們的

關係開始密切起來。他們舉行的活動,如敬老會、旅行等,民政署給他們很多方

便,甚至津貼這些活動,使他們辦起事來,事半功倍。政府也透過這些社團來宣

傳它的政策。這種民間社團和政府合作的局面,是前所未有的。

20

民政署對社區的基本原則是"社區建立"。社區建立就是通過一些活動和建

設,鼓勵一個地區的居民對其切身問題和需要加深認識,並通過合作,促進該地

區的福利事業。社區建立政策,最終目的是加強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甚至可以

說是建立一種地區性的"鄉土主義"。根據社區建立的原則,政府新措施的核心除

了民政署外,還有社區中心及服務處。中心設有日間托兒所、圖書館、各組年齡

的友誼會社、公用會堂、以及各種職業訓練班。這些中心後來又推廣到人口日漸 25

增長的新區,為它們服務。社區中心的重點工作是為年輕人提供健康及有意義的

活動,如協調暑假活動計劃,及指導社區組織與青年團體,其用意就是要香港年

輕人過着健康的人生,藉此減少罪案。而在政治方面,就是要削弱年輕人的反叛

性和對港英政府的敵意。這些都是安定社會有力的長線投資。

此外,政府在教育、醫療、居住各方面都實施了新政策來贏取市民的支持, 30

確保社會的安定。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政府資助及鼓勵青少年課外活動影響了香港新一代的消閑模式。除了電影、

麻將外,游泳、遠足、野餐、露營等都成了人們新的消閑方式。這些玩意兒以前

是少數人的活動和愛好,現在都變得普及了。這當然和經濟環境普遍改善有密切

的關係,但政府建設游泳池、社區中心、開闢公園等亦是重要的因素。市民生活

5 比以前豐富的另一個指標是,1961年時,電視機是一種奢侈品,到了1971年,全

港七成的家庭已經擁有電視機了。香港社會的生活質素,實在是起了基本的變化。

10

戰後初期,福利重點放在最基本服務,而且主要是透過協助和津貼志願團體

來實行。政府的福利制度可以說是間接的。直接的援助只限於救濟火災、水災或

其他災禍的災民。60年代後期的新政策,是較全面和直接地提供援助,令更多貧

困和傷殘人士受惠。這可以視為將社會資源更公平分配的做法。

政府的新福利政策影響了民間社團的角色。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這些機構的

功能和地位均不能維持不變。過去,同鄉會和宗親會一個主要的服務是贈醫施

藥、組織帛金會等,隨着市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和政府的福利擴張,這些民間社團

過去提供的福利不再是必需的了。同時,民間組織接受了民政署或福利處的協

15 助,和政府的聯絡密切了,當然是有某種好處,可是,卻失去了過往的獨立性,

不能再獨來獨往了。

至於工人組織,1967年後也出現了轉機。學者認為香港工會長時期陷入意識

形態和政治鬥爭,無暇關注工人事務,工人階級的生活得不到改善,權益又沒有

保障。1967年的騷亂使工人和關注工人的社會工作者有所醒悟,奮然組織以爭取

20 社會公義為口號的壓力團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簡稱

"工委會"。該會成立於1967年,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屬下的組織。目的是擴大勞

工教育,提高工人意識,表達工人心聲。另一方面,工委會還透過《工人周報》以

工人階級顧問的身份介入勞資糾紛。它這方面的工作頗成功。1970年它協助海底

隧道工人罷工事件取得勝利便是早期成功的例子之一

(36)

。

25

30

這也可以說是工人組織走上"第三路線"的一個面相。

(36)李雲、張翠容:(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頁177-182。

223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七·小結

224

從 1841 至1971年的130年間,香港風雲萬變,社會經歷了不少滄桑。具體

的變化,如人口、城市發展、經濟模式等;也有比較無形的變化,如社會組織、

社會價值觀念、文化的取向、以及民間和政府的關係等。這些變化都是巨大的。 5

從 1841 年起,一些華人和外國人帶着不同的社會觀念和不同的社會組織原則

來到這個新發展的地區,各依自己的方法建立社團,為成員服務,形成一個獨特

的社會模式。

社會組織的發展過程是很複雜的。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嘗試尋找出一些規律

來。這樣做能幫助我們了解香港社會整體的發展。

10

首先,從社團的發展,可以看到的是政府的不干預政策演變成干預政策。最

初,香港政府盡量不干預社會發展,只求保持社會治安良好,以達到利用香港作

為推進英國與中國的貿易的前哨站,確保英商和英國政府利益的目的。對於民間

社團,通常任由它們自生自滅。隨着時代的變遷,政府對民間社團活動的參與愈

來愈多,民間社團得到了人力、物力或精神上的支持,部分社團因而增強實力, 15

卻同時失去獨立性。

第二點是,社團趨向國際化。所謂國際化,一方面是指部分香港社團的成員

從早期只容許同國籍的人參加,變成由不同國籍的人組成。"華洋分處"慢慢變成

"華洋共處"。另一方面是指,香港社團受外國社團的影響,或是摹仿這些社團的

組織形式,如商會,俱樂部等;或是成立國際團體的支會,如扶輪社等。香港接

觸外國的機會多,受外界的影響多了,畛域之見漸漸削弱是自然的事。這些團體

證明了香港的國際性,更反映了香港是一個較開放、容納性較大的社會。

20

還有一點是很有意思的。從香港開埠以來,基督教會無論是新教還是舊教,

活動範圍都很廣泛。一方面它直接的宣揚教義,導人入教;另一方面透過形形色

色的社會服務,間接的宣揚教義。奇怪的是,正式奉信基督教的香港居民人數不 25

多,但教會的"非宗教"的影響卻非常深遠,很多人無意中受了它的社會理想的感

染。這種理想以不同形態,滲入香港人的意識,成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華人原有的社團,亦隨着時代而變遷,但它們的發展並不是單線的。它們既

保留着華人組織的特性,如重視血緣、地緣、同姓關係等,又提供不同的服務來

適應時代的轉變。新界的宗族社會,在20世紀末期,還能差不多完整地保存,也 30

可以說是一個奇蹟。這種狀況亦反映了香港是一個華人社會的事實。表面上,這

5

防口

止水

傳士

10

播

切勿亂吐

肺亂

痨吐

15

20

25

30

下之小數點:「請用手巾仔」

A NEW personality appeared on the Hong Kong scene in 1958 and, although merely a two- dimensional cartoon figure, rapidly gained popular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ffection including frequent mention in the

Colony's press. She is Miss Ping On (or, in nglish, Miss Good Health') and she is possibly

5.11 "平安小姐"宣傳海報

'凡有炼物垃圾

解入政级市中,

225

226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些團體和上面所提及的國際性和"現代性"是互相矛盾的,但在香港,卻並行不

悖,就是因為香港是一個具有包容性的社會。這更證明了社團的性質是不能很簡

單的用"傳統的"和"現代的"概念來界定。

還有一點很重要,無論是社會、經濟或是政治,香港歷史發展都和中國內地

有着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在社會組織的發展過程中,亦清清楚楚地說明了。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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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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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5

10

第六章

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龍炳頤

·前言

15

20

一座城市的風貌,無論新穎或古舊,無論繁華或荒涼,皆能反映出該城市的

歷史文化、人文藝術、政治經濟、社會科技及生態環保,香港亦然。自1842年開

埠以來,香港便以商業貿易為主導發展城鎮設施,由於在自然環境上沒有豐富的

天然資源,故此土地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唯一可供貿易的籌碼,一切政治、經濟、

文化皆繫連在土地上。現時香港人口密度與私人房屋價格已被列於全球前列,時

至2014年,香港已發展土地僅佔總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二十四,其中住宅用地僅

佔總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七。(2)坐擁第一世界經濟體的香港,其居住擁擠程度卻比第

三世界的城市更為不堪。而在現行的政策及法例下,政府也只能依靠有限的權力

去開墾荒地,以致地權爭議日益嚴重。而政府亦在無形中變相地接納了高地價政

25 策,與之相隨的房地產經營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最直接的致富渠道。簡言之,香港

受歷史因素與自然環境的影響,其城市與建築均真實地反映了以土地貿易為根源

的發展模式。

30

(1) 根據香港地政總署測繪處的2015年2月香港地理資料 (Hong Kong Geographic Data)顯示,香港陸地總面積為1,105.62 平 方公里,其中香港島佔78.60平方公里,九龍佔46.94平方公里,新界佔978.00平方公里;香港海面總面積為1,648.41 平 方公里。香港水陸總面積為2,755.03 平方公里。

(2) 請參閱團結香港基金:《倡議推行"補貼置業"及加快土地供應:團結香港基金發表首份研究報告》,(2015, Novembe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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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香港的城市類別可分為市區(urban area)和鄉郊(country-side)兩大類。市區 指的是港島(Hong Kong Island)和九龍半島(Kowloon Peninsula),鄉郊指的是新

界(The New Territories)。由於歷史原因,新界土地從開埠至回歸前十年(即1987

年) 的一百多年間,除開闢了新市鎮外,港府從未正式地做過全面性的發展規劃,

以至今天成為政府與民眾之間最大的爭議點,也成為政治的熱議題。本章集中

討論城市規劃中土地發展及建築特色兩大範疇,以此為契機去探索香港的城市面

貌,及其如何反映香港社會、經濟、政治與民生狀態。

5

二·歷史文化背景

10

15

在探索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之前,必須了解香港的社會、歷史文化內涵

廣義地說,城市規劃牽涉一切環境上的物質元素(例如住宅、社區、學校、古蹟、

政府機構、文娛場所、商業中心、山川海港等)的籌劃,涉及的範圍包括土地的

使用、交通及運輸的網絡、環境衛生、綠化、就業、起居、文化等方面,以締造

一個更理想的居住環境,從而促進社會的繁榮。因此,城市規劃實際上是一個政

府對當地人民起居生活及地方發展的政策、規劃和管理手法的總綱,也就是城市

發展的一個總綱;這個總綱並非固定不變,而是一種生生不息、不斷調節的過

程;而建築則是其實體表現及歷史見證,具體反映了當地社會文化的轉變,並且

是當地人民的意識形態、生活素質、喜好和品味、社會的政治及經濟勢力、甚至 20

是社會的道德觀等的表徵,

目前負責香港城市規劃有兩個主要機構,分別是城市規劃委員會(Town

Planning Board)和規劃及土地發展委員會(Committee on Planning and Land

Development)。前者是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委任出非政府官員24人和官方

六人組成之法定組織,負責制訂及審核各類規劃圖則及批核各區土地用途申 25 請。後者則由 20世紀70年代開設的土地政策發展委員會(L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Committee)改組而成,由各相關政府部門之主要官員所組成,由發展局 (Development Bureau)局長擔任主席,決定長遠發展策略、大型土地用途及土地發

展政策。

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歷史不算很長,雖於1939年就已成立規劃小組,卻在第二 30

次世界大戰後才真正開始運作。本港的地區性規劃則始於20世紀80年代,而涵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5

蓋新界鄉郊區的全港性規劃還是1991年的《城市規劃(修訂)條例》頒佈後才得

以實施。故此,香港的城市發展可說是缺乏有系統的規劃,導致今天所產生的後

遺症。

本來,英國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主要動機就是維護及發展其商貿利益,殖

民地的建築自然先以服務工商業發展為本。簡·莫里斯(Morris, J.)的文章指出

英國可說是世界上最擅長於開拓工商業城市的國家,堪稱"都市帝國"(Urban

Empire)。她以殖民地政府作為權力及利益的中心,卻能從無到有地把一個個城

市建立起來,如新加坡、悉尼、孟買、加爾各答以及香港等。 (3)這些殖民地的繁榮

發展使人難以想像其原來的荒涼面貌。英國殖民地部大臣(後曾任首相)巴麥尊

(Palmerston, Lord)於1853年便形容香港島是一個"屋瓦難尋、荒涼不毛的島嶼",

今天的香港卻已是一個繁華的都會。不過這些殖民地如果發展理想也純粹是"歷

史上的意外",即如加爾各答只是"倫敦和曼徹斯特的私生子"而已,只有新德

里才是英國政府刻意規劃、選址而建立的,但已有點夕陽殘照的味道了。(5)英國之

所以選擇香港作為殖民統治地區,無非是為了抗衡葡萄牙和荷蘭等當時遠東貿易

15 上的兩大讎敵,從而拓展她在中國以至東亞的貿易。葡萄牙人早在16世紀中葉

10

已被准予在澳門居停及營商,與中國的貿易歷史比英國早了兩個世紀,兼又佔盡

地利,無怪乎英國人一直猜忌葡人在中國所佔的地位及商業利益。(6)19世紀30年

代,英國經香港與廣州進行的貿易活動逐漸頻繁,而走私入廣州的鴉片更是數量

龐大,其盈利達合法商業利潤總和的雙倍,英國人愈發感到需要有一個據點以保

20 護其合法及非法的商業利益,在其武力威脅下終在1842年成功地取得香港島作為

殖民統治地區。據1793年英國使華團秘書斯當東(Staunton, G.)所著《英使謁見乾

隆紀實》的記載,就毫不掩飾地道出大英帝國為要開拓貿易市場才不惜遠涉重洋,

25

30

(3) Morris, J.. "in Quest of the Imperial Style", in Morris, J., & Fermor-Hesketh, R.. Architecture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6, pp.17-19.

(4) Amery, C. "Public Buildings", in Morris, J., & Fermor-Hesketh, R.. Architecture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pp.136; and also Tindall, G.. "Existential Cities". idem, 1986, p. 74.

(5) 正如 Amery 所說,英國在印度建立殖民地的最大目的只是為了方便其商貿網絡的運作,故並沒有長遠建設的打算。在加爾各 答最豪華的總督府也不過是重複英國的鄉村式大宅的設計,談不上符合整體的城市設計。直到1911年立德里為新的首都,情 況才有轉變,由英國著名建築師陸秦氏(Lutyens, E.)等人先作出全盤計劃,建築設計也考慮加入印度本土特色,故城市建設 的各方面都比較完善,共費了19年始完成全部工程,可惜對大英帝國而言已是太遲,印度不久便脫離其統治而成功獨立了。 詳細情況請參閱看注(3),頁132-133。

(6) 英國人初到中國必須依靠葡萄牙人在中國已建立的貿易及社交關係,但一方面又怕他們從中取利,一直希望爭取到和葡人一

樣的貿易地位。見斯當東(Staunton, G.)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 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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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出使中國及要求建立殖民地。正如天鐸(Tindall, G.)所說:"帝國主義最必要的事

*5 (8)

從來都是以貿易而非教育為主導,雖然英國在其帝國霸權最高峰時仍能維持一

個可支撐的和使人相信的相反的假象。 但到底教育不過是貿易利益的偽裝而已。

香港之得以開發便純粹是上述歷史與政治因素使然。正如天鐸指出許多大城

市之出現都並非因為其地理條件特別優勝,只不過基於歷史背景而偶然形成;殖

民勢力之選擇佔據某地,每每並非出於當地條件優厚而有開發意願,只是不想別

的國家擁有之,他們需要這個立腳點以霸佔及擴大其勢力範圍而已。(葡國人早已

立足於澳門,英國為了佔取廣州鄰近地區與之競爭,被逼退而求其次選擇與澳門

一水之隔,同樣扼守珠江口的香港。當時的香港島牛山濯濯,對英國人而言本是

無可取的,這就是當時英國人的態度。

香港島給割讓後,英國為了保障其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及加強軍事威脅,即在

港島設軍營及讓英商建民房、貨倉和碼頭,其他的便都任由其衍生,並沒有刻

意地為城市發展而制訂政策。殖民政府及英商等的建築也不過把整套英國在工

業革命後開拓的工商業城市的發展經驗硬套到香港來而已。有學者如德利基亞

(Tregear, T. R.)和貝利(Berry, L.)曾批評香港早期的城市發展為零散和沒有規劃 的;雖然卑利斯道(Bristow, R.)則稍有異議,指當時已有道路的開拓及土地的測

量,然而這些工程都只因應即時的需求而來,實在缺乏長遠性。(1)其實,城市規劃

應包括意識形態、目的及手段三大元素。香港的情況是開埠至今一直運用各種方

法發展城市,以滿足社會及經濟發展的需求,僅僅只是局部地方性規劃,根本沒

有靈魂,更是缺乏整體發展目標和意識形態,只有功利目的而沒有社會理想及文

化取向,故此嚴格地說,香港即使有城市規劃也是片面的。香港不過是殖民政府

用"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地方"發展起來的,因此注定無法與法國的巴黎、美

國的華盛頓、中國的上海和北京等一些在有國家觀念、有文化觀念的基礎上,配

合地理環境(深水海港或河流)而發展的城市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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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的英國本土建築文化亦及不上鄰近歐洲國 25

家,後者的一些建築師對建築抱有崇高的理想,認為城市規劃和建築有建設社

(7) 同上注斯當東著作,頁1。

(8) 見注 (4) Tindall 的文章,頁84。

(9) 同上注。

(10)Bristow, M. R. Land-use Planning in Hong Kong: History,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7.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11)

會、改善生活及發展文化的功能。 但英國的工業城市如伯明翰、利物浦、曼徹斯

特等及首都倫敦的面貌最初都只是因應工業革命形成,其城市範圍隨着工業發展

而逐漸膨脹,鐵路線不斷向外延長,沿着鐵路又逐漸開發成工業區,更隨之衍生

出旅舍、貨倉、銀行、商店、餐館、百貨公司、市場和民居,吞噬了原來的郊野

5 但又建設得雜亂無章,完全沒有整體的周詳的部署。英國的城市發展要到19世紀

末才有顯著變化,由荷畏特(Howard, E.) 於 1898年的《明天:真正革新的和平之

路》(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of Real Reform)一書中提出了"花園城市"(Garden

City)的構想,認為城市可用聚落形式建立及發展,以人為的設計和干預達到社區

內各方面的平衡發展和自給自足,相信藉此可改善人的工作及居住環境,全面改

10 造社會及建設文明。其構想後來逐步得到實現。(12)這種慢慢發展成熟的城市模式,

令英國的城市設計於20世紀初為之改觀,香港亦於20年代引入這個概念,作為

九龍塘花園城市開發計劃的根據,才使本港的城市發展奠下了明顯的根基。

就建築而言,當時英國因工業革命造就了中產階級的興起,亦帶來工人被剝

削的問題,藝術家及建築師對這種種現象都感到不滿,渴望在精神上尋求出路,

15 因而崇尚中世紀的純樸道德精神,以致建築設計一度追求哥德風格、古典主義。

不過,這種理想也只是體現於工業城市的新興建築物上,如火車站、旅店和商廈

等,理想與經濟現實的矛盾表露無遺。這些建築風格更因殖民統治而無端搬到香

港來,實已脫離了原來的涵義。

總的來說,正如簡·莫里斯所稱:大英帝國的建築放諸帝國歷史中並非最具

20 想像力或最突出者,但卻是在規模上和應用上最為廣大的,在20世紀末不但影響

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更分佈於差不多地球上四分之一的陸地上,它每每因

應不同地點的不同情況如氣候、材料等而作調節,又滲雜歐洲各種建築文化的因

素,顯得很綜合及多元化,難以明確界定它自身的性格,所以在建築的教科書上

從來沒有列出"大英帝國風格"的,它常常因時空不同而變化,從沒有扮演一個有

25

30

(11)法國著名建築師甘尼爾(Garnier, T.)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致力於"工業城市"(Industrial City)的研究,秉承社會主義理 想,透過各種需要的適切規劃而訂出各種規則,從而建立一個以重工業為主導的自治區。他的計劃雖然沒有完全落實,但其 理論對歐洲以外的國家大有影響。其他如都市學家祖士利(Jaussely, L.)亦對國際間很有影響,相比之下,英國的花園城市運 動(Garden City Movement)雖然能在20世紀落實,但其規模卻小得多,其設計的複雜程度與建造文明的理想也遜色得多。

(12) 19 世紀末英國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變化,許多人包括建築師對社會文化有特別抱負。如莫里斯(Morris,W.)提出的"無處" (nowhere),期求一個人人平等,教育工作都是自由的社會;後來他又修正他的理論,以花園城市作為工藝創作及公社般 的地方,不久便有卡特庇利(Cadbury, G.)建立、黑頓(Heaton, R.)等人設計的粗具雛型的花園城市於伯明翰等地出現了。

1898年,荷畏特提出的花園城市則意圖將都市居民分散到鄉村,主張商業機構承擔住宅建造的財務,公社擁有土地所有權; 為了防止膨脹,以綠色地帶環繞城市邊緣,形成聚落的形式,再以鐵路與其他市中心相連;市區內除住宅外,有休憩處、商 店、學校、辦事處、公社、貨倉、交通設備、食肆和市場等各種設施,務求達到社會各方面的平衡發展及自給自足;他相信 藉此可以改善工人的工作和居住環境,達到改造和建設社會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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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機的角色(organic role),其消失也不是因為抵抗外來的力量,或道德上的自我否 定,而只是因為缺乏使命感。(13)

香港早期的建築緊隨殖民宗主的概念,很多早期建築是由英軍的工程師和測

量師按着模式手冊(pattern book)而設計建造,按着歐洲(尤其英國)傳統古典建

築的模式,僅就技術、材料及氣候條件的限制而作適當修改,形成了無性格的、

無文化內涵的、折衷的、大雜燴的所謂"殖民地風格"。這樣的殖民式建築徒具裝

飾性的外表,而且往往先決於實用性及經濟條件,用的更是廉價材料。即如1855

年落成的香港總督府也不例外,彷彿是一座鄉村宅第而非雅緻莊嚴的行政長官府

邸;略為抄襲得像樣的反倒是前三軍司令官邸,屬於喬治亞式(Georgian Style)的

設計,取材於格林威治(Greenwich)的皇后大宅(Queen's House)。可見,英國

人從來沒有想到改造或建設香港的社會文化,一切都從經濟利益及實用目的出

發,以致早期香港的建築設計是生硬的移植,土地使用情況紊亂,城市裡的環境

衛生、房屋、交通等方面都談不上規劃,只是由其肆意衍生,必要時才作應急的

處理。

香港的殖民式建築也可說是英國中產階級興起及發展歷程的符號。他們有感

於在本國發展有限制而跑到遠東來冒險,他們習慣了高尚奢華的歐洲人社交生活

方式,但亦知在異地要安守本分,一切從簡。他們的宗旨是保證其社會地位受到

尊重,財務上又能得到回報以維持其一貫的生活方式。因此,香港的英國式殖民

建築便令他們擁有歸屬感;同時他們又必須接受地方條件的限制,作出一定的妥

協。另一大影響便是他們熱衷於各種運動及娛樂,以保持社交活躍及身體健康,

因此在香港開埠初期便興建了許多會所、運動場和賽馬場等活動場所,為他們提

供社交、運動、娛樂及文化的服務,符合他們作"上等人"的心態。 而這些建築

物亦反映出維多利亞女皇時代的特徵。

(14)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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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至於本港早期華人的居所及其活動範圍,因為缺乏總體的規劃,以及受公共

設施落後、人口密度過高等因素影響,區內顯得混亂喧鬧,衛生環境尤差,城市 25

設施簡陋,以至於滿足不了基本的生活起居。香港在19世紀末發生疫症,催生了

一系列的衛生條例及建築物管制條例,後者經過不同年代的修訂,至今仍影響着

本港建築的高度和外型。

(13)同注(3),頁11-13。

(14)有關英國中產階級在殖民地的生活和心態,請參閱 Charles, A. "A Home Away from Home", in Morris, J., & Fermor-Hesketh,

R., Architecture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6, p.32。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香港對舶來的建築文化影響亦缺乏思辨和消化的能力,以至於大部分的建築

物設計都沒有自己的個性,而只是體現了服從於經濟原則及實用目的,同時受建

築物管制條例的影響和盲目宣揚大集團的財力而已。舉例說:由早期的殖民式建

築到今天的滙豐銀行大廈,先後在原地重建的四座總行大廈都被公認為劃時代的

5 傑作,無論從結構、材料、外觀、技術及功能方面都有獨到之處,但這些建築物

卻從未能融入本地文化或帶動本地建築理論的發展。香港本來是一個殖民統治地

區,殖民主義的特點之一是當權者會竭盡心思宣示其權勢、地位和財力,以及務

求付出最少而得益最大,照顧文化角度是次之又次的事。香港的當權者從來都集

中在政商兩界,他們的價值取向匯聚成各種政策的主流,在建築上也反映出來。

事實上許多為人稱許、設計新穎的建築物都是大財團邀聘外國建築師設計的"新

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舶來產品,很難要求他們能繼承或發揚本土的文

化精神。本來新界的一些農村建築及城市的早期華人教堂還能表現本土文化精

神,但因為得不到及時的適當的保護和發揚,已因城市化而逐漸消亡,現時倖存

的一些遺蹟因而顯得格外珍貴。

10

15

從歷史的層面看,殖民時代的港府除了在本港城市發展上值得詬病外,在新

界的土地使用上亦因最初的懷柔政策而種下種種惡果,包括胡亂棄置廢料及設置

貨櫃車場、自然環境受污染、綠帶萎縮、水災、交通擠塞等問題。根據1898年

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The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specting

an Extension of Hong Kong Territory The Second Convention of Peking) ›

20 "租借"新界的理由只是鞏固在港九所建立的殖民統治的防衛所需,同時,英國若

基於行政及防衛需要欲在新界作任何建設,亦可用合理價錢向原居民換地。(15) 因

此,英國雖接管新界,但原居民仍擁有土地自主權,港府亦不能任意作出規劃,

反之,在開設軍營、水塘、道路、郊野公園及新市鎮等設施時更要和當地原居民

協商換地條件,為了安撫民心,當時港府用了懷柔策略應對新界村民,把實質管

25 理權交給新界鄉議局,保證村民得到一定的決策權。這特殊背景帶來各方面的衝

突,例如新界鄉村居民雖保有地權,但公共服務如自來水、電力、消防等卻受到

忽視;在宏觀上,港府的放任政策更使新界因沒有完整的開發計劃,土地使用沒

有適當的規劃和管制而弊端叢生。港府在後過渡期遲至1991年才立例把新界鄉郊

土地納入規劃範圍,其中錯誤的土地用途限於既定事實亦無法立即改變;所作的

30

( 15 )Wallen, D. "How Britain Drew the Lin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4, October 8).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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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土地規劃亦每每引來原居民的反對,如在1994年中烏蛟騰村民便曾聯名抗議港府

把該地劃為"鄉郊活動區",限制土地用途而剝奪了他們的私人土地運用權,這

種衝突隨時都會產生。政府為了更有效率地管治,2007年成立發展局,負責有關

規劃、土地用途、屋宇、市區重建、公共工程,以及與發展有關的文物保育等事

宜。總之,新界的土地使用問題在目前和將來都是香港的一大隱憂。

5

三·香港的城市發展

香港的人類活動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割讓給英國人之前,原屬廣東省 10

新安縣,遠在唐宋時期一度是經濟及軍事上的重要地點。(16) 受地理條件所影響,新

界區西北部平原的市鎮開發歷史比港九要早,在明代已發展有繁華的墟鎮網絡,

反而位於香港和九龍的一些小村落,直到開埠以後才逐漸城市化起來。

(17)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傳統建築不易保存,且清初(1661)又有遷界事件, 彼

時沿海的田地、農舍及漁村都荒蕪了,直至康熙八年(1669)才開始逐步復界,本 15

地人及外地人包括客家人等回流及遷入後才再漸次興旺起來。故香港現存的古建

築,大部分是復界以後才重新建造的。

(一)早期的發展(1842年以前) 20

根據學者研究,北宋末年,中原人士為避戰亂而南遷,據記載最早遷到香港

的是來自江西的鄧氏。(18)鄧族在新界西北平原錦田先建村立業,是為香港最早的圍

234

(16)請參閱本書第一章(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17)清初,明將鄭成功仍據守台灣,謀商復明,清廷窮於應付,遂採納鄭成功降將的建議,於順治十八年(1661)實施遷界。沿 海 50 里劃地為界,強令居民內遷及禁絕出海,以孤立台灣軍民。1666年,香港所屬的新安縣併入東莞,不再成為一個行政 區。遷界令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始完全撤除,但已造成一場大劫。復界初期,遷回故土的原住民很少,許多土地都荒廢 了,房舍亦失修損毀,經過相當日子才恢復元氣。

(18)據宋學鵬 "Legends and Stories of the New Territories: Kam Tin", in Journal of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13. 1973, pp.111 - 130 一文稱,有說最早落籍新界錦田的鄧氏祖先是鄧禹,原籍是河南新野;後又有人認為應是鄧禹的 第47代子孫鄧漢黻,他原籍江西吉水縣白沙村,於北宋開寶六年(973)才遷到今日錦田附近的桂角山;但錦田鄧族在明成 化八年(1472)編修族譜時又稱可能鄧符(即鄧符協)才是最早落籍錦田的先人,是他把祖先骸骨由江西移葬於此已而。

25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5

村。 (19) 其後人又分遷立業於屏山、厦村、龍躍頭、大埔頭及今天東莞市和中山市等

地,成為新界的大族。南宋末年又有另外兩大族遷來香港,即定居上水河上鄉的

侯氏及粉嶺的彭氏;元代中葉又有廖氏遷入上水;加上元末明初遷到新田和大埔

泰坑的文氏,即成為開發新界的五大氏族,而全部都定居於新界肥沃的平原區。

新界村民所建的圍村都是闔族而居的。他們在村的周圍建高牆將同族各戶圍

住,牆外挖護河,牆上建更樓、裝鐵閘等以求自保。據康熙年間《新安縣志》所

載,本港圍村共19條,到嘉慶二十四年(1819)已增至29條,除圍村外,尚有元

朗、屯門村、錦田村、大步頭、大步墟等村落。(2)這些村落一般都在村口有棵大榕

樹及土地廟,村內房舍排列整齊,屬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南方合院式民居。村的

10 東南部立祠堂,是族人的議事廳、執法場及拜神祭祖之處,遇喜慶節日便在祠堂

設宴慶祝,族裡添了男丁亦會在祠中註冊。新田的麟峰文公祠建於17世紀,於 18

世紀初完成重修工程;18世紀中,侯氏亦在河上鄉建居石侯公祠;清乾隆十六年

(1751),廖氏於上水建萬石堂;同年,鄧氏在厦村的宗祠亦完成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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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室方面,除最早錦田鄧氏的力瀛書院外,有史可查的書室不下四十多間,

大多分佈於錦田、屏山、厦村等鄧族居地及新田文氏居地,包括周王二公書院、

二帝書院、若虛書室、覲廷書室、聖軒公家塾等。除屏山的若虛書室可能建於明

代之外,大都建於清嘉慶之後(19世紀初)。從多個書室的建立可見當時的新界

居民非常重視教育。

新界的村鎮雖曾受清初遷界令的影響,但在1669年復界後,新界的經濟活動

重新活躍,很快已有繁榮的墟市出現。墟市的形成源於農村本身未能完全自給自

足,因而需要一個聚合處交換買賣所需的貨品,包括各種糧油雜貨、禽畜以至棺

材等貨物。據許舒(Hayes, J. W.)研究,墟市還是一個文化中心,每每於其中舉行

節慶、習俗儀式、表演,兼具經濟及文化的功能。

最早開墟的是元朗墟和大埔墟。前者原稱大橋墩市,據大王古廟的石刻(1837

年)所記載,此處早於明代已開墟,清康熙八年始由鄧族中進士的先祖鄧文蔚所

領導遷到元朗舊墟處,即南邊圍與西邊圍之間。據說這裡地權屬錦田鄧氏所有,

後雖賣予他人但仍任墟主;後者在1672年開墟,舊墟址位於今天汀角路口,面向

大埔,在觀音河東北岸。此外,19世紀初又增石湖墟(前身是天岡墟,復界後始

30

(19)Lo, H. L., Hong Kong and Its External Communications Before 1842: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Prior to British Arrival.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1963, pp.134-136.

(20)高添強:《香港今昔》,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頁18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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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成立,舊稱咱婆巷,石湖墟則在1925年立墟)及長洲墟。這些便是香港早年最重

要的墟市,後來逐漸增加一些非官認的墟市及規模較小的市集。

(21)

墟市選址必須是交通方便的地區,所在地有廣大而富庶的農業地帶,能夠提

供大量的農產品。通常在墟內的一條至數條大街上,有不下百間的各行各業的店

舖相連,前舖後居,均為一至二層的青磚房舍,本地及外來人便在這些商店做買

賣。墟市一般都是三天一會,例如甲墟在初一、四、七,乙墟則在初二、六、

十,各有週期,但各墟墟期不相疊,買賣雙方都可按日子"趁"不同的墟,增加買

賣的機會。每墟都設廟作為祭祠及審判犯人的地方,有時也在此舉行節日慶祝儀

式;又在廟中放置"公平",墟期中便由當年投得承辦權的村民取出應用,"公平"

的使用保證了買賣雙方,因而人人信任,而承辦者則酌量收取手續費。有些遠道

而來的村民,白天做完買賣索性在墟中留宿一夜,故墟中亦有飯店、客店、錢莊

等各種服務業。

據元朗墟大王古廟的石刻記載:"廛肆縱橫,街衢通達,商賈居奇;...... 而往

來行旅,莫不挾其所求而來,所求去,豈非儼然一大都會矣!"(22) 可見當年墟市

的繁榮。當時的店舖由早上6時營業至晚上11時,街道上整天都是人來人往,水

洩不通。

當時元朗(舊)墟為新界最繁盛者,因水陸交通之利,連深圳人亦來光顧及交

易。墟中共有3條街道,即利益街、長盛街及酒街,出入口分東門與南門,逢農

曆三、六、九數的日子為期。墟內有上百間店舖,貨物都陳列於石墩上,包括

食品、山貨、農具、藥材、五金等,以油糖酒米的交易為最大宗;又有"喃摩"、

補鞋及屠豬等行業,更有當舖"晉源押",可賭可飲的俱樂部,以及大王古廟和二

帝廟。

5

10

15

20

由於舊墟地方不敷需擴充及其貿易為鄧氏所壟斷,後來另有六鄉人士成立了

合益公司,在1915年於五合街(即合益街、合發街、合成街、合和街與合和後

街之總稱)另立新墟,即今泰祥街附近。他們並不從中牟利,只是酌收店租和秤 「25

佣。新墟的房舍高兩至三層,也是舖住兩用,賣的有缸瓦、棉被、山貨、香燭、

糧油雜貨等,尤以絲苗米最受稱頌,甚至外銷至沙頭角及南洋等地。當時運載穀

物的船隻均停泊於東堤及西堤兩岸起卸,故今有東堤街和西堤街之稱。今元朗已

236

(21)本章墟市資料引自香港電台製作、何文匯博士主持的"百載鑪峰"之"新界墟市"及"元朗新舊墟"等電視特輯,1984年。

(22)吳倫霓霞:<歷史的新界>,載於鄭宇碩(編):《變遷中的新界》,香港:大學出版印務,頁1-24。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5

成為新市鎮,只有雞鴨墟尚在舊曆初三、六、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

二十六、二十九等日開墟,每次開墟由凌晨4時至晚上7時,並且已不用秤,但

仍保留酌收手續費的形式。

至於大埔(舊)墟,本為鄧氏立村之地,先建有天后宮古廟,後又立鄧孝子

祠。 。1672年,清政府批准鄧氏在祠旁立墟。墟中有直街及環頭街等兩條街道,

後再有擴充,頗為繁榮。村人到墟中買賣必經文屋村,使文屋村的經濟亦得到發

展,但一場訴訟後,官府只准文氏建屋辦舖卻不得立墟以顧存鄧氏辦墟的利益。

文屋村後遭火劫,由大埔七成鄉民協助重建,並於1893年於太和市立新墟,不

過規模很小,只有一條街,即今日富善街。上水石湖墟只有單層的屋宇,售賣穀

10 米、蕃薯、芋頭及豬仔等。今天該處因為新市鎮發展計劃已成為現代化的都市。

長洲墟原在長洲北社街,在北帝廟的古香爐上可找到有關記載,當年墟內有食

品、雜貨、海味、山貨等買賣。

據記載,在嘉慶年間,遠自沙田瀝源村和烏溪沙,都有渡船開往大步頭,即

現在的大埔,讓人們前往參加市集。(23)而各墟的本村村民亦會因買賣需要而來往於

15 各墟之間。某些農產品更有較遠的外銷,如大埔墟、石湖墟等便有農產品運經深

圳再轉往南頭,而元朗墟亦偶有把農產品直銷南頭。可見自17世紀以來,新界的

墟市已非常興旺,已逐步形成一個北連深圳、南頭等地的龐大經濟貿易網絡,這

時英國人還沒有開始在港的殖民統治。

雖然港島和九龍半島山多平地少,除了石礦外又沒有甚麼資源,與當時繁華

20 的新界相比可謂荒蕪,所幸維多利亞港的水域卻水深而無浪,可以停泊大洋船甚

至軍艦,非常利於船運業或轉口貿易的發展。18世紀和19世紀間,外國商船經過

漫長的旅程到達華南,有些便停泊於南丫島、鴨脷洲與石排灣(今華富邨旁)之間

的水域,在附近瀑布汲取淡水及竭息過後才再駛上珠江口岸黃埔。

與此同時,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只有零星地分佈的小農村和小漁村。港島方面

25 可考的村落有赤柱、大潭篤、石排灣、阿公岩、黃泥涌、薄鳧林和香港村;九龍

則有九龍寨、衙前村、長沙灣、尖沙頭、芒角村、土瓜灣和深水莆。(24)

30

(23)同注 (22),頁 13。

(24)同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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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二)港九市區的開發(1842-1898)

1842年英國在香港島建立殖民統治之時,英國人只考慮在遠東的軍事及商業

利益,沒有意圖開發這個簡樸荒涼的小島,只是按照一貫的殖民地政策進行各種

部署。首先是設軍營,地點在今日的金鐘、中環以及西營盤一帶,包括添馬艦總

部、美利兵房及域多利兵房,還有在半山及沿岸設炮台。由於添馬艦總部與半山

的美利兵房之間只留下一條羊腸小道連接中環和下環(即灣仔),但當時英國人只

顧及軍事部署而根本沒有細想如何發展香港。英國人早在1841年佔領港島後即成

立田土廳(Land Office),並立即測量及劃分土地,在同年6月14日便舉行了第一

次"官地"拍賣以取得財政來源,建議的拍賣地段共有200幅,先推出的有50幅,

範圍在港島北岸的上環至今日灣仔道一帶, (25) 都是分賣予歐洲人作住宅及商業用途

(如建辦公樓、貨倉、碼頭等),所謂拍賣其實只是出租,但以價高者得的方式進

行。最初歐洲人的聚居範圍在港島北岸,西至鴨巴甸街,東至花園道,南及荷里

活道,另外又在灣仔春園街一帶聚居;而華人則在鴨巴甸街以西的地方,搭建簡

陋的木屋居住,但在1841年一次颱風下,所建木屋悉數摧毀,後來華人聚居在文

咸街一帶,可說是華人在中區的最早居處。

(26)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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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當時由英國調派或自願來港的商人都是年輕而富野心的中產階級,為了迎

合他們的信仰、娛樂及社交需要,在政府的開埠建設中便有教堂(聖約翰教堂,

1849)、會所(香港會會所,1846年)、馬場(跑馬地首場賽事,1846年)及各種

英式運動場。此外,尚有美利樓(兵房,1846年間)、軍隊司令官邸(1846年,今

茶具文物館)、軍醫院等軍方物業;政府辦事處、檔案處、警署、裁判處、法院、

監獄等政府設施;以及道路(如連接中西區的荷李活道及在1842年於港島北面

沿海岸線而立的頌揚英女皇功業的皇后大道)、醫院、學校、市場、郵政局、羅

馬天主教墳場(1842)、基督教墳場(1842)等照顧英國移民的民生建設。至於華

人的住宅、廟宇、市場及各項公共設施等則由其放任衍生,只要不抵觸英國人利 25

益,港英政府也不會干預。

英國靠軍事力量取得香港並建立殖民統治,為保障其在遠東的貿易活動能順

利運作,故駐港英軍有很大的權力及特殊的社會地位,是直接對英國政府負責

(25)請參看香港電台製作、何文匯博士主持的"百載鑪峰"之"香港島發展"電視特輯。

(26)同上注。

30

30

DEEP BAY

25

M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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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 HO

YM LA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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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 1994

15

KOWLOO

HARBOUR

HONG KO

10

RECLAMATION & DEVELOPMENT

KURS BAY

IN HONG KONG

$500

Cameras Bulɔne (88)

3 509)

£ 300:

1100

+000

100

1968-1976

up to 1887

1888-1924

1925-1945

1946-1967

圖6.1 香港發展及填海圖(1842-1994)

第六章 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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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的;為了方便管理,英國另派員出任港督領導一個行政政府,故香港政府與駐港

英軍從來都不是一個從屬關係;事實上,在開埠早期,港府與駐港英軍相較在權

力及財力上都頗為次等。由於不受英國政府的重視,香港首三任總督都沒有自己

的官邸,首任的砵甸乍住的是政府檔案室。第二任的戴維斯租住副商務總監莊士

頓(Johnston)的住宅,因受旁邊兵房操練的聲音滋擾,又改租大法官堅吾(Caine)

的房子。第三任的文咸(Bonham, S. G.)亦要向一位英商羅信(Rawson)租住房子,

原址在今日灣仔春園街。直到第四任的寶靈(Bowring, J.)在任期內才有正式的總

督府(1855),比起軍隊司令官邸足足遲了九年,可見當時行政首長的地位更在軍

人和商人之下,後二者對香港的發展政策有更大的影響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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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土地委員會(Land Committee)和工務局(Public Works Department)

先後成立。前者在1843年又重組。這些部門專責處理本港開埠的租務、土地的建

設工程和配合設施。同年,測量師哥頓(Gordon)曾提出一個大規模的建設計劃,

包括劃定住宅區、行政局、商業區,立定市中心及建人工運河,皇后大道延長至

圍繞港島,作填海工程及沿岸建海濱路徑等。 (27) 當時香港政府和英商們均無意參

與這樣的大工程。前者無(財)力,後者無心,香港第一個全面的城市發展藍圖 15

遂夭折了。不過,道路工程仍舊隨着英國人的商業活動和社交活動需要而逐步開

拓,除了前述皇后大道和荷李活道等外,到1845年,中區至香港仔、赤柱、柴灣

等當年的郊區小路已築建完成。1848年間,政府因財政危機而作緊縮政策,一切

工程都暫緩進行。1851年,般含道及堅道完成延長工程外,政府已考慮較大型的

建設,包括中區的填海計劃,但未有實質結果。1860年又有道路沿海岸向西可通

到西營盤,東可達銅鑼灣,港島城市範圍逐漸向東西方向伸延。到翌年,羅便臣

道亦開發至太平山上了,更方便了集居於山頂的富有英國人。從以上發展可見本

港的道路網在19世紀中葉已漸具雛型,當時道路的鋪築主要取決於英國人的貿易

和起居需要,以及受天然的地理環境限制。港島的城市發展初始形態是隨意形成

的,先是軍方佔據戰略上有利的地段,餘者以中環為中心因歐洲人,尤其是英國

人的商業活動而蓬勃起來,行政機關亦集中於此,華人的住宅區便退讓至沿岸,

僅能在非常有限的平地上順勢向東及西發展,而歐洲人因為不適應酷熱潮濕的氣

候,選擇在山頂聚居以其涼快乾爽及享受較佳的景觀,又因為他們的郊遊雅興促

成了一些通往郊區及海灘的道路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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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同注 (10),pp.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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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

:Ի

圖 6.2 19世紀60年代中環海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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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直到1853年,港島約有491間歐式及2,416間中式的房舍,後者包括458間

在 1851 年大火後重建的。(28) 1851年的大火,除了帶來基本的復原工作外,並促使 政府初次考慮在沿岸用填海方法開拓更多土地以建設房舍及道路。(29) 當時香港的平

地實在很少,港島北面沿岸不少地區又都是沼澤樹林,可供興建商住樓宇的土地

不多,商業發展亦受限制。港府慮及經濟因素,又喜於新填地進行拍賣可以得到

額外收入,遂產生填海增地的念頭。但事實上,建議中的填海工程往往會遭當時

得勢的英商所反對而被拖延甚至否決,因為工程一旦實施,他們的碼頭設施及貨

物起卸的生意都會受到影響。1853年間的太平天國戰爭引來大批難民,人口激增

連帶土地的需求亦大增。寶靈於1854年出任港督後,翌年重提大規模沿岸填海計

劃,卻依然因為得不到商人的支持而擱置下來。一直到1858年才真正完成在跑馬

地岸邊的填海工程。(3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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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南九龍半島亦被割讓予英國,最初英軍打算把南九龍半島列為軍

區,但港督羅便臣卻希望能爭取一些土地行政及民事建設,以緩和港島土地不

足的壓力,並且看準九龍半島西南區可發展為新的商業港,遂與英軍爭持,經多

番交涉,才由英國方面下決定要英軍讓出一些地區行政及民生用途,但市內許 15

多重要位置已被軍方先霸佔了。(31)英國在港九地區的軍事用地除了因為位於市中心

重要地段而地產價值非常可觀外,戰略上亦具實際功能。英軍在此駐紮並非象徵

式的,而是配合海軍船艦及維多利亞海港兩岸的炮台形成真正的武裝實力。英軍

在19 世紀末正式在中環設海軍區,有船塢可停泊及維修軍艦,與對岸尖沙咀的軍

部相對,從而形成維多利亞港交通瓶頸上的監視站,佈防之嚴密與開埠初期只擁

有香港島管治權時是無可比擬的。

割讓前的九龍半島約有村莊十條,人口只有五千多人,多是客家農民。英國

軍人早在割讓前已佔據並駐守於南九龍半島,稍後更正式劃定軍區及設置炮台。

炮台設於尖沙咀沿岸,即今官涌及九龍灣畔等地。軍事用地方面,按1887年的地

圖紀錄,位於今日彌敦道以西的油麻地至九龍公園一帶、今日紅磡黃埔花園一帶

及尖沙咀東南岸;另外,今日京士柏公園至九龍木球會一帶範圍當年也是軍人與

20

25

(28) 同注 (10),pp.28。

(29)同上注。

(30)同上注。

(31)同注 (10),pp.29。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警察的練靶場。 (32) 九龍半島最早的發展便是這些軍事地區的建立,令原來的村莊面

貌大為改變,而各種公共設施、樓房及道路的開拓等都是其後的發展。

港府在 19 世紀60年代的城市發展注意力轉移到九龍,港島區由於土地資源

所限及填海發展受沿岸地主、英商等反對,並沒有甚麼大工程,只有零星的小型

5 填海計劃完成。如1868年的填海計劃,得土地面積約8.5英畝,即今日文咸西街

與威利麻街之間。又如中區鐘樓、大會堂、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大廈等都在 19 世紀

60年代先後落成,反映港島的城市化又跨步不少。當時九龍區的開發則集中在油

麻地至旺角一帶、尖沙咀及紅磡沿岸等,都受沿岸泊船及交通之利而帶動發展。

紅磡灣的填海工程在19世紀60年代初草批,至1867年施工,增加了九龍半島的

10 發展潛力,漸漸追上港島的步伐。

15

20

25

港九之間有海港阻隔,來往交通只能依靠渡輪。公共的渡海交通服務在1867

年開始,當時除了私人碼頭及船隻外,尚有九艘蒸氣船橫渡維多利亞港。1880年

開始有定期小輪服務,初期只有四艘小輪,直到1898年,天星小輪公司正式成立

後,港九交通才比較方便,城市發展也比較容易互相配合。

由於受大陸難民潮及自然人口增長欠缺控制的影響,港九的居住用地供應-

直非常緊張,特別是華人住宅區因公共設施不足而令情況甚為惡劣,填海計劃一

直波折重重,直至一連串颱風襲港,不得不重修堤岸才得以填海。港督堅尼地

1874年提出填海工程。此計劃下,銅鑼灣於1883年完成了1,400英呎的防波堤;

1884年又增加23 英畝土地(1889至1904年又在該區填得27英畝地)。這些大型

填海計劃一直改變香港的海岸線,得到的新填地使本港的城市得以擴展。1876 年

港島全長 1.82 英哩的堅尼地道完成,顯示英國人的住宅已不局限於中區山頂範圍

而有所伸展,而當時山頂的洋人住宅區亦擴大不少。1877年間,港島華人住宅區

更為膨脹,但仍被排斥於洋人活動範圍以外,因受歧視而只能續向港島東及西區

延展,後來銅鑼灣所填得的土地才減低了華人的居住密度。

華人住宅區由於受政府不願花費作公共建設、人口太多及樓宇(舊式唐樓)面

積少(每戶約五十平方米)等因素影響,衛生情況一向非常差。這些唐樓沒有足

夠的通風,為了盡量利用地皮,致使每幢樓互相緊貼,前後排屋中間密度極高;

樓高兩層,沒有地下污水渠,街道用碎石鋪成,只留下狹窄的通道,日久成為溝

30

(32)請參閱 Empson, H., Mapping Hong Kong: A Historical Atlas. Hong Kong: Govt. Printer, 1992。有關九龍炮台、尖沙咀炮台和

官涌炮台,請參閱蕭國健:《關城與炮台:明清兩代廣東海防》,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1997年,頁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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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槽,積滿污水,加上以柴草為煮炊燃料而產生濃煙,空氣質素差;每戶住有5

至十個家庭,甚至違法地把豬隻畜養在單位內,簡直是傳染病菌的溫床。香港政

府本來一直對此置之不理,但最後為了避免影響附近軍營,英國政府曾特別派人

來港作調查,結論是華洋絕對不能為鄰,但並無定出改善華人住宅問題的措施。

1881 年,英國殖民地部又派衛生工程師翟維克(Chadwick, O.)來港作深入調查 5

研究華人住宅衛生問題對英國人的影響。

在此之前的1877至1881年間,香港的地產正值一片投機熱潮,不少華商亦

有參與。當時的華人也不乏富商和名門望族,有替洋人辦事的,也有來港經商的

海外華僑。 (33)在1881 年地產物業投機風氣最盛時,政府沒有加以抑止,反而為增

加收入而積極開山取地用以拍賣,又收回出租的空地再拍賣。(*)但很多洋人都預先

探得可靠消息,知道英國當局將派員來港研究取締華人屋宇,紛紛趁高價時拋售

物業,這些物業全部由不知就裡的華人投得,包括皇后大道中、雲咸街、荷李活

道一帶等本來難以到手的"洋人區"。稍後,翟維克來港,華人才醒覺其中奧妙,

紛紛拋售地產物業,令樓價地價急瀉,不少華商因此招致破產。傳說首任立法局

華人非官守議員伍廷芳亦因此而黯然離港,到北方任李鴻章的法律顧問去。這時

的城市發展自然亦因地產大滑坡的影響而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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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維克在 1882年提交了報告,指華人住宅區情況,足以在未來引發疫症,

必須採取果斷措施。此報告引來政府的一連串措施。先在1883年成立了衛生局

(Sanitary Board),又有《衛生修正條例》加强管制衛生情況。1885年又成立另一

個土地委員會評估人口問題的解決方法,最終提出了19世紀80年代末的填海計

劃。1886 年完成的堅尼地城填海工程,提供了較多土地予華籍居民(1891年該區

又再有新填土地,前後合共30英畝),使其向西再擴展,不再局限在上環與西營

盤一帶。1887年又通過新的《公共衛生條例》,並成立潔淨局,有權進入民居檢查

衛生情況及送走傳染病患者。此外,1887年以來又有一連串建築物條例的修訂以

及限制再興建舊式唐樓。1888年又提出《收回官地條例》,把原有舊式唐樓收回及 25

拆卸,開闢街道,建下水道等。這一連串的措施顯示政府解決問題的非常有限的

決心,只限於管制及取締性質,未有就問題尋根溯源去改善或建造華人民居及公

共設施,亦未有商討如何控制人口及改善民生,可說是治標不治本,故此收效亦

(33)請參閱龍炳頤:《香港古今建築》,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頁47-48:

口

(34)香港自開埠至今都實行土地租用制度(leasehold system),雖由政府舉行土地拍賣,但其實只出租而不賣斷,故租用者只有

有限的土地業權,有別於英國本土的土地永久業權制(freehold system)。

30

甚微。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港府更於1888年立例禁止華人住宿於堅道一帶,除得到特別許可外,華人不

得在該區度宿,明顯帶有種族歧視成分。此後還再把山頂(1904)及長洲(1919)

亦列為法定的洋人專區。即便是1888年開通的登山纜車也可以說是為山頂區的外

5 籍居民而設,對改善一般華人生活環境無甚貢獻。

由於政府一直沒有誠意改善華人住宅區的居住及衛生問題,翟維克所作的疫

症預言終於應驗了。1894年5月10日本港發現第一宗淋巴腺鼠疫症。在6月7日

一天內就有107 人因此症病歿的紀錄。當時華人多請中醫治理,患者都留在家中

養病,香港政府為採取徹底隔離政策,索性把染病者最多的上環太平山區封閉,

10 民居全部拆去,後來改闢為今日的卜公花園;此外,又派人查,把患者強行送

往西醫院,但仍有些患病者故意匿藏,死後才由家人棄屍街上。當時許多人都離

港避災,人口驟減八萬多。大瘟疫持續了十多年才受到控制,其間每年都有一千

多人染此疫而死。也因為這場空前絕後的災疫才促使政府訂立更嚴格的衛生及建

築物條例,包括限制新建築物的間隔空間、樓宇高度與道路寬度的比例、陽台等

15 僭建物,由此而發展到後來的獨立的建築物條例及城市規劃條例,這些源於當年

大災疫的條例,迭經修訂,沿用至今。

19 世紀 90 年代為了增闢土地以應付商業區擴充需要及增加一些住宅用地,曾

在1890至1904年間進行了大型的港島填海計劃。在中區的海軍船塢至西營盤全

長兩英哩的海岸填土,由此而增闢了干諾道及附近的土地,包括今日遮打花園、

20 皇后像廣場一帶。此外,九龍方面的油麻地、大角咀、紅磡一帶也有填海工程,

但由居於沿海的洋商負責,政府只作監管;配合這些新增地段的工業建設、道路

等工程,亦受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門管制。這種在今天已很普遍的政府與私人發展

商合作的方式可說是由來已久。透過這些填海工程使港九市區發展突破了地理環

境的障礙,又使商業區得以擴展,促進了本港早期的經濟,不過土地的供應量相

25 比於需求量仍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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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借"新界以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1898-1941)

港九漸次開發,但地少人多,發展受到很大限制,而且許多用品、食品靠外

來補給,本土沒有甚麼天然資源,加上英國一直伺機擴張殖民統治範圍及打開中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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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國貿易市場,終在1898年以"租借"名義再取得新界的管治權,有了新界這大片

後勤腹地,使香港行政區的面積驟增十倍,並且更接近廣州。從此便形成今天的

香港版圖,在這整個區域範圍內,香港有自己的海港、碼頭、工商用地、民居用

地、充足的勞動力,以及新界提供的食品及用品資源,又有鐵路貫通九龍至廣

州,使香港的城市有向北擴展的可能,並且加強與大陸的聯繫,由是具備了城市 5

發展的充分條件,得以逐步發展成今日繁華的面貌。因此,1898年對香港是有重

要意義的一年。

(35)

在1898年英國人接管前,展拓界內(包括新界、界限街以北之新九龍及離島)

一直維持鄉村面貌,以前面提過的幾個新界大族最為富泰,但論村落數目,客家

村落卻佔了大半。這部分客家村落分佈零散,除了九龍區外,有集中在沙田、大

埔、西貢、大嶼山、青衣島等地。據當時記錄,展拓界內的鄉村共有423 條,客

籍的佔 255 條。 英國人接管了新界等地後即鋪設往大埔的公路,又着手整理税收

制度及重新登記土地。界內居民原來持有清廷所發的地契,屬永久擁有,只須按

時繳納地租,直到香港政府在1900至1903年間把所有地段在集體官契內重新登

記,確認了超過354,000幅地段,當時登記的居民,即所謂"原居民"被承認為土

地所有者,其餘的均屬向政府租用,一律當作由1898年7月1日批出,年期為99

年減三天,即所有展拓界地區的地契均在1997年6月27日到期。

10

15

20

在這期間,城市發展的重心仍在港九沿岸,特別是港島區。港島在1884至

1905 年完成了太平山街的貧民區清拆及重建計劃,使其面貌有新的發展;1904年

的大型中區填海工程的完成又增加了大片土地,兩年後便在該區建立了中區郵政

總局等政府物業,以及太子大廈及香港會所等建築,顯示中區仍是殖民統治的行

政及商業中心;1904年完成的中區重建計劃更使畢打街至上環街市一帶的地價大

漲,發展蓬勃,山頂道及司徒拔道亦於此時相繼修建;20世紀00年代出現的摩托

車標誌着本港道路發展的漸次完善;還有1904年開始由堅尼地城至筲箕灣的電車

服務,反映了今天港島東西向的帶狀的城市發展形態已形成。九龍半島方面,主 25

要的地段已用作軍營,城市樓房的密度不如港島,以沿海岸的開發較好,如油麻

地便因造船業發達而形成一個小市鎮。爾後藉着始於1905 年九廣鐵路的築建使自

廣州經新界以至九龍有直接快捷的交通聯繫起來,為香港的城市發展奠定良好基

礎。九龍半島的發展潛力帶動了大型的填海工程,彌敦道亦在1905年開始鋪設,

30

(35)同注 (22),頁7。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成為打通九龍半島南北向的交通主線。至於展拓界內則以西面的深水埗在私人推

動的發展計劃下,率先走向城市化。

接壤界限街的深水埗農村,許多土地原屬錦田鄧氏所有,再分別或賣或租予

數個姓氏的村民;另又有些村民是因為當年英軍在尖沙咀闢軍營而被逼流落到這

5 裡的。該區的經濟中心在深水埗西岸的深水埗村,自西角山腳至周氏的上圍之

間,環繞而建有市場、碼頭、店舖及關帝廟。西角山的西南為蠔床及操作漁業的

海岸,西角山以北是稱作西角沙的沙灘,即長沙灣的南端,而西角咀的南方是深

水地帶,是可泊船及上落貨物的碼頭所在處,深水埗一名或由此而來。

(36)

港府在深水埗重新登記土地後,即在1906年舉行公開賣地,使土地重新分

10 配,引來一連串新的發展,此後最先建造的房屋是1909年在南昌街附近,而填

海發展工程於1910年展開。在1911年鴨寮村大火後,政府制定了深水埗改善計

劃,與私人機構合作,進行較大規模的填海工程及建造新樓房以取代原來的寮

屋,1912至1914年的填海工程便是其中例子。(37)原來的農村再不復見,此地從此

與九龍的市區相連,成為西九龍發展重要的一環。

15

隨着深水埗的開發,1912年已修建公路接連大角咀至深水埗;1916年又再加

以延長連接旺角的彌敦道。自此深水埗便直接與九龍半島市區相連。同年,九廣

鐵路全線投入服務,總站設在尖沙咀,使九龍有飛速的發展。政府進一步開發

九龍西部作碼頭予大船停泊;另一方面,因港島已太擠逼,商人樂於改用九龍的

碼頭停泊並建立貨倉,使這裡瞬即成為一個貿易中心。九龍半島從此除道路、碼

20 頭及貨倉(如廣東道的九龍倉)外,更設有酒店、旅館、食肆、銀行、商店等方便

外國前來的商人,而貨物在碼頭起卸後很快便可送到火車站北運內陸,中國的貨

品亦很方便地運到本港繼而外銷。至此,九龍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里程。與此同時,

新界除了鐵路外,必須修築道路使之與九龍市區更緊密連接,政府在1916年開

闢環迴公路到青山。此項工程於1920年間完成,新界遂成為九龍市區發展的重要

25 後盾。而深水埗在1918年完成了往荔枝角的道路工程後,又在1919年進行更大

型的填海工程,新得土地有65英畝以上,即由東京街遠至荔枝角蝴蝶谷的溪流一

帶,城市發展可謂如火如荼。1920年間,九龍城市範圍繼續擴展,許多地方都進

行清拆重建,例如大角咀以東至芒角咀(即今旺角)一帶亦被填土及開發,原來的

30

(36)請參閱 Smith, C. T.. "Sham Shui Po: from Proprietary Village to Industrial-urban Complex", in 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84, pp.73-87。

(37)同上注,pp.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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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鄉村顏貌不復存在。但與此同時,這些發展計劃也帶來了土地買賣的投機風氣及

原來居民與政府在換地及賠償方面的紛爭。據統計,在1909至1921年間的建造

項目合計有407所房屋、一間廟宇及兩個貨倉。

(38)

再看港島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變化,便只有東區西灣河的太古船塢

的建立(20世紀10年代),帶動了東區的經濟發展,逐漸有些廠房、貨倉及華人

住宅出現;同時使大船的維修移到這裡,減輕中區海岸泊船的壓力。而中區卜公

碼頭也在 1900年落成了。其次,道路網的拓展,包括開築了往深水灣(1915)、

淺水灣(1917)、赤柱至筲箕灣(1918)及往石澳(1923)等地的道路。這些道路工

程使香港這些風景點能發展成為旅遊勝地,本港的商業活動亦因此而不只局限在

市區範圍。雖然在1898至1920年間,本港的城市發展有長足的進展,但華洋之

間的分歧仍然顯著,前面已提過有法定的歐洲人專區,華人不得稍越半步,這些

條例直到1946年間才廢除。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的樓宇都受1903年《公共衛生及建

築條例》所管制,範圍涉及室內的居住面積及屋宇的深度。又如在1903年以後興

建的建築必須提供相當於它覆蓋面積三分之一的室外空間,建築物高度和街道的

寬度成比例;而1903年之前的建築也受高度限制,最高限制為 76呎,這些條例

務使得到陽光透入及通風的效果。

踏入 1920 年代,本港有許多重大的公共服務發展,如在交通及通訊方面,中

巴在 1921 年開業(1939年取得港島巴士專營權);1924年,油麻地小輪開業,加

上原來的天星小輪服務(1898),使港九間的交通更為便利,往離島的渡輪服務亦

逐漸開航。1925年,本港即有電話服務,象徵着都市化的進展;本港的航空事業

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自此,港、九、新界各處都有看得見和看不見的聯

繫,以維多利亞港為中心而形成一個龐大的都市網絡,並有海、陸、空交通與外

地接觸。

5

10

15

20

當年機場的興建其實源於一個市郊華人住宅區的建造計劃,由華商何啟及區

德組成的啟德土地公司於1919年提出在九龍灣填海 230 英畝,並在該填土上建造 25

47 座高尚的以華人為對象的住宅,此計劃顯示當時本港富裕的華人為數不少。可

惜受到 20 年代中地產市道滑落的打擊,結果由港府插手才完成填海工程,但 1928

年該地已改發展成啟德機場,展開了香港的航空交通歷史。啟德機場最初只作軍

事用途,直到1936年才有民航服務。

248

(38)同注 (36),pp.91-92。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除此以外,1922年的城市規劃方案及同年批出的九龍塘花園城市的開發計劃

意義更是重大。由於九龍半島發展迅速,地產買賣相當活躍,政府遂成立了一個

特別小組專門研究整個半島的城市發展。這是本港首次將城市規劃的原則應用於

城市發展的研究上,即自1843年由哥頓提出,但計劃胎死腹中後,另一個大型的

5 規劃計劃,將整個九龍半島作了詳細的地圖記錄,以及許多的調查、研究,定出

各種發展需要及制定各種發展藍圖,指引整個九龍半島的發展方向。此方案定出

的翌年,立即刺激九龍的地價上漲達四倍,受此影響的各種建造計劃直到30年代

初經濟衰退時才放緩發展。 (39)

10

(40)

九龍塘的花園城市的構想則是本港首次受外國規劃思想的影響,源於英國建

築師荷畏特1898年提出的花園城概念, 香港是在20年代引入這種發展模式,

其構想是要在九龍塘建立一幢幢獨立或半獨立、附帶小花園的兩層高平房,為

般入息的市民在近郊開闢一個理想的住宅環境,其中有學校、遊戲場,並且配備

鄰近火車站。1922年正式批出的九龍塘花園城市計劃,預算在80 英畝土地上建

造 250 所平房。隨着此計劃的推出及地產市場興旺,發展商亦提出在馬頭圍、啟

15 德、九龍仔、旺角及油麻地等地推行類似計劃;其中馬頭圍的發展計劃更是帶有

中國農村色彩的模式,但政府以不符合已有的城市規劃為理由否決了這個帶本地

特色的提案。(41) 其後受地產價格走下坡的影響,所有這些計劃都受阻延。九龍塘的

發展計劃最後也由政府財務支援才於1930年間完成。

九龍塘花園城市計劃最終雖得以完成,但與英國的花園城市大相逕庭。在九

20 龍塘出現的只是一些與地產市場掛鈎的高尚住宅,居民集中來自中上階層,不符

合平衡發展的概念,與荷畏特提出的包括工人住宅和公社等的聚落模式已相去甚

遠,而且區內社區設施不夠多元化,並不符合花園城市自給自足的概念。這種種

變質一方面是政府雖最後通過並協助完成這項計劃,但未有考慮花園城市原來的

社會意義,亦未有為低入息人士提出優惠方案;同時,在當時的城市規劃下,政

25 府的意向是在九龍半島以至近郊範圍發展方格城規佈局及建造唐樓式的商住並用

建築物,這點促使政府否決了發展商原來較有創意的構想,而偏向一貫沿用的規

30

(39)同注 (10),pp.41-43。

(40)花園城市是個特定大小的住宅及工商業兼容的小鎮,內部設施都充分考慮工作起居及社交生活之需,以綠帶環繞整個小鎮, 以免盲目膨脹,土地都是公有的,由公社管理及綜合規劃,務求達到區內各方面的平衡發展及自給自足。請同時參閱注(12)。

(41)同注 (10),pp.44。

249

250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42)

劃方式,發展成為純粹的住宅區。 九龍塘新興的兩層高獨立平房,每戶附有花

5

園,區內又有空曠的公共空間、英國鄉村式的綠色視野、學校、會所以及方便的

陸路及鐵路交通,可算是環境優美、空氣清新的住宅區,整體環境都滲透着英國

鄉村風味,甚至連區內街道亦取英國的街道名字,如多實街(Dorset Crescent)

根德道(Kent Road)、森麻實道(Somerset Road)、沙福道(Suffolk Road)、劍橋道

(Cambridge Road)、牛津道(Oxford Road)。 但這個本港史無前例的建設昂貴非

常,一般市民大眾根本不可能負擔得起,以致這個近郊的新住宅區,充其量只是

"花園洋房區",而不是甚麼"花園城市"。這種花園洋房亦見於嘉道理山(1932)

九龍塘與九龍城之間地區(1932)以及又一村等,這些住宅區至今仍屬高尚住宅區。

港島發展方面,1921至1931年完成了東區海岸填海工程,把在摩利臣山挖

出的泥土堆填在軍器廠街與東角(East Point)之間,填得 90 英畝土地,即今日怡

東酒店一帶,並且重修了軒尼詩道,使之成為當時港島的主要大道之一。其次,

1924至1931年又在銅鑼灣至東區太古船塢之間(即今日太古城)作大型的填海工

程。1930年,灣仔區亦在填海而得的土地上興建了630所唐樓,城市發展非常迅

速。倒是中區沿岸雖曾多次研究過發展計劃,但一再被否決,除了1921年有皇后 15

碼頭落成外,直至二次世界大戰前也沒甚麼大改變。此外,南區的香港仔和鴨脷

洲在 1920 年也因填海而增加了一些土地。

由於 30 年代初世界經濟不景氣,再加上日本侵華的間接影響,本港經濟

受到打擊,同時人口大增,到30年代中期才恢復元氣,因此30年代初的城市發

10

展亦拖慢了步伐,此期間的發展計有英皇道的修葺工程、赤柱和石澳的擴展計劃 20

(1932)、堅尼地城的小規模填海工程(1934)等,都是在已有基礎上略作建設,還

有荃灣小型改建計劃,把原來的鄉村改建成帶有休憩空間的城市環境,此計劃到

1936及1937年間陸續完成,可見當時市區範圍已發展到九龍西北的荃灣了。1931

年,港粵間開始有長途電話服務;1933年,九巴加入公共汽車服務;1937年,又

增添汽車渡輪服務;還有前面提過的民航服務在1936年開始;在反映出本港市內 25

交通發達,國際連繫加強,整個社會已然相當繁榮。

前面提過 1903年的《公共衛生及建築條例》,到了1932年發展成新的獨立的

建築物條例,其中一項明顯的修改是雖然建築高度仍由街道寬度定出比例,但限

制住宅樓宇的一般高度最高為五層,而其他建築物最高只有三層,從而限制了建

30

(42)Bristow, M. R. Hong Kong's New Towns: A Selective Review.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9.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43)

築密度,以改善通風和採光的條件。在這些條例下建造的唐樓今日尚可在灣仔軒

尼詩道一帶及深水埗區等地找到。不過,這些純屬限制性質的建築物條例並未能

真正解決市民的住房問題,因為人口實在太多,而住房數目卻太少了,低下層市

民都把本來較寬敞的居住空間再用木板分間成多個小房間共住,致使擠迫情況依

5 然。其實政府在這年亦成立了一個新的房屋問題小組(Housing Commission),研

究本港住房及人口密度問題,而奧文(Owen, W.H.)在該小組的工作報告備忘錄

(1938)中,清楚指出本港有必要在清理貧民窟的同時尋求新地點發展住宅區。

不過,還沒等及進一步研究,隨着30年代末日本大舉侵華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爆發,又有大量的中國內地難民湧到本港,不只擠滿了各幢樓宇,就連山坡、

10 街道及天台都搭蓋了密密麻麻的寮房,香港市民此時的住房條件堪稱惡劣。1939

年,港府成立了一個有12位成員的城市規劃小組,並制定了《城市規劃條例》,

確定了新的市區佈局和舊區的重新規劃,爾後即因日本軍攻佔香港而全部停頓下

來,要到戰後才能真正起作用。

15

(四)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1941-1985)

在1941至1945年本港淪陷期間,港督府被徵用作日寇政府總部,1936年落

成的滙豐銀行總行則成為日軍總部,元朗的潘屋則是新界區的日軍總部,聖約翰

20 教堂更成為酒吧。在日佔期間,本港發展全面受挫,各處房屋損毀不堪,人口亦

由 163 萬人驟減至60萬人;到1945年8月30日香港重光由英國人繼續管治,各

種建設已是肢離破碎,更有大批難民回流,一時間有16 萬以上人口流離失所,

重建社會的工程已急如燃眉。1946年,港府特別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研究房

屋重建問題,不過此時正值物料短缺,重建工程頗多窒礙。另一方面,英國戰後

25 在工黨領導下,於1945年通過法案,成立殖民地發展及福利事務基金(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Funds)以協助各殖民地的戰後復興工作,這逼使港府為配

合英國的政策而要訂出十年長的房屋政策。例如,透過英國方面的資助基金,以

及私人發展商的策動,港府於1948年展開了新界聯和墟的發展計劃,這個由私人

30

(43)同上注,p.38。

251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機構與政府合作推出的發展計劃規模雖然甚小,卻是本港新市鎮的先驅。

(44)

1947年,香港政府又從倫敦請來柏德·亞拔高比爵士(Abercrombie, P.)作為

城市發展顧問。他在較早前即為英國政府策劃了一連串的新市鎮開拓計劃,但港

府主要希望他集中研究市區及海港的未來發展方針,定出規劃原則。後來他提出

的發展方案(包括發展新市鎮及成立專門的規劃機制)卻因人口突然激增及經濟衰

退影響而延擱下來。(45)香港所以又一次出現人口激增是基於1949年中國內地政權

易手,引致大量人口蜂湧到本港。據統計,1950年全港人口已達210萬人,一時

間令住房、就業、交通、衛生、治安等方面都壓力大增,政府有捉襟見肘之感。

1950年又值韓戰爆發,本港轉口業受打擊而形成一片不景氣,使政府在市區建設

上更為受制。雖然如此,1951年,城市規劃小組終於舉行了自成立以來的首次會

議;香港房屋協會(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亦在倫敦市長空襲救災基金的資

助下,由當時的社會福利議會(Social Welfare Council)連同香港主教何明華會督

(Hall, Bishop Owen)、關祖堯爵士等人帶領下,於1948年成立,為中等入息階層

提供房屋, 並於1952年由英國的殖民地發展福利事務基金撥出款項,在港府的

優惠地價支持下,在上李屋推出廉租屋邨;1954年,市政局轄下的屋宇建設委員 會(Housing Authority)亦成立了,專責接收落成的公共房屋、選擇身居擠迫環境

但收入高於規定水平的住客入住及管理屋邨等事宜;政府內部亦於50年代初重

新研究在郊區開拓衛星城市的可能,不過因為一直受市內貧民窟問題困擾,新市

鎮的計劃要稍後才能積極盤算。無論如何,本港的城市發展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很

快便恢復過來,在城市規劃和房屋政策上都取得進展。50年代初經濟不景氣也

總算沒有延續多久,因為本港有一批來自大陸的實業家於此時積極發展製造業,

令本港經濟結構成功轉型。這些乘時而興的小型工業正需要大量廉價勞力,因而

使就業問題得以紓緩。當時的長沙灣、觀塘、荃灣等區都遍佈工廠大廈,內有紗

廠、搪瓷製品廠、油漆廠等工業。香港的工業發展基礎亦由此而奠下,從此,工

廠區的規劃成為本港城市規劃中重要的一環。

(46)

5

10

15

20

25

252

(44)同上注,pp.43-45。

(45)亞拔高比於1948 年呈交報告,建議本港興建海底隧道、填海、更改鐵路線位置、遷拆軍營、劃出工業與住宅用地及在新界鄉

郊發展新市鎮,並特別提議設立一個規劃機構,負責擬定及執行市區發展的詳細規劃。參閱屋宇地政署:《香港城市規劃》, 1986年。

(46)香港房屋協會的核心機構於1948年成立時,重建房屋工作亦全力展開。1947年,倫敦市長的空襲救災基金(London's Air Raid Distress fund)向香港社會福利會捐贈1.4萬英鎊,該會同意以該筆款項成立一個委員會,以及拓展房屋計劃,為工人和 其家屬提供住屋。其後,該會所成立之有關小組委員會成為香港房屋協會的前身。當時由港督葛量洪領導的政府亦支持該慈 善團體,協助解決戰後逼切的住屋問題。見香港房屋協會出版之45週年特刊,頁2。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

(47)

由於二次大戰後人口增長太快,政府的應對式政策一直未能跟上社會需要,

本港出現許多人口密集的寮屋區,治安及衛生情況極為惡劣,供電及排水方面亂

七八糟,而且更常有祝融之患。如在北九龍的石硤尾區原本是農業區,戰後卻成

為木屋及山寨式工場的集中地,在45英畝地區內住有六萬人口,終於在1953 年

5 聖誕節前夕發生嚴重大火,火勢數小時內橫掃區內四條村落(石硤尾村、白田村、

窩仔村及大埔道村),頓使6.5萬人痛失家園。為了安置這些災民,政府以兩個月

的時間在災場附近以水泥及磚塊興建一批應急的兩層高房舍。 1954年成立了徙

置事務處(Resettlement Department) 並收回災區的約8.5英畝土地,另以混凝土

建了八幢公共房屋,稍後又再建了21幢公屋安置災民,這便是香港公屋歷史上的

10 第一型公屋(又稱H型或工型,1954至1964年)。由於在匆促間落成,在這些六

至七層高的徙置屋宇內,每個單位均無廚房,而且廁所及盥洗室都是全層居民共

用的。這次大規模的徙置使政府真正全面介入香港的公共住房事務,未幾即提出

了廉租屋計劃(The Government Low Cost Housing Programme),並由已經獨立的

屋宇建設委員會負責處理公屋申請。1964年又推出臨時房屋計劃,以安置未能即

15 時符合資格申請公共屋邨和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市民。到了1965年,公共屋

邨住戶人口已達100萬人,公屋在60年代末發展最快。

20

25

根據政府內部的研究,人們群集居住於寮屋區除了因為入息低而不能負擔一

般房租外,就業機會是另一個吸引點。政府若只徙置市民到公屋而不能有效清除

寮屋,必須連同就業問題一併處理;加上在1953年,一批本港廠家因工業發展用

地不足,向政府要求提供一個新的工業區。以上兩大動力使政府把開闢新市鎮的

構想重排上議程。結果在1954年選擇了發展觀塘,成為本港第一個新市鎮。

新市鎮或新城的概念其實與花園城市一脈相承,亦沿用"自給自足"及"均衡

發展"這兩大原則,規模更為龐大,在遠離市區的一個未開發的地區透過完善規

劃,定下土地的各種用途、交通道路網,以及不同的居住密度,從而發展出一個

新的相對獨立自足的市鎮,以快捷的交通與原來的母體城市相連,減輕母體城市

的人口密度及各種發展的壓力。每個新市鎮以其特定的自然環境、歷史因素、經

濟結構和地理位置等為其規劃形式與發展方向的基礎。理想中的新市鎮應該是一

(47)這些房舍後來以當時工務局長名字稱之,即鮑寧平房(Bowring Bungalows )。

30

(48)本來在 1954年城市規劃條例下已研究在新界區的發展計劃,並得出結論是應優先發展荃灣及葵涌的。不過,由於觀塘鄰近牛 頭角寮屋區,可以吸引該區居民因就業機會及住宅的提供而移入,從有效地清拆寮屋,加上地理環境上又方便移山填海以發 展新的工業地段,使觀塘成為本港第一個新市鎮。詳見注(42),pp.52-5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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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個以綠帶圍繞的完整的結構,裡面包括適合規劃的住宅區、工業區、商業中心、

政府和團體辦公樓,社區設施有學校、公園、文化中心及城市基本設備如市內交

通,自來水、電話通訊和電力供應及污水處理設施。這樣既可以維持生產的原動

力,又可以提供一個基本和良好的生活環境。這種新市鎮產生的背景因素是因為

19 世紀歐洲各國工業發展迅速,到了20世紀必須開闢更多土地應付需要,而科技

(如資訊、能源)及交通工具的新發展促使規劃師及建築設計師深信建立衛星城市

的可能性。這構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漸漸得以實現,特別是亞拔高比所提出的

英國新市鎮計劃,(4)更成為香港的借鏡。

香港的新市鎮設計除了受英國的影響外,亦受到法國的科布西埃(Le

Corbusier)於20世紀30年代的論點影響。科氏於1933年所著的《光輝的市鎮》(La

Ville Radieuse)一書提倡垂直城市(Vertical City)的新城市模式,主張現代城市要容

納大量人口,應向高空發展,建築一幢幢聳立的大廈以增加空間,每幢大廈在高

處有走廊相連,形成一條高空的連環行人徑,突破城市人的活動空間,並可在建

築物天台闢出綠帶及戶外休憩處,如同空中花園,以及車輛與行人的分流,行人

可在不同高度環市步行,享受各種細緻而具體的規劃。他的構想可說是突破了現

代城市的觀念,影響可謂毋遠弗屆。(50)

5

10

15

本港的新市鎮以公路幹線和鐵路等運輸系統為骨架,其核心集中了工商業

區、政府及社區設施,周圍則是密密麻麻的高密度住宅區,利用較低廉的成本提

供更多的居住空間,所騰出的有限空間開始作為公共休憩和環境綠化之用,這是

香港新市鎮與別國新城發展的一個顯著不同之處,公共屋邨的人口密度高達約 20

二千五百人/公頃,更是在其他國家新城中所無的。可見早期的新市鎮建設和規

劃並不十分成熟,觀塘的高密度和雜亂的規劃更是一次失敗的經驗;而荃灣的市

中心設計雖然有交通流線、商業中心、社區會堂、綠化公園等設施,但也無法和

後來的沙田、屯門等新市鎮相比。

香港首個新市塘敲定鎮觀在開發後,分三期進行填海,加上1935年以來在該 25

區堆填垃圾得來的土地,經政府平整及基建工程後賣予私人發展商興建廠房大

廈,後來又以拍賣形式推銷土地。這些平地旁的山坡則闢出平台以興建住宅及其

他建築物。計劃中的住宅建築為五至六層高,鄰近工廠以方便市民就業,從而吸

(49)亞拔高比在1944年向英國政府提出新市鎮發展計劃,不久呈交了八個新市鎮試驗計劃(The Great London Plan, 1945 ),由 30

此而催生了英國的《新城法》(The New Town Act, 1946)。

(50)科布西埃的垂直城市論點的影響亦見於印度的 Chandrigah、Punjab,以及戰後英國的一些發展計劃。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5

(51)

引市民入住該區而捨棄寮屋區。在此進展過程中卻發現房屋供應趕不上需求,

工業地段的拍賣要緩步以待住宅地段的發展趕上來。但在已售的約60英畝的土地

中,除了廠廈外,所有學校、診所、郵局、市場、警署、消防局、商店等民生設

(52)

施都欠缺。 政府只有急忙覓地來安排各種補救措施。

。

當時除了六個徙置屋邨外,香港房屋協會亦協助提供租金便宜的住宅。1960

年底通過了興建觀塘和樂邨計劃,這是本港真正第一個較全面、規模龐大的綜合

規劃的公共屋邨計劃,包括在七層高的大廈內提供公共住宅和商店;除了較早時

的小型的北角邨試驗計劃外,又有商業中心,其設計仿效英國新市鎮的模式,在

住宅區鄰近提供一個設有行人廊的購物商場,內有各式商店及停車場等服務。這

10 種公共屋邨及商業中心的綜合規劃遂成為本港日後新市鎮發展的基本模式。1963

年的第二期發展更是高層住宅大廈。隨着各種建設的落成,暫時解決了就業及基

本設施的問題。但隨着人口增加,數目又超出屋邨設施及就業空缺所能負擔的程

度時,入住的第一代及第二代市民每每仍要到香港和九龍市區工作,增加了交通

的負荷。這是當時有關部門規劃經驗粗淺又考慮欠周的惡果。

15

事實上,觀塘新市鎮未能成功的原因是該區人口大部分來自公共屋邨,而公

屋的入住條件之一是入息上限,故公共屋邨居民大都是勞工階級,但各行業所

需的技術人員及管理人員便只能在其他地區尋求。又因生產活動集中以工業為

主,所以從事其他行業的人士必須長途跋涉,到別的區去上班,例如金融業及銀

行業、還有飲食業、零售業等,不一而足。這些每天往返的人口加上每天來往運

20 載原料及製成品的貨車,頓使觀塘與九龍半島之間的交通負荷突然大增,但政府

卻沒有開拓新的道路以配合,引致車輛嚴重擠塞。

25

另一方面,觀塘的發展到了60年代,政府才意識到對工業類型欠缺規劃和

廠房設計監管不足所引起的嚴重後遺症,其情況是製衣、食品、漂染、織造、皮

革、金屬、塑膠等各類型工業混雜一處,難免互相干擾;當中的一些厭惡性行業

分別產生擾人的噪音、難聞的臭氣及飛揚的纖維塵埃等,而工廠大廈外露的污水

渠每天在街道上或後巷裡排放帶各種穢物、臭味甚至工業廢料的污水,又有煙

囱在低空放出濃稠的工業廢氣等,凡此種種都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而這些污染

30

(51)本來政府期望發展商及廠家能建設住房吸引人口流入,以利招聘工人,但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到了1956年中,政府不得 不負上建造住房的責任,但因為人手不足,進度未如理想。政府亦嘗試拍賣住宅地段,但卻門庭冷淡;明顯地,出租土地只 能規限日後土地用途,卻不能作為吸引發展商的賣點。詳見注(42),p.57。

(52)該區一批商人在1959年曾向政府投訴,指該區的通訊設備不足,並且有治安、衛生及火警等方面問題,而住宅不足及商業設

施不足亦使該區人口太少,很難招聘工人。詳見注(42),p.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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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嚴重的廠廈卻是建在住宅區旁邊,市民的健康及起居生活都大受影響。其廠廈林

立、污染嚴重及以低下階層為主的人口結構等特點,都排斥了高檔的商業活動,

使社區發展方向更為偏狹。

政府的規劃不足使觀塘無法自給自足及發展欠均衡,種種情況都足以使論者

難以認同觀塘是一個成功的新市鎮。這個計劃的最大成就,是透過公共屋邨疏散

了市區過盛的人口及提供了工業地段,解決了廠商一時之急。

(53)

。

港府在1959年亦通過了在荃灣實行第二個新市鎮計劃,預算可容納一百多

萬人口,此計劃只比觀塘稍遲進行,故觀塘的失敗經驗部分亦復見於荃灣。荃灣

新市鎮包括了葵涌、荃灣和青衣等區。先在荃灣沿岸及醉酒灣填海(1959至1967

年),後又在葵涌沿岸及青衣島南岸填海(1968-1977)。在新市鎮內亦興建大型

公共屋邨,第一個就是由置大廈組成的大窩口邨(1961) 彼時青衣島仍為漁

村,荃灣及葵涌也還很荒涼,各項新市鎮工程使當地2,536公頃範圍逐漸轉變。政

府為發展荃灣的工業,又招攬製造業投資者,到1974年,成衣、塑膠、金工、電

子及紡織等成為當地首五項重要工業。70年代初,葵涌又有貨櫃碼頭、船塢及油

庫等的設立。(54)到80年代初,化工、漂染等行業也開始具一定規模。荃灣的其他

建設項目,尚有地下鐵路(1975年第一期)、快速渡輪(至中環)、公路、青衣發

電站(提供差不多整個新界及九龍區的電力)和瑪嘉烈醫院(1975)等。故此,荃

灣新市鎮的建設比觀塘複雜得多,時間也較長。

但荃灣新市鎮與觀塘一樣,都沒有足夠的詳細規劃,工業用地就在住宅用地

隔鄰,工業污染使居民受到莫大的傷害。另一顯著的問題是交通擠塞,政府低估

了荃灣到九龍半島的人口流動及貨櫃車來往的交通流量,結果也是在一片非議聲

中,才一點一點地推出改善計劃,包括獅子山隧道(1967至1972年第一期及 1978

年的第二期)、西九龍走廊(1982)及屯門高速公路(1982)的興建。

5

10

15

20

不過,相比於觀塘,荃灣新市鎮的建設已稍有改善,包括設有各種康樂設施

的醉酒灣公園,及提供各種文娛活動的大會堂。亦因此,許多人誤以為荃灣新市 25

鎮是本港第一個新市鎮。港府在1965年亦推出了沙田和屯門的新市鎮計劃,二者

256

(53)Lim, B., & Nutt, T., "Planning and locational aspects", in Yeung, Y., Wang, J., Yeung, Y.,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eds.). Fifty Years of Public Housing in Hong Kong: A Golden Jubilee Review and Appraisal.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2003, pp.52-55.

(54)自1972至1977年,荃灣新市鎮臨海地段的1至5號貨櫃碼頭相繼落成,可同時供7艘巨型貨輪停泊及裝卸貨物,後來到

1989 年,裝卸貨櫃每年達444萬個,連續三年成為世界首位。1968至1977年,青衣島東南岸及南岸進行填海工程,以建 設油庫等設備。

30

在設計和規劃上的考慮比較周到,規模更為龐大。

(55)

第六章 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5

本港在50 及60年代,除了公共房屋及新市鎮的發展外,私人樓宇亦有很大

變化,主要是因為1955年制定的新建築物條例。在此之前建築物的地積比率平均

不超過三,高度不超過80呎(約25米)。1955年後新的地積比率為六,某些情

況下可高達 20,以容許興建大型的多層建築物。《建築物(設計)規例》(Building [Planning] Regulations)更放寬建築物的高度和體積,突出屋檐、通路、採光情況、 空氣流通情況及防火通道等,鉅細無遺。此條例的制定解除了對建築物 80 呎高度

的限制和放寬容積比率,本是為了鼓勵發展商在市内提供更多住宅單位,但與此

同時也刺激了地產市道,引起一片投機風氣。改例之後,承建商趁着有利可圖,

10 私人建築的建造數目大增,在1961至1963年間申請獲批准的圖則比以前增加一

倍以上。故此,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間港九各處多了許多二十多層高的商住大

廈,取代了低矮的唐樓,市區面貌全面改觀。

15

從1960年起,建築物條例又應用於新界,但新界原居民自用的村屋建築有

特殊的豁免權,因此許多地方出現了雜亂簡陋的寮屋。同年,市區被劃分為不同

的密度區域(density zoning),嚴格控制區內人口密度在一定的比數內。1965年政 府又再修訂建築物條例,收緊了容積比率及基地覆蓋率等的限制,藉此控制建築

物的體積及周圍的空地面積。雖然一般樓宇的高度限制解除了,但一些地區卻受

1957年的《香港機場(管制障礙物)條例》的限制,這些區域內的建築物不得超過

一定的高度,以免影響飛機的正常飛行,大多數建築物被限制在60米高度以內,

20 尤其是伊莉莎白醫院以北一帶更為顯著。除了九龍外,港島東部的北角、鰂魚

涌、西灣河和大坑等區亦因此而有一定的高度限制。香港啟德機場在此時也已擴

充不少,1958年因填海而得以延長了跑道,1961年候機大樓亦落成了。到了 1964

年,機場跑道再擴展,伸延出原來的海面,以應付香港航空事業的發展。

25

。

綜合而言,香港在戰後以至60年代間,城市化步伐可說相當急速,令城市面

貌瞬息萬變。這期間除了新市鎮的發展及市區出現大量高樓大廈外,香港的海岸

線經歷很大變化,除了前面已提過的因新市鎮計劃及機場範圍擴充而來的大型填

海工程外,1946至1967年間因應市區發展而完成的主要填海工程還包括有中環、

30

(55) 據規劃署資料,沙田在發展新市鎮前有許多農村(如沙田圍),居民多為客家農民。當地有曾大屋、車公廟、萬佛寺、望夫石 等許多有歷史價值的文物點,這些地方特色在發展公共屋邨及道路網時得到保留。另又設立火車站、單車徑、沙田濾水廠 等不同設施。屯門原來也有漁業及農業的發展,今尚有部分農村存在,而一些文物點也得以保存下來,如孫中山先生住過的 紅樓,還有青山禪院等,當年新市鎮計劃使原有的約三十多條農村的範圍內,包括屯門新墟等被樓房和高速公路所取代,例 如瀕海的三聖墟小漁村便被清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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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灣仔、銅鑼灣、鰂魚涌、長沙灣、紅磡(尖沙咀東岸)、土瓜灣等區。到了60年

代末,為求取得更多工業用地,九龍灣展開了大型填海工程(1968-1977),與觀

塘相連,成為主要工業區之一;旁邊的啟德機場跑道亦在此期間再展開填海工程

(1976年完成),形成了今天所見的模樣;還有灣仔因中環的商業區向東擴展而展

開的填海工程(1968-1977),遂形成該區今天的海岸線;還有在油麻地等地的零 5

星填海工程。新市鎮計劃及填海增加土地都是當時港府為了應付急促人口膨脹及

工商業區擴充所用的策略。

為追上城市各項建設,60年代的交通網絡亦有新的變化,前面提及有獅子山

隧道的開拓;1968年有荔枝角大橋及葵涌道啟用;香港與九龍間第一條海底隧道

於1972年間建成,使港九及新界真正南北連成一體。1961年夏慤道通車,改善了 10

中區至灣仔的東西交通;同年,北九龍的龍翔道亦通車。這些交通網絡發展基本

上都是應付市民的需要而來,是臨渴掘井的態度。

公共房屋方面,在60年代末全盛時期,差不多全港九都有新的公共屋邨興

建或落成,到了70年代初,公屋住戶人口已有約一百六十萬人,約達總人口之

40%;現時公屋住戶已逾200萬人,約佔全港人口之30%,可見當時公屋建造工 15

程的龐大,但是輪候入住公屋的名單卻似乎永無止境。事實上,人口的增長速度

已近乎觸目驚心,(56) 而佔頗大比例的市民,都是需要分配公屋的。結果政府推出了

新的房屋計劃。1972 年,港督麥理浩(MacLehose, M.)宣佈實施十年房屋計劃(Ten Year Housing Programme),目的是使在貧民窟和木屋區的180萬人口在十年內都 可入住公共房屋;翌年,香港房屋委員會(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由前徙置 事務處、前工務處負責廉租屋邨計劃的部門及前屋宇建設委員會等三個官方機構

合併而成,統籌所有公共房屋事務,並負責規劃、興建及管理各類公屋及其附屬 設施。此計劃在1976年又包括了居者有其屋計劃(Home Ownership Scheme),到

1978年又提出私人機構參與發展計劃(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Scheme)。除了興

建新的屋邨外,從1972年起政府又展開重建及改建早期徙置大廈的漫長工作,最 25

初從石硤尾徙置區開始,計劃在15年內分期完成全港五百多幢容納約八十萬人口

20

258

(56)據香港人口統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年(1946)人口數目為155萬人,到1951年約有201 萬多人,1956年為 261 萬多人,1961 年已達317萬多人,1966年有373 萬多人,1971年已突破400萬人以上,而到了1990年則增加至 570萬 人,而今(2016),全港人口已超過 700 萬人。

30

的公屋重建,此計劃後來更一再擴充、延續。

(57)

第六章 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十年房屋計劃及重建公屋計劃都需要大量土地,這正好與新市鎮計劃互為配

合。因此,政府決定加快荃灣、沙田和屯門的建設,並將原屬墟鎮的大埔、粉

(58)

嶺、上水及元朗等地亦發展為新市鎮。 1973 年更成立新界拓展署,專門負責新

5 市鎮建設計劃的實施。(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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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十年的公屋計劃結果解決了約100萬人口的住房問題,其未能達到 180

萬人口的目標是因為港府最初錯估了建築行業的生產能力,以及70年代中期的石

油危機後本港出現的經濟衰退情況。(6)結果 70年代以後的新市鎮把二百多萬人口

從市區分散出來,佔總人口的35%,在60年代期間新市鎮的人口還不超過十萬

人,故此這計劃的確成功地完成人口的重新分配。1982年至今,新界已有九個新

市鎮(不計觀塘,但加上發展較晚的將軍澳、天水圍、東涌)處於不同的發展階

段。這些新市鎮全由公路與市中心連結,主要的幾個新市鎮更有地下鐵路和電氣

化火車等集體運輸設施。但是,道路網絡及集體運輸的發展總是落在飛速發展的

房屋建設之後,在新界西北地區尤其顯見,屯門公路在 90年代已是飽和狀態。

新市鎮原來的理論基礎之一是均衡發展,包括在市鎮內應提供各種行業的就

業機會,以滿足不同階層的居民的需要,以及在房屋方面,公共房屋與私人屋

宇、自置物業與租用物業、高密度與低密度區域等各項都應有均衡的比例;但本

港新市鎮的產生因素之一是公共屋邨的發展,以致新市鎮約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是

公屋居民,屬於低收入家庭。雖說在某些新市鎮(如沙田和荃灣)亦成功地建造了

中等和中上標準的房屋,但這些市鎮基本上都是社會經濟地位低下的勞工階層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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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公屋重建計劃後來又再延續,直到1991年才完成;拆卸後重建的大廈有240幢,分佈於12個地區,容納84,450戶,共 526,000人口。此後,政府又展開一個新的重建計劃,預算分期拆卸450座舊公屋,預計在2001年完成所有重建屋邨,可 容納 160,000 人口;而今(2016)房委會已建成173 個公共屋邨,容納超過200,000 人口。

(58) 據規劃署資料,大埔當時的人口約有30,000 人,以漁、農業為主要生產活動,並有墟市設立。新市鎮計劃下,該處進行填 海、開路、建屋邨及工業邨等多項工程,又有火車站設立等。與其他新市鎮一樣,城市發展使原來的村落都受淘汰,例如圓 洲仔的棚戶。粉嶺在大埔以北八公里,以大圍、南圍及北圍為較大的聚落,又有政府及私人合作發展的聯和墟(沙頭角道一 帶的現代化住宅及商業中心);上水則有不少圍村,人口約有5,000人,附近的石湖墟在50年代的大火後已逐漸出現現代樓 房,取代原來的農村及墟鎮。粉嶺、上水及石湖墟等地總共人口約有43,000人,新市鎮計劃下預算增加到170,000 人,包括 居住於公屋、居屋及村屋者。另又發展輕工業、鐵路、公路、單車徑等。元朗為新界最大的平原,有很發達的墟鎮,又有漁 村及木材業等,在160公頃範圍內約有人口37,000人,當時預計成為新市鎮後人口將增至 95,000人,各種建設項目大致和 其他新市鎮相同,較特別者是該區沒有電氣化火車服務,但在1988 年起有輕便鐵路系統連接屯門區,而鐵路服務系統後來亦 逐步完善。

(59)1973 年成立的新界拓展署,負責策劃各個新市鎮的建設以及一切輔助服務。1986年,與市區拓展署合併,成為現在的拓展署。

(60)方國榮、陳迹:《昨日的家園》,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 年,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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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61)

庭聚居之地。 發展不均衡的結果使新市鎮一直無法吸引高級的商業活動,工商業

類型也不全面,故此只能作為市中心經濟活動及住宅的補充,無法達到新市鎮原

來自給自足的設計構想。

私人發展商有見及此,紛紛參與房屋建設,70年代在港九市區有多處重建發

展成大型住宅區,如北角、鰂魚涌、薄扶林、九龍灣、紅磡及九龍城等;其中不

乏由實力雄厚的私人發展商所建造的包括樓宇及各種康樂設施的私人屋邨,這些

屋邨主要針對中等入息市民的需要,如60年代末興建的美孚新邨,1975年動工的

太古城,都成為私人住宅一種新的發展模式,而這種在同一地方綜合規劃的發展

方式,因為能照顧市民起居上的各種需要而大受歡迎,至今仍是方興未艾,進而

推至新界新市鎮。

在舊區重建的過程中,許多二次大戰前甚有歷史文化價值的舊有建築物,都

被新的高樓大廈所取代,彼時本港市民沒有警覺到本土歷史遺產的破壞與消亡,

致使今天已是後悔莫及。香港到了1971年才有《古物及古蹟條例》(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rdinance),規定文康廣播司可以宣佈把任何具有歷史、考古或古生

物價值而又合乎公眾利益的地方、樓宇、地點或建築物,列為古蹟,賦予文物保

護以法律權力,但卻一直沒有專門的執行機構。直到1976年,政府才在市政事

務署內設立古物古蹟辦事處,並成立古物諮詢委員會來提供專家意見。從此,

些獨特的前期建築一經宣佈為受保護古蹟後,便可阻止任何胡亂改動,使之不致

因市區重建或開發工程而遭摧毀。例如1977年時尖沙咀火車站(1912年建)的主

體建築年售票大堂已拆去,但其鐘樓仍然得以屹立海旁,成為香港的歷史標記之

也是有賴上述法例才得以保存。(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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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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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的《郊野公園條例》的頒佈阻止了因市區發展的延伸而危及本港的綠野

地帶。據此條例,漁農署負責設置及監管香港的郊野公園,必要時可要求地政當

局終止或修訂現有的土地用途,但該署卻無批准發展及建築的權力和責任。最初

列入的郊野公園只有五個,到1980年,全港共增至21個,佔全港面積的 40%。 25

在居住環境過分擠逼的香港,效野公園已成為市民賴以鬆弛神經的重要地方,但

(61)同上注,頁120。

(62)雖然鐘樓屹立於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成為了現時遊客必到的旅遊熱點。可是整棟維多利亞式的車站大樓已在 1978 年被夷 平,今日遊客之喧嘩景象與昔日九廣鐵路之繁華景致相去甚遠,孤立的鐘樓已無法重構往昔港人北上的記憶,更遑論那一段 連接歐陸的輝煌鐵路歷史。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至今由於城市規劃和郊野公園規劃是由不同部門負責,令本港欠缺一中央機制以

宏觀地協調城鄉交界的發展。

隨着 70 年代本港社會的經濟起飛以至80年代成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之一

本港的城市面貌轉變更為急嬗。港九、新界到處都是高樓大廈,包括一些設備優

5 良的商業大廈,尤其集中在中區、灣仔及尖沙咀沿岸,反映這裡金融業務集中的

趨勢。工廠大廈亦遍佈全港;港島的工業樓宇集中在柴灣、鰂魚涌、西環和黃竹

坑一帶;在九龍及新九龍,則見於長沙灣、荔枝角、大角咀、新蒲崗、牛頭角和

觀塘等區域。在沙田、大埔、元朗、屯門等地亦可發現新建的工廠大廈,其設備

齊全及外形美觀,甚至可媲美高級商業樓宇。但大部分遍佈各地的工廠大廈其實

10 是混雜在住宅、學校、休憩處、運動場等民生設施之間,對市民的生活及健康構

成相當不良的影響。於是,更多私人發展商針對市民欲提高生活質素的需要,

推出環境較優美及起居方便的大型住宅區,如置富花園、黃埔花園、杏花邨。

80年代初落成的公共屋邨及居屋屋苑等的設施亦比以前大為改進,提供更多康

樂設施。綜觀本港的城市發展在1973年之前屬單一中心周邊延伸階段(unicentric

peripheral extension),非常集中地以中環、尖沙咀一帶為行政及商業活動中心,環

繞此核心而分佈住宅區、工廠區和綠帶;隨着公屋政策及新市鎮的發展,在1973

年後即形成多核心發展階段(multinucleate development),在港九、新界各處都形

成大小不同的聚落,尤以新界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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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63)

60 年代,香港經濟迅速發展,人口劇增,公共交通的需要亦隨着增加。1964

年,港府邀請倫敦運輸委員會及道路研究實驗室(London Transport Board and the

Road Research Laboratory)對本港未來交通發展進行研究,同年成立公共運輸調查 小組(Passenger Transport Survey Unit),並於 1967年發表《香港乘客運輸研究》, 提議香港興建地下鐵路運輸系統。香港地下鐵路在1975年動工,1979至1980

年,觀塘至中環線分三期通車;1982年又加上荃灣至太子一段;及至1985年,港

島金鐘至柴灣線亦投入服務。翌年,港島線延長至上環;觀塘經藍田至鰂魚涌一

段亦於1989年通車。2015年又西延至堅尼地城,另南港島綫由金鐘至海怡半島

段,則預計於 2016年底啟用。2012年,沙田至中環綫動工,其中大圍至紅磡段預

30

(63)同注 (60),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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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期在2018年完成,紅磡至金鐘段則在2020年竣工。(4)這使港九市區的主要地帶都

有了載客量龐大而便捷的交通線相連起來。從1979年起,港穗直通火車經30年

的中斷又恢復通車;1983年,九廣鐵路(英段)亦實行雙軌電氣化,全長34公里

的車程設有13個車站,更可接駁地下鐵路,貫通港九、新界。1988 年,屯門至元

朗亦有輕便鐵路系統連接,全長23公里,共有六條路線、41個站,並有巴士輔助

服務,務求利用集體運輸接通全港。道路方面的開拓,1982年有香港仔隧道、啟

德機場隧道、青衣-葵涌大橋、鴨脷洲-香港仔大橋等通車和九龍區的南北方向

及東西方向的公路等的進一步拓展。不久,往屯門的高速公路亦完成,與九龍的

公路連上;又加上往沙田、大埔及上水等區的高速公路。1984年,東區走廊首段

正式通車,後來延長由柴灣至銅鑼灣;另在1989年,東區海底隧道通車了。以

上的交通發展看似情況甚佳,但其實在大多情況下,總是落後於當前需要,直至

無可拖延才推出補救辦法,而許多交通問題都是因為規劃不當而促成的,事後補

救的功夫卻往往比事前計劃的來得費勁。

在填海以增加土地方面的工作也很蓬勃,在1978至1985年間,香港各處有

許多填海工程以應付發展需要。主要工程有鰂魚涌東區走廊的開發而帶來的大型

填海計劃,其中涉及東區海隧、政府建築物及民生設施;另西營盤亦填海以應付

計劃中的西區海隧、第七號幹線道路系統及新的西區批發市場;長沙灣、青衣島

東北岸、荃灣沿海、馬鞍山、屯門及將軍澳也各有填海發展工程。這些填海工程

擴大了本港的版圖,所帶來的新建設也補充了市區原有設施的不足,但由於都是

零散分佈,只有補充作用而不具備理想規劃的充分條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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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64)2014年2月,沙中綫施工至土瓜灣站,挖掘出約二百多個宋元年代遺址,其歷史可追溯至1300年前,極具歷史價值,其中 出土的六個古井及數千件文物,極有可能是被埋沒的聖山遺址。而當局與港鐵商討後,僅作記錄便將遺址破壞,任由千年歷 史慘遭踐踏,實為港人之悲哀。按羅香林《宋王台與宋季之海上行朝》所載:"西元一二七六年,南宋都城臨安被蒙古人攻佔, 宋室南遷至廣州沿海,並建立行朝。西元一二七七年二月,元兵更略廣州,諸郡多降,宋帝趙昰等移駐梅蔚,即今新界大嶼 山梅窩(羅香林教授判斷梅蔚即今日之梅窩,後來筆者於90年代任古物諮詢文員會主席時,在馬灣考古發掘中發現有石碑上 刻著"梅蔚"二字,經曾任委員之饒宗頤教授考證,相信彼時之"梅蔚"即今日之馬灣)。同年四月。帝是進駐官富場,即今九 龍一帶,乃於官富場南、狡杯石下、聖山之西、碼頭涌東興建行宮,即後世所稱之二王殿者。並於聖山之上築觀台,即後世 之宋王台。同年炎夏之際,元兵復南下,合追帝昰及衛王趙昺,宋兵拒敵於官富寨側,帝昰等被逼於九月西移淺灣,即今日 新界荃灣一帶。是年十月,元兵進襲淺灣,帝是復遷駐秀山,即今日東莞虎門。總計帝昰及衛王趙昺等駐蹕今日九龍城南宋 王台二王殿一帶,建立行朝為時僅六月。爾後,帝是病重崩於礦州;西元一二七八年五月,衛王趙昺登基為帝;是年六月, 帝昺移駐崖山,即今廣東新會南崖門鎮;翌年三月,元兵攻至崖山,宋軍大敗,丞相陸秀夫懷抱帝昺赴海殉國。古語云:'天 子腳下,禦駕行宮',九龍城在某種意義上可定義為南宋末年的首都,而所挖掘之遺跡與古物,本應成為本港煥發歷史光輝之 珍寶,但卻遭之罔顧,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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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五)過渡時期的發展(1985年以後)

隨着 1985年5月的《中英聯合聲明》生效,香港進入過渡時期。在此期間,

在1997年前期滿的官地租契,政府可批出租期不超過2047年6月30日的新契,

5 而毋須補地價,但須每年交納相當於該土地應課差餉租值的3%租金。但每年售

地不得超過50公頃。

在過渡期裡,本港在舊區清拆和重建及開發方面都展開了許多計劃。先說前

者,港府一直致力清拆寮屋,在1982年成立了改善寮屋區事務部,對寮屋居民

都作了登記,當時約有五十萬住戶;隨後即分期清拆寮屋及安排已登記的住戶入

10 住公共房屋。迄今已清除了許多幅員廣大的寮屋區,但有少量住戶仍未獲妥善安

排,因為輪候名單實在太長,每年落成的公屋單位仍趕不上需求。同樣情況亦見

於臨時房屋區,所謂"臨時"的簡陋房舍實在已存在多年,其住戶亦等待安置上

樓。這些僭建的寮屋或設備簡陋的臨屋確是一個發達社會中不應再存在的,同時

亦可用清拆後騰出的土地作公共設施的建設,而不單是依賴填海而取得有限的土

15 地。政府又在1987年初在中英雙方協議下,宣佈清拆九龍城寨,(5) 事件一度引起

各界關注,期間出現過多幕官民相爭的場面,最後政府以強硬態度結束事件,原

址現已闢為公園及發展社區設施之用,使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敏感點頓時消逝。

20

政府在 70 年代以來亦曾先後探討重建及改善舊有市區面貌的計劃,到了

1987 年底更通過《土地發展公司條例》,並在1988年成立了土地發展公司(L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這個公司獨立於港府,營運資金來自營運盈餘。土發

公司的主要任務是掃除舊市區裡殘留的破舊建築物及矯正已存在的各種規劃上的

毛病,以改善社區環境及設施為方針重新改造該區,包括在原地興建多層的商住

大廈、重鋪路面、開闢公眾休憩空間、加建民生設施等等,其計劃必須符合港府

城市規劃的發展方向,但須按照商業原則經營業務。至今,土發公司的重建計劃

25 包括多項與發展商合作,其中太原街與第三街等兩個重建計劃在1994年已完成,

另李節街、灣仔道及豉油街等重建計劃也先後完成;又如舊上環街市改建為今日

的西港城綜合購物中心,是土發公司在重建舊區時需要負上的保存歷史建築的

責任。

30

(65)英國租借新九龍和新界時,條約規定中國保存九龍城寨內的行政權,並可使用龍津碼頭(後來的啟德機場內),城寨在法理上 仍為中國的屬地。香港政府曾試圖接收城寨,清拆寮屋,受到中國的反對。後來城寨地區變成中、英、港三不管地帶,環境 衛生、治安秩序都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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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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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發公司的重建計劃都必須經城市規劃委員會審批,在批出草圖後便進行收

地工作,但實際上會遇到很多困難。在重建區的物業往往屬於多個業主,業權的

分散常使收地賠償的洽談陷入膠着情況,特別是某些小業主可能離港或根本未能

釐清業權誰屬的時候,當然還有賠償金額是否合理的爭議,業主的接受意願又每

每隨地產市道上落而變更。此外,在一些殘舊的住宅內,有時候每個單位裡擠住

了五六十人之多,特別是一些所謂"籠屋"的情況最為極端,形成每個受影響者可

分得的賠償金額相應降低,本來一向繳納甚低租金的住客根本不能憑這些賠償金

自行覓地他遷。他們可以考慮接受安置,但安置的地點又可能因遠離他們原來起

居及工作的地方而拒絕接受,對一些年紀較長的住客而言,搬到新地方更有適應

困難及喪失了原來社區鄰里的照顧等問題,凡此種種引起很大的爭論。土發公司 10

透過賠償、安置及讓業主分享部分重建成果等手段而進行的收地工作如最終仍無

法順利完成,則會交由一個獨立審裁處判決,如受影響者最後仍拒絕接受判決結

果,則土發公司可透過政府引用《收回官地條例》達到目的,包括強行抬走住客

及封屋。本來城市規劃隨着社會經濟發達而得以調整是好事,尤其是土發公司比

一般私人發展商更有能力負擔大型重建工作,其重建計劃除了商業考慮外,亦能 15

顧及增加社區設施及改善環境,有正面的意義,但因涉及上述問題卻很難做到各

方討好,在沒有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土發公司只能在權限內及不虧本情況下

自力更生,承擔在小地區上的重建計劃,有負改革香港城市現狀的期望;另一方

面,在沒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及妥善的安置政策相互配合下,受影響的小市民自然

埋怨政府無情。此外,在舊區中往往已發展了一些歷史悠久的社區特色及鄰里關

係,這些都無可避免地成為重建計劃的犧牲品,即使刻意重建地區特色,也往往

只剩空殼而無復舊貌。保留有特色的建築以展示香港的發展歷史其實是相當重要

的課題,可惜在以經濟及政治因素掛帥的香港社會中卻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20

在開發方面,1986至1993年本港再完成了多項填海工程,除了青衣島北岸

的填海工程外,荃灣沿岸及觀塘沿岸也填海以支持貨運業發展,另外昂船洲北 25

岸、長沙灣、港島東的愛秩序灣及葵涌的第六、七號貨櫃碼頭等多項大型填海工

程都在 1990 年底至1993年間完成。除了這些針對特定用途而開闢的一片片填海

區外,港府另有大膽的構想,在1987至1989年間,就港口發展及新機場計劃進

行了一連串的研究。到1989年即宣布決定把香港國際機場(舊稱啟德機場)搬到

大嶼山北部的赤鱲角,定下機場核心計劃(Airport Core Programme),又有由規劃 30 署(Planning Department)推出的港口發展的全新構想,即1990年公佈的《都會計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劃》(Metroplan)。此計劃把港島、九龍、荃灣和葵涌等地區列為都會範圍(Metro

Area),在此範圍內重新擬定了全面性的土地使用、交通、環境規劃等綱領,在翌 年便制定了《都會計劃》的選定策略(Metroplan Selected Strategy),定下了都會區

直至2011年的發展目標,這是本港首次有較長遠目標(20年)的市區發展大綱,

5 而且覆蓋了本港主要的港口市區,涉及範圍極廣的填海工程,並與新機場的發展

計劃互相配合,這個跨世紀的發展構想規模之大是本港空前所無的。目下這些項

目已經完成,正在發揮其作用。

10

《都會計劃》使本港的城市發展重心又"重回港口",新界區雖因應發展新市

鎮而帶來了二十多年的各種轉變,但暫時又稍為偃旗息鼓了。(66) 事實上,新界新市

鎮的發展也只限於所劃出的特定區域,並非整個新界的全盤規劃,因而導致歷來

新界區內土地運用紊亂及新界與市區核心配合不足的林林總總的弊病。新界新市

鎮在70及80年代以來已建立出一定模式,是以公共房屋發展為主導,然而各方

面發展不均衡,也不能自給自足,其角色始終是作為主要城市的補充性次區域。

香港的經濟結構在80年代後以服務業為主導,白領職位日益集中在港口區,許多

15 新市鎮居民必須每天往返上下班,規劃不當引起不必要的長途交通,但交通上只

能依賴九廣鐵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系統並未加以配合,加上屯門、大埔、西貢

等區陸續開發,帶來嚴重的交通擠塞問題。

此外,70 年代末中國內地倡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其廉價的廠房用地及人力

資源吸引本港製造業逐漸移入華南地區,遂使80年代以來本港許多廠商及其管理

20 階層都要經常往來於香港與深圳之間,而港資生產的貨品亦要運回本港出口,頓

使港口與關界之間的南北交通負荷大增,實非港府所曾預計的。再者,隨着 80 年

代貨運業的繁榮發展,葵涌貨櫃碼頭至九龍半島一帶的交通亦愈加擠塞,有關當

局的改善措施要等到1998年西九龍至新機場道路網落成後才能見效。

25

30

政府確曾考慮過新界至大陸皇崗口岸之間的交通問題對策,到80年代中開拓

許多新的公路幹線,大老山隧道在千呼萬喚下於1990年通車,但這些進展只反映

政府在交通問題上反應總是太慢,只能忙於追趕新的演變情況而作出補救,久缺

事前的思慮籌謀,如皇崗口岸經屯門、荃灣、葵涌至西九龍之間的交通。直至《都

會計劃》推出,才納入了新機場至西九龍的鐵路系統及第三號幹線(高速公路)的

發展計劃,但西北方向往關界的路線仍未敲定,這自然與本港和中國內地之間仍

(66)同注 (42),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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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未能作統一規劃有關。新界西北與珠江三角洲之間的"交流走廊"的進一步發展仍

賴中港兩地的協商,港府在1994年底與北京方面協定就此題目定期會談,可說是

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5

10

土地使用不當是新界另一個嚴重問題。在1991年之前,城市規劃委員會所批

出的分區規劃大綱圖(Outline Zoning Plans) (67) 只針對市區範圍,佔全港土地不足5

成,而新界方面,政府素來採取新界人管新界的態度,原居民享有一定特權;一

直以來新市鎮以外的大部分土地都不受城市規劃所涵蓋,而劃定的郊野公園則由

漁農署管轄。(68) 問題是自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後,興起了沽售原料及製成品往內

地的各行業,如汽車、汽車零件、建造材料等,這些物料或成品因地利及廉租的

關係都儲存在新界各處土地上,另又有各種小型工場及拆車場等。隨着貨運業的

發展,部分新界村民把農地出租作安置貨櫃或停泊貨櫃車、貨車等用途,以致 80

年代以後新界出現了因土地使用失控而引起的各種環境污染、交通擠塞、農地荒

廢、破壞生態、排水道淤塞以至低窪地帶水浸等問題。直至1991年訂立《城市規

劃(修訂)條例》,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規劃範圍自開埠以來首次擴展到整個香港地

域,並且在新界各處劃出發展審批地區(Development Permission Areas),在三年 15

有效期內,除了現存的使用情況外,所有新的發展都要遞交申請,藉此控制新界

的上述各種問題不致擴大及惡化,亦趁這段時期在當地作各種調查及研究,再制

定分區規劃大綱圖以取代發展審批地區圖,把各種土地用途納入正軌,以及把未 指明用途(unspecified uses)地區就開發及保存價值予以詳細規劃。這樣一來城市

規劃委員會的工作量驟增,在1991年便增添人手及分為兩大小組,即都會規劃小 20

組委員會和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分別負責都會區和新界區的規劃。

儘管城市規劃委員會擴大了組織及其規劃範圍,但未曾為對自然保護區制定

相關的管理政策,將環境生態問題獨立於其規劃之外,例如郊野公園至今卻仍然

獨立地受漁農自然護理署(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管轄。

實例如,米埔自然保護區雖然在城規會規劃範圍內,但卻一直無得到任何形式的

保護,直至宗主國英國在1976年加入《濕地公約》(也稱《拉母塞公約》,Ramsar

Convention)後,其條款才於1979年適用於香港,同年港府才將米埔濕地列為保

25

266

(67)分區規劃大綱圖是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的規定和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指導而制訂,圖則內顯示有關地域規劃中的土地使用模

式、主要道路系統等,經諮詢公眾後酌情修改再呈交當局裁決,草圖批出後為有約束力的法定文件。

(68)直到 90 年代初,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規劃範圍只限於港九市區,新界因為屬於"租借",情況比較特殊,其發展政策向來由新 界鄉議局自行處理,原居民又享有某些特權,這使界內許多傳統建築及民生風俗都不受殖民統治的影響得以保存,但另方面 因為沒有足夠的管制法例,界內土地使用情況逐漸失控也引來許多惡果。參看本章<二、歷史文化背景>。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護對象。另外,與濕地一河之隔便是廣東省深圳,在考慮香港城鄉規劃時,不

能忽略深圳河對岸的發展,深圳市的新市中心在福田區建立,該區與新界西北接

壤,其發展是影響新界西北的元朗屯門的未來發展的因素,現時元朗屯門之

間沿青山公路一帶仍有許多土地可供發展,但在考慮開發新界西北區的同時,還

5 有米埔自然保護區及后海灣水質等須確保維持的顧慮,並且必須注意在港、深兩

個城市之間保留足夠的綠帶作緩衝區,才能確保城市發展不致盲目膨脹及土地用

途不致紊亂失控。政府近年將隔開港深兩地的禁區綠帶分階段開放,意味着這

些空隙地段是土地綜合發展的新機遇。早在90年代開始的《全港發展策略檢討》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Review)就已評估了香港和廣東各城市在回歸後的 聯繫,準確預測廣東城市的快速發展將貼近香港的步伐,並為興建港珠澳大橋奠

定基礎。

10

90 年代,新機場核心計劃一度因中英雙方漫長的談判而受阻延,所幸東涌新

市鎮的開發,包括機場區大嶼山北部的高速公路的填海工程、汲水門大橋及馬灣

至青衣島的青馬大橋等工程在當時已經陸續動工。機場鐵路由大嶼山北部開始,

15 經馬灣進入都會區的青衣、葵涌、西九龍等地,再穿過海港到達中環總站;其工

程之龐大令竣工時間嚴重滯後,由原計劃在回歸前完成延至1998年夏年才正式啟

用。機場鐵路工程的竣工激活了沿線大片土地,為政府發展新市鎮提供了機會,

大量人口遂遷入大嶼山,從而緩解了市區的人口壓力。另第三號幹線也以相似路

線由機場起連接都會區的西九龍高速公路,連接西九龍走廊過西區海底隧道達港

20 島西營盤為止,形成新的快速運輸段落,大大改善了港九的西區交通。

上述機場核心計劃所所帶來的西九龍一帶的運輸系統,則是建立在西九龍的

填海區上,以配合西九龍發展計劃進行。該計劃的填海工程面積達340公頃,並

於1997年完成,新填地除了開拓運輸系統外,更是提供公私住宅用地,以及作工

商業、政府及社團設施、休憩空間等用途,在西南新海岸線上甚至闢出海濱長廊

25 供人遊玩,這是本港自有填海發展計劃以來很少考慮到的。計劃中,尖沙咀、油

麻地及旺角的商業及旅遊中心因此而擴展,而石硤尾、長沙灣、深水埗及荔枝角

·帶的環境也得到改善,包括重鋪道路及疏導交通、清拆多個舊區內的危樓及籠

屋等多種重建工程。另外,在昂船洲西北的填海地亦同時連接西九龍的填海地,

約佔 97 公頃,開設了第八號貨櫃碼頭,把本是一個小島的昂船洲與九龍半島連成

30 一體。

香港回歸之前,《都會規劃》方案的發展計劃將九龍灣、舊啟德機場一帶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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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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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而舊機場所騰出的280公頃平整土地,今已逐步發展成為住宅、商業、康

樂及文娛建設等用地;相鄰的九龍灣本可填海取得300公頃土地,但經多番研究

和與環保組織周旋後,最終採納了徹底保留海岸線的零填海建議。東南九龍發展

計劃還包括舊啟德機場附近的土瓜灣、紅磡、馬頭角及九龍城等舊區的重建,故

此也是一個破舊立新的大型發展計劃,可趁此機會增加各種民生設施,改良現存

的城市規劃問題,只是同樣地未知是否可貫徹到底。計劃分三期進行,第一期工

程於啟德機場搬遷後展開,其餘各期的開發及建設的跟進研究亦相繼完成。港府

在1993年底已定下新的九龍區密度管制尺度,以期逐步放寬舊啟德機場附近區域

的容積比率,使舊啟德機場搬遷前後,該區的商住物業得以按部就班地發展。礙

於相鄰住宅用地分佈零散且面積不大,故收購難度甚高,九龍城區的唐樓現時逐

漸被單幢建築以插針的方式取代,凸顯了分割式城市計劃大綱圖衍生出的建築物

各自為政的慘況。

根據《都會計劃》的指引,青衣島東南岸填海以發展第9號貨櫃碼頭及港島西

北岸的青洲填海發展計劃等都曾經被當局列入研究;前者照貨櫃碼頭的發展情況

已完工,並在2003年正式啟用;後者則連同第七號幹線(港島堅尼地城至港島南

區沿岸而設的高速公路)的發展計劃隨着鄰近居民強烈反對而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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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港口兩岸已有許多填海工程按《都會計劃》的選定策略而在進行,

其中的紅磡灣填海工程佔地35公頃,滿足了九廣鐵路(現時東鐵線)總站擴展範

圍的需要,包括車站建築物、商業建築以及住宅建築等,還有該區東北與東南向

的環迴道路,連接紅磡道與尖沙咀梳士巴利道。中環的第一期填海工程於1993 年

秋開始,於1998年完成,屬於機場核心計劃內容,20公頃填海土地及六公頃重新

發展土地中包括了機場鐵路的香港島總站、重建現有的渡輪碼頭、沿海岸隧道口

的道路網發展(可連接東、西區走廊)等工程,還有留出土地予中環商業區擴展之

用。第二期及第三期填海工程創造了45公頃土地作商業發展用途。第四期填海工

程則在 21 世紀初完成,當時已有城市規劃委員質詢政府不斷填維多利亞海港是否 25

明智。

灣仔至中環第一期填海工程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對開海面展開,工程於1997

年中完成,並作為會展中心擴展之用;第二期的填海工程則列入規劃署的中期

(2001-2006)發展策略,其範圍遠及銅鑼灣海面,並包括重整避風塘等多項發展

計劃,但由於社會部分人士的反對及《海港保護條例》的限制,導致工程擱置,時 30

至 2016 年的今日,工程還未竣工。另外,港島東愛秩序灣的填海工程也在1997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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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完成,以發展公共及私人住宅,配合發展的還有政府建築物、社區設施及社

團建設等。尚要補充的是將軍澳進一步填海及天水圍預留地(第二期)發展計劃與

啟德機場現址的開發計劃一起成為1997年後優先發展的項目,地下鐵路將軍澳線

和天水圍的輕鐵支線則分別於 2002 和 2003 年投入服務。

1998 年完成的新機場及東涌新市鎮的發展令大嶼山各地區的面貌大大改觀,

新機場的鐵路及公路幹線擴大了本港的道路網絡,提升了葵涌貨櫃碼頭的運輸效

率。配合港口的發展,維多利亞港的海港範圍西移至藍巴勒海峽西南,荃灣、

葵涌等區因佔新機場與海港之間的中樞位置,其地位日益重要,成為新的海港

中心。維多利亞港及藍巴勒海峽都因填海發展而使航道變得狹窄,為繁忙的海

港交通帶來一定的影響。然而1997年《海港保護條例》(Protection of the Harbour

Ordinance)頒佈後,昔日移山填海的有效造地方式已不復存在,此舉一方面保護

了海港範圍及風貌,但與此同時也阻礙了香港的土地開發,及限制了香港的城市

發展。

簡言之,如何在城市化進程中應對歷史文化、生態環境以及民眾訴求,已經

成為一個複雜的綜合議題。例如,本港土地開發重點已經向新界北部偏移,如何

處理清代的歷史建築和聚落與新城鎮的關係?如何保護生態環境,減少城市建設

對大自然的影響?如何妥善處理不同利益階層人士的要求?政府及相關部門在處

理城市發展的問題時,需要有長遠的目光、適時適度的政策條例以及相應的環保

措施。再者,如何在城市化進程中保存本土文化,保留載滿民衆記憶的歷史建

20 築,也是政府在城市化發展中急待解決的問題。須知保存本土文化,保育文物

建築,是一個城市持續發展的生命力所在。香港舊區老化問題日益嚴重,政府於

2001 年成立市區重建局 (Urban Renewal Authority),此後市建局提出 4R 策略,倡

導重建發展(Redevelopment)、更新舊區(Revitalisation)、保育文物(Reservation)

和活化社區(Rehabilitation)。(6)儘管市區重建局的4R策略帶有強烈的更新修復意

25 識,但是如何對待50、60年代興建的鋼筋混凝土樓宇,這些在當時由於淡水供應

不足以致部分承建商採用海水拌和混凝土而建成的"鹹水樓",因海水鹽分侵蝕鋼

筋而危及建築結構,如何在不徹底清拆的前提下去維護這些樓宇的鋼筋結構?如

何在不破壞其歷史價值的前提下去保存本港的城市與建築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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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在觀塘區重建實踐中,時任項目重建諮詢委員會主席的筆者採取了自下而上的公眾諮詢與民眾參與的城市規劃方式,使得整 個重建計劃在民眾聲援下得以順利實施,雖然該區的更新發展是否成功仍言之尚早,但至少居民能為締造自己社區盡一分綿 力,無論孰好孰懷,也能得回自己種出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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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四·建築

香港的建築主要可分為中國傳統建築、西洋建築兩大類。西洋建築隨着香港

社會的脈搏而變動,香港的建築歷史也可說是香港歷史的縮影。我們必須認識本

港的建築歷史及對本港古建築予以保護,除了因為美學上的欣賞價值外,更重要

的是對本地歷史的尊重和承傳,藉此我們可檢索本港社會古往今來的變化軌跡。

5

(一)中國傳統建築(1842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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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1842年香港殖民統治歷史開展以前,新界已有大型的圍村和繁榮的墟市,

其建築主要屬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南方合院式民居,由建造房屋的師傅、工人到

建屋的材料、房屋的式樣都和廣東其他地區有着緊不可分的聯繫,至今仍可在兩

地找到相似的建築。新界地區直至1898年才被租借,所以新界地區的中國傳統民

居保留得較多。這些傳統民居建築都非常有研究價值,以下略舉一些例子說明。 15

新界圍村建築或歷史角度看都相當重要。圍村的出現源於清代南中國沿

海常有土匪及海盜滋擾居民,新界較富裕的氏族遂築牆圍守同姓的族人。例如

元朗鄧氏的五大圍,即北圍(水頭村和水尾村)、南圍、泰康圍、吉慶圍和永隆

圍等。其中吉慶圍建於1465至1487年間,現尚保存完好,附近的泰康圍、永隆

圍和錦慶圍都已殘破了。這些圍村的形式都是大同小異,均以青磚建造高城牆,

牆上有槍眼,外有護城河,城牆四角有炮樓或稱為哨樓,城牆頂部有通道可達炮

樓;整個圍村只有一個出入口,並加上鐵門防衛;內裡佈局井井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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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慶圍的圍牆和護城河是在1662至1721年間加建的,牆基以大麻石(花崗

岩)為材料,高約5.5米,圍的四角築有砲樓,四邊胸牆上鑿有槍孔,用來發射

槍炮。整個圍村面積約100米乘90米,只有一個向西的小入口,並裝有堅固的鐵 25

門,鐵門外再有一對有連環鐵圈的鐵閘;這鐵閘在英國接管新界時曾被英人奪去

並運到蘇格蘭,直至1924年,鄧族紳耆向港督司徒拔請求發還才於翌年重行裝

回,並由港督舉行啟用禮。吉慶圍的佈局有明顯的中軸線,入口至祖廟的東西向

的大街,把住宅分佈分為左右兩半。住宅間又有街道,組成六行排屋,每排有十

間房屋,除了前後兩排屋只有一個天井及一所房間外,其餘各排屋均分前、中、 30

後三部,以前室為起居用,後室為寢室,條理分明。這些房屋都用廣東青磚砌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成,以厚約 12吋的兩層空心牆作為承重牆,有隔熱防潮作用。屋頂用一排排的杉

木為檁,再鋪以瓦面。每間房屋都有三重門,最外的是廣東式木拉閘,俗稱"搪

櫳",有防盜作用;中間的是木靡,是一個普通人高度的門,俗稱"腳門";最內

者是大木門。這種設計既盡量保持光線度和空氣的流通,又有一定的防衛性和隱

5 私性。圍內設一祖廟,其屋頂有"茶壺耳",代表居民身負功名。貼近圍牆四周的

房屋用作飼養牲畜,而用於先祖的房屋有些加建了閣樓以增加使用空間。

吉慶圍、錦慶圍、永隆圍及泰康圍彼此相距不遠,正門都偏西,有向西北

的、西南的。據當地人士稱,此種佈置與風水不無關係。因為吉慶圍的東、北、

南面均被群山所環繞,而西面則屬於平原面海區(后海灣),更有寶安縣的南頭山

10 為屏障,使水不致外流,是理想的風水地形。故此,它們的門口並不按照中國傳

統的坐北向南。四圍的位置相距不遠,假若其中一圍遇襲,另外的便發炮支援,

互相呼應。

(70)

這種圍村既保衛了地方的治安,又有團結凝聚的精神作用。從建築角度看,

既條理分明又有地方特色。新界除了這些大氏族的圍村外,客家人的圍屋也有一

15 定的規模及防禦性,但並非全村人同住其內,例如荃灣的三棟屋和沙田曾大屋。

三棟屋正名是陳四必堂,建於1786年,亦有明顯中軸,結構工整,主要部分

為上、中、下三大廳,此三廳稱"三棟",三棟屋由此得名;三大廳各有一進,

上有棟樑,中有支柱,廳與廳之間為天井所隔;下廳安放車轎雜物,上廳專作祀

祖;三廳兩旁排屋分住有四房人口,主要部分兩旁及祖祠背的房屋都是後來加建

20 的。村屋都以泥土、石灰等物混合建成;全村外牆都沒有窗戶以增加防衛性。村

前有一空地,俗稱"禾坪",用以曬穀及休憩;村北有水井,終年不涸。今三棟屋

已列為古蹟,改建為三棟屋博物館。

25

曾大屋亦屬典型的客家建築,建於1850至1870年間。整個村落屬於圍村式

院落,由花崗岩、灰磚和堅固的木材所構成,建築物面積約46米乘137米,樓

高兩層,外加建用磚牆作原料、以五順一丁方法砌成的圍牆,圍牆的四角設有哨

樓,在哨樓和圍牆的頂部,不但有排列工整成長方形及葫蘆形的槍孔,在其上又

安置了一個鐵製的叉,用以辟邪。其佈局為客家傳統的三堂四橫式,分上、中、

下三廳。上廳用以祭祀祖先,中廳是客廳,下廳是迎賓用的。堂的兩旁分別向外

30

(70)有關錦田和五圍六村的建築,請參閱 Lung, D., & Friedman, A., "Hong Kong' s Wai: Defensive architecture of the New Territories", in Hase, P. H., Sinn, E., &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eds.). Beyond the metropolis villag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1995, pp.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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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伸展成居室作用的橫屋。堂前與入口的圍牆間有個大曬場,左右兩旁又有水井,

可以自給自足。屋外的圍牆亦設多間房屋,用作穀倉、養牛或養豬等。單從平面

看,其房屋數目在100間以上;在橫屋的樓面上有很多由木屏風和磚砌牆構成的

優美比例的構圖。屋前本應有半月形的水池,屋後亦應有風水樹和靠山,今因為

城市變遷已沒有保存下來。就這種平面佈局及建有兩層高的客家圍屋而言,曾大

屋是本港唯一的例子。曾大屋和三棟屋都有結構嚴謹、功能分明、設計簡單大

方、有一定的防衛力量及民俗特色等的優點。

(71)

5

10

在本港的傳統建築中,新田大夫第也別具特色。這幢建築本為中原的四合院

式,大夫第位於大院的一角,其前面空地上本有其他族人的房屋,但今只剩下大

院的圍牆和大門。大夫第建於清同治四年(1865),其建築方法、結構、外形和裝

飾卻都是中國傳統手法,材料也是傳統的廣東清水青磚、灰瓦和陶瓷。但它的細

部裝飾卻帶點西洋味道,如在第宅內門頭上的洛可可式(Rococo)浮雕,以及色彩

斑斕、不同圖案的玻璃窗。其內裡佈局亦較為特別。大夫第主樓作"九室式"的平

面佈局,即平面上分為九宮格,從正門入內有門廳,內有"檔中",廳兩旁各有一

房是貯糧倉。屋的中央有小院子,院子兩邊各有一條迴廊,廊側便是兩間廂房。 15

後進的中央是正廳,作款客設宴之用,設有祖先靈位,其兩側為正房。正房與廂

房之間有樓梯上二樓,上層又有多間廂房,用作書房或睡房。又有與整棟主樓相

連的一棟一層高兩進式房子,前後二房夾着一個天井,可供靜讀。主樓的另一旁

有通天的長走廊,由屋前的側門伸展到屋後的小坡,連接了廚房、傭人房和柴

房。屋後山坡有風水樹。從現存的大夫第的中西合璧的裝飾,可見其主人非常接

受外國文化,這樣的裝飾手法在廣州西關區也常見。

20

在本港前清的歷史建築中,墟市也是相當重要的。在1669年復界初年,新

界的農村設立墟市方便貿易往來,更形成非常繁榮的墟鎮網絡。元朗舊墟即為佼

佼者,內有四條街道,沿途的建築物樓高兩層,都以堅實的青磚築成,木承屋瓦

頂。每幢建築物寬約五米,彼此之間有封火牆,凸出於店舖外三分之一米,是非 25

常周到的防火設計。墟內設各行各業的店舖,其中的晉源押是一所當舖,本在舊

墟的另一街上,20世紀初始遷入現址,其結構甚具特色。

晉源押的建築分押本部、住家和貨倉等三部分,其平面佈局完全不規則,有

別於其他前店後舖的建築,估計是因為遷入時已有一定的格局,不便大肆更改。

(71)請參閱注(33),頁28-32。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其建造方法與其他墟內建築物一樣,而主樓屋頂是傳統的人字板瓦頂,藏於正面

山牆之後;正面牆側伸出鐵造的蝙蝠圖案,是典當業的標記並帶辟邪的意義。外

牆堅固、無窗,只有上層儲物室有放哨的小窗;其內部又有迷宮一樣的通道,室

內有以竹編成的防盜網,配合門口五條木樁形的木閘和密封的穀倉,防盗措施相

5 當嚴密。從正門進入大堂,可見有用以採光的天窗,當中有作業用高櫃檯,櫃前

有鐵栓防襲。又建有閣樓,傳為招待廣州來貿易的行家之用。步入舖後,經過一

條窄巷及天井便是住家,而側鄰便是貨倉,另一面是廚房,與本部及住家相隔,

使炊煙不會燻到屋內。四周環繞窄巷,即貨倉所在,其外還有圍牆,其中一條巷

卻是死胡同。晉源押一直經營至二次世界大戰才漸漸式微,戰後仍有人居住,但

10 整個舊墟都不復舊觀了。

書室亦是歷史建築中很重要的一類。新界的五大族中,鄧、廖、文、彭等族

都很重視功名,鼓勵教育,各設有書院、書室等多間。據羅香林教授研究,香港

最早的書院是鄧符協所建的力瀛書院, (72) 比廣東省有規模的書院更早成立。

(73)

一般而言,書室的建築佈局與祠堂頗為相似,通常都在正廳中間擺放祖先牌

15 位,學生每日上課前先敬拜祖先,成為教育的一環。在一些鄉村,村民用宗祠兼

作書室。曾用作書室的萬石堂建於乾隆十六年(1751),是上水廖族的宗祠,在

1985 年曾重修,是本港保存得最好和最具規範的客家宗祠。廖氏先祖廖剛及其

四個兒子都在宋朝任官,各得官祿二千石,合萬石,此宗祠以萬石堂為名以作紀

念。因當時科舉考試沒有客家籍,廖族便入籍本地,並以此作書室,鼓勵族人

考取功名。堂內部的屋脊、柱礎、板門、樑枋及構架等的出處均可遠溯至北宋年

代,很有歷史價值。

20

萬石堂為三進式的庭院建築。第一進院前兩側有石墩,掛有功名旗幟;正門

外為照壁,有褐色的大門銅鋪首。第二進是過廳,是祭祀時擺香案之用,採"七

架樑"結構,堂的前後各有兩對金柱和檐柱。第三進的台基最高,分三段,安

25 放祖先靈位,中為正殿,供奉開基祖先,左為配享祠,右是配賢祠,各供奉建

設、修葺祠堂的祖先及有功名的祖先。萬石堂兼具祭祀及教育的功能,亦代表客

籍的廖氏本地化的決心。

屏山鄧氏的覲廷書室亦甚具代表性,屬南方合院式建築。它坐東向西,與附

30

(72)力瀛書院建於10世紀,已不復存。

(73)同注(19),pp.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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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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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建築物的方向相仿,相信是受風水所影響。有說此書室建於1760年,另一說是

1820 至 1850年間。書室有左右對稱的中軸,其平面為九室式佈局,採兩進式,前

低後高,前進是門廳,後進是正廳,安放祖先靈位。中央天井的左右有廂房,為

讀書的地方。鄧族又在書室旁加建另一清暑軒,由一道圓形的月門與書室相連。

整個書室屋頂是硬山式設計,有雕刻精細的木架結構,樓下的木樓梯扶手亦細緻

玲瓏,到處可見富民間意味的裝飾。樓上樓下拱形門罩更糅合中西建築特色,

可見此書室與大夫第及廣州西關區的建築一樣,受外國文化的影響。

另錦田二帝書院也是二進式的,建於1821至1850年間,是用以供奉文武二

帝及作研習學術的書室。它是典型的南方鄉村建築,以青磚及夯土建成,建有圍

牆,圍牆兩端均有出入口,其入口在側面而非正面,相信與風水有關。書室的正

門建於兩廳堂之間,這與同類的書室佈局不同。它的間隔是開敞式的,無門但有

漏窗通風,漏窗的花式頗為精緻。書院前的一進中有麻石檐柱,承托人字硬山式

屋頂,屋脊並無裝飾,非常樸素。除了修習文書的地方外,其庭院更用作教授武

術,是為一大特色,時人稱之為"白石巷",入學的學子亦尊為"白石巷弟子"。

除此之外,屏山的述卿書室、厦村的友善書室和錦田的泝流園亦有名。

這些本港前代建築,是屬於中國南方農村的傳統形式,即天井的南北方向沒

有牆或門與天井分隔,以便通風,一般為單層建築或附帶閣樓;院子不大,呈窄

長形;房子正面一般頗狹窄,深度長且樓層高,深度是房子闊度的三至四倍,闊

度之所以小相信是受清代稅制影響,因以房子闊度釐定税款多寡,居民為求增加

居住空間又不用多繳稅款,遂只在深度上加長。材料方面,多以青磚作承重牆,

另有土牆和沙磚牆,外加白灰。較具規模的祠堂、書院則用木架樑。一般屋頂為

仰瓦灰梗或用陰陽合瓦的鋪蓋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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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建築的平面、立面和剖面都有一定的規律和比例,可

見民間工匠對營造尺度的準確把握,其中莫不與魯班尺有關。魯班尺的應用反映

建築師傅對完美理想的追求及中國民間的哲學觀,包括傳統意識中的吉、凶觀念 25

及風水等信仰,故此,這些民間建築體現了中國人的深層文化。

1841 年英國佔領香港島後,大量與中國經商的外國洋行紛紛從澳門遷來,政

府及洋商等的移居帶來許多西洋建築,港島的村落面貌為之改觀,其後九龍半島

亦然。香港開埠初期,政府並沒有全面的規劃政策,一切建設均以洋商、英軍及

政府行政方面等的需要而考慮,華人的住宅都局限在荷李活道和太平山街一帶;

當時華人的社會地位低下,生活艱苦,除廟宇外並無可觀的建築,其逐漸衍生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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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圖6.3 三棟屋建於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為客籍陳氏所建,至今保存完好,並已辦成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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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舊式唐樓,設計上弊病甚多,而基本必需的公共建設亦得不到政府應有的

安排。

當年港九市區內的華人住宅今已差不多全部消失,而廟宇方面,有些卻保存

完好。現存者規模小的只有二進,但大部分由院落組合而成,例如銅鑼灣天后古

廟建於清乾隆年間(1736-1795),為中國南方四合院式建築,第一進為前殿,

第二進是正殿,中隔天井,但天井加建了上蓋而成為香亭。香亭的兩側是左右偏

殿,中部兩個天井分別供奉青龍及白虎。中國傳統的廟宇多數採用這種平面佈

局,是為一大特色。又此廟因建於山坡,以致台基較高以配合坡度。廟宇由傳統

的樑柱結構組成,各處細部裝飾都很講究,大門的左右牆頭以及山牆都有壁畫。

除了銅鑼灣天后古廟外,港九各處保留下來的中國傳統廟宇建築,尚有上環文武

廟(1880)、銅鑼灣蓮花宮(1863)、灣仔洪聖古廟(1860)和北帝廟(1883)等。新

界及離島亦有許多大小不同、歷史悠久的傳統廟宇。這些廟宇能保存下來,固然

是由於民間需要,但亦可說是英國人對本地華人的傳統表示尊重和懷柔統治手法

的結果。

香港地區的中國傳統建築,大多以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大傳統做法為主,其中

包括廣府民居、客家民居、潮汕民居等小傳統做法。如上文所述的上水萬石堂與

上環文武廟,便是典型的廣府民居,而沙田曾大屋,則是客家民居。另外,元朗

梁氏宗祠,則為潮汕民居。這些大傳統下的小傳統,並非單從建築的表面,如屋

脊的裝飾、構架上的繪畫與雕刻等便能識別,而需從建築的內部尺寸、結構做法

以及佈局上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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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洋建築及其他(1842年至20世紀 30 年代 )

香港開埠後,最先出現的西洋建築其實是臨時性的棚,稍後才建成磚房;

最先是商住兩用如貨倉般的建築,後來又有作軍事物業的。(74) 英國人安頓後才漸

興建有規模的西洋建築物,除了個別例子外,都緊隨當時英國的模式稍作更改而

建成,可以看到各種風格的混合影響的結果,即喬治亞式、維多利亞式(Victorian

Style)和愛德華式(Edwardian Style)。香港實際上是全盤接受了其宗主國的各種風

25

276

(74)請參看香港電台製作、何文匯博士主持的"百載鑪峰"之"香港早期建築"電視特輯,1982年。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格,照搬過來。督憲府、三軍司令官邸、拱北廊和泄蘭街的雍仁會館(1860年已

拆)都是典型的例子。

以督憲府(今稱禮賓府)為例,它始建於1851年,1855年落成,由當時第四

任總督寶寧爵士入住。1890至1891年間,大樓旁加蓋了側翼。日佔時(1941 年

5 12月至1945年8月),日本人藤村正一曾將大樓全面改建,並加蓋了一座塔式建

築,把大樓與側翼連成一體,才成為現今模樣。最初大樓的設計仿效英國喬治亞

時代建築,十分工整和對稱,其深闊陽台有良好的通風作用,南北向的樓面有一

列愛奧尼克式柱廊(Ionic Order)。加建的副翼沒有原先大樓那麼對稱,南北正面

的中央有希臘式的三角山牆,向南的外面全為柱廊式的陽台,此樓亦是樓高兩層

10 及設有深闊陽台。但後來藤村加了一座塔樓,又把原有建築的希臘柱頭、陽台、

木百葉窗等遮蓋,原來的中國式瓦頂改為日式,又以外牆遮蓋原來的柱廊,牆上

加上白粉裝飾,變得光滑而盡除原來的歐陸味道。原來的設計本也不過像英國的

鄉村渡假屋而已,經過一改再改後更顯得有東洋味道。

前三軍司令官邸又稱旗杆屋,即今日茶具文物館,也是典型的帶殖民色彩

15 的建築。它建於1844至1846年,屬喬治亞式風格,外形簡樸,融合了功能、地

位、氣候和政治形象等因素於一體,它的設計源自英國著名建築師瓊斯(Jones, I.) 所設計位於格林威治的皇后大宅(Queen's House at Greenwich),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中遭破壞而曾予以重建。今天整座旗杆屋都塗以白色,而屋頂則為黑色,走廊

及柱都是多立克式(Doric Order)及愛奧尼克式的設計。但它早期的色調主宰了整

20 座建築物的色彩以至風格,由海水綠,天藍及橙紅色組成,反映了開埠早期歐洲

人對香港氣候的觀感:炎熱、海風和陽光,這三種顏色倒構成和諧感。在側面的

入口設有石獅子,據說是用來辟邪,可說吸收了中國文化。屋前面有扇形的窗,

客廳中有個維多利亞時代式樣的火爐,洋溢着一片歐洲情調。

約 19 世紀 60 年代,始有英籍建築師在香港執業,此後本港的西洋建築以古

25 典復興式(Classical Revival)為主,即歐洲在17至20世紀初所流行的一種建築形

式,它是重新組合各種流派,如哥德式、文藝復興式、巴洛克式(Baroque Style)

等各種形式的綜合風格,例如舊上環街市(今西港城)、位於高街的舊精神病院

(今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等; (75) 前者以紅磚建成,中央有玻璃屋頂,此種建造技

30

(75)只保存了正立面,而將原來的建築樓層拆除並改建為多層的社區設施,包括會堂及老人院,這種只保存立面的方式是文物保

育所不能接受的,往往被譏諷為 facad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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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是維多利亞女皇時代工業革命的成果;後者是兩層的磚屋,仿如英國18 世紀的

建築風格,但卻有中國式的瓦頂。其向北的正面工整對稱,有仿似文藝復興早期

的樸素設計,以麻石建成的外牆,又具有19世紀美國建築師理查遜(Richardson,

H. H.)的渾厚風格,非常獨特。

此外,香港大學主樓也屬古典復興式,其中又以文藝復興式為主要表現。它 5

在1912年啟用,是依山而築三層高的非常工整的建築物,主樓的後半部在日佔後

加建,破壞了大樓的設計。此建築以紅磚、麻石、白粉牆等構成,其基座是粗獷

結實的石牆。正立面由七個部分組成,以鐘樓作分界而成左右對稱的局面,即由

左至右為塔身、柱廊式陽台、紅磚實牆、中央樓,由中心向右再重複紅磚牆、陽

台及塔身而止,非常有韻律感。主樓內部有四個小院子,前面的兩個植有棕櫚花 10

卉,後面的兩個有荷花池、魚池,院子旁為三米多高的迴廊,院與廊之間為一列

的承重麻石柱,整體氣氛有如英國的學院建築。

另一些建築物如舊最高法院(今終審法院)則帶有希臘復興式(Greek Revival)

愛德華的風格,它於1912年落成,是本港第一座由英國較有名氣的建築師韋柏

(Webb, A.)所設計的重要公共建築。其廊柱為愛奧尼克式,顯得莊重穩固。正面 15

中央山形牆的屋頂,有手執天秤、蒙上雙眼的女神石雕像,象徵公正平等的法治

精神。

20

帶殖民色彩的建築中亦包括有一些宗教建築,例如1849年完成的聖約翰大

教堂。它的設計本是哥德式的,為遷就材料及技術而改成簡單的諾曼式(Norman

Style),顯得渾厚重拙,沒有哥德式的玲瓏通透。鐘樓因經費不足,至1853年才

完成,而聖壇部分又在1873年擴建時加長。它的平面佈局為十字形,但十字形中

央沒有傳統的高樓。最大特色是其屋頂的鋸齒圍牆、修長纖窄的尖頂窗和支撐瓦

屋頂的大構架。哥德復興式設計在18、19世紀的英國及歐洲其他國家是很流行的

建築風格,因為時人鼓吹恢復中世紀的宗教情操及生活方式,以致無論天主教或

基督教的教堂都以此風格表示虔誠。香港的另一個例子還有般含道的基督教合一 25

堂(1926)。

猶太人的信仰和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信仰不同,位於羅便臣道的猶太廟(1902

年奠基)的建築設計也與上述教堂有很大差別。此廟高兩層,一字形平面佈局,

左右中軸對稱,外形設計混雜了6世紀早期基督教在土耳其及中東一帶的聖殿式

樣,及 12、13世紀西班牙半島所流行的款式。廟宇呈東西向,入口朝東,大門前 30

有一個雙八角式的門廊,左右有八角形的塔,塔頂還有精巧細緻的塔樓,有古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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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圖6.4 前三軍司令官邸,建於184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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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的圓柱裝飾。它在結構上所採用的飛扶壁則是歐洲流行的哥德式。整座建築物

無論是平面或立面均有幾何比例,二者都採用"黃金比律"(即 1:1.618),而立面

的大小則是平面大小的兩倍,還有其他比例可用等邊三角形和圓形去考證分析,

故這座建築物充滿了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智慧。

在西洋私人住宅方面,既有哥德復興式,又有中世紀的寨堡式建築(Castles)

的香港大學宿舍"大學堂"(又名杜格拉斯堡,原為私人住宅,建於1861至1866

年間,1954年起成為港大宿舍)。其原來建築形式仿效14及15世紀英國流行的

堡壘式住宅,部分走廊配合香港亞熱帶氣候設計,後來的加建部分亦配合原有屋

頂的鋸齒狀女兒牆,外型則採用維多利亞女皇時代流行的哥德復興式,故建築四

周都見到扁形尖拱窗。最值得注意的是典型維多利亞式的鑄鐵雕花窗花圖案複

雜。有些嵌有彩色玻璃、螺旋梯,是本港唯一現存的同類型建築。

直至20世紀初,外籍人士所帶來的外國建築風格在佈局和外形設計上主要是

追隨英國式,但可以見到19世紀歐洲折衷學派的建築風格和某程度上也受澳門的

葡式建築影響,就本地技術、材料、氣候及文化等因素而有所調節,凡此種種都

充分表現殖民主義色彩。到了20世紀,國際的建築重點已由歐洲轉移到美國,歐

美的建築都邁進國際主義時代,主要受到19世紀中期美國芝加哥建築師沙利文

(Sullivan, L.)等的影響,利用鋼架結構建造高層建築,又配合電動升降機、電話、

空調等的使用,走向商業化及科技化,大大扭轉了原來的復興主義與折衷學派的 潮流。(76) 這種建築風格後人稱之為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要到 30年代才引

入香港。

由於香港在1920年代及1930年代中的經濟發展頗為繁榮,城市內有許多新

建設,在建築方面出現了相當特殊的中國式的西洋建築,即在鋼筋混凝土結構上

加上中式外觀。這情況的出現主要是因為, 中國第一批唸建築的英美留學生如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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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成(梁啟超之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楊廷寶、朱彬、周頌聲、呂彥直、范文照

等人也在二三十年代學成返國,他們的腦子帶着西方建築的教育,但如何創造出 25

280

(76)芝加哥學派的真正重大貢獻,在於鋼材骨架發展成結構體,柱與樑連結形成骨架,組成由基礎至屋頂整體的承重堅固結構。

沙利文對高層建築的設計原則有深刻的論述,認為高層辦公建築應有三個部分,地面層與第二層作為一部分,中間的辦公層 和頂層形成另外的兩個部分,作為反映功能的建築形式。沙利文這一思想的革命性,在於它的設計思想是由內向外的,建築 內部的功能以辦公室空間的相似性反映在結構的處理上,完全不同於當時流行的折衷主義那種不考慮建築實際需要,而先入 為主的形式決定的建築態度。

(77)在20 世紀20年代,中國有一個"非基督教"運動(或"教"運動),對西方傳入的宗教思想全面抗拒。而30 年代建立的中 國人教會,則帶有濃厚的愛國思想,它不只是在禮儀上、神學上有所改變,甚至在行政上、經濟上也要獨立,於是教堂的建 築形式也實行中國化,以配合"自養"、"自傳"、"自治"的方針。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建築,則是他們思想上的當務之急,又剛巧遇上國內"本色

神學"的推動,帶來融合中西文化的教堂建築設計。(78)香港尚存的銅鑼灣聖瑪利亞

堂、九龍城聖三一堂、香港仔天主教修院及鑽石山的信義會等都是受此風氣影響

而產生的。這些教堂建築都以西洋鋼筋混凝土所建,並採用西方普遍使用的紅磚

5 作外牆,但混合了斗拱、雕樑和紅牆綠瓦頂等中國宮殿、廟宇的古典建築元素,

並帶有中國式的飛檐、斜頂及裝飾圖案等設計特色。在《中國建築》一書裡,作者

徐敬直稱之為"中國文藝復興式"(Chinese Renaissance),可惜隨着日本侵華,和

中國社會的政治轉變,這類型的建築就沒有發展下去。雖然這幾座教堂建築歷史

不算悠久,但卻標誌着本地文化和宗教融合的一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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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代建築(30年代至今)

不過,若論本港建築30年代最惹人注目及影響的深遠性,還數1935年落成

15 的香港滙豐銀行大廈。滙豐銀行最初於1865年在獲多利大廈開業,到1882年另

建新廈,後再因擴展需要而在1935年再建總行大廈,這新廈把香港的建築正式

帶到前面所述的芝加哥學派去,它樓高14層,高達220米,摒棄了無謂的雕飾

而把功能毫不保留地表現出來,切實恪守着沙利文倡議的"形式緊隨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的原則。它的外型簡樸而不流於沉悶,極具體積感。立面處理

按照沙利文所說的三段式,由基座、樓身和頂層組成,厚實的窗戶以豎線加以烘

托,而頂層最後縮成一個金字塔形的斜頂,設計相當大膽,連當年倫敦的建築界

亦大受衝擊。其內部設有當時最先進的輻射板式供暖系統、中央空調系統及快速

升降機,是全東南亞第一所用鋼架興建的現代高層建築,更是當時三藩市至東方

-帶的最高及最先進的大廈,豎立了"摩登"(Modernism)商業大樓的典型發展

25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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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同期的"摩登"建築還有中央市場(1937)及灣仔大街市 (1936)。

它們遵從摩登建築的設計原則,尤其是包浩斯學派的主張,結合機械製造的構件

而建成,各構件都沒有裝飾性的圖案或細部,因此外觀非常簡潔,又以功能劃分

30

(78)這些唸建築而學成返國者,都非常熱愛中國文化,致力探索"現代的中國建築"。梁思成和夫人組織中國營造學社,專門研究 中國傳統建築的營造法,而另一批則為執業建築師。在這種中西結合的建築潮流下,遇上"本色神學"的運動,於是產生了中 國式的西洋教堂建築,而香港的教堂也受到這種風氣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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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聖約翰大教堂,1846至1873年間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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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平面空間,線條利落,與殖民地風格的建築(如上環街市)有很大的分別。中央市

場外形簡單,呈長方形,四角則呈流線形,立面的主要元素是由橫向長窗和雨篷

所組成的橫線條,窗框的劃分也很有比例。灣仔街市大廈也同樣以橫向長窗和雨

篷為主要的造型元素,但雨篷更大,更強調圓角的流線形,加上屋頂上的欄杆設

5 計,造型比中央市場更酷肖船隻。爾後的20年間,香港有許多住宅尤其早期政府

建的徒置屋邨都採用這種簡潔實用的設計風格,以符合經濟及大量生產為原則。

10

上述"摩登"建築標誌着香港邁向現代化,但更值得探討的是其風格本源於

歐美的不同流派,有其歐美的深厚政治、文化和經濟基礎,當地的建築師不光只

注重建築的商業實用性,更關心建築與人民生活的關係及其對社會的影響;然而

香港的仿效卻只是活剝生吞的,只着重外型、功能及成本計算,並沒有借鑑於原

來的建築理想。30年代末,香港的工商業受世界性不景氣影響逐漸處於半停頓狀

態;又有1937年的中日戰爭使大量中國移民湧入而形成嚴重的人口問題;旋即又

有日軍的侵佔,使一切經濟活動停頓,城市建設亦只能有限度的滿足需求,建築

方面只有基本公共設施如警局、消防局、市場等而已。香港淪陷歷時三年又八個

15 月,除了督憲府被改成帶點"東洋味"外,日本人並沒有怎樣影響到香港的建築風

格。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本港政府忙於復興社會元氣,差不多所有建築物及公共

設施都需要重建和修補。戰後大量移民又不斷遷到本港,連基本建築的住房亦供

不應求。由戰後到50年代初,香港的建築可說是處於艱難時期,這時有一批曾

20 留學海外的中國建築師在港發展,如范文照、徐敬直、鄭觀宣、朱彬、陸謙受和

李楊安,他們都是在1949年中共建國時,隨着上海、南京的資本家們遷到本港

的。 他們設計了許多商廈、工廠大廈和住宅,可惜並未留下影響深遠的建築理

論,以致後人要整理其作品也面臨困難,形成本港建築史上的一段空白;較佳例子

有朱彬設計的萬宜大廈,可惜亦已在1995年拆卸,其底層的構思已接近現代的購物

25 廊,內部的裝飾帶有裝飾藝術(Art Deco)的味道,其整體設計跟隨1923至1932年

美國的摩登主義風格;此外,陸謙受設計的1950年建成的中國銀行大廈也很有特

(79)

30

(79)這一批人還包括有楊寬麟、楊廷寶、劉福永、梁思成和其夫人林徽因,他們是第一代在外國受正統建築教育的中國建築師。

他們都是在20至30年代留學外國的學生,其中留學美國為最多。他們進入當時著名的大學建築系,比如賓夕法尼亞大學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麻省理工(M.I.T.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密芝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伊 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和奧立崗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另外還有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國的留學生。他們 早期受法國古典主義(Beaux Arts)學派的教育訓練,後期也受歐洲包浩斯學派的影響。這些留學生回國後在上海、南京等地 開設建築事務所,選用現代建築材料設計有中國風格的"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范文照、朱彬、李楊安、鄭觀宣等建築師曾 在香港執業。參閱吳啟聰、朱卓雄:《建聞築蹟:香港第一代華人建築師的故事》,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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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6 建於1935年的聖瑪利亞堂,是"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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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色,無論是造型或風格上都與1935年的滙豐銀行相似,但外牆裝飾則多用中國傳

統圖案,門口的一對石獅子與滙豐銀行的一對銅獅子更相映成趣,各領風騷。

香港大學在1950年成立了建築系,標誌着培養本地建築人才之始。當時的系

主任哥頓·布朗教授(Brown, G.)引入了英國摩登學派(English Modernism)的建築

5 風格,帶有北歐田園色彩(Scandinavian School)及以實用空間為主;他又提倡用本

地材料,頗合香港戰後的實際需要。實例有港九兩所華仁書院,其主要材料便是

本地的經濟的天然麻石和混凝土,設計上毫不掩飾其功能性,並考慮到對亞熱帶

氣候的適應,對香港後來的建築設計有深遠的影響。戰後的住宅建築方面,除了

胡亂搭蓋的路邊棚屋和山坡木屋外,大部分港人住的都是舊式唐樓,也就是30年

代或以前所建的一些三至四層高的公寓式樓宇。這些唐樓都以承重磚牆和木質地

板建在寬4至4.5米、長12至13.5米的狹長地盤上,屋內以木屏板作分隔,更有

搭建的閣樓,每層高3至3.6米;只有建築物的前部或後部才稍有通風和照明,每

層一般設一個廁所和一個廚房,都是住戶公用的。這些唐樓當時往往住上三四十

人,其擠逼及衛生程度可以想像。到太平洋戰爭以後才有所謂新唐樓出現,這些

15 樓宇每幢的建築總面積約為舊式唐樓的四倍以上,但每層的每個單位面積還是跟

10

從前差不多。不過已改用鋼筋混凝土興建,窗框也用鋼鐵取代木條。根據1955年

生效的建築條例規定,每住客平均應佔3.2平方米,每八人便必須至少有一個廁

所、一個附帶水槽及供水設施的廚房;但是住客為了應付昂貴的租金,往往把住

房又分隔成多個小間隔再分租予他人,使光線、通風及活動面積的情況又惡劣起

20 來。當時的法例還規定不足十層的樓宇不一定要裝電梯,所以許多新唐樓都是八

至九層的建築。(80)

1953 年石硤尾大火後,政府開始直接介入平民的房屋事務,以最經濟的方

式在災區建置樓宇,這便是公共屋邨的雛型,其後的大坑東邨仍是這樣的設

計。這些樓宇以最粗糙的材料在最短的時間內建成,每幢高六層,每單位面積

25 為19平方米,平均每人只有2.4平方米(八歲以下小童減半計算)。其設備極盡

30

簡陋,沒有電力供應,也沒有電梯,浴室、廁所以及自來水喉都是公用的,走廊

既是通道,也是煮食物和曬晾衣物的地方。樓宇的底層用作商舖,而天台則成

為臨時幼稚園。這種第一及二型公屋的治安及衛生情況都令人難以接受。就其建

材、造型及重複地大量生產等特點而言,很有點50年代英國的新橫蠻主義 (Neo-

(80)同注(60),頁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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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建於1935年的舊滙豐銀行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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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Brutalism)建築的味道。新橫蠻主義於戰後在英國興起,頗合乎當時物資短缺的

社會情況,多見於工人階級的住宅建築,其設計關注存在的特性,有反美學的表

現,建築外形都簡單粗獷,追求粗糙的質感,因而在混凝土建築的內外牆上都不

加任何粉刷,仿如19世紀英國的一些鄉間倉庫;其方形的構件又作橫向的組合,

5 重複排列所產生的線性形成了一種秩序感。本港早期的公屋只貪圖低成本以及在

短時間內大量生產,雖然有新橫蠻主義的外表,但實質上在居住空間及設備方面

都遠不如英國工人的新橫蠻主義式的住宅。(81)此後,本港續有各類型公屋的興建,

在設備及居住面積方面逐步改善,而且向高空發展,但離不開緊扣成本、重複單

一模式而大量生產的原則,這種現代社會的工業生產形式在建築發展上可追溯到

德國藝工聯盟(Deutsche Werkbund, 1898-1927)。其目的就是希望利用現代工業

的快捷技術、準確及低成本等有利條件,締造最理想、最完美的產品造型,提倡

機械美學(engineering aesthetics),建築上可提供簡潔、舒適的居住及工作環境,

藉以改善人類的生活;在追求大量的、經濟的產品時,並無忽視質素,相反更甚

為重視品味,基本態度便是要求工業與藝術能夠和諧結合。反觀本港大量生產的

15 公屋,雖然在空間及設備上漸有改善,但只針對社會的實用需要而未有考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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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舒適、文化及現代生活精神等要素。即使到了80年代,公屋的造型設計及整

體屋邨設施確實提高了水準,但仍未稱得上是包含人文精神,在建築思想方面未

見傑出成就。今天第一、二型公屋大部分已拆掉,少量仍保存的亦已改建作工業

用途。

戰後較理想的中下階層租住屋邨可見於1958年的渣華街北角邨。北角邨的外

表平凡卻簡單而實用,其簡潔明確的表現功能的設計,合乎熱帶氣候的對流通風

的要求,體現了現代建築的基本精神,每個建築單位都有廚房、浴廁、房廳及陽

台等,邨內又有公共汽車站、商店、公園、郵政局、學校等各項設施。北角邨的

另一建築特色,就是每個單位入門處造有混凝土的門檻,除了方便公共走廊的清

25 洗外,更是保存中國傳統的跨門方式,可說是對本地文化的認同。這個屋邨成為

後來低入息市民的屋邨設計典範。

儘管旨在服務基層市民的公型房屋建造並未能夠充分體現人文精神,其設計

也未有所突破,但卻為戰後的香港工業發展奠定了不可磨滅的基礎。其中一個顯

30

(81)新橫蠻主義的建築風格亦見於本港大埔的聖公會莫壽曾會督中學,此學校的建築設計在1976年獲香港建築師學會頒發銀獎

(Silver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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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例子就是石硤尾邨美荷樓。美荷樓建於1954年,剛好是石硤尾大火的第二

年,是現時碩果僅存的第一型公屋。美荷樓雖然比當時的公共屋邨矮了幾倍,但

在升降機並未普及化的香港,樓高七層的公務建築已是屈指可數,時至今日,這

些公屋建築仍舊見證着香港建築的歷史進程。儘管美荷樓在2010年被列為二級歷

史建築,但當時尚未受法律規定要原址保留,然而隨着香港的保育意識於近年逐

漸增強,美荷樓的改建及活化使得其實用的建築設計得以在21世紀重新定義。

2008年的《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將美荷樓列 首批改建對象之一,改建後的美

荷樓青年旅舍成為了歷史和新一代的交接點。(2)除原本橫向性甚強的現代建築風格

得以保留外,新加裝的升降機及環保元素更為建築物增強效能,並充分體現當代

建築師保護環境的職責。

在私人樓宇方面,1955年修訂的《建築物條例》放寬了高度限制,從而出現了

許多 20 層高的商住樓宇,市區面貌因私人發展也產生很大改變,如九龍彌敦道。

其中不乏投機取巧的反面例子,如佐敦渡船街文景樓、文蔚樓等,在符合條例限

制下把大廈之間應有的容積亦建成居所,形成一長排的樓宇,儼然一座大墳墓。

同時,由於缺乏足夠的有資格建築師,政府修改條例,使測量師、工程師都可成

為"認可呈圖人士"(Authorised Persons)進行樓宇設計及建造工程,無怪乎當年出

現一大批在設計方面較差的大廈建築。

其後到1961年啟用的大會堂是香港真正具代表性的現代建築。第一座大會堂

建於 1869年,屬法國古典主義(或稱布查,Beaux-Arts)風格,1933年因旁邊的

滙豐銀行擴充重建而遭拆去部分,剩下的又在1947年因中國銀行大廈的興建而拆

掉,爾後經過多年的規劃,1962年才再建成新的大會堂,其翻修工程在1994年底

完成。它最初由港大建築系系主任哥頓·布朗設計,因預計建築成本太昂貴,後

來轉由任職政府的費雅倫(Fitch, A.)及菲臘(Phillips, R. J.)設計。新大廈包括音樂

廳、劇院、展覽廳、圖書館、酒樓等設施,佈局分高座、低座、紀念花園和迴廊

等,採用典型的英國"摩登主義"風格。各部分以不同的功能加以區分,將圖書館

和辦公室集中在高座,而音樂廳、劇院則分散排佈於低座,中間相隔有幾何圖形

的花園。高座外形有包浩斯設計風格,露出結構部分,以玻璃為外牆構件。而低

座的圓柱廊則有科布西埃的風格,符合他的"底層架空"和"橫向條窗"等設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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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美荷樓青年旅舍於2016年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榮譽獎(UNESCO Asia-Pacific Heritage

Conservation Award - Honorable Men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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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5

則,主要顏色採用白色粉牆、黑色窗框和灰色鋪地為主調。大會堂按功能設計,

分區明確,結構清晰,至今仍未感過時,而它重建於60年代亦象徵着本地文化重

新確立,在香港建築史中非常重要。

踏入 70 以至 80年代,香港的建築特別是商業建築較為豐富多彩,其中 1974

年落成的康樂大廈(1988年改稱怡和大廈)率先揭開了香港建築的一個新局面。

康樂大廈樓高52層,為當時全東南亞最高的建築,其地皮的價值也是當時全世界

最高的,拍賣成交價平均為每平方呎4,867港元。結構上,其頂層有特別的抗風強

度設計,而且並非傳統的核心筒設計(central core design),而是採用穿孔混凝土 剪力外牆(perforated shear box for the external walls)、服務核心(central service core) 10 和肋條樓面系統(a system of ribbed floors)的結構。設備方面有24 部載客電梯,

15

其速度達每分鐘1,400呎,另每層還有兩個服務電梯與消防電梯等,單是這個升降

機系統的造價已是當時全亞洲最高。外形方面是典型的現代建築形式,整體分為

頂部、屋身和基部等三部分,條理分明,充分表現出一個世紀前高層建築師祖沙

利文所提倡的建築特色。

隨着 70 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大型的工商業樓宇需求增加,大型承建商以及外

資的建築集團亦紛紛出現,直至80年代香港成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商業大廈

更成為代表性建築物。許多發展商不惜花巨資請來國際著名建築師作設計,這種

情況早在50、60年代已有,例如1959年意大利建築師 Ponti, G. 設計的尖沙咀瑞 興公司大廈;到了70、80年代有美國S.O.M. (Skidmore, Ownings and Merrill)設計

20 的尖沙咀新世界中心、貝聿銘(Pei,I.M.)設計的銅鑼灣新寧大廈和新中國銀行大

廈、(83)端布(Turnbull, W.)設計的大潭美國會所、澳洲施得拿(Seidler, H.)設計的香

港會所、英國福斯特(Foster, N.)設計的滙豐銀行總行新廈等。此外,也有外籍建

築師在本港執業的例子,如交易廣場就是本港巴馬丹拿建築事務所的瑞士籍建築

師李武華(Riva, R.)的作品。這些豪華商廈可說是壟斷資本的大集團的權勢象徵,

25 雖然透過它們可以帶來國際水準的建築設計,但我們亦難以要求每個外國建築師

都能發掘及表現本土的文化特質,以致大部分林立於港九的商業建築都成為了包

裝美觀的舶來商品而已。另一方面,這情形亦導致本地建築師難以染指大型建設

項目的設計,即使有好的構想也無從表現,誠為可惜。

70年代以後的商業大廈有一普遍特徵,就是鋼架結構和玻璃幕牆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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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貝聿銘設計的新寧大廈建於80年代,於2014年拆除,只有 30 年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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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8 50至60年代的廉租屋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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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這又是香港盲目跟隨外國建築潮流的另一例子。其實大面積的玻璃幕牆本身容易

對陽光造成反射從而增加室外氣溫,而往往亦不能阻止陽光直射內部,以致必須

使用空調系統,消耗更多的能源以便降溫,對陽光猛烈、氣候炎熱的香港絕不適

宜;此外,香港的建築密度極高,大幅的玻璃幕牆換來的往往只是毗鄰高樓大廈

5 的反射畫面而已。所幸,從1995年起,本港即實施管制建築物能源效益的新條

例,逐步改善不適當使用玻璃幕牆所引起的能源損耗。

撇開上述缺點,這些商業建築也不乏精彩之處,在設計與結構上都有其自身

的創新。在建築設計層面上,這些建築固然沒能充分表現出本土文化,但受香港

特殊地理環境的限制以及金融貿易地位的影響,這些建築折射了建築師們挖掘與

10 發展他們對當代建築的新思維與新概念,以及意識形態上的重塑。如1985 年竣

工的滙豐銀行總行新廈便是對高層建築的反思,同時將商業建築與公共空間融合

於一身。而在技術層面上,它可說是高技術建築的典範,與30年代它的前身一

樣,走在時代的尖端,成為舉世矚目的當代建築。總行新廈並沒有採用一貫的核

心筒式設計,反而著力塑造建築內部的公共空間,在大樓的中心部分騰出大量位

15 置來創造通透的內部中庭。這不僅重新定義了高層建築中核心筒的設計規範,更

是展現了辦公樓設計多樣性。它的整個結構由八個豎向的組合柱和五組斜面懸吊

結構組成,每組懸吊的層數由八個結構層遞減至四個,中間是兩層高的斜面結構

本身,既是電梯的分區停靠層,也是火災時的避難所;整座大廈露出的構件和玻

璃幕牆的組合,理論上都可拆卸、搬移、再裝嵌,電腦控制的太陽反射裝置,把

20 陽光接收並反射到內部中庭,成為很好的天然照明,凡此都是現代高科技的成功

運用;此外,其底層是三層高的大堂,無任何中央支撐,並把南北兩面的街道連

接起來,空間設計巧妙。滙豐銀行總行新廈的設計重新探討同一建築裏公共空間

和商用空間的共存性。當年福斯特的設計原意或許是極大限度地增加行人的流通

性,但他意料不到的是,這一個個的公共空間現已成為了家傭的假日天堂;加上

25 在資本主義社會,兜售奢侈品的商舖和休閒的公共設施成為了矛盾的存在體,在

這些消費力受限的勞動人口前,這個開放空間一方面在現行建築物管制條例下給

大衆獲取了更多的樓面面積,另一方面卻標誌着貧富的界限是如此的模糊,卻又

如此的清晰,彷彿在啟發每個經過的都市人去思考。

1990年建成的中國銀行大廈亦不遑多讓。大樓高70層,採用一種類似橋樑的

30 新結構興建,整個建築依靠底部四角四條12層高的巨型鋼柱支撐,內部都有一系

列外包混凝土的鋼桿斜撐,室內完全不用立柱,既給外觀帶來獨特面貌,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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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60 年代的大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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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使用空間,有效地加強結構承載力及抗風力,並且比傳統方法節省約四成的

鋼材,構思非常獨到。據設計師貝聿銘稱,其外形設計取竹樹節節上升之意,帶

有中國文化的吉祥涵意,但亦有不少人批評其外形如同鋒利的尖刀,煞氣太重云

云,而且從側面看亦有點不完整的感覺,但無論如何,其聳立的外形已達到雄視

四周的效果。

綜觀香港自70年代以後至今的商業建築,發展商除了考慮最大限度地使用

土地外,亦注意到外部空間的功能,如在建築前留出空地建花圃或噴水池等,稍

為緩和了緊張的城市空間,這是一種積極的態度,市民也因此得到較好的城市景

觀,大廈本身的形象亦得以提高。1982年落成的置地廣場,突破了建築內部的

10 空間佈局而提出商業建築的另一種模式。置地廣場的內部採用中庭(atrium)的概

念,把原有的四層商業空間掏空而成一個偌大空間,內庭設置噴水池及盆栽等,

配合屋頂的玻璃天窗把自然光線引入室內,形成商業鬧市中的一個"室內綠洲"

這種嶄新的空間處理手法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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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商業建築外,20世紀60年代起本港住宅建築的空間處理亦有新突破,

就是平台(podium)的利用。例如60年代末興建的美孚新邨,其住宅都建在四至

五層高的平台之上,平台底層是車路,以上各層則設有停車場、商場、餐廳等,

平台上除了住宅大廈外,更有休憩空間,包括綠化地帶、緩跑徑、兒童活動場等

設施,儼如一個公園。這種設計除了增加基地的使用面積外,亦為住宅居民提供

了各種民生及康樂設施。建築設計的焦點從單個建築物擴展到整個住宅區的環境

規劃,是香港住宅建築設計一個進步的表現。後來的太古城(1975年開始興建,

1985 年落成第一期)亦是充分考慮開放空間(open space)的佼佼者,規模更為龐

大,除了住宅樓宇及平台花園外,更包括綜合性的商業中心(內設商場、電影院、

食肆、溜冰場)、學校、運動場、菜市場、郵局、銀行及地下鐵路服務。這種着

重整體考慮的大型屋邨模式非常受市民歡迎,後來的例子有黃埔花園、置富花

園、杏花邨、沙田第一城,分佈於港九、新界各處。

但本港在文化建設方面,較之前述的商業建築及住宅建築發展蓬勃的情況

而言簡直不成比例,自1961年的大會堂以後,一直要等到1978年的香港藝術中

心,方可稱為植入純粹文化性質的重點建築。香港藝術中心的建築計劃是由民間

發起再爭取到政府資助的,在政府撥出的一幅100 呎乘100呎的狹小土地上,設

30 計師挖盡心思利用空間,使它的設施能包括有劇院、電影院、畫廊、實驗劇場、

餐廳、書店、咖啡館、文化團體的辦公室、教室。其正面立面對稱而工整,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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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以三角形為設計的母題,在天花藻井及外牆上一再重複出現,帶來活潑的

節奏感;其內部由入口大堂直達四樓挖空為天井,在樓梯環繞的天井中央懸垂着

一個裸露的淺黃色通風管道,除了實際功能外,視覺上更成為一個空間重心及帶

來縱向的延伸感,突破了原來狹窄空間所造成的壓逼感。

此後較大型的文化建設,則有80年代的香港體育館、科學館、香港文化中心

(包括太空館、演藝大樓、香港藝術館)、香港演藝學院等,它們各自擁有獨特的

外形及各種先進設備。其中香港體育館(1983)採用了"從上而下"的施工工藝,

將屋蓋的大跨度間架結構在近地面裝配,然後在場館的四個角位,分別架設一部

臨時鋼架支柱,為頂蓋的臨時支撐,待空間構架完全嵌造完畢後,利用油壓起重

機,將頂蓋升至23米高,然後擱置在臨時鋼架支柱上。當場館的建築工程完成

後,才拆除該四支臨時支柱,這種工藝是繼美國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一個

體育館之後的全世界第二個實例,又再反映出香港人樂於採用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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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文化建設中,比較諷刺的是香港文化中心原址是20世紀10年代九廣

鐵路火車總站所在地,這個標誌着香港最初與歐亞國家的交通連繫的歷史古蹟除

了鐘樓外都已毀於一旦,卻在原地重建與附近環境毫不相關的密封式的香港文化

中心,顯見香港政府對保護本地歷史文化完全缺乏識見,並沒有想到採用像法國

羅浮宮般糅合新建設與歷史古蹟的做法,使香港人平白損失了一個有紀念價值

的歷史建築及錯失了繼承傳統、認識香港與珠三角以至其他內地地區深厚的地緣

歷史文化關係的機會。事實上,整組封閉式建築插於半島的尖端,卻完全不考慮

客觀環境,浪費了顯彰的位置及優美海景等有利條件,實在是市民極大的損失。 20

而 80 年代建成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是本港首個為舉辦國際大型會議及展覽

而建的場地。在歷經1997年的二期和2009年的三期擴建工程後,會展中心已然

成為維多利亞港的另一聚焦點。會議展覽中心由來自王歐陽香港有限公司的林和

起建築師,和芝加哥 Skidmore, Owings & Merrill Inc (SOM)負責建築設計,外部用

鋼架支撐起約四萬平方呎的鋁合金翼狀屋頂,在建築內部塑造一個巨型的空間, 25

內設會議廳、展覽廳、演講廳及大禮堂等以滿足大型宴會及展覽需求。為了延續

建築的通透性,外用玻璃幕牆圍合,將維港的景色納入建築內部。1997年7月1

日凌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容納了來自超過40個國家,總數達4000人的國際政

要,進行了長達11小時的香港政權交接儀式,見證了香港主權的回歸。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現今已成為本港的新陸標,標誌着本港拓展公共服務業,發展國際貿易 30

關係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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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Thange Square Anee

Free Exchange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む

圖 6.10 80 年代的交易廣場

295

296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回顧本港近代的建築歷程,20世紀50及60年代間主要應對社會上對住房及

辦公室的需求,着重講求實用性而少有顧及建築的意識形態,70至90年代間,本

港經濟起飛,才開始有實質意義上的發展。1950年香港大學開辦建築學系以來,

便一直為香港培養本土建築師,為香港建築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這批受本土教育

的建築師在考慮建築物的功能之餘,尚關注其外形和環境的和諧。(84) 但此中有一特

殊現象,即本港市區裡的代表性建築物,大部分是由外國建築師領導設計的,這

些本地陸標(landmarks)有高水準的設計,堪為本地及鄰近地區建築的範例,並因

此提升了香港建築在國際上的地位,但代價是犧牲了本地專業人士在大型建築項

目上的參與機會,使他們無緣從事自己家鄉的大型創作,往往只能退到二線或以

下的位置。本港的大商業集團在投資大建設時對本地人才的不信任,深遠地影響

到香港本地人的建築設計難有理想或信念可言,所謂本地建築風格的發展更無從

說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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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本港也不乏優秀之設計實例,如添馬艦政府總部便是一個甚佳的容許

社區融入的傑作。政府總部由畢業於香港大學建築學系的本土建築師嚴迅奇設

計、金門和協興建築聯營,於2011年竣工。其設計秉承了建築師提倡的"門常開"

理念,在建築中間設置一個淨高百餘米的有蓋空間,成了一扇敞開的"門"。政府

總部的設計精髓並非其通透的表層,而是其將邀請公眾融入建築的意圖雜糅到設

計中,在綠油油的中央草坪上不難見到民眾在享受閒情逸致、小孩在嬉戲,於香

港而言,這是極為珍貴的、公眾可與綠地零距離接觸的公共場所。平日裡,在這

片沿海的休憩用地和中央綠地上,亦不乏有向政府發表意見的公眾團體,就不同 20

議題為普羅大眾發聲

(85)

香港在八九十年代經濟發展之急促,刺激了建築工業的迅猛發展,但由於香

港地少人多,使得建築僅能夠在狹隘的地域裡面向高空發展。加之地價的高昂,

歷史建築的保育在經濟面前顯得蒼白無力,清拆重建的意欲亦凌駕於文物保育;

當一座又一座載滿本港歷史的舊建築被清拆之後,民眾開始萌生反對之聲。2006

年因保留舊中環天星碼頭所引發的社會輿論,正好體現了民間對"拆、拆、拆"

25

(84)香港大學在1950年成立建築系以來培養了不少建築師,由最初每年數個畢業生發展至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約82 個,加上香 港中文大學在 1991年起亦開辦建築系,應使建築業人才不缺。但本港的建造事業實在頻繁,加上近年中國內地地產市場的需 求,使本地建築師頗有應接不暇之感,更無心置身研究工作,以專業所長領導社會。在規劃人才的培育方面,港大在 1989 年 已開辦城市設計碩士課程,另又有城市規劃及環境管理研究中心於 1991 年由原來的城市研究及城市規劃中心 ( 1980 年成立 ) 改組而成,開辦有關之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以上的課程確保了本港在城市規劃及城市設計等方面的人力資源。

(85)請參閱鄒崇銘:(我們一起走過的街道:嚴迅奇專訪>,載於鄒崇銘,韓江雪:《僭建都市:從城鄉規劃到社區更新》,香港:

印象文字,2013年,頁24-33。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文化的醒覺和對切合實際的文物保育之重視,甚至連中小學的文物保育教材,都

鼓勵民眾去探究保育議題;民眾開始有機會接觸到文物保育的理念和文化傳承的

重要性,須知浸滿歷史的文物建築才是一個城市蓬勃發展的根源所在。建築的意

義並非淺顯地停留在商品化的表層,提高商業社會中民眾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

5 是一個發達城市去蕪存菁的必然工序。1997年古物諮詢委員會在香港舉辦了"文

物與教育國際研討會,受此啟發,筆者於2000年在香港大學建築學系創辦建

築保育碩士課程(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Programme),以此作為契機搭構起歷

史建築與新建築之間的紐帶。經活化的歷史建築得以重新融入社會並重新發揮新

的建築功能。這個學術分支的創立開拓和擴展了民間對文化保育的認識、了解和

10 熱誠,令建築的活化工作不再是一紙空文,而舊建築的保育亦不再是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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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5

這個巧妙的心理轉變在香港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問題是,文物保育意識雖說是增

加了,但保育卻無可避免地要與時間和金錢競賽。為此,特區政府採納了筆者在

1999年"文物與旅遊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的建議,將管理文物的部門管理文化

民政事務局轉交至土地發展局負責。 (86) 此舉表示政府直接地承認文物保育與善

用土地資源的關係,法定古蹟始終得靠納稅人支持才得以延年益壽。前文所及由

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大力推行的《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和市區重建局

的設立,把建築保育推至新的頂峰;前者的保存項目包括灣仔藍屋、深水埗雷生

春,而後者則以部分加建和復建靈活交替的方式保育了灣仔綠屋(今動漫基地)和

灣仔和昌大押等建築。此外,中環街市設計方案的落實至今仍是如火如荼,政府

和半官方機構亦群策群力,保育對城市有價值的文物。

(87)

環顧本地建築,別具創意及涵蓋本土文化精神的成功例子似乎就只有香港藝

術中心(何弢設計,1975年)、望東灣與白沙澳的青年旅舍(嚴迅奇設計,80 年

代)。有人指後二者屬後現代風格,其實不過是建築師嚴迅奇關注本土文化、取

材於中國傳統民間建築的精髓,再加以現代的手法,可稱之為新鄉土建築(Neo-

Vernacular)的範例。上述三個例子均照顧到地方特色和歷史文化背景,如果香港未

30

(86)Lung, D.P.Y.. "Is Heritage for Sale?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in Hong Kong", Conferenc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ritage & Tourism, Hong Kong (China),2013;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 & Hong Kong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ritage & Tourism: Hong Kong, 13-15.12.1999: [programme] (pp.9-12). Hong Kong: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1999, December).

(87)筆者曾於2000至2007年致力於澳門歷史城區、開平碉樓與村落、馬來西亞馬六甲和檳城的研究與評審,進一步印證了文物 建築的價值並非僅限於建築物本身,而是隱含在建築背後那一段能夠真實地反映歷史脈絡、印證本土文脈根源的故事。如廣 東開平碉樓與村落,其核心價值在於開平先民漂洋過海,在異國他鄉艱苦創業、致富歸鄉後興建碉樓、保衛族人的故事,同 時也是彼時內憂外患國情下,華人受逼的歷史縮影;此外,文物建築的保育不應止於單一建築物,建築與其所處的環境,如 街區、社區、城鎮乃至城市,是不可分割的互為共存體,此亦為香港歷史建築的保育方針開拓了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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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來的建築都能如此,由本地人領導,配合香港的歷史脈搏,體現本地獨特的社會

文化,旨在建立本身的精神文明,則必可打破過分模仿及實用主義的悶局。

五·結語

5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Calvino, I.)在《看不到的城市》一書中這樣描述城市的

記憶:"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脹大。故此對

城市的描述,必須包含過往的一切,要了解過往的一切,則必須從城市的每一個

角落去尋找。在城市的每個角落,都銘記着城市歷史的刻痕、缺口和邊緣。"同

時,卡爾維諾更指出建築就是城市的符號,他說"就如寺廟門上可見的諸神塑像,

帶有特殊的象徵,信徒們可藉此辨認神祇並禱告。即便一座建築物沒有任何招

牌,仍能依靠它的形式,以及它在城市格局中所佔據的位置,來展示其功能。故

此,建築的價值在於其功能所衍生出來的符號。當觀賞建築物時,人們只不過是

記錄了城市用來界定自身及其各部分的符號,

(88)

。

城市的記憶與符號,是互為共存、彼此相連的整體。城市的符號印記着城市

的記憶,城市的記憶幻化成城市的符號。在城市中的每一座建築物,或大或小、

或新或舊,都記載着民衆的點點滴滴,無論是平凡的勞作,還是神聖的信仰;無

論是淳樸的求知,還是繁華的商貿,都真實地凝聚在城市的記憶裏,烙印在城市

的符號上。原始部落先民對自然的崇敬,演變成神廟與祭壇,成為城市裏祈福與

禱告的符號;現代都市裏民眾對繁榮的追求,演變成商廈與銀行,成為城市裏金

錢與欲求的符號。城市裏的建築,將人們日復一日的平凡生活,鏈接成密不可分

的脈絡,倘若符號消失時,城市的記憶也便隨着消失。

10

15

20

回顧香港百多年來的歷史發展,其城市與建築一直以實用、高效、密集為取

向,其以商業為基礎的發展模式至今仍然沒有過多的變化,由於地皮貴重的原 25

因,建築物往往50年就重建一次,故此,市區內有很多建築物由開埠至今,已是

原址的第四代重建,中環滙豐總行便是最佳的例子。從殖民時期起,香港的城市

發展定位便缺乏思辨和理想,在經過19、20世紀戰時戰後的急促發展以及過渡時

期的掙扎後,最終在過渡後期開始重新定位,香港民衆的歸屬感及責任感也逐步

30

298

(88)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年,頁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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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圖6.11 90 年代的青馬大橋(通往新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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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致力於建設屬於自己家園的想法亦逐步成為未來城市發展的有利條件。在

建築上,香港有古老淳樸的中國傳統建築,有風格各異的西洋近代建築,有個性

鮮明的現代建築,同時也不乏建築先驅們傾力巨鑄的中國式文藝復興建築,更不

乏本土建築師研精致思的新鄉土建築。無論是過往的缺乏思辨,還是今日的群策

群力;無論是金光閃爍的西洋現代,還是厲精更始的鄉土創新,香港的城市與建 5

築均真實地反映了其歷史、人文、社會的本質。縱古觀今,以商貿為主導的社會

模式賦予了香港特殊的文化符號-靈活、自由與多元,而這種符號也恰恰反映

在其城市與建築上,匯聚成香港民衆的記憶。

本章第一稿 1997年版由香港大學研究基金資助,得時任香港大學建築學系助

理教授王維仁先生(現任建築學系系主任及教授)和建築師黃錦星先生(現任環境

局局長) 給予寶貴意見,由林苑鶯小姐協助編寫;第二稿 2016年版由香港大學羅

旭龢夫人(建築環境)基金資助,得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榮譽教授梁焯輝先

生(前規劃署署長)提供寶貴意見,並由高栢勤先生(建築系碩士畢業生) 協助收

集資料及編寫,吳鼎航先生(建築系博士研究生)協助文字修訂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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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莫覬

引論

15

香港地處中國南天海隅,在亞太地區位置適中,而且是個世界有名的天然良

港,這些條件都有利於成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但是,優良的港口和適當的位

置,都只是客觀的必要條件,還須要和有利的歷史條件相配合,才能成功地得到

發揮。事實上,在唐宋年間,廣州已經成為一個中國對南洋的貿易中心,香港還

20 是默默無名。甚至到了17、18世紀,當中國和西方國家在澳門進行貿易的時候,

香港一帶地區的經濟仍然以農業為主,附近的海面也不過是漁民和海盜出沒之

所。當時所指的香港,只不過是今日港島南面的一個港灣,人們從那裡將附近地

區盛產的莞香轉運到中國各地,這可與國際貿易無關。

香港地區由港島、九龍(界限街以南)和新界(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三

25 部分組成。前兩者地方偏狹,山多而可耕地少;新界則平地較多,自宋元年間已

有南來移民遷入,開闢土地發展成農村。清代時,整個地區歸新安縣管轄。19世

紀中期,香港地區人口稀疏,除了漁農業以外,只有港口可作轉運之用。在中國

的管制貿易政策下,外(英)國人為了要打開貿易之門,便以武力奪取港島作為根

據地。自由港和自由貿易的旗幟招徠了大批從事中國貿易的商人,轉口貿易因而

30 蓬勃。其後地界又一再擴充,大量人口相繼流入,促使各業成長,規模經濟、範

圍經濟和聚結經濟都得到充分的發揮,匯成一股動力,使經濟得到全面發展。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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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香港還一般地被稱為是個轉口港。實際上,它今日的成就,已非

轉口港一詞所能形容。由於一些歷史的原因,香港的轉口貿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曾經一度式微。但它能及時地善用在轉口貿易時代所累積下來的設施、資金、

人才、經驗和商業關係,轉而建立它本身的出口工業,繼續貿易,並且向金融和

其他服務事業方面發展。到了轉口貿易重新蓬勃的時候,它已經成為一個具有發

達的製造業、金融業和服務業的都市,貿易的內容和服務範圍,也遠非昔日可

比。今天的香港是一個面積達1,000平方公里,人口數百萬的大都會,本土內部的

商貿活動自然也非常活躍,但這些活動大都是由出口帶動的經濟發展所衍生的。

香港因貿易而生,由於先天條件所限,要生存、要發展便不能不繼續倚靠貿易。

本章主旨在介紹香港如何憑著"自由港"的特殊地位,發展成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

的進程。

5

10

·轉口貿易的發展

15

(一)鴉片戰爭前的香港

早在唐宋年間,中國便已經和阿剌伯、波斯、印度、南洋各地進行市舶貿

易。當時廣州有市舶司之設,管理對外貿易,今香港地區的屯門為廣州外港之

來往船隻多以之為停泊所在。明初實行海禁,寸板不許下海,但仍設市舶司 20

於廣州,便利東南亞各國的使團定期來華朝貢互市,而位於珠江口的屯門則為一

個外國船隻停泊,等候被召喚進入廣州的地方。由此可見,當時中國實行的是

一種由政府壟斷的朝貢貿易。但是,私商貿易,特別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和南洋

-帶的華人社會之間的私商貿易,卻是禁之不絕。

在西方國家中以葡萄牙人東來最早。明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人便已抵達 25

屯門,且曾一度進入廣州貿易,其後又退回屯門,並準備建立根據地。明朝政府

先後經正德十六年(1521)屯門之役和嘉靖元年(1522)西草灣之役,將葡萄牙人

驅逐出境,並因此而一度禁止與諸國貿易。結果,私商的非法貿易更為蓬勃,而

葡萄牙人卻繼續在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活動,其中有部分更與日本浪人和中國私梟

勾結,四出劫掠,成為當時的倭寇。

基於財政上的需要,明朝於嘉靖九年(1530)恢復廣州的貢舶貿易,又因為海

30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5

10

防關係,於嘉靖十四年(1535)將舶市遷到澳門與諸國互市。其後,葡萄牙人亦重

來貿易,並且賄賂廣東官員,於嘉靖三十六年(1557)竊據澳門。除了私商以外,

當時這一帶地區的倭寇和海盜都非常猖獗,明朝亦於大嶼山、屯門、九龍等地設

置炮台、汛站,駐軍以作防衛。

清初亦行海禁,並於康熙元年至二十二年(1662-1683)實施遷界,以堅壁清

野辦法對抗鄭成功的反清活動,將私商、民等一概視為化外,嚴加取締。遷界

對香港(特別是農村人口較多的新界)造成極大的損害。另外一種不良後果是,私

梟和盜賊更因而肆意横行。

直到台灣平定以後,清政府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始解海禁,闢廣州、漳

州、寧波及雲台山四港與外商貿易。但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改行一口

通商,將所有對外貿易集中於廣州。當時所行的貿易制度稱為公行制,由政府所

特許的十三行所壟斷。外國人雖然可以設商館於廣州,但行動卻受到極大限制,

交易必須經過公行,而且不能久留。由於當時西方早期的殖民勢力已逐步來到東

方,在南洋一帶活動,所以這時來華貿易的主要是西方商人,而清政府的限制,

15 又使他們只能集中在由葡萄牙人經營的澳門活動。

20

25

清政府的管制貿易政策,使中國沿海的私商活動非常活躍,而澳門亦成為其

中心之一,也引來海盜的劫掠。嘉慶年間(1796-1820),珠江口一帶的海盜以張

保仔一股最為龐大。張保仔以港島為根據,嘯聚達四萬人,有船數百艘,橫行於

海上,使清政府要在大嶼山、屯門、東涌等多處設立站,而外商、私商及十三

行等船隻來往均須武裝護航。單從海盜的規模,便可見當時貿易之盛。直到嘉慶

十五年(1810)張保仔降清,此事才告一段落,但其他小股海盜依然猖獗

。

清政府開海禁後,英國人亦來華貿易,東印度公司且在廣州設有商館。工業

革命以後,英國國力大增,對中國的貿易要求亦日甚。由於廣州的貿易為十三行

所壟斷,而澳門亦為葡萄牙人所獨佔,為了要自由販賣鴉片,英國人屢次向清政

府要求開放貿易,並割讓沿海島嶼,皆不得要領,便準備以武力奪取根據地。其

實,當時的鴉片走私船隻早已活躍於港島海面,清政府亦在港島和九龍一帶增兵

設防監視,最後由禁煙衝突而引發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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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廣州十三行(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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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 英國走私鴉片的船隻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二)草創期:由《南京條約》到《北京條約》(1842-1860)

根據一般估計,鴉片戰爭前的港島,人口不及一萬人,主要以漁農為業,從

上文所述,可見它當時只不過是私商和盜賊逃逋之地。在國際貿易上,雖然許多

5 其他鄰近地方早已見於史冊,但香港還是默默無名,它之踏上歷史舞台,是以鴉

片戰爭開始。

鴉片輸入中國,初為藥用,始於何時,則無從稽考。18世紀初,每年由葡萄

牙人和荷蘭人輸入亦不過200箱(每箱約為一點一擔),其後國人吸食者日多,

進口日增。18世紀末,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取得鴉片的製造和販賣特權,便在印度

10 大量種植,輸到中國,其後特權雖告取銷,私商販賣更盛。鴉片戰爭前,每年輸

入中國的鴉片竟高達四萬箱,使中國前此的對外貿易出超變為入超,白銀大量流

失。由於鴉片對英國為利之大,對中國為害之深,最後便因林則徐銷煙為導火線

而演成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清政府根據《南京條約》於1842年將香港島割

讓給英國。事實上,在開戰早期英國人便已佔據港島,並於1841年中宣佈香港為

15 "自由港"。

20

25

從《南京條約》到《北京條約》的一段日子,可以說是香港作為一個轉口港的

草創時代。英國人既得香港,便在港島北岸拍賣土地,興建民房和貨倉,外商亦

相繼遷入,除了經營進出口的洋行以外,還有船務公司和銀行,而一些工廠如糖

廠、酒廠、水泥廠、冰廠、麵粉廠等亦相繼建成。

根據 1845年的估計,香港島只有二萬三千餘人,其中歐籍及印籍者不及千

人。華籍人口主要以務農和捕魚為業,其中亦有流動人口約一萬人,他們主要是

鄰近地區的居民和艇戶,因為香港在建設上需要大量人力而來港謀生。但無論如

何,由於香港的內部市場非常狹小,還有待固定人口的增加,工商業才可得到平

穩的發展。

在對外貿易方面,初期的發展就並不見得一帆風順,還是以鴉片走私為主要

內容。當時海盜依然猖獗,居港的華籍商人不多,而廣州依然是華南從事華洋貨

品買賣的重心,加以五口通商以後,外商船隻也可以直接北上通商。因此,香港

充其量不過是個轉運站而已。

到了19世紀中期,由於美國和澳洲先後發現金礦,吸引了大批華南沿岸的中

30 國人到海外淘金,同時也有不少遠赴南洋、加拿大和南美等地當苦工。他們數以

萬計,群聚於香港等待出發,大大地促進了香港的商業、旅館業和航運業。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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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太平軍興,國內的戰亂又造成了人口和財富南移,以香港為避難所,結果使香港

人口倍增,城市日漸擴大,百業亦隨而興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華僑數目

不斷增加,在海外造成了一定的中國產品市場,香港商人憑着信息和航運上的方

便,最能滿足這種需求,一些所謂金山莊和南洋莊便應運而生。此外,隨着中國

沿海航運的發展,經營南北貨品的"南北行"亦告興起。由是,香港便逐漸成為一 5

個轉口港,從事貨品和人口的轉運。

306

(三)成長期:由《北京條約》到《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60-1898)

10

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兩國在1860年簽定了《北京條約》,清政府將九

龍半島南端(包括昂船洲)割讓給英國,整個維多利亞港便被納入英國管治範圍以

內。從此,香港政府便積極加強港口的建設和管理,使香港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

時代。由於航運和貿易上的需要,私營的輪船建造和維修船塢、碼頭、貨倉等亦

先後出現。這些基礎設施的完成,使香港的航運事業迅速發展,英、美、法、日 15

等國家的輪船公司也開始提供定期航班服務。在這時期內,無論是出入港船隻的

數目和載運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長。

香港面積擴大也使人口進一步增加,1860年香港已經有九萬多人,1865年便

達到十二萬多人,其後的增長非常迅速,1886年計有十八萬多人,到了1898年竟

高達 25 萬人以上。這一方面顯示了中國的向外移民潮繼續不斷,大大地增加了香

港的流動人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香港本身的經濟發展吸引了大量人口來港

謀生,而國內戰亂頻繁,政局不安,也促使了許多人到此定居。在這時期內,香

港亦因為各種公用事業如電報、電話、電力、電車、自來水等先後投入服務,逐

漸成為一個略有規模的城市。

20

人口聚居促使了香港商業的成長,一些規模較小的工業如火柴廠、肥皂廠、 25

羽毛廠、紡織廠等亦相繼出現。但是,香港當時的經濟發展以轉口貿易為主,除

了航運以外,其他有關行業如銀行、代理、保險等亦日益興旺。轉口貿易的內容

也不斷擴大。在出口方面,除了早期的絲、茶,和供給海外華僑的各種中國產品

以外,還有大豆、皮革、羊毛、植物油、大麻、煙草等,而在進口方面,除了棉

花和鴉片以外,還有煤油、食油、火柴、食米、染料、金屬等。在這時期內,大 30

量鴉片依然源源不絕地經香港流入中國,但到了19世紀末,由於種種國際壓力,

30

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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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圖7.3 早年香港船隻的貨物裝卸,多用人扛或抬

307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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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貿易也逐漸停止。

香港轉口貿易的迅速發展,使它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升。這是由

於香港是個"自由港",有優良的港口和輔助設施,有多方面的國際聯繫,和比較

穩定的政治環境。根據中國海關資料,中港貿易在1880年已經佔中國的總進、出

口分別為37%和21%,到了1890年更分別上升為55%和37%。須要指出,這些 5

數字還沒有將走私計算在內。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香港在這時期內更成為了中國的沿岸貿易中心。當時中

國已經開闢了多個通商口岸,鴉片貿易亦已合法,外國船隻運來的鴉片和洋貨經

過海關完稅後再分銷到各地,這是外商將貨品經香港轉口到中國的正常途徑。但

是,隨着又出現了蓬勃的所謂"帆船貿易",有些香港商人利用帆船將鴉片和洋貨

北運,避過口岸,在沿海各地銷售。這種與正規貿易並行的走私活動亦稱"平行

貿易","水客"、"水貨"等名稱亦因此而起。走私活動使清政府蒙受關稅收入上

的損失,但中國海岸線漫長,禁不勝禁。因此,清政府曾一再提出交涉,並對香

港實行封鎖,對帆船貿易有一定的打擊。但是,香港是個"自由港",而事實上這

類"帆船貿易"又以華人為主,涉及中港兩地商人,當時的香港政府即使有意,亦

難加以管理。

10

15

從這點我們便可以看到一個自由貿易轉口港和一個普通貿易港的不同之處。

雖然它們同樣地為腹地服務,同樣是貨物的集散地和轉運中心,但由於轉口港是

個腹地"境外"的"自由港",盡能發揮所長,這是它能特別吸引貿易之處。換句

話說,如果貿易和其他經濟活動根本上是自由的話,轉口港的重要性便會大為削 20

減,變為與條件相同的貿易港無甚差別。香港的轉口貿易能夠迅速成長,除了它

的地理位置和港口設施以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由於它的特殊地位,使它在周

圍的管制貿易環境中,發揮了自由貿易的作用。

25

308

(四)成熟期: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到淪陷前(1898-1941)

根據 1898 年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清政府將新界租借給英國,使香

港平添了大幅土地,形成了今日的規模,人口亦增至30萬人。從此,香港的經濟

更為蓬勃,1910年九廣鐵路通車,使它在華南的交通和運輸上的地位更為重要, 30

轉口貿易也進入了成熟時代,直到淪陷時期才告一段落。

5

10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列特念紀年週十六報日環循

(八)

店商貨百環連大最創始國中

業營等店旅險保壽人火水造製水汽品粧化設附

限有

司公施先

施先

港香

上

施先

司公蕹置險保 施先

港香

卅廣

15

店懑文获車

海上

京南

20

津天

平北

25

口漢

設為三市酒保於貨大百本 郵利十多店險廣店道貨公 寄便五有旅州總中商司 部遠聯先舘業上行店始 妥地合施等人海於自之創 當籟資旗事壽更德置矯於 快客 本幟業燕推輔規矢一 捷特達統迄梳廣道模初九 保在千計今化營中宏設O 能港五營各粧業再大老○ 蒲滬百業大品範分之舖年 意兩萬地都汽圍設新於篇 行元點會水經枝式香 遠 添現凡城廠營行百港

港東

海上

口漢

沙長

卅度 店商大店百

商公險保养人

港番

卅膺

店涵大亞東

颗水汽

卅店

岐石

津天

沙長

南济口營食

囉暹

罪邃 香西坡架星

30

圖7.4 先施公司刊登於《循環日報六十週年紀念特刊》(1932)上的商業廣告

309

310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在這時期內,香港的發展也歷經波折,主要是因為轉口貿易受到了世界局勢

變化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使香港的轉口貿易受到重大的打擊,戰後航

運恢復,一些華人創辦的輪船公司亦投入服務,香港的造船業也得到空前的發

展。20 年代的轉口貿易更趨蓬勃。雖然1925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使香港的經

濟活動一度陷於停頓,但其後迅即恢復,使香港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30 年代的世界經濟蕭條又使香港陷入嚴重不景,及至日本侵華,香港便受到更大

的衝擊。

由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內地戰亂頻繁使人

口不斷流入香港,根據1921年的人口統計,香港已經有六十多萬人,到 1931 年

又增至八十多萬人,其後日本侵華更促使大量人口湧入,在淪陷前夕的1941年,

據估計,香港的人口高達一百六十多萬人。人口移入除了為香港帶來勞動力以

外,也為香港帶來了資金,使香港的工業如紡織、水泥、糖、煙草、玻璃、肥

皂、藤器、木器、繩索等得到一定的發展。日本侵華又使一些內地較具規模的工

廠搬到香港,包括織染、樹膠、食品、印刷、五金、電器等等。

香港的工業發展使它的貿易形態開始有所改變。雖然轉口依然是主要的貿易

内容,但是香港本身的工業產品也逐漸地進入世界市場。30年代世界經濟不景,

各國紛紛用保護貿易政策以求自保,英聯邦在1932年通過特惠稅協定,香港亦幸

可享用,使它的棉織品、食品、藤器、膠鞋、電器用品、水泥、肥皂以至爆竹等

等得以低稅輸往英聯邦各地。這雖然對香港的經濟有所裨益,但終30年代,香港

的對外貿易還未能回復到20年代的最高水平。

5

10

15

20

表一:對外商品貿易的來源和市場份額(1921-1939)

(%)

貿易

年度

英國

英聯邦

中國

其他

進口

1921

10.24

10.79

19.12

59.77

25

1931

9.94

8.88

27.84

53.34

1939

6.62

7.03

37.95

48.40

出口

1921

0.91

9.99

64.65

24.45

1931

0.89

9.09

51.67

38.35

1939

5.23

13.93

14.83

66.01

30

資料來源:G.B.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p. 291。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由於貿易統計數字不全,我們只有從零星的資料窺看當時的情況。表一顯示

1921 至1939年香港商品貿易的來源和去向。其中可以看到特惠使香港對英國和

英聯邦的輸出有顯著的增長。來自中國的進口雖然續有增加,但對中國的輸出卻

因戰事而大幅減少。1921年香港輸往中國的貨品總值達四億三千多萬元,1931年

5 因經濟不景而下降至二億四千多萬元,中日戰爭爆發後的1939年竟跌至只有約

九千萬元。

總括來說,由開埠到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香港已經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知名

的轉口港。我們可以從表二所列出的進港船隻及其噸位看到其中的進程。香港政

府初期沒有中國帆船進出的紀錄,但其後亦一併計算在內。從船隻數目看來,似

10 乎無甚增長,但和噸位比較,便可想到船隻愈來愈大,帆船日漸為輪船所代替。

從噸位的變化,我們又可以看到香港的迅速成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日本侵

華對香港轉口貿易的沉重打擊。

表二:進港船隻及噸位(1844-1939)

15

年度

數目

職位

1844

538

189,257

1861

1,286

652,187

1871

28,635

3,158,519

1881

27,051

4,475,820

20

29

1891

26,953

6,768,918

1913

21,867

22,939,134

1918

19,997

13,982,966

1927

29,052

36,867,745

1939

15,021

28,840,566

25

資料來源:Anonym, The Hong Kong Guide 1893, p.45; G.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pp.74,274-275, 290。 注:1861年及以前數字不包括中國帆船。

30

311

312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五)30年代的對外貿易

由 30 年代開始,香港才有較具系統的貿易數字。當時的貿易統計並沒有將出

口分為本地產品出口和轉口,也沒有將進口分為本地自用或轉口,因此便只有總

進出口的數字。不過,從香港的經濟情況和貿易數字看來,我們可以推想約有近

半的進口屬留港自用,供本地生活及生產用途,其餘則為轉口,而在出口中則大

部分為轉口。

5

從表三可見,30年代的世界經濟蕭條對香港的打擊很大,隨之而來的中日

戰爭又使進口和出口都低沉不起,一直到1940年才能回復到1931年的水平。由

於香港地面積偏狹,缺乏天資源,而人口又不斷膨脹,大部分民生日用所需、工 10

商各業的原材料、以至機械設備等,都需要從外地輸入,因而造成龐大的貿易逆

差,要靠航運等服務業的收入去彌補。

表三:對外商品貿易額(1931-1940)

(百萬元)

15

年度

進口

出口

貿易總額

貿易差額

1931

738

542

1,063

-196

1932

624

472

1,096

~152

1933

501

403

904

-98

1934

416

325

741

-91

20

1935

365

271

636

-94

1936

452

351

803

-101

1937

617

467

1,084

-150

1938

618

512

1,130

-106

1939

594

533

1,127

-61

25

1940

753

622

1,375

-131

資料來源: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表四列出當時貿易的主要商品內容,其中的中藥、食品、金屬、油脂、紡織

品、紙及製品等都同列前茅,而且出口價值不菲。以當時香港的工業類別和發展

看來,相信這些出口貨品主要還是來自進口,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這些貨品的進

30

5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口都遠超出口中可以見到。換句話說,這些貨品都是轉口貿易的主要內容。成衣

是其中的例外,在各年度中出口都超過進口,而且差距愈來愈大,這說明了當時

香港本地的成衣工業已經成長,並發展為一個重要的外向型工業。同類型的還有

電器用品工業,出口以電池、電燈泡、電手筒等為主。

表四:對外商品貿易內容(1931-1940)

(百萬元)

1931

1936

1940

商品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10

食品

241.4

211.2

123.4

91.9

211.8

158.9

金屬

44.6

34.6

41.0

37.0

36.7

26.8

油脂

54.3

43.4

40.0

33.1

100.2

74.1

紡織品

131.7

75.8

67.7

40.1

142.1

98.2

紙及製品

16.2

11.4

13.4

7.9

19.6

11.8

成衣

6.3

13.7

4.1

12.6

3.7

41.4

15

其他

214.3

135.4

142.5

114.5

213.2

186.3

合計

737.7

542.0

452.4

350.9

752.7

621.8

資料來源:同表三

20

表五顯示香港的主要貿易對象除了中國以外,還有一些西方和亞洲國家。中

國始終都是香港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從全中國(包括華北、華中和華南)進口的貨

品一直都相當穩定,並沒有因戰事而稍減,反而由1931年佔總進口額的27%上

升至1940年之34%,但在同期內出口卻由54%下降至25%。戰事對各地區的影

響也不同,華南淪陷較遲,因而在後期所受到的打擊亦較大。同時我們也可以看

到,以轉口而言,華北倚重香港出口多於進口,而華中和特別是華南則倚重香港 25 進口多於出口。這是因為香港是全中國貨品的轉口港,但更重要的是,它是首要

的南中國進口門戶。

30

313

香港史新編上冊

仙

花

香港旺角砵崙街 西九

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線

衫

中華第一個貨

5

10

15

20

25

司公造織歐駕 1

30

314

圖 7.5 30 年代初香港報刊上的商品廣告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表五:對外商品貿易的來源和市場(1931-1940)

(百萬元)

1931

1936

1940

國家/地區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5

英國

78.3

5.3

29.0

13.3

46.4

39.1

印度

17.6

8.5

5.8

4.8

20.5

7.9

英屬馬來亞

15.2

34.3

7.4

25.8

17.3

61.6

華北

102.6

66.1

70.2

29.0

238.4

79.5

華中

12.6

48.7

7.2

20.3

10.4

11.8

華南

85.2

180.2

74.6

100.5

7.8

63.8

10

法屬印支

50.7

33.9

25.8

17.4

66.4

27.3

德國

37.6

1.6

23.6

3.3

日本

68.3

27.5

58.0

18.0

25.4

13.9

廣州灣

9.9

18.8

6.0

10.6

37.3

42.7

荷屬東印度群島

80.0

14.2

38.3

9.7

61.7

15.7

15

澳門

10.4

25.7

6.5

13.0

24.7

50.7

泰國

47.1

22.6

29.8

14.5

58.3

24.8

美國

57.2

20.2

32.2

28.4

77.1

76.1

其他

65.0

34.5

38.0

42.3

61.0

106.9

總計

737.7

542.1

452.4

350.9

752.7

621.8

20

資料來源:同表四。

注:由於資料來源不同,本表與表一中香港對中國的貿易數字在後期有頗大差異,相信是表一並未將香港對中國部分地區的

貿易數字包括在內,特別是東北的"滿洲國"。

25

香港對英、美、日、德、印度等國的貿易都出現逆差,從這些國家的進口除

了供應本港需要以外,還大量地轉口到中國。在出口方面,自從英聯邦特惠稅協

定通過以後,香港對英國的輸出增加了不少,又因為定居美國的華人較多,對中

國貨品的需求大,到美國的轉口遂繼續上升,但對日本的出口卻因戰事而不斷

減縮。

至於東南亞各地(包括澳門和法租借地廣州灣),由於有大量華人聚居,香港

一向以來都以它們為中國貨品的重要轉口市場,而它們亦輸出香港和中國所需的 30 物產如木材、樹膠、香料和金屬等,其中的泰國和法屬印支,更是中國南方進口

315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食米的主要來源。因此,無論是直接貿易或者是轉口貿易,香港和它們的關係都

非常密切。

三.戰後的經濟和貿易

5

香港由1941年12月淪陷到1945年8月光復的一段時間,經濟受到極其嚴重

的打擊,貿易陷於完全停頓,人口由淪陷前的160 萬人下降至抗戰勝利前的 60 萬

人,可見戰禍之深。隨後,香港逐漸進入經濟高速成長期,雖然經過歷番波折,

但卻能在數十年間,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商業中心。

10

(一)貿易和經濟發展

316

15

戰後香港經濟復原迅速,由於中國重建的需要,香港的轉口業非常蓬勃,使

貿易總額很快便超越了戰前的最高水平,工業生產也漸次恢復。特別值得一提的

是,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不斷湧入造成了人口的高速增長,1951年香港的人口已

經有 200 萬人,1971年又增至400萬人,到了1991年,雖然外向移民潮已經出現

了一段時間,人口依然接近600萬人。經濟發展吸引了更多人口,但人口的增長

也改變了原來的資源比例,對經濟結構必然會帶來衝擊。問題是:香港的經濟還 20

會不會一如既往,以轉口貿易為主。

回顧香港的經濟發展,的確有其獨特之處。一般國家的發展過程是由農業社

會開始,經過工業化而進入現代社會,而且通常來說,城市是工業化和帶動經濟

發展的重心。香港原來那種村落式的本土農業,只屬於自給自足性質,又由於僻

處一方,並非經濟活動中心所在,本無城市可言,其後的城市化也因貿易的需要 25

才開始。香港不是一個國家,它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由於歷史的原因,它才成

為英國統治下的自由港,並因此而繁榮。但在經濟上,香港和中國卻有不可分割

的關係,它是中國"境外"的自由貿易立足點,但須要有中國作為腹地,才可以發

揮它的功能。因此,香港的出現、存在、以至日後的發展,都和中國息息相關。

以香港本身的條件來說,面積偏狹,天然資源缺乏,自給自足的漁農業便只 30

能養活小量人口。要進行城市化和經濟發展,香港便必須倚賴貿易,向外輸出商

5

10

15

20

25

30

圖7.6 70 年代以前,香港街道上的小攤販仍到處可見。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317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318

品和服務去換取本身缺乏的各種必需品。從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經驗我們可以看

到,小國對貿易的倚賴都比大國為重。因此,香港的經濟發展由始至終便和貿易

結下了不解之緣。開埠把香港投入到世界貿易的網絡,使它成為一個轉口貿易

港,帶來了一次重大的結構變化,並且養活較多人口。貿易源自分工,而國際上

的分工則決定於各國各地的需求和資源情況。作為一個轉口貿易港,表示香港並 5

沒有生產商品的優勢,它只是個中間商人,為別人生產的商品提供買賣服務,從

中賺取利潤養活自己。

參與國際貿易有兩點非常重要。第一,貿易和分工的另一面是專門化,各國

各地必須按着本身的比較優勢走向專精,體積愈小,專精的需要也愈大,才能符

合規模經濟的要求。專門化有利於集中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同時,在學習過

程、累積經驗和建立聯繫中,更可以造成進一步的優勢。第二,貿易和分工也要

求一定的靈活性,對世界市場的供求情況作出反應。要及時地發揮本身的優勢所

在,放棄劣勢環節,就意味着經濟結構必須具有高度的適應性,隨着客觀條件的

變化而作出調整。經濟體積愈小,要作出的調整也愈大。一般來說,市場經濟最

能迅速發揮調配資源的功能,不放過任何從貿易中獲益的機會。香港是個"自由

港",繼承了19世紀後期英國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就按着比較優勢原理在20世

紀初便已發展成為世界知名的轉口港。

但是,比較優勢也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一方面它是由許多內外因素所構

成,而另一方面它是個相對而非絕對的概念。隨着一國一地的經濟發展,人口增

長,知識、技術、經驗、資本不斷累積,它在生產各種商品和服務上的比較優勢

便會有所改變。外在貿易環境的變化,更會促使它在世界的貿易網絡中,扮演不

同的角色。不斷變化的比較優勢使戰後的香港須要一再重新找尋定位,幸好它具

有極大的靈活性,使它的經濟和貿易結構能作出適當的調整,並發展成為一個國

際商業中心。

香港是一個自由港,開放性大而本身的經濟體積小,特別容易受到外來因素

所影響,其中以來自中國的衝擊最大。我們可以說,戰後中國的局勢發展,使作

為轉口港的香港出現了兩次重大的經濟結構變化。第一次是工業化,第二次是多

元化,但無論怎樣,都沒有改變香港對貿易的依賴。工業化使香港由原來出口別

人生產的商品轉而為出口自己生產的商品,而多元化則使香港除了買賣自己和別

人所生產的商品以外,更進行大規模的服務業貿易。歸根結底,這是香港的經濟

本質使然,它必須透過各種貿易途徑,輸出商品和服務,才能換取足夠的資源去

10

15

20

25

30

5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養活數百萬人口,和維持經濟的正常運作。人口愈多,經濟發展水平愈高,貿易

的需要也愈大。因此,貿易可以說是香港的經濟基礎,歷史上是如此,其後的發

展也是如此。

(二)工業化:由50年代到70 年代

10

15

上文曾經提及,香港在二三十年代已經建立了一些工業,並且憑着特惠稅之

利,將產品遠銷英國及其他英聯邦國家。這只不過是香港本地工業產品出口的起

步,還遠遠比不上當時的轉口事業。這種情況在戰後初期並沒有改變。香港在二

次大戰之後,隨着世界貿易的正常化,各工業也陸續恢復生產和出口,但當時中

國正在進行重建,對各種物資需求甚殷,使香港的轉口事業發展得非常蓬勃,遠

超戰前水平。根據一般估計,在40年代末期,香港的總出口中有約八成屬於轉

口,絕大部分和中國有關。

1950年韓戰爆發,聯合國隨即對中國內地實施禁運,使香港的轉口貿易蒙受

極其嚴重的打擊,經濟亦一度陷於不景,為了要打開困局,香港便不得不走上工

業化之途。由於戰後中國政局的急劇變化,使大量人口湧入香港,1951年香港人

口便已達200萬人以上。這些人口除了為香港帶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以外,還帶

來了不少技術人才和資金。有些原來在內地的企業,特別是紡織業,更將全廠的

20 機器和設備運到香港,重新開業。這些因素大大地增强了香港工業的生產和出口

能力。

在市場方面,香港除了享受到英聯邦的特惠稅以外,從其他西方國家在戰後

的貿易自由化中的得益也很大。根據1948年簽訂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主要

的西方國家一再削減關稅,特別是工業製品的關稅,為香港的工業帶來了難得的

25 機遇,面向世界市場,順利發展。

香港和中國的關係由50年代起也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是由於禁運,另

一方面是由於中國採行計劃經濟,並積極地轉向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貿易關係,

使香港對中國的出口(包括本地產品出口和轉口)都一直處於極低水平,這種情況

到中國開放後才改變過來。但在同時期內,中國對香港的出口還續有增長,表示

30 它仍然以香港為出口的轉口港,並且對香港所需的糧食、一些日用品和原材料,

維持供應不絕。

319

320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上述各種供求因素的轉變,使香港在世界貿易網絡中的比較優勢根本上出現

了改觀。轉口貿易雖然式微,但本身產品的出口卻蓬勃發展。香港是一個自由

港,可以用最廉宜的價錢從世界各地購入它所需要的各種物品,維持低廉的工資

和成本,又由於它本身的市場有限,要發展工業便必須面向世界。香港的經濟體

積小也是一種優勢,面對着世界市場龐大的吸購力,它利用低廉的生產成本、轉

口貿易時代所留下的各種設施和商業關係,迅速地建成一系列的勞動力密集工

業,將產品源源推出。

因此,香港的工業化是取向於貿易,以出口為主導的。其實,在50年代初期

當香港進行工業化的時候,有些發展中國家也有一定的工業基礎,但它們卻用保

護政策朝內向發展,錯失了進入世界市場的機會,結果反而讓香港迎頭趕上。60

年代初期,香港已經奠定了工業基礎,到後期更在芸芸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之中,在許多工業製品的出口中居於首位。由於資源所限,香港的出口以工業製

品為主,而它的工業製品中又有約七成供直接出口之用。這時候,香港本地產品

的貿易已經遠超轉口貿易,換句話說,香港主要的貿易內容已經由別人的產品轉

為本身的產品。

5

10

15

表六:本地生產總值的產業份額(1950-1980)

(%)

產業

農業

1950-1960

3.4

1960- ·1970

1970-1980

2.6

1.3

20

礦業

0.2

0.1

製造業

15.5

30.9

27.4

建築業

5.5

9.8

6.4

電力、煤氣、食水

1.6

2.2

1.5

運輸、通訊

12.2

11.3

7.3

25

貿易、金融

25.6

37.6

42.5

其他

36.1

5.5

13.6

資料來源:World Tables 1983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30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表七:本地生產總值的產業份額(1970-1980)

(%)

產業

1970

1975

1980

漁農業

2.0

1.4

1.0

礦業及採石業

0.2

0.1

5

製造業

30.9

26.9

25.1

電力、煤氣及食水

2.0

1.8

1.3

建造業

4.2

5.7

7.1

批發、零售、出入口、酒樓及酒店業

19.6

20.7

19.2

運輸、倉庫及通訊

7.6

7.2

7.2

10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

14.9

17.0

25.9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

18.0

18.7

12.9

其他

0.6

0.5

0.3

資料來源:《本地生產總值估計: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九一年》,香港政府統計處。 注:本地生產總值按要素成本計。

15

表八:工作人口在各產業的份額(1961-1981)

(%)

產業

1961

1966

1971

1976

1981

漁農業

7.3

5.2

4.0

2.6

2.0

20

礦業及採石業

0.7

0.3

0.3

0.1

0.1

製造業

39.9

39.4

47.7

45.3

41.2

電力、煤氣及食水

1.60

1.00

0.6

0.5

0.6

建造業

8.4

6.2

5.3

5.6

7.7

批發、零售、出入口、酒樓及酒店業

11.00

16.70

16.0

19.4

19.2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25

7.39

6.80

7.2

7.3

7.5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

2.6

3.3

4.8

社區、社會及私人服務

22.3(r)

24.0@

14.7

15.3

15.6

其他

1.5

0.4

1.6

0.6

1.3

30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各年度人口普查。

注:1公用事業,2商業3通訊,4社區服務。

321

322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工業化也為香港的經濟結構帶來重大的變化,但是香港的環境特殊,變化的

過程和一般發展中國家有很大差別。香港是個人口稠密的城市,農業本來就並不

重要,初期的經濟活動以圍繞着轉口貿易和與城市生活有關的傳統服務業(如小

販、傭工等)為主。因此,工業化帶來的經濟結構變化,主要表現於製造業和服

務業的相對消長關係,特別是彼此在生產總值和勞動人口中所佔的份額。

由於缺乏較早期的統計資料,表六中的產業分類較為粗略,但在五六十年代

的變化卻非常明顯,製造業在本地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升了差不多一倍,貿易和

金融的比重也有所增加,而以服務為主的其他行業則大幅下降,但到了70 年代,

製造業出現了後勁不繼,其他服務業卻反趨強勢。表七的產業分類較為細緻,可

見到了70年代末期,製造業的比重日漸回降,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則節

節上升,而漁農業卻趨於微不足道。表八顯示各產業在香港工作人口中所佔的比

重。因為 60 年代和以後的某些產業分類不同,難以比較,但我們還可以看到與上

述相同的趨向:漁農業日漸式微,製造業到了70年代初的峰點便開始回降,而各

類商貿等服務事業卻普遍上升。

在貿易方面,香港本地工業產品出口以勞動力密集者為主,這正符合了當時

香港的比較優勢。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紡織業。戰後中國的政治局勢使不少上海的

紡織廠遷來香港。50年代初日本經濟重建,大量紡織品出口湧往世界市場,因為

引起了歐美國家的限制。許多買家便將訂單轉移到香港,促成了香港紡織業的飛

躍發展,成衣業也隨之而蓬勃。雖然後來香港也受到了出口配額的限制,但配額

以數量計,有產地來源規定,還容許有序的增長,這反而令得著先機的香港紡織

品出口可以再價值上維持增長,並吸收了大量的勞動力。

在極盛時代,1960年紡織品和成衣佔了香港本地生產品出口的67%,而直到

1975年還保持在50%以上,因而出口配額亦一時成為炒賣對象。在這段時間內,

其他輕工業亦紛紛抬頭。1975年電機佔本地產品出口總值17.2%,玩具佔8.1%;

5

10

15

20

金屬製品佔2.2%,鐘錶佔2.1%,首飾,旅行用品和手袋亦各佔2%。最為奇特的 25

是假髮,興起於60年代中期,1970年所佔份額竟高達8.4%,其後由於受到禁止

而消失至幾近無形。

30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三)多元化:70年代以後

到了70年代,香港已經成為一個工業城市,在它要進一步發展工業的時候,

卻受到種種局限。香港本身經濟體積小,又缺乏天然資源,先天上便沒有條件去

5 建立一個有規模的重工業系統。它的工業以勞動力密集型為主,是在五六十年代

憑着具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所建成的。雖然香港的人口續有大幅增長,但 20

年的工業化把這些勞動力完全吸收,使香港逐漸失去廉價勞動力的優勢。

10

差不多同時,鄰近的台灣、南韓和新加坡都走上了工業化的路途,而且由60

年代開始,也先後將工業製品推往世界市場。它們的產品在性質上和香港產品相

類似,市場也以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為主,因而成為了香港的競爭對手。台灣

和南韓的體積遠超香港,勞動力豐富,工資低廉,再加上政府的刻意栽培,工業

發展迅速。到了70年代初期,它們的工業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和香港產品競爭激

烈,而且有部分已經超越香港。

還要一提的是香港的服務業,它的內容非常豐富,隨着香港的轉口貿易、工

15 業化、城市化和經濟成長而不斷地發展。在工業化以前,香港本來便是一個以服

務業為主的城市,在工業化時代,製造業也曾一度從傳統的服務業中吸去部分勞

動力。但是,在以商貿為主的香港,服務業始終還是一個重要的經濟環節,工業

需要銀行、保險、運輸、外貿和其他商業服務,而隨着經濟發展,市民和客商的

服務需求也不斷增加。更進一步,當香港的經濟地位日漸提高的時候,它的服務

業也進而為鄰近地區提供服務,這種情況,以金融業最為明顯。各類現代服務業

的擴展也增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

20

上述的發展使香港製造業在70年代面臨嚴峻的考驗,在投入方面它要面對內

部勞工市場的緊張情況,在產出方面它要面對國際市場的尖銳競爭。有鑑於此,

香港政府在1977年委任了一個工業多元化委員會去研究如何加強對工業的支援,

25 拓展市場,促進產品和技術升級,並且擴充基礎建設,使香港經濟能夠有更全面

更多元化的發展。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國採行了開放政策,而在1979年發表的

《工業多元化委員會報告書》中,也提到要加強中港的經濟合作。

我們可以這樣想,如果沒有中國的開放政策,香港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還是會

按着原來的路線,不斷的深化和升級,但限於本身的條件,多元化的過程會來得

30 較為緩慢。中國的開放,由於它的廣度,為香港帶來了極大的衝擊,使它的經濟

出現了另一次急劇的結構性變化。從下面幾點,我們可以看到在短短十數年間的

323

324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重大轉變。

首先是轉口貿易的蓬勃發展。由70年代開始,香港的中國內地轉口貿易已有

復甦跡象,但還遠遠落後於本地產品的出口。中國開放以後,大量貨品源源經香

港轉出和轉入中國,約十年間,香港的轉口貿易又超越了本地產品貿易,並且還

不斷躍升,使香港的貿易內容又回復到以他人的產品為主。

其次是工業。開放的中國提供大量廉價的土地和勞工,剛好及時地紓緩了香

港製造業所面臨的困境。工廠和工序北移,使香港的工業能夠以較低成本去維持

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結果,香港便由一個工業製品的生產地日漸變為一個投

資、管理、產品研究、設計、發展、品質控制和營銷中心。由於實際生產程序的

不斷撤離,製造業的就業人數也大為減少。

第三 ·些香港的服務業也因為中港經濟關係日趨密切而得蒙其利,其中包

括出入口貿易、運輸、通訊、旅遊和有關的種種商業活動。此外,由於香港有豐

富的國際貿易經驗,又有鄰近中國內地之便,對中外客商都可以提供多種商業服

務,如經紀、代理、法律、培訓和諮詢等等。

最後是金融。除了提供日常在貿易上的融資以外,多元化的金融業已經使香

港成為一個亞太區的金融中心。香港具有自由的金融市場,80年代的發展使它更

為成熟。它本身是中國內地最大的外來投資者,許多着眼於中國內地和亞太區的

國際金融機構都以香港為立足之地,而中國也開始積極地利用香港的金融市場進

行融資。

5

10

15

20

25

30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表九:本地生產總值的產業份額(1980-1990)

(%)

產業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漁農業

0.8

0.7

0.5

0.3

0.3

0.3

礦業及採石業

0.2

0.2

0.1

0.1

0.1

5

製造業

23.8

20.7

24.1

22.3

20.1

17.2

電力、煤氣及食水

1.3

1.8

2.5

3.0

2.5

2.3

建造業

6.7

7.3

5.3

4.8

4.8

5.6

批發、零售、出入

20.4

19.1

22.2

21.3

23.8

24.3

口、酒樓及酒店業

10

運輸、倉庫及通訊

7.5

7.7

7.8

8.1

9.2

9.4

金融、保險、地產

22.8

22.6

15.9

17.3

19.2

20.8

及商業服務

社區、社會及個人

12.5

15.6

15.9

16.6

14.6

15.0

服務

樓宇業權服務

9.6

10.8

10.8

10.7

10.5

10.8

設算銀行服務

-5.6

-6.5

-5.1

-4.7

-5.1

-5.7

15

資料來源:Estimat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966 to 1992,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注:本地生產總值按要素成本計。

表十:工作人口在各產業的份額(1981-1991)

(%)

20

22

產業

1981

1986

1991

漁農業

2.0

1.8

1.0

礦業及採石業

0.1

製造業

41.2

35.8

28.2

電力、煤氣及食水

0.6

0.7

0.6

建造業

7.7

6.2

6.9

25

批發、零售、出入口、

19.2

22.3

22.5

酒樓及酒店業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7.5

8.0

9.8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

4.8

6.4

10.6

業服務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

15.6

18.4

19.9

30

其他

1.3

0.4

0.5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各年度人口普查。

325

326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表十一:主要工商行業從業人數(1980-1991)

行業

1980

1986

1991

製造

1,030,861

942,734

651,404

批發

52,831

62,222

85,498

5

零售

141,485

173,943

213,904

出入口

118,145

225,032

434,764

酒樓及餐室

119,772

164,116

197,722

酒店及賓館

19,273

27,212

39,516

運輸

110,784

138,255

178,430

10

倉庫

4,064

4,072

5,055

通訊

16,010

22,633

26,324

金融

15,582

21,262

37,859

商業服務

26,482

58,272

97,615

保險

7,266

13,235

23,201

A 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

15

表十二:對外商品貿易額(1946-1991)

(百萬元)

年度

本地產品出口

轉口

總出口

進口

貿易總額

20

1946

766

933

1,699

1951

4,433

4,870

9,303

1956

3,210

4,566

7,776

1959

2,282

996

3,278

4,949

8,227

1961

2,939

991

3,930

5,970

9,909

1966

5,730

1,833

7,563

10,111

17,674

25

1971

13,750

3,414

17,164

20,287

37,451

1976

32,629

8,928

41,557

43,520

85,077

1981

80,423

41,739

122,162

139,246

261,408

1986

153,983

122,546

276,529

277,500

554,029

1991

231,045

534,841

765,886

782,042

1,547,928

*** Hong Kong Satistics 1947-1967; Estimat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966 - 1992,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

30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我們可以從表九和表十看到上述各點為香港經濟結構所帶來的變化。上文已

經提及,由70年代開始,製造業無論在本地生產總值或者在工作人口中所佔的比

重已經有所縮減,這種情況到了80年代更加明顯。金融業雖然在80年代中期遇

上危機,但到後來也和其他服務業一樣,比重日漸上升。表十一顯示 80年代以來

5 主要工商行業從業人數的變化。各行業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從增長率而言,以

保險、商業服務、出入口和金融為最。製造業是唯一的例外,從業人數竟然下降

了三分之一。須要指出,根據工業生產指數,這時期內製造業還繼續有所增長,

因此,整個香港經濟是朝着更多元的全面發展。

10

(四)貿易概況

香港經濟戰後所經歷的兩次結構性變化,和它們對香港對外貿易的影響,已

如上述。我們現在可以從具體的貿易數字去進一步考察其中變化的實況。表十二

15 顯示自 1946 年以來的貿易額。由1959年開始,香港的貿易統計才將本地產品出

20

口和轉口分開,因此在較早期便只有總進出口的數字。1946年,香港的對外貿易

已經回復並且超過了30年代的水平,此後數年間的增幅更為驕人,到1951年到

達高峰。這主要是由於對中國的轉口貿易迅速恢復,根據一般估計,當時香港的

總出口中約有八成是轉口。

隨着韓戰而來的禁運使香港的對外貿易蒙受到重大打擊。進口方面的影響較

小,因為無論情況怎樣惡劣,香港總要進口去養活不斷增加的人口,和維持經濟

的日常運作。但來自轉口貿易的不利影響,卻使香港的對外貿易總額大幅下降,

直到60年代初期才能回復 1951年的水平。

從1959年以後的數字可見,香港對外貿易總額得以回復,主要是靠本地產

25 品出口的增長,因為轉口還一直陷於較低水平。工業化使香港的對外貿易高速增

長,本地產品出口取代了轉口的重要性。60年代中期以後,中蘇交惡使中國逐漸

恢復從香港的轉口輸出,但由於內地的局勢,轉口輸入卻未見起色。因此, 一直

到中國內地開放以前,轉口只不過佔香港總出口的兩成,而本地產品出口卻佔了

八成,這比例與轉口貿易全盛時的比例恰好相反。換句話說,這時候香港主要是

30 為本身的產品進行貿易。

327

328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表十三:貿易比率(1959-1991)

(%)

年度

貿易總額

本地產品出口

轉口

本地生產總額

總出口

1959

69.6

20.1

5

1961

74.8

16.6

1966

129

75.8

18.2

1971

147

80.1

16.9

1976

141

78.5

20.6

1981

158

65.8

30.2

10

1986

185

"

55.7

44.4

1991

244

30.2

68.7

資料來源:計算自表十二所列資料來源中的數字。

表十四:對外貿易差額(1946-1991)

15

(百萬元)

年度

商品貿易差額

服務貿易差額

總貿易差額

1946

-167

1951

437

1956

-1,356

20

1961

-2,040

1966

-2,548

1,526

-1,022

1971

-3,123

3,063

-60

1976

- 1,963

6,009

4 · 046

1981

-17,084

7,840

-9,224

1986

-971

25

15,020

14,049

1991

-16,156

35,284

19,182

資料來源:同表十二。

中國的開放又把這局面扭轉過來。80年代香港本地產品出口的增長依然強勁,

但轉口的增幅更為驚人,80年代後期轉口額便已重新超越本地產品出口額,到了

90 年代初期,轉口更佔了總出口的七成,使香港的對外貿易又以轉口為主。轉口

30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源自進口,轉口的大幅增加自然意味着進口大幅增加,貿易總額也隨而膨脹,結

果小小的香港便進身於世界十大貿易國家和地區之列。

表十三從一些貿易比率去看上述的發展。經濟愈發展,對貿易的倚賴愈甚。

這一點我們從貿易總額和本地生產總額的比率不斷上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90年

5 代初期,香港的貿易總額差不多是本地生產總額的兩倍半,以這比率而言,香港

可入世界前列。其他兩項比率也反映到在工業化時代和多元化時代香港本地產品

出口和轉口貿易的相對消長情況。

對外貿易除了商品貿易以外還有服務貿易。服務貿易的範圍很廣,包括運

輸、旅遊、保險、金融資產買賣及經紀業、銀行服務,以至電影、電視節目製作

10 和發行等等。由於香港對進口商品的依賴,一直以來在商品貿易上都有逆差,要

靠服務貿易上的盈餘去彌補,否則便很難維持港元的穩定和自由兌換。香港沒有

對外收支平衡的統計,但服務貿易的數字可以上溯至1966年。表十四顯示多年來

香港商品貿易的差額,除了服務貿易的盈餘外,相信還要倚靠進口資金去填補。

但由 80 年代中期開始,香港的服務貿易便出現了巨額的盈餘,遠遠超過商品貿易

15 差額,使香港成為資金輸出地區。這是香港經濟進入多元化,服務業迅速發展的

另一表現。

20

25

四·戰後貿易形態的變化

戰後數十年間香港經濟和貿易的發展,使它在世界貿易網絡中的位置和所扮

演的角色也一再轉換。我們可以從對外貿易的方向和內容的變遷,去考察其中的

演化過程,以便瞭解今日香港的貿易地位。

(一)商品貿易方向

香港的商品進口一部分供民生日用所需,和工商各業作為投入,稱為留用進

口,另一部分則用於轉口。香港的貿易統計有進口和轉口數字。表面上,從進口

30 中減去轉口即為留用進口,但實際上並非如此。轉口貨品都會在香港經過不同程

度的處理,因此,轉口值除了進口值以外,還包括處理貨品的成本和利潤,如果

329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330

單用進口減去轉口,便會低估留用進口。根據一般印象,經營成本和利潤約為10

至 15%,視貨品的性質和市場而異,不可一概而論,因此我們很難對進口的留用

部分準確估計。

表十五列出戰後香港商品進口的主要來源。戰後初期基本上回復了戰前情

況,中國內地佔了最大比重,而美英兩國的貨品除了供應香港以外,還大量轉到

中國內地。韓戰引起的禁運和以後國際形勢的改變,使美國和中國內地所佔的比

重都大為削減。但中國內地一直都是香港的糧食和一般民生基本所需物品的最主

要來源,故此始終都佔極重要的位置。由50至70年代,雖然轉口往中國內地的

貿易還未見起色,但因為本身工業化的需要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香港便愈來愈

依賴西方先進國家的貨品,其中日本曾經一度超越中國內地,成為首要的進口

來源。

5

10

中國開放以後,香港的轉口貿易全面恢復。一方面,大量中國內地貨品源源

不絕地經香港外轉,使中國內地重新居於香港商品進口來源的首位;另一方面,

中國內地經濟高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也需要大量貨品經香港轉入。這種急劇

上升的雙向轉口使香港的商品貿易又恢復以轉口為主,並且使它的轉口和總貿易 15

額以倍數增長。

我們可以從表十六和表十七看到香港轉口貿易方向的變化。因為貿易統計資

料所限,只能由1961年和1971年開始,但我們也可以推論較早期的情況。一直

以來,中國內地都是轉口貨品的首要來源,但在開放以前,作為轉口市場卻不甚

重要,表示在那時代,中國內地以香港為轉口埠,基本上是單向的。同時,除了

中國內地以外,轉口貨品的來源以西方先進國家為主,而市場卻集中於亞太地

區。這說明了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的轉口貿易雖然處於低沉狀態,但依然還是個

轉口貿易中心,主要是將來自中國和一些先進國家的貨品轉銷亞太各地。

20

進入 80 年代,中國內地恢復以香港進行雙向轉口貿易,無論作為來源或者是

市場,中國都高踞首位。除此以外,香港的轉口貿易又漸次向西方的美、德、英 25

三國和亞太地區的日本、台灣、南韓和新加坡集中。這自然是與中國內地的轉口

貨品和市場有關,但須要指出,除了台灣地區以外,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和中國有

直接貿易,大可以不經間接渠道。香港的轉口貿易不減反增,說明了它的特殊地

位和難以取代之處。

表十八顯示香港本地產品出口的主要市場。由50年代工業化時期開始,香港 30

的工業製品已經順利地進入世界市場。這些製品以勞動力密集為主,最適宜在高

第七章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工資的西方先進國家內銷售。這些國家的市場較為開放,購買力亦強,結果在 70

年代成為了港產品的主要市場,尤以美國為最,在高峰期佔了四成以上。70年代

以後香港工業逐漸升級,銷路也自然以高所得的市場為主。中國內地開放以後,

迅速升為港產品的第二大市場。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內地某些地區經濟發展迅

5 速,人民收入不斷提高,使品質水準較高的港產品有一定的銷場。但更重要的是

隨着中港經濟關係日趨緊密,一種新的貿易形式亦告出現,在統計上大大地膨脹

了中港間的貿易數字。這種貿易稱為"加工貿易",容後再說。

表十五:商品進口主要來源份額(1947-1991)

10

(%)

1947

1951

1961

1971

1981

1991

來源

%來源

% 來源 % 來源

% 來源

% 來源

%

中國內地

中國

中國

中國

24.7

17.7

17.2 日本

24.3 日本

23.2

37.7

及台灣

內地

內地

內地

美國

19.3 英國

12.7

日本

14.5 中國內地

16.4

中國內地

21.3 日本

16.4

15

英國

10.6 新、馬 8.7 英國

12.7 美國

12.5 美國

10.4 台灣

9.6

新、馬

6.6

日本

8.1 美國

12.2 英國

7.9 台灣

7.8 美國

7.6

澳門

5.3 美國

7.7 泰國

4.3 台灣

4.9 新加坡

7.7 南韓

4.5

泰國

3.9 西德

4.4 西德

3.6 西德

3.6 英國

4.5 新加坡

4.0

澳洲

3.4 印度

3.3 新、馬

3.1 澳洲

3.0 南韓

4.0 德國

2.1

20

比利時 3.3 泰國

3.2 瑞士 2.6 瑞士

2.7 西德

2.4

英國

2.1

資料來源: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Hong Kong Review of Overseas Trade,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

25

30

331

332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表十六:商品轉口主要市場份額(1961-1991)

(%)

1961

1971

1981

1991

市場

%

市場

%

市場

%

市場

%

新、馬

21.6

日本

18.9

中國內地

19.3

中國內地

28.7

5

日本

12.4

新加坡

11.6

美國

11.5

美國

20.9

中國內地

9.2

印尼

9.1

印尼

10.2

德國

6.0

澳門

5.7

美國

8.9

新加坡

7.8

日本

5.5

台灣

5.4

台灣

5.9

日本

6.7

台灣

4.6

印尼

5.3

澳門

3.6

台灣

5.8

英國

2.7

10

泰國

5.2

瑞士

2.9

澳門

3.4

南韓

2.7

柬埔寨

4.1

比利時

2.8

南韓

3.4

新加坡

2.3

資料來源:同表十五。

表十七:商品轉口主要來源份額(1971-1991)

15

(%)

1971

1981

1991

來源

%

來源

%

來源

%

中國內地

22.2

中國內地

30.7

中國內地

59.0

美國

18.3

日本

20.1

日本

10.7

20

日本

12.5

美國

9.7

台灣

7.8

比利時

5.0

台灣

8.1

美國

5.0

英國

4.6

南韓

4.7

南韓

2.8

瑞士

3.4

瑞士

2.3

德國

1.3

西德

2.9

西德

1.7

新加坡

1.2

25

台灣

2.2

英國

1.4

英國

1.1

資料來源:Hong Kong Review of Overseas Trade,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30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表十八:本地產品出口主要市場份額(1961-1991)

(%)

1961

1971

1981

1991

市場

%

市場

%

市場

%

市場

%

5

美國

23.1

美國

41.5

美國

36.3

美國

27.2

英國

20.1

英國

14.2

英國

9.6

中國內地

23.5

新、馬

10.6

西德

8.2

西德

8.8

德國

8.4

印尼

5.9

日本

3.5

日本

3.7

英國

5.9

中國內

日本

3.6

加拿大

3.5

3.6

日本

5.0

地

10

西德

2.9

澳洲

3.4

澳洲

3.4

新加坡

3.8

泰國

2.9

新加坡

2.4

加拿大

2.9

台灣

2.6

加拿大

2.6

荷蘭

1.8

新加坡

2.2

荷蘭

2.3

資料來源:同表十七。

15

(二)商品貿易內容

隨着工業化和生活水平改善,對糧食和原材料等初級產品的需求會相對地減

少,而對工業製品和機械設備等的需求會相對地增加,這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

趨勢。香港對差不多所有各類產品的自給能力都非常薄弱,故此進口內容非常廣 20 泛。表十九中的商品內容按標準國際貿易分類法進行分類,其中"按原料分類的

製成品"包括皮革及製品、樹膠製品、木製品、紙及製品、紡織品、非金屬製品、

金屬及製品等等;"機械及運輸設備"包括各類機器及設備、辦公室用及自動數據

處理機器、通訊及音響器材、電機及電器、車輛及船隻等;而"其他製成品"則包

括傢具、旅行用品、成衣、鞋、專業及科學用器材、攝影及光學器材、鐘錶、玩

具和體育用品等等。從表中"食品及牲口"和"非食用原料"兩項比重的下降,"機

械及運輸設備"和"其他製成品"兩項比重的上升,可見上述的趨勢在香港也表現

無遺。但在香港的進口貨品之中,特別在後期,有很大部分是作為轉口之用,即

便如此,留用進口中初級產品所佔的比重日益下降,機械、設備和製成品所佔的

比重日益上升,殆無疑問。

25

30

表二十顯示香港轉口貨品內容的變化,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國際市場的供求情

333

334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況,以總趨勢而言,和上述的差不多。80年代以後,中國內地經香港的轉口貿易

突飛猛進,表中的數字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內地以成衣、鞋、玩具、旅行及體

育用品、電器、通訊及音響器材等,經香港換取外國的汽車、工業機械、電機、

辦公室用及自動數據處理機器、通訊及音響器材、攝影及光學器材、鐘錶、塑

料、紡織品等。

表十九:商品進口主要內容份額(1961-1991)

5

(%)

內容

1961

1971

1981

1991

食品及牲口

23.6

17.2

10.1

5.1

10

"

飲料及菸草

2.2

2.2

1.5

2.1

非食用原料

12.1

7.2

4.1

2.4

礦物燃料及潤滑劑

3.6

3.2

7.9

2.1

化學品

8.9

7.5

6.5

7.7

按原料分類的製成品

29.5

32.7

9.0

23.8

15

機械及運輸設備

10.4

17.1

23.3

29.1

其他製成品

7.9

12.1

16.8

27.0

資料來源:同表十七。

表二十:商品轉口主要內容份額(1961-1991)

20

(%)

內容

1961

1971

1981

1991

食品及牲口

20.0

9.8

5.1

2.4

飲料及菸草

1.3

1.0

1.1

2.0

非食用原料

13.7

6.1

7.8

2.4

25

礦物燃料及潤滑劑

0.7

1.3

1.1

0.8

化學品

17.9

16.7

8.6

7.0

按原料分類的製成品

27.4

39.0

29.3

20.1

機械及運輸設備

6.8

11.1

25.0

25.6

其他製成品

9.8

14.1

21.0

39.2

資料來源:同表十七。

30

第七章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表二十一:本地產品出口主要內容份額(1961-1991)

(%)

內容

1961

1971

1981

1991

食品及牲口

3.9

1.7

1.3

1.1

5

飲料及菸草

0.9

0.4

0.2

1.3

非食用原料

4.5

1.2

1.2

0.8

化學品

1.9

0.9

0.9

3.2

按原料分類的製成品

29.3

14.2

10.7

12.1

機械及運輸設備

3.4

12.2

18.7

25.8

其他製成品

55.1

69.0

66.4

53.4

10

資料來源:同表十七。

表二十二:本地主要產品出口份額(1980-1990)

(%)

產品

1980

1985

1990

15

紡織品

6.7

6.0

7.5

工業機械

0.9

2.0

2.6

辦公室用機器

3.0

5.4

7.2

通訊及音響器材

7.4

6.9

7.4

電器及電子產品

6.6

7.7

7.7

20

金屬製品

3.0

2.3

2.0

傢具及設備

1.7

1.2

0.8

旅行用品及手袋

2.2

1.2

0.5

成衣

34.6

35.6

31.9

鞋

0.9

0.8

0.4

專業及科學儀器、鐘錶

10.6

8.6

10.2

25

收拾

1.6

2.2

3.0

塑膠製品

1.2

1.7

1.9

紙品及印刷品

0.9

1.1

1.9

玩具

8.8

7.6

2.4

塑料

0.2

0.4

2.0

30

菸草及香煙

0.2

0.7

1.3

資料來源:同表十七。

335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由於國際貿易促成生產的專門化,故此在商品品種上各地的出口一般都比進

口較為集中,對於體積偏小的香港來說,更是如此。香港本地產品出口中絕大部

分是工業製品。從表二十一可見,在60年代初期香港的本地產品出口便已經集中

於兩項"製成品",其後的工業升級更使"機械及運輸設備"一項的比重不斷上升。

這發展過程與比較優勢的改變和國際貿易自由化有直接的關聯。由60年代開始,

便有愈來愈多具有豐富勞動力的發展中國家實行工業化,並競相將勞動力密集的

工業產品推向正在擴充的世界市場。上文已經提及面對這種局勢,香港便不能不

走上工業升級和經濟多元化之途。

香港工業不斷升級的過程,也可以從本地產品出口中得到反映。50年代的主

要出口為紡織品及成衣,佔60%以上,其他則為鞋、玩具、電器用品、塑膠製品

等。由 60 年代至70年代,雖然紡織品出口因受到進口國家的配額限制而相對減

縮,但成衣業卻能將產品多樣化和提高品質而歷久不衰,而一些新產品如電器、

電子、機械、科學儀器、鐘錶、首飾、旅行用品等亦相繼抬頭。

表二十二顯示 80年代以來的變化。紡織品和成衣雖然還能保持一定比重,

但也已經今非昔比。一些在較早期建立的勞動力密集工業如金屬製品、傢具及設

備、旅行用品及手袋、鞋、玩具等,在出口中所佔比重有如江河日下。首飾業可

以算是例外,因為它和高級時裝一樣,須要講求設計,又要有精細和專業訓練的

勞工,使香港還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在一些較新的工業中,如通訊及音響器材、

電器及電子產品、專業及科學儀器、鐘錶等,亦因生產基地陸續北移而踟躕不

前。比重增加較為明顯的有工業機械、辦公室用機器、印刷、塑料和煙草。這些

工業都須要較高技術和較大資本投入,說明了香港工業發展和製品出口的路向。

上文曾經指出,香港的經濟結構變化和對外貿易,都和中國內地的經濟動向

有莫大關係。中國內地的開放,除了使香港的轉口貿易全面復甦以外,對香港的

工業和本地產品出口的影響也很大。因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去考察中港之間的

特殊貿易關係。

5

10

15

20

25

336

(三)中港貿易

表二十三綜合戰後以來中港貿易的發展。進口方面,包括留用進口和主要是 30

轉往亞洲各地的進口,五六十年代只能維持平穩的增長,到70年代中國內地逐漸

第七章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恢復和西方國家貿易以後,才見有較大幅度的上升。中國開放以後,增長速度更

為凌厲,這固然是由於世界市場對來自中國內地的貨品有龐大的需求,要經香港

轉口,但其中不少來自中國內地的進口,是屬於"加工貿易"一類的進口。

總出口方面,1951年是戰後的一個高點,雖然在統計數字上沒有將本地產

5 品出口和轉口分開,但肯定地其中絕大部分是轉口,隨着韓戰而來的禁運和中國

貿易方向的改變,使香港對中國的出口,無論是本地產品出口或者是轉口,都陷

於極其低沉狀態,直到中國內地開放才見起色。其後的增長速度,本地產品出口

和轉口兩者都同樣驚人。轉口增長迅速比較容易理解,因為中國內地須要經香港

進口大量外國貨品,以便進行現代化和改善人民生活。但以香港的工業發展水平

10 而論,特別是和中國內地的工業生產能力相比較,要將產品大量運銷中國內地並

不容易。究其原因,由中港貿易統計數字所顯示的本地產品出口和轉口的急劇跳

升,有很大程度也是由於"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

表二十三:中港貿易(1947-1990)

15

(百萬元)

出口

年度

進口

總出口

本地產品出口

轉口

1947

382

267

1951

863

1,604

1952

20

22

830

520

1955

898

182

1960

1,186

120

13

1965

2,322

72

18

1970

2,830

64

30

---- m 54 34

107

1975

6,805

165

28

137

25

1980

21,948

6,472

1,605

4,642

1985

58,963

61,212

15,189

46,123

1990

236,134

158,378

47,470

110,908

資料來源:Hong Kong Statistics 1946-1967; Hong Kong Review of Overseas Trade,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

30

337

338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表二十四:中港加工貿易比重(1989及1991)

(%)

進口

本地產品出口

轉口

產品

1989

1991

1989

1991

1989

1991

紡織品

12.8

20.5

84.8

83.7

71.5

77.1

5

成衣

84.5

86.6

85.1

89.6

87.3

84.1

塑膠製品

73.4

84.8

83.9

79.6

58.0

58.3

機械及電器

77.8

78.3

56.7

58.6

24.9

26.7

音響及影視器材

85.2

89.7

94.6

92.5

43.1

46.9

鐘錶

94.6

96.4

98.5

98.1

93.5

96.3

10

玩具及體育用品

94.1

92.1

96.4

96.1

60.1

66.8

金屬及製品

30.2

29.6

64.2

73.5

37.8

48.1

其他

44.7

59.5

59.1

62.6

28.3

31.1

全部

58.1

67.6

76.0

76.5

43.6

48.2

資料來源:Hong Kong External Trade,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5

"加工貿易"可以說是中國開放以後中港經濟關係愈趨緊密的新生事物。由

70年代開始,勞動力密集的生產方式在香港已經失去比較優勢。香港的製造業正

在轉型,一些仍需大量勞動力的傳統工業飽受工資上漲壓力。規模較大的企業尚

可以遷到東南亞各地,但規模小的企業便要面臨淘汰。中國的開放紓緩了這個困

境,它提供了廉價的土地和人力,而且對香港的廠商來說,在交通、文化、語言

和管理上都極為方便,結果便吸引了大量工業活動北移。開始時是"三來一補"

(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料裝配和補償貿易),主要是內地企業替香港廠商加

工,及後進而由香港廠商在國內開辦"三資企業"(獨資、合資和合作)。有些工

廠由香港搬到内地,有些在內地設總廠或分廠,又有些將某些工序轉入內地,不

一而足,形成了中港經濟的分工和緊密合作。

表二十四顯示香港政府統計處對近年加工貿易在中港貿易所佔比重的估計。

進口一項,是指全部來自中國內地的進口貨值中,有中港加工合約部分所佔的比

重。以 1991 年為例,全部來自中國的進口中,有67.6%是替香港加工後運回的

貨品。在個別產品中,有些高達九成以上,紡織品一項最低,是因為香港出口受

到產地來源限制,不能大量在外地加工。本地產品出口一項,是指在全部輸往中

20

25

30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國內地的香港本地產品出口貨值中,有中港加工合約部分所佔的比重。1991年全

部產品的比重高達76.5%,個別產品中以機械及電器較低,表示這類港產品在國

內有較大銷場,但其他則大都經加工後運回香港,其中尤以鐘錶、玩具及體育用

品為甚。至於轉口一項,是指在全部經香港往中國內地的轉口貨值中,有中港加

5 工合約部分所佔的比重。1991年全部產品的比重也高達48.2%,個別產品中亦以

機械及電器為最低,表示這類轉口主要用於國內,但鐘錶一項的加工比重竟高達

96.3%,差不多全部經加工後都運返香港。此外,還有一項對加工貿易在外轉中國

貨品中的比重估計,這是指在全部經香港外轉的中國內地貨值中(轉回中國內地

者除外),有中港加工合約部分所佔的比重。1991年這比重為74.1%。

10

表二十五:主要服務業貿易(1980-1990)

(百萬元)

行業

出口/進口

1980

1985

1990

運輸

出口

12,486

23,117

49,847

進口

6,924

12,665

25,738

15

旅遊

出口

6,925

14,804

39,960

進口

5,379

14,152

34,934

保險

出口

594

889

1,319

進口

653

1,293

2,202

金融資產買賣及經紀

出口

962

2,753

20

進口

559

1,393

電影、節目的製作和 發行

出口

219

460

904

進口

125

189

285

新聞傳播

出口

173

431

1,102

進口

71

251

650

25

銀行服務

出口

500

1,798

3,095

進口

232

777

1,031

資料來源:《本地生產總值估計: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九一年》,香港政府統計處。 注:1未有估計。

30

香港是中國內地最大的外來投資者,投資中約有一半用於工業,主要集中在

廣東。根據一般估計,單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港商便僱用了工人三百多萬人。這

339

340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些大小企業所生產和加工的貨品,絕大部分都經香港外銷,造成中港之間龐大的

加工貿易。由於粵港相連,交通方便,我們不難想像有些貨品加工可能需要往返

數次。無論是上述的那一種形式,結果都令中港的貿易數字重複膨脹,也造成兩

地之間的貨運頻繁。

(四)服務貿易

5

通常談論國際貿易時的着眼點都在商品貿易,這是不全面的看法。服務業的

位置隨着經濟發展愈來愈重要,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也日漸增加。香港

是個國際性的商業和金融中心,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服務業的貿易自

然非常蓬勃。上文已經提到香港在商品貿易上有龐大赤字,要靠服務貿易上的盈

餘去填補,可見服務貿易對香港的重要。

表二十五列出香港主要服務業的進出口情況,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運輸業。

它的服務出口收入包括航運和空運中的貨運和客運、管理和代理、船舶出租等收

入,外國公司在香港的燃油、港口及機場費、和其他各種開支,而服務入口支出

則包括向外租用船舶、客運費用、香港公司在外地開支、和外國公司在香港的其

他收入等等。將收入和支出兩相比較,可見運輸業每年為香港帶來極其鉅大的淨

收入,而旅遊方面亦不小。事實上,除了保險以外,香港在所有各主要服務業貿

易上都有可觀的盈餘,正說明了香港不單是轉口貿易中的航運和空運中心,也是

個服務業的貿易中心。

服務業的範圍很廣,而金融是其中極重要的一環。我們可以從表二十六的銀

行貸款額中看到香港商品貿易在80年代的蓬勃增長。香港的銀行還為"香港以外

貿易"進行融資,而且發展迅速。在貸款額中"用於香港以外貸款已經超越了用於

本地的借貸。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總貸款額中,外幣數目直線上升遠遠拋離了

港幣數目。這也反影了香港憑著港元與美元掛鈎和自由兌匯,可以向世界提供貿

易與非貿易的種種融資服務,已漸次發展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10

15

20

25

30

表二十六:銀行貸款額(1980-1990)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百萬元)

貸款用途

1980

1985

1990

香港進出口及轉口貿易

15,582

28,354

66,736

香港以外貿易

1,312

5

3,172

8,898

其他用於本港貸款

75,490

192,009

620,189

用於香港以外貸款

27,511

75,287

851,552

總貸款額:

124,535

312,942

1,679,576

港幣

81,582

184,135

542,902

外幣

42,953

128,808

1,136,674

10

資料來源: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五·當代的貿易體系

15

經過了戰後差不多半個世紀的發展,香港已經成為一個多元化的都會。我們

現在可以從亞太區以至全球貿易形勢去看香港的位置,它的角色和功能,並且對

它的特點和發展經驗作一總結。

20

(一)在世界商品貿易網絡的地位

香港是西太平洋沿岸的商埠,剛好處於東南亞和東北亞的交匯點,在地理位

置上無疑是作為貿易中樞的優選。本區人口眾多,天然資源豐富,也有一定的資

25 本和技術,發展區內貿易本來有很大潛力。但在過去一段時間內,由於種種歷史

原因,貿易時斷時續,令區內各國各地沒有好好地建立起彼此的經濟聯繫,往往

須要往區外找尋主要的貿易對象。

30

自從"亞洲四小龍"崛起以後,一些發展中的西亞太國家汲取了它們的經驗,

也相繼地開放市場,積極吸引外資,謀求從出口導向中走上工業之路。就在這時

候,除了美國和日本以外,"亞洲四小龍"也因為重整工業結構的需要而大舉向

外投資,促進了亞太地區的迅速發展,較為明顯的例子如馬來西亞、泰國、印尼

341

342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和中國內地等,都成績斐然。結果,一個亞太經濟區逐漸形成,區內的經濟聯繫

愈加緊密,貿易遠比以前為活躍,並且形成為一股動力,使人深信亞太區是當代

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心。以香港作為自由港的特殊地位、地理位置和累積所得

的經驗,在擴展貿易上自然具有先天之利。上文已經論及,香港與中國內地、日

本、台灣、南韓和新加坡的貿易關係,在近年也與日俱增。

表二十七從香港和世界各地區的商品貿易平衡去看它在世界貿易網絡中的位

置。除了亞洲以外,香港對其他所有地區都有盈餘,尤以北美和西歐為甚。對於

所有地區,本地產品出口(包括經中國內地加工後的出口)都遠遠不如轉口。這顯

示了香港本身的體積雖小,但由於轉口之故,貿易量卻很大,而且是個亞洲(特

別是亞太區)對世界的主要輸出轉口港。

香港的轉口貿易自然以中國內地為主要對象,以1992年計,所有總轉口貿易

商品中有 58%來自中國內地,又有31%輸往中國內地。但這些數字也說明了還有

相當大部分轉口貿易,與中國無關。表二十八顯示香港主要轉口貿易情況,雖然

中國內地是其中的主角,但來自英國的轉口有一半以上並非轉到中國內地;有一

半以上轉往南韓、新加坡,和有三分之二轉往台灣地區的貨品,並非來自中國內

地。更令人奇怪的是,有5%來自中國內地的貨品又轉回中國內地,此外,還有

2%來自台灣地區,和近6%來自美國的貨品,最後又轉回原地。

5

10

15

20

香港的轉口貿易網絡極其繁複,它將中國內地的成衣、鞋、通訊及音響器

材、電機及電器、旅行用品、雜項製品等輸往先進國家,又將這些先進國家和地

區和台灣、南韓、新加坡等的車輛、工業機械、電機及電器、通訊及音響器材、

辦公室用及自動數據處理機器、攝影及光學用品、鐘錶、紡織品、塑料、紙品、

石油及石油產品、煙草及香煙、洋酒等等轉往中國內地。其他主要的轉口貿易還

有將日本的車輛及機械、電機、電器、香煙、通訊及音響器材、攝影及光學用

品、辦公室用及自動數據處理機器等轉往越南、台灣、澳門和新加坡;將台灣的

電機及電器、辦公室用及自動數據處理機器轉往美國;將美國的煙草及香煙、電 25

機及電器、辦公室用及自動數據處理機器轉往台灣和新加坡;將南韓的電機及電

器、辦公室用及自動數據處理機器轉往美國和台灣地區;將德國的染料轉往台灣

地區和南韓;將新加坡的石油及石油產品轉往澳門,電機及電器轉往台灣;將英

國的煙草及香煙轉往台灣和日本;將法國的洋酒轉往日本和台灣;又將瑞士的鐘

錶轉往日本和台灣。

30

表二十七:地區商品貿易平衡(1992)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十億元)

地區

本地產品出口

轉口

總出口

進口

平衡

北美

69.6

159.6

229.2

74.5

154.7

5

西歐

49.1

120.4

169.5

109.1

60.4

東歐及前蘇聯

0.4

3.5

3.9

1.3

2.6

中南美洲

3.1

20.6

23.7

6.5

17.2

中東

2.0

12.0

14.0

8.1

5.9

亞洲

130.4

346.8

450.2

739.8

-289.6

非洲

2.0

15.3

17.3

4.9

12.4

10

澳洲及大洋洲

3.6

12.6

16.2

10.9

5.3

資料來源:Hong Kong External Trade,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

表二十八:商品轉口貿易(1992)

15

(百萬元)

來源

市場

來源市場

總值

轉往中國內地

總值

來自中國內地

中國內地

403,782

20,205

212,105

20,205

日本

84,966

55,565

37,465

28,502

20

22

台灣

54,442

49,045

26,156

8,728

美國

32,113

18,183

148,501

139,977

南韓

19,390

14,346

13,588

6,588

德國

9,134

6,128

33,103

30,727

新加坡

8,269

6,242

13,866

6,463

25

英國

7,404

3,321

20,591

19,107

資料來源:同表二十七。

30

上述的轉口貿易只舉其大者,還有數不盡的轉口貨品,來自各地,遍輸全

球。須要指出,在這許多來源和市場之間,絕大部分有直接貿易存在,但香港的

轉口貿易依然屹立不倒,而且愈加興旺,再加上本身的產品,使它有如一個百貨

商場,為亞太區和世界各地服務。

343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二)角色和功能

344

時至今日,香港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已非轉口港一詞所能完全涵蓋,我們可

以從下列幾點去說明它的多個角色和多種功能。

首先,香港是個國際商品貿易中心。根據一般理解,轉口港是個貨品的集散

地,轉口商人憑着他們的經驗、聯繫、對產地和市場的認識,從產地買進貨品,

經過貯存和簡單處理,再轉銷外地。這種作為中介、賺取差價利潤的跨國商業活

動,是最典型的轉口貿易。在較早期,香港商人多以這種方式進行轉口貿易,對

於傳統和較小宗的貿易來說,到現在這還是個主要的轉口方式。但隨着經濟和貿

易的發展,特別是在大宗和新品種的產品,卻有愈來愈多來自貨品產地和市場的

商人,到香港尋找代理或者逕相接洽,直接交易。他們也會舉辦貨品展覽,或且

留在香港,開設長駐的貿易機構,建立地區性的批發基地,不一而足。雖然商品

依然是以香港為集散地,但貿易方式卻與傳統的轉口貿易大不相同。作為一個

自由港,香港為本地和中外商人提供了一個最理想的交流、展覽、洽商和交易場

所,因而成為一個萬商雲集的國際商業中心。

5

10

15

20

第二,香港是個貿易服務中心。商品貿易須要有服務業的後勤支援,而許多

主要服務的特色是須要就地提供。大量商品出口、轉口和轉運使香港海空運輸、

船舶租賃和代理、貨櫃處理、倉庫以至批發業都非常蓬勃,加上大批以香港為目

的地或者是跳板的旅客,使香港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海港和空港之一。貿易客商

的往來和活動造成了對通訊、諮詢和種種商業服務的需求,又推動了香港旅遊業

和酒店、飲食、零售以至一般商業的興旺,使香港成為一個購物天堂。最後還要

提到金融業。它對國際貿易的直接服務是融資和保險,但和其他一些服務業一

樣,它也有本身的貿易,例如銀行服務、金融資產買賣的經紀服務等,香港是個

金融中心,這類服務貿易自然非常活躍。上文也已提過香港在服務貿易上有龐大

的盈餘,足夠彌補商品貿易的赤字有餘,正表明了它在世界服務貿易中的地位。 25

第三,香港是個重要的工業製品出口地區。戰後的工業化使香港累積了一定

的工業生產力,它的成衣、玩具、鐘錶出口在世界市場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中

國內地的開放又為香港提供了廉價的生產基地,使香港的製造業透過加工貿易而

維持它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但是,工業活動不斷北移卻使香港本身製造業出現

萎縮,使人對香港的工業前途產生憂慮。由於中港之間的經濟分工,這種趨勢已

經無可避免,但香港卻會愈來愈成為工業製品的研究、發展、設計和營銷中心,

30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也不失為一個產品的出口地。此外,香港本身的工業正朝着資本密集和高科技方

向不斷升級,並且和中國內地合作將科研成果商品化,它們的發展亦以出口導向

為主。

最後,香港還是一個促成貿易的策劃中心。貿易源於不同的地區各有比較優

5 勢,但遠道貿易卻往往需要居間的商人去完成,商埠和轉口港等也應運而生。現

代的國際貿易更進一步,居間的商人可以更主動地發揮企業功能,通過直接投

資,組織生產而造成貿易。這種跨國跨區的經營需要一批企業家從中策劃,他們

能掌握技術,了解各地的特點,熟知市場情況,然後作出全盤有關生產程序和產

品分銷的安排。結果,商品的生產點便順應着比較優勢的變化而轉移,國際貿易

的形態也隨而改變。中港經濟的分工合作,轉口貿易大幅增長,不單是香港商人

能夠掌握既有的轉口機會,更重要的是,還引來一大批外國企業家,他們能夠發

掘貿易潛能,以直接投資促成生產,創造出新的國際和區際貿易機會。

10

15

六·結語

本章主要在陳述香港對外貿易和經濟發展的關係,貿易的內容和方向,並反

覆談及香港在"中國貿易"中的轉口角色。在總結香港在當代世界貿易網絡的地位

時,我們的確要認真思考:世界上為什麼有"轉口港"存在?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20 因為它牽涉到中國內地開放以後香港的經濟價值。

25

30

在歷史上,當香港還是一片荒野的時候,廣州已經是個國際貿易城市,五口

通商以後,上海更成為盛極一時的國際性商埠。香港以自由港開始,憑着它在中

國"境外"的特殊地位,一方面免受到中國內地對貿易的管制,另一方面又不捲入

中國內地的政治漩渦,進行自由貿易,結果能夠後來居上,不但成為一個為中國

內地服務的轉口港,更發展為一個國際貿易、金融和商業服務中心。

從字面看來,所謂自由港只不過是一個不設關稅,可以自由貿易的港口而

已 但實際上並不止此。它是個在缺乏自由貿易環境中可以自由貿易的商埠,因

而吸引到大批外來商人,按照市場規律進行自由貿易,並且從事各種經濟活動。

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活力和從自由貿易所得到的利益,就成為它優勢之源,使它

脫穎而出。中國開放以後,市場經濟得到逐步發展,一批"保稅區","出口加工

區","技術開發區","開放城市",和"經濟特區"等也先後出現。在不同程度

345

346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上,它們都有某些"自由港"的性質,憑着種種政策優惠,可以享有較大的經濟自

由,因而都有可觀的成績。但由於它們都在"境內",而香港卻是個"境外"的行

政和經濟實體,能夠全面地進行自由貿易,始終有很大差別。

5

自從開埠以來,香港便一直是個自由港,它所採用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也

遠非自由港一詞所能涵蓋。香港是個全面開放的自由經濟體系,百多年的經營使

它建立了符合市場原則的法制,採納了國際通用的慣例,熟習了自由貿易規則,

累積了豐厚的經驗,有廣泛的國際聯繫,養成了富有進取性的企業精神,並且凝

聚了一大批來自各國各地的商人和商業機構,積極投入國際市場。這種發展並不

限於貿易,而且還形成了一個具有高度競爭性和重視效率的經濟體系,一種獨特

的生活方式,使香港成為一個充滿靈活性和生命力的當代商貿中心,這是它不易 10

被取代之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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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周亮全

緒言

15

一直以來,香港經濟與貨幣及金融之關係尤為密切。開埠後之最初100年,

本港主要依存於轉口貿易,不耕不織,基本上是一個純粹的商業社會,其對貨幣

金融之依賴,不言而喻。20世紀50年代以後,香港迅速工業化,產品什九外銷,

原料設備更完全依賴入口,亦同樣需要健全的貨幣制度。而長久以來維持本港的

繁榮及經濟高增長的首要因素,筆者認為是源源不絕的外來資金,而貨幣及金融

體系的建制和運作,無疑是吸引這些外來資金的關鍵。80年代以後,隨着全球金

20 融市場的一體化,與及中國經濟的開放與興旺,香港慢慢演變為一個國際金融中

心,金融服務更成為重要的出口行業。下文將探討這三個時期內本港貨幣金融的

特色、演進、及對經濟發展的貢獻。

25

二·貨幣制度的興替

(一)銀本位時期

1.多元化的金屬貨幣

30

英國人佔據香港,主要是作為英商對華貿易的基地,同時鼓勵其他外商來港

建立棧房商行。因此開埠之初,即宣佈香港為自由港。各國之船舶,華洋商賈可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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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自由進出。當時,市區及港口之建設都非常迅速,於是吸引了大量華工與及小商

人來港就業。當時國際對華貿易的通用貨幣是西班牙銀元和墨西哥銀元。前者稱

為"本洋",後者俗稱"鷹洋"(因幣面有鷹花紋)。這些銀元與及國內流通的銀錠、

碎銀及制錢便自然地成為當時流通於香港的貨幣。首屆港督砵甸乍爵士於1842年

3月29日頒發公告,認可上述貨幣與及英國鑄造之銀幣和東印度公司所發行之銀

洋在市面上自由流通。但這務實的作風很快便受到英廷的掣肘。1844年11月即根

據英倫的頒令,規定以英鎊及印度之銀元為法償貨幣。但港英政府對此法令陽奉

陰違,並未有執行,原來之通貨仍自由流通。翌年5月,更頒佈新例,把本洋、

鷹洋、其他南美國家的銀元,與及中國的制錢,並列為法償貨幣。同時規定這些

銀元對英鎊的兑率是四先令二便士,而每先令則值制錢288枚。

5

10

當時市面上流通的,基本上只有銀元及銅幣(制錢),硬性規定這些貨幣對

英鎊的兌價是不必要的,而且亦不切實際,因為它們之間的兌價須以所含金屬的

市場價格為依歸,而金銀的比價是變動不居的。港府這樣做純粹為了行政上的需

要。因為港府的財政、税收,以至在英國聘用的公務員薪俸,仍以英鎊為計算

單位。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1862年。期間香港人口由1844年的1.9萬人增加至 15

1861 年的 11.9萬人,其中華人佔九成以上。隨着華人及對華貿易的激增,英鎊及

印度貨幣也逐漸在市面上消失,而所有商業帳目,都是以銀元計算。因此在 1860

年港府的 9.4萬鎊歲入當中,只有1,600鎊是直接以英鎊收取。英倫終於接納港府

的提議,改用銀元作為香港財政的記帳單位,由1862年7月開始生效。

20

港督羅便臣於是倡議要鑄造香港自己的貨幣,包括銀元及銅質輔幣。原因是

當時鷹洋的供應很不穩定,常有短缺的現象。另一方面,當時市面上之輔幣只有

每銀元可兌1,200 枚之制錢,於是銀碎(包括分割了的銀元)亦作為交易媒介,

非常不便。他並且相信香港的錢幣最終會在中國各通商口岸流通。英倫採納了這

項建議,在香港建立造幣廠,並先行由倫敦皇家造幣廠鑄造。首批鑄有英國君主

肖像之錢幣遂於1863年在港發行。香港造幣廠於1866年5月開始運作,為本地 25

銀行及商人提供鑄幣服務,包括面額一元、半元、二毛、一毛及五仙之銀幣,又

鑄造一文及一仙之青銅幣。銀元重7.22錢,銀色 899.306/1000,含銀量稍低於鷹

洋。(可惜這間造幣廠的經營,徹底失敗。一方面是設備及組織欠佳,積壓客戶的

(1) 有關各銀元之成色、重量,見中國政協廣東省委員會等(編):《銀海縱橫》,1992年,頁20-23。各種銀元的重量都差不 多,即7錢2分多。筆者還記得祖母輩稱五仙硬幣為"三分六",很有古風。60年代在美國的唐人街還普遍稱二角五分的硬 幣為"錢八銀",更是時空大倒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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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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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

Q

圖 8.1 19世紀中後期,清朝各地製造的銀元,亦在香港流通

349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350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存銀,另一方面,所鑄的港元亦不受歡迎,(2)於是產量持續下降,連年虧蝕,終於

在1868年4月關閉,廠內的機器亦轉賣給日本政府。這次鑄幣的嘗試替港府帶來

34 萬元的損失,而1864年港府的税收才不過六十三萬餘元。1872年以後,面額

較小的香港銀幣及一仙銅幣亦重新在英國鑄造。1895年開始,又在印度鑄造面額

一圓的貿易銀元,每枚重7.215錢,銀色901.697/1000,由香港滙豐銀行發行,亦

成為香港的法定貨幣。

香港在1868年後,不再發行一元硬幣,而前後所鑄造的亦僅有二百萬餘枚。

市面上大量流通的反而是鷹洋、英國貿易銀元、本洋,和美國、日本的貿易銀

元;前面兩種更一直與香港銀元並列為法償貨幣。但這幾種銀元的重量和成色,

都並不一致。自1862年開始,香港即正式以銀元為貨幣單位,但卻沒有本身的銀

幣和正式的貨幣標準,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1913年。

造幣廠倒閉以後,市面上的銀幣時常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除了大量引進鷹

洋及美日的貿易銀元外,並發行大量的在英國鑄造的輔幣。到1905年止,共發行

了總值 4,400 萬元的輔幣,遠遠地超過本地的需要。不問可知,這些銀幣大量地流

通於廣東及其他通商口岸。銀幣短缺的情況到1890年以後便逐漸消失,是年中國

開始自鑄各種面額的錢幣,於是在國內流通的香港錢幣,開始回流香港;而 1895

年以後,在印度鑄造的英國貿易銀元亦源源供應。其後大量香港及中國鑄造的輔

幣充斥市場,導致要以折讓價兌換銀元。由1905年開始,港府每年要由市面上收

回大量輔幣,以求維持它們的價值,成為財政上的很大負擔,但仍未能遏止其貶

值。港府遂於1913年禁止在本港使用外國的銀及鎳幣。於是只有香港的官鑄錢幣

和英國的貿易銀元才是本港的法償貨幣。至此香港才有劃一的錢幣體制。這項禁

令也未有帶來反對之聲,由於這時銀行發行的紙幣,早已取代笨重的銀元,成為

貿易上的主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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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紙幣的發展 25

在香港流通的紙幣也像硬幣一樣,由繁而簡,由雜而約,由亂而治。最大的

特色是,由始至終都是由私營銀行發行。本港首家銀行是 1845年4月開業的,是

總行設於印度孟買的東藩匯理銀行,並發行總值5.6萬元的鈔票,成為本港第一

(2) 當時的銀號習慣在經手鑑定的銀元上加上印記。港鑄銀元上有英女王肖像,依法不許塗污,亦是這種銀元不受歡迎的原因之

·見林秉輝:《香港貨幣》,1983 年,頁 1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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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Y

圖 8.2 1904 年製造的香港錢幣

ON

S

CENT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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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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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紙幣。該行並於1851年獲得皇家特許狀,於是1857年政府庫房開始接納其鈔

票作為繳交稅款之用。此後多家海外銀行來港開業。到1864年底,有四家銀行

的鈔票獲得庫房接納,發行額總值二百三十七萬餘元。同年,一班本港英商籌組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3)於1865年3月開業,隨即發行鈔票,並於同年8月獲庫房

接納。翌年,印度孟買發生金融危機,有關銀行香港分行受擠提,引發銀行風

暴,結果原有之十家銀行中有一半倒閉,包括一家發鈔銀行。倖存的五家,實力

也嚴重地打了折扣,例如渣打銀行便大大地收縮了它的鈔票發行量。滙豐銀行由

於開業未久,業務又集中於東亞,故未被波及。反之,這風潮更替滙豐製造了擴

充業務及網羅人才的黃金機會。到1866年底,該行之發鈔額已超過全港流通額

半數。十年之後,更發展為東亞地區的首席銀行。其在香港的市場佔有率,更每

年俱增。1884年歷史悠久的東藩匯理銀行倒閉,數年後有利銀行亦因重組而喪失

其發鈔權。至是本港的主要發鈔銀行便只剩下滙豐及渣打銀行。它們的鈔票也愈

來愈受區內商人的歡迎,不但通行於香港,更大量地在廣東流通。這些鈔票的發

行額由法例明文規限,故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即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1895年

港府又通過"銀行紙幣發行"法案,進一步收緊對發鈔的控制,於是鈔票短缺的情 15

況更為嚴重,而銀元兌換鈔票,也普遍出現"貼水"的現象。在20世紀初期,"貼

水率"曾高達 13%,所有外匯的報價都是以港鈔(而非銀元)為準則。市民存銀元

入銀行,須按市價折扣,否則只能提取銀元。由於當時銀元是本港的法償貨幣,

港鈔則非是,而銀元更是港鈔發行和兌現的依據,上述的情況,無疑是很不尋常

的。其主要原因是港鈔在國內流通量的激增。初期是由於國內硬幣供應的不足及

使用不便,晚清以後則由於政局的不穩。到20世紀初,港幣已成為兩廣及京廣鐵

路沿線地區商人樂用之通貨。如1926年滙豐發行了4,300萬元港幣,而在國內流

通的估計達70%。使港鈔使用歷久不衰的,是嚴謹的發行制度。

這個時期本港發鈔的規例和監管是以英國法例為根據。有關條文,首見於

1866年的滙豐銀行法例,以後雖數經修訂,但至1935年為止,並未有本質性的更

改。渣打銀行之鈔票發行辦法,亦與滙豐銀行相似。

有關發鈔條例之要點如下:發行額以銀行的實收資本額為限;任何英屬地方

的滙豐銀行主行或分行,均有兌現滙豐銀行所發出之鈔票的義務;股東對已發行

的鈔票,負無限責任;所發行之鈔票,至少須有三分之一的硬幣或銀塊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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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3) 初期該行之華名為"香港上海匯理銀行",為行文方便,本章一律用滙豐銀行"稱之。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備。1899年又增補了鈔票的儲備,規定銀行須另行存儲等於實收資本總額三分之

一之硬幣或證券,此等儲備須受殖民大臣委派之董事監管。1898年又通過法例,

使銀行的發鈔額可以超越其實收資本,但這些超額發行須有等值的銀元或銀塊作

為儲備。1924年以後,進一步放鬆發行額的限制,將授權發行額提高到實有資本

5 額以上,又撤銷超額發行的上限,但所有超額發行仍須有100%的銀元或銀塊作

為儲備。

3. 貨幣的本地化

1913 年港府立例禁止外地的紙幣和錢幣在市面上流通,於是三家發鈔銀行的

10 紙幣便成為本港商貿上唯一的主要通貨,而事實上也是本港外貿的本位貨幣。但

在法律上港鈔卻不是法償貨幣。這種矛盾的現象乃根於港府及英國當局在發鈔問

題上所持之歧見。倫敦方面認為發行鈔票乃政府之責任,一再敦促港府取代私人

銀行發鈔。由於現行制度運作順利,港府官員自然不願意承擔這個繁瑣而又責任

重大的擔子,於是一再拖延,但又無力去改變英倫的政策。於是在立法上,現行

15 的發鈔制度便成為短期的、過渡性的安排。為了同一理由,港府一些有利於現行

制度運作的建議,如增加授權發行額,提高儲備的靈活性,及取消對發鈔的課稅

等,便很難得到英國財政部的同意。因此港幣的供應往往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

帶來經濟的損失。其中有關面額一元紙幣的發行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根據法

例,銀行不可以發行面額低於五元的鈔票。1872年,隨着造幣廠的倒閉,港督順

20 應市民的要求,特許滙豐銀行發行面額一元的紙幣。其後英國財政部認為此項立

法之程序不當,予以推翻,並下令銀行收回已發行的總值22.6萬元的一元鈔票。

其後在商人及銀行同業的請求下,英財政部始允許這批紙幣繼續在市面流通,但

凍結其發行額。這項法令一直維持了四十多年,到1917年才解禁。次年,發行量

迅即增至 100 萬元。1929年政府就銀行法例作一個較全面的修訂,取消銀行牌照

25 的期限,可是三家銀行的發鈔權利,則只延長至1939年,可見英廷並未有放棄

港府收回發鈔權的設想。但其後數年間的歷史發展,卻為香港幣制帶來劃時代的

轉變。

30

(4) 有利銀行於1911年重獲發鈔權,但發行量微不足道。該行於1959年被滙豐收購。

353

354

香港史新編上冊

圖8.3 香港在20 世紀使用的部分紙幣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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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ING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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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110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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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355

356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二)英鎊匯兌本位時期

港元以銀為價值本位,但歐美的本港主要貿易伙伴的貨幣都是以黃金為本

位。 。1872年以後,以黃金計算的白銀價格持續下降,於是港元的匯價也節節下

跌,由 1872年的每元兌英鎊四先令四便士跌至1902年的一先令七便士,貶值了

2/3。歐戰期間,銀價又急升,港匯於1919年升至四先令十便士,漲了兩倍多。

其後又急跌。匯率的不穩定對貿易及行政都帶來很大的不便,只是在經濟上香港

與中國唇齒相依,加上本港的鈔票有過半數以上是在中國境內流通,港元幣制勢

難改變。1934年美國政府收買白銀,銀價急升導致中國的存銀大量流失,中國政

府於是在1935年1月4日頒佈通貨條例,實行法幣政策,規定白銀收歸國有,翌

年又以十進制的、不含銀的輔幣,取代原有的銀角子。

1. 英鎊匯兌本位的建立

中國脫離銀本位後,港府迅即作出反應,於1935年11月9日由立法局通過

貨幣條例,禁止白銀流通,改用紙幣本位;港幣與英鎊連繫,匯兌平價維持於每

一港元合英鎊一先令三便士,即每鎊可換16港元。發鈔銀行須將其庫存白銀繳交

新設的外匯基金(exchange fund),換取負債證明書(certificates of indebtedness)。

此後,這些證明書便成為發鈔準備。而滙豐、渣打和有利所發行的鈔票也開始成

為法償貨幣。政府又以每盎司一元二角八分之價格收購民間的銀塊;市民擁有銀

元或銀質輔幣超過十元者,亦須在一個月內按硬幣值兌換港幣。同日,立法局

又授權庫務司發行一元面額之紙幣、及一角和五分之鎳幣,以代替原有之銀幣。

至此,行之近百年的銀本位便告終結,而本港與內地的幣制亦自此分道揚鑣。

5

10

15

20

自1935年12月6日起,銀行發行新鈔時,須以英鎊向外匯基金換取等額之

負債證明書,發鈔銀行亦隨時可用這些負債證明書向外匯基金回購英鎊,而買賣

之差價定為1.25%。因此,港元及英鎊之匯價便規限在一個很窄的波幅上,而港 25

元的發行,亦有十足的英鎊儲備。同時,港元的供應便完全由公共的需求所決

定。因此這新措施同時解決了港元供應不足與及港幣匯價大幅波動的問題;這對

香港的經濟發展,應該有很大的裨益。可惜這方面的影響很快便被戰爭的浪潮所

淹蓋了。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以後,日軍全面侵華,1938年底更攻佔廣州,傳

統的轉口貿易大受打擊。次年9月,歐戰爆發,英國對德宣戰,更直接衝擊本港 30

的金融制度。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5

2. 日治時期的通貨

英國對德宣戰後,隨即實施外匯管制,香港亦於1939年9月8日頒佈《國

防金融條例》〔defence (finance) regulations〕,實施外匯管制,禁止鈔票、外幣、

黃金出口與及證券的轉移。所有外匯買賣要經由19家授權外匯銀行(authorized

exchange banks)辦理。但對中國區域之匯兌業務則較為自由。又英國實施外匯管

制的同時,宣佈對美元貶值約14%。港元對英鎊之兌價則維持不變。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並於8日晨進軍香港,12月25日香港淪

陷。易幟後,即以軍用手票為通貨本位,規定軍票一圓等於港幣二元,次年7月

24日改為一圓兌四元,更於1943年6月1日開始,禁止港幣流通。但戰時百業停

10 頓,物資奇缺,必需品限量限價配給,市內人口也由160 萬人減至60萬人。又香

港淪陷時,滙豐銀行庫存大量未發行之新鈔,日軍後來強迫銀行職員簽署這些無

準備的鈔票,到澳門及內地搜購物資。英國當局即利用重慶廣播電台通告香港及

華南居民,表示不會承認這批逼簽紙幣(duress notes),又公佈這些紙幣的編號。

這批迫簽紙幣之總額達1.2億元,為戰前港元發行額之一半;其中95%是面額50

15 元或以上之大鈔。

3. 英鎊本位制的恢復與終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30日,英軍進駐

香港,並開始為期八個月的軍政統治。9月24日宣佈軍票無效。同時滙豐銀行已

20 運來大批新鈔備用。最初,軍政府亦宣佈不承認面額十元以上的逼簽紙幣。後來

為了維持港幣的使用與及公平--這些鈔票已在華南及香港流通多時,又於次年

25

30

4月2日宣佈承認所有逼簽貨幣。這種舉棋不定的政策無疑給很多市民帶來不必

要的損失。但這項措施對鞏固港幣的信用則大有幫助,因為發鈔當局承擔了法理

以外的責任,以此保障持有人的權益。其後港幣在內地廣泛流通,亦為東南亞人

士信任,直接間接促進資金流入本港。

港元幣制仍沿用戰前的英鎊匯兌本位,兌率維持於每一港元值一先令三便

士。當時主要國家都奉行固定匯率制,港元匯率也因而穩定下來。戰後,英國仍

執行戰時所訂的外匯管制,因此港府也對英鎊區實施外匯管制,規定授權外匯銀

行始可以進行英鎊買賣,但其他外幣則在當局默許下自由買賣。

戰後,中國及英國的政經形勢都起了劃時代的轉變,給香港帶來很大的衝

擊。中國經過八年抗日戰爭後,喘息未定,又於1947年爆發全面內戰。這時民窮

357

358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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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

東亞銀行資產角債表(西歷一九四五年)

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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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ION, QASH IN HAND & AT BANKS:~£ÉÆ, ILÊRE MIJ ME HASH IN HAND, ILTI HAR

1.399,650.00

295-781-25 1,103,8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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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7,4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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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94.12 4,185,688.63

BALANOS WITH BANKERS ABROAD & BULLION IN. TRANSMISSION 1 -§##ÍƑÆLAC AGƐNGIES OUR ACCOUNTSKIH), *****2,318,455.51 BULLION IN TRANSMISSION.SAL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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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NS AND ADVANCES TO CUSTOMERS1-4Y £/€ÍACTMS A OVERDRAIN OUĶRENT ACCOUNTA$73,47114 386,4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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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071.11

1,682,399.81

CLEAN LOANS,#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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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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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61.24, (,820,424. 59

3.884.42 224.992, 50

615,298. 34

BILLS RECEIVABLE!" Â'A †S

#426. 143 ·

BILLS PURCHASED. ANJU,

43,1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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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S RECEIVABLE IN & STERLINGALIES

51,062.89 34, 240.00 1,625.00

186, 50

29,324.50 17.861. 24

1,018.69

3,406. Où

BILLS RECEIVABLE IN FOREIGN CURRENCY

BRANCHES, ÍÀ

PAYMENT IN ADVANCE,

STAMPS ACCOUNT.

投资

INVESTMENTS.................

BÆNK BUILDING5, 745

2,258.92 330. 88

45.1.85

1,028,011.38

2.5. 50

455.98

2.901.48

465,635.29

525,000.00

.25

CAPITAL. $$.

LIABILITIES

LESS CAPITAL TO SHANGHAI..KHXX.

RESERVE. 14

積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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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D DEPOSIT IN PORZION CURRENCY A¶XZKE

DEPOSITS :- J£

CURRENT. DEPOSITS.."

當麼預金

FIXED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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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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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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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PREMIUM IN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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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8 AGO UNTAIN EXI

10.350.95

25.161.87

SAVINGS CERTIFIKATES. NAKL

12,250.00

WO FAT SİNG, LTD. U.3. § ACCOUNT. I KA

4,356.52

BINO-BRITISH OUL, ASSN. & accuurt.tÄKER

400.00

RENT DEPOSITS..VIETA.

2,340.00

FURNITURE AND FITTINGS..

ACCOUNTS RECEIVABLEIT.

SUNDRY DEBTORS. }**‡

SUSPENSE ACCOUNT,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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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PER CUNTRA/

92,

13,708

LI THE FUNG GREEN ISLAND GEFENT CALL.

107,085.80

213,001.27 CUSTOMERS' LIABILITIES ON CREDITS, ETO.KHLAAMI/4/Íİ) 232,735

PŮŘEIGN CREDITS, ACO EPTANCES & QUARANTIE$1 = ## /## #HNÉLOWN.

SHIPPING GUARANTEES,{

79,749.81

COMMERCIAL CREDITS. ALIO.

78,480.92

TRAVELLERS LETTER OF CREDITS/

25.762.50

BILLS RECEIVERI SA PUR COLLECTIONĄ

17.016. 41

CONSTITUENT BILLS POR COLLBOTION.

232,735, 23

PROPIT & LOSS ACCOUNT:- ♬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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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DEPOSIT BOX SE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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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PINALÍt 14 KAT DIVIDEND AND BONUS OLAINEDAH.

INSEREST RESERVED POR FIXED DEPOSITA

BALANCE BROUGHT PORWARD FROM 1942.721,684. 52

PROFIT IN HONGKONG. 194JASLOVNA 221,439.76

ADD PROFIT IN SHANGHAI 1943-2-14#1#RLA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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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圖 8.4 1947 年香港東亞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銀碼用皆日本軍票計算

20

10

i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財盡,國庫空虛,政府濫發貨幣,已無可避免。通貨膨脹迅速惡化,終至於物價

一日數改,於是港元逐漸代替法幣,成為廣東各地的通貨。迨1948年,法幣已

形同廢紙,港元獨霸各地市場。5是年8月,國民政府改發金圓券,但膨脹、貶值

比法幣更甚。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港鈔發行額高達8.8億元,其中三分

5 之二是在國內流通。中共統一全國後,港鈔再也不能在國內流通,相信其中大部

分已回流返港。意外的是,在其後的幾年內,港鈔的發行額只有輕微的減縮(表

一)。這反映出本港經濟活動在這段時期有急速的增長。由1948年到1954年間,

有大量資金由國內及東南亞地區流入香港。1949年以後,又有數以十萬計的難

民由國內湧進,導致就業不足及房屋、公共設施嚴重短缺等問題。但市內未有出

現騷動、治安不良、及饑荒等社會問題。自由市場繼續維持而又未出現嚴重的通

貨膨脹,尤為難能可貴。顯然,健全的幣制有助於香港的經濟承受這巨大的外來

10

衝擊。

同時,英國經濟實力日漸衰落,雖有嚴格之外匯管制,亦無法維持國際收支

平衡。1949年9月18日英鎊大幅貶值 30.5%,港元立即追隨。當時本港正受中國

15 政權改變及難民湧入之衝擊,故論者認為這次貶值有利於工業化的發展。1967年

11月18日英鎊又貶值14.3%。兩日後港府即宣佈港幣與英鎊匯率維持不變,

於是港元兌價由每美元值5.714港元跌至每美元值6.667港元。但當時本港並未有

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問題,而較英國更為重要的貿易伙伴均未有改變其幣值,因此

這同步貶值的決定招來各界很大的非議。三日後,當局遂宣佈將港幣升值10%。

20 這兩度調整的結果使港幣對美元貶值了5.7%,對英鎊則上升了9.06%。由於港鈔

的儲備都是以英鎊存放,港元的升值為外匯基金及發鈔銀行帶來很大的損失。次

年,英港達成協議,由英國保證港幣儲備的美元價值。四年後,英國又面對更大

的國際支付危機,在投機浪潮的衝擊下,於1972年6月23日宣佈放棄固定匯率

制,英鎊開始自由浮動,香港的英鎊匯兌本位亦從此結束。

25

(三)管理紙幣本位

英鎊自由浮動後,早已成為弱勢貨幣的美元亦難以抵受拋售的壓力,首先在

30

(5) 見《銀海縱橫》,頁33。1948年底,筆者返東莞太平鎮探親,見食肆以至路旁攤檔,已全部使用港鈔。

359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1973年2月貶值10%。3月,主要工業國採用浮動匯率機制。行之已久的全球性

的固定匯率制亦告終結。從此香港便須要根據本身的情況去選擇貨幣體制。

1.短暫的美元掛鈎期

英國放棄固定匯率後兩個星期,港府於7月6日宣佈港幣匯率與美元掛漖。

平價為每美元兑5.65港元,波動的上下限為2%。同時,放棄了由1935年開始沿

用的發鈔制度。發鈔銀行不必用外幣向外匯基金換取負債證明書,作為增發新鈔

的準備,只須將等值的港元,撥入外匯基金的戶口;後者即運用這些港元購買多

種外幣,作為港元的準備。由於當時英鎊和美元都已成為弱勢貨幣,這樣做可以

減少外匯風險。其後不久美元即在歐洲和日本遭到拋售,美國於1973年2月13

日將黃金官價由每盎司38美元提升至42美元,代表美元貶值10%強。次日,港

府宣佈港元的含金量保持不變,於是港元兌美元的平價升至每美元兑5.085港元。

石油危機爆發後,美元弱勢更形惡化,1974年11月下旬,美元又在各地遭拋

售。港元既與美元掛漖,亦自然遭受很大的壓力。大量供應港元以維持匯價亦可

能導致通脹。於是港府在11月24日宣佈港幣自由浮動。港元兑美元之匯率隨即

升至4.6元。

5

10

15

2. 浮動匯率時期

20

港幣與美元脫漖以後,繼續採用上述的發鈔程序。脫離了固定匯率的限制,

港府在理論上可以採用貨幣政策,作宏觀的調控。但當局始終未有作這種嘗試。

浮動匯率實施後的最初兩三年,運作相當順利:港幣匯率穩步上揚,內部物價穩

定;1975年受世界性經濟衰退的影響,增長呆滯,但其後兩年增長極速,故三年

之平均增長亦達兩位數字。此後,由於制度的不足以及人為的錯誤,港府未能有

效地遏止貨幣及信用的過度擴張,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及國際收支逆差的擴大,

影響所及,1977年9月後港元匯率顯著轉弱,持續下瀉(表二);到1982 年中,港 25

元匯率指數已下跌了20%。這自然大大削弱了市民對浮動匯率下的港幣的信心。

之後,信心危機爆發,浮動匯率制度便應聲而倒了。

360

(6) 詳見饒餘慶:《走向未來的香港金融》,1993年,頁51-54。

30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3. 美元匯兌本位制

1982 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rs. Thatcher, Margaret)訪華,向中國

領導人探討香港前途問題。中國政府堅決表示,將於1997年收回香港的主權和

治權。消息傳出後,在香港引起很大的震蕩,股市大跌,港幣在一個月內貶值

5 12%。其後,中英政府在北京就香港政治前途問題,展開一連串外交接觸,並於

10

15

1983年7月開始,在北京舉行多輪正式會談。期間,港元匯率不斷下瀉。會談開

始以後,港人的情緒和港幣的匯價便隨談判的氣氛而上上落落。9月以後,由於

會談缺乏進展,港匯跌勢加劇;9月23日,當會議陷入僵局的消息傳出後,港元

即遭到恐慌性拋售,兩日之內,港元對美元之兌價由8.36跌至9.6,對15種主

要貨幣貶值11.6%。市民更開始搶購生活必需品。各界對港幣的信心已陷於崩

潰的邊緣,紛紛搶兑美元,很多外商亦拒絕接受港幣。幸而9月25日是星期日,

使香港官員有個喘息的機會,想辦法去解決這史無前例的貨幣危機,是日港府公

佈正積極制定一個方案,在"充分兑换"的基礎上去穩定港元。亂局也因而緩和

下來。

港府於1983年10月15日宣佈,港幣與美元再度掛漖,聯繫匯率固定於每美

元兑7.8港元的水平(較宣佈前一周之平均匯價升水約6%)。發鈔銀行須以等值之

美元向外匯基金換取負債證明書,作為發行港幣之法定準備。同時又撤銷港元存

款利息稅。由於發鈔銀行隨時可以向外幣基金按7.8的兌價買或賣美元,其他銀

行亦可與發鈔銀行作相類的交易,自由市場的美元匯價,便穩定在一個很窄的波

20 幅內。另一方面,港元的發行量便由市場的需要去決定,而香港的利率也受美國

25

利率所左右。故在聯繫匯率之下,港府已犧牲了獨立的貨幣政策。美元本位的運

作,基本上與過往施行的英鎊匯兌本位相同,即由一個客觀的、外在的機制 --

國際收支--去控制貨幣的供應量。不過其間也有一項主要的區別,在英鎊匯兑

本位的那個年代,主要的國家都奉行固定匯率制,固定了英鎊匯率也同時穩定了

所有主要的匯率;如今浮動匯率當道,美元匯兌本位制已不能保證匯率的穩定。

筆者執筆時聯繫匯率已實施了超過十年,基本上達到了穩定匯價及增強港元

信用的大目標。如表二所示,至1992年止,匯率指數的高低點是119與100,其

波幅較浮動匯率時期要小得多。

30

361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三·金融機構和市場的發展

(一)轉口貿易港年代

362

香港由開埠到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都是以轉口貿易為經濟的命脈,

而當時大部分金融機構也是為貿易的需要而設。由於本港之出入口洋行是貿易的

中介人,故每一項貿易都牽涉在不同國家的三個伙伴。金融機構的任務便是替買

賣雙方提供信用保證,與及買賣進行期間的融資,這一連串的服務,統稱"押匯

業務",主要由銀行提供。同時,轉口貿易也帶來蓬勃的外匯買賣。其次,隨着

市內人口的增加,市內商業及基建的規模也日益龐大;到19世紀末期,製造業也

逐漸抬頭,這些工商業都需要短期和長期的信貸,於是有多種金融機構、市場、

和工具去溝通借貸雙方。此外,當時還有一些較為獨特的勞務。在1895年前,銀

錠、碎銀、各種銀元、及銅幣(制錢)在貿易上廣泛使用,故金銀找換是一個很重

要的行業。而大批華人到海外謀生後,僑匯便日形重要。

1. 銀行業的成長

5

10

15

20

香港開埠未久,總部設於印度孟買之東藩匯理銀行即來港開業。其後20年,

隨着本港貿易的擴張,又陸續有多家以英國或印度為基礎的英資銀行,來港開設

分行。1865年由本港外籍商人創立之滙豐銀行開業,成為首家總部設於香港之

銀行。當時市面上之英資銀行已有十家之多。次年,英國及印度發生金融危機,

本港亦出現經濟不景,引致六家在港經營的銀行倒閉。後來,東藩匯理銀行亦於

1884年歇業。與此同時,其他外資銀行亦相繼來港開業。開先河的是1884年開

設分行的法國東方匯理銀行;到1900年止,又先後出現了日資、美資及荷資銀行

的分行。至於華資銀行的成立,則要等到20世紀初期。第一家是由美國歸僑於

1912年創立的廣東銀行,稍後又有港商創辦了東亞銀行(1919)及國民商業儲蓄銀 25

行(1922);迨歐戰前夕,一共出現了八家在香港註冊的華商銀行。而在國內或南

洋註冊之華商銀行亦紛紛來港開業,特別是日本侵華以後,中國外貿及金融重心

逐漸南移,香港地位日形重要,華商銀行來港開業者,亦如雨後春筍。到歐戰前

夕,在港開業之中外銀行,已達 30家。

這個時期的外商銀行,一般以押匯為主要業務,因為這些銀行最初成立之目 30

的,是協助本國商人開展對華貿易。滙豐銀行及華資銀行則較為重視本地投資

5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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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30

圖8.5 坐落於中環德輔道中十號的東亞銀行慶祝成立十周年(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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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及存款放款業務。即以滙豐銀行而論,在1931年的放款額中,貼現放款仍高達

53%,其次為各種投資,佔30%,票據則佔17%。當時所有銀行都集中在中區雪

廠街及畢打街一帶,並沒有在其他區域開設分行,它們存放業務的對象也僅限於

大商號及富戶,今日所見的以一般市民為對象的零售銀行服務,並不存在。支票

制度,亦未為商場所接受。

5

10

在眾多銀行中,又以滙豐的地位最為突出。在港內,它的資產及市場佔有

率,遠遠凌駕於其他同業之上。此乃由於本港進出口貿易,大部分操於英商洋行

之手,期間香港之貿易伙伴,又以中國和英國分居首、次位置,而滙豐在上海及

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都設有分行(所發行的紙幣在這些地方廣為流通),於是在發

展押匯業務上,便深得地利人和,其他銀行難與爭鋒。此外,滙豐又在很大程度

上扮演着中央銀行的角色:它是主要的發鈔銀行,在1931年佔發行額的 80%以

上;它是香港政府的出納銀行,又是同業的結算銀行,有時又充當最後關頭的貸

款銀行。香港政府亦一再向滙豐舉債,而該行主席一向被委任為本港權力中心的

行政局的成員,滙豐銀行在政治和經濟上之影響力,可見一斑。而滙豐在中國之

勢力尤為令人矚目。1877年首次對華貸款500萬兩,以海關稅為擔保,此後,屢 15

次單獨或組織國際銀團對中央及地方政府融資,又投資於中國之鐵路、礦山、航

運等。踏入民國以後,對滙豐之倚仗,更有增無已。如1922年省立廣東銀行發行

之紙幣發生擠兌,幣值反覆下跌,於是委託沙面之滙豐銀行分行代收省存款,

以示減少流通額之決心,冀能維持國人對紙幣之信心,由此可見滙豐銀行廣州分

行之威信已凌駕於省立銀行之上。

20

30年代初年,本港受全球性經濟衰退及白銀價格暴漲的雙重打擊,貿易減

縮,觸發房地產市場危機。1935年遂爆發銀行風潮,多家華資銀行倒閉。當時香

港還未有銀行法,成立有限公司、或僅領取商業登記,即可經營銀行業務。存戶

便毫無保障了。另一方面,由於沒有中央銀行,銀行遇到擠提,即使根基穩固,

亦會因套現無門而難以自保。事件發生以後,當局照例就監管問題進行研究,後 25

來危機過去,監管之議也就不了了之。

2. 其他金融機構、市場的發展

(1)銀號

30

戰前對華人提供各種金融服務者,以銀號為主。其組織、經營手法、與業務

364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東亞銀行廣告

啓者本銀行法定資本一千萬元收足資本五百 萬元專營銀行一切事業務以利便海内外工商 各界爲宗旨於中外滙兌格外通融快捷茲將經

有支行及分設代理各埠開列於下

上海 天津 廣州 安南 西貢 東京

ㄩ

星架波 漢口 渣華 倫敦 紐約

舊金山 檀香山 橫濱 神戶 長崎

小呂宋 及律羣島

所有定期活期儲蓄存款不論港幣英美日金均可

任便利息從優交收敏述 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茲將存欸息價列下

壹年期五厘

半年期四厘半

日息來往二厘 短期隨時酌議

俱週息計

一九二二年八月一號 總司理人簡東浦謹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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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 東亞銀行關於定期、活期儲蓄的廣告(1922年8月1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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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圖 8.7 50 年代的中環滙豐銀行總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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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性質,都取法於上海之錢莊。其中歷史最悠久的,成立於1880年。至1932年已

有規模較大之銀號37家,多集中於文咸東街、文咸西街(南北行)及其鄰近之皇

后大道中、德輔道西一帶。其組織以獨資經營或合伙(無限公司)為主。業務性質

分為三大類:即按揭、金銀找換、及炒賣。其中以按揭銀號之規模最大,其業務

5 也與銀行的最相近,即以經營存款及放款為主,亦提供匯款及發信用狀等服務,

在貿易上則充當華商及外資銀行的中介。經營手法卻較為傳統,以交情、信實維

繫顧客,生意往來則根據行規及主事人之承諾,無需合約條文與律師公證。另一

方面,經營者又多來自南海、順德、四邑、及潮汕,有鄉誼之情,往往能互為援

引,以合作代替競爭,因而形成一股雄厚的財經勢力。專營門市找換之銀號,規

模較小,但一般按揭銀號亦在金銀業貿易場代客買賣大額的外匯。

10

(2)金銀業貿易場

這是一個歷史悠久而又相當獨特的金融市場。始創於1876年。1932年建貿易

場址於上環孖沙街。以店號為會員,委派經手人入場買賣生金銀(bullion)、各種

15 銀元及各國貨幣。買賣方式相當傳統,但有完善之規章制度作為交易之指引,能

有效地減低交易費用及保障買賣雙方之利益。以買賣黃金為例,場內便有專人負

考核黄金的重量及成色。名義上為實金買賣,但買賣雙方可以每日計息之方法

延期交收,因此實際上又是無限期的期貨黃金市場,投機者可以在銀號開一個戶

口,進行炒賣。在當時來說,這種期貨市場,算是很先進的。至於各國貨幣的買

20 賣,則是即日交收的。歐戰爆發後,當局於1939年實施外匯管制,黃金及英鎊區

以外的貨幣買賣受到限制,但國幣仍然可以自由買賣,當時國民政府已經西遷

國幣對港幣之比價波動很大,於是國幣之交易非常蓬勃,後來更發展為期貨買賣。

25

30

>

(3)證券市場

香港的股市有很悠久的歷史,1866年首次頒佈股份公司條例,隨即有股票買

賣;在 1889至1891年更出現過一次投機熱潮。而香港股票經紀協會(Association

of Stock-Brokers in Hong Kong) 亦於1891年成立。該會於1941年改為香港股份交 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1921年另一證券經紀協會成立,並招收華籍 會員。但市場的規模很小。1931年只有上市公司44家,年底市值共6.5 億元。其

中以公用事業及零售業為主,只有工業股四種、銀行股三種、地產股三種。而且

交投並不活躍,經常有買賣的,不足20種股票,亦少有新的公司加入上市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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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列。有論者以為期間本港股市之停滯不前,是由於未能與旺盛的上海股市競爭。

無論如何,戰前的股市顯然未能為工商界籌集資金。

3. 傳統的金融組織

上述的金融機構,雖有悠久的歷史,但並不普及。華人佔本港人口94%以

上,但只有少數的富有而又與洋人有生意往來的華人,才會成為外國銀行的顧

客,光顧華資銀行的也限於殷富。參與股票買賣的數目就更少了。銀號及金銀貿

易場是華人的機構,但服務對象亦以富戶及規模較大的商戶為主。一般小商人及

升斗市民的存貸需要,便有賴一些傳統的信用機構,最普遍的是當押業。

5

10

中國早在南北朝時候便開始有以物品為抵押放款的質肆。在雍正時代

(1723-1735),廣州已有幾十家當舖。香港開埠初期便有典當業。1860年港

府開徵牌照費,為市民詬病;典當行業首先實行罷市,作為抗議,迫使當局減低

牌照費,當時該業之影響力,可見一斑。又據1890年之統計,市內有米舖三十

餘家,疋頭舖五十餘家,當舖卻有四十餘家,而該年人口才只22萬。押物期

限一般為一年,所押物品以衣服為多,其次是首飾。利率大概是年息二至三分, 15

典當的金額愈少,息率也愈高。押店遍設於鬧市與人口密集的地區,典當金額之

大小亦無限制,押店認票不認人,典當者不必提供個人資料,故交易非常快捷方

便。由於當時流動人口多,收入低,積蓄少,當押業為市民提供了有效的、必需

的信貸服務。

押店所提供的只是小額信貸,不能滿足市民較大額的融資需求,如應急的 20

消費開支、嫁娶、或小商人流動資金的需求。另一方面,當時的金融機構亦沒有

替小額的儲蓄安排出路。傳統的"銀會"便成為溝通這項供求的重要媒介。銀會的

來源已不可考,但廣泛地流行於香港及東南亞,而經過悠久的演進,其組織的模

式亦已穩定下來。基本上,這是一種相當方便及高效率的信用合作社,在香港已

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今日仍然存在,因此值得我們去了解它的運作模式。(8)負責組 25

織銀會的人稱為"會頭",由他去聯絡一定數目的會員(稱為"會仔"),並規定會

期(一般是每月一次)與及每次供款的定額。開會時,會仔以暗標的方式競投收取

該期的會銀,俗稱"標會"。會仔之間可以互不相識,只須認識及信任會頭,會頭

368

(7) 見陳鏸勳:《香港雜記》,1894年,頁23、25、32。

(8) 銀會之運作,饒有趣味,但論者不多,可參考:Mok, Victor and Wu, Joseph,"Yi Hui and Yin Hui -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

30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是各參與者的信用評估人及保證者,如有會仔逃帳,他有補償的義務。對家無恆產

的升斗市民,銀會提供濟急扶危的信用保險,利用銀會他們可以用較低的利率獲得

無抵押貸款;由於他們認識會頭,於是他的品格,他的職業或生意便成為信用的保

證,因當時並無其他金融機構肯去接受這種保證,若沒有銀會,他們便借貸無門。

5 一般小商人也可以同時參加幾份金額大小不一的銀會,去靈活地調動資金。

4. 日治及復元時期的金融和經濟

日軍於 1941 年底攻佔香港,翌年2月初,各華資銀行先後獲准復業,至2月

9日已有22 家華資銀行復業,但英資銀行、國民政府官辦銀行,及其他對日作

10 戰國家所屬的銀行,則遭到清算。日人設財政部,下轄金融課,管理一切金融事

務,對銀行之經營監管甚嚴;來往賬目要每日匯報,一切借貸要經審核,利率以

至行員薪酬均由官方規定。當時的銀行亦沒有多少生意可做;出入口貿易已完全

停頓,由於物資短缺,市內的工商業亦日趨式微。於是銀行也會提供一些意想不

到的服務。東亞銀行成為"社會福利彩票"的總代理,其他銀行亦參與分銷。東亞

15 銀行還代教會的消費合作社配給米糧。

20

25

銀號亦獲准復業,但營業範圍亦止於買賣大洋(國幣)及港元。另一方面股

市及金銀貿易場在日治期間均停止營業。當時可稱得上一枝獨秀的金融業是當押

店。百業俱廢,市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中,饔飧不繼,只有典當衣物、手錶、首飾

等以維生,而且多數沒有能力取贖。同時,由於來源中斷,這些物品在內地很受

買家歡迎,故當押店可以從出售斷當物品獲得厚利。

當押業之一枝獨秀,正好反映了香港經濟的窘境。簡言之,是"食老本"。富

者食存款、存糧,中等人家典賣家當,餘者自願地或被當局強迫離港。淪陷前,

香港人口為 164萬人,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留港人口降至60萬人。與

此同時,私人及社會的資產,樓房及資本財,和基本建設持續地受到日人的掠

奪,戰火的摧毀,以及暴民或飢民的破壞。到後期,市內的水電供應、交通設

施、醫療服務等已處於半癱瘓狀態;四分之一的民房毀於戰火;糧食嚴重短缺,

很多人死於飢餓及營養不良,倖存者也普遍地虛弱不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8月30日,英國艦隊駛進維多利亞港。

他們從日本人手上接過來的,是一座百業蕭條、百廢待興的城市,住着幾十萬

30 個羅掘俱窮,疲憊不堪的飢饉市民;陸上沒有車輛,海上沒有舟楫。如何去解決

這幾十萬劫後黎民的生活和就業問題,幫助他們重整破碎的家園,恢復各種公共

369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5

設施顯然是一件非常艱巨和昂貴的事。當時客觀的形勢可說是相當惡劣。中國經

過八年抗戰,固然是民窮財盡,英國亦筋疲力竭,自顧且不暇。歐洲與日本亦成

為廢墟,故國際貿易的前途並不樂觀。由於香港是受英國殖民統治,故不可能獲

得美國或國際機構的經濟援助。此外,戰爭的結束來得相當突然,有關方面亦未

及草擬詳盡的復元大計。使事情更難辦的,是戰時離港逃荒的原居民大批回流,

年底時人口已增至百萬;那些新來者也十居其九是身無長物的難民。但接着而來

的復元,卻是奇跡地迅速、順利、和成功。軍政府成立之初,即恢復大米的配

給,又施行廣泛的物價管制,限價定量配售木柴、肉類、食糖、和香煙等各樣必

需品。到11 月即應各界之要求,恢復大部分商品的自由貿易。到了年底,各類物

品已有充裕的供應,雖然價格比戰前高四至五倍。1946年上半年的外貿數字,已 10

恢復到 1939年的水平,次年的貿易額更達戰前最高水平的2.2倍。1947年4月,

中區中國銀行所在的那幅土地公開拍賣,以每方呎250元之高價售出,是戰前最

高紀錄的五倍。1947至1948年度港府財政出現盈餘,市内的交通、水電供應等亦

已正常運作。就這樣,經過不到兩年的時間,香港的經濟便在戰後的廢墟中重建

起來,恢復了戰前的繁榮,既沒有倚賴外援,亦無需計劃和管制;而且當時香港

的大門還是敞開的,大批移民不斷湧入,但並未有導致苦難和不安。這算得上是

一個近乎奇跡的經濟成就。但這項成功的經驗卻被普遍地忽略了。

15

20

5. 經濟迅速復元的金融因素

當年充裕的資金供應,是推動本港經濟迅速復甦的最大功臣。1946年開

始,資金即源源不絕地由內地及東南亞地區流入香港。而戰時積壓下來的龐大僑

匯亦以香港為轉運的總樞。資金輸入之數字雖難以估計,但數目龐大,則有跡可

尋。本港銀行的數目,在兩年內激增了四倍,金銀業貿易場內,黃金及國幣的炒

賣盛況空前,黑市的外匯買賣亦非常蓬勃。一些作風謹慎的銀行更有資金缺乏出

路的煩惱。中國的內戰及惡性通貨膨脹,東南亞地區的政局動蕩及排華風潮,促 25

使資金外流,把這些資金吸引來港,則有賴健全的貨幣制度,完整配套的金融體

系,及金融從業員敬業樂業和進取的精神。上文已提到港幣信用的建立。日治時

期,本港百業凋零,但有22家華資銀行、六十多家銀號和錢莊,繼續慘淡經營。

戰火甫熄,主事者立即僕僕征途,往海内外各地聯絡昔日客戶。 9月13日,軍

(0)

。

(9) 見冼玉儀:《與香港並進:東亞銀行 1919-1994》,1994年,頁68。

370

30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政府宣佈軍票無效。翌日,已有部分華資銀行復業,當時英軍還未受降呢!戰時

被清盤的滙豐銀行,職員紛紛從英國、重慶、及澳門趕回,策劃復業,迨9月下

旬,已開始有限度營業。11月12日,滙豐恢復外匯掛牌。12月1日,金銀業貿

易場正式復業。只有股票市場,由於受延期支付令(Moratorium Proclamation No.6)

5 的限制,要到1947年1月始復業。因此,在白米和油糖恢復自由買賣之前,金融

業務已欣欣向榮了。1946年底,銀行的數目增至46家,較年初多了一倍,當時東

亞銀行的存款數字,創歷史高峰。1948年以後,隨着國民黨軍隊在大陸的潰敗,

更多的資金及人力資源流入香港,據史班聶(Szczepanik, E.)的估計,1947至1950

年間流入香港的資金,加上無形的貿易順差,相當於國民所得的48%。這龐大

的資源透過不同的渠道滋潤了香港的繁榮。大量資金直接注入金銀炒賣、證券、

及地產市場,替這些市場帶來空前的興旺;其中又以地產行業之發展最為持久及

影響深遠。地狹人稠,加上不斷的入境人潮,維持樓房業的長期蓬勃,提供了大

量的就業機會,並促進一連串有關行業的發展:水泥,建材,油漆,傢俬,和金

屬製品。影響所及,各級的消費場所也欣欣向榮。同時,游資亦透過銀行及銀號

15 投入各行各業,包括公用事業,傳統的、規模較大的製造業,以至一些創新的工

業。市面頭寸鬆動,亦方便小商人和創業者以物業或機器為抵押,取得信貸。市

面繁榮又使政府的收入倍增,可以投資於各種基建。

10

一般論者都把勞力、資本、及企業人才的大量流入,並列為促進香港的迅速

復元和持續發展的基本因素。但就推動經濟發展而言,這三種因素卻有主從之

20 分,輕重之別。在發展初階,勞工顯然不是決定性因素。在落後國家,大量勞動

人口由農村湧向都市,但找不到工作,反而成為負累。只有資本和企業人才始能

創造就業機會。其中資本更被普遍認為關鍵因素。而且,在資本市場還未成熟

時,資本和企業又往往連在一起,資本家同時也是商人或工業家。因此,當大量

游資流入香港時,伴着或隨之而來的是商貿和技術人才;他們的專長、經驗、以

25 及海內外的市場和人際關係,是促進經濟發展最寶貴的動力。與一般勞工不同,

他們有選擇移居地的自由;首先考慮的,當然是個人及資金的安全,香港穩定的

幣值、司法制度、低稅率、及資金的出入境自由提供了這方面的條件;其次是投

資的便利和盈利,在這方面本港金融機構提供的多元化、高效率及靈活的服務作

出很大的貢獻。這時,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便成為一個很有利的條件。 1948 年開

30 始,許多新的工廠、新的工業,便建立在這些外來的資本、企業、及勞力的基礎

上,包括大規模的工廠,如1947年成立的南海紗廠;但更多的是小型企業,以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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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造業為主,但也開拓了新的工業如皮具、塑膠、漆油。這些工業又衍生了電鍍、

製模、機器等輔助工業。上海商人又對旅遊業、出版印刷、及電影製作的發展,

作出重要貢獻。同時,轉口貿易繼續欣欣向榮。因此1948至1950年間香港經濟

非常興旺。

多元化的經濟基礎,廣泛的企業精神,和繁榮期所積累的財富,使香港有

力應付 1951 年中發生的危機。中國於1950年底介入韓戰,翌年5月,聯合國執

行對中國禁運,百年來一直是香港經濟命脈的轉口貿易,被這突然其來的變故打

斷,香港經濟也從此踏上一個新的紀元。

5

10

(二)工業化時期

1. 製造業的發展與特色

隨着禁運、西方國家在經貿上對中國的圍堵、以及中國在政經上的轉向,香

港的轉口貿易在1951年以後即一落千丈,遍使香港向工業方面謀求發展。經過不 15

到兩年的調整期以後,由1953年開始,香港的出口導向工業即飛速發展。註冊工

廠數目由1950年的1,525家增至1960年的4,784家,就業人數也添了一倍多。60

年代更是香港工業化的黃金時期,產值和出口都達到雙位數字的增長,外資開始

大舉來港設廠,大大提高港產品的質素及技術水平。在這段期間,工業化無疑是

促進本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替迅速膨脹的勞動人口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1971

年製造業的從業員達全部勞動人口的47%,是舉世罕有的高比例。此後,隨着本

港經濟多元化的發展,製造業的比重開始持續下降。

20

本港工業化的特色,是以僱用百人以下的小型企業為骨幹,在五六十年代,

它們提供了近半數的職位。一般是家族式或合伙經營,採用勞力集約生產技術,

製造一些低科技的、較為簡單的產品。它們生存的條件在於成本低,反應快捷, 25

能率先生產時尚的潮流產品。故本港企業家的靈活性及拼搏精神,向為論者所樂

道。它們的利潤高,風險也大,加上規模細小,不能在資本市場集資,政府亦沒

有特別安排去解決小企業的融資問題,這責任便大部分由私營的金融機構去承擔。

2. 銀行業的增長

30

372

在金融業方面,70年代以前並未有革新性的發展,亦沒有新的金融機構出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現,但傳統的商業銀行,則有令人矚目的發展,其增長速度,足與製造業比美。

銀行業的高增長期也是從50年代中期開始。1953年韓戰結束後,遠東的局勢慢慢

地穩定下來,資金開始回流;東南亞的政局則持續不穩,導致資金繼續外流。本

港製造業開始欣欣向榮,市民收入增加,都助長了銀行業務的需求,這些都是導

5 致銀行業務急速增長的因素。與此同時,銀行也一改過往低調的經營手法,開始

主動地、積極地去爭取存戶。最顯著的表現是在市區的各處廣設分行,甚至利用

車輛對偏僻的地區,提供流動銀行服務。由表三可見,這種情況始於1960年,在

五年間,分行的數目從1959年的13家激增至1964年的204家;以人口為比例的

銀行密度也在十年間增加了兩倍。此外,又利用廣告、贈品、多元化的服務、以

10 及優厚的回報率去吸引顧客。促使銀行業走向十字街頭的主要原因是:傳統的押

匯業務的衰落、同業間競爭的加劇、和一般市民儲蓄能力的提高。結果,1959年

以後,銀行存款額大幅增加。1971年的存款額,為1958年的12倍,而其中的儲

蓄及定期存款的增幅更達27倍(表四),同期市民所得增加了約五倍。因此存款

之增長率遠遠超過市民生產的增長。

15

隨着銀行規模的膨脹、香港經濟的轉型、與及家庭收入的穩定提升,銀行業

務的範圍和性質也起了很大的變化。在轉口貿易時代,本港銀行以提供短期的貿

易融資為主要業務,禁運以後,外貿便以滿足本地的供需為主,數量大不如前。

另一方面,存款的大幅增加意味着銀行須要大力發展放款業務。新興的製造業需

要大量融資,包括建造廠房,購置機器設備的長期貸款。商業銀行也紛紛改變過

20 去的營運方針,向工業界提供五年以上的貸款。對建造業、地產發展商、及公用

事業的放款亦大幅增加。此外,也拓展了兩項新的貸款類別,即對旅遊業的貸款

及私人自置居屋的按揭和分期付款購買耐用消費品的融資。後者可視為銀行業務

大眾化的另一環。放款業務的競爭程度,亦不下於吸引存款,銀行普遍地利用廣

告、改善服務、市場研究、及推銷員去爭取客戶。一般銀行卻不採用減低貸款利

25 率作為競爭手法。由於經濟興旺,信貸一般是求過於供,競爭的目的主要在於

提高銀行放貸的質素,以減低風險。1954至1972年期間,銀行貸款的增長率達

21.7%,較同期的存款增長率(19%)為高,亦高於銀行投資的增長率,反映出境

內工商業對資金的需求非常旺盛。有關貸款分配的統計數字只能上溯到1965年。

由表五所見,1972年貸款的總額,等如1965年的三倍半;1971年以前,各生產部

30 門的貸款比率相當穩定,其中製造業佔五分之一,外貿三分之一弱,建造業與基

建合佔五分之一,旅遊業3至4%,包括私人信貸在內的其他貸款則佔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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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由此可見,對出入口貿易的融資仍是最主要的貸款業務。1972年股市大旺,銀行

大量貸款與財務機構、證券經紀、及個別投資者,總貸款額較1971年躍增50%;

各部門貸款之比重也起了很大的變化。

3. 銀行風潮與立例監管

5

10

15

在1964年以前,香港政府對一般商業銀行之運作,完全沒有監管。1948年首

次頒佈的銀行法,只規定經營者須要領取銀行牌照,並繳納每年五千元之牌費,

並無制定成立或經營的守則。由於銀行數目眾多,入行又少限制,結果銀行之競

爭非常激烈。規模較小,歷史較短之銀行要爭取存戶,便需要廣設分行,提供各

種優惠服務和提高存款的利息。這一切都增加經營成本,因此它們的放款和投資

對象偏重於一些回報率高、風險大、流動性低的項目。另一方面,政府對存戶不

提供任何保障,亦沒有方案去協助銀行解決周轉不靈的困難,更增加了銀行的不

穩定性。1961年6月,廖創興銀行被二萬名存戶擠提。兩日後,滙豐及渣打銀行

聯手支持,風潮隨即平息。但這事件也暴露了銀行業潛在的危機,有關人士便呼

籲政府立例監管銀行經營。經過漫長的諮詢及立法程序,當局終於在1964年10

月頒佈新的銀行條例,並由12月1日開始生效。條例對銀行的最低資本額、公積

金、流動資產對存款的比率、投資組合、帳目的審核和公佈等都有明文規定。又

成立銀行監理處,負責執行。在此之前,各銀行亦於6月達成一項劃一存款利率

的協議,放棄以提高利率作為爭取存款的手段。但這些措施未能防止即將爆發的

銀行風暴。1965年1月底,明德銀號首先出現擠提,並迅即被銀監處接管。2月6

日,規模較大之廣東信託銀行又被擠提,並於兩日後蔓延到多家華資銀行。中區

的街道亦擠滿了等待進入銀行提款的存戶。2月9日,政府頒佈緊急措施,規定

提取現鈔以100元為限,並宣佈英鎊為法償貨幣,又規定所有銀行每日匯報其現

金狀況。兩發鈔銀行則一再聲明無限量支持各受影響的華資銀行。受這一連串措

施之影響,銀行風潮於數日內平息,提款限制亦於2月16日取消。但這件事已影 25

響市民對華資銀行的信心,當4月9日規模最大的華資銀行恆生遇到來勢洶洶的

擠提時,便只有迅即出售控制性的股權給滙豐銀行以求自保了。這次銀行風潮之

主要導因是地產市道因過度擴張而回落。銀行風潮發生後,房地產及建築業所受

的衝擊也最大,但整體經濟所受的影響則相當輕微。

20

30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4. 金融體系的其他發展

除商業銀行以外,在金融體系其他環節中,以證券市場的發展最為蓬勃。韓

(10)

戰結束後,香港局勢漸趨穩定。由1954年開始,證券交易逐漸活躍。1960至1961

年出現戰後首次牛市。1961年的成交額,為1959年的四倍,遇有新股發售時,動

5 輒出現以十倍計之超額認購。而一次真的股市狂潮,則在1968年出現。恆生股價

指數由1968年初的68點持續急升至1972年底的843點, (其後兩個月,再上升

一倍多,然後大跌)成交額則由1967年的298億元劇增至1972年的43,758億元。

牛市後期時,由引車賣漿者到僧尼學生都參與投機股票的行列,不少市民更放棄

正業,全職炒賣股票。這種狂熱無可避免地把股價推高到不可收拾的水平。

10

一般而言,在這段時期內較傳統的金融機構的地位都相對地或絕對地下降。

轉口貿易衰落和僑匯的枯竭對銀號的打擊很大,銀行服務的大眾化更取代了很多

銀號原來的業務。結果規模較大的銀號紛紛改組為銀行,更加速了銀號業的萎

縮。戰前,金銀業貿易場經營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幣鈔票的買賣;戰後業務

逐漸以黃金為主。1950年以後中港邊界封鎖,1960年以後,股票買賣逐漸普及,

15 都使黃金的買賣失色不少。典當業的衰落情況最為顯著。隨着一般人收入的提高

及儲蓄存款的推廣,愈來愈少市民須要賴典當以應付不時之需。另一方面,適合

抵押的家居用品也比從前少。(II)於是,昔日遍設十字街頭的押店便慢慢地消失了。

新的政經形勢,改變了一些金融機構的命運。可是,劃時代的經濟轉變,近

20 年的高增長,卻未能在金融業的領域內催生了任何顯著的創新。香港迅速工業

化,但沒有工業銀行或投資信託去解決它們的融資需要;建築業蓬勃,市民自置

居屋意願高漲,卻沒有專業的金融機構提供年期長的貸款。結果商業銀行要利用

短期的存款去提供長期的放貸。金融工具方面又缺少債票和短期的政府或商業票

據,因而也沒有票據折現市場,大大減少銀行資產的靈活性,提高周轉不靈的風

險,卻又欠缺中央銀行或其他安排去保障銀行系統的穩定。又以股票市場為例,

雖云交投活躍,交易所亦一度增加到四間之多,但市場內卻未有證券批銷經紀

(jobber)或專業買賣人士,1970年以前,國際投資者很少參與港股的買賣,以承

兑外國匯票和發行證券為主要業務的商人銀行(merchant bank)也遲至1971年才出

現,因此這個時期的股市可以說是很不成熟的。

20

25

30

(10)恒生指數(Hang Seng Index)為恒生銀行所創,包括33 種成分股,以1964年7月31日為基準日。

(11)如戰前之男裝長衫,寬袍闊袖,一件可適合多種身型,西裝則度身而做,二手市場便狹窄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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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5. 商業銀行對工業融資的貢獻

資本短缺被公認為落後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絆腳石。根據羅仕圖(Rostow,W.

W.)著名的成長階段論,經濟"起飛"的先決條件之一是投資額要達到國民所得

10%以上。這個時期內香港的投資比例,遠遠超過這個標準。例如1961至1971

5

10

年的平均投資率達22%。維持這個高資本成長率的則是港人的高儲蓄傾向和源

源不絕的外來資金。而商業銀行則在這方面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銀行利用各種

方法積極爭取存款,使儲蓄及定期存款的增長幅度遠遠超過國民所得的成長率,

對提高儲蓄率顯然有正面的影響。很多華資銀行又透過海外聯繫,吸引僑匯及海

外華人資金來港。較具爭議性的是銀行在資助工業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上文提

過,對製造業之貸款只佔貸款總額的五分之一,其中又以短期信貸為主。一般小

型企業更無法獲得長期性的融資,不過它們還是可以從銀行其他的貸款類別中,

間接地獲得融資;例如向進口商或批發商賒入原料,或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添置設

備,由後者向銀行舉債。出口商人亦可以扮演類似的中間人角色,減低融資的交

易費用。此外,廠商亦可以用廠房或住宅物業作抵押,向銀行取得私人貸款,去

擴充業務。政府曾於1968年就小規模製造業的融資供需作過調查,結論是,短期 15

頭寸的供應不成問題,但長期貸款則較難取得。事實上也很難期望商業銀行供應

這類流動性低、風險高的放款。

期內製造業從其他渠道所得到的資本供應非常有限。外國的直接投資不多,

至1971年底,外資在製造業的投資總值才只是7.6億元,不足1%。證券市場在

1968 年以前並不活躍,新股上市不多,其後股市集資量躍增,但以地產投資股為

主,對工業融資貢獻不大。在先進國家,人壽保險是一項重要的儲蓄項目及資金

來源。在香港,經營者十之九為外資公司,收集所得的資金主要投資於海外的資

產,對融資本港工業化的貢獻微不足道。因此,企業家要向市場融資,主要還是

靠商業銀行。

20

四· 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

(一)經濟轉型:第三產業化

由 1970 年代初期開始,香港出現了戰後的第二次經濟轉型,發展的動力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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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0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由製造業轉移到以金融業為核心的服務性行業。首先,一連串內外因素限制了港

製產品的增長,影響最大的是:台灣及南韓的競爭、西方經濟的放緩、保護主義

的抬頭、以及本港勞工的缺乏和工資上漲。另一方面,全球性的金融革命也在這

個時候由歐美擴展到東亞。香港自由開放的金融體系、安定的社會及政治環境、

5 健全的司法制度、低税制、先進與完備的基礎設施,再加上恰當的地理位置,很

自然地成為國際金融機構在東亞區的基地。最後,隨着人口膨脹,個人平均收入

增加,區內旅遊業的蓬勃,對金融服務及一般勞務之需求亦相對地增加。中國內

地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後,香港的製造業工序大規模地北移,轉口貿易復甦,

更多的跨國機構來港開業,作為拓展對華貿易的橋頭堡,香港第三產業的發展,

更是一日千里了。

10

與急速的工業化比較,第三產業化的轉變較為循序漸進,而且對經濟結構的

影響,亦同樣深遠。各生產部門就業的消長最能反映出經濟轉型。由表六可見,

製造業的比重於1971年達到頂峰,僱用了接近半數的勞動人口,其後即不斷下

降,而且這種跌勢仍在持續。另一方面,貿易及金融部門的就業比重則由 1961 年

15 開始持續上升,而金融部門的擴張,尤為迅速。這種改變,亦可從市民所得的來

20

源上見到。在1970年,製造業的比重遠遠超過其他部門;15年後,商業部門的貢

獻已追上製造業;到1991年,製造業已落後到各生產部門的第四位。上述的發展

路向,固然符合經濟成長的規律,但發展的動力,還是以外來因素為主導。轉口

貿易復甦,旅遊業因內地及台灣聯繫之增加及內地來港旅客激增而蓬勃起來,導

致貿易部門大幅增長。金融業的發展,則代表全球金融服務革命的蔓延,把香港

納入國際化金融市場的軌道,很大程度上更由境外的跨國金融機構主導。

(二)銀行的多元化與國際化

25

在70年代以前,香港只有商業銀行。由1970年開始,隨着本港證券市場的

活躍,有國際背景的商人銀行陸續出現,從事證券包銷、合併與收購等批發性銀

行業務。由於當時港府停止頒發新的銀行執照,這些機構只能以財務公司的名義

經營。影響所及,本港銀行以至個別商人亦紛紛開設財務公司,向公眾收受定期

30 存款,注資於股票及地產市場,或作私人貸款之用。1973年全盛時期,財務公

司的總數估計達2,000家之多。1976年政府才開始立例管制這些財務機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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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它們須註冊為接受存款公司(deposit-taking company) 始能接受存款。1981年更

砂

5

10

成立三級制(three-tier system),即持牌銀行、持牌接受存款公司、和註冊接受存 款公司。(12)

後兩類機構只能接受較大額或期限較長之存款,所受之監管亦較持牌

銀行為寬。三級制成立以後,接受存款公司在銀行體系中的資產比重即持續下

降,而現存的這類機構又大部分附屬於持牌銀行。因此商業銀行仍維持其在銀行

體系中的壓倒性優勢,同時又利用附屬的次級銀行機構,進行業務多元化。另一

方面,持牌銀行本身的結構亦在這個時期內起了很大的變化。首先,由於亞太地

區的經濟日趨蓬勃,再加上中國採取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國際銀行都爭相來港

開業,在這強大的需求壓力下,再加上新加坡的銳意競爭,港府終於在1978年3

月開始重新發出銀行執照給有一定規模的外資銀行。持牌銀行的數目隨即大幅度

地增加,由原來的74家增至1988年的158家。新添的銀行,都是在香港以外註

冊的,本港註冊的銀行數目,反而減少了。這些海外銀行有雄厚的資產、驕人的

商譽、全球性的經營網絡、和先進的資訊及管理;本地的華資銀行很難和它們競

爭,80年代中期所發生的銀行危機,更直接動搖市民對華資銀行的信心。結果很

多中小銀行被外資銀行吞併,規模較大的華資銀行,亦讓外資銀行入股以謀自保。 15

銀行及其他接受存款機構數目的躍升,存款工具的多元化,加上經濟的持續

繁榮,導致存款高速增長。70至80年代的複式增長都是24%,同樣較同期的生產

總值為高(分別為20%與15%)。 銀行體系的總資產增值更快,70年代達35%。

不過這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外資銀行的帳目調動,而在港使用的貸款增長率亦達

30%,證明這些機構大量地從外地引進資金。可是到了80年代,境內貸款的增長 20

率跌至 20%,低於存款的增長率。貸款在用途上之分配(表五)亦有明顯的變遷

製造業所佔之比例,持續地大幅度下降,由1970年的19%跌至1991年的6%,而

且跌勢在工序大規模外移之前已出現。更令人費解的是商業部門的融資比例亦明

顯地下降。另一方面,建造及物業發展、財務公司和個別人士的貸款的比例,則

大幅上升。近年來,個別人士之貸款大部分用於購買物業。以1991年為例,這類

貸款加上對建造行業的融資,共佔銀行體系總放貸的36%,再加上財務公司的證

券投資亦有很大部分與地產有關。如此慷慨的融資,助長了物業市道的蓬勃,同

時也使地產市道周期的波幅加大,提高銀行的風險,導致80年代中期的銀行風暴。

。

25

(12)其中持牌接受存款公司,不少是屬於頗有規模的英式商人銀行或美式投資銀行,為了方便它們發展海外業務,1990年遂通過

立法,改稱為"有限制牌照銀行"(restricted Licensed bank),"註冊接受存款公司"則簡稱為"接受存款公司"。

30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三)金融業的全面發展

在這20年間,金融體系的其他環節亦普遍發展迅速,並滋生了新的金融工

具和市場。其中又以股市的大上大落,最令人注目,影響亦最深遠;而市場及投

5 資者亦在這風浪的洗禮中迅速成長。經過了五年多的牛市,加上受1972年中中美

10

修好的衝擊,股價在1973年初被推高至荒謬的水平,指數在四年中暴升了16倍

半,市盈率超過100倍;在其後崩潰性的調整中,指數由1973年的高點1,777 點

跌至1974年底的150點。外國投資者在這一役中狠狠地賺了一筆,本港不成熟的

"股民"則上了昂貴的一課。股市要到1976年才踏上復甦之途。其後中國的改革開

放政策,引致很多外商來港開業,帶來一個新的地產牛市,恆生指數也於 1981 年

創歷史新高,隨即因中英爭論香港的主權問題而回落,但股價回落的幅度已較前

溫和得多,反映出股市已較前成熟。隨着政治前途的問題獲得解決,幣值回復穩

定,及中國新經濟政策的成功,股市於1985年又進入上升軌,開始了本港歷史上

最長的牛市。伴之而來的是上市公司數目、市價總值、及成交額的穩步上揚;而

15 制度及監管亦日趨成熟。1991年香港股市被評定為已發展市場。在亞洲,只有日

本、香港及新加坡的股市是屬於這個類別。在23個已發展市場中,本港的市價總

值當時排名第13。到1993年底,更升上至第六位,僅次於美國、日本、英國、法

國、及德國。以蕞爾小島的香港來說,可以視為驕人的成就;可是,這"紙上富

貴"又反映出本港股市的偏重地產與及本港物業價格的偏高。近年來市值有過半

20 數是基於物業或地產發展上,然後是公用事業和金融,工業股的比重不足7%。對

地產的偏重,又大大地增加了本港股市的動蕩。

60 年代末期,英美先後出現貨幣危機,黃金與貨幣兌漖,金價也反覆上升,

沉寂已久的本港金市亦從此復甦。倫敦五大金商亦於70年代先後來港開業,於是

在原有的金銀貿易場外又添了本地倫敦金市(local London market)。1974年,港

25 府撤銷黃金進口管制,買賣更形方便。香港位於紐約和倫敦之間,因此在時區上

30

和英美連成一個24小時內都可以買賣的國際性市場,期內香港已躋身為世界四大

金市之列(包括紐約、倫敦和蘇黎世)。1980年又開辦期金市場,由設立了不久的

商品交易所經營。不過全球性的黃金熱潮也由該年開始冷卻,成交量逐年遞減。

黃金市場之光芒漸斂,代之而興的是外匯市場。

70 年代初期,各國放棄金本位制度,匯價自由浮動,外匯買賣再也不是以國

際貿易為主導,而是以投機、保值、對沖為主,成交額也愈來愈大。本港於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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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年底取消一切外匯管制,又於1974年底讓港元自由浮動,外匯市場亦日趨活躍;

愈來愈多的國際商人銀行及外匯經紀行來港開業,提高這市場的競爭性及專業水

平。80年代初,香港的政治問題出現以後,更多港人放眼世界,一般市民也參與

買賣外匯的行列。據估計,1982年本港外匯市場每個交易日的平均成交量為 20

億美元;根據官方數字,1992年的成交量升至609億美元。使本港外匯市場之規

模,在全球排名第六位。很多市民都擁有外幣存款的戶口,也開始關心國際的經

濟氣候,這種認識也引起他們投資海外的興趣,於是協助港人投資於外國證券和

債券的各式各樣的信託基金便不斷增加,經證監處認可的投資基金數目,由1980

年的63 個激增至1993年3月的 856個。

5

10

期貨市場是本港金融體系中最年輕的成員。1977年香港商品交易所依例成

立,先後推出棉花、黃豆及原糖等三種期貨合約,到1980年又推出黃金期貨合

約。交易所初期的經營及管理俱欠理想,於是在1985年改組為香港期貨交易所,

兼營金融期貨買賣。1986年5月,恆生指數期貨合約上市,極受歡迎,交易額直

線上升,翌年上半年即躍居世界的第二位;可惜於1987年10月之股災中受極大

之衝擊,需要由當局大額注資以救亡(見下文)。其後股市繼續旺盛,期指交易亦 15

逐漸復甦,然後又於1990及1993年推出利率合約及恆生指數期權合約。

(四)金融風暴與監管建制

20

上文已提到期內金融體系在成長和蛻變中所遇到的一些挫折,幸而本港有足

夠的資源和應變能力去應付這些風潮,並從中吸取教訓,改善建制。1982 年到

1986 年間出現了"香港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包括前述的港元危機,財政赤字,

及銀行危機;(13) 其中以銀行危機歷時最久。由1982年開始,世界經濟衰退與及受

本港前途問題的困擾,使物業價格急跌,再加上港元外流,引致多家華資銀行周

轉不靈。又因此而揭露了經營不當或經營不法等問題。由1982到1986年共有七

家華資銀行被接管,政府動用以10億計的外匯基金去維持這些銀行的信用。至於

數十家接受存款公司的倒閉,當局便難以兼顧了。風潮充分暴露了當時銀行條例

的漏洞,管制措施之不足及執行的不力。於是聘請英倫銀行專家來港檢討銀行監

25

30

(13)同注(6),頁76、242-244、254-256。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管制度,結果於1986年頒佈新銀行條例,使本港的監管準則,提高至國際水平。

銀行風潮過去不久,又爆發了股票與期貨市場的風暴。1987年10月19日世

界主要股市都受華爾街跌市的影響而暴瀉。恆生指數下挫11%。最後開市的紐約

交易所更暴跌23%,為歷史上最大的單日跌幅(事後金融界稱該日為"黑色星期

5 一")。消息傳到香港,聯合交易所在獲得財政司的默許後, (14) 立刻宣佈股市停市

10

15

4日,期貨交易所亦宣佈期內停止恆指期貨合約的買賣。聯交所當局認為停市可

以幫助投資者冷靜,並緩和外圍波動的衝擊。但這個歷史性的決定並未能使香港

逃避暴跌的厄運,當10月26日市場重開時,積壓下來的沽售壓力,把指數推低

1,121 點,下跌三分之一,現貨月的期指合約更下跌44%。在這次股災中,奉行自

由市場著稱的香港竟然成為全球唯一停市的地方!

股災更令稚嫩的香港恆生指數期貨市場崩潰。市場制度的缺陷,運作上的疏

忽,加上四日的停市,使投資者及經紀負上他們無力承擔的風險。結果兩萬多張

合約未能完成,涉及款項達18億元。為了避免本港金融市場的國際形象受到進一

步的抹黑,當局唯有大額注資,使期交所免於倒閉。

(15)

這次危機充分暴露了兩個交易所組織及管理的不善,以及監管當局的疏忽和

失職,並給投資者和市民帶來以億元計的額外損失,更貽笑國際,代價亦可謂大

矣。亡羊補牢,港府立即委派一個證券業檢討委員會,全面評估兩個交易所的運

作。根據委員會的建議,當局對交易所的組織和管理,股市和期指市場的運作,

以至監管架構作了一連串的改革,並由獨立的專業人士負責交易所的行政工作;

20 又於1989年5月成立一個獨立於公務員系統以外的監管機構,監核證券及期貨市

場的操作,保障投資者利益,且繼續改善市場體制。結果,市場建制與監管水平

逐漸達到國際認可的水平,使本港股市能夠在1991年被評定為已發展市場。

25

30

(五)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

與1969年比較,1992年的銀行數目增加了兩倍多,分行的數目多了四倍。加

添的銀行都是在香港以外註冊的;外資銀行駐港辦事處也從21 個增加至 159 個。

(14)1986年4月,由香港、遠東、金銀及九龍四個交易所合組的聯合交易所正式開業,成為唯一的認可證券交易所。

(15)有關這次期指風暴的前因後果,參考呂汝漢:《香港金融體系》,1991年,頁39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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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世界五百家最大商業銀行中,有半數來港開業。結果,本港銀行體系的總資產在

期內躍增了 289倍,其中對海外金融機構的債權和負債更分別跳升了386和1,790

倍。以 1990年為例,用於香港以外的貸款超過用於本港的貸款,而以外幣計算

的貸款又兩倍於以港幣計算的。這些數字標誌着香港已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成為

全球資金的集散地。本地的金融機構替國際資金加工,為海外借貸作中介。例如

以銀團貸款、直接投資、安排大陸公司來港上市等形式,把外地的資金引導進內

地。同時,隨着中國外匯儲備的大幅增加,內地的銀行體系近年又成為本港銀行

的重要債權人。金融機構服務的對象遍及全球,金融勞務成為直接出口的商品,

而且有巨額的淨出超。

金融業的擴張,直接和間接地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而很多是生產力很

高的職位。如表六所見,金融及有關部門在1991年僱用了11%的勞動人口,卻創

造了23%的生產總值。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還可以提供多種重要的界外經濟

效益;它使本港的資訊網絡和通訊設備更為發達,再加上金融服務本身對商業的

重要性,吸引了很多跨國公司選擇香港作為地區性總部。於是在資金以外,香港

又集中了無數的商業及專業人才,各行各業、無遠弗界的商業聯繫,成為全球性

的金融、商業、和資訊的十字路口(與東京比較,香港佔語言之利),成為香港繁

榮與進步的一項重要保證。

5

10

15

五.結論

20

戰後的香港,一再締造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跡。40年前,這是一個充塞着難

民和貧窮的城市,如今是富甲一方的大都會。50年代初期開始工業化,在 20 年間

便成為輕工業重鎮;又由那個時候開始,香港開始第二次經濟轉型,不到20年,

已成為一個多元化的、以服務性行業為主導的經濟實體。類似的蛻變,亦出現在 25

金融領域上。19世紀末期,市面還廣泛地流通着實物貨幣:各種銀元、銀兩、和

碎銀,幣值由所含的純銀量決定;如今已使用電子貨幣;1970年,香港的金融機

構還局限於單元的商業銀行,20年後,她已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值得注意的是,

香港的金融體系的演變,並不限於反映其他經濟活動;金融體系的本身,便是香

港成功的一個關鍵性因素。

導致戰後經濟迅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是源源不絕的外來資金:來自中國內

30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地、東南亞,最後是先進的工業國。伴着這些資金進來的是企業人才、商業知

識、技術、和市場聯繫。而早期引進資金的最大功臣,是本港相當獨特的幣制。

港幣一直由私營銀行發行,有嚴格的監管制度和十足的儲備,很早便建立了良好

的信用,成為第一種大量出口的港產品,從1890至1949年,境外流通的港鈔,

5 兩三倍於在本港使用的。甚至在日治期間,當發鈔銀行已遭日軍清盤,港幣不能

在本港流通,卻仍然能夠在淪陷區使用,引致日軍演出一幕"逼簽紙幣"的活劇。

經過數十年的廣泛流通,港幣在海内外華人社群中,建立了很強的公信力。當國

內和東南亞出現政治風潮時,香港便很自然地成為游資的避風港了。自然,本港

一些廣為人知的建制,如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低税率、對產權的尊重、和司法

10 精神等,亦有助於吸引外資。

因此,港幣的私營化可以說是非常成功的。另一方面,歷年香港政府在金

融事務方面的建制、政策和監管方面的表現,則備受非議。1866年成立的鑄幣

廠,經營未足三年即倒閉,虧損了大額公款,此後港府即很少在金融事務上採

取主動。決策方面則欠缺周詳顧慮,如1967年追隨英鎊貶值決定,就是出爾反

15 爾;1987年同意交易所停市四日的決定,更是貽笑大方。而在奉行浮動匯率時期

20

25

(1974-1983),當局更是章法大亂,以致貨幣量失控,通脹惡化,港元匯價不斷

貶值。港府在財經事務上缺乏遠見和積極性亦清楚見諸於對銀行業的監管方面。

早於1935 年香港已出現過銀行風潮,在公眾催促下,港府曾着手研究監管問題,

但未有行動,直至1948年始首次頒佈銀行法,但止於頒發銀行牌照,收取牌費。

亡羊而不補牢,遂出現1965年的銀行風暴。1982至1986年間,又爆發了規模更

大的銀行危機,論者亦歸咎於監管當局的疏忽和失職,因為70年代末期,專家已

一再指出當時銀行條例的一些漏洞,當局不思補救,甚至未有切實執行已有的條

例。同樣地,1987年爆發的期指市場風暴,亦是由於監管者漠視運作程序上的嚴

重漏洞。對現行機構亦未能有效地監管,引導金融體系上創新,以迎合經濟發展

的需要,或追上時代,就更談不上了。70年代以後的金融革命,便是完全由外來

因素去主導和推動。

歷史上,外來因素是本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戰後的金融史尤能反映這

種情況。戰後初期,中國的內戰驅使大量資金及人才進入香港,使本地經濟迅速

復元,並且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在五六十年代,東南亞局勢動蕩不安,使資金

30 源源流入香港,解決了工業化最迫切的需要;同時,由內地充分供應的廉價必需

品與及繁榮的西方經濟都為發展工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但1973年以後,工業

383

384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的增長受到內外因素的制約,促使香港進入另一次經濟轉型;而與此同時,全球

性的金融革命也來到遠東,由於日本不肯開放國內的金融市場,於是便由新加坡

和香港逐鹿本區金融中心的地位,積極和靈活的政策使新加坡佔了上風,但 1978

年中國採用了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吸引大量的跨國公司、銀行來港開業,使香

港超越星洲,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隨着轉口貿易的復甦,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

的成立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香港金融服務的出口和轉口,更為蓬勃。80年代

後期,亞太區更成為經濟發展的溫床,區內資金及商品的交流日趨頻密,其中台

灣、南韓和日本是主要的資金出口的地區和國家,南中國和東南亞諸國是資金入

口國。這些資金的轉移,很多是透過香港的金融媒介完成。近年來,中國對外收

支亦出現可觀的結餘,又有大量資金投入本港的金融和物業市場,助長了香港的

繁榮。而鄰近地區的繁榮又成為本港旅遊業和勞務出口的重要市場。

簡言之,數十年來外圍政經形勢的轉變,大都能巧妙地配合本港發展的需

要。中國,更一直是孕育香港繁榮的大動脈,無論是國內的繁榮、開放,或是自

然災害,都為香港的發展,提供了機會。

5

10

15

20

25

30

1935年12月份

表一:港幣發行總量

$136,217,290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1936年12月份

151,712,167

1937年12月份

230,037,967

5

1938年12月份

239,491,955

1940年9月份

231,169,850

1945年12月份

301,031,261

1946年12月份

470,990,471

1947年12月份

691,262,086

10

1948年12月份

803,421,669

1949 年 12 月份

850,415,536

1950 年12 月份

854,012,058

1951年12月份

840,662,323

1952年12月份

842,382,626

1953年12月份

841,495,167

15

1954年12月份

770,851,923

1955年 12月份

771,732,070

1956年12月份

783,258,328

1957 年 12 月份

812,692,978

1958年12月份

828,555,700

20

82

1959 年 12 月份

895,998,925

1960年12月份

1961年12月份

資料來源:姚啟勳:《香港金融》,頁21-23。

注:1935至1940年之數字未包括一元面額貨幣及輔幣。

984,031,705

1,026,668,980

25

30

385

386

10

i

表二:港元匯率指數

a.1971 12 A 18 B =100

年度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用底

1月

99.5

97.9

105.5

109.0

107.6

115.4

107.7

95.0

93.9

87.6

85.8

79.0

69.3

香港史新編■上

2月

99.4

100.7

104.2

107.7 108.3

115.0

105.2

95.1

94.1

88.5

86.3

78.7

68.4

串

3月

99.5

100.9

102.1

104.9

109.4

114.5

103.8

94.2

94.1

88.8

88.7

78.3

67.6

4月

99.5

101.0

101.4

104.6

110.1

114.0

104.6

91.4

95.1

89.2

87.7

76.2

68.6

5月

99.6

100.1

102.4

103.7

111.5

113.1

104.6

92.3

93.3

90.1

89.5

73.9

69.7

6月

94.2

99.9

103.1

103.9

109.8

112.3

101.6

91.0

90.8

89.6

89.7

73.8

70.6

7月

97.2

98.9

104.0

105.1

109.6

112.2

98.6

88.4

91.6

88.3

89.1

73.7

72.0

8月

98.6

99.2

104.4

105.7

109.7

112.8

96.7

88.7

90.6

85.1

88.2

71.3

72.0

9月

98.5

99.3

105.1

106.7

110.0 111.8

95.3

90.0

89.3

81.5

86.9

65.3

74.3

10月 98.8

100.0

105.1

106.7

111.4

108.6

90.7

92.0

89.1

84.2

79.8

67.8

74.4

11月

98.4

103.1

107.4

107.4

113.7

108.6

95.1

93.1

89.5

85.3

80.5

68.2

75.2

12月

98.1

103.7 105.9 107.4

114.4

106.6

93.2

92.9

88.2

85.9

80.1

68.3

75.9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30

25

20

b.1983 10 24-28 B =100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年度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月底

1月

116.8

111.5

109.5

101.9

101.5

109.4

109.1

110.6

5

2月

118.9

109.9

108.7

101.8

101.4

109.2

108.3

111.6

3月

116.3

110.1

107.9

109.6

102.6

110.5

110.5

112.5

4月

116.9

108.1

106.2

100.5

102.6

111.1

111.8

112.8

5月

117.1

109.4

105.3

100.7

104.8

110.5

112.5

111.4

6月

116.8

107.6

106.2

102.7

104.6

110.6

114.3

110.2

7月

114.6

110.8

106.6

103.0

102.9

109.6

113.8

109.8

10

8月

114.7

110.1

105.0

103.4

103.7

108.6

113.1

108.6

9月

113.3

110.2

105.7

103.3

104.2

107.6

112.4

109.6

10月

114.4

111.6

104.1

100.9

103.3

105.8

111.9

112.1

11月

112.9

111.1

102.4

99.6

103.1

106.5

111.1

114.0

12月

112.7

110.3

100.5

100.6

109.3

108.8

110.1

114.2

15

C. 兩種基期的指數對比

新指數

舊指數

年度

(1983 10 ♬ 24-28 B =100)

(1971 12 ♬ 17 B =100)

20

1984

106.6

72.1

1985

115.7

78.2

1986

110.1

74.4

1987

105.8

71.5

1988

101.6

68.7

1989

103.2

69.8

25

1990

108.9

73.7

1991

111.6

75.4

1992

111.5

75.4

30

資料來源:饒餘慶:《走向未來的香港金融》,1993 年,頁36、74、75。

387

388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表三:香港銀行及三級金融機構數目

a. 香港銀行數目

年份

持牌銀行

分行數目

分支行總數

1954

94

3

97

5

1955

91

3

94

1956

1957

83

8888

86

4

сл

88888

90

1958

81

8

89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888 8 6 88 88

82

13

95

10

86

38

124

85

101

186

92

121

213

87

144

231

204

292

86

215

301

15

76

12 12 12 2 ♡ ♡ 2

242

318

75

256

331

75

274

349

73

289

362

73

326

399

20

73

358

431

74

404

478

25

30

b. 三級金融機構數目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年底

持牌銀行

有限制牌照銀行

接受存款公司

1976

74

179

5

1977

74

201

1978

88

241

1979

105

269

1980

113

302

1981

121

350

10

1982

128

22

343

1983

134

1984

140

1985

143

1986

148

1987

154

☺ ☺ ☺ ☺ ☺

30

319

33

311

35

278

38

254

35

232

15

1988

158

35

216

1989

165

36

202

1990

166

44

190

1991

160 (145)

52 (50)

157 (100)

** Jao, Y.C., Banking and Currency in Hong Kong, 1974, p.19; MAR: (0**0*18) · 1993 · E

182 - 326.

20

注:凡有( )者,為非香港註冊數目。

25

30

389

390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表四:銀行存款與貸放

a. 持牌銀行

(單位:百萬元)

存款

貸款

投資

年份 活期

定期

儲蓄

總值

總值

用於本港

1954

828

139

101

1,068

510

n.a.

5

1955

852

152

133

1,137

632

96

1956

928

173

166

1,267

769

98

1957

955

267

190

1,412

865

101

1958

988

351

244

1,583

919

121

1959

1,205

482

369

2,056

1,373

133

1960

1,393

752

537

2,682

1,720

166

10

1961

1,470

1,234

663

3,367

2,334

232

1962

1,664

1,768

879

4,311

2,849

191

1963

1,997

2,283

1,145

5,425

3,642

187

1964

2,237

2,810

1,521

6,568

4,586

271

1965

2,532

3,099

1,620

7,251

5,038

527

1966

2,681

3,742

1,982

8,405

5,380

537

1967

2,658

3,324

2,180

8,162

5,343

590

15

1968 3,144 4,432

2,791

10,367

6,038

636

1969

3,714

5,216

3,367

12,297

7,884

669

1970

4,326

6,407 4,222

14,955

9,670

9,271

856

1971

5,317

7,395 6,074

18,785

11,836

11,197

1,081

1972

8,501

7,807 8,306

24,613

17,726

16,629

1,550

1973

26,191

23,263

21,578

1,985

20

1976

44,030

42,735

29,480

3,325

1980

117,482

145,193

115,760

7,466

1982

190,259

208,700

163,940

b.銀行體系

1980

131,322

183,952

124,287

12,779

25

1981

1986

1991

163,626

562,529 500,596 270,730

1,374,606

257,541

143,409

2,243,773

816,767

***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various issues; Jao, Y.C., Banking and

Currency in Hong Kong, 1974, pp.23, 202;

ME : (±Ó**N*) · 1993 · 193 ·

30

30

25

10

表五:銀行貸款(在本港使用)的行業分配

(%)

行業類別

持牌銀行

銀行體系

製造業

19.9

21.8

20.4

19.2

12.6

12.8

12.5

10.7

8

7

運輸及運輸設備

3.2

5.2

7.6

11.7

11.6

7.1

8.1

9.3

5

0)

公用事業

1.0

1.1

0.2

1.1

0.4

建造及物業發展

18.3

17.2

12.6

6.7

6.1

7.7

14.8

15.5

10

15

商業

32.9

31.7

33.7

35.9

28.8

35.1

28.8

25.9

22

20

其他

25.7

24.1

25.7

25.5

39.8

37.1

34.7

38.2

55

52

528

14

18

56

財務公司

I

3.9

7.1

8.7

5.8

5.3

9

13

13

證券經紀

T

1.5

2.8

1.9

1.7

1.5

1

T

個別人士

1

14.1

21.1

18.0

17.0

19.7

28

25

購買住宅樓宇

9.4

17

17

127

30

22

♡ 18 2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貸款總額(億港元)

51

57

79

97

177

295

950

1,243

3,970

6,480

8,990

D

**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various issues; MAE (***)· 1993 · A 195 ·

391

第八章 香港金融體系

392

表六:本地生產總值與工作人口在各產業的份額

i

(%)

產業

生產總值

工作人口

1970

1975

1980

1985

1991

1954

1961

1971

1981

1986

1991

漁農業

2.0

1.4

0.8

0.5

0.2

8.4

7.3

3.9

2.0

а

a

香港史新編■上

礦業及採石業

0.2

0.1

0.2

0.2

0.7

0.3

0.1

a

a

串

製造業

30.9

26.9

23.8

21.9

15.2

35.8

43.0

47.0

41.2

35.8

28.2

電力、煤氣及食水

2.0

1.8

1.3

2.7

2.2

1.1

0.6

0.6

a

a

建造業

4.2

5.7

6.7

5.0

5.6

4.9

5.4

7.7

6.2

6.9

批發、零售、出入口、

19.6

20.7

20.4

21.8

25.5

25.1

14.4

16.2

19.2

22.3

22.5

酒樓及酒店業

運輸、倉庫及通訊

7.6

7.2

7.5

8.1

9.5

7.3

7.4

7.5

8.0

9.8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

14.9

17.0

22.8

16.3

22.7

1.6

2.7

4.8

6.4

10.6

業服務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

18.0

18.7

12.5

17.3

15.5

18.3

15.0

15.6

18.4

19.9

其他行業

0.6

0.5

1.4

1.5

1.3

2.9

2.1

樓宇業權服務

9.6

11.0

10.9

設算銀行服務

-5.6

-4.8

-7.3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a:包括在其他行業內)

**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Estimat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966- -79 (1981), p.35; Estimates of GDP (1966-87), p.26; Estimat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966 to 1993, p.41; Szczepanik, 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ong Kong, 1958, p.161; Census Report, various issues

❤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30

25

20

10

5

1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饒美蛟

緒言

從 50年代開始,香港經濟發展迅速,取得了驕人的成就,一度成為第三世

15 界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典範之一,國際性組織、或一些期刊、雜誌等,均把香

港列為新興工業體(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IEs)之一員。在亞洲,除日 本外,香港、新加坡、台灣與南韓是經濟崛起最早及成效最顯著的四個國家(地

區),由於這四地均屬較小型的經濟體,且同受"龍"的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

主體)的影響,因而概括稱為"亞洲四小龍"。由60至90年代期間,"亞洲四小龍"

20 名聞遐邇,經常成為世界(或區域)經濟論壇(或研討會)的熱門題目。

。

(1)

香港的工業發展經驗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地區)有顯著的不同,在"四小龍"

中,香港的地理環境與資源條件與新加坡相似,但在工業化策略與政府所擔當的

角色方面,香港與其他"三小龍"有較大的差異,在工業化過程中,香港政府的干

25

30

*

本章的主題在探討50年代以後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下限是回歸年即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迄今已近二十年,它的創 新科技產業發展仍然舉步維艱。近年來又有不少學者、評論員或企業界人士在探索香港在現階段如何進行"再工業化",此課 題涉及頗為複雜的政經和公共政策問題,不是本章的討論範圍,且不論。

(1) 例如,美國 Vanderbilt 大學於 1986年舉行了一次關於東亞經濟發展的國際性研討會,"四小龍"是主題之一。其後,美國芝 加哥大學出版的一本著名學術期刊《經濟發展與文化改變》出版了一期此次研討會的專輯。見 Tang, Anthony M. and Worley, James S.( eds.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36, No.3, April 1988, Supplement;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 心亦於 1989 年舉行了一次以"香港之工業與貿易發展"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此研討會雖以香港為名,其內容主要是比較研 究香港與其他亞洲三小龍之工業化與貿易發展的不同經驗,作為香港工業發展的一個借鑑。研討會成果已輯成一本論文集。 見 Chen, Edward K.Y., Nyaw, Mee-kau and Wong, Teresa (eds.), The Industrial and Trad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393

394

香港史新編上冊

預可說是最少。

(2)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3)

本章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香港工業發展的軌跡,主要集中在下列幾個重要環

節:不同時期工業部門發展的特徵、工業結構的轉變、成長的因素、政府的作

用、工業化面對的問題及其發展的局限等。香港開埠於1842年, 工業化則遲至

1947 年才萌芽。1842至1941年,是一個自由港和貿易轉口港;1941年至1945年

日本佔領香港,轉口經濟活動停頓。1945年英國重新佔領香港,並進行重建香港

的工作。1947年,香港的經濟開始部分轉型,除轉口貿易部分復甦外,工業部門

亦同步發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變了與西方的經貿關係,轉為與前

蘇聯和東歐國家發展緊密的經貿往來。1950年6月韓戰爆發,1951年聯合國對中

國實行禁運,1953年韓戰結束,但禁運持續,香港的轉口貿易因而式微,從而加

速香港戰後工業化的進程。

根據以上的幾個歷史階段的簡述,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粗略而言,筆

者把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1)1947年以前工業發階段;(2)1947至1959年工

業起飛階段;(3)1960至1979年工業持續成長與多元化探索階段;(4)1980至

1997 階段。在此階段,中國內地先於1979年採取經濟改革與開放政策,對香港的

工業發展影響深遠,香港的工業開始北移。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工業北

移的速度加快,本港的工業呈現了空洞化的現象;(5)1997年回歸後階段。

本章以探討首四個階段,以1997年作為本文分析的下限,回歸後的香港工業

發展(即第五階段)不屬於本章的討論範圍,本文只在總結一節中作提綱式介紹。

在香港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扮演何種角色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此外,"工業多

元化"政策在 80年代曾受到產業界、學術界與評論界的熱烈討論。因此,本章特

闢兩個小節作重點討論。

5

10

15

20

二·1947 年以前的經濟結構與工業發展

25

探討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經濟發展及其變化,面對最大的難題是統計資

(2) 見Nyaw, Mee-Kau and Chan, C.I.,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 Comparative Study," Asian Survey, Vol. XXII, May 1982, pp.449-469; Kuznets, P.W., "An East Asian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apa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36, No.3, April 1988, Supplement, pp.11-43。

(3) 根據《南京條約》,香港於1842年割讓予英國;1860年《北京條約》,英國永久租借九龍半島;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英國租借新界,以99年為限期,1997年6月30日租借期滿。

3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料的欠缺或不全,即使是戰後直到1973年這段時期,香港的統計資料還是相當

的匱乏,此期間港府統計署編製的統計數據主要限於人口、進出口貿易、運輸、

交通、房屋建造、教育、衛生以及旅遊等,而且分類不細。至於對香港國民所得

或本地生產總值(GDP)的估算,港府直到1973至1974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才第

5 一次公佈 1966至1971年的本地總產值估計數據。工業統計資料方面,1971年以

前港府統計署編製的香港工業資料限於各行業的就業人數、性別、以及行業企業

數,直到70年代初港府才出版一份較全面的《1971年製造企業普查》(英文),

但這份普查也沒有刊載工業的產值數據。隨後出版的《1973年工業生產普查》(英

文),才第一次載有各重要行業的產值數據。

10

15

20

(4)

自開埠以來,香港一直是一個自由港和重要的商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香港的主要經濟活動是與中國內地進行轉口貿易。香港從西方及日本輸入石油、

橡膠及其他工業產品,然後轉運到內地。另一方面則從內地輸入原料等產品,經

過整理、加工或包裝後再輸出到周邊地區如馬來亞(現為馬來西亞)和西方國家。

在轉口過程中,香港尚提供金融、船務、保險、倉儲等優良的商業服務。

在第二次大戰前,香港存在一些工業,但並未生根。(5)一直以來,香港只有一

些簡單的家庭手工業或"山寨"工業(cottage industry),主要供應本地市場,滿足

市民日常需求,例如一些簡單的食品加工、啤酒、汽水、棉製背心、香煙、肥皂

等工業。

早前在香港出現稍具規模的工業則係與港口的服務有關,例如造船工業 (主

要為小船舶)和船隻修理工業。1843年,第一艘本地製造的80噸輪船啟航。1860

年,本港一家大商行在香港仔建造了一個規模甚大的船塢,1900年造船業取得進

一步的發展。

19世紀末期,香港的工業還有以下幾個橫向的發展。1879年及1882年,香

港企業家分別建立了兩座製糖廠,但產量仍不足以供應本港的需求。製糖廠之所

25 以能建立,主要是香港鄰近的廣東省盛產甘蔗。此外,為了適應船隻的需求,第

一家麻纜工廠於1885年成立。再者,由於建造業的需要,對水泥有了需求,1899

30

(4) 70 年代以前,香港經濟統計資料的短缺,與前財政司郭伯偉(Sir Cowperthwaite, John)的經濟觀點有密切關係。郭氏的經濟 思想保守,崇尚自由放任主義。他擔任香港財政司一職期間(1961-1971),極力反對港府編製國民總產值等資料,認為對 政府的決策沒有作用,惟貿易及人口等數據則除外。夏鼎基(Sir Haddon-Cave, C. Philip)接任財政司後(1971-1981),港 府統計署開始較積極編製香港經濟和社會統計資料。見 Rabushka, Alvin, The Changing Face of Hong Kong; New Departure in Public Policy, 1973, pp.26-29。

(5) 本節所述第二次大戰前的香港工業狀況,有關資料主要取自下列專書或文章: Szczepanik, Edwar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ong Kong, 1958, Chapter 11; Benham, F.C., "The Growth of Manufacturing in Hong Kong,"International Affairs,October 1956, pp.456-463 ·

395

396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年建立了第一家水泥廠,這家廠是由澳門遷移到香港的。

除了上述的工業外,在19與20世紀的轉折期間,香港的一些商人也嘗試經

營其他工業,有的失敗,有的則成功。例如,1899年香港出現了第一家紡織工

廠,慘淡經營數年後即告倒閉。成功的例子則有籐料籐器業和棉織背心業,分別

於1902年及1910年第一次於香港建立。由於香港在上述時期的經濟活動仍以轉

口貿易為核心,工業的活動屬於小規模性質,而且不太受注意。

香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1914年前)的工業的發展,主要是基於下列兩

大因素:第一人口的增加。早期內地移民到東南亞、北美、西印度等地,很多是

經過香港,帶動工商業發展,而直接移民來港的亦不少。人口的增加刺激了工業

的發展。第二,本地市場有一定的需求,特別是人口增加後。

5

10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至日本佔領香港這段時期(1914-1941),有數家輕工

業企業在香港建立。第一次大戰的爆發,導致若干歐洲國家工業製造品輸入的中

斷,其後,一些輕工業在本港興起,取代進口製造品。1922年,第一家手控織布

機的紡紗廠在香港建立,1927年則出現了第一家手電筒製造廠。除內銷外有部分

香港製造的工業品輸出外地(包括大陸)。1928年,中國恢復關稅自主權,上海等 15

沿海地區的工業得到發展,來自香港的工業品輸入因而減少,這項因素部分導致

香港工業未能進一步的發展。(6)

30 年代,香港面對的外部環境有了重大轉機。大英帝國於1932年簽訂了《渥

太華協議》(Ottawa Agreement, 1932),作為一個英國殖民地,香港的工業產品得 以享有大英帝國特惠稅(Imperial Preference)的權利。(7)由於享有優惠稅,加上市場

的擴大,使香港的製造品更具有競爭力,因而刺激了若干香港新工業的建立和製

造品的出口。自然,香港企業家的敏銳觸覺、工人的勤奮、大商行的市場經驗以

及金融市場的發達,均促進了工業的發展。由於轉口貿易的興旺,若干香港商行

(特別是英資商行)早已在香港活躍起來。這時期發展起來的出口工業主要是一些

輕工業,包括膠鞋、毛織、手電筒、紡織品、五金用品、搪瓷用品等。

由30年代到日本佔領香港之前的一年(1940),香港的註冊工廠有800家,

僱用3萬個工人。(8) 1941年12月間,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25日香港陷入日軍

20

25

(6) 見Szczepanik(1958),p.134。

(7) 根據 1932年《渥太華協議》,有20個英聯邦國家或英國殖民地同意給予香港製造或加工的產品稅項優惠,其中包括英國、 30

紐西蘭、馬來亞、菲濟、賽浦路斯、毛里求斯等地。見前引 Benham (1956),p.463。

(8) 前引 Szczepanik(1958), p.135。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之手。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香港光復。經過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佔

領後,英軍再臨香港。在日治時期,香港的工業走下坡,戰後僅存366家工廠。

(10)

(9)

戰後,經過短期的重建和復甦後,香港的工業進入快速增長期。一些論者認

為,香港的工業發展,可以追溯到 30 年代。 1914至1947年這段時期,可以說是

5 香港工業發展的發韌期。究其發展的因素,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數點:(1)香港

實行自由港政策,在有效的金融、商業和保險服務配合下,工業較易發展,特別

是製造品的出口;(2)人口的增加刺激了港英殖民政府在香港推行內部需求的增

加;(3)1932年大英帝國優惠的施行使香港工業產品出口增加;以及(4)有效

的英國行政體系,這可以從香港光復後的高行政效率看得出來。

10

三·1947-1959:工業的起飛階段

香港戰後的工業發展,與她面對的兩次重大外部政局轉變有密切的關係,而

15 且均與中國有關。一次是中國本土政局的轉變,國共內戰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

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國民黨則退守台灣。另一次是中國介入韓戰。韓戰於

1950年6月25日爆發,中國自願軍於同年10月19日跨過鴨綠江,進行"抗美援

朝",隨即不久,聯合國在美國帶領下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禁止所有戰略性物

資運往中國。韓戰於1953年7月27日結束,但西方的"對華禁運"仍持續相當長

20 的時間。上述兩次政局的轉變,推動了香港走向工業化之路。

25

日本佔領香港期間,市民或因生活困難,或因逃避戰亂等原因,而回到內

地,香港人口逐漸減少,由1940年的一百八十多萬人降至二次大戰結束前的六十

萬人左右。英軍重臨香港後,之前離開的市民逐漸回流。經濟方面,部分工業恢

復生產,一些商人亦逐漸重新建立過去的轉口貿易業務。但是,中國內地的戰後

經濟重建工作舉步維艱,這與國民政府行政效率的低落以及國民黨官僚嚴重貪污

問題有關。同時,戰後不久國共發生內戰,解放軍在北方和中原地區逐漸佔上

風,因戰亂關係,商業、工業及金融等活動無法完全恢復,特別是工商業重鎮的

上海地區。

30

(9) 見李乃元、梁焯芬等:〈香港棉紡工人生活〉,載崇基學院經濟與工商管理系:《工商經濟》,第一卷第一期,1959年(?),

頁318。

(10)同注(8)。

397

398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上海是中國的製造與貿易中心,解放前,其經濟地位遠比香港重要,發展也

較後者快。由於上海面對的困境,英國與香港的一些商行轉而與復甦較快的中國

華南地區進行貿易。戰後,香港和東南亞華人對內地食品及其他商品的需求

殷,特別是經過多年的中斷之後。可是,內地的出口量有限,不能應付需求。另

一方面,內地對外國的原料與機器的需求也很大,特別是在聯合國救濟總署和美

國政府的經濟援助之下,解決了國民政府經費短缺的部分問題。1946和1947年,

除了東南亞外,英國和美國是香港的兩大海外市場。因此,這兩年期間,香港的

轉口貿易雖不如戰前的蓬勃,但仍有一些恢復。

回頭說上海。戰前的上海已是中國的工業和商業重鎮,尤以她的棉紡織業最

為重要,棉紡織業可以說是上海的"領先工業"(leading industry),因此,上海擁

有為數甚多的紡織企業家和技術工人。日本投降後不久,上海企業家準備在上海

重新大展拳腳,紛紛向英國、美國及其他地區訂購大批的紡紗、漂染、織布、針

織等紡織機器和設備。由於貨源短缺關係,很多供應商要到1947年才能開始交

貨。但到了 1947年,解放軍取勝之勢已開始明朗化,許多上海的企業家紛紛把英

美等國運抵上海的紡織器材和設備轉運去香港,並送進貨倉儲存。一家上海紡織

廠甚至撥電要求外商家把正在海運途中的機器轉在香港卸貨。(11)

當解放軍迫近上海時,很多企業家和技術人員已逃來香港。一些企業家在解

放軍進城前已把在上海的機器轉運來香港。上海紡織企業家抵港後隨即幹回本

行,還聘請了不少原上海的工人和技術人員。因此,1947至1948年可說是香港戰

後紡織業發展的肇始。這時的香港紡織業,除了有上海運來的舊機器外,還有新

機器可用,從而奠定了戰後香港工業化的基礎。

5

10

15

20

企業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已有經濟發展文獻論之甚詳。(12) 熊彼德

(Schumpeter, J.)認為企業家是一個創新者(innovator),他從事開發新產品,找尋

新原料來源,開拓新市場,採用新生產技術和發展新組織形式,自然也需要承擔

風險。香港在工業化之肇始,幸運地擁有一群卓越能幹的紡織企業家,推動香港 25

的工業化。

(11) Espy, John 撰寫的一家香港紡織廠的個案 "The Hong Kong Textiles, Ltd.",載於 Nehrt, Lee C., et al.(eds. ), Managerial

Policy, Strategy and Planning for Southeast Asia, 1974, pp.273-293。

(12)有關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與經濟發展關係的文獻可說是汗牛充棟。較早的一篇經典性論文為 Leibenstein, H. 所撰。

見 Leibenstein, Harvey,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Vol. LVIII, No.2, May 1968, pp.72-83。

3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表一:香港本地總生產值(GDP)之估計(1947-1955)

(百萬元)

年期

(1)

5

史彭年之 GDP 估計

((1947-1948

周開仁之 GDP 估計

(2)

增長率(%)

年期

増長率

(當年價格)

格)

價格)

(1)

(2)

(%)

1947-1948 1,564

1,564

1947

1,805

1948-1949 1,775

1,707

13.5

9.1

1948

2,050

13.6

1949-1950 2,330

2,100

31.3

23.0

1949

2,700

31.6

10

1950-1951 2,800

2,300

20.2

9.5

1950

3,230

19.7

1951-1952 2,800

2,200

0

-4.4

1951

3,305

2.3

1952-1953 3,200

2,500

14.3

13.6

1952

3,055

-7.5

1953-1954 3,600

2,800

12.5

12.0

1953

3,205

4.9

1954-1955 4,000

3,250

11.1

16.1

1954

3,440

7.2

15

1955

3,780

9.9

平均增長率:

史彭年之 GDP 估計

周開仁之

年期

20

(當年價格)

(1947-1948 價格)

年期

GDP 估計

1947-1948/1949-1950

22.1%

15.9%

1947-1949

22.2%

1949-1950/1951-1952

9.6

2.4

1949-1951

10.6

1951-1953

-0.9

1951-1952/1954-1955

12.6

13.9

1953-1955

8.6

25

30

** Szczepanik, Edwar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ong Kong, 1958, Table 42, p.177; Chou, K. R. (BMC), The

Hong Kong Economy: Miracle of Growth, 1966, Table 25, p.81 •

注:1史彭年之本地總生產値係以要素成本計算之淨本地生產値估計數

2 平均增長率以複率(compound rate)計算(筆者之計算)

399

400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香港的工業化,除了企業家之外,還有其他重要的條件和因素予以配合。紡

織業是屬於勞工密集的行業,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工參與生產才能在海外市場具有

競爭力。1945年日本宣佈投降後,逃避戰亂的香港市民逐漸回流香港。同時,解

放前後,有一大批國民黨軍人和親國民黨人士也逃難來香港。過去,香港和內地

人民來往自由,1951年香港政府才實行管制內地人士來港的措施,但仍有不少難

民流入香港。因此,二次大戰後,香港的人口大增,由1946年的60萬人口增至

1952 年的213 萬人(見表三)。源源不斷的勞力供應,使到工資低廉,對紡織業這 種勞工密集行業的發展極為有利,也是香港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所在。

另一個推動香港工業化的外部政治因素是聯合國對中國採取的貿易禁運。韓

戰爆發之初,對剛萌芽的香港工業化(1947-1950)起了窒礙作用。由於貨品價

格的急速上升,使到貿易的盈利可觀,加上市場的投機活動,吸引了相當部分

的香港內部資金投放在這些領域。同時,由於政治的不穩定,亦有若干資金外

流。

1951年的禁運,使香港剛復甦的一些轉口貿易受到沉重打擊,從此一蹶不

振(見表八)。1979年,中國採取開放政策後,轉口貿易才再出現快速增長。

(13)

5

10

在外部環境的制約下,香港企業家只好集中搞工業。1953年,香港的工業開 15

始進入快速增長階段,這反映在香港本地總生產值(GDP)的增長上。表一揭示早

年本港兩名經濟學者對香港GDP的估計。根據史彭年(Szczepanik, E.) 的估計, 1951至1952、1954至1955年度的平均實質增長率(1947至1948年固定價格計)

為 13.9%。根據周開仁(Chou, K. R.)的估計,1953至1955年的平均增長率則為

8.6%。至於 1947至1949年的平均增長率較高,是由於1947年的基數較低。1951

至 1953 年的低(或負值)增長率,主要是受聯合國貿易禁運的影響。

20

表二揭示香港自1947至1955年的人均所得估計數據。根據史彭年對香港

GDP 的估計來換算,由1947至1948至1953至1954年度,香港的實質人均所得

平均增長率為6.4%。

(13)見前引 Szczepanik(1958), p.136。

25

3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表二:香港之人均所得估計(1947-1955)

(港元)

人均所得

人均所得

年期

年期

(以當年平均價格)

(以1947-1948價格)2

1947

$1,031

1947-1948

$869

5

1948

1,139

1948-1949

948

1949

1,454

1949-1950

1,129

1950

1,428

1950-1951

1,117

1951

1,543

1951-1952

1,063

1952

1,346

1952-1953

1,415

10

1953

1,399

1953-1954

1,216

1954

1,452

1954-1955

1,338

1955

1,578

15

資料來源:同表...;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1969, Table 2.2。 注:1當年價格計算之人均所得以表一周開仁估計之本地總生產值除以每年年中(mid-year)人口之估計數而得。

2以1947至1948年價格計算之人均所得則以表一史彭年估計之淨本地總生產值除以每年年末(year end)人口之估計 數而得。

20

25

表四顯示 1940年以及由1947至1960年的香港總人口、製造業僱用人數以及

企業數的數據。從表中可見,戰後香港的人口急速膨脹,平均年增長率約4.5%,

1949至1950年的增長率則更高(達20.5%),由186萬人增至約兩百二十四萬人,

一年內增加了38萬人。製造業僱用人數的增長率,除了1951至1952年之外,其

他年度均較人口增長率為高,顯示1947年後香港製造業的蓬勃發展程度。表中亦

揭示,製造業的企業數亦增長快速。

表三及表五揭示1947至1959年香港製造業的結構及其變化。表內製造業的

各行業細分係以〈國際標準工業分類) (ISIC)兩位數為準,據此考量各行業部門

(industry groups)在不同年度間僱用人數與企業數的相對值,同時亦可考量在整個 製造業內各行業部門的分佈情況及其增長率的變化。筆者在表三及表五選了六個

年度(1947、1949、1951、1953、1956 及 1959)為坐標年(benchmark years)以作

分析。

30

401

402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表三:香港製造業之結構

1947

1949

1951

1953

工業行業(ISIC)

人數

企業數

人數

企業數

人數

企業數 人數

企業數

20. 食品

2,095

70

2,695

103

4,721

161

5,210

204

21. 飲料

294

6

505

10

733

19

855

30

22. 煙草

573

3

1,303

3

1,631

5

1,243

5

23. 紡織

9,328

405

15,575

405

29,409

476

1,019

529

24. 鞋履

38

2

157

3

225

5

531

7

製衣與紡織品

1,191

25. 木材及軟木製品

332

828

35

1,176

20

609

888

39

2,101

46

2,622

72

37

756

45

1,063

68

888 28

26. 傢俬與陳設

286

6

361

11

499

16

653

18

27. 紙及紙品

71

LO

5

169

7

414

11

384

17

28. 印刷出版

2,525

67

4,025

108

5,580

268

5,645

294

29.皮革及皮革製品

125

4

139

CO

185

7

174

9

30. 橡膠品

3,778

55

4,277

52

5,871

46

31. 工業化學品及化學產品

2,193

39

2,671

61

2,876

68

8888888

5,780

53

2,871

77

32. 石油及煤產品

00

8

1

8

8

1

33. 非金屬礦產

1,026

20

1,782

38

2,065

59

2,071

61

34. 基本鋼材

400

15

1,063

24

1,163

23

1,058

21

35.金屬製品

5,440

36. 非電機類機器

967

8 $55

93

10,787

175

13,451

242

15,472

301

54

1,159

73

2,566

103

2,013

128

37. 電機機器及電器配件產品 940

2223

897

27

1,407

32

1,651

42

38. 運輸設備

14,557

10

9,132

22

8,618

21

9,845

28

39. 其他製造品

1,189

29

1,515

46

1,659

60

2.018

74

其中:塑膠玩具與產品

42

4

131

9

310

17

總計

47,356

956

60,205

1,251 86,136

1,720

92,178 2,038

***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1969 ·

注:1 平均年增長率以複率計算。

2 1949至1951之每年平均增長率。

*以勞工署"登記"或"記錄"的工廠為準(見表三注(1)〕

(1947-1959) *

第九章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1956

1959

平均年增長率:1947-1951

平均年增長率 : 1951-1959

人數

企業數

人數

企業數

人數

企業數

人數

企業數

6,448

305

6,833

357

23.1%

23.2%

4.7%

10.5%

950

29

928

29

25.6

33.4

3.0

5.4

1,237

6

1,527

9

29.9

13.6

-0.8

7.6

39,237

618

43,474

667

33.3

4.1

822

27

2,012

65

55.9

25.7

31.5

37.8

8,354

215

33,681

542

15.2

7.1

41.5

36.1

1,901

121

2,779

179

22.8

22.5

17.7

18.8

769

28

2,628

130

14.9

27.8

23.1

29.9

509

27

864

50

55.4

21.8

9.6

20.8

6,754

362

8,181

607

21.9

41.4

4.9

10.8

322

13

295

16

10.2

15.0

6.1

27.5

8,766

67

8,537

105

11.2

-4.4

4.8

10.9

3,120

94

3,310

115

7.0

14.9

1.8

6.8

}

23

4

0

о

14.1

18.9

2,212

1,444

828

69

2,082

88

19.1

31.1

0.1

5.1

29

2,353

69

30.6

11.3

9.2

14.7

24,743

465

23,809

557

25.4

27.0

7.4

11.0

2,977

188

4,166

279

27.6

17.5

6.3

13.3

2,035

47

2,778

83

10.6

10.7

8.9

12.7

10,512

41

11,603

62

-12.3

20.3

3.8

14.5

5706

193

14,071

449

8.7

19.9

30.6

28.6

2146

91

9,663

299

76.6?

50.0?

71.2

55.0

128,818 2,944 177,271

4,541

16.1

15.5

9.4

12.9

403

404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表四:香港之總人口、製造業人數與企業數(1940、1947至1960)

年期

總人口

増長率 (%)

製造業

増長率

僱用人數

(%)

企業數 (

増長率

(%)

1940

1,821,893

30,000

800

5

1947

1,750,000

47,356

961

1948

1,800,000

2,9

56,815

20,0

1,120

16,6

1949

1,857,000

3,2

60,205

6,0

1,251

8,5

1950

2,237,000

20,5

81,718

35,7

1,478

18,2

1951

2,015,300

-9,9

86,136

5,4

1,720

16,4

10

1952

2,125,000

5,6

85,322

- 1,0

1,902

10,6

1953

2,242,000

5,5

92,178

8,0

2,038

7,2

1954

2,364,900

5,5

98,196

6,5

2,201

8,0

1955

2,490,400

5,3

110,574

12,6

2,437

10,7

1956

2,614,600

5,0

128,818

16,5

2,944

20,8

15

1957

2,736,000

4,6

137,783

7,0

3,080

4,6

1958

2,854,100

4,3

156,556

13,6

3,524

14,4

1959

2,967,400

4,0

177,271

13,2

4,541

28,9

1960

3,075,300

3,6

215,854

21,8

4,784

5,4

20

每年平均增長率:

年期

総人口

製造業人數

企業數

1940-1947

-4.0%

57.9%

20.1%

1947-1951

3.6

16.1

15.5

1951-1953

5.5

3.5

8.9

25

1953-1956

5.3

11.8

13.0

1956-1959

4.3

11.2

15.5

1953-1959

4.8

11.5

14.3

***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1969; 1940 KXÉSIRE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 注: 1以勞工署"登記工廠"(registered factories)或"記錄工廠"(recorded factories)為準,前者指僱用有20人或以上或

使用電動機器的工廠,後者指僱用15至19人的工廠,或僱有女工及童工的工廠。

每年平均增長率以複率計算。

3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表五:香港製造業之結構與變化(分配比例)(1947-1959)

1947

1949

1951

1956

1959

工業行業(ISIC)

人數 企業數 人數 企業數

人數 企業数

人數

企業數 人數

企業數

20. 食品

4.4% 7.3%

4.4%

8.2%

5.5% 9.4%

5.0%

10.4% 3.9%

7.9%

5

21. 飲料

0.6

0.6

0.8

0.8

0.9

1.1

0.7

1.0

0.5

0.6

22. 煙草

1.2

0.3

2.2

0.2

1.9

0.3

1.0

0.2

0.9

0.2

23. 紡織

19.7

42.4

25.9

32.4

34.1

27.7

30.5

21.0

24.5

14.7

24. 鞋履

0.1

0.2

0.1

0.2

0.1

0.3

0.6

0.9

1.1

1.4

製衣與紡織品

2.5

3.7

2.0

3.1

2.4

2.7

6.5

7.3

19.0

11.9

10

25. 木材及軟木製品

0.7

2.0

1.0

3.0

0.9

2.6

1.5

4.1

1.6

3.9

26. 傢俬與陳設

0.6

0.6

0.6

0.9

0.6

0.9

0.6

1.0

1.5

2.9

27. 紙及紙品

0.1

0.5

0.3

0.6

0.5

0.6

0.4

0.9

0.5

1.0

28. 印刷出版

5.3

7.0

6.7

8.6

6.5

15.6

5.2

12.3

4.6

13.4

29. 皮革及皮革製品

0.3

0.4

0.2

0.5

0.2

0.4

0.2

0.4

0.2

0.4

15

30. 橡膠品

8.0

5.8

7.1

4.2

6.8

2.7

6.8

2.3

4.8

2.3

31. 工業化學品及化

4.6

4.0

4.4

4.9

3.3

4.0

2.4

3.2

1.9

2.5

學產品

32. 石油及煤產品

0.1

0.1

T

33. 非金屬礦產

2.2

2.0

3.0

3.0

2.4

3.4

1.7

2.3

1.2

1.9

34. 基本鋼材

0.8

1.6

1.8

1.9

1.4

1.3

1.1

1.0

1.3

1.5

20

35.金屬製品

11.5

9.7

17.9

14.0

15.6

14.0

19.2

15.8

13.4

12.3

36. 非電機類機器

2.0

5.6

1.9

5.8

3.0

6.0

2.3

6.4

2.4

6.1

37.電機機器及電器

2.0

2.3

1.5

2.2

1.6

1.9

1.6

1.6

1.6

1.8

配件產品

38. 運輸設備

30.7

1.0

15.2

1.8

10.0

1.2

8.2

1.4

6.5

1.4

39. 其他製造品

2.5

3.0

2.5

3.7

3.5

2.2

4.4

6.6

7.9

9.9

25

其中:塑膠玩具與

產品

(0.07) (3.4) (0.2) (0.5) (1.7) (3.1) (5.5) (6.6)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總數

47,356

956 60,205 1,257 86,136 1,720 128,818 2,944 177,271 4,541

資料來源:同表四。

30

405

406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由表三可知,1947年香港的製造業僱用了47,356名員工,總企業數

(establishments)為956家,這些數據以勞工署的"登記工廠"(registered factories)

或"記錄工廠"(recorded factories)為準,前者指僱用20人或以上,或使用電動機

器的工廠,後者指僱用15至19人,或僱用女工及童工的工廠(注:香港政府其後

修訂舊《勞工法例》,規定企業不准僱用未足15歲的童工,以配合港府推行的九

年免費教育政策)。表內如果包括僱用15人以下的小工廠,製造業人數及企業數

會較多。

5

根據港府統計署的資料,在國際標準工業分類〉(ISIC)的明細表目中,1947

年香港已有下列的工業種類產品。

(1)食品工業(ISIC 20):水果及蔬菜罐頭或加工品、植物油、醬油、美食

粉、麵包、餅乾、糖果類、食糖。

10

(2) 飲料(ISIC 21):汽水。

(3)煙草(ISIC22):香煙及雪茄。

(4)紡織(ISIC 23):紡紗、織布、整染、針織。

(5)鞋履、織衣及紡織品(ISIC 24):鞋(膠鞋外)、成衣及紡織品。

15

(6)木材及軟木製品(ISIC 25):鋸木、木箱。

(7)傢俬及陳設(ISIC 26):木傢俬、籐料傢俬。

(8)紙及紙品(ISIC 27):紙類產品。

(9)出版及印刷(ISIC 28):印刷、報紙。

(10)皮鞋及皮革產品(ISIC 29):(無明細分類),

(11)橡膠品(ISIC 30):膠鞋。

。

(12)工業化學及化學產品(ISIC31):藥、漆、火柴。

(13)石油及煤產品(ISIC32):(無明細分類)。

(14)非金屬產品(ISIC32):玻璃及玻璃產品。

(15)基本鋼材(ISIC34):鑄鋼。

(16)金屬製品(ISIC35):鐵罐、瓷器、熱水壺、電鍍、手電筒。

(17)非電機類機器(ISIC36):機械修理。

(18)電機機器及電器配件產品(ISIC37):電燈膽、電池。

(19)運輸設備(ISIC38):造船及修理、汽車修理。

(20)其他製造品(ISIC39):鈕扣。

由上列之工業產品明細分類,可見1947年香港已有不少不同的工業行業在生

20

25

3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5

10

15

20

25

產運作。以僱用人數計,其中較重要的工業(以500人以上的工業為準)有下列

各行業:植物油、醬油有724人;麵包、餅乾產品有578人;香煙及雪茄有573

人;棉紡有4,048人;針織有4,839人;成衣有1,157人;印刷有1,952人;火柴有

985人;玻璃及玻璃品有521人;手電筒有1,431人;機器修理有967人;電池有

581 人;造船及修理有14,484人;鈕扣有524人。

1947至1959年,陸續有新的行業在香港建立,港府公佈的工業統計數據,隨

着行業的增加,分類方面已更明細,例如下列新行業在不同年份已列入統計表內。

(1)食品工業(ISIC 20):粉絲及麵條(1959)。

。

(2)紡織工業(ISIC23):毛織(1949)、絲織(1949)、漂染(1959)、地毯

(1959)、針織(1959)。

(3)紡織品(ISIC 24):手套(1959)、刺繡(1959)

(4)傢俬及陳設工業(ISIC26):鐵窗(1952)。

(5)基本鋼材工業(ISIC 34):轆鐵(1949)。

。

(6)金屬製品工業(ISIC 35):鋁製品(1948)、搪瓷(1948)、針(1948)、颶

風燈(1952)、手錶帶(1959)。

(7)運輸設備工業(ISIC38):飛機維修(1949)

。

(8)其他製造業(ISIC39):塑膠玩具與產品(1949)、人造珠(1955)、相機

(1959)等

。

(14)

以僱用人數計算的相對比例值而言,1947年香港的最重要的七個工業部門計

有:紡織(19.7%)、金屬製品(11.5%)、運輸設備(30.7%)、橡膠品(8.0%)、印

刷(5.3%)、食品(4.4%)、工業化學品及化學產品(4.6%)。1949年,紡織業的

相對比例更增加至25.9%、金屬製品增至17.9%、運輸設備則降至15.2%,其他重

要的工業比例變化不大。1951年,紡織業的重要性愈明顯,僱用了整個製造業的

34.1%員工。

表三與表五揭示,1947至1958年期間,香港的工業結構有下列幾個特點與

變化:紡織業維持其"領先工業"的地位,製衣業則迅速崛起,1959年已僱用

19.0%的製造業人數,而塑膠玩具與產品則由1947年的0.07%逐年升至 1959 年的

5.5%,成為香港重要的工業行業之一。至於僱用人數相對比例下降的工業行業則

有橡膠品、工業化學品及化學產品以及運輸設備等(見表五)。

30

(14)以上所引之資料及數據見香港政府統計署: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1969, Section 4。

407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在增長率方面,1949至1959年平均增長率最高的工業行業計有:製衣及紡織

品(41.7%),鞋履(31.5%), 塑膠玩具與產品(71.2%),傢俬與陳設(23.1%)

木材及軟木製品(17.7%),基本鋼材(9.2%),紙及紙品(9.6%)和電機機器及電

器配件產品(8.9%)等(見表三)

。

1949 年以後的香港經濟發展主要是由工業化所帶動的。但香港經濟的起飛

(take-off) 始於何時?"經濟起飛"一詞首先由美國經濟史學者羅斯托(Rostow, WW.) 於1960年出版的一本專著中提出。羅氏把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分成下列五個階段

(stages):(1)傳統社會(traditional society);(2)起飛預備(preconditions for take- off);(3)起飛(take-off);(4)走向成熟(drive to maturity);及 (5) 高大眾消費年代

(age of high mass-consumption)

。

(15)

按照羅氏的概念,1947年之前香港已具有預備起飛的條件,因為其時香港已

是一個重視經濟進展(economic progress)的社會,承認私人企業對利潤的追求是

一件好事。同時,政府與個人均重視儲蓄,亦存在銀行等財務機構以吸收民間資

金,而內外商業網絡亦在擴展,新型的製造業亦不斷呈現,遠離了以農為主的傳

統社會。

羅氏亦認為,經濟起飛需具備下列三個相關的條件:(1)投資率上升,由佔國

民所得(或國民總生產值)的5%提升至10%或以上;(2)一個或多個高成長率的

製造行業部門興起;(3)存在或建立起一個政治、社會或機構的框架,進而開拓

現代部門的發展,有拓展外部經濟的潛能,使經濟走向"持續成長"(self-sustained growth)的軌道。(16)

5

10

15

20

以第一個條件來說,香港的資本形成率(資本佔本地總生產值之比率)在1952

年已逾10%,1957至1959年更達15%左右(見表六)。其次,在1956年,香港已

有多個快速成長的製造業部門如食品、紡織、成衣、基本鋼材、塑膠和玩具用品

等。同時,香港社會或機構框架在1950年代中已粗具規模,可以開拓外部經濟與

現代部門的發展,而且1959年以後,香港的經濟亦在"持續成長"。由此觀之, 25

香港的經濟起飛應在1953年或1954年左右。

一個國家(地區)的工業化或經濟成長,與資金投入高低有密切的關係。表

六揭示,由1947至1959年,香港的資本形成增長快速。1947至1959年,以複率

408

(15)Rostow, W.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1960.

(16)見上引 Rostow (1960), p.39。

3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計算的每年平均增長率為19.1%(1947至1949年:54.2%;1949至1959:13.1%;

1953至1959年:22.1%)。同表亦顯示,除了1951、1953及1954年外,生產設備

佔固定資本形成的比例還不到50%,大約在30至40%之間,而建築則佔了資本

形成的大部分。其主要原因是早期香港的工業,絕大部分是勞工密集的行業,較

5 多用勞力操作,少用自動化機器設備,因而生產設備佔資本形成的相對比例低。

同時,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工廠,工人每天開工三班是平常事(每班八小時),因而

機器充分被利用,故對機器設備投資相對少。

表六:香港的資本形成

10

(百萬元)

本地總產值

資本形成率

固定資本形成之分配(%)

年期

總資本形成

(GDP)

(%)

生產設備

建築

1947

1,575

95

6.0

1948

1,790

149

8.3

T

1949

2,355

226

9.6

15

1950

2,820

183

6.5

34 25

66

68 75

1951

2,885

160

5.6

48

52

1952

2,670

295

11.1

37

63

1953

2,800

234

8.4

53

47

1954

3,000

318

10.6

20

1955

3,300

363

11.0

1956

3,635

410

11.3

1957

3,900

567

14.5

57 29 33 40

43

71

67

1958

4,135

559

13.5

1959

4,500

776

17.2

35 35

25

1865

60

65

65

30

資料來源:Szczepanik, E., The National Income of Hong Kong (未刊稿);Hong Kong, Commerc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Statistical Branch, Problems of Making Capital Formation Estimates in Hong Kong(未刊稿)(轉引自何鎮源:〈經 濟成長因素與香港工業發展,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經濟系:《社經》,第六期,1964年7月)。

409

410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資本形成主要來源於儲蓄與外資流入,其餘為外匯淨收入、國際借貸或援

助。50年代,香港的勞工收入低,因此內部或本地的儲蓄率不高,因而香港工業

化的資金主要依靠資金的流入。史彭年對香港1947至1948/1948至1949、1953至

1954/1954至1955年度的外資流入與隱形淨收入(net balance of invisible earnings)

作了一些估計(見表七)。1948至1950會計年度,外資流入與隱形淨收入的數額 5

高達12億港元,比1947至1949會計年度的七億港元增加了71.4%,主要原因是

大陸政局轉變,由上海等地流入的資金激增,這與表六的1949年高資本形成額相

一致。史彭年估計,約有三分之一工業投資源於內部的儲蓄,其餘三分之二則來

自外資。 50年代,相當部分的外資來自東南亞的華人。由於外資流入佔投資額

(17)

的相當大部分,對50年代香港的工業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10

年期

表七:香港外資流入之估計(1947-1955)

(1)國民所得

(百萬元)*

(2)外資流入與隱形淨收入 (百萬元)*

(2)/(1)

15

1,600

700

43.8%

1947-1948 -

-->

1948-1949

1948-1949 →

1,800

1,200

66.7

1949-1950

←

1949-1950 -

1950-1951

1950-1951-

1951-1952

2,300

800

34.9

}

20

2,800

200

7.1

1951-1952-

2,800

1,300

46.4

1952-1953

}

1952-1953 -

3,200

1,400

43.8

25

1953-1954

1953-1954 →

3,600

1,500

41.7

1954-1955

資料來源:The Economic Growth of Hong Kong, Table 46, p.183。

*外資流入與國民所得之比率均為筆者之計算

(17)Szczepanik(1958), p.143.

3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除了資金外,另一個影響香港50年代工業化的供給因素是工資低。表八揭示

出,1953至1971年香港製造業工人每日的平均工資額。由於1947年後人口大量

增加(表四),勞工供應大,工資因而低廉。表八顯示,1953至1959期間,非技

術工人、半技術工人及技術工人的每日平均工資增長極少,每年平均增長率(以

5 複率計)約2.0%。

需求因素方面,可以分"內部需求"(本地市場)與"外部需求"(海外市場)

兩方面作探討。史彭年認為,香港的本地市場需求對工業發展有一定的重要性。

人口的增加引致對房屋的需求,因而建築用材料(如水泥、轆鐵、傢俬等)也有了

市場需求(即"引伸需求")。此外,食品、紡織、成衣等亦因人的吃或穿的需要

10 而刺激對有關工業的需求。 (18)

15

82

20

25

30

大小眼的全

圖9.1 昔日的工廠大廈,今天已成為辦公室及貨倉集中地

(18)同上,Chapter 8, 9。

411

412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表八:香港製造業工人的每日平均工資(1953-1971)

(元)

年期 非技術工人工資 半技術工人工資 技術工人工资

加權平均工資 1

1953

4.25

5.75

7.25

4.35

1954

4.50

5.75

7.25

4.38

5

1955

4.00

5.75

7.25

4.38

1956

4.00

5.75

7.25

4.38

1957

4.50

6.50

9.50

5.00

1958

4.25

6.00

9.50

4.80

1959

4.25

6.00

12.50

4.90

10

1960

5.00

6.75

14.50

5.71

1961

5.00

6.75

14.50

5.71

1962

5.00

6.75

14.50

5.71

1963

7.15

8.40

14.50

7.43

1964

7.15

11.05

17.30

8.17

15

1965

8.42

11.05

18.50

9.27

1966

8.20

13.25

17.75

10.33

1967

9.50

13.80

19.50

10.50

1968

10.15

15.10

21.50

11.37

1969

10.30

15.25

21.15

11.48

20

1970

11.30

16.10

23.65

12.55

1971

11.85

17.65

23.95

13.20

** Riedel, J.,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Hong Kong, 1974, Table 31 ( Commissioner of Labour,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各年期)〕。

注:1 加權數如下:非技術=0.82;半技術=0.13;技術=0.05。

25

3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表九:香港本地出口、轉口與進口額(當年價格)(1948-1959)

(百萬元)

年期

出口

轉口

進口

1948

200

$1,383

$2,077

1949

300

2,019

2,750

5

1950

420

3,296

3,788

1951

550

3,883

4,870

1952

680

2,219

3,779

1953

740

1,994

3,872

1954

860

1,551

3,435

10

1955

1,000

1,534

3,719

1956

1,115

2,095

4,566

1957

1,200

1,816

5,150

1958

1,260

1,729

4,954

1959

2,828

996

4,949

15 每年平均增長率:

1948-1951

40.1%

41.1%

32.9%

1951-1953

16.0

-28.4

-10.8

1953-1959

25.0

-10.9

4.2

1948-1959

27.2

--2.9

8.2

20

25

30

**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Hong Kong, Table 1 • 注:1 每年平均增長率以複率計算。

413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其實,香港的工業產品主要是外銷,相對來說,海外市場遠比本地市場重

要。由於香港統計署沒有蒐集本地工業產值中的出口比率數據,因此只能作一

些估計。香港政府在1969年的年報中宣稱:"估計約百分之九十的工業產值是出

口。 Riedel 亦根據港府統計署《1971年製造業普查》的初步研究報告作估計,他

得出的數據是香港製造業產品的出口比率大約在80至86%之間。(1)因此,如果我

們說香港製造業出口的比例在85至90%之間,應是合理的估計。

"

1948至1959年的香港本地出口(domestic exports),轉口以及進口數據見表

九。"本地出口"即本港製造產品出口額之意。在上述期間,本地出口的增長極

快速,1948至1959年的每年平均增長率為27.2%(1948-1951:40.1%;1953-

1959 25.0%) 由此可以推論,香港的工業發展是由出口帶動的。香港一開始推

行工業化之際,便採取"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策略"(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

並取得成功。這與亞洲其他"三小龍"在工業化過程中先採取"進口替

代"的策略明顯不相同。

香港外向型的工業化策略之所以成功,本地市場小是其中之一項因素,但並

不是最主要的。香港開拓海外市場成功,主要的因素有四:第一,香港開埠以來

就是一個自由港,本地的英資及華人貿易行(merchant houses)從事進出口及轉口

貿易的經驗豐富,與海外地區的商人建立了長期的、密切的聯繫網絡。因此,本

港生產的工業產品亦可通過相同的海外商業渠道推銷出去。同時,這些貿易行在

解放之前從事轉口貿易時,已推銷上海等地出產的內地工業產品,例如紡織等商

品,現在向東南亞等地推銷相同甚至一致的工業品,可說駕輕就熟,因為買家早

已熟悉有關的產品。第二,香港有優良的港口以及其他有效率的配套服務行業配

合工業發展,例如發達的金融、保險、倉儲、航運等服務業。第三,香港政府的

行政效率高,極少有官僚的干預,使商務活動能順利進行。第四,企業家有拼搏

的精神,追求成就慾望強,從而驅使推進本港的工業發展。

5

10

15

20

香港廠商在開拓海外市場時,並非一帆風順。在50年代工業化初期,香港的 25

工業產品以東南亞市場為主。這些地區對紡織品的需求很高,主要原因有二:30

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大恐慌(或稱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以及二次世界大戰後, 民間有相當的累積需求("pent-up demand"),此其一。此外,韓戰導致原產品如

橡膠等價格飛漲,使到東南亞地區人們的購買力大增。除了棉紡織品外,香港廠

30

414

(19)見 Riedel, jame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Hong Kong, 1974, pp.7-8。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商的一些新產品如針織棉內衣、男性恤衫、鞋類、家庭器皿、燈膽、電池等,也

很快由本港出口貿易商打進了東南亞的市場。

(20)

。

50年代中期後,歐美市場所佔的比例已逐漸超逾東南亞,成為香港的新興市

場。前述 1932年《渥太華協議》實施後,香港廠商得以享有大英帝國的關稅優惠,

5 刺激了香港工業產品在宗主國的銷路。1948年,英國仍有入口限制及外匯管制

隨着經濟的好轉,英國逐漸減少或解除了若干貿易限制,香港棉紡製成品於是大

量流入英國。由於數量過大,英國蘭開夏(Lancashire)的紡織商人投訴來自香港低

價格產品的競爭。在商人的重大壓力下,英國政府於是對來自香港的進口商實行

了一項所謂"自願抑制"(voluntary restraints)的措施,要求香港紡織廠商簽訂一項

10 "自願"協議,把輸往英國的紡織品限制在某一限額上。這種從制度上限制香港紡

織品出口的政策,是戰後世界保護主義浪潮的第一波。

除英國市場外,港商在50年代也打開了美國市場,成為重要的海外市場之

一,而輸出品則主要為成衣。50年代後期,美國已取代英國成為了香港最大的海

外市場。60年代初期,美國亦對港產的紡織品施行"自願抑制"措施。整個 60年

15 代,由於香港紡織品對海外市場的急速發展,其他歐洲國家及加拿大、澳洲及日

本亦紛紛對香港實行配額限制。出口配額的限制,使新企業難以得到新配額而增

加出口,因為配額是與過去的出口額表現而掛鉤。另一方面,出口限制亦迫使香

港廠商進行工業多元化措施,推出較高附加值的工業產品。

20

四·1960-

1979:工業持續成長階段

25

30

(一)持續成長與經濟結構的特徵

進入 60 年代以至整個70年代,香港的經濟可用"持續成長"來概括。表十

揭示,1960至1979年之香港本地總產值與人均GDP。1960至1965年之數據乃根

據前世界銀行經濟專家林重庚博士(Lim, E. R.)的估計。以當年價格計,1960至 1965年每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11.6%,人均GDP 之增長則為8.0%,人均所得由

1960年之2,115港元增至1965年之3,114港元(表十)

。

(20)關於香港在50年代開拓海外市場以及有關紡織品出口的資料,主要取自 Geiger, T. (ed.),Tales of Two City-States: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of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1973, pp.69-75。

415

416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表十:香港本地總生產值與人均所得(1960-1979)

年期

本地總生產值(百萬港元) (當年價格)

人均GDP(港元 )

(當年價格)

1960

6,490

2,115

5

1961

6,917

2,172

1962

7,908

2,397

1963

9,275

2,669

1964

10,251

2,865

1965

11,212

3,114

1966

13,718

3,779

10

1967

14,817

3,980

1968

15,758

4,144

1969

18,520

4,793

1970

22,040

5,567

1971

25,384

6,275

1972

30,638

7,430

15

1973

39,483

9,309

1974

45,066

10,294

1975

47,086

10,554

1976

60,173

13,319

1977

69,683

15,202

1978

81,623

17,488

20

1979

107,545

21,816

每年平均增長率:1(當年價格)

1960-1965

11.6%

8.0%

1966-1972

14.3

11.9

1972-1979

19.7

16.6

25

1966-1979

17.2

14.4

每年平均增長率: (以1980年固定價格)

1966-1972

7.5%

5.2%

1972-1979

9.0

6.4

1966-1979

8.3

5.8

* 1960

30

1965

Lim, E.R.

·

Riedel (1974), Table 5, p.18 -

1966至 1979之數據取自香港政府統計署:Estimat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各年期)。 注:1 平均增長率以複率計算。

10

15

20

25

30

T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ན་

圖9.260 年代盛極一時的香港假髮業(1967)

417

418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

香港政府統計署公佈的本地總生產值數據是由1966年開始的。不論是以當年

價格或者以1980年固定價格計算的GDP增長率均非常可觀。以後者而言,1966

至197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8.3%(1966至1972:7.5%;1972至1979:8.3%) 人均

所得方面,由當年價格計算,1966年為3,779港元,1979年則為21,816港元,增

長了5.8倍。以 1980 年固定價格計算,1966年為12,030港元,1979 年則為 25,138

港元,13年間增長了兩倍多。上述數據清楚顯示出 1960至1979年期間香港經濟

的蓬勃和動力。

按照聯合國的經濟分類法,經濟的整體活動可分為下列三個產業部門:初級

產業、第二級產業及第三級或服務性產業。初級產業主要指天然資源的開發,如

漁農業、能源、礦業和森林。第二級產業主要包括產品的製造如工業、建築業

等。第三級或服務性產業則包括財務業的活動、個人服務及商務、零售批發及貿

易、旅遊業等。

香港除優越的海港外,缺少其他天然資源,因此初級產業的產值在GDP 中所

佔的比例一向以來很低。根據林重庚的估計,在1960至1961年,香港的初級產

業佔GDP 的 3.6%。香港政府統計署編製的GDP數據是從1970年開始的,是年

的初級產業比例,由於製造業的發達而下降至2.2%,迄至1979年續跌至1.1%(表

十一)。

5

10

15

20

25

3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表十一:香港經濟結構指標(1960-1979)(按經濟活動分類的本地生產總值)

佔總數比重(%)

產業部門

1960-1961

1970

1970

1970

初級產業:

5

1. 漁農業

3.3

2.0

1.4

1.1

2. 礦業和採石業

0.3

0.2

0.1

小計

3.6

2.2

1.5

1.1

第二級產業:

3. 製造業

24.7

30.9

26.9

26.6

10

4. 電力、煤氣和食水

2.4

2.0

1.8

1.2

5. 建造業

5.3

4.2

5.7

6.7

小計

32.4

37.1

34.4

34.5

服務性產業:

6. 批發零售業、出入口

20.4

19.6

20.7

20.9

業、酒樓酒店業

15

7.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9.4

7.6

7.2

7.1

8.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

9.7

14.9

17.0

22.6

業服務

9.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

18.0

18.0

18.7

13.5

小計

46.1

60.1

63.6

64.1

20

其他:

10.項目未能足夠界定

6.5

0.6

0.5

0.3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按要素成本計算的本地生產總 值(百萬港元)

5,669

19,119

36,974

89,648

25

資料來源:1960至1961年之數據見 Report on the National Income of Hong Kong, 1969〔轉引自 Riedel(1974),Table 2,

p.16〕。其餘年期數據見 Estimat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各年期 )。

30

419

420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表十二:香港工業產值比例與製造業人數

(1)製造業產值佔

年期

(2)製造業人數

GDP 之比率(%)

(3)勞動力 (百萬)

(2)/ (3)

(%)

1960-1961

24.7

5

1960

28.7

215,854

1964

26.2

325,286

1968

31.2

472,394

1970

30.9

549,173

1971

28.1

564,370

1972

26.9

578,855

10

1973

26.5

626,390

1974

25.8

600,128

1

1975

26.9

678,857

1.98

34.3

1976

28.3

773,746

1.95

39.7

1977

27.2

755,108

1.93

39.1

15

1978

26.9

816,683

2.00

40.8

1979

27.6

870,898

2.15

40.5

每年平均增長率(製造業人數):

1960-1968

1970-1975

1975-1979

1970-1979

1960-1979

10.3%

4.3

20

6.4

5.2

7.6

***A: (1) Estimat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960 1968 X Riedel (1974) · p.16 ·

欄(2):香港政府統計署: 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 各年期)。

(3) ADB, Key Indicators of Developing Member Countries of ADB (24) ·

注:1平均增長率以複率計算。

25

3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表十三:香港製造業各行業產量之比率分配(1973-1978)

工業行業

每年平均增長率 1

1973

1978

1973-1978

資本密集工業:

5

351

化學品及化學產品

1.2%

1.8%

27.4%

353/354

石油及煤產品

371

基本金屬品

1.7

1.6

16.9

382

工業機器(非電機類)

0.8

1.4

33.8

384

運輸設備(及鑽油台)

2.1

1.4

9.4

10

3692

水泥及混凝土

0.1

0.5

54.3

314

煙草

0.5

0.8

25.3

3699

非金屬礦產(不包括水泥及 混凝土、瓷等)

|

0.6

小計

6.5

8.1

23.5

勞工密集工業:

15

311

食品

2.6

2.8

21.7

313

飲品

0.9

0.9

19.3

331

木材及軟木產品

0.7

0.9

23.8

332

傢俬陳設

0.5

0.8

29.2

341

紙及紙品

1.2

1.3

21.9

20

82

342

印刷出版

2.5

2.7

22.0

321

紡織

31.2

19.1

8.2

324

鞋履

0.4

0.5

21.8

320

製衣

22.0

22.6

21.7

323

皮革及皮革製品

0.4

0.5

28.4

355

橡膠品

0.6

0.3

6.9

25

365

塑膠品

7.5

7.2

18.6

3610/3620 陶瓷玻璃品

0.6

0.3

~28.3

3691

建築用黏土

0.01

0.02

33.5

380

金屬品

5.0

6.5

26.5

電機機器、用具、儀器及供

383

11.6

14.1

24.2

應品

30

385

科學儀器、鐘錶及光學產品

1.4

6.2

60.2

421

422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每年平均增長率

工業行業

1973

1978

1973-1978

390

其他製造業

4.3

3.6

23.8

3900

玩具(非橡膠、塑膠玩具)

0.2

0.2

17.4

3901

鑽石品

2.6

1.4

5.4

5

3903

體育運動用品

|

0.1

3904

假髮及髮品

0.2

0.05

-13.2

其他(雨傘等)

1.2

1.9

29.0

小計

93.5

91.9

19.1

全部製造業

100

100

10

總產值(單位:港幣千元) $26,266,755 $63,728,940

19.4%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署:Survey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1973,1978)。 注:1平均增長率以複率計算。

表十四:香港製造業各行業僱用人數比率分配(1966、1979)

15

平均增長率

工業行業

1966

1979

1966-1979

食品

2.8%

1.9%

4.3%

飲料

0.8

0.4

1.8

煙草

紡織

0.4

0.1

-4.0

20

26.2

11.6

0.8

鞋履

0.4

0.7

12.2

製衣

18.4

31.8

12.0

木材及軟木製品

1.4

1.0

4.3

傢俬陳設

1.1

1.1

7.0

25

紙及紙品

0.8

1.3

11.7

印刷出版

4.3

2.9

4.1

皮革及皮革製品

0.2

0.3

12.7

橡膠品

2.5

0.6

-3.6

工業化學品及化學產品

1.1

0.8

4.6

石油及煤產品

13.9

30

非金屬礦產

0.7

0.5

5.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平均增長率 (r)

工業行業

1966

1979

基本鋼材

0.9

0.5

1966-1979

2.3

金屬製品

9.3

9.7

7.7

非電機類機器

1.6

1.6

6.9

5

電機機器及電器配件產品

6.6

13.5

13.4

運輸設備

4.6

1.6

-0.9

儀器鐘錶及光學製品

1.1

4.5

14.7

塑膠品

7.3

10.1

10.0

假髮

0.5

10

其他製造品

7.1

3.5

1.7

總製造業

100

100

總製造業人數

346,990

870,898

7.3%

資料來源:香港勞工署:1966年年報;香港統計署: 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各年期)。 注:1平均增長率以複率計算。

15

表十五:香港製造業部門之大小規模結構

大小規模

企業間數

企業 僱用 間數 人數

產量

增值

(僱用人數)

1961

1967

1978, 百分比

20

小型 1-9

2,330 (41.9)

4,128 (43.7) *

61.6

10.9

6.6

8.4

10-49

2,380 (42.9)

3,702 (39.1)

29.1

25.5

20.9

22.3

4,710 (84.8)

7,830 (82.8)

90.7

36.4

27.5

30.7

中型 50-199

大型 200-499

640 (11.5)

1,203 (12.7)

7.7

29.5

31.0

29.2

151 (2.7)

310 (3.3)

1.2

14.7

18.3

17.1

500 以上

53 (1.0)

111 (1.2)

0.5

19.4

23.2

23.0

25

204 (3.7)

421 (4.5)

1.7

34.1

41.5

40.1

總計

5,554 (100.0) 9,454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總數/價值

(HK$'000)

33,489 794,391

$63,728,940

$21,938,000

資料來源:1961及1967 數據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1969;1978數據見 1978 Survey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30

*括號內之數據為百分比

423

424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表十六:香港製造業的資本結構(1973、1978)

資本結構

企業間數

1973

1978

僱用人數

1973

產量

增値

1978

1978 1973

1978

1973

完全本地資本

94.9% 94.8% 86.4%

87.4% 85.3% 80.7% 85.4%

81.5%

5

逾50% 本地資本

1.7

1.4

3.0

2.8

4.0

3.8

3.9

3.8

少於50% 本地資本

完全外資

1.1

1.6

2.6

2.9

2.4

4.1

2.7

3.5

2.3

2.2

7.9

6.9

8.3

11.4

8.1

11.2

總計(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總數/價值

4,965 6,551

526,268 611,236 $22,668 $53,544 $9,346 $17,844

(百萬港元)

10

***** 1973 Censu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Vol. I; 1978 Survey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

表十七:香港電子業的若干指標(1960-1979)

15

工廠

年期

佔製造

數目

人數

業總數的百分率

就業情況

製造業勞工 總數的百分率

每間工廠的 平均工人數目

1960

3

0.1

170

0.1

55

1968

109

0.9

30,600

6.4

280

20

1972

305

1.5

49,770

8.6

163

1974

414

1.3

50,170

7.4

121

1976

672

1.9

71,000

9.2

106

1977

711

1.9

70,190

9.3

1978

842

2.0

74,530

9.1

888

99

89

25

1979

1,075

2.5

90,567

10.4

84

每年平均增長率:

年期

工廠

23.1%

僱用人數

10.4%

***

1968-1979

Report on the Hong Kong Electronics Industry, 1982, 1984 · 注:1 平均增長率以複率計算。

30

5

1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製造業的產值在GDP所佔的比例於1970年達到最高峰(30.9%)。根據林重

庚的估計,1968年的製造業產值比例達31.2%。但上述兩個數據,由於估計方法

的不相同,嚴格來說不能直接作比較。在整個70年代,製造業產值比例維持在27

至28%之間(見表十二)。80年代開始則逐漸下降。

表十二亦揭示,從事製造業的人數由1960年的21.6萬人增至1979年的87.1

萬人,增幅達四倍,每年平均增長率為7.6%。1975年,製造業人數佔香港勞動力

的34.3%,1979年則升至40.5%。

以下從四個不同層面來探討此時期香港工業結構的特徵與轉變:工業行業的

密集度、行業內僱用人數的分配、規模結構以及資本結構。

15

20

25

(二)工業行業的生產因素密集度

傳統測量工業行業的生產因素密集度是採用資本與勞工比率。賴利(Lary, H.

(21)

B.)於1968年提出一個新觀點,認為資本密集應該用每一僱員的增值(value-added

per employee)來表示。

賴利的觀點是假定每僱員的增值能夠清楚反映有關工業

的資本密度,同時可以使人力及實物資本的投入獲得統一的運用。因此,每一僱

員的增值是衡量資本密集度的一個良好混合指數。找出工業行業的生產因素密集

度,就可以計算每一僱員增值所有工業的百分率。假定所有工業行業的每一僱員

增值為100,按照賴利的標準,指數在100以下者為勞工密集工業。

筆者根據新加坡工業生產資料計算出:資本密集工業行業包括煙草、化學品

及化學產品等;勞工密集工業行業包括紡織、製衣、電子產品等(見表十三)。工

業行業根據聯合國《國際標準工業分類法》(ISIC)三位數為主。大致上,筆者計

算所得的工業行業生產因素密集度與賴利計算其他國家工業的結果十分相近。

香港製造業各行業產量比率分配表列於表十三。

(22)

由 1973 至1978年,香港的工業產量每年平均增長率為18.4%(以複率計

算)。表十三顯示,就相對資本密集工業而言,香港的勞工密集比重很高,1973

年為 93.5%,而資本密集行業則只佔6.5%。勞工密集工業以紡織(31.2%)、製衣

30

(21)見 Lary, H.B., Imports of Manufactures from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1968。

(22)見前引 Nyaw and Chan (1982)。

425

426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圖 9.3 在香港太平地毯廠工作的女工(1962)

5

10

15

20

25

38

30

5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22%)、塑膠(7.5%)

塑膠(7.5%)、電子(11.6%)等工業為主。1978年資本密集工業略有增

加,但勞工密集工業仍佔92%。紡織工業所佔的比例已下降,電子工業則增加。

香港的主要工業幾乎全是屬於勞工密集的行業。在這裡,假髮工業可以值得一

提。1960年,其產量約佔4%,1973年已降至0.2%,1978年已微不足道。

10

(三)工業行業僱用人數比例結構

香港製造業各行業僱用人數的比例分配列於表十四。香港的製造業人數,

1966年約為35萬人,1979年則增至87萬人,其中以製衣、電子產品(電機機

器及電器配件產品)、塑膠品的增幅最為可觀。香港的製造業工人主要集中在

少數幾個勞工密集的行業工作,以1979年為例,下列行業僱用最多工人:製衣

(31.8%)、紡織(11.6%)、電子(13.5%)、塑膠(10.1%)及金屬製品(9.7%)。這

五個工業行業佔了總製造業人數的76.7%。

15

(四)工業的大小規模結構

工業行業的大小規模結構是以每個工業部門所僱用的人數多寡來界定。由於

20 沒有一個統一的準則,筆者採用下列業界人士所普遍採用的標準:僱用50人以下

者屬於小型企業,50至199人者屬於中型企業,200人以上者屬於大型企業。表

十五列出香港製造業部門的規模結構。

表中清楚顯示,香港的工業以中小型企業的間數最多。1961年,1至9人的

工業企業佔41.9%,10至49人佔42.9%,整個小型企業共佔84.8%。至於中型企

25 業則佔企業數的11.5%。大型企業方面總共有204家,而500人以上者僅53家(大

型企業的比例為3.7%)。 另一個坐標年-1967年的工業規模結構與1961年相

比變化不大。

30

表十五中 1978年的數據是工業普查的結果。以企業間數而言,仍以小型企業

為主(90.7%)。另一方面,香港的大中型工業企業的間數比例雖小,但不論在僱

用人數、產量及增值方面,所佔的相對比例卻很高,其中尤以大型企業為甚。

427

428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五)工業的資本結構

香港工業的資本結構列於表十六。以企業間數而言,1973年完全屬於本地資

本企業數佔94.9%,完全外資者僅佔2.3%,其餘為合資。1978年的情況大致變

化很小。值得留意的是,根據1973及1978年的數據,完全本地資本的工業,僱

用了 85%以上的工人,在整個工業的總產值及增值的貢獻上亦分別超過85%及

80%。另一方面,完全外資的工業雖僅佔約2.2%的企業數,但卻僱用約7.5%的

製造業工人,貢獻8至11%的產值或增值。相對於企業數的比例而言,完全外資

工業在上述三方面的貢獻較大,這與外資企業的規模相對較大有關。

香港本地資本在工業發展中扮演主要角色,與新加坡主要依靠外資(特別是

跨國企業)的工業結構有顯著不同。新加坡的工業化是由外資所推動的。以 1976

年而言,新加坡的全外資工業佔整體工業的12.6%,但卻僱用了約35%的工人,

生產值及增值則分別佔60%與50%, 遠高於香港的比例。香港的本地資本比外

資重要,反映了香港企業家精神的旺盛程度,而新加坡則遠為遜色,這是香港的

優勝之處。

(23)

5

10

15

(六)主要工業部門綜觀

以上各小節係從各個不同的層面,從整體的製造業角度來探索香港工業在

1960至1979年期間的結構特徵和變化,但很少提及個別行業一些獨特的發展和

問題。香港的工業發展到了60與 70年代,已經變得較為複雜,而且行業類別亦

多。以下就下列幾個重要的行業作概略的綜述,作為香港工業發展史的一個注腳。

20

1. 紡織業 25

紡織業自50年代開始已是香港的主要工業之一。50年代中期,紡織業已逐漸

向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的方式發展。這個垂直整合生產方式包括向棉紗、 織布(布料、布疋)、整染(finishing)等延伸發展。

(23)Nyaw, M.K., "The Experiences of Industrial Growth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 Comparative Study," in Chen, Edward,

Nyaw, M.K. and Wong, Teresa (eds.),見注(1),p.198。

30

30

25

20

1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圖 9.4 紡織業是當年香港工業支柱之一。圖為香港南豐紗廠。(1970)

429

--------------- -

430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1947 年以前,香港並無棉紗廠。香港工業家了解到垂直整合的利益而投入鉅

資在港設立棉紗廠。60至70年代是香港棉紗業的發展迅速期,而紗錠(spindles) 的使用率亦是全球最高的。(24) 香港的紡紗業在產量、紗錠數目和僱用工人數目於

1976 年達到高峰期,主要是該年世界各地對牛仔布(一種較粗糙的棉布)需求殷切 而導致。織布業的發展與紡紗業大致相同,產量於1976年達到高峰。(25)

本章第三節已述及,香港的紡織業在50年代迅速增長,並成功打入英國市

場。英國蘭開夏紡織商人向英政府施壓,港、英雙方在1959年簽訂了《蘭開夏

協定》(Lancashire Pact),對輸往英國的紡織品進行配額限制。這對香港紡織業的

發展來說是一項重大的打擊。保護主義浪潮其後波及其他工業國家,在《關稅貿

易總協定》(GATT)下進行了棉紡多邊貿易談判,簽訂了1961年10月生效的《國

際棉紡貿易短期協定》,1962年10月則由一項為期五年的《國際棉紡貿易長期協 定》(Long Term Cotton Textile Agreement)所取代,美國則在此協定下實施對香港 棉紡織品的配額限制。

由於棉紡織品貿易的限制,香港於1966年開始生產人造纖維紗。1970年初,

全球對人造纖維衣服的需求殷切,香港的人造纖維紗的生產因而急速發展。

70年代國際保護主義進一步擴大。前述的《國際棉紡貿易長期協定》後延至

1974年初。經過一連串的多邊談判後,西方國家把棉、羊毛和人造纖維產品納入 保護範圍,並於1974年簽訂《多種纖維紡織品協議》(Multi-Fabric Agreement,簡

稱 MFA),取代1962年的協定,MFA於1974年4月1日開始實施。《多種纖維紡

織品協定》經過多次延長與修訂〔按:2005年1月,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於

1995 年,取代 GATT)宣佈取消所有保護主義性質的配額制〕。

相對於紡紗與織布業,香港的整染業的發展較為緩慢。整染業的範圍包括紗

線和布疋的漂、染、印花和整染。1960年香港的整染業才開始有較大的發展,惟

迄至 70 年代,整染業在紡織業部門而言仍是較小的一個部分。整染業發展緩慢的

主要原因是它的投資大,而且專業技術要求亦高,使到部分投資者卻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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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 製衣業

製衣或成衣業是香港最重要的工業之一。60年代,以僱用人數而言,紡織

(24)見 Sung, K. and Jones, P.H.M. (eds.), Asian Textile Survey, 1967, p.68。

(25)香港政府:《一九七九年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報告書》(中文版本),1979年,頁33。

30

30

25

20

15

10

Friction

DUCK Running

MY

品

!EYTI MOVE

圖9.5蓬勃發展的香港玩具業(圖為 China Plastic Toys Factory,1969)

圖9.7 香港開達廠60年代出品的手推玩具,以出口為主

好

431

1

DROP-SIDE BED.

mil OPENABLE DRAWERS

TAO SAR SAR S

THE RESTARE DO

SPACE C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圖9.8 香港開達廠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出品的手推太空船,亦為出口歐

圖 9,660 年代香港 Blue Box 廠的產品,多輸往英國和歐美等地

。

美的玩具

----------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業高於製衣業(1966年:紡織業佔製造業的26.2%,製衣業則為18.4%)(見表

十四)。70年代初,紡織業的產值仍高於製衣業,但至70年代末期,製衣業則

反超前。1978年,後者佔工業總產值的22.6%,前者則為19.1%(表十三)。在僱

用人數方面,製衣業則一枝獨秀,1979年佔工業僱用人數的31.0%(約二十八萬

人),是製造業僱用人數最多的一個行業(表十四)。製衣是勞工密集程度極高的

一個行業,而紡織業則資本密集度較高。

。

香港的製衣業發展,主要是隨市場的需求與西方國家配額的限制而波動

1950年代的香港製衣業,一般品質較低,主要輸往西方國家,並以美國為主。由

於 60 年代配額的限制,為了盡量利用配額和提高回報率,港商於是提高生產技術

和質量,增加產品的附加值。其後,香港製衣業逐漸往高品質、高附加值的道路

發展,60 與 70年代,香港的製衣業在世界上佔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60 與 70 年代,由於世界對人造纖維成衣的需求大,香港的纖維成衣出口於是

大增。人造纖維主要來源地是日本。除了紡織成衣外,香港的非紡織成衣如皮毛

和皮革服裝,在70年代初亦有快速的增長,日本、西德(按:1990年,西德與東

德合併成為今日之德國)及美國是其主要的海外市場。

3. 塑膠與玩具業

香港的塑膠與玩具業,在60與70年代也是重要且發展迅速的工業之一。香

港的第一家塑膠廠是於1947年建立的。50與60年代,塑膠業逐漸發展,產品以

塑膠花與塑膠樹為主。60年代中期後,塑膠玩具的比重愈來愈重要,1965年僱用 的人數已超過塑膠花,前者為14,927人,後者則為16,910人。(26) 塑膠玩具的生產

技術比塑膠花為高,這也可以視為技術水平的一種提高。香港玩具業的發展一日

千里,70年代已成為全球玩具出口最大的地區。

除了塑膠花與玩具產品,香港還有其他的塑膠產品如家庭裝飾、家庭用品、

膠袋等。香港的塑膠產品除了滿足本地市場的需求外,大部分均為外銷,其中尤

以人造花、塑膠玩具與洋娃娃為最。

塑膠的原料主要來自日本。日本本國對塑膠原料的需求亦很大,60年代後期

減少對香港的供應,香港轉而向英美等國購買。香港的塑膠玩具業與其他行業有

一點不相同的是,塑膠鑄塑機這種資本財主要是本港自己生產,而小型的鑄塑機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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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32

(26)香港統計署: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Table 4.4, p.62。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幾乎全是本港產品,增加了香港塑膠行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27)

4. 電子業

香港的電子業在1959年已開始發展,是亞洲最早有電子行業的地區(日本不

5 包括在內)。據表十七,1960年香港只有三家電子工廠,僱用170人。初期的電

子工廠只是裝配簡單的原子粒收音機。其後電子業的生產已擴大到多種消費產品

及電子零部件方面。電子零部件包括半導體、集成電路、電腦配件以及輔助系統

等。消費產品除原子粒收音機外,尚有電視機、計算機和音響器材等。

10

迄至 1968 年,香港的電子業已由三家增至109家,僱用人數亦增至 30,600

人,兩者分別增加了36倍和180倍,如此高的倍數,部分是由於1960年的基數

低所致。由 1960至1979年,電子業工廠數目及僱用人數,平均增長分別為 23.1%

及10.4%,又是另一個可觀的增長率(見表十七)

。

電子業之所以能在香港快速發展起來,主要原因是它的資本投資相對低,而

且專業技術水平不高,適合香港60年代具有的條件。同時,香港地方小,電子業

15 能在多層大廈較小的空間下生產。此外,香港的女工手藝靈巧,適合電子的裝配

工作。再者,60年代開始,香港經濟已受到了紡織品配額的一些衝擊,而電子產

品則不受外國保護主義的影響,香港廠家於是發展香港具備比較優勢的電子業,

這亦說明香港廠家的應變能力。

20

五·政府在工業發展所扮演的角色

25

30

香港政府在工業發展過程中到底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這是探索香港工業發

展史的一個重要課題。

相當長的時間以來,許多論述香港經濟或工業化的學者或評論員,均視香港

為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一個地區。"自由放任"是古典經濟學派亞當斯

密(Smith, Adam)的一個核心思想。他認為政府不應干預私人企業以及個人的經濟

活動,在自利心的驅使下,公利與私利往往一致,不相矛盾。至於政府的功能,

主要在三方面:其一,保護國家以免受到外侵;其二,在國內建立公平的行政體

(27)前引 Riedel (1974), pp.29-30。

433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系及法律秩序;其三,建立與維持私人企業家無法獲利的公共工程及機構。自由

經濟思想認為,在市場機制和調節下,可以達到資源最優配置。

香港戰後最著名、影響力最大的一位財政司是郭伯偉。郭氏基本上是"自由

放任"思想的追隨者,在他擔任財政司期間(1961-1971),政府對工業發展並沒

有進行任何干預,任其按市場經濟調節自由發展。與其他亞洲三小龍不同,郭氏

不主張對私營的廠商給予任何經濟優惠或特別待遇。因此在他任期內,本港工業

發展是由自由市場決定其走向,政府只是提供必要的法律或機構架構使經濟能有

效地運作。

夏鼎基繼郭伯偉出任財政司時期(1971-1981)適逢麥理浩總督掌政,經濟

思想有了一點轉變,變得較有彈性,其主導思想是"極少干預"而不是"自由放

任"或完全不干預。但夏氏仍極力主張以自由市場的力量來促進經濟或工業的成

長。1977年,夏鼎基正式在立法局會議上提出"積極不干預主義"(Positive Non-

interventionism)一詞,他說:"政府奉行的是積極不干預主義哲學思想,這是說,

我們認為任何嘗試挫傷市場力量的運作,對經濟成長率是沒有好處且有害的。特

別是在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下,預測市場的力量是極其困難的,更談不上要控制

它。但這種哲學思想認為政府有若干項特殊的職責。

33

在夏氏任期內,港府繼續反對給予私人企業任何優惠。夏氏認為,政府的職

責應限於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及後援服務,這些設施對經濟發展極其重要,但私

人因無利可圖而不願提供(此為市場失效之一例),因此只能由政府來提供。此

外,港府亦在一些經濟領域如勞工立法上扮演了較為積極的角色。夏氏以後的三

任港英財政司--彭勵治、翟克誠及麥高樂,他們推行的經濟政策可說蕭規曹

隨,與夏鼎基的理念一致。

(28)

5

10

15

20

在上述理念支配下,整個70年代,香港政府在工業發展所扮演的角色限於提

供有效的基本建設,使到工業行業可以順利經營。一項傳統的看法是:政府會提

供業界的輔助設施與技術支援服務,條件是私人部門沒有能力或者不能比政府提 25

供更有效的服務。60與70年代,由於環境急劇改變與複雜化,政府設立了幾個法

定機構以滿足工業的需要。這些法定機構或半官方組織包括香港工業總會、貿易

發展局、出口信用保險局、香港職業訓練局以及工業邨有限公司等。現就各個機

構成立的先後分述如下。

434

(28)饒美蛟:(正確認識"積極不干預主義"〉,載饒美蛟:《經營與管理:從西方到東方》,1987年,頁77-79。

3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香港工業總會成立於1960年,為香港製造行業的一個重要組織。它對投資者與

工業界提供工業諮詢、試驗、品質控制等服務,並協助工業的設計、包裝、產品發

展以及技術引進。由於個別製造商不能提供所有這些服務,只有求助於工業總會。

香港貿易發展局創立於1966年,是一個半官方的機構,它的主要工作是推廣

5 香港的對外貿易。貿易發展局經常組織海外貿易考察團、各種貿易展覽會,向世

界展示價廉物美的香港製造品。此外,它跟政府工商署共同推廣香港的工業投資。

同年,香港政府又成立了另一個法定機構-----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其目的

是給投保的出口商賒貨予海外入口商時,如無法收到貨款可得到賠償。商業銀行

及保險公司通常不願承保這種保險,因其風險太大。正如上文引用前財政司夏鼎

10 基的話,政府介入這種活動是由於私人部門不願做。

香港大部分的勞工均由工業界自己訓練。70年代,香港政府認識到,工業

的持續發展有賴於供應足夠的技術工人,於是開始擴充並改良技術與專業職業教

育,包括擴充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有關學系以及開辦理工學院(現在的香港

理工大學),設立新的工業學院、工業中學與職業訓練學校,並在1973年成立香

15 港職業訓練局,向政府提供有關人力規劃與訓練方面的諮詢工作(按:職業訓練局

於1982年脫離政府部門成為法定團體,承擔職業訓練工作,為香港工業界服務)。

所有香港土地均屬政府所有,工業用地的使用權通常由政府通過拍賣的方式

出售,有時也用投標方式進行。用公開拍賣方式出售工業用地的主要目的,在於

令土地的使用達到最佳效益。在70年代,由於工業用地的需求大,使到拍賣土地

20 的價格飛漲。經拍賣售出的高價地區,大部分由輕工業所據,這些工業可以在多

層工業大廈內有效地經營。但另一方面,高昂的地價卻窒礙了其他工業的發展。

港府也認識到,用拍賣方式出售工業用地,不利於佔地較大的重工業發展。

為了擴大工業基礎及提升工業的技術水平,港府建立了兩個工業邨給較高技術的

工業作發展。最大的一個工業邨設在大埔,另一個在元朗。這兩個工業邨都是由

25 一個非牟利的工業邨公司開闢及管理。工業邨公司於1977年3月立法成立。兩

30

個工業邨開闢了超過135公頃的工業土地,土地價格只是公開市場的 1/17。在

工業邨申請土地的廠商須符合若干嚴格的條件。例如,廠商申請土地須首先證明

其製造程序不能在多層工業大廈進行。同時,擬議中的新工業必須引進高水平的

技能、更良好的製造程序以及高水平的投資與產量。工業邨特別歡迎某幾類新工

業,例如其產品為現存的本地廠家所採用,或出口產品中含有本地增值。

另一個政府扮演的角色是促進勞資關係。祖.英倫(England, Joe)把香港工

435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29)

。

業關係體制描述為勞工待遇相對低微,也極少有組織性的勞工對抗模式。 1979

年,香港的註冊工會超過300家,但絕大部分的工人都不參加任何性質的工會

香港工會組織分為左右派系,也有獨立的工會組織,統一的工運可說並不存在

除了一些公務人員的獨立工會外,早年,一般的工會很少能替會員向資方爭取較

高的待遇與員工福利。另一方面,香港的勞資集體議價方式並不流行。由於香港

工會不能充分代表勞工的利益,於是有關的責任便轉移到政府勞工處身上。勞工

處的勞資關係科執行有關的僱傭法例,例如僱傭合約、工資支付、分娩保障、有

薪病假等。這些措施在某種程度上改善了過去認為港府不照顧工人利益的形象。

此外,勞資關係科也免費為企業提供有關人事管理與工業關係的諮詢服務,並提

倡勞資協商以改善勞資雙方的訊息溝通

。

5

10

六·工業多元化的爭論與港府的反應

戰後香港經濟史上,討論最多且時間最長的,相信是關於"工業多元化"的問

題了。在香港,"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一辭到底指的是什麼內容,官員或問政

者的理解並不一致,因此我們只能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作討論。

工業多元化的問題正式提到議事日程是在1960年代初期。當時以委任身份擔

任立法局議員的本港工業家如唐炳源、鍾士元等均在立法局會議上呼籲港府檢討

土地政策。他們認為工業用地短缺以及高昂的地價窒息了新工業的發展。 (3)當時香

港興旺的紡織業開始受到國際保護主義的打擊,本地工業家咸認為香港應發展新

的工業以對抗保護主義。當時,"新的工業"大致是"工業多元化"的同義辭。明

顯持有這項觀點的是布政司伯吉斯( Burges, C. B.)。他在1962年曾說:"觀點是你

將一部分的工業保持在現有的成長水平,抑制新的企業在此行業經營。因此,新

的企業則必被迫在其他工業行業經營,而你便有了多元化。 》 (31)這項觀點否定了工

業部門內的多元化,產品的多元化,甚至市場的多元化。

。

前港督柏立基爵士(Sir Black, Robert B.,港督任期:1958-1964)亦贊成工業

15

20

25

436

(29)England, Jo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Hong Kong,"in Hopkins, Keith (ed.), Hong Kong: The Industrial Colony, 1971, p.209. 30 (30)同注(25),頁 3-4。

(31)轉引自 Youngson, A. J., Hong Kong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 1982, p.77。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多元化這個概念。1962年,他在立法局上強調香港工業家需要發展新的工業,而

且認為現有的工業部門內也可進行多元化發展, (32) 其觀點比布政司伯吉斯較全面。

在討論工業多元化的過程中,工業家與問政者除了最關心工業用地問題之

外,還要求政府以比較積極的角色介入香港的工業發展,例如建議港府設立工業

5 發展局(或工業委員會)和工業發展銀行等。這些建議均遭到港府拒絕,原因是有

關建議會增加政府的公共開支,影響財政政策。此外,它也與政府一向主張對經

濟最少干預的理念不相吻合。當時掌管財政大權的保守派財政司郭伯偉亦從不認

同政府干預手段來推行工業多元化是可行的,因此關於工業多元化的議論沉寂

了一段時間,一直到70年代中,有關問題又再成為公共熱門的話題。

10

1970 年代中,香港面對的宏觀經濟環境與60年代相比已不盡相同。70年

代,香港的兩個主要工業產品(紡織與成衣)除了受到西方保護主義的威脅愈來愈

大之外,也遇到南韓與台灣兩地的競爭壓力,特別是"輕型的機械與金屬工業,

而香港在這方面則落後於這兩個地區"。工業家要求港府設立工業邨,並協助工

業擴大工業品種以在海外市場銷售。其後,工業家的注意力又放在本港小型廠商

15 面對的問題上。小型企業的技術水平不高,工業家認為政府應扶助這些小型工廠

在技術上升級,加速先進技術的引進。 簡言之,工業家要求港府學習台、韓政府

在財政上給予工業協助,推動香港的工業發展。

20

25

(33)

1977年10月5日,港督麥理浩在立法局會議上發表施政報告時宣稱,多元

化這個問題"十分重要",並建議成立一個類似土地增闢委員會(Land Production

Committee)的工業多元化委員會,由財政司擔任主席,另由多位非官守議員擔任

委員會成員。他說這個委員會會對政府應否採取進一步行動,或應否改變現行

的各項安排 --包括財政上的安排--提出建議,以便進一步及更迅速地促進工

業多元化"。麥理浩還特別強調,他是故意選用"促進"這個詞語。

施政報告宣讀後的同一個月份,港督委任了一個由14名委員組成的經濟多元

化諮詢委員會。這是有史以來港府首次以高姿態的做法,探討政府在經濟各環節

(特別是工業方面)中應扮演何種角色。(34)

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經過了兩年的詳細研究,於1979年9月向港督提出了

(32)見 Youngson(1982), p.137。

30

(33)Youngson(1982), p.77.

(34)1979 年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提及向政府建議"能否以修改現行政策或採用新政策來促進經濟多元化,特別是對

於製造業方面"。同注(25),頁2。

437

438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一份報告書。此報告書涉及整個香港經濟的各個環節,包括工業、服務業、教育

與訓練、外貿與外資以及香港的對外商業關係的處理等等,總共提出了47條建

議,直接與工業發展有關的共有下列四條(報告書建議的第35至38條)。

(35)

(1)"政府應主要依靠香港生產力促進中心,謀求改善工業輔助設施的供應。

(2)"政府應以香港工業總會的標準與檢驗中心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擬設的

檢驗與證明中心為基礎,建立經改良和更明顯而獨立的一系列品質證明服務。

(3)"政府應計劃盡速設立基本標準實驗所,亦應計劃使本港的基本標準,能

與其他地區所訂立者媲美,同時訂出一個認可和監察第二級校正實驗所的制度。"

(4)"政府應委出一個永久性的工業發展委員會,負責在各項計劃的工業發展

方面,進行策劃、監察和指導的工作。

39

報告書的多項建議,其後已為港府所接納,例如增加對生產力促進中心(現

生產力促進局)輔助設施的撥款等。港督亦根據第38條的建議(即上述第四項)

委任出一個永久性的工業發展委員會(Industrial Development Board)。從文字上來

看,工業發展委員會將對香港的工業發展進行"干預",因為建議條文用上了對

工業發展"進行策劃、監察和指導"的字眼,但證諸該委員會成立後的工作並未

對工業活動進行過干涉,港府仍一直沿用一貫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工業發展

委員會"於 1980 年中與前工業署的工業諮詢委員會合併成為工業發展局(Industry Development Board),但工作職權並未改變。

多元化報告書發表後,正值中國內地積極推行改革與開放政策,中港兩地經

濟關係日益密切,其發展與變化是報告書撰寫時所未能預期到的,報告書的意義

亦因此而相應減低。儘管如此,這份報告書仍是香港工業發展史上一份重要的經

濟文件。

5

10

15

20

七·1980- 1997:廠商北移,香港工業逐漸 "空洞化"後的發展鳥瞰

25

70年代後期,香港的勞工工資日高,土地價格亦高昂,勞工密集工業的比較

和優勢已逐漸消失,儘管香港勞工的生產效率比東南亞的發展國家為高,惟亦難

30

(35)同注(25),頁219。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長期生存。但歷史的驟變促使香港的工業走向一條與過去迥然不同的發展道路,

加速了香港工業結構的轉變。

歷史的驟變始於1978年12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三中

全會上,鄧小平的對內進行改革、對外實行開放的路線取得勝利。1979年,中國

5 的開放政策開始全面推行,首先設立了深圳、珠海、汕頭與廈門四個經濟特區,

繼而在沿海多個城市進行全方位開放,海南省更是開闢為全國最大的一個經濟特

區,其後內陸中西部不少地區亦對外開放。

中國內地的工資低,土地價格亦廉宜,因此內地的開放,促使香港勞工密集

工業的工序逐漸向北移,其中尤以臨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為最。港商在內地的投

10 資形式,起初以"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製造和補償貿易)為主,

其後有合作經營、合資經營及全外資經營(即"三资")等投資形式。在"三來-

補"投資形式方面,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等地形成了"前店後廠"的關係,香港母公

司負責設計、市場推銷與財務等業務,而內地則為生產基地。

由於工序的北移,製造業在本地總生產值(GDP)的比率由1988年的23.8%

15 逐漸下跌,1989年已減至19.3%,1989年後仍持續和快速的下滑。至1997年,製

造業產值對GDP的貢獻已降至6.1%(見表十八),顯示香港的工業已逐步"空洞

化"。在此附帶一提,製造業對香港GDP的貢獻,於1970年已達到歷史上的最

高峰(30.9%)。

20

表十八:製造業對GDP的貢獻比率(1980-1997)

年期

製造業對 GDP的貢獻比率(%)

1980

23.8

1981

22.8

1982

20.7

25

1983

22.8

1984

24.3

1985

22.1

1986

22.6

1987

21.9

30

1988

20.5

439

440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年期

製造業對 GDP的貢獻比率(%)

1989

19.3

1990

17.6

1991

15.4

1992

13.7

5

1993

10.5

1994

8.7

1995

7.9

1996

6.9

1997

6.1

10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年刊 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1990-1999)。 註:1"本地生產總值製造業佔額"與"本地生產總值"之比率。

香港製造業對GDP的重要性,從表十九與二十兩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其呈現

下降的趨勢。表十九揭示,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以要素成本計算)的每年平

均增長率(複率計),1980至1986年為14.9%,1986至1992年為16.2%,1992至

1997 則為 10.5%,顯示在1980至1997時期,香港的經濟仍維持頗高的增長率。

相對而言,製造業的總產值則由1980至1986年每年平均增值增長率12.5%的水

平下跌至 1986至1992年的6.5%,1992至1997年的增長率更變為負值(-4.1%)

顯示製造業在香港經濟的重要性快速下滑,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商務、貿易及旅

遊等服務性行業的增長,後四者成為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服務性行業的蓬勃發

展,吸納了被辭退的大部分原製造業工人。因此,同期的香港失業率仍維持在約

2.0% 的低水平,用經濟學家對"充分就業"的定義來說,香港可說是處在全民就

業(低於4%的失業率可稱為充分就業)。

15

20

25

3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表十九:若干製造業GDP指標(1980-1997)

製造業產値

年期

(百萬港元)

本地生産總値製造業 佔額(百萬港元)R

本地生産總値

(百萬港元)3

1980

112,093

30,549

128,413

5

1981

130,816

36,049

158,086

1982

126,149

36,390

176,200

1983

160,552

44,140

193,979

1984

189,612

58,329

239,789

1985

177,006

56,192

253,873

10

1986

227,225

66,836

296,008

1987

283,349

80,173

366,795

1988

315,940

90,035

438,255

1989

325,411

96,170

498,935

1990

322,180

98,352

559,446

1991

324,218

97,223

631,514

15

1992

331,243

99,764

726,918

1993

311,816

92,582

883,447

1994

296,190

87,354

1,006,458

1995

300,162

84,770

1,069,089

1996

282,028

82,769

1,192,656

20

1997

263,911

80,049

1,319,189

每年平均增長率(複率):

1980-1986

12.5%

13.9%

14.9%

1986-1992

6.5%

6.9%

16.2%

1992-1997

-4.1%

-3.6%

10.5%

25

*** T*

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1990-1999) · 註: 1製造業生產總量。

2"製造業產值"扣除生產要素成本後之增加價值。

以生產面編製並以要素成本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30

441

442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表二十:若干製造業人力指標(1980-1997)

年期

製造業僱用人數 (1

勞動力(千人)

製造業僱用人數與勞 動力之比率(%)

1980

907.5

2,323.4

39.1

5

1981

905.9

2,489.5

36.4

1982

847.2

2,498.1

33.9

1983

855.4

2,540.5

33.7

1984

898.9

2,606.2

34.5

1985

847.6

2,626.9

32.3

1986

865.6

2,701.5

32.0

10

1987

867.9

2,736.0

31.7

1988

837.1

2,762.8

30.3

1989

791.5

2,752.8

28.8

1990

715.6

2,748.1

26.0

1991

629.2

2,804.1

22.4

15

1992

565.1

2,792.3

20.2

1993

483.6

2,856.4

16.9

1994

423.0

2,929.0

14.4

1995

375.8

3,000.7

12.5

1996

325.1

3,094.0

10.5

1997

288.9

3,216.0

9.0

20

每年平均增長率(複率):

1980-1986

-0.8%

2.5%

- 3.2

1986-1992

-6.9%

0.6%

-7.4

1992-1997

-12.1%

3.0%

-14.7%

****: FÆ

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1990-1999) ·

25

註:1扣除公務員之就業人數;指有關年度12月份的數字。

30

第九章 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表二十揭示了1980至1997年香港製造業雇傭人數與整體勞動力的變化。香

港製造業就業人數,由1980至1997年一直呈現下跌的趨勢,1980至1986年的

每年平均增長率為-0.8%,1986至1992年下跌率變為-6.9%,1992至1997年的每

年平均下跌率則更擴大為-12.1%。相對而言,香港的整體勞動人口則略有增長,

5 1992至1997年增長率為3.0%(1980- ·1986 2.5%; 1986-1992 : 0.6%) 同

樣的現象還反映在製造業雇傭人數與勞動力的比率數值上。由1980至1997年,

相關比率值一直呈現下跌的趨勢,比率值由1980年的39.1%下跌至1992年的

9.0%,跌幅頗為巨大(見表二十)。

。

10

八·結語

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的工業化取得了極其驕人的成績,主要是由多個因素

交互促成的。除了香港本身優越的地理位置外,還包括以下幾個要素:健全的法

15 制、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由經濟體系、高質素的人力、高效率的公務員及行政體

系、完善的基礎設備(水、電、通訊、運輸等)、高水平的管理人員和旺盛的企業

家精神等。這些成功的因素不但要繼續保留,而且還要加以優化。

積極不干預政策在香港工業的發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筆者贊同政府應盡

量少干預經濟活動這一理念,並曾數次撰文為此理念辯護。但香港面對的宏觀環

20 境快速變化,早在1991年,筆者已撰文提出,在保留自由市場少干預的原則下,

香港政府對經濟可進行"適度"的干預,例如加强"研究與開發(R&D)方面的投

資,積極引進高技術的創新企業等。至於如何"適度"地進行干預,可按不同的情

況詳細加以探討,但有一項基本的重要原則要遵守,即不應挫傷自由企業競爭的

精神。筆者主張,適度干預的界限應以干預的"社會利益"大於"社會成本"(包

25 括交易成本)作為評價準則。

(36)

按照國際貿易比較優勢的理論,到了 80 年代,香港的勞工密集工業,其比較

優勢已明顯逐漸消失。按自由市場規律,香港應進行產業的升級換代,由技術密

集或高科技工業逐步取代勞工密集行業,但歷史出現了吊詭,中國內地在香港工

30

(36)饒美蛟:〈積極不干預主義. 一必也正名乎?>,載《華僑日報》,"大學士論壇"專欄,1991年2月23日;饒美蛟:(從積

極不干預談到適度干預〉,載《星島日報》,"天下放語"專欄,1992年6月5日。

443

444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業轉型關鍵的1979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這個歷史期的驟變,使得香港工業家快

速地將其勞工密集的工業北移,實在沒有太大的誘因讓他們在香港本地進行產業

還貸升級和發展高科技工業,因為將工業北移除了獲利更大外,也沒有在香港搞

高新技術工業可能帶來的風險。由於沒有太多的新興工業在香港發展,導致香港

工業"空洞化"的現象更為突出。本章附表的統計數字揭示,回歸后,香港的製造

業對GDP的貢獻一直在不斷下跌,其貢獻比率已經由1997年的6.1%下降到 2013

年的1.4%!(見表二十一)

表二十一:製造業對GPD之貢獻比率(2000-2013)

5

10

年期

製造業對 GDP的貢獻比率(%)

2000

4.8

2001

4.2

2002

3.7

2003

3.2

15

2004

3.1

2005

2.9

2006

2.7

2007

2.0

2008

1.9

2009

1.8

20

2010

1.8

2011

1.6

2012

1.5

2013

1.4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年刊 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2011-2015)。 註:1"本地生產總值製造業佔額"與"本地生產總值"之比率。

25

30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

法制與司法

5

10

15

陳弘毅 文基貴(1)

吳海傑

引言

20

25

20世紀80 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中方提出"一國兩制"的

構想,建議在1997年收回香港後,在香港成立特別行政區,保留原有的社會、經

濟和法律等制度和港人原有的自由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的構想

終於在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和1990年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得以體現和詳細規劃,並於1997年後

轉化為現實。就保留香港原有的法律制度而言,當時香港市民是十分贊同和支持

的,因為他們對於當時香港的法制和法治的評價不錯,認為值得在1997年以後予

以保留。

從歷史角度來看,殖民地時代香港法制發展的過程是複雜的,進步是緩慢

的,在大部分時間,香港法制的實踐與現代法治的理想有較大的距離。法治理想

來自英國法律傳統,其要素包括政府依法辦事、政府的權力受到法律的限制、法

律之下人人平等、司法程序公正,人民基本權利受到保障等。香港成為英國殖民

地後,英國人把英倫法制基本模式移植到香港,但這並不等於說所有英國的法律

都適用於香港,也不等於香港的法治水平與英國本土的法治水平看齊。在香港,

30

(1) 本章〈五·香港法院的歷史)是由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以英文寫成,由清華大學法學院陳冠宏翻譯成中文初稿,並由吳

海傑和陳弘毅最後定稿,作者僅此向陳冠宏先生致謝。

445

446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法制主要是維持和鞏固英國殖民統治及其威權主義(而非民主的)政治體制的工

具,在很長的時間內,華人在香港法制下得到的待遇遠較英國人在英國本土法

制下的待遇為差。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來自大英帝國的統治階級壟斷了政府行

政、立法、司法和律政部門的主要位置,其中部分成員歧視華人。此外,法制長

期以英語運作,與華人社會有較大的隔膜。

本章旨在對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作一整體性的素描。由於篇幅所限,我們

只能選擇性地介紹香港法律史的其中一些方面。我們將首先分不同時段回顧香港

法制的狀況和演變,尤其是在各法律領域中一些較受歷史學者和法學學者關注的

重大發展。然後我們將討論香港法院的歷史,以及香港的律師行業和法學教育的

歷史。雖然政治制度與法律制度有密切的關係,但由於本書已另有篇章論及香港

政制的沿革,故政制(如立法局、行政局等)將不屬於本章的討論範圍。

5

10

二.19 世紀香港的法制

15

眾所周知,英國在香港島、九龍半島以及"新界"地區建立殖民統治的法理依

據是大英帝國與中國清王朝簽訂的三項"不平等條約"。英方認為這些條約在國際

法上對兩國都有約束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後,則不承認這些條約的法律

效力,所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其序言中指出,香港是在鴉片戰爭後被

英國"佔領"的,而在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乃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在這 20

裏,我們簡單介紹有關的"不平等條約"以及英方在香港建立殖民統治的相關法律

文獻。

,

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1841年1月,英國軍隊佔領香港島。2月1日

英海軍軍官兼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和英軍部隊總司令伯麥(Sir J.G. Bremer)聯名向港島華人居民發表《公告》(Proclamation),(2)聲稱港島已被割讓予

英國統治,其居民成為英國子民。《公告》中提到華人居民將按照原有的中國法律

及習慣(但不包括酷刑)被管治,直至英皇另有指示為止:"凡有禮儀所關鄉約律

例,率准仍舊,亦無絲毫更改之誼。且為泰國主降諭旨之先,擬應照《大清律

25

(2) 參見 Wesley-Smith, Peter,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n Hong Kong: Text and Materials, vol. 1, 1987, p. 34。

30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5

例》規矩主治居民,除不得拷訊研鞠外,其餘稍無所改。"(3)2月2日,義律發表第

二份《公告》,其中關於華人按中國法律和習慣管治的規定與第一份《公告》相同。

雖然這兩份《公告》沒有正式的法律效力,但後來屢被援引,作為要求港英殖民政

府尊重本地華人風俗習慣的法理依據。

(4)

1842年8月,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島正式割讓給英國。1843

年1月,英國樞密院頒令,原根據1833年英國立法在廣州成立的、對在華英籍人

士享有刑事及海事管轄權的法院,將移遷至香港。1843年4月5日以《英皇制誥》

(Letters Patent)形式頒佈的《皇室憲章》(Royal Charter)是英國在香港實施殖民統

治的首份憲制文件,它對總督、行政局(當時稱為"議政局")、立法局(當時稱

10 為"定例局")、法官等權力機構均有所規定。1843年4月6日頒佈的《皇室訓令》

(Royal Instructions)則就上述《英皇制誥》所設立的政治體制作出更詳細的規定,

這兩份文件便共同構成了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成文憲法。1844年,立法局開始運作

並制定首批法律。由港督會同立法局制定的香港法律成為"條例"(Ordinance)。

1844 年第 15 號條例(即《最高法院條例》,Supreme Court Ordinance)規定設立香

15 港最高法院,而上述在 1843年從廣州移遷至香港的刑事及海事法院則被廢除。此

外,作為基層法院的巡理府法院早於1841年英軍佔領香港後已經成立,由總巡理 府(Chief Magistrate) 擔任法官。(5)

雖然上述義律《公告》提及殖民當局將按中國法律和傳統習慣管治香港華人,

但立法局成立後,便制定法例正式對在香港適用的法律予以規定。1844年的《最

20 高法院條例》第3條規定英倫法律適用於香港,但在涉及華人的刑事案件中,可

適用中國法律進行審判。但關於在華人刑事案件適用中國法律的規定很快便失

效,61846年立法局通過的《最高法院條例》(1846年第2號條例)就香港法律的淵

源作出新的安排,規定1843年4月5日的英格蘭法律適用於香港,除非有關法律

並不適合香港本地的情況或其居民,或有關法律已被香港立法機關修改。(7)這個規

25 定背後的考慮是,由於1843年香港已成立立法局,所以在此以後香港可根據本地

的情況和需要自行立法,1843年以後英國國會制定的法律不會自動適用於香港,

(3) 參見蘇亦工:《中法西用:中國傳統法律及習慣在香港》,2002年,頁70。

(4) 同上注,第2、3章。

(5)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1998年,頁92。關於巡理府(後稱裁判司)的歷史,參見 Ho Pui-y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Govemment Agencies, 1841-2002, 2004, pp. 51-55。

30

(6)

參見 1845年第6號條例及1846年第2號條例。

(7)

Wesley-Smith, Peter, The Sources of Hong Kong Law, 1994, pp. 88-90.

447

448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除非另有規定。

1846 年《最高法院條例》這項關於英倫法律適用於香港的規定,後來成為

1873 年第 12 號條例(即《最高法院條例》)第5條,一直沿用至1966年《英倫法律

適用條例》(Application of English Law Ordinance)通過為止。雖然1846年《最高法

院條例》對於中國法律和習慣沒有明文的規定,但一般的理解是,在若干領域(如

婚姻、繼承等民事法律領域),英倫法律並不適合香港華人,所以可適用中國傳

統法律和習慣。(8)此外,在一些特定的法律領域,立法局制定的有關法例明文規定

中國傳統法律和習慣適用的範圍。(5)舉例來說,根據中國傳統習俗舉行的婚禮以至

納妾,在香港法制中是得以承認為有法律效力的,直至1970年《婚姻制度改革條 例》(Marriage Reform Ordinance)制定為止。

(10)

5

10

英國在香港建立的法制原來只適用於香港島,但隨着殖民地的疆域在1860年

和 1898 年的擴張,這個法制的適用範圍也擴展至九龍新界地區。第二次鴉片戰

爭後,根據 1860年簽訂的《北京條約》,九龍半島被割讓予英方。1861年,英國

樞密院頒令(Order in Council)宣佈九龍併入香港殖民地,香港原有的法律適用於

九龍。到了1898年,新界地區也併入香港殖民地,因為中英雙方於當年6月9日 15

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新界地區租借予英方,為期99年;該條約的生效日

期為1898年7月1日。同年10月20日,英國樞密院頒令宣佈新界地區併入香港

殖民地,香港原有的法律適用於新界。

在殖民地統治建立之初,當局曾經嘗試採用類似中國傳統的保甲制度的方式

來管理社會基層,但這種做法沒有持續下去。根據1844年的第13號條例(《華

僑保甲條例》),('1' 港督有權任命若干本地人士為保長等華僑保甲(Chinese Peace

Officers),他們可根據中國傳統習慣行使權力。(2)這些人士在1853年第3號條例

中被稱為地保(tepo),他們有仲裁華人之間民事糾紛的功能。(3)但是,1858年第

20

25

(8) 同上注,頁209。

(9) 參見 Chinese Law and Custom in Hong Kong, Report of a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Governor in October, 1948 (1953)

("Strickland Report")。

(10)參見 Pegg, Leonard, "Chinese Marriage, Concubinage and Divorce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1975) 5 Hong Kong Law

Journal 4;Liu, Athena, "Family Law", in Wacks, Raymond (ed.), The Law in Hong Kong 1969-1989, 1989, pp. 253-281。

(11)之後還有1846年第7號條例。

(12)Wesley-Smith, Peter, "Anti-Chinese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in Chan, Ming K.,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1992, 1994, pp. 91-105 at 94;蘇亦工,前引書,頁108; Carroll, John M.,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007, pp. 50-51。

(13)1857年第6號條例。

30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14)

8號條例(《華僑管理及戶口登記條例》)通過後,地保失去了其司法功能, 而地 保制度也在1861年被廢除。(15)

雖然如此,但香港的華人民間社會在維持治安和調解民事糾紛等方面仍然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1847年興建的文武廟、以至1872年成立的東華醫院,它

5 們的管理層都有協助華人居民處理其民事糾紛 1866年,華人商界人士在當局

(16)

的支持下成立更練管理委員會(District Watch Committee),建立"更練"(District

Watchmen)的隊伍,協助維持治安。這些更受港英政府的總登記官(Registrar

General,後來稱為華民政務司)兼撫華道(Protector of Chinese Inhabitants)管轄, 這個官職早於1844年設立,是管理華人事務的最高級官員。 (17)此外,1878年成立

10 的保良局的其中一個功能便是保護婦孺,防止其被綁架和虐待。(18)

15

20

香港開埠以來的人口多來自內地,良莠不齊,香港的治安情況並不理想,海

盜尤其猖獗。殖民地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其中一個重要功能是打擊和懲治犯罪,維

持社會秩序。如上所述,港英當局早於1841年便任命總巡理府負責審判案件,

1844年最高法院成立,於是香港便有兩級法院,在巡理府法院(後稱裁判司署或

裁判法院)的案件由巡理府一人審判,在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由按察司(即最高法

院法官)一人會同陪審團審判。直至1873年,最高法院只有一位法官,就是正按

察司(Chief Justice,或稱首席按察司),1873年增設一位副臬司(puisne judge,或 稱按察司)。 (19) 殖民地政府的主要官員之一是律政司(Attorney General),他是港

督的法律顧問,也負責刑事案件的檢控和法律的起草。 至於警察方面,在1843

年,香港有28名警察。(21) 1844年立法局開始運作,便通過了1844年第12號條

(20)

25

30

(14)蘇亦工:前引書,頁1140

(15)Ting, Joseph S.P., "Native Chinese Peace Officers in British Hong Kong, 1841-1861", in Sinn, Elizabeth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990,pp. 147-158 at 155;並可參見1888年第13號 條例;Wesley-Smith, "Anti-Chinese Legislation",前引文,頁103,註 25。

(16)蘇亦工:前引書,頁116; Carroll:前引書,頁39; Munn, Christopher, "The Rule of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sang, Steve (ed.),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2001, pp. 19-47 at 37。

(17)Carroll:前引書,頁50;余繩武、劉存寬(主編):《19世紀的香港》,1994年,頁170、172;Munn:前引文,頁36-

37。從 1846年起,總登記官兼任撫華道:參見 Wesley-Smith, "Anti-Chinese Legislation",前引文,頁 96; Ting:前引文, 頁154。

(18)Munn:前引文,頁37。

(19)劉蜀永:前引書,頁93。

(20)律政司屬下有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1844-1880); Attorney General's Department (1880-1948); Legal Department 律政

署(1948-1997):參見 Ho Pui-yin:前引書,頁61-64。

(21)劉蜀永:前引書,頁940

449

450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例,即《警隊條例》(Police Force Ordinance)。(22)到了1849年,香港有128名警察,

由英國人、印度人和華人組成。在香港殖民地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警隊都由英人

領導,法官絕大多數是由英人出任,直至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為止,沒有華人擔

任過律政司。

(24)

法制是殖民統治的重要環節,香港華人參與法制的運作,從歷史來看是一個 5

逐步發展的過程。例如立法局在1856年通過法例,(23)允許華人擔任執業律師;

1858年又通過法例,允許華人擔任陪審員(但由於審訊以英語進行,不諳英語的

華人便不能擔任陪審員)。 11880年,首次有華人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他便是伍

廷芳,他出生於新加坡,在1877年成為首位在英國取得大律師資格的華人。(25) 在

香港警隊,1954年才首次有華人獲任命為須在《政府憲報》公佈其任命的較高級職 位。(25)

在 19 世紀的香港,特別明文針對華人或對華人有歧視性的法例的例子不

少

10

(27)例如根據1844年第10號條例第25條,巡理府可對華人罪犯判處在中國慣

用的刑罰(在實踐中包括笞刑、帶枷示眾、剪掉辮子等)。(28)根據1847年第6號

條例第1條,如華人在巡理府法院被判有罪,除原有法定懲罰外可被加判一至三 15

鞭的鞭笞。有些法例特別要求華人住戶在政府部門登記。有些法例規定華人在晚

上外出必須攜帶通行證及提燈。此外,1884年(為應付反對法國侵華的罷工和暴

動而緊急通過)的《維持治安條例》(Peace Preservation Ordinance)、(29)1888年的

《管理華人條例》(Regulation of Chinese Ordinance)和1899年的《華人傳訊條例》 (Summoning of Chinese Ordinance)都是專門限制華人自由和加強對其管制的法例。

1895 年的《入境管制條例》(Immigration Restriction Ordinance)限制華人從有疫症

的地方來港。在20世紀上半葉,更有法例限制或禁止華人在太平山頂地區和長洲

20

(22)其後,1862 年的 Police Ordinance 對警隊的建設有所加強。參見 Endacott, G.B. and Hinton, A., Fragrant Harbour: A Short

History of Hong Kong, 1962, p. 104。

(23)1856 年第13號條例第7條。參見 Wesley-Smith, "Anti-Chinese Legislation",前引文,頁104,註58;Caroll:前引書,頁

51

(24)Carroll:前引書,頁51。

(25)同上注,頁52:Pomerantz-Zhang, Linda, Wu Tingfang (1842-1922):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992 ·

(26)Endacott and Hinton:前引書,頁107。

25

(27)參見 Wesley-Smith,"Anti-Chinese Legislation",前引文;劉蜀永:前引書,頁91;余繩武、劉存寬:前引書,第5章。

(28)Wesley-Smith,"Anti-Chinese Legislation",前引文,頁96。

30

(29)Miners, Norman, "The Use and Abuse of Emergency Powers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ong Kong Law Journal, vol.

47 (1996), pp. 47-57 at 48-49.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居住,有關法例在1946年才廢除。

港英當局相當重視立法工作,法律為經濟活動提供規範,也用來處理社會問

題。雖然 1843年後在英國制定的法律不自動適用於香港,但港英政府通過立法局

制定不少以英國法為藍本的本地立法,例如在經濟和商業領域的公司法、合夥經

5 營法、破產法、銀行法、土地法、商標法、專利法。(30)有學者指出,"詳細周密的

經濟立法......對這一商埠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3)但關於1864年的《破產條例》

的實施的實證研究則顯示,從英國移植至香港的破產法的規定,衝擊了原有的、

本來有利於經濟活動的順利進行的華人傳統商業慣例和規範,尤其是構成商業交

易的互信基礎的債務人倫理,因而不利於商業交易。(32) 至於有關社會問題的立法

10 方面,值得留意的是直至1890年,賣淫業可合法經營,根據1858年和1867年的

《傳染病條例》(Contagious Diseases Ordinance), 總登記官可向妓院批出牌照,並 定期對娼妓進行健康檢查。 (33) 華人家庭領養"妹仔"的慣例也引起政府關注,1887

年的一部法例防止"妹仔"被賣進妓院,但"妹仔"制度仍持續至1929年。

　　　　　　　　　　　　　　　　　　　　　　　　　　　　　　　　　　　　　(34)在19 世紀的一段時間,取得牌照後經營賭館是合法的,(35)取得專營權後販賣鴉片也是合

法的,(36) 至於吸食鴉片,到了二次大戰後才被立法禁止。(37)

15

1898 年,中英兩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以下稱為《新界專條》),新

界被併入香港殖民地的版圖。《新界專條》的條文產生了兩方面的法律問題,對 20

世紀的香港法制有相當影響。第一個問題是九龍城寨的管轄權問題,第二是"新

界"原居民原有的土地權益的承認和保護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新界專條》規

20 定:"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

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其餘新租之地,專歸英國管轄。 33 (38)1899年,英方以中方在

"

25

(30)余繩武、劉存寬:前引書,頁178。

(31)同上注,頁178。

(32)Ng, Michael,"Dirt of Whitewashing: Re-conceptualising Debtors" Obligations in Chinese Business by Transplanting Bankruptcy Law to Early British Hong Kong (1860s-1880s), Business History, vol. 57: 8 (2015), pp. 1219-1247; DOI: 10.1080/00076791.2015.1025762.

(33)Carroll:前引書,頁55-58、109-110;Lethbridge, Henry, "Prostitution in Hong Kong: A Legal and Moral Dilemma"(1978) 8

Hong Kong Law Journal 149。

(34)Carroll:前引書,頁58-61,110-112; Miners, Norman, "The Attempts to Abolish the Mui Tsai System in Hong Kong 1917-

1941", in Sinn,前引書,頁117-131。

(35)余繩武、劉存寬:前引書,頁178; Munn, Christopher, "The Criminal Trial Under Early Colonial Rule", in Ngo, Tak-Wing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1999, pp. 46-73 at 63。

(36)Carroll:前引書,頁34-35;余繩武、劉存寬:前引書,頁178。

30

(37)Carroll:前引書,頁 35。

(38)劉潤和:《新界簡史》,1999年,頁16;Wesley-Smith,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vol. 1, 前引書,頁41-42。

451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九龍城行使管轄權與英軍防衛香港的需要有所抵觸為由,把清政府官員驅逐出九

龍城,並由樞密院頒令宣佈九龍城是香港殖民地的組成部分,香港的法律適用於

九龍城。但是,無論是清政府或後來的國民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不承

認英國對九龍城享有管轄權,在30年代、1948年以至60年代,港英政府屢次嘗

試對九龍城寨進行拆遷,都惹來當地居民和中方的強烈抗議,事情便不了了之。

事實上,長期以來港英政府並沒有在九龍城寨全面執行香港法律,(3)該區處於接近

無政府狀態,直至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中英雙方終於在1987年同意

港府清拆九龍城和把此地區發展為公園。(40)

>> (41)

至於新界原居民的土地權益問題,《新界專條》有以下的規定:"在所展界內,

不可將居民迫令遷移,產業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築造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

應從公給價。 新界併入香港殖民地後,新界的所有土地(正如港島和九龍成為

殖民地時一樣)變為"官地",即由英皇擁有,然後通過批出"官契"(即政府作為

出租人批出的租約),承租人在官契規定的年期內可享有有關土地的權益。根據

這個制度,港英政府便向新界原來擁有土地的原居民批出官契,讓他們能繼續保

留其原有土地。(42)但由於官契的條款和香港法律對於有關土地的使用有所限制,而

且後來政府因城市建設的需要而行使徵收土地的權力,所以在整個20世紀,新界

原居民和其後裔與港英當局不時因土地問題而起爭議,(43)例如到了70年代,政府

訂立"丁屋"政策,《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也有專門保障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

統權益"的規定,這些政策和法律的背景,便是1898年《新界專條》的上述規定。

此外,香港法律在新界的適用也有特殊的安排。根據1910年的《新界條例》

(New Territories Ordinance),法院在審理關於新界土地的案件時,有權承認和執

行關於土地的中國傳統習慣及習慣法權益。因此,在整個20世紀,甚至在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以後,新界的鄉村土地仍然適用清代的土地法,在土地繼承法

方面,關於傳男不傳女的傳統法律規範,則繼續適用於新界的鄉村土地,直至

5

10

15

20

25

452

(39)但是在 1959 年的 Re Wong Hon 案〔(1959) Hong Kong Law Reports 601 〕,香港法院裁定香港政府在法理上對九龍城寨享 有全面的管轄權,所以對該案涉及的在該地區發生的殺人行為有管轄權。參見 Wesley-Smith,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n Hong Kong, vol. 1, 前引書,頁45-48。

(40)Wesley-Smith,同上註,頁44;Carroll,前引書,頁187-188;余繩武、劉蜀永(主編):《20世紀的香港》,1995 年,頁

225-240("中英關於九龍城問題的歷次交涉")。

(41)劉潤和:前引書,頁16;Wesley-Smith,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vol. 1, 前引書,頁41-42。

(42)劉潤和:前引書,頁32-35。

(43)同上注,第6章。

(44)參見鄭赤琰、張志楷(編):《原居民傳統與其權益》,2000年。

30

5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1994年立法局通過《新界土地(豁免)條例》(New Territories Land (Exemption)

Ordinance〕為止。(45)

三.20世紀上半葉香港的法制

20世紀上半葉是風起雲湧的大時代,香港周圍的政治環境以至香港本身經歷

大變。首先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然後有軍閥混戰,國民政府的成立和國民黨與

共產黨的鬥爭,再有日本侵華、太平洋戰爭和香港的淪陷。二次大戰結束,港英

10 統治恢復,然後是國共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49年成立。所有這些事件

對香港法制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46)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後,香港一度出現反對殖民統治的動亂,港英政府通

過立法以加強對社會的控制, 包括在1911年和1912年修訂1886年的《維持治

安條例》、在1911年制定《社團條例》(Societies Ordinance),在1912年制定《防

15 止抵制條例》(Boycott Prevention Ordinance)禁止發動抵制某些商品或服務的運

動(該立法的背景是1912至1913年間因電車拒絕接受用中國貨幣支付車票而引

發的杯葛乘坐電車的運動和示威抗議),(47)在1913年制定《教育條例》(Education

Ordinance)要求非官立學校註冊及接受政府管制,在1914年制定《煽動性刊物條

例》(Seditious Publications Ordinance)禁止所謂煽動性刊物的流傳。

20

25

30

20 年代,香港工人運動興起,發動多次大罷工,(48)港英當局再以立法手段

鞏固政府和警方的權力,包括1920年的《社團條例》(用以對付三合會等黑社

會組織以及任何具有"與香港殖民地的和平及良好秩序有抵觸的非法目的"的社

團)、1922年為了應付當時的海員大罷工而制定的《緊急規條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49)以及在1925至1926年全面癱瘓香港經濟的省港大

(45)Jones, Carol, "The New Territories inheritance Law: Colonization and the Elites", in Pearson, Veronica and Leung, Benjamin K.P.(eds),Women in Hong Kong, 1995, pp. 167-192; Petersen, Carole J., "Equality as a Human Right: The Development of Anti-discrimination Law in Hong Kong",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 34 (1996) 335-387; Merry, S.E. and Stern, R.E., "The Female Inheritance Movement in Hong Kong: Theorizing the Local/Global Interface",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6:3 (2005) 387-409.

(46)Carroll:前引書,頁81-83。

(47)同上注,頁83-84;Jones, Carol, with Vagg, Jon, Criminal Justice in Hong Kong, 2007, pp. 113-114。

(48)參見 Chan, Ming K., "Labour vs Crown: Aspects of Society-State Interactions in the Hong Kong Labour Movement before

World War II", in Sinn,前引書,頁132-146;周奕:《香港工運史簡編》,2013年。

(49)參見 Miners, "The Use and Abuse of Emergency Powers",前引文,頁51-53。

453

454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罷工後通過的 1927 年的《非法罷工及閉廠條例》(Illegal Strikes and Lock-outs

(50)

Ordinance) 和《印刷人及出版人條例》(Printers and Publishers Ordinance)(後者

規定出版報刊必須註冊,並管制印刷和出版活動)。

(53)

20 年代另一方面的法律發展,是港府開始以勞工法調整僱傭關係和監管工

業安全,尤其是對勞動市場上的婦孺提供立法保護。 (51) 一系列的有關法例相繼

制定,例如 1922年的《工業上僱用兒童條例》(Industrial Employment of Children Ordinance)(內容包括禁止僱用十歲以下兒童在工廠工作,禁止僱用15歲或12歲

以下兒童於某些指定危險行業、限制受僱於工業活動的兒童的工時等,該條例被

譽為東亞的首部這類立法(52)),以及1937年的《工廠及工場條例》(Factories and

Workshops Ordinance) (內容包括工業安全及規範婦女、青少年和兒童在工業上 的僱用) 但是,港英政府沒有順應社會上的要求制定勞工賠償法就工傷事故提

供賠償。 在1927年,華民政務司之下開設專門負責勞工事務的部門,在 1938

年,畢拉(H.R. Butters)被任命為香港史上首位勞工事務主任(Labour Officer),

負責處理勞動條件、工會、勞資糾紛等事務。(55) 他在1939年發表的有關香港勞工

及其生計狀況的報告長達168頁,是香港社會史和法制史的經典文獻。 (56) 該報告的

建議之一是制定工會法,該建議在戰後終於得以落實。(57)

(54)

5

10

15

四.20 世紀下半葉香港的法制

1940年代後期,中國爆發內戰,大量移民湧到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

1949年成立,港英當局在香港的管治面對嚴峻的挑戰,這構成當時香港的立法和

20

(50)參見Jones with Vagg:前引書,頁116。

(51)關於香港勞工法的發展,參見 England, Joe,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w in Hong Kong, 2nd ed. 1989, pp. 160-164。

(52)Caroll:前引書,頁108。

(53)本法的前身是1932年第27 號條例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Ordinance)。

(54)到了 50 年代,港府終於制定《勞工賠償條例》(1953年Workmen's Compensation Ordinance)。參見 England, Joe and

Rear, John, Chinese Labour Under British Rule, 1975, pp. 194-196。

(55)Carroll:前引書,頁108-109;Jones with Vagg, 前引書,頁117;England, 前引書,頁163。

(56)Report by the Labour Officer Mr H.R. Butters on Labour and Labour Conditions in Hong Kong〈http://www.hkmemory.hk/

collections/prewar_industry/All_items/prewar_industry_prints/201106/t20110613_47298_cht.html〉(2016年5月12日瀏覽); 參見"Workers'Associations and Labour Legislation",in Faure, David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Society, 1997, pp. 191-202 •

(57)參見 England, Jo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Hong Kong", in Hopkins, Keith (ed.), Hong Kong: The Industrial Colony,1971, pp.

207-259 at 220 ·

25

30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5

10

司法的背景。在立法方面,港英政府採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加強它對於正在激增

(58)

的人口和錯綜複雜的政治情況的調控能力。 立法局在1948年4月制定的《職工

會及勞資糾紛條例》(Trade Unions and Trade Disputes Ordinance)對工會進行規範。

1948年10月制定的《公安條例》(Public Order Ordinance)禁止在公共集會中擾亂

公安,又授權裁判司署要求可疑人士為其守法提供擔保。1949年4月制定的《入

境管制條例》(Immigrants Control Ordinance)對非在港出生人士的進出香港進行規

(59)

管。1949年5月制定的《社團條例》(Societies Ordinance) 規定所有在港的社團

必須申請註冊並接受規管。(63) 1949年8月制定的《人事登記條例》(Registration of

Persons Ordinance)規定所有在港人士(12歲以下小童除外)必須進行人口登記及

申領身份證。在1949年,港府又根據原有的《緊急規例條例》制定了長達 137 條

的《緊急(主體)規例》(Emergency (Principal) Regulations),以備不時之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在香港出現的兩宗著名的訴訟,可以反映當時香港的

局勢。首宗案件乃關於兩航事件,(6)就是在1949年11月,原隸屬於國民政府的中

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運輸公司的員工"起義",投奔新中國政府,由於該兩公司

15 擁有的71 架飛機當時存放於香港,所以新中國政府能否取得這批飛機成為一個法

律問題。以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即在二次大戰時創辦飛虎隊以協助中國空軍

的美國飛行員)為股東的民用航空運輸有限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入禀香港最高

法院,聲稱國民政府已經把這些飛機賣給他們。(62) 最高法院在1950年作出判決,

認為由於英國已於1950年1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以這批飛機應歸新中

20 國政府。美國民用航空運輸有限公司把案件上訴至香港最高法院合議庭時敗訴,

但最終於1952年案件在上訴至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時勝訴。(3)在兩航事件發展

過程中,美國政府曾向英政府施壓,嘗試阻止這批飛機落入中共手中。

25

30

(58)Carroll:前引書,頁135-136;Jones with Vagg:前引書,頁239;《香港與中國· 一歷史文獻資料彙編》,1981年,頁1-

13 •

(59)本法的前身是1911年第47 號條例(Societies Ordinance) 和1920 年第8號條例 (Societies Ordinance)。

(60)這部法例由香港警察的政治部負責執行:參見 Fu, H.L. and Cullen, Richard, "Political Policing in Hong Kong", Hong Kong Law

Journal, vol. 33 (2003), pp. 199 at 205。

(61)《香港與中國 -歷史文獻資料彙編》,前引書,頁14-22;Carroll:前引書,頁142-143;Tang, James T.H., "World

War to Cold War: Hong Kong's Future and Anglo-Chinese Interactions, 1941-55", in Chan (ed.), Precarious Balance,前引書, 頁107-129,參見頁 120-121。

(62)Civil Air Transport Inc. v Central Air Transport Corp. (1951) 35 Hong Kong Law Reports 215; Civil Air Transport Inc. v China Na- 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1952) 36 Hong Kong Law Reports 302; 參見 Smith, Alan H., "Trade with Hong Kong", in Li, Victor H. (ed.), Law and Politics in China's Foreign Trade, 1977, pp. 189-212 at 210.

(63)Civil Air Transport Inc. v Central Air Transport Corp. [1952] 2 All England Law Reports 733;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7:2 (1953), pp. 328-331.

455

456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65)

(64)

。

(67)

當時另一宗有名的訴訟是1952年的《大公報》案。 1951年11月,九龍城東

頭村發生大火,萬多人無家可歸。1952年3月1日,從廣州來港慰問災民的粵穗

慰問團被拒入境,在香港引發騷亂,受到鎮壓。3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

文章,對港英當局提出猛烈批評,翌日,香港《大公報》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並

刊登了"粵穗慰問團"發表的聲明,隨後《大公報》的三位負責人被香港政府控以

煽動罪。案件在最高法院審訊, 最後三名被告中兩人被判罪名成立,()須繳付罰

款,同時《大公報》被罰停刊六個月。案件上訴至最高法院合議庭時被駁回。

在 50 和 60 年代,香港發生了三場大規模的暴動,分別在1956年、1966年和

1967 年,其中1967年的暴動持續數月,影響深遠。在1956年暴動期間及其後,

港英當局根據1956年制定的《緊急(拘留令)規例》(Emergency (Detention Orders) Regulations〕拘留數以千計被認為是不良分子的人,以便把他們遞解出境。 這是

一種無須經法院的司法程序便可把市民長時間拘留的制度,後來在1962年的《緊

急(驅逐出境及拘留)規例》(Emergency(Deportation and Detention)Regulations) 更全面地加以規定。(6)1967年暴動期間,港府動用了《緊急規例條例》下的部分規

例,並頒布了九部新的規例,以應付動亂。(7)在1967年底,立法局通過了新的《公

安條例》(Public Order Ordinance),賦予警方廣泛的權力以維持治安,並對公眾地

方的集會遊行進行嚴格規管。

(68)

60 年代兩次暴動之後,港府的管治政策有所調整,1971年麥理浩出任港督以

後,更推行多項新政。新的政策通常會有立法的配合,以下是一些例子,涉及的

領域包括勞工政策、廉政和法定語文政策。在勞工政策方面,港府在60年代末期

確立了一個目標,就是在香港推行勞工立法,使香港在僱傭條件和工業安全等方

面的情況,能媲美鄰近於香港、其經濟、社會和文化背景與香港相似的國家或地

5

10

15

20

(64)參見《香港與中國--歷史文獻資料彙編》,前引書,頁23-33;Carroll:前引書,頁137。

(65)在審訊中為被告滔滔雄辯的大律師包括陳丕士和貝納祺兩位香港著名大律師。

(66)該兩人為費彝民及李宗瀛。

(67)Fei Yi Ming and Lee Tsung Ying v The Crown (1952) 36 Hong Kong Law Reports 133.

(68)Jones with Vagg, 前引書,頁317。關於香港殖民地時代的緊急狀態法及其使用,參見 Miners, "The Use and Abuse of Emer- gency Powers",前引文:Wong, Max W.L., "Social Control and Political Order - Decolonisation and the Use of Emergency Regula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Law Joumal, vol. 41:2 (2011), pp. 133-164。

(69)港府把不良分子遞解出境的權力來自《非本國人驅逐出境條例》(Deportation of Aliens Ordinance)(1935年第39 號條例,

44

1948 至 1950 年間多次修訂)。關於香港殖民地時代的關於遞解出境 (deportation) 的法規及其使用,參見 Munn, Christopher,

'Our Best Trump Card': A Brief History of Deportation in Hong Kong, 1857-1955"(即將出版)。

(70)參見 Albert H.Y. Chen, "Emergency Powers, Constitutionalism and Legal Transplants: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in Ramraj,

V.V. and Thiruvengadam, A.K. (eds), Emergency Powers in Asia, 2010, pp. 56-88 at 66-67。

25

30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5

10

區。(71)根據統計,從1969年到1977年,香港立法局每年涉及勞工的立法平均大約

有十五項,而在1968年以前的一段時間,平均每年只有七項勞工立法。(72) 香港勞

工法中最主要的法例是《僱傭條例》,它制定於1968年,其後不斷修訂和改進。

(73)

在對治貪污、推行廉政方面,在港督戴麟趾任期的後期,有關立法工作

已經開始。1970年12月,立法局通過《防止賄賂條例》(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74) 其中最有名的是其第10條,規定官員的生活水平或擁有的財產與

其官職的收入不相稱,即構成刑事罪行,除非他能向法庭就其生活水平或財產提

供令人滿意的解釋。這部法例在1973年和1974年作出了修訂,1974年立法局又

通過《港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Ordinance),規定由獨立的廉政公署而非警方負責調查貪污案件。

(75) 1973年,正

在受到調查的警司葛伯(Peter Fitzroy Godber)潛逃往英國,引發有名的"反貪污、

捉葛伯"社會運動。 1975年,葛伯被引渡回港,在地方法院接受審訊,法官為楊

鐵樑,葛伯被判有罪,入獄四年,可算是1970年代反貪的最廣為人知的案件。(77)

在1977年10月,數千名警員集會抗議廉政公署的作為,更有示威警員衝擊廉署總

15 部。港府在壓力下,於11月5日由港督麥理浩宣佈,廉署在"普通情況下"將不

追究在1977年1月1日以前所犯罪行。這個"特赦"的安排由立法局在1978年2

月通過修改廉政公署條例予以落實。

20

(76)

(78)

在官方語文政策方面,長期以來,港英當局都採用英文為立法、司法和行政

的唯一官方語文,雖然在有些情況提供中文翻譯,但中文沒有正式的地位。在60

年代後期,香港已經開始有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中文運動"

到了1974

(79)

。

25

30

(71) Turner, H.A., The Last Colony: But Whose? A Study of the Labour Movement, Labour Market and Labour Relations in Hong

Kong, 1980, p. 105.

(72)同上注,頁105。

(73)參見 Ng, Sek Hong, "Labour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Jao, Y.C. et al., Hong Kong and 1997: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 1985, pp. 495-510。

(74)在此以前,香港已經有些針對貪污和賄賂的法例,主要是1948年通過的《防止貪污條例》(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Ordinance) 和 1955年通過的、針對選舉舞弊的《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參見 Kuan, Hsin-chi,"Anti-corruption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A History", in Lee, Rance P.L. (ed.), Corruption and Its Control in Hong Kong, 1981, pp. 15-44。

(75)參見葉健民:《靜默革命:香港廉政百年共業》,2014年;Downey, Bernard, "Combatting Coruption: The Hong Kong Solu-

tion", Hong Kong Law Journal, vol. 6 (1976) p. 27。

(76)參見方蘇:(盲人工潮、反貪污捉葛伯、艇戶事件>,載關永圻、黃子程(主編):《我們走過的路 -"戰後香港的政治運動"

講座系列》,2015年,頁212-217。

(77) Godber v The Queen (1975) Hong Kong Law Reports 326.

(78)參見 Wesley-Smith, Peter,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Hong Kong Law Joumal,

vol. 8 (1978) p. 241

。

(79)參見關永圻:〈中文運動 1964-1974),載關永圻、黃子程,前引書,頁154-181。

457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年,立法局終於通過《法定語文條例》(Official Languages Ordinance),規定在政府

與市民的溝通或通訊上,中英文都是法定語文,享有同等的地位。在司法方面,

條例容許裁判司署、小額錢債審裁處和勞資審裁處的法官選擇用英文或粵語進行

審訊,但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審訊仍以英語進行。在立法方面,條例規定英文

繼續是香港的成文法(條例和附屬立法)的唯一正式語文,即使有些條例有中譯

本,但並無法律效力。(80) 如下所述,香港法制中使用中文的情況在1980年代後期

開始改變。

(81)

在60及70年代,香港法制在一些其他環節也有值得留意的發展。在1967年

和1976年,通過香港憲制文件的修訂,最高法院法官和地方法院法官獲得職業保

障,即只能通過嚴謹的程序才可被罷免,這是司法獨立的制度安排。

1969年,

香港大學成立法律系,香港本地的法學教育開始發展。1970年,法律援助署成

立,原來附屬於法院系統的法律援助服務改為由這個獨立政府部門提供。1962 年

以來,最高法院刑事案件的被告(如果其資產和收入低於一定水平)已可獲得法律

援助,1967年,法援擴展至部分民事案件,到了1979年,法援進一步擴展至地方

法院的刑事和民事案件。(82) 1965 年英國廢除適用於謀殺犯的死刑以後,港英當局

跟隨英國的做法,在1966年後便再沒有執行死刑,但在法律上,死刑在1993年

才由立法局立法廢除。(83) 此外,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在1980年成立,也是一個值

得注意的發展。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標誌着香港進入回歸祖國前的"過渡時期",香

港的政制和法制開始有較重大的改革,包括港英政府根據1984年的代議政制綠皮

書和白皮書推行的立法局部分議席的選舉。1985 年,中國政府成立負責起草《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委員會,《基本法》為1997 年以後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和法制提供藍圖。經過多年的起草和諮詢工作,中國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終於在1990年4月4日完成《基本法》的制定,該法在1997年7月1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開始實施。

(84)

在過渡時期,港英政府進一步提高中文在法制中的地位,法院體系和律政署

5

10

15

20

25

458

(80)參見陳弘毅:(香港法定語文的發展>,載劉靖之(主編):《翻譯論叢一九八八》,1987年,頁37-47。

(81)Wesley-Smith, "The Legal System", in Wacks,前引書,頁17-48 at 26。

(82) 關於法律援助機構的發展,參見 Ho Pui-yin:前引書,頁58-60。

(83)參見Lau Cheong v HKSAR (2002) 5 Hong Kong Court of Final Appeal Reports 415;Jayawickrama, Nihal,"Public Law", in 30 Wacks:前引書,頁49-108 at 56-57; Jackson, M..., "The Criminal Law", in Wacks:前引書,頁178-208 at 204-205。

(84)參見陳弘毅:《法治、人權與民主憲政的理想》,2012年,頁217-223。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也較為重視法律人才的本地化。1987年,《法定語文條例》作出修訂,規定法例

(即立法局制定的條例)將同時以中英文制定及頒布,政府並將就以前已以英文制

定的法例頒布中文"真確本";同時,《釋義及通則條例》作出修訂,規定法例的中

英文文本有同等法律效力。但是,1987年對《法定語文條例》的修訂並未有改變

5 在較高級法院只使用英文進行審訊的情況,到了1995年,此條例才有進一步的修

訂,授權首席按察司作出安排,容許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選擇使用中文進 行審訊。(85)

10

過渡時期內香港法制的其中一個重大發展,是1991年《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的制定,同時對香港憲制文件《英皇制誥》作出相應修訂,賦予《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人權條款(相當於《香港人權法案》的內容)凌駕

於香港其他法律的地位。自此,香港法院可在審訊案件時審查適用於該案的法律

是否因與這些人權條款有抵觸而違憲和無效。(86)香港法院在多宗案例中建立了有

關審查標準的法理原則。 同時,為了配合《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實施,港英政

府對現行法律作出全面的檢討,並對它認為違反《人權法案》的法例進行修改。此

15 外,為了保障《人權法案》中平等權和私隱權,立法局在1995年制定了《性別歧視

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等法例,並成立平等機會委

員會及私隱專員公署等機構,負責監督這些法例的實施。

(88)

20

五·香港法院的歷史

(89)

香港殖民地司法體制的建設進程始於1841年4月30日,在這一天,義律

(Charles Elliot)任命了香港第一位總巡理府。隨後,在同年7月,又有一名死因

25

30

(85)參見張達明:(香港法律雙語化前景初探>,載陸文慧(主編):《法律翻譯》,2002年,頁343-360;楊振權:<雙語司法與

法律中譯>載陸文慧:前引書,頁361-374;張善喻:〈迷失雙語中:淺談香港法院如何解決雙語法例的分歧)(即將發表)。

(86)陳弘毅:《法治、人權與民主憲政的理想》,頁225-226。

(87)陳弘毅:《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法治探索》,2014年,頁33-39。

(88)此外,行政事務申訴專員公署(後改稱申訴專員公署)已於1989年根據1988年立法局通過的《行政事務申訴專員條例》(後

改稱《申訴專員條例》)成立,負責調查市民就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關的行政失當的投訴。

(89)本節的寫作乃基於以下材料:本節作者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所著的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2001,2009);Norton-Kyshe, J.W.,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from the Ear- liest Period to 1898 (1898, 1971);以及以下原始材料:Colonial Correspondences Files CO 129; Hong Kong Blue Book;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Hong Kong Hansard;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Hong Kong Law Reports; Ordinances of Hong Kong; China Mail; Hongkong Daily Pres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459

460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裁判官和海事裁判官得到任命。而在1844年,擁有最高司法管轄權的香港最高

法院審理了其院史上的第一宗案件。雖然英治時代早期的香港還存在着一些其他

法庭,但都未能長久。例如海事法庭曾一度負責審理海盜案件及一些其他海事案

件,直到最高法院接管此管轄權為止。

香港從成為殖民地時起到1953年地方法院設立止的一百多年間,司法體制

中只有兩個法院--巡理府法院(後稱裁判司署)和最高法院,前者負責審理較

輕刑事犯罪和觸犯行政法規的行為,後者則負責裁判嚴重刑事案件及大部分民事

糾紛。

5

10

(一)裁判法院(Magistracy)(即巡理府法院,後稱裁判司署)

香港裁判法院模仿的是英格蘭城市地區的治安法庭(police court)。在英國,

該機構可以追溯到18世紀中期。當時,面對日益增長的輕微刑事案件,治安法庭

的全職裁判官們採用簡易程序獨自進行審判,不過裁判官的職責不僅止於此,他

們還負責主持針對涉嫌更嚴重犯罪者的初級偵訊,以確定是否應將被告移送到最

高法院的法官會同陪審團的審判。

總的來說,裁判法院存在的主要目的仍是高效率地、快速地--有時甚至過

於粗疏地--處理輕微刑事案件和違規行為。

15

20

1.案件數量及類型

港英時期的頭100年間,最高法院審理了不到1.5萬名犯罪嫌疑人,與之產

生鮮明對比的是,這期間在裁判法院受審的被告人則多達150萬人以上,其中超

過70%的被告人被定罪,而這之中又有超過25%的人被判入監獄服刑。

O

在二戰前的大部分時間裡,以至戰後犯罪率高漲時期及20世紀70年代,香 25

港的一般罪案的犯罪率很高,比如盜竊、搶劫、傷人、強姦、謀殺等。同時,香

港作為一個港口,其城市身份與地位決定了某些犯罪在這裡也很普遍,這方面的

例子包括海盜、綁架以及販賣人口、毒品和軍火等犯罪,而此種情況一直到戰後

方才改變。另外,在60年代以前的幾乎每一個十年中,香港都曾經歷一些或大或

30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5

(90)

小的公共危機、外部威脅或者犯罪恐慌, 這些事件與危機往往導致政府啟動緊

急狀態的法規或採用其他非常措施,而當局的這些應急之舉往往會延續很久,即

使危機已經過去。很多人就是被這些非常時期的特別措施送上被告席的。此外,

值得留意的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香港最常見的違法行為莫過於違反《鴉片

條例》(Opium Ordinance),該法例設立了香港殖民地的鴉片專賣制度,它在 1941

年以前的漫長歲月為港英政府帶來巨額的稅收。

10

2. 管轄權與刑罰

不同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的管轄權應當如何在裁判法院與最高法院之間合

理分配,這是香港早期司法政策面對的主要問題。面對著週期性的犯罪潮,港英

政府傾向於擴張裁判法院的權力,因為其審案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所適用的證

據規則也更寬鬆,故而定罪率也就更高。事實上香港裁判法院的管轄權隨時間不

斷擴張,使它成為香港司法制度中的極重要一環。

根據 1841年任命總巡理府的授權令,總巡理府第可以判處罪犯最高三個月的

15 監禁刑,這一期限在次年改為六個月。同時,總巡理府還可以對華人罪犯判處不

超過100 鞭的笞刑。經過19世紀40年代的屢次修改之後,六個月監禁作為裁判

法院所能賦予的最高刑罰就此確定下來,歷數十年未有什麼變化。此一情形直到

1890年才又有一變,從此裁判官可以通過簡易程序審判而判處罪犯長達12個月的

監禁,這種程序的適用範圍實際上涵蓋了大部分罪行,除謀殺、誤殺、強姦、海

盜、賄賂、偽證、縱火等最嚴重罪行之外。

20

1941年12月11日,正當日軍進攻香港、法院系統幾近癱瘓之時,港府運用

緊急狀態下的權力,將上述判監期限制全面提高至兩年監禁(數罪並罰時可判處

三年監禁),此"臨時措施"在戰後仍然適用,並根據在1949年修訂的《裁判官條 例》(Magistrates Ordinance)成為日後長期適用的規定,及至如今。另外,裁判官

25 還有對輕微違法行為判處罰款的權力。

在大約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裡,裁判官一直有權對某些特定類型的犯罪犯施以

笞刑。香港早期的裁判官們就因濫用笞刑而臭名遠播。當時他們還對許多男罪犯

施行一種西方人難以理解的、含羞辱意味的特殊刑罰--剪辮子。至於笞刑,起

初法例規定,裁判官對華人罪犯適用此種刑罰時不得超過100鞭。到了1849年,

30

(90)20 世紀 60和70年代可能是個例外,儘管當時的普通犯罪發生率仍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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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限制降為36鞭,同時其適用範圍縮減為主要是適用於暴力犯罪,尤其是針對

婦女的暴力犯罪。但這並不意味著從此笞刑就與其他類型的犯罪絕緣了,例如它

也適用於猥褻暴露,而在19世紀的香港,工人們慣於在溪流中洗澡,故該罪是什

為平常的。

5

10

笞刑只適用於男性,通常使用藤條、樺木條或者九尾鞭作為鞭打工具。一些

早期立法將之和其他所謂"中國式刑罰規定為只適用於華人的刑罰。事實上,即

便是往後在法律沒有對刑罰的適用作種族區分的時候,也鮮有歐洲人被法院施以

笞刑,至少二戰前是這樣。1866年,香港最高法院一位法官開始對歐洲人罪犯判

以笞刑時,這位殖民地的英籍居民立刻向港督集體請願予以反對,並強調在香港

維持歐洲人支配地位的必要性,又說以"在華人面前公開鞭笞一個歐洲人將會給

整個歐洲人的社群帶來恥辱"。(911另一種羞辱性刑罰則被明確規定只適用於華人,

不論男女,其施刑方法是迫使受刑者腳帶枷具示眾,持續時間一般長達四至六小

時之久。其實,在英國本土這類刑罰早已廢除。到了19世紀90年代,香港也較

少使用此刑罰,但1903年的犯罪潮--當時罪犯擠滿監獄--又使其還魂並被

用到數以千計的各類罪犯身上。社會人士對此表示不滿,故隨後此刑罰被限制至 15

某幾種特定犯罪,並最終於1930年被正式廢除。笞刑作為法院判處的一種刑罰則

一直存在到1990年,這時1991年《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制定已近在咫尺。

(二)裁判官(Magistrates)(即巡理府,後稱裁判司)

總的來說,香港早期的裁判官選任程序可謂相當簡單粗糙,受選者也基本没

受過什麼專業訓練。首位裁判官(總理府) William Caine (1841至1846年任此職)

是一名參加過鴉片戰爭的英國軍官,在戰時和香港社會較混亂時期任總巡理府,

也曾負責管理這殖民地初期的警察及監獄系統。Caine在位時因貪腐和濫刑臭名昭

著,並在19世紀40年代晚期因此受到英國國會一委員會的調查。他曾在1854年

說道:"應當公平但嚴厲地對待中國人,他們不會理解你的寬容,當你對他們仁慈

時,他們不會感激你,也不會將之歸因於你的人道,而是認為那只是出於你的恐

20

25

462

(91)Hong Kong Daily Press, 4 May 1866.

30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懼

。

" (92)

這種觀點其實在香港早期的統治者中並不罕見,Caine 本人便隨後升任輔

政司(Colonial Secretary,相當於後來的布政司)和副港督(Lieutenant-Governor)。

在港島中半山,一條俯視舊裁判司署、中區警署和域多利監獄的堅道(Caine

Road),便是以他來命名的。其繼任者總巡理府 Charles Hillier 在一段時間內沿用

5 了 Caine 的嚴刑峻法,但與前任不同的是,Hillier 專門學習了中文。1856年,他被

任命為第一任英國駐曼谷領事,但在到任後不足數月就因痢疾去世。香港的早期

裁判官中還有一位 Charles May, 他在1845至1860年間曾執掌香港警察部門,其後 擔任裁判官一職長達17年,除此之外,他還充任過其他各種政府職務。

10

經過早期的諸種粗陋做法之後,有些港督希望裁判官能夠既懂得法律知識又

通曉中文,然而此種理想只在極少數的幾個人身上實現過,伍廷芳即是其中之

。

他生於新加坡,曾負笈倫敦,取得大律師(barrister)資格,是二戰前香港唯

·曾任裁判官或法官的華人。縱觀其生平,他起初曾是供職於裁判法院的一名翻

譯,在軒尼詩任港督的時代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和代理裁判官,但他任裁判官一

職僅 12 個月(1880-1881)。當時這一任命飽受爭議,甚至在英國國會裡有議員

15 就"是否有本土裁判官在香港審判歐洲人"提出質詢。伍廷芳在香港的公職生涯

隨着軒尼詩的離任而終結,不過他的輝煌人生並沒有就此完結。此後,他在晚清

法制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並在民國時期充當著外交家、政治家、改革家等諸多

重要角色。除了伍廷芳之外,另一位比較成功的裁判官是 Francis Arthur Hazeland,

他生於香港並在此受教育,父親是一名政府律師,兄弟中有一位著名的建築師。

20 他是精通中文,並取得大律師資格,曾在最高法院擔任過各種不同級別的職務。

1901 至 1916 年間,他擔任裁官,並曾任最高法院的代理法官。

25

30

由於上述理想標準總是難以達到,當局便退而求其次,開始選任和培訓"官

學生"(cadet officers,或譯作"見習官員")(即後來的初級政務官,其中出類拔

萃者會得到提拔,成為高官或甚至港督。這些"官學生"必須懂得一至兩種中國方

言:為達此項要求,除了正式訓練之外,旁聽裁判法院中的審判往往被當作最佳

的學習方式之一。這樣做的目的並非是指望他們將來能夠用中文進行審判,而是

希望他們能夠不被一些腐敗奸猾或能力不濟的法庭翻譯員所糊弄。從19世紀末期

起,一些受過基本法律訓練的官學生被優先派往裁判法院任裁判官,而通常他們

只會在那裡工作一至兩年,因為官學生會被安排在不同政府部門間頻繁流動。此

(92)Caine to Bowring, 30 December 1854, CO 129/49,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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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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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安排導致裁判官常有轉換,這在20世紀初表現得尤為明顯。同時,裁判法院與

行政機關之間的聯繫也因此加強。

這些官學生宦途迥異,其中有精研法律者,趁休假之機到倫敦考取大律師資

格,其後被擢升為更高級的司法官員,比如 James Russell爵士〔裁判官 1870-1882,

副臬官(puisne judge,即最高法院按察司)1883-1888,正按察司 1888-1892〕 Joseph Kemp 爵士(裁判官1900-1904;正按察司 1930-1933)以及R.E. Lindsell

(裁判官 1925-1934;副官1934-1940)。然而有些人大半輩子都任職裁判

官。例如 H.E. Wodehouse,他在裁判法院度過了18個春秋(1881-1898),他的

同僚晉升時他沒有得到提拔。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895年被委任為行政局

議員,而該局在他之後便再未有過司法官員擔任其成員。還有一位曾長期任職於

裁判法院的官學生是 Walter Schofield,他在1920年代在新界擔任理民官(District

Officer),其工作包括裁判事務,30年代轉而在市區擔任裁判官。Schofield 領導

下的裁判法院愈發獨立和進取,他倡議成立少年法庭(juvenile court),此建議在

1933 年得以落實。

1939 年,港府改革了裁判官的選任制度,從此只有專業法律人才才能出任裁

判官。這一變化部分是由於政府希望將官學生派往其他部門以應付其工作需要和

人口急增帶來的壓力。原有的五名有官學生背景的裁判官--其中只有一位具

有法律專業律師資格---在新政策執行兩年內均被大律師(barristers)所替代。

新的裁判官中有三位曾在香港當執業大律師,其中最負盛名者莫過於御用大律師

Harold Sheldon KC,他從1925年開始便在香港從事大律師業務。他仗義執言且

富獨立思維,作為高級裁判官,他對裁判法院的貢獻良多。另一位新任裁判官是

Donald Anderson,其祖父和伯父均是19世紀晚期任職於裁判法院的翻譯員。而其

本人則在戰時參加了香港義勇軍抵抗日軍侵略,並在香港戰役中不幸陣亡。

5

10

15

20

1945 年二戰結束後,本地化和職業化的春風隨着香港重光翩然而至。在港的

英國軍政府(1945年9月至1946年4月)設立了臨時法院,其職位大都由本港律 25

師出任:基層法院裡有關祖堯、EX. D'Almada 和 Abbas el Arculli,他們都是律師

(solicitors);最高級法院則由 Leo D'Almada 領導,他是一位大律師,出身於法

律世家,曾任立法局議員。雖然1946年最高法院重建後,該法院的法官任命旋即

重回戰前的原有模式--即從殖民地部司法系統(Colonial Legal Service)中挑選, 但是裁判法院的裁判官仍在一段時間內由本港律師出任,而其中佼佼者當屬羅顯

勝。他在戰前已成為大律師,在日治時期曾試圖向當局提供關於中國和英國法

30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的意見。羅顯勝從1948年起在中區裁判司署任裁判官(即裁判司),直至1959年

第一次退休。之後他再次受聘為裁判官,從1964年開始,分別在南九龍裁判司

署和銅鑼灣裁判司署服務了兩個任期,直至1970年以80歲高齡榮休。羅顯勝性

情溫和,富有同情心,甚至不時自掏腰包替街頭小販繳付罰款。還有值得一提的

5 是,他的女兒羅凱倫在1986年獲委任為香港首位女性法官。(93)

10

(三)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系統

最高法院成立於1844年,其管轄權覆蓋大部分民事案件和嚴重的刑事案件,

但不包括裁判法院以簡易程序審判的案件。 (94) 此外,它還在1844年到1865年間

對通商五口(廣州、上海、廈門、福州和寧波)的英籍人士擁有管轄權,甚至一

度對在日本的英籍人士有管轄權。不過此後這一特定管轄權被逐步縮小,並隨着

英國1865年在上海租界設立最高法院(1865-1941)而被徹底取消。香港最高法院

15 在成立初期僅有一臨時辦公場所,到1848年才遷至位於皇后大道的原香港交易 所(Hong Kong Exchange)大廈。後又於1912年遷至在皇后像廣場專門為法院興建 的最高法院大樓(後來改為立法局、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現在是終審法院大

樓)。1978年,由於附近地鐵施工導致坍塌,法官被迫撤離大樓。1984年,位於

金鐘的全新最高法院大樓落成開幕(現為高等法院)。

20

1. 最高法院與樞密院(Privy Council)

在1844年到1873年之間,最高法院只有一位法官,就是正按察司(Chief

Justice,或稱首席按察司),負責與陪審團一起審理所有由高院審判的刑事案件和

大部分民事案件。最高法院的案件可上訴至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該機構由-

25 群德高望重的法官組成,是整個大英帝國各殖民地的終審法院。能夠上訴至樞密

院的案件不多,在1846年,只有標的額達500英鎊(2,400美元)或以上的民事案

件才可上訴,而且整個上訴過程極為冗長和昂貴。樞密院司法委員會雖然有權審

理刑事上訴,但事實上這類上訴極少,至少在二戰之前是如此,除非案件涉及重

30

•

(93)香港首位女性裁判官則為崔志英,參見崔志英:《剛正不阿:一位香港殖民地時代的華人法官之反思》,2000年。

(94)在1862至1873年,有簡易程序法院(Court of Summary Jurisdiction)負責審理簡單民事糾紛;在1846至1850年,有海事

法院 (Admiralty Court) 負責審理海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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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95)

要的法律問題,或案件的處理有嚴重不公情況。 樞密院在 1853年審理了第一宗

(96)

來自香港的民事上訴,事關鴉片托運。 1914年,首宗來自香港的刑事案件上訴

至樞密院,案中一名在英國軍隊服役的阿富汗士兵被控在廣州謀殺其上司,罪行

並非發生於香港,此案最初在港審理的只是由於香港最高法院可以行使英國在華

的治外法權。(97) 到了1938年,樞密院才審理首宗真正意義上的香港刑事上訴,案 5

中一名 22 歲的船員被控在香港水域內謀殺了一艘中國海關巡邏艦上的蘇格蘭籍船

長,香港最高法院判他罪名成立。樞密院在此案中處理的是國家豁免權問題,因

為上訴人主張香港的法院對外國政府(在本案中是中國政府)的武裝船隻沒有管轄

權。最終這一上訴並沒有成功,但是經倫敦方面的授意,港督隨後寬免了該青年

的死刑,改判為終身監禁。

10

2. 死刑與赦免

在與行政局磋商之後,港督可以行使赦免和減刑等英皇特權(Royal Prerogative)。對此,倫敦殖民地部大臣極少干涉。尤其是在港英時代早期,此種

仁慈之舉為司法過程中的正義不彰提供了某種補救可能。儘管就大多數年份來

說,絞刑在香港堪稱絕跡,例如從1883年開始幾乎連續十年時間內香港未判處一

例絞刑,但在某些時期,香港的死刑率仍然頗高,而這部分是由於海盜猖獗所致。

1865 年和 1866年香港分別執行了13例和14例絞刑,這甚至超過了人口160 倍於

香港的英格蘭與威爾士所判絞刑之總和。

15

20

香港最後一例絞刑發生在1966年11月,而一年前,死刑在英國已不能再被

適用於謀殺罪。雖然直到1993年的法律修改為止,香港法例中仍然有關於法院可

對罪犯判處死刑的規定,但是在1967年後,每遇法院作出死刑判決,港督便都會

將之減刑至監禁。唯一的例外是發生在1973年的Tsoi Kwok-cheong案,該男性被

告因在搶劫時殺人而被判死刑;港督麥理浩聽取了行政局的意見,同時考慮到香

港社會中暴力犯罪正在激增,需要殺雞儆猴,終於拒絕為該罪犯減刑,這在香港 25

掀起激烈討論。後來,英女皇在聽取英聯邦事務大臣的意見後,將Tsoi改判為終

身監禁。

(95)Mohindar Singh v R.I. (1932) L.R. 59 1.A. 233, Roberts-Wray, Commonwealth and Colonial Law, p. 439 予以引用。

(96)Thomas Harold Tronson v Dent and others (1853] 8 Moo 419.

(97)該上訴雖然並未成功,但樞密院在其判詞中就法院應否接受"向長官的招認為證據,訂出了重要法律原則: Ibrahim v The

King [1914] UKPC 1。

30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最高法院於19世紀末時已增至兩名法官構成--按察司(Chief Justice, 即 後來的正按察司或首席按察司)和副臬司(Puisne Judge),他們分別主持最高法院

第一審案件的審訊,但在聽取上訴時,他們兩人則組成合議庭(Full Court)。如

合議庭的這兩位法官發生分歧,則按察司擁有最終決定權。實際上這一安排並不

5 合理,因為在合議庭聽取上訴時,兩位法官面對的是他們曾經審判過的案件,無

可避免有利益衝突。為了解決這問題,於是有法官從外地派來香港,以臨時法官

身份協助審判。1912年起,位於上海的英國最高法院法官會定期前往香港,與香

港最高法院兩位法官共組合議庭審理上訴。1926年起,香港最高法院按察司成為

了英國在上海的最高法院的訪問法官,協助審理上訴案件,港滬之間的司法聯繫

進一步強化,並維持到1941年。到了1976年,最高法院重組,架構上分為處理

第一審案件進的高等法院(High Court), 以及處理上訴案件的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此一司法分工一直持續至今(1997年回歸後原有的最高法院改稱高等法

院,其架構上分為原訟法庭和上訴法庭)

10

1898至1930年,香港最高法院還是威海衛英租界的上訴法院,不過該職能從

15 未真正實現過。此外,1964至1993年,香港一直擔負向汶萊最高法院提供訪問法

官的重任,而直到1988年,香港的正按察司仍身兼首席法官一職。

3. 地方法院 (District Court)

戰後的人口激增給最高法院帶來巨大挑戰。雖然裁判法院在其管轄權擴張之

20 後為高院分擔部分壓力,但面對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糾紛和洶湧的犯罪潮,這種

紓解實屬杯水車薪。縱使50年代案件數量已經有所下降,政府仍採納了當時正按

察司的建議,效仿英國本土和其他英屬殖民地,在香港設立一個中級法院,是為

1953年2月正式成立的地方法院。起初,地方法院只能判處最高五年的徒刑,或

審判標的額不足5,000元的民事案件,並僅設在港島與九龍兩地。後來其數量逐漸

25 增加: 到 1980 年代末,全港已有四間地方法院、35名地方法院法官,分別位處灣

仔、荃灣、沙田、屯門。同時,其管轄權也已擴展到標的額不超過12萬元的民事

案件及離婚等家庭案件--這些家庭案件現由隸屬於區域法院(1997年回歸後地

方法院改稱為區域法院家事法院 (Family Court)負責審理。至於在地方法院的出

庭資格,並非像在最高法院那樣必須由大律師(barristers)代表當事人出庭,事務

30 律師(solicitors)也可以在地方法院出庭辯護或代理其當事人的事務。

地方法院沒有陪審團的設置,其對除謀殺、強姦等仍由最高法院審理的嚴重

467

468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犯罪之外的所有刑事案件均有管轄權,包括搶劫、販毒、傷人、性犯罪等。在

1970年代的反貪污運動中,地方法院曾發揮重要作用,審理了絕大部分重要的貪

腐案件。

4. 專門法院及審裁處(tribunals)

5

二戰後,幾所專門法院和審裁處相繼成立,以分擔日益繁重的司法工作,同

時借此為民眾提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司法服務。其實法院專門化的進程在戰

前就已開始,比如1933年在裁判法院之下成立少年法庭即是其中一例。1945年,

時值戰後的住屋短缺,港府成立租務審裁處(Tenancy Tribunal),負責審理涉及租

管制的糾紛;該審查處的職能於1982年併入土地審裁處(Lands Tribunal)。土

地審裁處成立於1976年,其背景是地鐵的建設工程和新市鎮的發展,其涉及政府

徵收土地及支付賠償的法律糾紛與日俱增,土地審裁處除處理這些糾紛外,也發

展成專門審理土地法律問題的司法機構。1973年,勞資審裁處(Labour Tribunal)

成立,負責審理與僱傭合約有關的糾紛。1976年,小額錢債審裁處(Small Claims

Tribunal)成立,在港島和九龍都設有其審裁庭,它在成立之初可以處理不超過

3,000元的金錢糾紛。勞資審裁處和小額錢債審裁處的共同特點是不允許律師代

理,訴訟費用低廉,採用較簡易的審判程序,以及用廣東話進行審判,其目的無

非是為了降低司法服務的使用門檻。這些發展的背景是1966至1967年的暴動,

其後港府推出了一系列惠民的改革措施,包括為普羅大眾獲取司法救濟打開了一

扇全新大門。香港在回歸之前設立的最後一個專門法庭是成立於1987年的淫褻物

品審裁處(Obscene Articles Tribunal),其職責是對雜誌、書籍、錄影帶和玩具等物

品進行分級,以應付當時色情出版物日益氾濫的情況。

(98)

10

15

20

(四)正按察司(Chief Justice,或稱首席按察司)與其他法官 (Judges,按察司)

25

1844年到1997年,在香港最高法院一百多年的歷史中,總共有21位正按察

(98)目前為止,香港司法系統中最新的審裁處是成立於2015年的競爭事務審裁處(Competition Tribunal)。本章的討論並未包括那

些不隸屬於香港司法機構但有"准司法"功能的審裁處或委員會,例如稅務上訴委員會。

30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5

10

15

20

司;

(99)

除了最後一任正按察司(時稱首席按察司)楊鐵樑爵士(1988至1996年在

任)之外,其餘所有人均非華人。頭三任的正按察司來自英格蘭 : 第一任按察司

John Walter Hulme 之前是倫敦的一名大律師和法律案例報告的編輯。其實他本來

不被認為是擔任按察司的最佳人選,但卻最終以排名第八的候選人的身份赴任,

可見該職位缺乏吸引力,儘管其年薪高達3,000英鎊。第二任按察司 William Henry

Adams 是一位大律師,曾當選為英國下議院議員,亦曾短暫擔當過兼職法官。他

遠赴香港的最初使命是擔任律政司(Attorney General),但拜Hulme 糟糕的身體

狀況所賜,其一到任就被任命為代理正按察司。第三任正按察司 John Smale 的人

生履歷與 Hulme頗有些相似,在赴港前也是英格蘭的一名大律師和法律案例報 告編輯,並從1860年開始即在香港擔任律政司。他履新最高法院之後,George

Phillippo 爵士隨即成為新的律政司,且後來也成為正按察司。Phillippo 人生經歷

相當豐富,曾在多個殖民地任職。他生於牙買加,父親是一名致力於廢奴運動的

傳教士在結束了直布羅陀的首席法官任期後,Phillippo 成為香港最高法院的首席

法官,而在到直布羅陀之前,他還在英屬蓋亞納 (Guiana)和馬六甲海峽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擔任過法官,並在英屬哥倫比亞當過律政司。

一般來說,正按察司會比其他法官擁有更多在行政機關的履歷,這一點在19

世紀末20世紀初尤為明顯。William Goodman 爵士(1902至1905年在任)在成為

正按察司之前已經在香港擔任了13 年律政司。與之類似,Joseph Kemp 爵士(1930

至1934年任正按察司)當過15年律政司,其早年當他還是一名官學生時,他考

取大律師資格並擔任過幾年裁判官。香港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三位正按察司之

--- (190) 的 Michael Hogan 爵士(1955至1970年在任)在擔任正按察司之前幾乎全無專

業司法經驗,終其半生都在各個殖民地政府擔任涉及法律的行政職務。Hogan 的 繼任者 Ivo Rigby 爵士(1970至1973年在任)和Geoffrey Briggs 爵士(1973至1979

年在任)則有豐富的司法經驗。而1979年羅弼時(Denys Roberts)爵士被委任為

25 正按察司(1979至1988年在任)更是標誌著正按察司與行政機關之間的聯繫達到

前所未有的程度。他曾在 Nyasaland 和直布羅陀任職,還曾在香港擔任過律政司

(1966-1973)和布政司(1973-1978),卻基本上沒有任何司法經驗。儘管其到最

高法院之前的任職表現廣受好評,但有些法律界人士仍然對他擔任正按察司不以

30

(99)不包括署理正按察司(Acting Chief Justice), 比如 Noel Power 爵士(1996至1997任署理正按察司)。

(100)另外兩位是 Hulme 和 S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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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為然。Roberts 退休後,香港最高法院終於迎來港英時代最後一位正按察司、也是

首位華人正按察司--楊鐵樑先生。縱觀其履歷,可以發現他的職業軌跡在戰後

的司法人中具代表性:他在1956年從裁判司做起,逐級晉升,其間未離開香港法

院系統,終在1988年成為正按察司。

華人在香港擔任高於裁判司署的法院的法官,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當 5

時華人法官只佔極少數。香港出生的李福善是第一位華人地方法院法官,他在

1964年和1966年先後被任命為地方法院代理法官和地方法院正式法官。之後的

20 年裡,他又屢創紀錄,在1971年成為高等法院第一位華人法官,1984年成為

上訴法院第一位華人法官,最終於1986年成為第一位華人署理正按察司。

10

470

(五)香港司法機構之整合與強化

儘管裁判法院的判決可以被上訴到最高法院,但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

二者其實是兩個截然分立的機構。在港府的行政管理上,最高法院被定位為"司

法"或"法律"部門之一,這些部門包括律政司(Attorney General)及其下屬。最 高法院經歷司(Registrar)除負責司法行政事務外,還主管公司、商標和專利的註

冊、婚婚姻登註冊等事務,並在一段時間內充當著土地事務主任(Land Officer)的

角色。裁判法院則是一個獨立於最高法院的體系,它由港督透過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來管轄,像一個行政機關。但1939年的改革之後,裁判官被置於正按察

司的行政領導之下,就像在其他英屬殖民地一樣。1949年,新的司法機構(Judicial Department,簡稱 The Judiciary)成立,所有香港法院(包括裁判法院)終於統一歸 於正按察司的行政管轄,自此,正按察司被賦予管理各級法院的更大權力,司法

機構(包括裁判法院)獲得了相對更獨立的地位。

15

20

到了 80 年代中期,香港司法體系之規模已相當之大,包括一名正按察司, 25

九名上訴法院法官,22名高等法院法官,32名地方法院法官,60名裁判司,以

及15名其他司法人員。每年,超過100個法庭和審裁處在遍佈全港的十多幢法院

大樓中處理著超過100萬件案件。然而,體量如此巨大的司法機關仍然由一位最

高法院經歷司(Registrar)及其屬下的少數行政人員負責管理調度。儘管司法人員

的數目在 80 年代早期快速增加,但這並未解決日益惡化的效率問題。訴訟活動耗

時愈來愈長,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來自多個方面。首先是法律愈加繁瑣細緻。

30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其次是有些刑事犯罪---尤其是新型白領犯罪的案情愈發複雜。再者,法律

援助的擴展讓愈來愈多的當事人和被告人能夠得到律師的代表。最後,過時的做

法---例如要求法官和裁判司詳細筆錄審訊過程也拖慢了法庭審判的進度。

到了90年代,個別案件的候審時間已經長到難以接受的地步,舉例而言,80年代

5 時刑事案件在最高法院的平均候審時間還是兩個月,到90年代初就暴增至七至八

個月。加上時值港人對1997年之後香港司法體制的前途心懷憂慮,因此法院系統

的低效率上升為一時的政治議題。經過一番掙扎,改革終在1994年到來,司法機

構開設政務長(Judiciary Administrator)一職,由政務官出任,負責處理和改進司法

機構的行政管理事務,包括將候審案件目錄電子化、運用新型技術記錄法庭審訊

10 活動等。在這之後,審案的效率獲得改善,司法機構也逐漸轉型為服務型的公共

機構。

15

(六)香港終審法院(Hong Kong Court of Final Appeal)

香港終審法院的問題是90年代初期香港另一熱門政治議題。在此之前的150

年裡,香港的司法終審權一直屬於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而根據1984年的《中

英聯合聲明》以及1990年制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回歸後的香港將擁有

獨立的終審權,原有的普通法、成文法(條例和附屬立法)、司法機構以至陪審團

20 制度在 1997 年後將繼續有效。司法程序和傳統--包括髮套(假髮)、法袍及法

官的其他配飾等--亦可一仍其舊;中文和英文都是官方正式語文;原有的法官

和裁判官不論其國籍均可以繼續留任,銓選新法官時亦不會排除外籍人士。而事

實上,外籍法官在90年代仍在香港的較高級法院中佔多數。另外,為了保持香港

和普通法世界之間的聯繫,同時也是為了加強外界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構

25 的信心,《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可邀請其他

普通法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為了保證主權移交前後司法機構的延續性,港英當

局計劃在1997年之前建立終審法院以取代英國樞密院在香港司法體制中的角色。

然而終審法院始終未能在1997年前成立和開始運作,因為就終審法院開庭時

其海外法官(即從海外邀請來參加審判的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人數的上限的問

30 題,各方爆發了長時間的激烈政治拉鋸,並在末代港督彭定康任期內達到高峰。

本來最中英雙方已在1991年達成協議:終審法院由一名首席法官、三名常任法官

471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以及一名選自包括香港法官和海外法官的名單的"非常任法官"組成合議庭審理案

件。此方案一出,不少政界和法律界人士對此表示失望,並直指其違反了《中英

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這些人士原本期待著終審法院可容許超過一名海外法官

參加案件的審判。

由於香港立法局的議員們反對上述中英雙方在1991年協定的方案,有關終

審法院的立法就此延宕了四年之久。在這期間英方與中方再談判達成一個替代方

案,但其實對原方案未有根本的改變,所以當新方案在1995年曝光時,香港的大

律師們群起而攻之。原本堅定支持港督彭定康的民主派議員更是破天荒地發起了

針對他的不信任案,雖然最後未獲通過,但它畢竟在香港長達百年多的殖民地歷

史屬於首次。港府提出的《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經過激烈辯論後終於在1995年7

月獲得立法局通過,但在1997年之前就成立終審法院的原有構想在此時已經變得

不切實際。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終於在1997年7月1日正式成立,其首任首

席法官是李國能先生。

5

10

15

(七)陪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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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蘭,傳統上被告人在所有涉及可公訴罪行(indictable offences)的案件

和其他可能判處超過三個月徒刑的刑事案件中,都有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英

皇法院(Crown Court)審訊較嚴重的刑事罪行時必須設有陪審團。而在涉及中等級

別的刑事罪行的案件中,被告人則可以自己選擇在裁判法院以簡易程序受審還是

在高等法院由法官會同陪審團進行審判。事實上,在英格蘭有陪審團參與審判的

刑事案件只佔刑事案件的少數。

20

一百多年來,在香港和其他英屬殖民地及前殖民地,陪審團在司法程式中所

起的作用日益降低。現在,只有最嚴重的刑事犯罪,如謀殺和強姦,以及一些罕 25

有的犯罪,比如叛國和與海盜進行貿易,才會在高等法院以陪審團審理。港英時

代的頭一百年裡,就那些可在不同法院審訊的可公訴罪行,究竟在哪裡審判,端

看裁判官的決定,後來改為現在這由控方(律政司署)決定,而被告人自己是無

權選擇是否由陪審團審判的。即使是由陪審團審判,但值得留意的是,從1851年

到20世紀90年代,由於最高法院的審訊以英語進行,所以陪審團成員必須懂英 30

語,這就意味著陪審團與他們面前的被告人往往屬於不同的階級和生活世界。事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5

10

15

實上,儘管歐洲人在香港只佔少數,但是在香港殖民地法制史的大部分時間裡,

陪審團名單中歐洲人佔大多數。

最初,香港最高法院的陪審團人數為六人--與其他小殖民地一樣,只有英

格蘭陪審團人數的一半。(101) 這反映了合資格者人數有限的現實,這一方面是由於

(102)

陪審員須懂英文,另一方面,還有財產資格(即擁有一定財產的人才有資格當陪

審員)及職業豁免因素。 1849 年,財產資格被放寬,1851年,該財產作為當陪

審員的條件被徹底取消(早於英格蘭100年以上)。與此同時,根據新法,除死刑

案件外,陪審員六人中的四人(1894年增加至五人)即可作出多數裁決(同樣早於

英格蘭百年以上) 。1858年,陪審團規模擴大到七人,這使得獲致多數裁決更加

容易。而與上述進程同步的是裁判法院的管轄權逐漸擴張,故儘管在19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香港人口已十倍於19世紀中葉時的人口,但在最高法院接受陪審團審

判的被告人數目卻從19世紀40至50年代的每年150至200人,下降至每年不到

100人,直至 30年代香港人口突破百萬大關時,最高法院刑事案件被告人的數量

才重新回到19世紀中期的水平。

早期的陪審員多是歐洲人、美國人、葡萄牙人(來自澳門)和其他西方人,雖

然懂英語是當陪審員的必要條件,但一些陪審員其實並不懂英語。陪審員名單每

年由立法會核准,1858年,商人黃勝成為第一位被放進陪審員名單的華人。他是

一名德高望重的基督徒商人,後被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他曾參與創辦英文

報紙和東華醫院。但其成為陪審員之路卻並不順利,因為正按察司(當時也兼任

20 立法局議員)和一些其他議員對此持反對態度,最後僅僅夠票通過。二戰之後,

25

華人漸成為陪審員名單上的多數,1948年,女性首次在陪審員名單上出現。正

如在其他殖民地一樣,香港早期也出現過不少西方人陪審員偏袒西方人被告或歧

視非西方人的被告的個案。不過,也有一些陪審員秉公辦案,實現此制度設計的

初衷。

《基本法》在起草時特別加上了"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制度的原則予以保留"

的條款。到了1997年,英語終於不再是擔任陪審員的必要條件,使用中文進行陪

審團審判終於變成可能了。

30

(101)1846至1850年短暫存在的海事法庭是一個例外,它與英格蘭一樣使用12人陪審團。

(102)公務員、牧師、醫生等被免除該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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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六·香港律師與法學教育的歷史

(一)早期律師

香港自19世紀中期成為英國殖民地以來一直實行英倫普通法,包括英國式的

由律師(solicitors,或稱事務律師)和大律師(barristers,或稱訟務律師)組成的法

律行業,但是在本地大學培訓的律師是在20世紀70年代才出現,而香港律師會

和香港大律師公會亦分別於1907年和1949年才正式成立。

在19 世紀,來自英國的律師早已在香港執業。然而,跟今天不一樣,一百多

年前要從英國穿洋過海來到亞熱帶的小城市工作是一件不能想像的苦差。如 1851

年6月的《倫敦週報》所述:"試問有哪個大律師會離開舒適的執業環境,來到香

港這樣的天氣和社會來日子?就算來做法官也是苦差。

>> (103)

(104)

直到1885年,香港只有15位事務律師在執業,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只

有兩名私人執業的大律師。香港的首位正按察司(Chief Justice)John Hulme,是之

前七位候選人拒絕倫敦殖民地部的聘書之後的候補人選; 早期在港執業的律師

和法官的質素,經常為英文報章所批評。雖然如此,這批為數極少的英國律師曾

在不少具爭議性的案件中為被告辯護,而辯護過程亦為當時報章廣泛報導。例如

在1857 年,的近(Deacons)律師行其中一位創辦人 William Bridges 為涉嫌在麵包

下毒謀殺歐洲人的張亞林辯護,他在群情洶湧的情況下在最高法院受審,最終脫

罪,這是轟動一時的案件。

(105)

縱使到了 20 世紀中期,要聘請律師來香港工作還是甚為艱難,的近律師行於

1956年4月的聘請信件裡提到,每工作三年便給予半年有薪假期回英國,這樣可

以吸引年輕英國律師到香港的律師樓工作。

(10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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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本職位的年薪不少於1,500英鎊......對於適合的人選,我們願意考慮支

付更高的薪金。我們將為受聘者提供來香港的頭等艙的船票或飛機票,首個 25

合同的年期為三或四年。在合同期間,僱員將享有回家休假六個月的權利,

休假期間我們將支付全薪,以及回家和返港的交通費用。

(103)Celebrating A Centenary,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2007, p. 20.

(104)同上注,引 Munn,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前引書。

(105) Celebrating A Centenary,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2007, p. 26.

(106)Deacons Archives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file: DRS 45。

30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羅文錦今日向定例局

提請撤銷華報檢查

□□□□□□□□□□□

二 紧急僻、施狂华文报纸 一九 1扉年本港好生泷工風潮,食時玟境棖爲崔糖、本港政府,乃機 唯一九二

律政司將請通過新例多項

南華報之檢光祥 度、仍泉 紮、 弗迄今已焘十一草、美丽思告不息、 此棒下格、蝇发應付米京時,而我、 丹琳 湖、任村新聞、不得影带、當時 檢杏制度 九赤解被合成過

465414

書院已無毒米病人、丁、政府有無 有、上理由发钊、丙、是否乩下國家 則此次突停止!用、有然现、 名、是否已停止借用、已停止 肥张肾、刘传用之提及辦法、 出大意就於同來醫院以梅治病人、健 牧群、甲、是否由一私人書豫剧 用太好治痛人之事,下嵋請以

DAUGUMIKAUSTÜ garvös kautusant at va***

HONDA DET KÄNDIMAKI "@p£•CONTRA UN

LOLUTION AND VEERUTNOVADO CHE ORA KASPARS

以書治我苦病人,艾康警司精通

·故各蹲集

新技帘研究、亦雲农報界舸情、 *想檢查媒司,罪行营法律界美者

•

洪於今日下午二脚半、定例筋熱會時

5

胜休期裤,一九三二年耱那时, 郭花视例,一九三五年公共衞生 海下海潮州、据:一九三二年 抛第五章之街市,並請讓 年七月廿一日之公共生食材創

10

15

圖10.1 1936年 8 月 26 日,《華字日報》報道了羅文錦向定例局提請撤銷華文報刊的檢查。

20

25

30

S. G. Newall, local manager

F. S. Harrison

師狀近狄及買陸近狄

Ti-kan Lokka Ti-kan Chong-sz

DEACON, LOOKER & DEACON, Solicitors, Conveyancers, Proctors, Notaries and

Patent and Trade Marks Agents---1, Des Voeux Road Central: Tel," "Ad: Ottery; A. B. C. Code 4th and 5th Editions, and Western Union Code

圖 10.2 20 世紀初香港律師行的地址和合夥人

Herbert Wm. Looker, Commissioner to administer oaths for the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ės

Frank Barrington Deacon

Dudley Vaughan Steavenson, solr.

Arthur Conrad Holborow,

Ernest P. H. Lang,

Wm. E. L. Shenton,

Miles R. Walker

H. K. Hung.

資料來源: The Directory and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K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etc. (Hong Kong Daily Press)(下稱 The Directory and Chronicle), 1912。

475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二)華人律師

華人律師出現在19世紀後期的香港,他們都在英國受法律教育和培訓,回到

香港後,他們除了從事法律業務外,還大多參與公共事務,成為其中香港早期的

一批華人精英領袖。

伍廷芳:1842年出生在新加坡,在香港聖保羅書院受中學教育,1874年到英

國留學,就讀於倫敦林肯法律學院,1877年成為首位在英國取得執業大律師資格

的華人,更於1880年成為香港立法局首位華人議員。他於20世紀初積極參與中

國內地的法律改革,與清末法學家沈家本一起為清政府草擬新法,及後更擔任民

國時期不同政府的司法部長和外交部長。

曹善允:19世紀末在香港最高法院獲登記的華人律師只有三位,其中一位是

在澳門出生的廣東人曹善允,他亦是在英格蘭修讀法律並取得律師資格,在香港

執業的同時,亦參與商業經營和社會慈善教育工作。他與當時的知名商家何啟(也

是知名大律師)一起籌劃啟德新填海區,亦擔任過立法局議員和興辦多所知名學

校,如聖士提反書院。

羅文錦:他是20世紀初其中一位非常知名的華人律師兼華人社會領袖。他和

很多當時的華人社會精英一樣,除了為殖民地政府提供有關華人社會事務的意見

之外,亦積極為華人發聲,甚至反抗一些不公的對待。在20世紀20至30年代,

華文報章不時因為其報導內容被認為違反當時的新聞規例(newspaper regulations) 而被政府檢控,羅文錦透過為華文報章擔任辯護人和其立法局議員的身份,大力

抨擊港英政府的報禁政策(見圖10.1),他後來是香港律師會在戰後的首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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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早期的律師行

476

今日一些知名的律師行,例如狄近、孖士打(Johnson, Stokes & Master),在

100 年前已經立足香港,在20世紀初的商業指南內,都會找到它們的名字(見以

下各圖)。

今天香港市民在港九新界各地都可以找到律師行,100年前所有律師行都只

在中環商業區經營,似乎他們的服務對象亦非以普羅大眾為主。下圖是筆者和地

理學者鄒之喬博士(T. Edwin Chow)以地理訊息系統整理的1910年律師行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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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5

10

師狀打士孖及士寫史臣贊 Chun-sun Se-tuk-se-kap Ma-se-ta Chong-sze JOHNSON, STOKES & MASTER, Solicitors, Proctors, and Notaries Public-Offices:

Prince's Buildings, Ice House Street. Agents at Shanghai: Platt, Macleod & Wilson. Agents in London: Stephenson, Harwood & Co., 31, Lombard Street, E. C.

Herbert Johnson Gedge

Charles Alexander Hooper D. J. Lewis, solicitor

M. A. Baptista | Juman Alli FM-Xavier A Rouf

F. M. Rozario Miss K. Euanson

Miss N. Gatward

A. Bandran

15

Miss J. Stokes

圖 10.3 贊臣史篤士及孖士打律師樓

**

The Directory and Chronicle, 1919 •

20

82

25

點會理氏奈

Noi si li shun wui shé

LLOYD'S REGISTER OF SHIPPING-Alexan-

dra Buildings; Teleph. 179; P.O. Box

463; Tel. Ad: Marine

T. S. Morrison, M.I.MAR.E., surveyor

Peter Lee, clerk

師律羅及羅

Lo & Lo, Solicitors, &c.-Alexandra Build-

ings, Des Voeux Road Central; Telephs.

834, 4210 and 3947; Tel. Ad: Deodand

M. K. Lo, solicitor and notary public

M. W. Lo, do.

H. Lo.

do.

Lui Wai Chau

do.

Wong Ka Tsun | Miss M. Kacker

30

圖 10.4 羅文錦律師樓

**

The Directory and Chronicle, 1930 ·

477

478

中環

0.5

N

W

1,000米

m

2 公里

Legend

香港史新編■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 律師(事務律師)

商業及有關行業

大律師(訟務律師)

街道

III 法院

P

警局

道中

200 400

800米

500

德輔道中

P'

資料來源:修改自 Michael Ng, Edwin T. Chow & David W.S.Wong, "Geographical Dimension of Colonial Justice: Using GIS in Research on Law and History", Law and History Review 34.4 (2016)(此歷史地理資訊系統研究由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資助,項目編號: HKU 17407214);The Directory and Chronicle 1910; 以及 Hongkong Block Book 1914(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

圖 10.5 20世紀初,香港律師行分佈圖

。

30

25

20

~

10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5

10

顯示他們都集中在中環商業區,只有一兩家位於西環。

雖然如此,也有英國律師在一些政治爭議性的案件中為華人辯護。例如在

1919年,九名學生因參與反日遊行被捕,葡萄牙裔律師 Leonardo D'Almada 便是辯

方律師(見圖 10.6)。

其實 D'Almada 家族是香港律師界非常有名的律師家族。他們的先輩 Francisco

Xavier D'Almada e Castro 在19世紀末已是香港的執業律師,往後 100年,D'Almada

家族中有至少有18人是香港的執業律師或大律師。他們的事業橫跨差不多所有

法律行業,他們當中有裁判官、法官、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主席、御用大律師

(Queen's Counsel,即資深大律師),還有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員。

直至香港淪陷之前,香港約有不到100名執業律師和人數更少的執業大律

師。 日軍於 1941年12月佔領香港之後,很多來不及離開香港的律師和法官跟

(107)

其他人一樣被關進深水埗或赤柱集中營。

香港於1945年9月重光,被釋放的律師們急不及待的重返其律師行,希望盡

快重開業務,可惜,他們返回辦事處只能徒見四壁,文件資料和傢具都被洗劫一

15 空,當時孖士打律師行的唯一倖存合夥人屈臣,雖然於1945年9月馬上宣布重開

業務,但因為辦事處被掏空和缺乏業務,便決定暫回澳洲休養。而的近律師行的

辦公室更曾被日本人和他們的華人女伴佔用,大部分傢具和日用品被搬走,包括

圖書館。以下是戰後的近律師行的合夥人於1945年11月寄給在身處紐西蘭的合

夥人的信件,其中講述檢查辦公室的情形:

什麼傢俬都沒有了,除了幾張梳化和幾個碗櫃之外......經過費時和艱辛

20

的查詢後

我終於知道哪些日本人曾經佔用我們的辦公室,後來並發現與

他們同居的女人的名字......圖書館完全消失了......打字機和口述錄音機也不

知所蹤。

(108)

戰後不久,香港大律師公會於1949年正式成立,然而,大律師的人數相比律

25

師(事務律師)遠遠為少,至70年代初,全香港的大律師也只有約五十人。(109)

30

(107) Celebrating A Centenary,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2007, p.39。

(108) Deacons Archives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file: DRS 45。

(109)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50th Anniversary, Sweet & Maxwell, 2000, p.39.

479

香港史新編■上冊

THE JAPANESE BOYCOTT.

TWO KORE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Before Magistrate Lindsell this afternoon hearing was resumed is the case in which nine Chines wcholare, and a school-master were charged with organizing an Anti- Japanese procession in Queen's Road, on Tuesday.

Since the last appearance two juvenile demonstrators were arrested Gage Street, and produced before Mr. R. E. Lindsell together with the others. Mr. Leo d'Almada appeared

and the case

for defendants,

pro-

cepided.

圖 10.6 China Mail 報道了有關香港人因組織 反日示威而被捕的消息

資料來源:英文報紙 China Mail(1919年6月

5日)。

香港大學定明年

開

津

七年度之浩大学年郎關辦法科云。 上述消息保港大社會科學系主任教授溫可透露,一九六九年

必跟各律師樓盤見習生,而可進入港大攻讀法科。

#米·拙大區立此學系在使本港人士欲學習浩將來起身乎法律界者,不 (新肚)香港大學已决定明年秋季始棠時開辦一個新展,此節演

開設法律系

展校社會科學系教授透露此消息

480

5

"

10

圖 10.7《華僑日報》有關香港大學開設法律系 的報道

15

資料來源:Res Ipsa Loquitur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p.13,引自 《華僑日報》,1968年12月21日。

20

25

30

第十章 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

(四)香港首個法律學位課程

戰後港英政府的管治方針向和戰前有所不同,隨着世界各地民族主義的興起

和大英帝國的海外殖民地相繼走向自治或獨立,港英政府開始改變從前高壓統治

5 和種族歧視的政策,主動爭取華人社會的支持,例如廢除禁止亞裔居民居住在太

平山頂的《山頂區(居住)條例》〔Peak District (Residence) Ordinance),開始聘任

華人為初級政務官,以至大量招聘華人進入警隊。50年代開始,政府在房屋、教

育和社會福利政策上亦加大力度,去改善基層市民生活。

10

15

20

(110)

戰後和中國內地內戰期間,大量新移民來到香港,為香港提供了充足的勞動

力,成就了香港的工業化和高速經濟發展。雖然華人的生活逐漸改善,教育水平

也不斷提高,但華人律師在60年代的香港仍是極少數群體。1964年,孖士打律師

行還只有一位華人律師,1967年,希士廷(Hastings)律師行才聘請第一位華人律

師。

(111)

隨着人口急增和經濟發展,佔大多數的不諳中文的外籍律師似乎不能完全滿

足華人社會和工商業對法律服務的需求。1962年,當時的律師會會長 Peter Vine

倡議由香港大學頒授本地法學學位,讓以後有志於法律行業的學生可以在本地

就學。1967年,一個由首席按察司委任的工作委員會開始籌辦本地法學課程的

工作,1969年大學資助委員會批准香港大學在其社會科學學院中成立法律系,

高中畢業生如在大學選修法律,要完成三年法學學位課程(Bachelor of Laws,

即 LL.B.),和一年法律專業深造文憑課程(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s,即

P.C.LL.),便可以成為實習律師或大律師。1978年,港大法律系脫離社會科學學

院,正式成為法律學院。

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亦分別於1987年和2004年加入提供法學課程

及培訓本地法律人才的行列。相比起1972年香港首批法科畢業生的不足 40人,

25 現時本港每年培養的法學畢業生有數百人,而執業的律師和大律師已分別超過

9,000 人和 1,200人,這除了反映法律專業教育本地化的成果之外,亦反映香港在

1970 年代以來的商業、地產業、服務業和金融業的高速發展。

香港的律師在港英時期的一百五十多年間,縱使其訓練的過程和群體的規模

30

(110)葉健民:前引書,頁37。

(111) Celebrating A Centenary, 67.

481

482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在各歷史階段大有不同,但同樣的是他們不單為其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還積極

參與很多公共服務、商業和慈善活動,包括擔任市政局、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員以

及各諮詢機構的成員等。在80年代,香港步入過渡時期,香港法律界更積極參與

《基本法》的起草和諮詢活動和特別行政區成立的預備工作,推動香港法律制度和

司法制度的雙語發展,並在維護香港的法治和人權保障方面作出重大貢獻。

5

七·小結

15

在本章中,我們嘗試從多個角度展示香港百多年來殖民地法制的面貌,但由 10

於篇幅和研究時間所限,我們只能選擇性地採用有關史料,有些方面難免以偏概

全。無論如何,希望讀者能看到,香港法制的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逐步累積經驗

的過程,而且與當時的政治、社會以至外部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英國式

的、即以英倫普通法傳統為其基礎的法律制度有其優點,移植到香港對港人有一

定的好處,尤其是鑑於在近代,曾經在人類法制史中輝煌一時的中華法系,到了

19世紀已經落後於經過啟蒙時代和工商業革命洗禮的西方法制。但是,另一個不

可忽略的事實是,香港開埠以來的法制也是殖民地政府的統治工具,為大英帝國

的殖民政策和利益服務。還有的是,長期以來香港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由英國人

把持,其中有些成員有種族的優越感,對香港華人有歧視的傾向。從大英帝國各

地來到香港擔任司法和律政部門要職的人良莠不齊,其中不乏有很高法律專業水

平和操守的令人敬仰的律師、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但也有一些害群之馬,反

映着殖民地法制的陰暗面。歷史是一面鏡子,各人各方的功過,在歷史研究下無

所遁形。在香港回歸祖國的前夕,香港的法制和法治發展到較高水平,這是殖民

地政府、外籍法律人才以至香港華人"法律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回歸以後,殖民

地法制已成歷史陳跡,香港的"法律人"(律師、法官、法律學者及其他法律工作 25

者)在維持和發揚香港的法治傳統上,可謂任重道遠。

20

30

·香港問題從來沒有失去吸引力,而且它一直是眾多歷史學家所重視

的主要課題之一。

·我有幸與許多香港歷史學家會面,也有幸拜會他們的著作。這些歷

史學家大多是在二次大戰後成長起來的。他們嘗試以不同的聲音表

述他們對自己城市的所知、所思和所感。他們的著作受到廣泛讚賞,

因此他們要以成熟的論證來介紹豐富多彩的香港歷史。

•

今天,要求某一個人能公正地概括有關香港歷史的所有過程似不實

際,以集體的努力來明辨香港全部歷史的規模和複雜性,才是開始

這項事業的最佳方式。我們邀請了二十多位學者參加寫作隊伍,並

最終寫就本書的所有章節。我相信,這些文章呈現了香港生活與社

會、努力與成功的不同畫面。它們不僅加深了我們對香港的理解,

也給前輩歷史學家構築起來的骨架增添了許多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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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仓出版編蘭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王賡武

《香港史新編》〈序〉

香港史新編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下冊

增訂版

主編

王賡武

香港史新編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香港史新編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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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版

主編

王賡武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梁偉基

封面設計 鍾文君

書 主

名

香港史新編增訂版(下冊)

編

王賡武

執行主編

鄭德華

執行主編助理

符愔暢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499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 3字樓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印

刷

版 次

規格

國際書號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4樓A室

2017年1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6 開(187×245mm)下冊632面

ISBN 978-962-04-3885-1(套裝)

(c) 2017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第十一章

目錄

教育的回顧(上篇) 吳倫霓霞

483

•

引言

483

二·中國傳統學塾教育在香港的延續與發展

485

三·西式學校及英語精英教育的發展

四·中文教育及新式中文學校的擴展

五·結語

498

514

529

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下篇) 程介明

第十一章

533

·概論

二、教育制度之發展

533

535

三·香港政府教育觀之演化

544

四、戰後教育決策的演變過程

五、結語

554

560

香港的中西報業 李少南

563

·

導言:香港在中國報業史上的位置

563

二·"精英報業時期(1841--1873)

三·"黨派報業"時期(1874-1924)

四·"社經報業"時期(1925年至現在)

567

573

585

五.結論:中西文化交往下香港報業的特色

603

第十一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黃維樑

第十一章

•

40 年代及以前

二·50年代

三·60 年代

四·70 年代

五·80和90年代

605

605

611

615

619

622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史文鴻

635

從 20 世紀初萌芽至 30 年代的香港電影文化

635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50年代的香港電影成長期

639

三·60年代香港電影的多元化發展

四·70年代香港電影的急劇變化

五·80年代香港電影的發展脈絡

649

655

658

六·回歸前的社會電影及其時兩大突破

662

第十一章

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

史文鴻

665

引言:大眾文化與傳媒

665

二·香港的廣播文化

671

三·香港電視的大眾文化形態

675

四·香港流行曲文化的發展

五·香港消費文化的發展

六·香港的大眾閱讀文化

681

684

686

七·大眾文化的政策與展望

688

第十一章 香港話劇的發展

鍾景輝

691

香港話劇早期發展概況(1841年至20世紀40年代)

二·中學戲劇全盛時期(50年代)

691

697

三·業餘劇社及大專戲劇全盛時期(60年代)

700

四·職業劇團及電視藝員參演話劇(70年代)

706

五·香港演藝學院成立,話劇演出蓬勃發展(80年代)

713

六·專業水準不斷提升,大量專業人才加入演出和製作(90年代)

七·展望

718

722

第十一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梁沛錦 湛黎淑貞

723

·引言

723

二.開埠前後至五四運動:香港粵劇的蛻變

725

三·20 年代至淪陷前後:香港粵劇從高峰到低谷

735

四·50至90年代末:香港粵劇從掙扎求存至平穩發展

五·結語

751

773

第十一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劉靖之

775

引言

775

二‧19 世紀的學校音樂課與音樂活動(1841--1899)

775

三·學校音樂教育、個別授課、音樂活動與音樂創作(1900-1945)

四,戰後的發展(1945-1997)

783

794

五·結語

824

第十一章

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李志剛

827

·

引言:西方宗教在香港的傳播

827

二‧天主教事業與社會變遷

833

三·基督教事業發展與社會變遷

845

四·香港基督教與近代中國

860

五、結語:香港天主教和香港基督教的未來

874

第十一章

香港道教與道教神崇拜 黃兆漢 吳麗珍

877

·引言

二·香港道教的起源與發展

三·香港道教的派別與特色

四·香港著名宮觀選介

五、香港道教諸神崇拜

877

880

887

897

901

第十一章

佛教和民間宗教 葉嘉輝 鄧家宙

909

香港佛教的傳入

二、清末至1945年的佛教

三·1946 年後的香港佛教

四.民間信仰

909

913

923

929

第十一章

香港的民間傳統風俗

陳蒨

947

D

引言

947

二·生命週期的儀式習俗

950

三.傳統的習俗

959

四.總結:從民間風俗到非物質文化遺產

963

第十一章

結論篇:香港現代社會 王賡武

965

第十一章

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黃文江

975

·通論

976

二·政治史

三·軍事史

四·經濟史

五·社會史

六·文化史

七·宗教史

982

993

998

1008

1024

1040

八、教育、學術思想史

1048

作者簡介

1055

詞彙索引

1063

圖片索引

1085

主要參考書目

1087

增訂版後記

鄭德華

1099

5

10

15

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與倫霓霞

引言

20

教育為社會及文化的重要環節,其發展與社會人口的組成、階層結構、經濟

地位、以至政治及尤為重要的政府所制定的教育目標與政策,都有直接關係。

鴉片戰爭後,香港島、九龍半島先後被英國奪取為殖民地及租借地,歸英國

管理。但香港地區本屬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在民族與傳文化統上,有著不可分

割的關係。殖民時代的香港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多方面的發展,都與中國息息

相關;同時,亦受到西方的制度、觀念、思想、甚至生活方式,特別是殖民政府

管制的方針與政策等方面的影響。中英兩套不同制度的衝擊及糅合,加上香港社

會人口組成的特色,對香港在二次大戰前的教育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1841 年英人首次登陸香港,島上水陸人口只有五千多人,而香港日後人口

25 的增加及居民的組成,絕大部分都是在不同時期從中國內地移入的。在不同時段

的移民中,其來源地區、所屬階層、文化取向、教育背景及遷港原因與目的都與

香港的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及教育所需有著重要關係。大致而言,最早的外來人

口,大都來自香港附近的黃埔地區,多為尋找建造工作的單身男性,故流動性極

大。其後,較多來自珠江三角洲,大多為勞工、僱員或做小買賣者。19世紀50年

30 代末,因太平天國之亂而南逃的人口使香港人口突增,並帶來多批由廣州、福建

等經濟條件較佳、預備在香港發展的商人階層。這些新分子,迎合了60年代香港

483

484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在行政、社會、經濟乃至教育等方面踏入新一階段的發展需要。

英國人佔領香港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中國門戶的珠江口建立基地,以擴展英

人在華的外交及商業活動,從而爭取更大利益,當初並無意提供教育以教化島上

居民,更無意接納英國殖民地部在印度及其他管轄地推行的"馬可尼會議記錄"倡

議的同化政策。(1)英人接管香港後,銳意闢山開路,主要是為配合城市建設及貿易

擴展所需。島上只有非常簡陋的鄉村傳統私塾,每所私塾的就學兒童數量約為十

名,亦有少至三四人的。教育情況惡劣,政府無意伸出援手,亦不加以干預。而

早期到港教士所開辦的教會學校,政府也不給予任何資助,因為在英國本土,有

關宗教教育與政府資助額的糾紛尚未解決。

基於上述情況,政府撥出非常有限的資源,利用所謂資助方式,選出數所私

塾,交予教會管理,稱之為官立鄉村中文學校。政府實際參與管理,實際不過是

免費私塾,辦得遠不及私人所設的傳統私塾,因而不少都被迫關閉。同時,早期

由教會所設立的學校,亦因未合符學術要求而先後關閉,在1859年只餘下三所。

實際上,由政府資助的中國傳統私塾與獨立的西方教會學校都同告失敗。

19世紀60年代香港的社會經濟與行政都日漸鞏固,帶來對既懂英語又對西方

有認識的人才的需求。1861年政府決定把三所最具規模的中文鄉村學校合併為中

央書院,以英國文法學校為模式,由政府直接管理。書院立刻受到港人的歡迎,

就讀人數遠超其所能提供的學額。

其後學校的發展及改革,奠下了重視英語及培育精英為政府教育政策的取

向,而政府亦計劃以有限的教育經費,與重視西方傳統教育的教會學校合作,建

立了輔助學校的體制

。

本章將就著上述背景,對自早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教育發展的特色,

做一個回顧;並對中國傳統私塾在香港立足而發展成為中文教育支柱、英語教育

被納入政府的英語精英政策這兩方面的問題,做比較深入的探討,分三節進行

討論。

5

10

15

20

25

(1)"馬可尼記錄"倡議在印度推行英化教育,目的在培養一班有印度血統及膚色,但志趣、道德及思想都完全英化的知識分子。

印度總督於 1835年接受此倡議作為在印度教育發展的指引。有關此教育政策的分析見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Kong., 1984, pp. 29-30。

30

5

10

15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中國傳統學塾教育在香港的延續與發展

私塾教育是中國傳統的"啟蒙學",亦是科舉考試制度下入學初期進行古典文

學基本學習的階段。

19 世紀中國的地方學塾教學方式,都是由一位塾師主持,每館人數一般不超

過二三十人,不分班級,由老師就個別學生程度分別授之識字、背誦、作對等課

程。初學課本為《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後有《龍文鞭影》、《幼

學故事瓊林》,進而是《四書》、《五經》。預備參加科舉考試的則必須學習八股

駢文。

隨着 1905 年清廷廢科舉及推行多次教育改革後,學塾在中國各地已漸式微,

至民國初年已由新式學校取代。作為具有濃厚中國傳統文化的香港地區,學塾亦

為香港早期教育的主要部分,不但存在於英人接管前的新界地區,而且在香港建

埠後,仍在不同形式下繼續發展,至20世紀初更顯得特別發達。

(一)新界前代的鄉村教育

19世紀初新界約有人口八九萬人。區內大族有鄧、文、侯、廖、彭五姓,多

為佃農或小地主,並沒有顯赫官宦之家。1685年中式的鄧文蔚,是區內僅有的進

20 士。(2)根據筆者研究所得,有清一代,區內獲中舉人的共只得二十名左右;貢生

數目則比較多,包括恩貢、歲貢及例貢等,共有約一百名。(3)生員(秀才)數目按

新安縣所獲配額計算,亦只維持有150名,這與1898年駱克報告書所述頗為相

同。(4)因此,根據不同資料所示,新界地區在前代的科舉,功名並不顯赫。但從實

地考察分佈於新界各地的學舍遺蹟所見及父老記述等所得,相信在19世紀期間,

25 新界鄉民對於子弟教育,可算相當重視。

在新界各村中,利用祠堂作為教學之所的,最為普遍。有些較小的村落,則

30

(2) 鄧文蔚為元朗錦田人,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式進士紀錄見《明清進士題名碑索引》,1963年,上冊,頁594;至於在新

界區內牌邋所載其他進士或狀元人物,均非屬廣東新安縣人。

(3) 數字是根據《新安縣志》、祠堂碑匾、族譜及碑文紀錄等計算出來。見 Ng Lun, Ngai-ha,"Village Educa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Region under the Ch'ing" in Faure, Hayes & Birch( eds. ), From Village to City, 1984, pp. 111-112。

(4)"Report by Mr. 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1899,p.12.

485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11.1 新界錦田水頭村二帝書院

486

院書帝二

5

"

10

15

20

25

30

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有利用鄉民集款而建的廟宇,但較富有的家族則往往另設家塾或書室,以為教書

講學及藏書之所,因而各地書室,有些頗為宏偉,可容學生超過100人,亦有比

較簡陋,只容學生二十名左右。前輩學者王齊樂先生於20世紀70年代初曾到新

界各地考察,找到了25所舊書室或其遺蹟,並逐一作詳細研究。 (5)筆者於80年代

5 再至各區作詳細訪問,找到了另外二十多所,其中已有改建為新式屋宇,但仍有

資料可查。這些古舊書室大都分佈於錦田、屏山、厦村、上水、大埔及新田、

泰亨村等地的新界的望族,如鄧氏、廖氏及文氏等的居地,其中有幾所書室的建

築、裝飾雕刻等,相當精緻。如位於屏山的若虛書室、述卿書室,及錦田的周王

二公書院等都是,可惜這些原有建築物目前大部分都已殘破或拆卸。成功被列

為法定古蹟的包括有建於道光年間的屏山覲廷書室。其共有可用作課室的書房六

間,可容納 150 人以上。另一所別具規模的是位於沙頭角的鏡蓉書屋。書屋為該

區客家李氏族人於1872年建成,設有宿舍,使遠地學生也可來就讀。這是當時新

界區內唯一的"高等學府",為教導學生前往南頭參加縣考、獲童生資格,以便晉

身秀才。

10

15

培育子弟參加科舉考試,不過是鄉村教育的一面。因為名額的限制和中式的

不易,能花十多年甚至數十年的時間以應付所學的士子,實在有限。根據張仲禮

在《中國士紳》一書中的研究所得,19世紀應縣考童生數目,平均約佔全國人口

5%左右。但是新界並非富饒之鄉,文風亦遠遜江南地區,應考人數比例當低於

此數。不過一般村民,對入學"讀詩書,頌聖賢",都非常重視。加上學費低廉,

20 在清末時期一年平均只花100銅錢,況家貧者會獲酌免,因此使就讀塾學人數相

當多。據新界鄉中父老記憶及區中之家塾書室資料估計,19世紀期間,新界男子

差不多有65%曾入塾學讀書。(7)根據筆者在上水的實地資料研究,計算出在19 世

紀末,村中在學兒童比新界的平均更高,佔全村人口7.5%,更佔七至十五歲男童

中的75%。 (6) 這亦與休·貝克(Baker, Hugh)對上水鄉研究所得,認為在19世紀村

25 中很少男童沒有讀書的機會相符。(不過,入學時間則長短不一,家境較富裕的,

多七歲入學,直至十四五歲左右,有意考取科舉功名的多往縣城求學;家境清貧

。

30

(5)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1982年,頁47-68。

(6) 見拙作〈清代新界地區的學會與科舉>,《明報月刊》,1982年7月(199期),頁53-56。

(7) Ng Lun, Ngai-ha,"Village Educa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Region under the Ch'ing." op. cit., pp.116-117.

(8) Ng Lun, Ngai-ha,"Village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The Case of Sheung Shui,"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2 (1982), p.253.

(9) Baker, Hugh, Sheung Shui, 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 Hong Kong, 1965, 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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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屋書蓉鏡

I

圖11.2 新界沙頭角上禾坑村鏡蓉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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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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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者,則只讀兩三年,甚至短至數月,多在九至十一歲之間就讀。

鄉中的塾師供應亦不缺乏。但因為塾師並沒有資格限制,他們的品質和學問

亦參差不齊,有些唸上四至五年書者,獲得老師傳授的手冊後,便可設館招生。

資格較好的塾師,一般都是應考秀才不第的童生。因應考沒有年齡的限制,他們

5 便屢敗屢試,鍥而不捨,家境清貧的便一面教學維持生活,一面自己苦讀。駱克

10

的報告書中,亦有提及上水是"科場失意"之士聚集之所。有秀才功名的老師數目

不多,有者亦大都在規模較大的書室設館。以鏡蓉書屋為例,老師大都是由外地

聘來,原因是本地考獲秀才的飽學之士,大部分是來自較富裕的大家族,需教書

為生的並不多。塾師收入一般很低,不過都獲得村民的敬重,常獲他們生活上的

供應。同時塾師亦常替村民作文書、主持禮儀,亦有兼任風水師、醫師等工作。

事實上,資格較低的鄉村老師多來自本村或附近,與鄉民的關係很密切,兼任這

多方面的工作,不一定只為獲得酬勞,而是作為鄉民所信賴的一分子。這是新界 鄉村教育的一大特色。(0)

15

(二)塾館教育在香港政府資助下的演變

英人於1841 年登陸香港島時,水陸居民一共只得五千人左右,都是以打魚、

打石或務農為生。島上共有村落二十多個,其中有不少鄉村只得十數戶,甚至只

20 有兩三戶。根據歐德理(E. J. Eitel)所存香港早期教育史料的記錄,當時島上只有

私塾四所,都是設在簡陋的屋舍內,並沒有在新界所見那些較有規模的書室或祠

堂。教育情況顯然很落後,就學兒童只佔島上人口約1%。

(11)

英國人佔領香港後,銳意經營的是闢山開路,為貿易拓展的建設,對於人口

迅速增加所需的教育供應,只採取不干預政策。事實上,早期遷入的移民,多為

25 單身男子,所以私塾數目並沒有與人口相應增加。至於隨英人而來的西方傳教士

所開辦的學校先後有不下十多所,但就讀學生人數都很少,有開辦不到一年左右

30

(10)有關新界鄉村教師工作及其教學內容可參閱王爾敏、吳倫霓霞:(儒學世俗化及其對民間風教之浸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18期(1989年),頁75-94。

(11)歐德理為倫敦傳道會教士,1870年來港。他對中國文學、歷史及客家等研究均有興趣,曾任港督中文秘書及政府各委員會成 員,1879至1897年間任學校監督(即今教育署長)。著作甚豐,其中有關香港早期教育資料一文:"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he China Review, XIX(5)(1890-91)pp.308-324; XIX (6) (1890-91), pp.335-368。 該文是研究 1841至1878年間香港教育發展的珍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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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D

圖 11.3 新界上水鄉莆上村應龍廖公家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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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

5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便被逼關閉。1847年,島上人口已近2.5萬人。港督戴維斯(Davis, John) 接納其

中文秘書郭士立牧師(Gutzlaff, Karl)意見,委任一教育小組,調查島上人口較多

地區的學校情況,以便給與少量資助。根據該小組的報告,當時在島上共有中文

私塾八所,學生人數非常不平均,亦不穩定,有少至四人,最多者有28人,其中

5 以在新開拓的維多利亞城(即今中上環區)三所的學生人數比較穩定。至於教學

方式與課本,都與一般鄉村私塾一樣,學生不分班級,注重背誦,用的是《三字

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學書本。學費也參差不同,由每人每年二至六元

不等。(12)

10

根據該項調查所得及報告書的建議,政府選出三所私塾,分別位於人口最多

的香港仔、赤柱及維多利亞城,每所每月給予十元的資助,學生可免費入學。這

·項決定有謂是基於英殖民政府對當地傳統的重視,或謂是要安撫中國居民以鞏

固殖民地統治的一種手段。實際上,政府沒有按照英國的傳統辦法,把教育資助

給與當時在港由教會所辦的數所學校,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當時英國本土的教

派,在宗教教育及資助分配問題的紛爭尚未獲解決,所以港府受命必須小心處

15 理,不能用公款支持不同教會在島上所開辦的學校,以免引起非議。因此,此決

定是受英國情況的影響,殖民地都對此決定表示同意,因為在中文學塾"沒有宗

派爭論發生,所需的資助,又非常適度"。事實上,1847年的支出,不到20 英

鎊,至 1853年所花的亦只有104英鎊,佔政府該年總支出不到0.3%。

(13)

政府給予中文學塾的資助,可說是公立教育制度的開始,但政府卻把管理

20 責任,交由一個教育委員會(Education Committee)負責。該會主席為香港區聖

公會史丹頓(Vincent Stanton)牧師,政府官員則只佔有三席。1852年該委員會

改組後,更只剩下負責華人事務的註冊署長(Registrar-General,時稱撫華道)

人,其他則由來自不同教會的教士組成。至此,港府仍按照英國傳統,把地方

教育事務交予教會辦理,其結果是這些政府資助學塾(1854年後改稱官立土語學

校,Government Vernacular Schools 或官立鄉村學校,Government Village Schools) 一直被用作教會傳播福音之所。1857年被委任為第一位官校督察(Inspector of

Government Schools),就是德國傳教士羅士列牧師(Lobscheid, William)

25

。

30

(12)報告書全文,載 Lobscheid, W., A Few Notices on the Ext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School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1859, pp.19-22。

(13)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26, 167, Depart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K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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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在政府資助由教會人士管治下的每一塾館都由一位教師負責,採用不分班級

的傳統教學方式。對此,教育委員會無意加以改善;對於塾館所採用的中國傳統

蒙學課本,亦不加干預。委員會實行的改變,是逐步把"祈禱文"、"聖經"等加入

每日半小時至一小時的誦讀。1852年教育委員會改組後,把每日學習中國經學時

間減為半日,其餘時間則用作學習《聖經》及巫歇著譯的《地理與算術》(Geography

and Mathematics)和《聖公會教理》(Bishop Boone's Catechism)。委員會甚至派教

徒擔任塾師,這些塾館顯然成為宗教教學之所。教士顯得特別熱心,因為當時在

島上由教會主辦的學校,不少都告失敗而被迫關閉,教會便利用這些由政府資助

的塾館,希望達到"以文字傳教"的目的。

根據教育委員會的紀錄,在1848至1859年間,學校數目由三所增至19所,

學生人數更由 95人增至937人(見表一)。但據羅士列的視察及報告,顯示學生

數目有不少為虛報的,原因是自1854年開始,塾館改稱為官立鄉村學校後,塾師

每月薪金乃根據學生人數而定;而且學生的流動性很大,就讀時間有短至一兩個

月,所以實際就學人數,相信遠比所報稱的數目少。(4)事實上,教育委員會成員,

亦有不少對塾館情況感到非常不滿意,更稱之為一大失敗。他們認為失敗的理由

是在於教師質素差,父母對子女教育不關心及學童對塾館加入的新學科不感興趣

等。(15) 但是,從政府決定撥款的學校數目,所支出費用,及交與教士管理的整體發

展等措施來看,政府並無意藉之推廣中國傳統教育,只是以低微代價,僱用一些

找不到更好收入的人,充當塾師。新界有些鄉村塾師的薪金也很低,但是他們生

活往往都得到村民照顧,成為村中一分子,情況與這些由教會控制,並附有基督

宗教科目的塾館很不相同。因此,就讀免費政府塾館的學生,都是來自最貧窮家

庭,往往因必須幫助父母謀生而曠課或輟學,稍有能力者,會送子弟往私人開辦

的中國傳統學塾就讀。

在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具重要影響力的理雅各(Legge, James)對當時在教育委

員會主理下的官立鄉村學校(從1847至1865年,被稱為官立鄉村學校的,是指接

受政府給予的每月十元津貼的免費私塾,並非政府所辦。但當時的文獻記錄先後

Government Village Schools · Government Aided Village Schools › Government

5

10

15

20

25

(14)羅士列每年的報告書,分載於A Few Notices on The Ext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Schools of Hong

Kong;部分亦收集於 Eitel, E.J.,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pp.315-320。

(15) 1859年開始,教育委員會報告書都登載《政府轅門報》(即今《憲報》),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簡稱H.K. G.G. ),

有關報告書內容分析及村學校失敗原因,見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p.47-49。

30

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5

10

Vernacular Schools),尤感不滿,再加上當時香港面臨發展的需要,理氏於1862年

提出了政府教育的重要新措施,開辦中央書院(見下文);同時,由政府成立一官

學署,直接負責管理當時日走下坡的官立鄉村學校,由新任中央書院校長史釗域

(Stuart, Frederick)兼任官校督察,並取消在各校的宗教課程,在其中學生較多的

數所,加入英語課程。

在1862至1865年間,理雅各已逐步把情況最壞、實際學生人數不到12名

的鄉村學校關閉,至1865年,學校只餘下11所,共有學生三百二十多名(見表

一)。至此,政府已把有限的經費致力發展中央書院,對於這些簡陋的鄉村中文

學校不甚理會。1868年,史釗域設立所謂政府津貼鄉村學校(Government Aided

Village Schools),按照中國傳統鄉村塾館方式,由當地居民供應校舍,聘請老師,

政府給與每月五元補助,希望通過居民及家長與塾師的直接關係,可收監管之

效。該計劃無疑使政府能用更少的支出,來維持一些塾館形式的學校。1872年,

這些具傳統中國學特色的中文學校,在香港島及九龍半島共有25所。但其實際

教學情況並沒有收到預期效果,因為這類學校多設在比較偏遠的地方,政府津貼

15 的五元,往往就是塾師唯一的收入,而村民申請開辦學塾,亦有只為了替地方上

無職業的人找一份收入者。這種情況,如史釗域在其報告書所謂"顯然是玷辱了 教育的尊嚴"。(17)

20

25

1870 年,英國國內的宗教教育問題獲得解決,港府便立刻因循英國傳統辦學

方式,着手邀請教會合作。1873年制定輔助計劃(Grant-in-aid Scheme),邀請教會

學校加入(見下文),但政府仍以極有限支出(每月每校五元至十數元)維持一些

鄉村中文學校(1882年改稱地方土語學校,Vernacular District Schools)。 這些設備

簡陋、管理不善的學校,於1889年共有28所,註冊學生共有約六百名。踏入 19

世紀 90 年代,補助制度獲得教會積極反應及合作,在推行英語教育政策下,這些

土語學校便日漸萎縮,20世紀60年代初已全部關閉。學塾及中文教育的發展便只

得由私人和團體辦理。

30

(16)史釗域為中央書院第一任校長(1862-1881),同時亦在 1862 至1879年間兼任官校監督,是負責教育的第一位政府官員。

有關他的出身,可見下文。1881年退任校長後,他繼續擔任政府各重要職位,1887至1889年任輔政司。

(17) 1872 年教育報告書,見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73,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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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表一:官立鄉村中文學校(1847-1865)

年份

1847

學校數目

3

學生人數(登記)

1848

3

155

95

5

1849

4

1852

5

134

1854

LO

5

150

1855

10

400

1856

12

675

10

1857

13

1859

19

937

1862

16 A

453

1863

11

355

1864

11

308

1865

11

322

15

資料來源: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1983年,頁129;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1984, p.49。 A位於太平山附近的三所學校合併成為第一所官立中學- -中央書院

(三)民間學塾

20

香港自建埠後,城市化及現代化雖不斷進行,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傳

統的塾學教育仍有長足的發展,而政府及教會所辦的學校一直都只佔香港教育的

一部分而已。大部分家長仍要送子弟接受私人或華人團體辦的教育,而學塾是其

中一個主要部分。一般民間塾館可就其辦學性質,大概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由私人設館授徒。這種方式最為普遍,其規模亦有大小不同,但

絕大部分都是只有二十名學生左右,由一位塾師負責,學生人數較多的則由一兩

位助教協助。塾館多設在簡陋的屋舍,或就在塾師家中,環境遠不及在新界的祠

堂、書室或書屋的寬敞。

25

第二類,是為團體所辦,多為免費的義學。商會、同鄉會辦的,只收會員子

30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弟,亦有街坊辦的,則以服務附近地區為主。較具規模的則有由慈善團體,如東

華三院、孔聖會等所辦。因為香港家庭多為入息低微的勞工或店員,家庭負擔較

重的,連每月一二元的學費都負擔不起,所以這類學塾,往往供不應求。

第三類,由富商或大戶人家,招請塾師回家設館,專職教導家庭成員的子

5 弟,塾師的生活起居,都由僱主負擔。老師所負責教導的學生,有五至七歲的年

幼者,先熟讀基本的蒙學、儒學課本,然後入讀英文學校或新式中文學校。有較

年長者,一邊在學校攻讀,一邊在家中輔以傳統塾學。更有於完成中學後,在家

中接受一至兩年的《四書》、《五經》教育,然後繼續升讀大學。富商如何東、劉

鑄伯都曾聘請名師盧湘父及何恭弟擔任家庭塾師。

10

15

20

(18)

關於上述三類學塾的早期發展情況,很難找到可靠的數目或較具體的資料。

因為政府於1865年成立的官學署,學校督察負責管理及作報告的,只限於政府所

辦或由政府資助的學校。對於私辦塾館或其他學校,政府都採取自由放任政策,

並沒有任何登記記錄。1913年頒佈的《教育法例》,亦只規定有學生九名以上的私

立塾館或學校才須向政府登記。 至於只有九人以下的,或在大戶家中作私人塾師

的,政府則不予理會。

(19)

有關早期私辦塾館的文獻紀錄,只得曾任中央書院校長及官校督察的史釗域

1883年所作的調查報告。報告列出了103所私人開辦的收費學塾,共有學生一千

多人,平均每間只有十多人,校舍都非常淺窄、簡陋。報告亦提出估計當時香港

有三分之二適齡兒童未有入學機會。 但這調查與估計不一定可靠,因為在家中

(20)

設館授徒者的數目,實在無法可查。至於團體所辦的義學,有紀錄可稽的,可追

溯到 60 年代一些同鄉會所辦的,他們聘請塾師教授會員子弟。同時,由街坊會

或廟宇理事合力開辦者,則為應付區內子弟所需。在19世紀90年代,這類學校

約共有一百多間,學生有二千多人。而當時華人慈善團體中最大的東華醫院,則

於1880 年開始以文武廟廟嘗部分,成立一所完全免費的義學,初時僅能收容數十

25 人。至1898年已擁有六所,經費都由廟嘗資助,這與鄉間的廟宇作為設館之所,

有點相似。但東華三院的義學並不設在廟內,而是在附近的屋宇內,各館都以館

30

(18)在何東夫人傳記中,有詳細描述當時香港世家對中國傳統學塾教育的重視及塾師在何東家工作情況。見鄭何艾齡(Cheng, Irene):《何東夫人覺運居士傳》(Clara Ho-Tung, A Hong Kong Lady, Her Family and Her Tiems, Hong Kong, 1976, pp.64- 74) •

(19)該法案又稱"私立學校法案"。有關該法案提出背景、內容及作用,可參閱 Ng Lun, Ngai-ha、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p.103-108。

(20)王齊樂:前揭書,頁188-190。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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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師的姓氏命名:例如設在文武廟側的中華書院,就叫"徐(鏡蓉)館",其他有"張

館"、"黎館"、"倪館"、"吳館"等,很有舊塾學的風味。每塾館只有初級程度一

班,所用課本,亦是傳統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四書》等古文。(21)

20 世紀初,民辦學館出現了蓬勃的發展,其主要原因是來自中國國內事件與

香港社會情況的變化。1898年的戊戌政變,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和1911年的辛亥

革命,使大量人口從國內移入,香港華人人口從1898年的24萬人增至1911 年的

45 萬人。尤為重要的是遷居香港的人中,有曾在中國沿海通商港接受西方教育、

思想激進者;亦有維新分子,滿清官吏和遺老等,很多是較保守而國學卓著者。

這一批知識分子來到這個可容納不同思想,不同意見的小地方,有些為了生活,

亦有為傳授一己所長,便設館教學。這一切變化,對本港教育的發展,自然帶來

影響。首先是適齡學童數目的驟增,而香港政府當時的教育措施,集中在供應英

語教育,絕大部分學子,只能就讀私人所辦學校。政府的漠視中文教育更引起愛

護中國文化的華人,努力提倡中國傳統的儒學。

5

10

香港學塾教育在20世紀初的蓬勃發展,不單只在塾館數目的增加,而且是

因為設館授徒者,有不少為名重一時的老師宿儒。其中包括有曾為翰林院國史館 15

纂修的賴際及區大典太史,他們所收學生不多,但都對經史及詞章的研習非常

深入。其他名氣頗大的尚有彭叔煥、葉茗孫、俞叔文、鄒雅雅等老師。他們所設

塾館規模都不大,但程度比較高,束脩金每年每名學生達五十至一百元左右,非

普通人家所能負擔。慕名前往就讀的,其中有不少為在港華人世家子弟,如鄧肇

堅、李福述、容啟東、劉鎮國、簡又文等。

規模較大而由名師主持的塾館亦有多所,如(陳)子褒學塾、(何)恭弟學塾

(盧)湘父學塾及由陳慶保主持的陳氏家塾等都是。它們的聲譽都很高。學生亦

多至百人以上,設有助教或專門老師授課。教材雖然仍以傳統蒙學及儒經史學為

主,但亦有開始採用一些改良課本。其中以陳子褒自1895年在澳門設館及於 1918

年遷港後所編著的最多,達四十多種。1911年到港的盧湘父,雖以文章著述較

多,但亦着手編著蒙學課本。陳子褒與盧湘父都是康有為的門下弟子。二人亦同

時積極推廣儒經之學,普及婦孺。他們把經典常識,儒家倫理觀念,與日常接觸

事物及生活言行結合,以淺易三字、四字及五字韻語編寫成為課本及大眾讀物。

其中以《婦孺三、四、五字經》、《婦孺入門書》、《婦孺信札材料》,及學習詞彙

20

25

30

(21)參閱壬寅年董事局(編):《東華三院教育史略》,香港,頁43-44。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的《七級字課》,流傳尤廣,有助蒙學教育的推廣。

塾館教育在這時期發展的另一特點是把以男子為主體的傳統教育普及至婦

女。20世紀初在港專為女子而設的女學塾有多所,著名的有群德女子學塾、王氏

女塾等。鍾芬庭女士(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夫人)亦在港設帳。子褒、湘父等學塾

5 亦兼收女生。在早期著名的女弟子中,有冼玉清、曾壁山、莫紉蘭等,後來都成

為推進香港女子中文教育發展的中堅人物。

10

15

學塾教育的盛況,一直都在戰前香港維持。在此期間,塾師及塾館情況仍可

追查,而較為著名的約共有數十所。王齊樂先生曾對其中二十多所,作過研究

及介紹。 至於流動性很大的小型書塾,相信不下百餘所,但情況與早期的私塾

(22)

一樣,資料難於搜集。據王齊樂先生所引述於1931年出版有關香港情況的 Hong

Kong Around and About,一位外國學者有這樣的觀察,"香港大多的居民都墨守着

中國的舊式學習方法。他們認為將經典課本熟讀,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事情"。嶺

南大學阮柔在1940年脱稿的《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一書中,亦

有這樣的描述:

舊式的私塾, ,素來都在不少數,這種小型的私立學校到處皆有設

立,在香港的中區與西區則觸目皆是。在中國的大都市中而有這樣多私塾

的,香港恐怕要算第一了。(23)

當中國各地正進行廢舊制、立新制的時候,香港竟成為古舊的,不合時宜的

塾學教育的基地。除了上述的人口驟增,老師宿儒南來香港等原因外,塾學能在

20 戰前持久盛行,尚有其他因素。最基本原因是一般私塾收費比較低廉,家長甚至

25

可按自己的能力而與塾師作協議,以服務或實物代替脩金。其次的有利因素是塾

學學制的靈活性,既可以銜接香港八年制的英文中學,又可以升入當時四年、五

年或六年級的中文小學。一般貧苦的大眾,只希望他們的子弟讀上一年半載私

塾,"認識一兩個字,學識記帳,或得些聖賢的道理,便可出去社會工作"。學塾

的蒙學訓句,注重識字及背誦的教學,更非常適合這大眾的要求。

在20世紀初蓬勃起來的各館,其程度和規模實際上都參差不齊,塾師的品

質亦頗為複雜,有鴻學名儒、落第秀才、失業文人、甚至流亡政客。對儒學的推

崇及傳統的教學,有比較墨守成規;亦有比較開明,順潮流的需要而進行革新,

30

(22)王齊樂:前揭書,頁225-241

(23)阮柔:《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1948年,頁69。

497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朝向新學制及新課程的發展。其中不少著名學塾,如子褒學塾、湘父學塾、陳氏

(慶保)家塾、敦梅學塾等,在20世紀20年代已發展成為政府註冊的現代學校,

甚至著名的中小學。由此,我們看到從19世紀末開始,香港所開辦的各不同類型

及程度的塾館,適合了社會發展和各階層的需求,既能為基層社會教育服務,亦

能為接受西式教育的名門子弟輔以傳統儒學,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類私塾 5

在香港都有長足的發展。所以我們認為,這時期的學塾教育,並非都是守舊而停

頓不前的,從教育史的角度看,應有一定的地位。

三·西式學校及英語精英教育的發展

10

(一)早期開辦的教會學校

(24)

,

重視宗教教育是西方傳統。西方國家殖民地所在,教會亦多率先開設學校,

藉之推行宗教教育及傳播福音。在英人佔領香港的同時,久候在澳門和南洋的教 15

士立刻接踵而至,在島上展開活動。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及 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且將其在東方的總部遷往香港。教士中有

著名教育家理雅各, 聖公會的史丹頓(Staunton)及史密夫會督(Bishop Smith)

美國浸信會的叔末士牧師(Rev. Shuck)等。在1842至1859年間,他們在港開辦的

學校先後不下十多所,其中最大者可收容三四十名學生,最小者十名左右,有些

兼收女生或另設有女學。(25)其時,因為英國本土各宗教教派對有關政府資助學校分

配問題未獲解決,在港的教會亦不能獲香港政府資助辦學,只有馬禮遜教育會及

倫敦傳道會先後獲港督砵甸乍及戴維斯以駐華貿易總監身份贈地建校,是為早期

教會學校中較有規模的。早期教會學校多設在中國人和外國人聚居地之間的中、

20

25

498

(24)理雅各為倫敦傳道會教士,亦為教育家及著名漢學家。他於1843年把在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遷到香港,成為早期最具規模的 教會學校。1848年他開始着手把中國的《四書》、《五經》翻譯成英文,都成為翻譯經典之作。作為教育家及傳教士,他認為 政府學校不應用作傳教之所,而主張推行世俗及務實教育。理氏於1873年離港,1875年任牛津大學第一位中文教授。在港 三十年間,他對香港教育發展有重要影響,其中以 1860 年的教育改革計劃及中央書院的建立為最重要。有關他在港工作, 可參閱 Endacott, G.B.,A Biographical Sketch Book of Early Hong Kong, Singapore, 1962, pp.135-140;及 Ride, Lindsay, James Legge-A Biographical Note, Hong Kong, 1962。

(25)在港第一所教會辦的女學由叔末士牧師夫人於1843年設立,理雅各夫人亦於1846年開辦另一所。有關早期教會學校在港的 經驗,可參閱 Smith, Cal,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1985, pp.13-33 及Ryan, T.F.,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 The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Foreign Miss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1960, pp. 2-82 及劉粵 聲:《香港基督教教會史》,香港,1936年。

30

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5

10

上環地區。有部分獲商行資助,不過大部分都是由教會支持。但在1859年,基

督教教會早期辦的學校只餘下三所,學生總數不到100人,其不受歡迎程度,比

同時由政府資助的中文塾館尤差。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可從教會辦學目的、課程內

容、香港社會情況及港府政策中略見一二。

這些學校,不僅為傳播福音,主要目的是要訓練一些華人傳教士,準備在香

港或派往中國內地傳教,這亦為教士們獲教會資助來港辦學的主要原因。而在學

校課程中,聖經及教義佔了差不多一半,其他則包括有英文、地理、算術、及中

國蒙學課本。但就讀的學生,大多於學懂了英文後便離校,任職政府或洋行文

員。所以多年來訓練出來而從事傳教的人極少,使教會感到不滿而削減或撤回資

助;部分學校亦因商行倒閉或撤離本港而頓失資助。

香港島在英人佔領後至1859年,人口已從數千增至差不多十萬,但其中流動

人口為數甚眾。由於香港早期經濟發展的起伏、太平天國之亂、及廣州拒英人入

城、亞羅號事件等,使香港人口一直都無法穩定。加上移居來港者,亦不過為暫

時謀生或避難,就讀教會學校者,多來自貧窮家庭,有些則是孤兒, 他們主要是

15 為了學習英文,以便找一份收入較高的工作而入學,對基督教或西方知識的追求

者實在不多。

(26)

1855至1859年間,英國再度進兵中國,引起了島上中國居民的強烈反英情

緒。有學童退出外國人辦的學校,不少教會學校又被迫關閉。早在1844年由理雅

各創辦而規模最大的倫敦會英華學校,也於此時結束。這些早期教會學校雖然不

20 算成功,但它們無疑是把西方新式教育傳入香港的先鋒,訓練了一些既懂英語也

25

懂一些西方知識,可擔任中西商務接觸或翻譯的人才,有些更成為清末現代化運

動中的著名人物,如容閎、黃寬、黃勝、唐景星及伍廷芳等都是。(27)而其中有數所

學校,於1860年後復校及繼續發展,成為在港歷史悠久的著名中學,如聖保羅、

英華、聖若瑟書院等都是,它們在香港一百多年來的教育發展中一直都佔重要的

地位。

30

(26)在香港歷史悠久的著名教會學校中,有數所都於早期附設孤兒院,或由孤兒院發展成為學校。見其中 St. Paul's Convent,

Almost as Old as Hong Kong, n.d. but circa 1973 and Featherstone, M.T.,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hanage, 1930。

(27)有關這些人物在港受教育情況及其後在中國的事蹟,可參閱 Ng Lun, Ngai-ha, "The Role of Hong Kong Educated Chinese in

the Shaping of China," Modem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17. no.1, pp.93-119。

499

500

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二)官辦中學的開始

理雅各富辦學經驗,經辦英華書院的失敗,再加上他對中國儒學的深入研

究,知道中國文化不易被基督教思想所取代,所以於19世紀50年代,已主張官

辦教育應放棄傳道目的,而以訓練香港所需的實用人才為主。1861年,政府接受

理雅各建議,設立中央書院(以英國的文法學校為模式),兼教授中英文課程,由

政府直接管轄,從英國聘請一位有大學學位的教師主持校務,並兼監督其他政府

鄉村學校,完全不受教會干預。(2)這項建議是為政府直接參與香港教育事務的第一

步。中央書院不但是政府辦理的第一所中學,它的早期發展與演變,亦奠下了以

培養通曉英語的精英為政府教育政策的取向。

(29)

理雅各深悟 19世紀50年代末香港經歷的變化。因太平天國之亂而南逃香港

的人口當中,帶來一群經濟條件較富裕、預備在港發展的商人階層。同時,部分

在廣州的洋行,亦把總部遷到香港,因而本港需要一批通曉中、英文的文書翻譯

及買辦人才。此外,理雅各了解到中國在地理及社會方面與香港的密切聯繫,他

相信很多中國青年,在中國曾接受教育而與在港家庭及商行有關係者,將會來港

接受英語及新式教育。香港的行政亦需要通曉中、英文者擔任各政府職位。

19 世紀 60 年代,香港社會、經濟與行政踏入鞏固時期,19世紀50年代末

移民的驟增,加上九龍半島的割讓,使香港人口在1862年突破了12萬人,從外

地遷入的洋行增加了二十多所,在港歷史悠久的各大工商業機構,如香港滙豐銀

行、九龍貨倉、黃埔船塢等,亦在此時期開設。種種現象,都顯出經濟發展新的

一面。加上從 1860年起,香港總督不再兼任英國駐華貿易總監及全權大臣職位。

港督職位的重新劃分,帶來了重大行政改革及地方建設,如肅清貪污、設立文官

(官學生)制度、興建水塘、改良港口設備等。這一切發展,帶來了擔任各項職務

的人才的需求,港府接受理雅各的建議,開辦中央書院,無疑是應付當時香港的

實際所需。

5

10

15

20

25

設於港島中環歌賦街的中央書院,是將該區三所規模最大的政府鄉村學校合

併而成,其體制則依據當時英國的文法學校,由八年級至一年級。七八兩級可稱

(28)理雅各的計劃書全文,錄於 Sweeting, Anthon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1990, Hong Kong, pp.185-

187。有關該計劃提出的背景及對香港教育發展的影響,可參閱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p.41-44。

(29) 中央書院於1889年改稱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1894年再改為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有關該書院的詳細

發展史,可參閱 Stokes, John & Gwenneth, 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 Hong Kong, 1987。

30

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為預備班,六至二級為中學,而一級為大學預科。學校於1862年2月開學,註冊

學生共有 200 名,首任校長為蘇格蘭人史釗域,畢業於亞巴甸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他只有三年教學經驗,對中文或中國文化並無認識,只對英國文法中

學有一定認識,是一位典型的英國大學畢業生。他被挑選來港擔任此新職位主要

5 是因為他年青又無強烈宗教意識,能以充沛精力及務實態度就社會的需要而計劃

學校的發展。

10

根據理雅各的計劃,中央書院是一所中英雙語並重,為中國學童而建的英國

模式學校。1862年,雅各更具體地提出有關中文課程的建議:入學兒童須通過

中國蒙學基本程度的考試,包括《三字經》、《千字文》、《幼學故事瓊林》等,然

後進入第八級。上課時間很長,由上午6時至下午4時,上午學習中文,課程有

尺牘、古文、《四書》、《五經》、《史記》等,

。

(30)

有關英文課程,理雅各並未作具體安排,只建議集中在下午授課,有關各門

課程的課本,則由從英國聘來的教師根據學生程度來決定。根據早年史釗域校長

的報告書所示,當時英文課程是屬於初級的,着重語文學習,如閱讀、拼音、文

15 法、作句等;課本則是從英國訂購的愛爾蘭讀本,第二年才開設翻譯課程。1864

年,該校增聘一位從英國來港的教師,才逐步加入算術、歷史、地理等科目。其

他理科課程,則遲至1869年聘得更多教師後才逐步加入。

中央書院的開辦,立即受到本港居民的歡迎,投考人數遠遠超過該校所能提

供的學額。該校由1865年起開始徵收學費,英文班每月一元、中文班五毫,但

20 投考人數仍有增無減,與當時政府辦的免費中文鄉村學校比較起來,情況相差極

遠。1867 年,書院開始招收外國籍學生,初年人數雖只得三十人左右,但其中包

括有英國、葡萄牙、日本、菲律賓、印度等不同國籍者。

25

中央書院受到如此歡迎,主要原因是英語在當時的"商業價值"。早期的學

生,經兩三年初級的英語訓練後,其工資遠超中文教師或其他職業的僱員。據格

溫尼斯(Gwenneth)及鍾·斯托克斯(Stokes, John)的解釋:"英語帶來的金錢,使

對西方毫無認識的家長都願意付出學費,送子弟前來就讀。

》 (31)一位曾就讀該校

的早期學生,在其回憶錄中,亦有這番說話:"學生的家長多為商人,並不期望兒

30

(30)有關該書院中文課程細則,見"Regul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Schools in Hong Kong," in Eitel, E.J.,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p.347-348。

(31)Stokes, J. & G. 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 p.11.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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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11.4 中央書院首任掌院兼政府監督學院史釗活先生(Mr. Stewart, Frederick, 1838-1889)

5

10

15

20

25

30

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子成為學者;主要是要他們好好學習英語,拓展父業。

> (32) 事實上,中央書院的學

生,多來自中等家庭,他們不但能付出學費,而且全力投入上課和學習,與早期

教會學校及官立鄉村學校的學生,多來自貧苦家庭有很大不同。

但是,英語所帶來的"金錢價值",亦給中央書院早期的發展帶來不利因素,

5 那就是學生的流動性很大以及年齡太高。不少學生在懂得英語從而獲得工作後,

即離校他去。許多學生入學時實已超齡。據1868年的記錄,在最低年級預備班

中,竟有年齡達25歲的學生;1879年的校長報告書亦指出在最高的一二年級中的

學生,差不多全部都已婚,而全校學生中已婚者達30%;根據1871年的記錄,註

冊的 249 名學生中有134名因找到工作而中途離校,其中最高年級的第一班,共

有36人,不到年底而退學的有29人。(33)在校長報告書中,史釗域亦指出"許多學

生一找到文書工作就立刻退學";"中國人似乎只對有市場價值的東西感興趣。因

此,中央書院的成功就只因英語可轉換為金錢"

10

(34)

雖然如此,學校並沒有提出任何改善辦法。這或許是因為創校的其中主要目

的,就是為了要提供香港在行政及商務所需人才。因此,這要待19世紀 90 年代

15 當香港的文書職位已漸飽和,而同時在中國的教育及其他改革亦帶來不但懂得英

語而且需具西方知識人才的需求,中央書院學生的就學情況才穩定下來。

(三)補助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20

英國的教育事業,在傳統上大都由私人及教會辦理。19世紀,隨着工業革命

及憲政改革的發展,擴展教育才成為政府、教會及人民重視的問題,但教派紛爭

及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所引起的宗教教育問題,阻礙了英國政府對教會

學校補助計劃的推行及教育的發展。

(35)

。

25

1870年通過的教育法例,制定了對志願團

體的資助辦法,容許在政府補助學校內進行有限度的宗教教育。通過這一制度,

30

(32)Cheng, F.T.,East and West: Episodes in a Sixty-Year Journey,Hong Kong, 1951。鄭氏於 19 世紀末曾就讀皇仁書院,後往英

國攻讀法律,為中華民國時期外交家,在1946至1950年間任中國駐英大使。

(33)有關中央書院早期發展的種種問題的分析,可參閱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p.66-68。

(34)中央書院年報,1866, H.K.G.G., p.137。

(35)這是 1833 至 1845 年間一批牛津大學學者發起恢復英國國教的17世紀傳統運動,其中尤其重視學校的宗教教育。這問題 引起了英國各派學者及宗教家激烈的爭論。而在此期間國會有關實施普及教育的法案,都因宗教教育的問題而遭否決。可參 閱 Best, G.P.A., "The Religious Difficulties of National Education in England, 1800-1870,"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Xil、 pp.155-173。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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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504

亦使英國能推行強逼普及教育。

香港政府無意追隨英國的普及教育制度,但卻採用該法例提出的補助辦法,

一方面配合英國傳統,另一方面亦應香港所需,以有限經費,提供部分公共教

育。1873年制定的補助法規(Grant Code),由政府資助教會辦學校,但有關學生

人數、校內宗教教育等都須按政府規定,而且須受政府監管。初期天主教及基督

教會均不滿法規所定的種種限制而不願參加這補助計劃。但經1877及1879年法

規的修改,取消了對學生人數及非宗教科目授課時間限制後,接受政府補助的教

會學校從1873年的六所增至1880年的27所。1893年的修改法規增加政府對補助

學校的校舍、設備等資助,獲補助的學校數目更進一步增加。1895年,補助學校

增至 100 所,學生數目則達5,000人,比當時官立學校人數的2,000人左右超過一

倍以上。此後補助學生人數的增長,一直都維持在官校之上(見表二)。但是學校

的數目,則在1896年達到高峰(106所),此後開始下降,至20世紀初,只剩下

約五十所。其中主要原因,是在1893年補助法規實施後,校舍簡陋及設備不足的

漸受淘汰,其中全都是華文小學。1902年教育會議確認了政府的重英輕中政策,

1903 年的補助法規更進一步使資助經費有利於規模較大、辦理較完善的教會學

校發展中學課程。在20世紀20年代,聖保羅書院、英華書院,拔萃書院、聖約

瑟書院、法國嬰堂書院、聖心、聖芳濟、聖瑪利及拔萃女校等早期開辦的教會學

校,已成為英語教育的支柱。到了30年代,喇沙書院、華仁書院、聖士提反及瑪

利諾等比較新的學校,在補助制度的資助下,亦迅速發展成為著名中學。

5

10

15

20

官立與補助雙軌制度的建立,不但使政府能用有限的資源,達到擴大公共教

育的目標,而且亦能按照英國有關宗教教育問題的處理方法,政府在官立學校維

持世俗教育,同時又給與補助學校進行宗教教育的自由。而在戰前的補助學校,

都是天主教或基督教教會所辦,課程包括聖經及教義,且可在校內進行宗教活

動。學校一方面承繼了重視宗教教育的西方傳統;同時,更直接地把西方文化要

素的基督教《聖經》、思想、觀念,甚至生活方式,傳播到香港社會各階層,使這 25

個以華人佔絕大多數的香港社會,在較普及的層次中成為中西文化傳統融匯之地。

首先,受補助學校大致上可分為中文及英文學校兩類。兩者所受資助情況,

從計劃的實施開始,已有顯著的差別。在早期當資助額以學童學年考試成績成為

標準的時候,中文學校每年每名學生所獲者為五至十元;而英文學校同等成績所

獲者則為六至十六元。1885年學校監督歐德理於呈給政府的年報中指出:"第一類 30

(中文)學校都是便宜學校,因為教員都是本地人,薪金很低,而且學校都設在中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國人的屋宇內,租金都比較低。其他以英語授課的都是費用昂貴的學校,因為他

們須聘用一些歐籍教員,而且多設於獨立的西式校舍,租金比較高。" (36) 補助法規

經數次修改後,自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兩者的距離相差更遠,英文學校

每名學生每年所獲為24元;中文學生則只有三至十一元。在每班人數限額,課室

5 容量的規定等方面,對中文學校所訂的標準都比較低。校舍的設備及租金補貼,

兩者差距更大。20世紀20年代,補助學校更進一步集中在英文教育發展。1914

年的修訂補助法規,雖然把男生在英文及中文學校所獲補助額的距離拉近,每名

每年分別為40元及35元;但女生所獲的則相差很遠,分別為35元(英校)及 14

元(中校)。問題是在1920年代以至大戰前獲得補助發展的差不多都是英文學校,

而被列為中文中學的,只有三所,而且都是女校,所以每名學生只獲每年14元的

補助。

10

在補助制度施行初期,政府把小學教育給與補助學校負責。但自1893年的補

助法規提供了中學的發展後,規模較小的中文小學首先遭淘汰,補助學校學生人

數雖不斷增加,但漸集中在英文學校及其在中學班級的發展,補助制度便成為政

15 府推行英語精英教育的重要部分。1938年,政府所辦的中學,只有四所,而其中

只有金文泰一所為中文學校。 (37) 補助學校則共有18所,亦只有聖保羅女校、英華

女校及協恩女子中學採用"六三三"的中國學制及中英雙語教學,被列為中文學

校,其他 15 所都是英中(Anglo-Chinese)學校,即一般稱為英文學校,因為學校

以英語為教學語言,中文只為眾多科目之一,每星期授課只得三至六個小時。其

他課程與英國的文法學校及其他三所政府英文書院頗為相同。

20

25

。

(38)

1913 年的教育法案規定凡有學生九名以上的私立學校,須向政府註冊,開始

了政府對私校的管理,並派遣視學官到部分註冊學校視察。首先引起政府注視的

為新界鄉村私塾及在市區東華醫院辦的義學。1914年起政府給與部分辦理較好而

極需資助的學校小額的津貼。1922年起,在本港師範學校畢業生辦的較正規的學

校,亦可申請獲政府津貼,不過津貼金額,在市區學校為每名學生每年五元,鄉

30

(36)該報告書於1885年呈交立法局,載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1885, p.242。

(37)四所官校包括皇仁書院(前為中央書院)、庇理羅士女書院(1893)、英皇書院(1926)及官立漢文學校(後改稱金文泰中學),

前三者都是英文學校。

(38)這 15 所學校,大部分為從早期教會學校發展成為中學,至今仍是香港歷史悠久的著名英文學校,其中包括聖保羅男書院、英 華男書院、喇沙書院、拔萃男書院、聖約瑟書院、華仁書院、拔萃女書院、法國書院(今聖保祿女書院)、聖心書院(今嘉諾 撒聖心)、聖芳濟書院(今嘉諾撒聖芳濟)、聖瑪利書院(今嘉諾撒聖瑪利)、聖士提反女書院及瑪利諾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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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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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院書

保重

爱人如已

圖 11.5 位於香港中環鐵崗的聖保羅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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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村學校則為三元至三元半。這小額津貼,一直至大戰前都沒有增改。在 30 年代,

受惠的學校有三百所左右,其中有中文學校、英文學校及職業學校。(39)

表二:政府、補助、私立學校學生人數的比較增長(1900-1938)

5

年份

政府

補助

私立(註冊)

1900

1,750

3,870

1902

1,664

3,107

1904

1,665

3,305

1906

1,932

3,564

10

1908

2,251

3,927

1910

1,960

4,337

1912

2,024

4,309

1914

1,673

4,533

13,175

1916

2,433

3,500

15,170

15

1918

2,813

3,314

19,417

1920

2,929

5,438

20,340

1922

3,169

13,005*

23,040

1924

3,458

16,005*

27,470

1926

3,188

16,690*

17,416

1928

3,636

20,601*

32,064

20

82

1930

4,115

21,374*

37,508

1932

4,602

6,753

59,868

1934

4,683

7,127

61,538

1936

4,665

7,670

66,344

1938

5,167

9,109

89,859

25

資料來源:Sweeting, Anthon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Hong Kong,1990, pp.77-78。 *數目包括津貼學校學生。1932年起,該項人數(約有一萬至一萬五千人左右)轉撥入私校類別。

這種津貼辦法(Subsidy System),有稱為補助制度的部分,但津貼金額,與補

助學校所獲的,相差很遠,而且津貼並不只是根據視學官每年的巡視報告而定,

30

(39)由私人或團體開辦而獲津貼的學校,以民生書院及聖類斯職業學校(St. Louis Industrial School)最具規模,其他有慈善團體辦

的義學及在新界由私人所辦的鄉村小學,規模都很小。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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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所以非常不穩定。政府於1922至1930年間的教育報告書中,曾把這些津貼學校

及學生數目列入為補助學校項目內,但自1931年開始,則撥入為眾多的私校中

(見表二)。原因是學校的設備、師資等的要求,都只是與私校一樣,完全受政府

的教育法案管制,與官校及補助學校的管制及監察制度不同

5

(四)英語精英教育政策的推行

香港政府既無意在港推行普及教育,亦無意採納英國在印度的政策來同化香 10

港的居民。香港於19世紀70年代末開始注重英語教育的原因,可從香港、中國

及英國對華政策關係的情況中看到。

在公共教育建立的初期,政府雖無意積極扶助在港的傳統中文教育,卻仍按

照中國學塾方式,開辦了一些鄉村及地區中文小學,但因資助不足,缺乏監管及

其他原因,情況遠不及由私人開辦的學塾或學校而告失敗。補助制度建立後,政

府便逐漸把原來所設的鄉村學校關閉。事實上,在這時期大部分中國人仍按過去

傳統,負起供應子弟入讀自己所選擇的私立學校,其中有塾館或新式學校,亦有

不少人把學童送回中國內地升學。所以在戰前,政府所供應的公共教育雖然非常

不足及資助分配極不平均,亦沒有引起香港人的不滿或嚴重的社會問題。

15

其次,在理雅各於1860年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建議書中,已指出香港社會對通 20

曉英語人才的需要。香港在1865年左右在經濟各方面的突破發展,如航運、貨

倉、銀行、保險及其他行業的勃興,在港口設備、道路建造及公共與政府行政服

務的擴展,使曾受英語及新式教育的人士,容易獲得薪金較高的工作及投身商界

的機會,這種以功利為目標的教育設施,可以說是19世紀英國殖民地教育政策的

一面。在另一方面,亦可以說因為香港是建立在商業發展的基礎上。首任教育署

署長於1914年英帝國教育會議上有這樣的解釋:"我們在香港開設英文學校,並

不是道德責任問題,而是商業發展的需要。

59 (40)

英語教育的推行亦為配合當時的英國在華政策。1860年《北京條約》的簽訂,

25

(40)教育署長艾榮(Irving, E.A.)在該會議所提報告書,詳細敘述香港的教育情況,後印成小冊子: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ess, 1915。

30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擴大了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活動及獲取更大利益的機會。在香港培育一些曾受英語

及西方教育的中國人,正是為英人進一步在華建立及擴展其勢力的所需。英人控

制的中國海關所聘用的中級人員,自1865年開始,已有不少來自香港。中央書院

在 1880 年的課程改革,亦是因應海關招聘考試的內容修改而提出的。同時在中

5 國的自強及改革運動進行中,亦需不少曾受英語及西方教育的人才。事實上,中

國自19世紀60年代開設的新式學堂,如江南造船廠、天津醫學堂、唐山工學堂

等,都多次在香港的英文學校中招收學生,甚至聘請老師。(41) 尤為重要的是英國及

香港政府都希望在香港培養出來的中國學生回中國服務,並成為親英者,這樣不

但有利於中英的聯繫,且會照顧英人在中國的利益。有關這利己的目標,英文報

10 章、教育報告書、甚至在港督的說話中,都曾多次不諱地指出。 (42)這立場可從《孖 剌報》(Hong Kong Daily Press) 社論中的一段話可看到:"在中國海關服務的文員

及其他僱員,大多數曾是中央書院學生,是值得我們感到興奮的。因為這可能造

成香港短暫的損失,但不久將會帶來巨大的間接利益;因為中央書院會成為孕育 中國官員之所。"(43)

15

雖然香港政府無着意推行同化政策,但是在實施重英語及精英制度的動機

中,亦明顯地表現了殖民政府以傳播英式文化為己任,而帶着維亞利亞時代英人

的使命感者,尤以在1879至1897年任教育督察的歐德里(E. J. Eitel)的言論最為

顯著。他認為香港是適當的地方讓英國人把歐洲文化帶至中國,把中、西雙方連

接起來,所以他所著的香港史,亦以《在中國的歐洲》(Europe in China)為題。

20 香港政府實施加強英語教育而放棄早期的鄉村中文學校,是在歐德理的任期內開

始的,作為當時處理香港教育事務的負責人,他的主張對這政策的實施相信有不

少影響。

(44)

首次重視英語教育的是一向比較關注中國人生活情況的港督軒尼詩(Hennessy, J. P.,港督任期:1877-1882), 而歐德理則是他的秘書。他於1877年巡視中

(45)

25

(41)見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p.139-142。

30

(42)大部分的說話都是為了要解釋政府為甚麼把大部分公共教育經費,集中在英語學校。關於此政策之評述可參閱余繩武、劉存寬

(編):《19世紀的香港》,1994年,頁276-277、280-281;及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p.81-84。

(43)《孖喇報》1884年3月4日《社論》,轉錄自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81。

(44)在該書的前言中,歐德理表現了頗強的文化優越感及帝國思想,寫出下列的說話:"歐洲已注定了要統治亞洲,帶領文明向 前邁進。英國已開始了她的任務,佔領了印度、緬甸、海峽三埠及香港· 見 Eitel, E.J.,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Hong Kong, 1898, pp.JV-V •

(45)軒尼詩在其任期間(1877-1882),取消了多項政府早期對華人歧視及不公平的措施,例如:開放大會堂給華人,取消對 華人居住地區的限制及廢除對華人罪犯施行笞刑等。參閱 Hennessy, James Pope, Verandah Some Episodes in the Crown Colonies,1964, pp.200-205。

509

510

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央書院後,認為該校應全力改善其英語教學,並認為英語是香港中國人改善其經

濟地位的途徑。在一次由軒尼詩特別召開的教育討論會中,正式通過重視英語教

育為政府的基本政策,並開始在中央書院減縮學習中文時間,加強英語教學的措 施。(46)

1878 年,英語科目講授時間增至每天五小時,其餘兩小時半為中文科目,

甚至可以選擇以理科代替。1881年,學校進一步把中文科時間縮至每日一小時

半。1896年,中文科目完全被取消,只餘下翻譯一科。1903年,中文科雖恢復,

但只作為眾多科目之一,每星期只授課三至四節。

5

中央書院的規模,亦於同時逐漸擴大。在19世紀80年代,註冊學生人數由

500 人增至 900人。學校於1889年遷入面積更大,位於鴨巴甸街的新校舍,學生 10

人數更不斷增加,至1900年,已達1,400名以上。但隨着1903年為富有華人子 弟而設的聖士提反私立英文學校的開辦,(47)及1905年維多利亞英童學校(Victoria

British School)的設立,加上1908年實施入學年齡限制及增收學費,該書院(1894

年改名為皇仁書院)的學生人數便維持在八九百人上下。

由印籍富商捐助而建的庇理羅士女校(Belilios School, 1893)是一所附設中文小

學的英文中學,亦是政府直接辦理的第二所中學。 同時,在這時期,政府亦逐步

把較早期開辦的補助鄉村學校及地區中文小學關閉,而把原來的校址,給予教會

開辦補助小學。另一方面,亦在灣仔、跑馬地、西區及油麻地華人人口最多的地

方,開辦三至五年制分區的英文小學(district school),以為皇仁書院的支校。

15

1902年政府任命教育督察、註冊總長(即處理華人事務的華民政務司前身). 20

教會代表何雅主教(Hoare, Bishop)及華人領袖何啟等人組成的教育委員會,負責

調查香港的教育制度及設施。在該委員會的報告書中,不但認同政府的重英輕中

的政策,並提出這樣的結語:

委員會認為政府提供的教育必須要徹底。把教育事務集中在開導華人精

英分子會比強逼一般民眾接受新思想更為有效。就目前而言,最好及唯一的 25

(46)該會議於 1878年2月召開,由軒尼詩自任主席,成員包括歐德理、史釗域及立法局議員六名,深入討論有關在政府學校 中的英語教學問題。會議經過熱烈討論後,以一票之差通過中文可改作選讀課程,而決定推進英語教學為政府教育首先目 標。這是香港教育發展的重大決定。會議紀錄全文載 H.K.G.G., 1878, pp.90-92。內容撮要及分析,見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80 及Sweeting, Anthony, History of Hong Kong Education, p.234。

(47)聖士提反英文學校(或稱書院)於1903年創辦,為富有華人子弟而設。該校仿效英國的公校(Public School)學制及課程,但

兼 設中文科目。1914年獲香港政府承認為獨立學校,不受私校教育法案管轄。

(48)庇理羅士書院初開辦時,成立於中央書院原來的校址,是一所英文學校,初期附設中文小學六班,1914年後取消,成為設有

八至一年級的正規英文女學校。

30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辦法是讓接受了文明思想的知識領袖來潛化那些無知的大眾。因此,英文學

校應比中文學校受重視。

(49)

此番說話,公開地把商業、功利及英帝國利益等理由,套上了所謂"精英"、

5 "無知大眾"及"西方的文明思想"等西方帝國主義的優越觀念,進一步肯定了政

府偏重英語及精英教育的政策。(5)稍後在接受港府建議撥地資助為上層華人開辦一

所獨立高等學校的函件中,殖民地部亦重複強調此政策的意義,特別指出"如果

學校辦得成功,更多上層華人到來就讀,甚至有從中國內地前來。而他們其中將

會成為中國官員的一分子,其帶來深遠的影響,對本國有利"

10

。

(51)

英語教育培育了不少回中國服務的人才,有的在中國沿海商埠任買辦,有的

加入中國海關,還有入讀由清廷所開辦的新式學堂。這不但有利於中英聯繫,亦

有助於英國在華發展,配合了英國佔領香港的目標。

15

(五)香港大學的建立

要在香港設立一所高等學府的建議,早於1880年由港督軒尼詩提出,但負責

研究該問題的教育委員會(Education Commission)認為香港所需者是商業人才,並

無設立大學的需要。(52) 事實上,直至19世紀末之前,不少入讀中央書院者都是為

20 了英語教育的"商業價值"。

25

20 世紀初,以當時港督盧押(Lugard, Frederick,港督任期:1907-1912)為首

再提出設立大學之時,其動機已不單只為了香港社會所需。在中國進行的教育改

革,特別是1905年科舉的廢除,已引起了國內及香港華人對西方新學科和知識的

追求,出國留學的學生數目日增,而美、法、德等國亦加強了他們在中國的教育

活動,如興辦大學、設立獎學金等。盧押在提出建校的備忘錄中指出"欲出國留

30

(49)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Hong Kong, 1902, p.2.

(50)就會議記錄及殖民地部通訊資料所示,主席何雅主教及前任註冊署署長(即後稱華民政務司)均表示不贊同此政策,但兩位教 育督察(即後稱教育署署長),則極力堅持此立場。1905年Irving, E.A. 在英國帝國教育會議中,更強調此政策是政府避免加 稅而能維持收支平衡的最有效辦法,顯然是把重點放在財政問題上。資料收錄於 Sweeting, Anthon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p.275-278。

(51)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87, N.71.

(52)Report of the 1880-1882 Education Commission, 1883, Hong Kong, p.75.

511

512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學的中國青年,能在此(建議中的大學)獲得接受英國高等教育的機會,無需遠赴

海外"。(53)這個為中國訓練人才的目標亦獲中國官員的響應。(54) 盧押向英國政府及

商人提出的建校動機,則特別強調大學訓練出來的人才,會有助於增進中英了解

和友好,亦有利英國在中國的活動;並且一方面貫徹了多年來政府在香港公共教

育所推行的英語及精英教育政策,亦顯示了大學將為英帝國服務的目標。不過,

從當時在港的英語教育發展,建校的各方支持者,及大學初期的規模來看,對新

大學可以利用香港的特殊條件為中國現代化訓練人才的意見,曾獲不少中外人士

的認同。

5

在教育水準上,香港亦已達到建立一所大學的要求。當時香港首所官立中學

已建立了差不多五十年,另外尚有數所教會辦的英文中學,所開設學科都與英國 10

文法中學相似,而且都設有大學預科班。自1886年開始,已有學生參加由劍橋大

學和牛津大學主辦的英國大學入學試。在1905至1910年間,在香港獲得該入學

試資格者共有三百多人。

已有二十多年歷史的香港西醫書院成了興建大學的重要基礎。該書院由倫敦

傳道會與香港華人領袖何啟於1887年合力創立,目的為提供西醫服務及訓練西方 15

新式醫學人才。(55)學生亦有來自中國及東南亞的華人,他們畢業後,為推進西方知

(56)

識的傳播及培養專業人才作了重要的貢獻, 而該校亦一直受港督及曾任兩廣總

督的李鴻章支持。20世紀00年代初,書院面臨爭取英國醫學會的正式承認及設立

永久基金等的關鍵問題。1908年盧押召開書院代表及大學籌備委員會議,商訂結

果,決定了以西醫學院併入為新成立大學的主要基礎;而當時準備支持書院擴展 20

的巨額捐款者,亦同意把捐款贈予新大學,是為實現大學建立最重要的一步。

從參與籌備及捐款者的名單來看,大學的建立實得自多方面的支持,尤以在

香港的華人領袖及其他各國商人、商號最為積極。商人麼地(Mody, H.N.)為最早

25

(53)該備忘錄名 Lugard's Memorandum,收集了有關建校的各項意見及會議決定。部分內容見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p.126-127。

(54)兩廣總督張人駿亦相信在港設立一所英式大學,將有利於中國學子獲取西方知識。他向省內官民提出捐款建議,並於1910 年3月,送出當時最大的一筆捐款,共達20萬元,作為建校基金。捐款名單,見Hornell, W.W.,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ts Origin and Growth, Hong Kong, 1925, p.46。

(55)有關該書院歷史、課程及與港大的關係,可參閱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1961年,頁135-178;Cho, Gerald,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Hong Kong, 1981, pp.57-69。

(56)1887至1912年間,香港西醫書院共有畢業生120名。孫中山亦為首屆的兩名畢業生其中一位。雖然他的功業並不以醫學為

彰著,與他同屆畢業的江英華及後來的畢業生,大多數都投身香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等地的現代醫學工作。

30

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的響應者,也是個人捐款最多者。 (57) 其他較大的捐款,有來自於19世紀70年代成

立,以中國及香港為基地的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e),和兩廣總督張人駿。

此外,捐款亦有來自廣州、廈門、澳洲、西貢、庇能的中國人,及在英國的商人

團體中國會社(China Association)等。而英國政府所捐出的則只有每年300英鎊的

5 愛得華七世獎學金(King Edward VII Scholarship)。總的來說,商人的捐助所佔最

多。香港政府的大力資助,則開始於1920年,當時大學從捐助得來的經費,已告

嚴重不足,無法應付當時大學的營運及發展所需。政府是年首次注入基金共100

萬元,並將每年津貼由兩萬元加至五萬元,而且每年續增,至1929年年津貼已達

35萬元。

10

(58)

大學於1911年成立之初,僅設有醫學和工學兩院。翌年始增設包括多項理科

科目的文學院,中文則為一年級的選修科目,是一所英式大學,並且注重宿舍群

體生活和學生品格的培養。大部分教職員都來自英國或英帝國屬地。

在大學共72名的第一批學生中,除本地學生外,尚有來自海峽三埠(即馬六

甲、庇能及新加坡)、廣州和其他中國沿海商埠,已實現了大學不單只為香港而設

15 的目標。實際上,直至1946年馬來亞大學設立為止,香港大學一直是英帝國在遠

東唯一的一所大學。從英屬地如馬來亞、新加坡、婆羅洲等來就讀的學生,一直

都沒有間斷,至於來自中國的則反比預料的為少。(59) 主要原因是在於辛亥革命後中

國局面一直動蕩不安,缺乏比較長久的穩定時期。但即使學生不多,根據最近一

項研究所顯示,港大早年的優秀畢業生回國內服務後在各專業及文化上的貢獻,

20 比過去一般所估計的重要得多。因此,創校者要為中國訓練人才的理想,並非沒

25

有實現。但是,在造就專業人才及社會精英而言,香港大學所起作用,正好配合

香港在 20 世紀20年代初開始的社會、經濟及文化地位的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國際貿易的轉型,使香港從以中英貿易為主體的轉口港地位擴展成為歐美及亞

洲各地貿易的樞紐。各項的建設,加上行政及管理人才的需求,都有賴這所新大

30

(57)麼地的捐款共達15萬元,最主要是承擔了建築校舍的費用,使盧押可以與當時正籌款建新校舍的西醫書院進行商討合併,這

是在籌辦大學過程中一重要突破。參閱 Harrison, Brian, op. cit., pp.19-20。

(58)有關大學在這時期經費來源情況,可參閱 Harrison, B., op. cit., pp.47-54。

(59)自 1914年開始,港大在廣州及中國其他主要城市,都設有入學考試試場,但有關資料已佚,相信投考者人數不多。根據 Mellor, Bernard, 的記述,在1915年的大學新生名單中,最少有七名來自廣東。但在同年,校內已原有數名來自廣西及北京 的學生。又根據另一記述,在1921年的194名畢業生中,有71名來自外地,其中包括有來自廣州的16名、河北八名、雲 南六名、直隸七名及武昌一名,其他的則多來自馬來亞、蘇門答臘等地。見 Mellor, Bernar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 Informal History, Vol.1, H.K., 1980, pp.50-57。

(60)劉蜀永(編):《一枝一葉總關情》,香港,1992 年。

513

514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學的培養。同時,自辛亥革命後,國內新學制的推行,隨着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

動的展開,從內地移居香港者有國學超卓的老師宿儒,亦有思想開放的新青年及

具辦學經驗的教育家。其中有投入港大的教學行列,作出貢獻。港大早期校長儀

禮(Eliot, Charles)、奔逸(Brunyate, William)及康寧(Hornell, William)多次前往中

國的訪問,1927年開辦中文系等發展,都是溝通中、西文化活動的先聲

(61)

5

四·中文教育及新式中文學校的擴展

香港教育的發展經過,可分為中、英兩個體系,經過了不同階段的發展,在

20 世紀初已建立起中、英雙軌的教育制度。後者在政府的扶助下,建立了小學、

中學及大學的完整教育體系;前者雖一直都是香港華人教育的主流,大部分都是

由私人辦理,香港政府所提供的,無論是早期的資助學塾或補助制度下的中文

學校,都只佔學校總數的一小部分。民國以後,中國國內教育便成為香港中文學

校的重要後盾。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受到了内外因素的影響,香港的中文教

育,進入一個新的及蓬勃的時期,成為戰前教育發展的另一重要方向。

10

15

(一)政府對中文教育的關注

在英語及精英教育政策的指導下,香港政府對中文教育發展所採取的態度,於

1920年代初只限於:(1)在補助制度及津貼辦法下給與一些由教會或團體所辦的中

文學校小額的資助;(2)對新界部分由私人辦的鄉村學校,按學生人數每名給予每

年三元的津貼及(3)按照1913年教育法案,巡視依法在教育署登記的私立學校。

20

在此時期,一方面因為人口的驟增而帶來中文學校的增設,另一方面更因在 25

中國國內的新文化及五四運動,1922年的香港海員罷工及1925年的港大罷工帶

來的社會動蕩及反英情緒,香港政府對中文教育的發展不得不採取了一些比較積

極的態度。

(61)早期的訪問多為向國內大學介紹港大的課程,到20年代後期則開始協助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學術機構設立有關工程及醫學的

研究。見 Mellor, B., op. cit., pp.52-56, 72, 78-79。

30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政府首先關注的是師資的培訓。當時在港的中文學校老師,絕大部分來自國

內,沒有經過任何學歷及資歷的審定,可以說得是品流複雜,再加上其中亦帶有

強烈的民族思想,在課室上進行所謂"政治宣傳,這些都是政府所不願見到的。

但政府仍沒有提供負起香港華人所需的中文教育的計劃。開辦中文師範學校,培

5 養可信任的人才作為老師,便成為當務之急。

10

15

20

25

第一所官立漢文男子師範學校創設於1920年,翌年另創官立漢文女子師範學

校;1925年又增設大埔官立師範學校,造就新界當地所需的教學人才。此外,早

於1914年開始附設於專業學院(technical institute)的在職師資訓練班,亦添增漢文

組。三所師範初設時只為兩年制,1924年始增設三至四年。對於入學資歷並沒有

嚴格規定,所重視者,是投考者的國文與經學的程度;年齡亦沒有限制,大致而

言,從香港學校出身的,都比較年輕,從國內來的多是資歷深而穩重的。至於擔

任講師者,有不少為老師宿儒,"在當年教育界的知名之士,差不多已羅致半數,

其中尤為國學研究方面"。區大原、桂玷、俞叔文等都是。(2)以國學為基礎的三所

官立漢文師範所訓練出來的學生,至1941年共達三百多名,可以說是政府對戰前

中文教育發展的關注中較積極的一面。

。

(63)

在1925至1926年間籌辦及成立的第一所官立漢文中學,亦可以說是政府對

中文教育關注的重要措施。直接推動學校建立的為香港總督金文泰。他無疑是一

位對漢學有濃厚興趣及高深造詣的英國殖民地官。1925年因五卅慘案而引發的省

港大罷工及反英情緒,在金文泰就任港督前後已漸緩和下來。他於同年12月提出

的創校建議,相信是與英國政府所採取的緩和反英局面的政策有很大關係。當時

的華人領袖紳商,對於香港較具規模的官立及補助中學都循英國制度,中文功課

每周不過數小時,都認為不足以維持中文教育。他們指出:"數十年來,本港華僑

弟子,中文水準日低,非有家學淵源,或自聘宿儒學習,則中文程度,不特無深

造,且無以應日用之需。"(64)由此,在官紳合作的號召下,首先把當時孔聖堂所辦

的中學的學生,接收過來。翌年,與當時的漢文師範學校合併,正式稱為官立漢

文師範及中學校。該校初時採取高小三年、中學四年、師範二年的混合制。課程

則是以中英雙語並重的新式學校為模式。中文科目計有中國經學、國文、歷史、

30

(62)名單見王齊樂:前揭書,頁323-325。

(63)可參閱漢文師範同學會所(編):《香港漢文師範畢業同學錄》,香港,1967年。

(64)王齊樂:前揭書,頁290。

515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文學史、經濟等;用英文課本的則有英文、翻譯、理科、外國史、世界地理等。

1933年,該校根據當時中國內地學制,改為三三制的中學,畢業生可升讀香港大

學,亦有回國內大學入讀,更有成為本港中文學校老師。 (65)

與此同時,由於私立中文學校的開設日益增多以及政治背景日益複雜,香港

政府對中文課程的開設及對學校的一般管制,亦開始注視。首先於1922年在教育 5

資詢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內附設中文教育小組,目的是為提供有關中文教

育的意見。1929年中國教育部公佈《中小學課程標準》,作為僑校課程的指引,香

港政府隨於同年任命一中文課程委員會,負責訂定《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並即

令本港公、私立中文學校依規定施行。(6)這是香港政府對私校課程第一次的頒令,

而且是按照中國的新學制,即"六三三"制而制定的課程標準,與中國政府在同期

所頒行的頗為相似。兩者比較起來,就科目而言,小學方面差不多完全一樣,香

港學校沒有的只是農作和軍訓。

(67)

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政府加強對海外華僑中文學校的立法指引,對香港的

中文學校亦進行積極的聯繫與領導,自然引起香港政府的關注及反應。

1913年

的教育法案,主要是規定有學生九人以上的私立學校及教員要向政府註冊。1932

年政府首次增訂法例,對有關課室面積、衛生標準、消防設備、宿生醫療服務、

懲罪辦法等作出規定,提高了對校舍設備的要求。但在翌年(1933)的修訂法案,

則加強了對老師註冊資格的要求,並規定學校所用課本,須送交教育署審定。(68)

不過,無論從規則的內容及實際的執行上,政府在這時期推行的課程標準及

修正學校法例,都未能有效地改善當時一般私立中文中學的教育質素,學校所用

的課本,只要沒有不利香港政府及反英宣傳的,政府便不大追問。至於內容是否

陳舊則很少理會。也許,這是因為政府既無意負起普及教育的責任,人民思想比

較陳舊更有利於殖民地政府的統治,所以當時中文私立學校教學質素良莠不齊的

情況仍然存在。

自20世紀初香港人口及學生數目不斷增加,香港政府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支

出,亦由 10 年代的2至3%左右增至20年代的5%以及30年代的6%以上(見

10

15

20

25

516

(65)見〈歷屆中學畢業生一覽表),載《1933年漢文中學年刊》及何家誌:戰前香港官立漢文中學校史略》,載《香港官立漢文高

級中學校刊》,1949年。

(66)有關此兩項課程內容的詳細比較,可參閱拙作(與鄭赤琰合著):(香港華文教育發展與中國的關係>,載《兩次大戰期間在亞

洲之海外華人》,香港,1989 年,頁177-178。

(67)同上註,頁175、178-179。

(68)1932 及1933年香港政府增訂的教育法案內容,載趙世銘(主編):《港澳學校概覽》,1939年,香港,頁(丁)22-23。

30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表三)

20 年代中國國內政局的發展、中英關係及香港社會的重要變化雖然使香港

政府對中文教育開始關注,但是其目標不過是為了緩和反英情緒及開始施行對由

5 私人辦理的中文教育的監視和管制,而政府的重英語及精英教育的政策,並沒有

10

改變,所以在1920至1938年間隨着人口的增加,學童人數雖不斷增長,但是仍

以私人辦的中文學校佔多,公共教育中的官校學生由差不多三千名增至五千名

左右,增長率為75%;補助學校學生則由五千四百多增至九千一百多名,增長

率約一倍;至於私校學生則自二萬多名增至差不多九萬名,增長率超過四倍(見

表二)。

1938年在政府自辦的20所學校中,有三所為八年制的英文中學,即皇仁書院

(1862)、庇利羅士女校(1893)及英皇書院(1926);六所為華童而設的英文地區小

學及三所華文師範學校,其中一間兼辦普通中文中學(即戰後的金文泰中學)。職

業學所有兩所,但總人數不到300人。其他的九所,都是為非華籍兒童而設的英

15 文學校。

從政府教育經費支出的分配,亦看到政府的重英輕中教育措施。政府給與中

文學校的補助津貼,在1920年前,只佔政府公共教育總支出5至6%左右,高峰

在1922至1930年間,政府鼓勵師範畢業學生辦中文小學,給與小額津貼,百分

率升至10%左右,此後又維持在6至7%之間(見表四)。

20

(二)香港大學中文系的設立及早期發展

香港大學於1912年開辦後,於翌年設立的文學院,辦有中文一科,是為語

25 文組的選修科目之一,任教的賴際熙及區大典太史,都是從中國內地到香港的名

儒,但兩人均為兼職,課程並未引起學生及社會的重視。

30

517

518

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表三:公共教育佔政府總支出百分比(1912-1938)

年份

公共教育支出

佔政府總支出

1912

$170,165

3.38%

1913

195,916

3.19

5

1914

216,843

2.72

1915

242,359

2.17

1916

235,978

2.90

1917

234,679

2.35

1918

246,471

2.11

10

1919

254,302

2.00

1920

444,150

3.72

1921

478,583

3.75

1922

606,797

3.92

1923

726,638

3.97

1924

814,534

3.55

15

1925

925,489

3.61

1926

800,598

3.86

1927

969,441

5.24

1928

926,148

5.19

1929

1,152,375

5.24

20

1930

1,466,406

5.91

1931

1,479,279

5.48

1932

1,404,809

5.45

1933

1,617,474

5.72

1934

1,558,324

6.00

1935

1,643,505

6.02

25

1936

1,643,934

6.31

1937

1,786,706

6.34

1938

1,878,645

5.75

:

** Sweeting, Anthon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able 1.4, pp.78-98; Cheng, T.C., "The Edu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M.A. Thesis, London University, 1946, Appendix II,p.428 •

30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表四:政府對中文教育補助及津貼佔公共教育總支出百分比(1912-1938)

年份

補助及津貼中文教育支出

佔教育總支出

1912

$12,972

7.6%

1913

13,118

6.7

5

1914

12,774

5.9

1915

13,982

5.8

1916

13,484

5.7

1917

11,909

5.1

1918

11,854

4.8

10

1919

16,757

6.6

1920

19,692

4.4

1921

21,200

4.4

1922

62,582

10.3

1923

73,985

10.2

1924

15

81,945

10.1

1925

94,450

10.2

1926

99,413

12.4

1927

100,765

10.4

1928

105,265

11.2

1929

108,388

9.4

20

22

1930

109,020

7.5

1931

94,853

6.4

1932

113,725

8.1

1933

116,187

7.2

1934

118,560

7.6

25

1935

118,375

7.2

1936

113,480

6.9

1937

111,985

6.3

1938

118,835

5.8

資料來源:同表三。

30

519

520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 11.6 前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賴際熙教授(1865-1937)

5

10

15

20

25

30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1926年由港督金文泰及教育司活雅倫(Wood A.E.)提出有關在港大設立中文

系的建議,與同時期香港政府對中文教育關注的背景可以說是相同的。

雖然,金文泰在公開列舉的理由中,強調中國人應認識自己祖國文化,而且

認為中國道德文化,亦應普及世界。而教育司則指出官立漢文中學既已開辦,為

5 使該校畢業生能有機會升入大學,故需要設立中文系。而背後的動機,相信包括

是要緩和反英情緒及強調古典文學與儒學,以沖淡由新文化及五四運動所引起的

近代中國民族意識。

10

15

20

籌辦中文系的經費部分來自香港商紳的捐贈,但大部分來自由港大校長康寧

與賴際熙前往南洋各地募捐得來。遠離祖國的華僑,對於支持促進中文教育及發

揚中國文化,一向都是熱心的。(69)

於1927 年正式成立的中文學系,其學科內容以一般中文詞彙及經史的研習為

主,輔之以翻譯及為外國人學習的中國語言科。在講師陣容方面,則有對國學造

詣極深的賴際熙、區大典、朱汝珍、溫肅、岑伯越等,都是較早時從國內來港的

清廷遺臣及名儒學者。

中文系的成立,確能在香港知識界中起了一股推廣中國文化之風。以香港

大學一批學生為主而組成的中文學會,尤為活躍。(7)該會以溝通中西學派,別其

異同,解其得失為目標,延請校內外名人雅士作公開演講,多以中國文化為主

題。其中邀得戴季陶自廣州專程來港所作的演講,最為哄動,而社會人士對中

文系的發展,都寄予厚望。在這時期紳商鄧志昂和馮平山捐出鉅款,為中文系 分別興建院舍及圖書館一座,為該系建立起永久基礎。(71)至此,中文系的建立與

發展,雖由港督金文泰參與倡議,但是經費及一切建設,大都來自香港及海外

華人的捐贈。

中文系在初期的學術地位,只是基於中國的傳統經典,又以舊式科舉宿儒作

為教學主力,所以有其不足的地方。胡適就曾批評說:"大陸上的中文教學早已經

25 過了很大的變動,而港大還完全在那大變動的大潮流之外,中國文學的教授完全

30

(69)Mellor, B. 在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一書中,對 Hornell 前往南洋籌款經過,有較詳細記述,見前揭書,pp.75-76;中

文系創辦經過詳情,則參閱王齊樂:前揭書,頁299-314。

(70)有關該學會的學術活動,見宋蘅芝:《香港大學中文學會紀事》,香港,1931年。

(71)〈馮平山圖書館早期史略〉,載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1961年,頁241-245。

521

522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11.7 前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地山教授(1893-1941)

5

10

15

20

25

30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在幾個舊式科第文人的手裡。

33 (72)

中文系在 1935年邀請得許地山出任系主任,帶來了重要的改革。許先生有在

印度、廣東、緬甸等地及北平的燕京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的

學術研究經驗,對以溝通中西文化為己任的香港大學所需的改革,起了很大的積

5 極作用。他革新了過去以幾位太史公的古學專長為基礎的課程,把課程分設文、

史、哲三組。過去學文學只重詩文,改革後加上詞曲、小說、戲劇、文學批評

等;史學本亦只偏重朝代更替的政治史,現加上文化史、宗教史、交通史等;哲

學則對諸子百家,歷代哲人與道教、佛教等哲理合為系統研究。各學科不必強調

背誦,而採研究和探討的態度去學習。

10

。

中文系在新一代的國學名家,如許地山、馬鑑、陳寅恪等主持下,帶來了新

氣象。在香港,他們對中國文化研究的領導地位,比之在以賴、區等太史為首以

傳統經典、科舉文采為重的時代進了一大步。

中文系的設立與早期發展,在香港的教育史中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在學校

教育制度而言,當時的中文學校學生人數雖一直佔絕大多數,但缺乏了一所大學

15 為其升學之階。中文系雖然只不過為大學的一個環節,不過亦開始提供了以研讀

中文為志的學生在香港升讀大學的機會。

在高等教育的發展而言,中文系亦替香港大學開拓了實現促進中西文化交流

理想的一個新的途徑。港大自建立以來,醫學院和工學院是以訓練專業人才為

主,而就文學院而言,則亦包括理科的物理、化學、數學等;人文學科則只有英

20 文、經濟、商科及中文。1920年成立的教育系,以訓練專業教員為主,差不多成

為了文學院的主流。所以就具體而言,早期的香港大學在人文學科領域所起的較

高層次的中西文化交流,作用並不大。中文系的建立,卻能把中國文化的精華部

分,介紹到這個華洋雜處面向世界的通商口岸,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25

(三)新式中文學校的拓展

30

20年代以來,國內政局動蕩,來港移民不斷增加,人口從1921年的62萬

人增至1931年的85萬人以上。學校學生人數更從三萬五千多人增至六萬五千多

(72)轉錄自王齊樂:同前書,頁311-312。

523

524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人,其中中文學校學生更由1.8萬人增至4.8萬人,增幅達兩倍半。1931 年九一八

事變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益擴大,國內來港者更多,特別是1937年全面抗戰

開始及1938年廣州淪陷後,難民大量湧入香港,本港人口更劇增至160萬人,在

校學生人數則超過11萬名。其中就讀中文學校者佔了八萬三千多名,與1931年

的數字相比,又增加了一倍,佔全港學校學生人數約達四分之三(見表五)。

上列人數,並不包括夜校、專業學校、及十人以下或沒有向政府註冊的私立

學校學生。在此期間,註冊的"私立漢文小學"約有六百至七百所,但其中包括約

有 200 所私塾式的小學,平均每所人數只得三十人左右。此外,除了少數由教會

或附屬著名中學所辦的學校外,其他大部分私立漢文小學都是規模既小,設備亦

十分簡陋,許多都沒有獨立校舍,而只租用民房的一兩層。學生的流動性很大,

甚至學校亦不穩定。一年內,往往有數十所學校關閉,而新開設的亦同時有相若

或較多數目。私校的另一問題是學生在學的時間亦不穩定,能完成六年制的學生

不到一半,而部分學校亦只辦至初小四年級,塾館則只辦三四年課程亦很普遍。

表五:英文/中文學校學生人數比較(1920-1938)

5

10

15

年份

英文學校學生

中文學校學生

1920

9,792

18,915

1921

11,672

23,610

1922

13,730

25,484

20

1923

13,442

29,010

1924

14,980

32,953

1925

10,153

28,922

1926

10,218

36,478

1927

11,268

42,058

1928

13,691

43,156

25

1929

14,923

45,002

1930

17,561

46,079

1931

17,152

48,052

1932

17,536

52,787

1933

18,037

64,880

1934

18,036

55,312

30

1935

17,086

58,394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年份

英文學校學生

中文學校學生

1936

17,979

61,700

1937

17,005

67,988

1938

20,939

83,195

5

資料來源:吳倫霓霞、鄭赤琰:(香港華文教育發展與中國的關係〉,載《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頁173、

180 °

根據香港政府1931年人口調查數字所示,約有47%適齡在學兒童(五至十四

歲)失學,但是如果把沒有註冊的私塾學生及不少在學時間只有四年或以下的兒

童計算在內,曾經入學讀書的兒童相信達85%。真實的情況是其中有不少只能上

10 學兩三年,能完成小學六年的只得55%左右,而上中學的又不到一半。主要原因

在香港政府實行的英語及精英教育政策下,小學及中文教育大都只是私辦和收費

的,而當時香港社會大眾,多為勞動工人、小店僱員及小商人,由於經濟能力有

限,只能"希望他們的子弟讀上一年半載便到店舖學做生意了。

15

20

(73)

在這情況下,義學在戰前香港平民教育中佔了相當重要地位,其中以東華醫

院所辦的歷史最悠久。而且在20世紀初,已把原來的塾館改為新式學堂的分級

制及分科教學。1922年並加添地理、歷史、算術、衛生等課程,把義學教育現

代化。同時期發展的尚有孔聖堂所辦的義學,比較注重以蒙學、經典為主的國文

科,但在學制方面,仍能配合政府所定的初小及高小課程。據1935年的一個統

計,由慈善團體或個人所辦完全公開招生的義學共有34所,學生約有三千名;由

工會、商會、同鄉會等辦,專為會員子弟而設的則有四五十所,亦有學生三千名

左右,義學人數佔了私校學童總數差不多達10%。

(74)

中學的發展,在量方面雖然遠不及小學,但在二三十年代因為中國內地的情

況及香港所受的影響而帶來了空前的勃興。首先是"五四"及新文化運動在國內已

掀起了新學制及白話文教育,民族意識亦加強,這對香港中文教育的發展,產生

25 一定的影響。加上國內移民到港又不斷增加,他們對子弟中文教育的要求往往較

高。同時,香港政府對中文教育的開始關注,如中文師範、漢文中學及香港大學

中文系的開辦,也許亦有一點鼓勵作用。1931年日本侵華行動開始後,逃港的難

民中,有知識分子和有辦學經驗者。因此,在二三十年代有不少私立中學開辦,

30

(73)數字分析,乃根據陸鴻基在(一九三○年代香港教育概觀>一文資料所得,見《兩次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頁188-

189 •

(74)東華三院及孔聖堂等義學校名、地址見王齊樂:前揭書,頁200、204-205、206-207。

525

526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11.8 熱心支持教育事業的馮平山先生

5

10

15

20

25

30

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根據1939年一項調查,當時全港有211所(包括分校)私立中學。 (75)其中較著名而

頗具規模的,就其創辦背景及教學特點,可大概分為四種。

第一種是從早期塾館發展成為新式中學,其中著名的有子褒學校、孔教中

學、湘父中學女校、慶保中學、梅芳中學等。這些學校多由國學名家執教中文

5 科,課程包括《四書》、《五經》及《左傳》;另聘請其他教師負責數學、英文、自

然科學等新式學校的科目。這類學校,舊學的質素特別高,深受傳統華人甚至曾

接受英文教育的世家子弟歡迎。 (76) 甚至有學生在著名的英語學校讀書,但會在以舊

學為著的學校習漢文,其原因可能如當時任教香港大學中文系的許地山教授所指

出,因為父兄們相信老先生的學問比普通學校的教員高超,要兩全其美,非如此

不可

10

。

(77)

第二種是由本港熱心教育的知名人士創辦或與從外地學成歸來的知識分子合

辦的。在 20 年代開辦的有仿林中學、崇蘭中學、養中女子中學,民生書院、中華

中學、西南書院等。這些學校,以提倡新學制、新學科、新管理為宗旨。課程方

面,都設有中文、英文、數理和社會學科。在中文科中,仍包括有經學、詩詞、

15 古今文選等;英文則包括讀本、文法、作文、翻譯、會話。在教員名單中,有來

自歐美大學畢業,甚至擁有碩士、博士學位的。

20

第三種是在30年代,由國內避居香港的教育界人士所開辦,如華僑中學、港

僑中學、知行中學、知用中學等。所用課本,多為中華書局或商務印書館所編的

共和讀本,亦有選讀《四書》、古文,比較注重訓育。這些學校的主持人均富有辦

學經驗,故亦獲得香港人的信心。(79)

第四種是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內一些歷史悠久而著名的學校來港設立分校,

及較後日軍迫近廣東時全校遷到香港。這些學校有培正、培英、培道、真光、華

英、嶺南大學附中、廣州大學附中等。這些學校大都保持原來在國內的特色,其

25

30

(75)該項調查為香港中華時報及香港華僑教育會主辦,搜集所得資料,由趙世銘主編的《港澳學校概覽》,1939年。資料對研究

戰前私立學校情況,非常有用。

(76)曾在子褒學校就讀的社會及教育界知名人士中有冼玉清、容啟東、冼秉熹、郭琳褒、利銘澤、曾壁山等。湘父學校門生,則 有何艾齡、張榮冕、容宜燕等。至於曾就業於其他著名宿儒的香港紳商亦有不少,如李福述、鄧肇堅、簡悅強、曹麗姬及劉 鎮國等都是。

(77)引自陸鴻基:(一九三○年代香港教育概觀〉,載吳倫霓霞、鄭赤琰(編):《兩次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香港,1989

年,頁194。

(78)在這些擁有外國大學學位的教師中,以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紐約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最多。

部分名單可見《港澳學校概覽》。

(79)此類學校的辦學宗旨,大都提出"以三民主義為實施教育目標的中心",或以"培養學生民族主義為己任"。其中知行中學更 強調要"增強民族意識、信仰三民主義、擁護國家領袖、養成守紀律、服從、刻苦耐勞、犧牲之精神"。這些都與當時中國國

民政府所提出的教育宗旨,頗為相同或非常接近,見《港澳學校概覽》,頁(丁)38、126、143。

527

528

香港史新編下冊

籜煜蔔炸

:

圖 11.9 日佔時期香港所用的課本

史肉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方海

中

史國本

5

10

15

然自小

20

25

30

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5

10

中有不少是基督教學校,以中文、中國史地和現代科學為主,而輔以英文和西洋

文化知識、教會義理等。這些學校,雖然到港的時間不長,多與香港教會或團體

一直保持聯繫,很快便能在香港社會中扎根。

在香港中文學校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政府推行的僑校政策,對本港私立中學

的質素的提高和辦理的完善,都起了積極作用。由1929至1934年,中國政府陸

續頒佈了23 種有關僑校的規例。 其後香港政府也作出反應,先後修訂了學校

(80)

的管理規則。港府的規例,收緊了對學校的課程及教師的監管,亦有助學校在設

備、師資等方面的改善。而同時中國更邀請香港中文學校向教育部及僑務委員會

申請立案,經審查批准,便可獲得資助及保留該校學生回國升學的權利。得不到

香港任何資助的私立中文學校,便紛紛向中國政府申請立案,截至1939年止,在

國內以僑校名義立案的香港中文學校,共有64所,佔當時香港私立學校不到-

半,(81)可知其有頗嚴密的審查標準,而立案僑校在香港的地位、聲譽都比較高,其

中在規模、設備、師資方面,亦有不遜於當時的香港政府及補助英文中學者。

當時的私立中文中學,無論是否為立案僑校,課程編排雖都遵守香港教育署

15 所訂標準,但基本內容都以與中國國內大學課程銜接為基本,目標是使學生能直

接回國升學。甚至在廣州淪陷前夕,香港立案僑校仍積極派遣學生參與廣東省舉

行的中學畢業會考,在港設立的考試場共有39個。

戰前香港中文教育發展,雖不獲政府任何資助,但在不干預政策下,經個人

及華人團體的努力,一方面供給了民間基層教育的部分需要,另一方面在熱心教

20 育者,甚至民族文化的號召下,再加上20年代中國僑民教育政策的幫助,促進了

在量和質的拓展,也包容了傳統的儒學和新式的學科。

25

30

五·結語

在香港戰前教育發展中建立起的中英文學校的雙體制,糅合了中英兩國的傳

統,以至近代的學校體系,亦反映了香港的"中西交匯"特色。政府巧妙地利用了

官立、輔助和私立不同體系的學校,把有限的經費集中在推動英語及精英教育,

(80)規例內容與推行,見吳倫霓霞、鄭赤琰:<香港華文教育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前揭書,頁174-177。

(81)學校名單及其他資料,見《港澳學校概覽》,頁(已)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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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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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讓一直佔本港學生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的私立學校,負起了大部分的中文和小

學教育的責任。政府對經費的不平均分配及重英輕中政策只不過加強了華人對中

文教育的支持,他們的的教育及文化取向,都以中國為主,加上香港比連大陸,

着重中文教育者,往往把子弟送回中國內地升學。而內地亦提供了足夠學額以滿

足希望回國就學者的需要。實際上,在港中文學校,無論在學制、課程,甚至課

本上,都與內地的學校大半相同,在連接上並沒有困難。

私塾及中文教育即使沒有政府資助,不僅在鄉村能獲村民的支持,在市區的

發展亦極迅速。因為學習方式極具靈活性,學費低廉,師資力量雖有參差,但基

層民眾可以自選所需。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由華人開辦的"義學"日漸增加,

而 19 世紀末,國內一連串事件使遷居香港的人數大增,其中有不少具教學經驗的

塾師,他們開辦各種不同方式及程度的塾館以應大部分基層所需,亦能以家庭塾

師身份,為接受西式教育的名門子弟,輔以傳統私塾甚至較高深的儒學知識。直

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類私塾在香港都有長足的發展。在這期間,香港不但成

為保持中國傳統四叔教育特色的重地,更重要的是,這些塾館並非都是守舊而停

頓不前的,其中有不少在20世紀20年代已發展成為香港政府註冊的現代學校。

這類學校,舊學的質素特別高,是傳統與現代結合的重要例子。在20世紀初至戰

前,有不少名重一時的儒學家、國學大師雲集香港,他們有擔任家庭塾師的,也

有自設塾館的,著書立說,更有認知香港大學的。他們通過不同渠道,把中國古

舊文化的精華部分,介紹到這個華洋雜處,面向世界的通商口岸,開始了中西文

化交流作用。

5

10

15

20

就教育目標、內容及所訓練的人才來看,戰前的發展亦充分顯出香港的務

實、商業,及19世紀英國殖民政府教育政策的一面。偏重英語精英教育造就了不

少任職政府及其他機構的人才,為香港行政及商業發展所需的行政人員;偏向務

實及功利的教育卻忽視了在文學、藝術等方面的陶冶,而社會上亦缺乏在這方面 25

的發展機會;加上因不少人懷着暫居、過渡的心態,社會也缺乏了比較積極的文

化推動力,因此香港被視為為一塊文化沙漠。

在另一面,香港作為中西體制、風俗及思想並蓄的地方,加上政府的不干預

政策,香港的各類學校,有提供近代的西式教育,有承繼中國的傳統教學;對思

想的取向,亦比較開放。因此,曾在香港受教育者,有成為自19世紀開始的中國

現代化中最先留學外國者,有積極倡議中國的改革者,有參與清廷的變法維新,

30

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有加入推翻滿清的革命行列,亦有在中國政府擔任要職,更有不少默默地在近代

科技發展上作出貢獻者。 (82) 在不同層面,不同時期的教育發展中,香港的戰前教

育,雖有其不足地方,但其寬容性卻讓民間興辦的中文教育在不干預的情況下,

得以與每月由政府輸入支持經費的西式教會學校並行不悖,從而提供了促進中西

5 交流機會的土壤。

10

1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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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82)曾在香港受教育而後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中著名人物的當然首推孫中山。其他尚有容閎、伍廷芳、梁律彥、溫宗堯、王寵惠、

王寵佑、傅秉常、馬小進等。見註(27)及(60)。

531

5

10

第十二章

教育的回顧(下篇)

程介明

概論

15

20

25

本章回顧香港教育於戰後至主權回歸之前(即1949至1997年)之發展。論述

分為三條線索:(1)教育制度之擴展及結構之完善;(2)香港政府教育觀之演化;

(3)教育決策之多元化演進。

戰後之香港教育,由50年代之精英格局,至80年代建成堪與其他先進國家

媲美之規模及體系。其中,小學之普及於70年代初完成;初中則於70年代末完

成。至 80 年代,高中亦已大致普及,並着手建設工業教育及職業訓練系統。高等

教育,則於60年代末,開始吸收中下層子女入學,產生了香港的第一代中產階

級;並於 80 年代中刻意擴展,於90年代中大致完成。在此期間,幼兒教育進展

比較緩慢;成人教育則基本上是自由發展。

在此近50年之進程中,除了教育學位的數量不斷增加,也反映了香港政府對

教育所持態度之不斷演化。40至50年代,就學率不高,政府亦滿足於少數出類拔

萃的學校,作為教育制度之支柱。50至60年代初,政府似乎忙於應付左派與右

派學校的競爭,甚至不惜採用法律手段排除政治勢力。此類政治性的方針,至60

年代中已轉為意識形態之營造。中國內地"三年困難時期",卻令香港政府鬆一口

30 氣,轉而經營香港"歸屬感"。教育也從為政府培養專業及中級公務員,逐漸轉

變為一項普羅化的社會政策。70年代,經濟起飛,政府也隨著國際思潮欲望,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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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12.1 戰後初期,香港的幼兒教育發展比較緩慢。

達

1. 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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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5

教育發展與人力需求掛鈎。但審慎發展的考慮很快就被不斷上漲的升學慾望所淹

沒,於是在70年代在極短的一段時間內,建設了一個全民化的公立中學系統。至

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於香港主權即將移交,政府又加碼發展高等教育,似乎希

望以教育的超前發展來應付未來之需求。

戰後香港教育之發展,一直與經濟人力之需求息息相關;基本上是循著經濟

話語(economic discourse)來思考教育。這也是那個年代國際上考慮教育發展的基

本取向;而且香港在這方面,與國際比較,毫不落伍。但是香港的教育一經濟互

動,卻甚少是政府政策或干預之結果。而少數精英學校之發展,大致是政府與大

教會之間的合作。1973年教師工潮,開始在政府以外出現了另類勢力。這種另類

10 勢力,由於70年代對種種教育政策之辯論,逐漸形成了非政府力量之間的一種同

盟。在此同盟之內,或因利益或因信仰而時鬆時緊,但卻形成了明顯的官民兩個

陣營。所有的勢力都要在這個官民關係中尋找自己的定位。然而,官民之間又互

相滲透。此類滲透,至80年代中期更加加劇。由於受到種種與九七回歸有關之因

素影響,政黨力量逐漸進入決策機構,從反面促進了專業力量的興起。

15

二·教育制度之發展

日佔時期教育蕭條。根據史允庭之研究,1945年7月全港學生不足7,000

20 人,與日佔前之12萬人成強烈對比。(1)戰後教育制度迅速擴展,以下是數個關鍵

年份之學生人數(只以中小學為主)。

25

30

(1) Sweeting, A., A Phoenix Transformed, 1993,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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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2 1970年,港督戴麟趾宣佈自1971年起實施強逼小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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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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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45(11月)

1954

1963

1970

1980

1990

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中小學學生人數增長

中學

小學

13,000

(2)

(3)

239,809

131,000

560,000 (4)

217,200

(5)

723,500

455,600

544,700 (6)

433,208

524,919

(7)

(以上數字不包括幼稚園;中學數字包括預科;全部數字只計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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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5

30

中小學學生人數的增加,其實不足以說明教育擴展的速度。首先,因為人口

數字不斷在變化,故要以入學率比較,才能看到制度之發展;其次,高等教育、

工業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發展其實都非常迅速。但由於早期數字不全(而

且沒有人口統計),聊以佔主流的中小學作比較。

中小學之擴展,有幾個里程碑。

首先是1965年的《教育政策》(亦稱《教育政策白皮書》)。(8)此份白皮書是根

據 1963 年的馬殊及遜報告書擬就。(1965年的《教育政策》建議在1970至1971

年度,讓 80%的兒童可以入讀由政府資助的小學。這份報告書的建議,也奠定了

以後十多年的政策走向,即(1)以學位數字作為政策發展的目標;(2)以發展政

府資助的學校為主線。

(10)並

1970 年,港督戴麟趾宣佈自1971年起實施強逼小學教育(即義務教育),

立即制定《入學令》,規定對不送子女上學的家長之刑罰。當年,實際之入學率已

相當高。

1971年11月麥理浩繼任港督,施政報告中把擴展教育與房屋、福利並列為三

(2) 同上注。

(3) 同上注。

(4) 根據以下計算。Marsh, R.M. & Sampson, J.R., Report of Education Commission, 1963, p.11。

(5) Education Department, Half-yearly Statistical Summary, March, 1978, Table 2.

(6) 同上注,March, 1983, Table 2。

(7)

Education Department, Enrolment Survey 1990, 1991, Table 1-3.

(8) Hong Kong Government, Education Policy, April 1965.

(9) 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 of Education Commission, 1963.

(10)Trench, D., Hong Kong 1970, Address by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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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mo onom lako, the g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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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3 1978年香港開始普及初中教育,且取消升中考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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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11)

(12)

大目標。 '1973年根據《教育條例》委任的教育委員會首次以綠皮書形式發表政策

徵詢稿, 這份綠皮書提出了擴展初中教育的藍圖。目標是要在1981年,讓 80%

的適齡少年獲得有政府資助的初中學位(當時稱為"津貼學位")。麥理浩對這份

報告書中提出的擴展步伐很不滿意,於是在立法局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研究如

5 何用更快的辦法盡量地擴展初中學位。這個專責小組在港督的誘導之下,提出了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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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大膽的設想,包括:

(1)盡快建築新校舍;

(2)把初中改為上下午兩班制;

(3)把每班學生名額從40人增加至45人;

(4)運用學校原有的特別教室上課,其他課室則輪流使用,以擴大所有教室

的使用率,稱為"浮動班制";

(5)在新建學校中盡量多收低年級學生,作為過渡;

(6)學校時間表作彈性處理,允許超過一批學生於同一校舍彈性時間上下課,

稱為"彈性時間制";

(7)減少每班學生每週上課日數,使同一校舍可容納更多班數,稱為"輪迴

制";

(8)徵用在私立中學的學位,替學生交費,稱為"買位"。

(13)

五花八門的建議,都旨在極短的時間內,擴大現有設備的使用率,以容納更

多的學生,盡快建立起由政府津貼的普及初中教育。

(14)

以上種種建議,也反映了當時香港教育規劃的總體思路。一方面要高速擴

展,另一方面又要讓成本降到最低,即兼要多、快、省。這一種思路也符合香港

"小型政府"的原則, (15)以最低成本維持公共服務。這種教育規劃的思想一直維持

到80年代末期。

回顧起來,此種思路,也是60至70年代國際上教育發展之大趨勢。即(1)

25 相信教育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投資,因此以擴展學校之規模成為目標;(2)注意力

集中在宏觀之總體教育體系(system) 而無法考慮學校或者學生等微觀元素;

3

(11)Mclehose, M., Governor's Speech, 1972, p.7.

(12)香港政府:《教育委員會對香港未來十年內中等教育擴展計劃報告書》,1973年8月。

30

(13)一種由政府付款徵用私校學位以達到普及教育的方法。

(14)"Memorandum of Ad Hoc Study Group of Unofficial Member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in the Green Paper," 1973.(mimeograph)

(15)即運用最少公帑維持政府開支。1992年以前,香港政府公共總開支一直維持在本地生產總值的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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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来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3)但又希望以最低的成本,迅猛達致這種擴展〔或稱達致教育之最高內部效益

(internal efficiency)〕。這也可以說是那個時代以經濟話語指導教育發展的兩個主

要特徵。

專責小組的建議相當多被採納,並成為1974年《教育政策白皮書》的主要內

容。(16) 例如運用新建校舍收取低年級學生,成為以後新校建成的基本招生模式。

又如私校"買位",一直延續到90年代,70年代甚至"買位"一度超過初中學生半

數;當時的所謂公立學位,其實相當大數量是在私校中被政府徵用的。"浮動班"

是另一個例子,影響到在大多數學校中有許多學生沒有自己固定的課室。教師們

反對得很厲害,但這辦法還是一直延續到90年代。白皮書並定下1979年作為全

面提供初中資助學位的年限。

1977年,政府發表高中及專上教育綠皮書, (17) 研究擴充高中的公立學位;當

時提出適齡少年應有50%獲得政府資助的公立學位。由於實際升學人數遠遠超過

此數,因此在中三後要有一個評核試,進行甄選,民間稱為"中三淘汰試"。在一

片反對聲中,1978年的白皮書把高中資助學位定為適齡少年的60%,略抒民憤。

而關於高中後的高等教育,則着墨不多,只是維持每年3%的增長。

1978年的白皮書,作為官方政策,一直維持了近十年,雖然其間高等教育的

政策逐漸演化,但直至1988年,高中及高中後政府政策格局大致維持不變。

但在 1978 年白皮書發表以前,在1977年10月5日,港督麥理浩突然宣佈將

普及資助初中的起始年從1979年提前到1978年。並且把普及初中的目標升格為

實施九年強逼教育(即義務教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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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研究發現,港督的突然決定,是外部原因多於內部原因。港督在歐洲參加關

稅會議(GATT,WTO的前身),香港因為法定最低勞工年齡(14歲)低於國際慣

例(15 歲)而受到不利待遇。港督於是運用其決策權,在外地即時決定實施九年

強逼教育,同時把法定勞工年齡提高到15歲,挽回香港當時面對的"國際信用危

機"。(8)港督在公佈此項決定以前,只通知了當時的教育司陶建與教育委員會主席 25

利國偉。

1978年普及初中,使每一個小學畢業生都能升讀公立初中,於是取消了"升

(16)香港政府:《香港未來十年內之中學教育》,1974年。

(17)同注(15)。

(18)詳見 Cheng, K.M., The Concept of Legitimacy in Educational Policy-making: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of Two Episodes in Hong

Kong,1987。

30

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5

10

中試"。"升中試"是小六學生必須參加的公開試,"升中試"中學生獲得的等第,

直接影響學生被分派的中學。"升中試"考中、英、數三科,內容多死記硬背,因

此幾乎統治着整個小學階段的教學。"升中試"的取消,教育界一般拍手稱快;但

由於許多教師因循於舊有教學法,亦有失卻目標的感覺。

替代"升中試"的是一套升中派位辦法。這項辦法不包含公開試,以校內成績

為主,通過一項學生的學能測驗(不包含學業成分)調節校際差異,然後將學生按

學區(稱為學校網)分為五段(bands),每段之內按家長選擇隨機分派學位。雖然

此項派位辦法的最後結果,仍然是最好的學生被派到最受歡迎的學校,但由於兼

顧了校內成績、校際差異、家長選擇、學校類別等因素,社會上仍然認為較升中

試公平;加上沒有了公開試的壓力,因此一直維持到90年代。

按着當時的發展路向,下一步就要研究擴展高等教育,否則高中與高等教育

之間就會形成"瓶頸"。香港政府於是在1980年在政府內部成立了一個高等教育

及工業教育特別委員會(下稱"特別委員會"),成員有各主要部門的主管及大專

的代表性人物。經過一年多的討論,特別委員會作了一個報告(一般稱為"陶建報

15 告",以主席命名),建議擴展高等教育,達到每年收生一萬人的目標,同時建議

工業教育亦作長遠的發展。(19)

特別委員會在香港歷史上第一次運用經濟、人口、社會等多個角度的分析來

規劃教育。但是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建議,並未得到當時的大學撥款委員會(高

等教育政策之諮詢機構)及香港訓練局(工業教育及職業訓練之政策諮詢機構)之

20 支持。前者認為高等教育應保持其卓越之特色而不應普羅化;後者認為升學機會

增多將影響低層次勞動力之供應。

特別委員會的報告書並沒有被政府接納為政策,卻被另一次大規模的政策活

動 --國際顧問團--所掩蓋。國際顧問團的建議主要在於決策機制,本章稍後

會再談到。但國際顧問團並沒有對高等教育的發展提出多少意見。而由於中英關

25 於香港問題談判的到來,政府許多重大決策在80年代最初的幾年內都幾乎陷於停

頓;教育也不例外。

30

然而,隨着初中的普及,高中的入學率也不斷提高。雖然公立學位維持在

1978年白皮書的60%,大量的學生在中三後轉到私校升學。1980年,中三升中四

的毛升學率(即不剔除留級等因素)已經超過90%。根據政府統計,1983 年中四、

(19)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gh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1981. (mime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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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4 80 年代中期,香港政府曾銳減擴展高等教育的經費,到了90年代,又重新加快其發展速度。圖為1994年正名的香港浸會大學

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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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 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5

中五學生的純入學率達到84.6%。

(20)

在這種情形下,教育統籌委員會(1984年成立)在1984年的第一號報告書

中,因勢利導,把政府資助的高中學位開放為84.6%。自此,香港的高中教育基

本普及,普通中學加上工業學院的技工課程,中三後升學的少年估計超過95%。

與此同時,中六、中七的學位一直保持在中四學位的三分之一,即大約是適

齡青年的 30%。然而,在1981年,大學學位只能滿足適齡青年約2%左右。因此

中七畢業與大學入學之間,形成了嚴重的"瓶頸"

。

值得注意的是,工業教育與職業訓練在80年代初有了相當顯著的發展。原來

的香港訓練局,在1982年改組為職業訓練局;並且把原來設於勞工署中的訓練部

10 門和教育署中的工業教育部門,合併成為一個新的工業教育及工業訓練署,成為

職業訓練局的行政機構。在這期間,以培養技術員為主的工業學院,由兩間擴展

為八間,並且建立了葵涌和九龍灣兩座綜合性訓練中心。可以說,工業教育和職

業訓練在80年代初僅僅幾年中,從零星的設備發展成為相當完備、相當現代化的

規模。

15

高等教育在1986年以前,大致停滯,即入學率維持在2%左右,而每年以

3%的增幅緩慢擴展。80年代中期,政府定下高等教育發展計劃,逐年增加入學

率,目標是在2000年使入學率達到14.5%。此項擴展計劃並沒有大肆宣傳,而只

是在財政預算中透露。1988年港督衛奕信宣佈加速發展高等教育,將14.5%的目

標提前至 1994年實現,並且將2000年的最終目標定為18%。1989年六四事件之

20 後,港督又宣佈加快高等教育擴展速度,將目標年限自2000年提前至1994年。

而當年的入學率只是6%,即要在五年中將高等教育入學率增加到三倍(18%)

擴展高等教育對教育制度衝擊最大的是1991年。是年中七畢業生具備大學入學條

件的,幾乎等於當年高等教育的收生人數。習慣於挑選學生的高等院校,一下間

倒過來變成了學生挑選的對象。許多本來無緣進入大學的學生,都成了高等院校

競爭的對象;一些習慣於取錄一流學生的院系,在毫無準備下被逼接受所謂"僅

僅合格"的學生。

25

。

1991 年的大學入學情況,為高等教育的發展響起了警鐘。隨後,政府迅速調

整了收生指標,由原來的每年1.5萬人降低到14,500人;但由於人口下降,入學

率仍然維持18%。

30

(20)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o.1, para. 2.26.

543

香港史新編■下来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到此,香港教育的規模發展,大致告一段落。與國際比較,香港的中小學入

學率均頗高,輟學率甚低,是典型的東亞儒家社會模式。香港的高等教育,則比

鄰近的日韓都要弱(當時兩者之入學率均達到40%左右)。

除上述以外,對香港教育制度的發展,還需作一些補充。以高等教育而言,

除了攻讀大學學位的18%適齡青年之外,還有7%左右的學生攻讀非學位課程

(例如小學及初中教師、護士、技術員課程等等)。此外,還有不少學生在海外留

學:香港留學生佔在加拿大留學學生的最多數(1991年數字為6,893人);在英國

和澳洲,香港留學生數目僅次於馬來西亞(1992年數字分別為英國6,687人,澳洲

5,137 人);而在美國留學的香港學生也有13,191人,佔留美外國學生的第六位。

1988年始,香港又成立了公開進修學院(公開大學之前身),當時有學生約一萬

五千人。適齡青年就讀高等教育的,估計起碼達30%。

5

10

至此,香港教育的制度與規模已大致完備,堪與任何其他發達的教育制度

媲美。

15

三·香港政府教育觀之演化

戰後的香港教育,基本上仍然是精英教育,其目的旨在培養少數能服務於殖

民地運作的英才。批判者會認為香港政府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高級華人",而

事實上也有不諱言這種目的者。所謂"高級華人",包括中級公務員、專業人員如 20

醫生、工程師、教師。

(一)對教會辦學的看法

25

544

不管如何,在50年代,政府辦學只限於少數的"官立學校"。大多數的中小

學都屬於私立。然而政府挑選了少數有歷史傳統的學校,給予補助,稱為"補助

中學"(grant school)。

在50年代受補助的中學有22所,分屬四個教會:天主教幾個修會、聖公

會、中華基督教會和中華循道會。補助中學的數目一直沒有增減。至70 年代以 30

後,補助中學的性質與資助模式,實際上已與其他津貼中學(後稱"資助中學")

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無異,但 22 所補助中學仍然以過往的歷史為榮,至今仍保持一個"補助學校議

會",自成一國,而事實上,22所補助中學至今仍然是最具名望的中學。

補助中學的概念,很能體現香港教育的教育政策。與其他發達地區和國家不

一樣,香港是到了很後期才實行普及教育;而在此之前,政府的資助方向,不是

5 在於"普及"或者"公平"之類的概念,而是刻意樹立有名望的學校。事實上,當

年能進入港大就讀然後在政府工作,再而成為高級官員的,幾乎全部是幾所官立

學校與 22 所補助中學的天下。直至 90 年代,政府中的司級官員,也大部分是由

官立學校及補助中學畢業的。因此,補助學校與政府關係密切,毫不誇張地說,

政府完全把補助學校看成是教會為政府培訓人才的場所。直至90年代,年紀較長

10 的官員、社會上的名流,大都出自補助中學。一般西方政府,在信仰自由之意識

形態影響下,甚少資助教會辦學。甚至規定在運用公帑的學校中不得宣揚宗教。

這種意識形態在實用主義的香港從未生根。而社會上有輿論影響力的人士,則泰

半有宗教背景。因此,允許政府資助教會學校,並且不設下傳教禁制,是香港教

育很特殊的一個方面。

15

教會學校之受政府重視,是由於教會學校辦學也有成績,反過來影響了香港

市民的心態。在一般家長心目中,教會學校幾乎是好學校的同義詞。教會學校一

般以耶穌聖徒之名立校,因此校名多帶"聖"字;60年代興起之私校,大都以"聖"

字命名,期望家長將之與名校齊觀的心態,可見一斑。

總而言之,在戰後最初的那一二十年中,香港政府眼中的香港教育,就只是

20 那些有名望的學校;香港政府眼中的教育目標,不外是在政府中及社會上出人頭

地的那一批人物。事實上,香港政府的運作也完全靠這批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人們經常提到的教育中的"重英輕中"情形,當時並不那麼

明顯。如英文官校,皇仁、英皇、伊利沙伯、庇利羅士等,與金文泰中文中學相

比,其畢業生的聲譽並沒有多大的差別。補助中學中為首的聖保羅男女中學,也

25 分設中英文部。其他不在補助中學之列的較有名氣的學校,也是中英文分庭抗

禮,例如培正中學,就是後來產生了許多名人畢業生的有名中文中學;其他如真

光女子中學、慈幼學校,也都分設中英文部。中文中學的衰落和很多中學取消中

文部,都是60年代以後的事了。

另外,補助中學的辦學形態,大都師承英國的"公學" (21)也就是後來的寄宿

30

(21)英國公學,始於15世紀,為遍布全球的官員、軍人、商賈,培養他們留在家鄉的下一代,延續精英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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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来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學校、文法中學,以至獨立中學。講究全人教育,因而除了期望學生學業成績優

秀之外,相當重視課外活動,也把學生組織的自治,作為學生重要之學習經歷。

但是又盡量融合本地的華人教育的文化傳統,重視德育;學校組織方面,必然是

"教務"與"訓育"並行;等等。70年代以後紛紛成立之津貼中學,也幾乎全部以

"補助學校"的辦學模式為原型。因此,雖然補助學校只有22所,其對於香港中 5

學發展之影響,卻是全面而深刻的。西方在戰後設立的公立學校系統,大都陷入

純粹的"大規模生產"模式,成為世界性的危機。香港的中小學教育,始終沒有陷

入西方的此種危機,再後來能夠傲立於世界先進行列,與此可謂息息相關。

在 50、60年代,中文中學數量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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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左右派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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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中文中學,大致分三個陣營。其一是教會辦的中學,例如前述的培

正、真光、嶺英等。其二是與台灣國民黨政府關係密切的,以德明、大同、同濟

為首的學校,當時組有中文私校聯會。其三則是與內地新政權關係密切的,如培

僑、香島、勞工子弟學校,當時一度稱為"進步學校",後來則稱為"愛國學校"

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後。

香港政府當時對中文中學並不介意,但對有政治色彩的學校則非常敏感。當

時的中文中學,不論左、中、右,成績都頗不錯。當時中文中學採"三三"制,即

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培正、金文泰的畢業生,高中畢業後往海外留學者甚眾,

而且一般成績斐然。在本港升學者,則可以在政府特設的一年特別班中深造英

文,自修報考 A-Level(即後來的高級程度考試,也是當時的港大入學試)。右派

中學的畢業生,一般往台灣升學;左派的往內地升學。兩地都給香港考生予"僑

生"優惠待遇,因此一般都能進入非常不錯的大學。

但是左右派學校的政治色彩,則受到香港政府的許多限制。當時的教育條例

規定,校內不得作任何政治宣傳,因此左、右派學校都不能公開掛旗、掛像。兩

類學校因為升學而需要使用的台灣或內地課本,也只能暗地裡使用。由於當時香

港學校數目不多,左右派學校在政府眼中就頗為矚目,而左右兩派與香港政府的

關係也頗為緊張。

大致來說,左派感到香港政府的政治性限制是一種壓制手段,因此採取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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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服態度。特別是50年代後期,在大躍進的氣氛影響下,左派學校有不少活動,多

少帶有示威性質。其中最突出者莫如1958年之"十校運動會",由左派學校聯合

舉辦,香港政府禁制舉行。而高潮則是1958年遞解培僑中學校長杜伯奎出境。

右派學校則感到地位下降,感到或則與左派平起平坐,或則被用作制衡左派

5 的工具。同時,由於台灣與英國沒有正式邦交,在公開場合又處處吃虧。但是另

一方面,由於歷史原因,右派教育界在香港政府的建制網絡中仍然有其席位,而

左派與政府則始終處於實質上的敵對狀態,各不相容。例如當時被公認為右派勢

力控制的香港教師會,每年都以職工會的身份接受政府象徵式的資助。右派控制

下的私立中文學校聯會(22)及私立中英文學校協進會,(23)則仍然是政府政策諮詢的

正式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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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對左右派學校的敏感,後來因為資助學校的大量增加而略為下降;

而同時中文中學於70年代開始式微,也使有政治背景的學校在香港學校之中,不

再佔顯著地位。但是直至80年代末,香港政府仍然對左、右派學校採實質上的特

殊政策。例如左派學校畢業生一般不被政府錄用。師資訓練班一概不錄取左派學

校教師、官員到左派學校視學須特別備案、左右派學校一律不"買位",等等。

1991年,香港政府接納左派學校進入"直接資助計劃",才算真正承認左派學

校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佔一席位。同時,政府内部一切"封鎖"左派學校的做法也正

式解禁。而這時,右派學校已奄奄一息。香港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政治之結,才算

正式解脫。

20

(三)"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間接促成了香港政府教育觀的轉變。香港人大多數來

25 自大陸各地,對祖國有着千絲萬縷的感情。50年代末的"三年災害",使新中國

政府在香港人心目中地位大降,但在短暫的困難時期過去,當"郵包潮"不存在之

(24)

後, 香港人仍然抱着期望的心情,沒有對中國內地政府抱有多大的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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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相當長時間以德明中學鄭潤材為代表。

(23)相當長時間以同濟英文書院霍逸樵為代表。

(24)"三年災害"期間,香港居民大量地、經常地向大陸親戚寄送糧、油郵包,以賑缺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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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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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5 60至70年代大規模新建的中小學大部分都屬於政府資助學校;而絕大部分中學是英文學 校。圖為 1969年創辦的禮賢會彭學商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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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三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TY OF HONG KONG

圖 12.6 70 年代是香港學生運動高峰時期,後來卻逐步平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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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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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化大革命"卻幾乎割斷了香港與祖國的一切聯繫。在"文化大革命"

中,大陸上的動蕩,使人民諱言"海外關係"。在最激烈的頭四五年,香港與內地

的溝通幾乎斷絕。而同時,1967年開始的"動亂",又在左派勢力與本地居民當中

造成了相當大的隔閡。

"文革"和"動亂",離間了香港居民與中國政府,使香港政府如釋重負。自 5

此,香港政府在教育方面,逐漸擺脫了防共的守衛心態,而逐漸走向香港本位的

意識形態的塑造。60年代末的"香港節",雖然不能算是極大的成功,但卻標誌

着香港本位意識的逐步建立。而事實上,"文化大革命"時期香港出生的新一代,

與早一代的香港人很不相同;他們開始以香港為自己的家,而不再把自己看成是

遲早要歸家的過客;他們有的甚至把中國內地看作為"鄰邦",模糊了祖國的概念。

在這一段時間大規模新建的中小學,大都屬於資助學校(當時稱為"津貼學

校"),中學則絕大部分是英文中學。這些學校的大量誕生,剛好配合了中國內地

的動蕩,強化了香港本位的意識形態,而使帶着濃厚民族主義色彩的左右派學校

則變為不足道的少數。

不過到了1970年初,情況又有了新變化。經過了多年隔絕的中國內地,突然

在大學生之中引起了迴響。也許是由於全球性的學生運動的影響,也許是由於對

香港政府禁制接觸大陸的反響,香港大學學生在1971年破天荒地訪問了北京,後

來被稱為"北京第一團"。從此,打開了大學生討論政治的局面。

在 70 年代最初的幾年中,高等教育學生運動蜂起。口號是"認識中國、關心

社會",簡稱"認中關社"。而活躍的學生中,又分為認同中國政府路線的"國粹

派",以及以香港本位,對北京政府採批判態度的"社會派"。一度,各大專院校

的學生會都成為"國粹派"及"社會派"爭奪的陣地,而相當多的時候,"國粹派"

佔了上風,一時大學生中熟讀《毛主席語錄》、鑽研《紅旗》雜誌者,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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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的學生運動,在香港歷史上意義深遠。大專的學生運動不只打破了香

港與內地之間的隔閡,也打破了香港一直以來的政治冷感,而且也影響到中學生的 25

政治意識。港大學生舉辦的"中國週"展覽,引來了成千上萬的觀眾,而其中大部

分是中學教師、辦學團體、宗教團體組織中學生集體參觀。70年代香港的學生運

動,堪稱香港政治的啟蒙時期。之後約四十年中香港社會上的活躍分子,不論是

政壇、商界、甚至官員,不論是左、中、右,大都是70年代學生運動出身的。70

年代的學生運動,又為以後中國開放政策下的中港交流,打下了非常有利的基礎。 30

70年代後期"文化大革命"結束,學生運動也隨即沉寂。由於一個時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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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1986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AD

COMMUNITY YOUTH CLUB CANADA TOU

香港敎育害么

公益少年團加拿大之久

25

圖 12.7、12.81980 年香港政府成立教育司(後改名為教育及人力統籌司 ),兼 管教育及勞工部門。上圖是陶建,下圖是梁文健,均為當時政府教育決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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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流意識形態忽然崩潰,在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中出現了意識形態真空。在這種情形

下,麥理浩的教育政策似乎也隨之不再把意識形態放在首位,而轉為強調適應經

濟發展的要求。

5

(四)適應經濟發展的變化

1976 年,香港政府內部成立了一個小組,第一次嘗試用人力規劃(manpower

planning)的思路來制訂教育政策。隨後於1977 年發表的高中及專上教育綠皮

書,(25)就是根據人力規劃的結果,否決了11年強逼教育之議,同時只為 50% 的中

三畢業生提供學位;其中並運用人力需求來論證學位的供求,(26) 使大專學額維持在

適齡人口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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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198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司(後改稱教育及人力統籌司),兼管教育

及勞工部門;同年成立一個不公開的高等及工業教育檢討委員會,運用大量的數

據、人力模型,論證教育進一步的發展方向;同時,香港訓練局亦於1982年改組 15

為"職業訓練局",並且兼管原來分屬教育署及勞工署的工業教育(主要是工業學

院)和職業訓練(主要是職業訓練中心及學徒訓練計劃),並成立工業教育及工業

訓練署。

短短的六七年中,教育政策可以說是經濟掛帥,以滿足工商業人才需求為主

線,而且按人才的層次等級而塑造教育制度。

(28)

20

這種狀況並沒有維持多久。基礎教育的發展,也擴大了人們對教育的需求。

中三畢業的年青人,並沒有按照政策,也沒有按照人力市場的需求,而選擇其前

途。1981 年,首批完成九年強逼教育的學生之中,大約有90%升了學。(27)人力規

劃終於敵不過人們求學的欲望。1984年,政府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的提議,

將

中三後的學位,由50%提升到84.6%,以適應當時的"社會需求"。由經濟掛帥的 25

人力供求,演變為以求學欲望為依據的社會需求(social aspiration),是香港政府教

育政策的又一次轉變。這次轉變有幾項原因。首先是教育內部的發展,基礎教育

(25)香港政府:《高中及專上教育:未來十年內香港在高中及專上教育方面發展計劃》,1977年。

(26)同上注,見第 5.9段。

(27)Education Department, Half-yearly Statistical Summary for March 1983, Table 2。此處計毛升學率。

(28)《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一號報告書》,2.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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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發展了,就會水漲船高,帶來上一級教育的更大需求,也因而給擴展高中及專上

教育帶來壓力;其次,在1984年左右,由於中英談判,教育政策有點進退失度,

也因而有點自流,故順應了民情;第三,香港經濟也開始明顯轉型,第三產業發

展甚速,也要求青年人不只有中三的教育程度;第四,政府財政一直比較豐裕,

5 開支上無後顧之憂。當然,回顧起來,以香港這樣一個大都市,普及高中教育是

理所當然,也只是遲早而已。

到了1988年,情形又有了變化。1978年的高中及專上教育白皮書,規定往後

十年的高等教育學位,每年只增長3%,而當時的適齡青年入學率,不及2%。在

高等教育,香港政府一直的政策是"供應不足",即從不企求由本地院校負擔全部

10 人才的需求。而事實上,一直以來,香港的高級人才,也是由本地畢業生、回流

留學生和外來人才三方面組成,而由市場作自動調控。由於"供應不足",香港從

未出現過"畢業生失業"(educated unemployment);也由於人才的自由流動,香港

從來不擔心"人才外流"(brain drain),而"畢業生失業"和"人才外流"卻是當年

其他國家經常要關注的政策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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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0年代中期開始,由於教育制度的不斷擴展,政府內部開始有了擴展高等

教育的計劃。1988和1989 這兩年,港督在施政報告中不斷加速高等教育擴展的速

度,直至要求1994年高等教育入學率達到18%。1988年以前的擴展計劃,可以

說還是謹慎的,即使到2000年的14.5%,也還是保持"供應不足"的基本狀態。

自1988年開始,則超出了供求的考慮,而在制定這項擴展時,看來沒有作經濟及

就業方面的考慮。1990年3月,香港政府公佈一項人力供求的推算報告, (29) 當時

的教育統籌司楊啟彥在公佈時說:"幸好這項推算說明現時的高等教育擴展是可行

的。"可見高等教育擴展是由於其他的原因。

一般認為,1988年的高等教育突然加快擴展,以及1989年的再加速政策,是

商界催促和政治考慮的混合產物。商界的催促,是由於擔心"九七"之後人才流動

25 不再暢順,香港學生可能不能往外地留學,而外地人才又可能不再在港工作,於

是希望由本地學府自給自足。政治考慮則是由於六四事件的衝擊,而英國人又深

信教育為民主之本,因而在發展高等教育的問題上顯得一往無前。但也因此,就

沒有考慮高等教育質素、畢業生出路、人才層次等等戰略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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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Hong Kong Government, A Statistical Projection of Manpower Requirements and Supply for Hong Kong,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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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四·戰後教育決策的演變過程

(30)

戰後,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於1947年4月首次開會。 1952年重

訂《教育條例》(Education Ordinance), 仍然肯定教育委員會為港督提供全港教育

政策的諮詢機構。

如前述,戰後教育較大的動作始自1963年的教育二人顧問團。二人是馬殊

(Marsh, R.M.)與岑遜(Sampson, J.R.),是英國漢姆普郡(Hampshire)的教育官。

以英國一個郡的教育官來作全港教育的顧問,也可以窺見當時香港這個殖民地與

宗主國的關係。以英國教育為模式,也可以說是當時的總政策。除了殖民地的

從屬關係以外,也還有認為英國教育制度是最優越的教育制度,因此處處師事英

國。實際上,英國當時的教育制度也處於全盛時期,還未出現後來的沒落。亦如

前述,馬殊、岑遜報告書成為1965年《教育白皮書》的基礎,也就是香港當年普

及小學教育的藍本。

直至港督戴麟趾任內,教育方面無甚風浪。決策權一般全在於教育司(即後

來之教育署長),教育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則都是香港政府一貫倚重的伙伴,如各

大教會、教師會等。

1973年由胡百全領導的教育委員會寫了一份教育綠皮書,並交民間作公開諮

詢。這是破天荒由非政府機構提出建議書,並且大張旗鼓地公開徵詢公眾意見。

顯然,當時教育委員會中的成員,大都來自傳統的優秀學校系統,不能領會麥理

浩大刀闊斧普及教育的精神。經麥理浩改組後的教育委員會,以利國偉為主席,

成員除保留各大教會代表外,尚有中學校長組織、津助學校組織、私校組織等的

代表人物,但都是以私人身份參加。比起以往的教育委員會,成員顯然是略為平

民化,但仍沒有真正的"草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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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育委員會之外,政府通過教育署還逐漸創出了一套全面的政策諮詢架

構,建立了與各主要教育團體的諮詢網絡,對以後的教育政策制訂,影響甚大。 25

例如1978年取消小學升入中學的"升中試",而代之以一套複雜的"派位辦法"

在這個轉換過程中,教育署用了大量的時間,分門別類諮詢教育團體。事後這套

辦法頗為教育界所接受。從此,教育署就沿用這一套諮詢機制,作為政策制訂時

或者執行前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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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Sweeting, A. op.cit.,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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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5

但與此同時,教育界本身也發生了變化。津貼學校的數量擴大,使政府成為

教師最大的僱主。1973年,文憑教師採取工業行動,(31)爭取權益;13個教師職工

會聯手,並且催生了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

司徒華領導的教協,代表着教育界基層教師的種種組織,形成了影響政策的

一般新力量。教協扮演了香港從未出現過的反對派角色,而且以權益為基調,以

工業行動、公開示威作手段,成為政府不得不重視的一種勢力。

教育界也逐漸出現熱烈的教育政策辯論。教育團體公開發表言論的愈來愈

多。各大報章都開始開設教育版,而且又出現了不少教育專欄和專欄作家。這些

都發生在1973年以後,而以1976年教育界49個團體聯合聲明反對"中三淘汰試"

10 作為一個里程碑。

然而,政府的決策機制卻沒有包容此類民間意見的餘地。除了一部分團體被

諮詢之外,民間感到意見不被政府接納的居多,因此訴諸輿論,嚴重者訴諸示威

行動。這種情形又反過來激化了民間團體的反政府情緒。到了70年代末期,民間

團體已從少數以與政府伙伴為榮的局面,轉為大多數以敢於反對、抵制政府為榮

15 的局面,官民對峙變成了主流。這當然也是整個香港走向開放、敢言社會的一個

縮影。

民間的逐漸敢言,與官方的保守,形成了一個矛盾。而這種矛盾在1981年

國際顧問團訪港後,有了戲劇性的轉化。1981年,港督麥理浩通過當時的教育委

員會主席利國偉,延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任命一個代表團到香港教育

20 "全面檢討"。延請 OECD代表團訪問並評估一國的教育制度,是OECD 的一貫

做法,亦以坦率、有效稱著。香港雖然不是成員國,但OECD 的教育部門主管喬

治·帕帕多包羅斯(George Papadopoulos)仍欣然同意,派出一個代表團,後來一

般稱為"國際顧問團"。

邀請國際顧問團,可以說是麥理浩運用"第三者諮詢"的最高層次。這之前,

25 1973 年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前述)之後,委任了一個安子介委員會,獨立調查事

件始末,之後發表了《安子介報告書》,對於香港政府之公務員政策,影響甚大。

1977 至 1978 年金禧事件,(32) 教育界與教育司僵持不下,形成社會運動,港督在

官民對峙的情況下委任了一個黃麗松委員會,作全港之調查徵詢;委員會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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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即未持有大學學位但經過師範訓練並取得教學文憑的教師。

(32)天主教的寶血會金禧中學,因校方挪用學校費用,引起教師抗議,一直發展至教師靜坐,成為全港性社會事件,稱為金禧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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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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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A TIN TECHNICAL, INISTITŪTIE

圖 12.9 職業訓練局兼管工業教育。圖為沙田工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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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書在提出種種解決方案之餘,還批評了教育司。邀請國際顧問團,更是以開放

態,由外地專家評鑑香港教育。

(33)

國際顧問團有四人,分別來自英、德、美、澳四國, 他們兩度來港訪問。在

港期間,他們廣泛地到各方面訪談,並且在完成初稿時召開教育界代表大會公開

5 討論,其開放之程度,可謂空前絕後。

10

但是麥理浩的開放態度,卻並沒有在整個政府架構中得到體現,因而引起了

不少矛盾。國際顧問團於1982年提出的報告書, (34) 其中就有不少與當時的建制格

格不入。而最戲劇化的,莫如教育統籌委員會的成立。

國際顧問團在詳細分析了當時的決策機制之後,建議成立一個教育統籌委員

會,統籌各方面的教育政策,也就是統籌其他的教育政策諮詢委員會。所謂其他

的政策委員會,當時實際上只有三個:教育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以及大學及理

工教育資助委員會。

如前述,教育委員會按法例應向港督提供教育全局的諮詢,但由於制度的變

化,教育委員會的政策範圍,實際上已縮減至中小學、幼稚園,以及少數的私立

15 專上學院。

20

職業訓練局,則包羅所有工業教育、職業訓練、人力預測及學徒訓練計劃等

功能。與教育委員會不同,職業訓練局由獨立的法例設立,須向行政局負責。職

業訓練局屬下之各行業訓練委員會,則廣泛地由該行業之主要僱主、職工會、培

訓機構代表等組成。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則於1965年隨着中文大學之成立而設立,作為

政府與大學之間的中介機構,沿用英國模式,一方面保證公帑之善用,另一方面

又保障院校的學術自主,當時稱為大學撥款委員會。後來由於香港理工學院的成

立,遂改稱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開始有異於英國模式。委員會成員,包

括本地學者、海外學者、本地社會人士,各佔三分之一。這個委員會,開始的時

25 候是名副其實的撥款委員會,謀求撥款與大學學術發展之吻合。1981年,這個委

員會有了一份新的行事紀要, (35) 重新明確除了撥款之外,這個委員會還要向政府提

供高等教育發展的策略諮詢,自此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正式成為一個政策

30

(33)四位成員分別是英國的 Llewellyn, John,德國的 Roeloffs, Karl,美國的 Kirst, Michael,澳洲的 Hancock, Greg。

(34)A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 in Hong Kong: Report by a Visiting Panel, November 1982.

(35)University and Polytechnic Grants Committee of Hong Kong: "Notes on Procedure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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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諮詢文件

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

優質學校教育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學校教育蔊皮瓣後兒堂 的濃賣得以業類,你 成為有狪立思考能力 和輪注社會華精的」

錢能、當華雙

過充實的生活

我需作出積變

教育統籌委員會

第三號報告書

一九八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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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FOR THE EDUCATION PROFESSION OF

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O 1

HONG KONG

(Revised Edition)

Compiled by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Professional Code for Educational Workers

Etober 1990

October 1984

Hong Kong

圖 12.10、12.11、12.12 教育統籌委員會於80年代成立,並出版報告書諮詢公眾人 士對政府教育政策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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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諮詢委員會。與教育委員會及職業訓練局都不一樣,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

並非法定機構,而只是港督的參謀,不過其秘書處則屬於政府部門。

教育統籌委員會的成立,就是為了統籌中小學幼稚園、工業教育及職業訓練

以及高等教育三個大範圍。這三個範圍都有相當獨立的政策委員會作為高層諮詢

5 架構。在這個架構中插入一個教育統籌委員會,自然引起原來三個委員會的不

安與顧慮。特別是職業訓練局與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原來或者按法律

而設,或則作為港督的直接上賓,都不覺得有在他們上面再加插一個委員會的必

要。同時,行政局也不大願意在其他委員會之上,加設一個統籌委員會,覺得這

是架床疊屋,又有顧慮行政局因而被架空。(36)

10

在原有的各層決策諮詢組織重重顧慮之下,國際顧問團的建議在政府內部足

足停留了六個多月而無法下決心決定棄取。事情於1983年7月13日發生了戲劇

性變化。立法局首次出現官守議員與非官守議員的對峙。官守議員提出動議把顧

問團報告書"作為對香港未來教育政策的寶貴貢獻",而非官守議員則堅持要把動

議修訂為"作為改善香港教育的基礎而付諸實行"。雙方僵持的結果是官守議員讓

15 步。從此,國際顧問團的報告書成為香港教育政策的主要依據,一直延續到 90 年

代。其中也包括設立教育統籌委員會。

20

一番擾攘之後,1984年終於成立了教育統籌委員會。其主要責任,是統籌全

港教育政策;其藍圖,則是國際顧問團的報告書;至於與其他政策諮詢委員會的

關係,則是"統籌而不領導"(co-ordinate but not direct)。

第一任教育統籌委員會的成員,其結構仍然保存香港政府一貫的諮詢習慣,

除各個當然委員(即上述三個委員會主席及教育統籌司、教育署長等)之外,分別

有天主教會、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及中華循道會的代表性人物,但這些委員同

時又分別身兼教育界各個部門各個層級的代表。

這個結構不斷受到反對勢力例如司徒華的抨擊。抨擊者認為教統會不包括壓

25 力團體代表不合理。而事實上,國際顧問團報告書也的確曾建議諮詢架構中應包

括壓力團體代表。

1986 年立法局改組,首次出現由選舉產生的代表,也因此而令到經功能團體

選舉選出的司徒華合法地代表教育界,後來政府終於委任司徒華進入教育統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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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Cheng, K.M., "Participatory educational planning: the position of Hong Kong educational bodies". M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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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員會。

到了 90 年代,由於"九七"將屆,香港政府對於諮詢架構逐漸採取開放政

策,吸納了不少前線工作者,也吸納了不少壓力團體的代表人物,反而疏遠了原

來的"伙伴",即各大教會團體。

5

香港教育政策的制訂,戰後初期幾乎全部在政府手上,僅有的一些諮詢組織

如教育委員會也只不過是聊備一格。這種情形在1973年以後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一方面是麥理浩有意開放教育政壇,另一方面是民間力量逐漸凝結,官民在不少

問題上出現對峙。而同時,由於教育制度的擴張,教育政策的諮詢架構也變為多

頭並進。1983年的一份研究,統計當時的各類教育團體,達172個。(37) 1982年之

後,一方面政府有了統籌教育的意識,另一方面民間也因政制開放而改變了自己 10

的地位。

到了 90 年代,政黨對教育政策的影響愈來愈大。一則是由於政黨左右了立法

局的討論,政黨可以利用財政的關卡而改變教育政策的方向。1991年立法局否決

津校參加"直接資助計劃",(38)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與此同時,政黨可以通過

其立法局的代理人,向政府索取大量資訊,在擁有資訊就擁有權力的情形下,政

黨對於影響教育政策,就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政黨的活躍,又激起了專業力量

的自強,而專業階層的逐步參與教育決策,又使教育決策出現了全新的局面。

15

五·結語

20

戰後的香港教育發展得很快。特別是由60年代末開始,教育的普及層層上

升。1971年普及小學;1980年普及初中;80年代中期,高中已接近普及;到90

年代中期,高等教育的擴展也似乎到了極限。在規模與結構堪與任何先進制度媲

美的時候,教育素質的問題上升成為核心問題,不論小學、中學,還是大學、幼 25

稚園,都是如此。

戰後的香港政府,對左、右派在香港辦學,耿耿於懷,草木皆兵。至70年代

初,政治控制讓路於意識形態的建設,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從反面幫了香港

(37)"直接資助計劃"是一種有限度的想學校放權的措施;由政府資助學校,但學校收入、支出、收生都有較大的權限。

(38)詳情見 Cheng, K.M., "The Concept of Legitimacy in Educational Policy-making: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of Two Episodes in

Hong Kong,"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published Ph. D. Thesis,1987.

30

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5

政府的忙。自70年代麥理浩任港督以後,經濟考慮漸漸成為教育政策的主導。到

了90年代,政府的教育政策變得有點飄忽不定時而放棄,時而收緊;既要假定

"九七"不變而超越"九七",又怕逾越權限而不敢逾越"九七"。財政增撥考慮得

很多,質量的改善則似乎束手無策。

戰後的香港教育政策決策機制,一步一步走向開放,從少數大宗教團體的參

與,逐漸擴到全面的代表,並且逐步加入政黨力量及專業力量。影響教育決策

者,已不限於政府。

可以說,戰後香港的教育,是走向了多元化、現代化,但同時也在走向政治

化、專業化。香港社會正是在這種種錯綜複雜的相互影響之中發展,教育也不

10 例外。

1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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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第十三章

香港的中西報業

李少南

導言:香港在中國報業史上的位置

15

香港是中國現代報業發源地之一。它在中國報業史上扮演了承先啟後、溝通

中西及在近代後勤支援中國黨派活動的角色。

20

(一)承先啟後、溝通中西

25

在1840年之前,清廷曾嚴禁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通商亦只限於廣州-

地。西方傳教士只能在南洋、澳門及廣州刊行中西報章,其中以羅拔·馬禮遜

(Morrison,Robert, 1782-1834)的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最為有名。這份

1815年在馬六甲創刊的中文刊物,已公認為外人創辦的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它

有別於傳統上中國官方刊行、缺乏採寫自由、專載官文詔令的古代報紙,它為中

國現代報刊豎立了一個典範模式。

馬禮遜的辦報經驗成為當時很多西方傳教士的重要參考。其中一位傳教士麥

都思(Medhurst, Walter Henry, 1796-1857)曾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創辦中文月

30 刊《特選撮要每月統記傳》,從形式到內容都仿照《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鴉片戰

爭後,麥都思在1853年於香港出版了第一份中文月刊《遐邇貫珍》。這份刊物最

563

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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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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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世俗每月統記

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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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者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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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學者不可不察因神在天上而現著其榮所以用

此善人無非敬畏神但世上論神多說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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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被造化自然學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各物单

個天字指着神亦有之既然萬處萬人皆由神

单面用錯

圖 13.1 近代中國首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5

10

15

564

後的一位編輯理雅各(Legge, James, 1815-1897),後來成為19世紀著名的漢學

家。他曾於1861至1886年間把中國的《四書》、《五經》譯成英文,對中西文化交

流作出重要的貢獻。

20

當年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的中國人有黃勝(1828-1902)及王韜(1828-

1897),後來都成為中國報業史上開創性的人物。黃勝與伍廷芳(1842-1922)先

在香港創辦了第一份中文日報《香港中外新報》;稍後又與王韜、梁仁甫等人,集 25

資購買英華書院的印刷設備,在1874年出版《循環日報》。此報首開政論報紙的

先河。王韜的政論風格對日後維新派的刊物有一定的影響。

王韜在1862年來港之前,曾於麥都思在上海設立的墨海書館工作了13年。

他是透過麥都思認識理雅各的。後來在中國出版長達77年的上海《申報》,創辦

之初亦是透過王韜的女婿錢昕伯,向王韜吸取辦報經驗的。是時,王韜已曾主編

香港的《近事編錄》及參與《香港華字日報》的筆政。《申報》出版後,不少王韜的

30

第十三章 香港的中西報業

文章亦在此發表。

簡要而言,香港是中國現代報業始創期的一個重要發源地。馬禮遜在南洋一

帶辦報、辦學及傳教的經驗,在鴉片戰爭後都首先傳至香港,再傳至上海,然後

傳至中國其他地方。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的英華書院在1843年即遷來香港,其

5 校長理雅各對王韜後來在港辦報起着重要的影響。麥都思從馬禮遜學到的辦報經

驗,在鴉片戰爭後亦首先應用在香港;《遐邇貫珍》的創刊,比起麥都思在上海墨

海書館刊行的《六合叢談》,還要早三年多。《六合叢談》是上海最早出現的中文

報刊,王韜的報刊活動亦以它開始。從以上分析可見,香港在中國現代報業的始

創期間,已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

10

香港的報業一直積極從事中西文化的交流。1853年創辦的《遐邇貫珍》,已

着力介紹西方的科學技術、歷史文化及典章制度。又如王韜編寫的《普法戰紀》

詳細介紹 1870 至1871年普魯士與法國之戰。此書曾在《香港華字日報》連載,並

翻譯成日文,成為當時這方面的最新知識。香港的英文報紙亦負起溝通中西的任

　　　務。例如前身為《廣州紀錄報》(Canton Register),1843年遷往香港而易名的《香 15 港紀錄報》(Hong Kong Register) 十分重視中國作品的翻譯,曾譯載《三國演

,

義》。雖然這些早期報刊對整個中國的影響有限,但是它們豎立了傳遞新知、溝

通中西的報業典範,並對當時部分的知識階層及官僚起了一定程度的啟迪作用。

香港報業對中國所起的"窗口"作用,一直延續至21世紀的今天。例如60年

代後半期,中國在進行"文化大革命"而處於鎖國狀態之時,香港也成為了當時中

20 國了解國外情況的一個重要渠道,香港報章的新聞消息經常被轉載在內部參考的

《參考消息》及文件上。

(二)後勤支援黨派活動

25

在後勤支援中國黨派活動方面,香港報業更是大放異彩。最明顯的例子莫過

於維新運動(1898)在國內失敗後,保皇黨及革命黨在港的報刊活動。以革命黨

的《中國日報》為例,它被禁入口之前,在國內的銷量甚廣,即使在兩廣總督的

督署,銷量也達二百多份。它在1904至1905年的"拒美限制華工入境條約運動"

30 中,更同《有所謂報》與國內輿論呼應;當清廷在美國壓力下禁止"拒約運動"及

有關言論後,香港的革命派報紙便顯得獨樹一幟。《有所謂報》的創辦人鄭貫公曾

565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多次提及香港較國內享有更大的言論自由,(1)香港的黨派報紙言論,往往都比國內

的更敢言,對當權者更敢批評。

在"拒約運動"之後,清廷於1907年1月頒佈中國第一部新聞法,首次明文

規定禁止境外報紙在中國發佈。同年5月,香港政府亦首次立例取締"流入中國

內地而能使全國發生叛亂"的香港報章。這兩條同時在兩地出現的新聞條例,顯

示當時香港的黨派報紙言論已對中國的統治階層構成威脅。

國共兩黨內戰期間(1946-1949),在和談失敗後,在國民黨管治區裡,不能

出版與共黨有關的言論。《華商報》便利用香港言論基本上不受檢查的有利條件,

向國民黨統治區闡述中共的方針政策,推動反對國民黨的活動。1949年以後,國

民黨的《香港時報》又倒過來以香港作為反對共產黨的橋頭堡。

5

10

(三)香港報業三個時期

。

自香港割讓給英國人至今一百五十多年,香港的報業發展大致上可以其辦報 15

目的及活動性質劃分成三個時期。它們是"精英報業"時期(1841-1873)、"黨派

報業"時期(1874-1924)及"社經報業"時期(1925- )

) "精英報業"的主要

特徵是報紙的刊行是為了爭取殖民地精英的利益。"黨派報業"的主要特徵是報紙

以宣傳所屬政黨為最高目標。"社經報業"時期的報紙則是以香港本土一般居民為

服務對象,並對社會民生的發展給予優先的關注。以上的分期只是一個粗略的劃

分,目的在方便比較不同時期的主要特徵。每一個分期裡面當然同時存在其他不

同報業的特徵。例如"黨派報業"時期裡,仍有以精英為服務對象的報紙,甚至

"精英報業"時期的報紙亦會關注社會及民生的發展。這三個時期的劃分只是強調

每個時期的主要傾向,並非代表每個時期只有單一類型的報刊。

20

(1) 阮紀宏:(唯一趣報有所謂:一份清末革命報刊的個案>,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部碩士論文,1992年5月,頁33。

566

25

30

第十三章 香港的中西報業

精英報業"時期(1841-1873)

(一)香港早期的中西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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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初年,所有報刊都以外文出版,直至1853年才有第

份中文月刊《遐邇貫珍》出現。香港最早出版的英文報刊是1841年5月1日由羅

拔.馬禮遜的兒子約翰·馬禮遜(Morrison, John Robert, 1814-1843)創辦的《香港

公報》(Hong Kong Gazette),為半月刊,主要用來頒佈英國政府的命令。1842年

約翰·馬禮遜把他在澳門的印刷器材運到香港,於3月17日又出版《中國之友》

(Friend of China),僅出了一期便與《香港公報》合併,改稱《中國之友與香港公報》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時為1842年3月23日。這份簡稱《中

國之友》的西報以週刊形式出版,最初為親官方的刊物。約翰·馬禮遜因急性瘧

疾突然於1843年8月去世,至1850年,曾任契約登記官的泰倫(Tarrant, William)

買下《中國之友報》,經常在此抨擊香港政府。

泰倫因抨擊香港政府而曾經兩度入獄。第一次於1857年。當時的律政司安士

迪(Anstey, T. Chisholm)指控總登記官高和爾(Caldwell, Daniel R.)與中國海盜勾結,

並從事妓院執照的投機買賣。聆訊結果是高和爾無罪釋放。但泰倫在報章上指責

當時的署理輔政司布烈治(Bridges, W.T.)包庇高和爾,把有關罪證燒燬。結果布

烈治控告泰倫誹謗,使其入獄三個月。

1858年泰倫獲釋後,仍不斷攻擊政府。當時的副總督堅吾(Caine, William)被

泰倫攻擊,指其維護不法之中國商人。結果堅吾控告泰倫誹謗,使其罰款50鎊,

並入獄一年。泰倫出獄後,將報紙遷往廣州,稍後再遷至上海,並於1869年出

售。泰倫在1872年病逝於英國。

《中國之友報》創刊後一年,有《東方地球報》(Eastern Globe)之出現。稍

後於 1843年6月,原在廣州出版的《廣州紀錄報》亦遷至香港,改名《香港紀錄

報》。此報初時與政府關係良好,後來可能因政府取消該報刊登政府法令的特

權,轉為反對政府。《德臣西報》(China Mail)於1845年2月20日創刊,首任主

編是蕭銳德(Shortrede, Andrew)。初期每週出版一次,報頭特別標榜它是唯一刊

登政府法令的報紙,以官方報之姿態出現。該報在1856年由英國人德臣(Dixon,

Andrew)全盤買下,該報之中文譯名亦因"德臣"作為主編而來。

在這段香港報業始創期間,《德臣西報》與《孖剌報》(Hong Kong Daily Press)

567

香港史新編■下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遐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八月朔

第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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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號收旧紙墨錢十五文 香港中環英華書院印送

文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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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遐邇貫珍》創刊號

5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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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5

10

最負盛名。《孖剌報》是香港第一家出版的英文日報,它的出現逼使《德臣西報》

也從週刊改為日報。《孖報》是由美國人賴德(Ryder, George M.)創辦,英國人孖 剌(Murrow, Yorrick J.)主編,於1857年10月1日創刊,其中文譯名亦是由其主編

之姓氏"孖剌"翻譯過來。

香港最早出現的中文報刊有《遐邇貫珍》、《香港中外新報》、《近事編錄》及

《香港華字日報》。《香港中外新報》及《香港華字日報》的前身皆是《孖剌報》及《德

臣西報》的中文版。英文報紙《孖報》出版大概一個月後,即附帶出了一版《香

港船頭貨價紙》,是兩面印刷的中文刊物。它比較早前於1853年由傳教士創辦的

《遐邇貫珍》月刊,又邁進了一步,香港中文雙日刊應以它為最早。這份中文報刊

最初逢週二、四、六發行,內容以船期、商品價格及商業行情為主。它便是《香

港中外新報》的前身,並於1873年改為日刊。

《香港中外新報》的正式出版日期有1858年、1860年及1864至1865年間三個

說法,至今未有定論。(2)《香港中外新報》的新聞內容多譯自西報及轉載自《京報》。

《京報》是刊載清廷消息的公報。《香港中外新報》的創辦人為黃勝及伍廷芳。黃

15 勝,又名黃平甫,是在1847年與容及黃寬到美國讀書的三個人之一。資助三人

到美國讀書的是《德臣西報》主編蕭銳德。黃勝一年後因病回國,在蕭銳德主編的

《德臣西報》學習工作。黃勝後來曾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儒家經典,他也是東華醫

院 1872 年成立時的興建總理,並曾任定例局(即立法局)及潔淨局的華人非官守

議員。伍廷芳為首位獲准在英國殖民地香港執業的華人律師,亦是首任定例局的

20 華人非官守議員,並曾任清政府駐美國公使及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兼財政部長。

在《孖剌報》的中文版之後,再有傳教士於1864年創辦《近事編錄》,初由陸

驥純承辦,王韜主編。後因業主羅郎多次加租,難以負擔,至1879年陸驥純以個

人資本創辦《維新日報》。而《近事編錄》於1883年售予中國人,但銷路不佳,

不久停刊。此報及《香港中外新報》的消息經常為廣州出版的《中外新聞七日錄》

25 轉載。

《香港華字日報》由《德臣西報》的譯員陳靄亭創辦。他先於1871年3月在《德

臣西報》的週六版面中,編一版中文版,名為《中外新聞七日報》。1872年正式命

名《香港華字日報》,由黃勝出任主筆,初為雙日刊,翌年再改為日刊。陳譪亭為

30

(2) 三個說法分別載於弋公振:《中國報學史》,1982年,四版,頁102;李家園:《香港報業雜談》,1989年,頁5;卓南生: 〈中國第一份中文日報考 ----關於《香港船頭貨價紙》與《香港中外新報》〉,《新聞研究資料》,總第39輯,1987年9月, 頁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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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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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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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五百七十一读推段,杰林安环杂典容百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十二 莫 江上海米4一秒十八日北泽二千八作二千九百九十二也色花 在十二萬七千辫在二十二炮甜花落七十七二二四十五也圹沙二十四品二千四 十猪,在日本书样版暨百一十九然九、八百二十五也色花有八十九茂祥六打小叶 五也得花形二十五是上千件十翼也在扯一百三十萬三千九肖九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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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3從《香港華字日報》的副標題可見,該報十分重視運輸、商業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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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5

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伍廷芳的親戚,後來出任清廷駐美國華盛頓的參贊及古巴夏灣拿的公使。《華字日

報》由他的兒子陳斗垣繼續出版。

(二)"精英報業"的特色和影響

香港早期的報紙以西報為主。1842年全香港島只有華人五千名左右,多以漁

農為生。到1867年華人人口才增至11.1萬人。在讀者人數及華人財富增加之後,

中文報刊才有市場。最初《遐邇貫珍》銷路並不理想,只辦了三年便停刊。《香港

10 中外新報》初期訂價三元,附送行情紙一張,若只訂行情紙,半價收費,當時華

商亦大多只訂行情紙。由此可見,中文報業當時並不發達。但洋商已先後辦了多

份西報,作為溝通商情、向政府施壓及爭取個人利益之工具。殖民政府亦須倚靠

西報頒佈政令及獲悉社會動態。這個時期的報業特色主要是為當時的精英服務的。

就以《孖剌報》及《德臣西報》的中文命名是以其編輯之姓名翻譯過來,已可

15 看出當時報紙的個人化傾向。較早前提及的泰倫因高和爾案件被控誹謗而入獄一

事,雖然事後在1861年的重新調查中證明高和爾確曾勾結海盜,但是馬沉著的

《香港法例彙編》指出,泰倫是因為1857年的毒麵包案與布烈治結怨,所以才極力

攻擊布烈治。泰倫與堅吾的積怨亦始於他擔任契約登記官時,他是在1847年指控

當時的輔政司堅吾發出街市牌照時受賄,才因而被政府解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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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毒麵包案"發生於1857年1月。當時正值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夕,香港內

部動蕩不安。商人張亞霖的裕盛辦館包辦了全港英國人的伙食。1 月 15 日早上,

全港英人吃過早餐後都中毒,經搶救後,無人死亡。張亞霖被控蓄意謀殺,經調

查後,無法證明其罪,但要押解出境。泰倫為中毒者之一,他起訴張亞霖,要求

賠償。這時張亞霖已因訴訟破產,無力賠償,且要出境,因此泰倫遷怒於要張亞

霖離境的署理輔政司布烈治。

當時的官場可能確有很多值得非議的地方。例如堅吾在1845年亦被《德臣西

報》的蕭銳德指他在驅逐妓女出境一事上,有瞞騙行為。又如《孖剌報》的編輯

亦曾指責港督寶寧在批出專營合約上偏袒渣甸·麥贊臣公司(Jardine, Matheson &

Co.),並因此被控誹謗而入獄六個月,罰款100鎊。

但另一方面,當時的報人也不見得很有操守。1860年一位英國上議院議員

在議會上指稱,在英國所有屬土中,沒一個的誹謗情況像香港那樣泛濫及臭名昭

571

572

香港史新編■下 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 13.4 王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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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著。除了上述泰倫與布烈治的糾紛可能由於公報私仇而起外,《孖剌報》的主編孖

剌本人,也曾因非法禁錮240名中國勞工,(俗稱"豬仔")而於1857年被起訴,

結果與其同謀的中國人被判囚六個月,孖剌本人卻只罰款五元了事。

這個時期的報業主要為洋商及殖民地精英服務,一般華人大眾的需要是被忽

5 略的。就以 1858年廢除食鹽專賣為例,當時竟有很多華人因不知情而被不法之徒

繼續騙稅。《孖剌報》最初的中文版,亦是以商品行情及船期為主要內容,對象以

一般華商為主。直至1860年香港政府因不滿《孖剌報》的中文報紙經常攻擊政府

及誤導華籍居民,才出版中文版的《香港政府公報》

10

三

黨派報業"時期(1874-1924)

(一)中國政治與香港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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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中文報業要到19世紀70年代以後才興盛起來。這一方面是由於人口

增加,另一方面亦是因為華人的經濟力量已上升至不能被忽視的位置。自19世

紀70年代後期起,華人不斷收購洋商因經營失敗而結束的商行貨棧,更打破了洋

人故意隔離華人的居住界線。1872年第一個華人慈善機構東華醫院落成,在1880

至 1881 年間,華人繳交的税款佔去港島税收的90%。1880年伍廷芳出任立法局議

員,為華人出任此職之第一人。1881年香港華人的數目已增至15.1萬人。

可是這時的華人社會基本上是移民社會,大部分居民都從別處遷徙而來,特

別是華南沿海一帶的人。他們來港謀生,或取道香港往北美或南洋做工,亦有因

走避太平軍而舉家遷港。這種移民社會的特點一直延續至20世紀60年代才慢慢

改變過來。由於香港的居民很長一段時間只抱着"過客"心態,而且對英人統治的

香港沒有歸屬感,他們長期以來所關心的社會是自己出身成長的中國內地,因此

香港的中文報業也在頗長一段時間內專注中國的報導,對香港本土的社會民生,

反而忽略了。中國政治的發展與香港報業息息相關,香港的報業留意中國內地的

政局發展,同時中國國內的政治鬥爭亦延伸至香港,令香港出現了"黨派報業"

時期。

573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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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5《循環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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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香港的中西報業

(二)王韜的報業理想

香港的"黨派報業時期應以1874年王韜及黃勝創辦《循環日報》開始,至

1925 年《華僑日報》及《工商日報》創刊為止。這三份不同的報紙象徵了不同時代

5 的開展。它們分別開創了"黨派報業"及"社經報業"的先河。雖然《循環日報》並

不屬於任何政團,它的政治主張卻是鮮明及一貫的。它雖非"政黨"報紙,但是它

卻有目的地宣揚某個派別的政治主張。在它以後,"改良"及"革命"兩個政治派

別的報紙,主宰了當日的報業活動,攫取了大部分讀者的注意力。

10

王韜因涉嫌上書太平天國被清廷緝捕,於1862年走避香港。他具有改革維新

的思想,在政治思想史上,他是洋務運動的"中體西用"論與維新運動的"變法自

強"論的過渡人物。據羅香林的研究,他在報章上發表的主張可歸納成四點:(1)

救時以內治為本;(2)治內以重民為先;(3)圖強以變法為要;(4)變法以人才為

重。他主張中國效法英國和日本,實行"君民合制"的君主立憲政體。

這種從政治體制改革而富國強兵的看法,超越了洋務運動中只求科技革新,

15 不問體制優劣的局限。當時只有鄭觀應附和響應體制改革的主張。在王韜於 1884

年退居上海時,康有為還未寫他的<上帝第一書〉,更未創辦萬木草堂推行維新

事業,可見王韜及《循環日報》是走在時代前頭的。

20

(三)改良派在港的報業活動

太平天國失敗後的20年間,清政府日益腐敗,喪權辱國之事接踵而來。中法

戰爭(1883-1885)雖然戰勝,但仍讓法國侵佔越南。甲午戰爭(1894-1895)清

廷慘敗給日本,更大幅割地賠款。這時中國的士人及開明官僚已感到不從政治體

25 制上改革,中國不可能逃過亡國厄運。康有為在時局的刺激下投身維新改革的運

動。維新運動透過康有為的活動而日漸壯大。據他的自述,1879年11月他到香港

之遊,令其對西學有所了解。中法戰爭的屈辱刺激起他救世之心。在第一次上書

清廷失敗後,康有為便在廣州興辦萬木草堂,傳授新學,學校還訂有上海教會辦

的《萬國公報》及香港的《循環日報》,供學生研讀。

30

(3) 羅香林:(王韜在港與中國文化之關係>,載《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1961年,頁4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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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19 世紀 90 年代維新變法之思想透過康有為及梁啟超等人之辦報活動,遍及全

國,最後更得到清帝重用,於1898年命其推行新政。惟不及三個月,慈禧太后及

清廷的保守分子即發動政變,拘禁光緒帝,並捕殺譚嗣同、康廣仁等維新人士。

康、梁及時走脫,並繼續在海外鼓吹君主立憲,稍後還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

展開激辯。

以上中國政局的發展,密切地影響着香港這個移民社會的報業動態。

繼王韜的《循環日報》後,另一份主張維新的港報是陸驥純於1879年辦的《維

新日報》。此報在中法戰爭時以經常報導中國戰勝消息而揚名。1906年曾因反對

粵督岑春寕收粵漢鐵路為國辦,被禁售於內地。1908年此報售予劉少雲,1909年

改名《國民新報》,1912年停刊,歷時33年。

此外,還有張筱邨在1899年創辦的《香港通報》,此報創刊之日即與廣州《嶺

海報》合作。《香港通報》負責編印上諭、奏稿、論說、專件、京都新聞、各省新

聞及各國新聞,由香港寄往廣州,《嶺海報》則負責編印羊城新聞、貨價及抄牌

示,由廣州寄往香港。兩報合派,不再另行收費。但合作時間不長,後改為單獨

發行。《嶺海報》支持維新立憲,於戊戌政變後,即登《原效》一篇,為康、梁辯

護。《香港通報》其中一個宗旨亦為倡導新法,廣開民智。當日國內維新風氣高

漲,遍及省港二地。

5

10

15

但是由康有為、梁啟超在香港直接主持的維新刊物,則還是在戊戌政變後才

出現。變法失敗後,康、梁流亡海外,四處為保皇立憲奔走,先後在美國、加拿

大、日本、東南亞及香港出版報紙,進行保皇及君主立憲的宣傳。1904年他們派 20

徐勤、伍憲子、伍權公在香港創辦《商報》,是為保皇黨在港的機關報。辛亥革命

後,此報易名為《共和報》,1921年停刊。

(四)革命派在港的報業活動

25

576

變法失敗,令很多寄望維新改革的人都感到失望。經過八國聯軍侵華(1900)

一役,很多人都不再對清廷存有幻想,開始認同革命。孫中山在1900年以前宣傳

革命,遇到困難甚多,聞革命而生畏者眾,但1900年以後,同情及支持革命的人

愈來愈多。1900年正是興中會在香港創辦第一份革命刊物《中國日報》之時。

《中國日報》於1900年1月25日出版,總編兼社長為陳少白。1905年成為

30

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同盟會的機關報;1911年辛亥革命後移至廣州;1913年被軍閥龍濟光封禁。《中

國日報》自出版起即積極宣傳革命,並駁斥保皇派之改良主張。1903年初,洪福

全、謝纘泰、李紀堂等人計劃廣州起義事洩失敗,革命黨人梁慕義等十餘人殉

難。廣州《嶺海報》主筆胡衍鶚借題攻擊革命黨為大逆不道,《中國日報》嚴辭駁

5 之,筆戰月餘。

10

當保皇派的《商報》提倡保皇扶滿之意義時,《中國日報》即予以痛擊。《中國

日報》曾以進化論之說,闡明《商報》之類的保皇報,代表舊社會之報,終歸會失

敗而被淘汰。此報曾直指康有為之政見誤國誤民,並要其公開答辯,但康有為未

有作答,《中國日報》便連發兩篇"代答",譏諷康有為。

1906 年《中國日報》被保皇黨人控其誹謗康的女兒康同璧在美洲訛騙華僑,要

求賠償。另一方面由於它猛烈抨擊粵督岑春寕將粵漢鐵路收歸官辦並逮捕反對商

人黎國廉,結果它與其他幾份港報一同被禁入廣東省,令報社經濟更形拮据。後

經馮自由岳丈李煜堂出資,才得以維持。是年又因"拒約運動"與《有所謂報》略

有不同意見而引起筆戰,後經孫中山親自調停才避免同室操戈。1907年因代售上

15 海《民報》特刊《天討》,內附清帝破頭插畫,被港府沒收,並於同年8月首次立

例禁止報刊登載煽惑對友邦作亂之文字。

20

25

20 世紀初,中國的革命思潮空前澎湃。革命黨人在香港除了辦《中國日報》

外,還先後辦了《世界公益報》、《廣東日報》、《有所謂報》、《香港少年報》等刊

物。而這些革命派刊物皆直接或間接與鄭貫公有關。

鄭貫公(1880-1906)原名鄭道,字貫一,廣東香山人,筆名貫一、仍舊、貫

公、自立和死國青年等。鄭貫公曾到日本,並與梁啟超在東京創辦的東京高等大

同學校學習。當時的同學有秦力山、馮自由、蔡鍔、林述唐等人。後協助橫濱的

《清議報》報務,但幾個月後即以"氣味不投"離開。1900年在橫濱創辦《開智錄》,

宣傳平等、自由、天賦人權及民族主義等思想。並開始與保皇黨決裂,投入革命

黨之陣營。

1901年孫中山介紹鄭貫公到香港,出任《中國日報》編輯,但因性格不羈,與

陳少白不和,7月時更因與鄭士良等飲宴時士良暴斃,令陳少白更加不滿。不久

鄭貫公即辭去《中國日報》職務。1903年底林護、譚民三創辦《世界公益報》,聘

鄭貫公任編輯,參與編務者有黃世仲、李大醒、黃魯逸、黃耀公等人。此報宣揚

30 革命,曾連載《揚州十日記》歌謠,但有股東以其言論日趨激烈,請略改宗旨。鄭

貫公力爭後離去,於1904年3月與陳樹人、黃世仲、勞緯孟等另辦《廣東日報》。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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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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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6 清末革命派報刊《有所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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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廣東日報》的言論較《世界公益報》更為開放。它不但發揮民族主義、提倡

革命精神,更鼓吹暴力手段,實行共和。《廣東日報》有附刊名《無所謂報》,

每日兩頁,用廣州方言、民間唱本、龍舟、南音、粵謳等形式,揭露清廷黑暗,

反映人民疾苦。此附刊於1905年5月改名《一聲鐘》。《廣東日報》在1906 年因抨

5 擊岑春寕收回粵漢鐵路而激怒粵省官員,而《廣東日報》股東多為廣東縉紳,恐招

橫禍而於 1906年4月讓其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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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謂報》,全稱《唯一趣報有所謂》,是眾多在港革命刊物中,最為奇峰

突出,出奇制勝的一份。該報於1905年6月4日創刊,總編輯鄭貫公,參與者有

黃世仲、陳樹人、王斧、李孟哲、盧偉臣、胡子晉、盧文等人。此報由於鄭貫公

於1906年病逝而被逼在1906年7月12日停刊。此報雖只出版一年多,它的影響

卻頗為巨大。《有所謂報》的特色是以通俗、活潑、多樣的形式吸引讀者,其讀者

對象為一般社會大眾,由民間說唱到詩詞散文,兼蓄並收。此報與當時的革命派

刊物互相呼應,其銷路更凌駕各大報之上。但鄭貫公這位革命派報人以時死於

香港,死時年僅26歲。

鄭貫公死後,《有所謂報》之編輯謝英伯、陳樹人等在1906年7月29日創辦

《東方報》,但因資本虧損,只維持了半年左右便停刊。《香港少年報》亦為《有所

謂報》部分人員創辦,由黃世仲主持,於1906年5月28出版,曾指斥清廷立憲之

舉為久延殘喘之計,最後亦因資金短缺,不到一年便停刊了。

辛亥革命前後,香港出版的革命刊物還有1906年2月8日創辦的《日日新

報》、1907年12月5日黃耀公辦的《社會公報》、1911年間的《新少年報》、1908

年李孟哲辦的《人道日報》、1910年洪舜英、洪美英辦的《女界星期錄》、1911年

11月9日盧新、黃世仲等人辦的《新漢日報》。

在這段"黨派報業期間,革命黨與保皇黨在政見上爭持激烈,除了康同璧入

稟香港法院控告《中國日報》誹謗一案外,還可見於鄭貫公受暗殺威脅而向香港警

察報案一事。1905年11月23日《有所謂報》專文揭露保皇黨以2,200 兩收買刺客

於11月4日潛來香港,暗殺鄭貫公,但事先為該報發覺,遂報案港府,得便衣警

探保護,致使暗殺之事不成。鄭貫公"死國青年"之筆名即由此而來,稍後更有黃

伯耀用"病國青年"、馮勵生用"生國青年"之筆名和之。

以下一段《新少年報》的文字,也足以令人感受到當時二派之劇鬥情況:"保

皇疫黨有良心,甘為公敵出頭角。想着鏟地皮,想入新內閣。殘同媚異引豺狼,

害我同胞受飢渴。

579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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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圖 13.7《香港中外新報》

30

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這段時期的粵港革命宣傳,除了陳少白、鄭貫公外,黃世仲亦值得一提。黃

世仲又名黃棣蓀,廣東番禺人,青年時代到南洋謀生,經常投稿至新加坡的《天

南新報》而文名漸顯。1902年經尤列介紹至香港任《中國日報》記者,不久即與廣

州《嶺海報》筆戰。1904年以後,積極參與鄭貫公主辦的《世界公益報》、《廣東日

5 報》及《有所謂報》工作,同時為廣州的《時事畫報》撰稿。1906年創立《香港少年

報》,1907年又與歐博鳴在廣州創辦《廣東白話報》,頗受歡迎。他曾寫章回小說

《洪秀全演義》,在《有所謂報》連載,並被《中國日報》印成單行本,章太炎作序。

辛亥革命後,任廣東民團局長,於1912年被廣東都督陳炯明以"侵吞軍餉"罪名

10

槍殺。

辛亥革命之後,軍閥割據,全國陷入混亂。就以廣東一地為例,1911至1922

年十多年間,前後經歷九個省長管治,大部分皆為軍閥。由於粵港兩地緊密相

連,派系鬥爭亦伸延至港。

《香港中外新報》雖非革命黨人之報紙,但該報在民國初年抨擊廣東軍閥龍濟

光,大得人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段祺瑞之北洋政府力主中國參戰,《香港中外

15 新報》持反對論調,結果被港英政府控告,罰款101元,原因是其言論不利英、

法、俄三國聯手對付德國。經此波折,該報股東深恐受累,不欲再辦,終被龍濟

光收買,令該報反龍之言論,一夜間變成擁龍。龍濟光軍事失敗後,此報亦停刊。

20

1915 至 1916 年間,革命黨人在港創辦《現象報》,以雜誌形式裝訂,每天出

版,主持人為胡漢民、朱卓文等。辛亥革命後由港遷往廣州出版之《中國日報》,

已於1913年為龍濟光封禁,《現象報》成為革命黨人攻擊龍濟光最有力之輿論工

具,它在龍倒台(1916年7月)後任務完成,不久亦宣告停刊。另一份"討龍"的

報紙為 1899年由李賢士創辦的《香港晨報》。1919年革命黨人夏重民接辦,易名

《香江晨報》,銷量曾一度居香港第二位,惟後力不繼。

與此同時,由基督徒尹文佳、伍漢墀、關心焉及張祝齡等人於1912年創辦的

25 《大光報》,亦致力抨擊龍濟光。此報雖是教會中人創辦,平日卻絕無宗教色彩,

只在聖誕節時出一特刊紀念。《大光報》是應孫中山之邀而創辦的,八周年紀念

時,孫中山特別在報上致詞嘉勉。此報於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遷至韶關作

抗戰宣傳。1945年日本投降後,遷至廣州,另在汕頭、韶關及海口分設粵東、粵

北及海南版,直至1950年才停刊,歷時共37年。

30

1921 年《香江晨報》部分人員,組織香港第一份晚報《香江晚報》。督印人黃

燕清(1891-1974),原籍廣東高要,16歲時即加入同盟會香港支部,曾創辦《新

581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少年報》,並任《國民新報》、《現象報》及《大公報》編輯。此報仍屬黨報,由於

言論傾向汪精衛,曾被視為"左派"報紙。它在1927年集資擴充,1928年葉泰任

督印人,1929年停刊。

1920 年 11 月陳炯明率粵軍由閩回粵驅桂軍莫榮新,並出任廣東省主席兼粵

軍總司令。他命陳秋霖在香港創辦《香港新聞報》。後陳炯明反孫中山之心日顯, 5

有人勸陳秋霖"易幟",結果陳秋霖將其報易名《中國新聞報》,言論由擁護陳炯

明改為擁護孫中山。此為香港報史上一次"報變",事發時間為1924年7月19

日。1925年8月陳秋霖往廣州訪廖仲愷,與廖仲愷同遭暗殺喪生。

在這段"黨派報業時期,也有一些不以政治宣傳為目標的報紙,例如《華

字日報》既有與保皇黨連成一線宣傳立憲的言論,亦曾因報導革命新軍起義,於

1910 年被粵督袁樹勛禁售。1885年香港滙豐銀行買辦羅鶴明出資三萬元創辦《粵

報》,最初原因亦只是因推廣其親戚的時藝藍本,設立印刷廠而兼營報紙。此報

因乏人主持,一年後便停刊,後雖經盧敬之集資再辦,亦只再維持三年而已。另

有《醒覺魂報》於1906年11月3日創刊,"宗旨為不立黨派,大公無我,務求輸

入文明,增進社會幸福。

10

15

582

(五)西報在港的發展

20

自《香港中外新報》、《香港華字日報》、《循環日報》相繼創刊後,中文報紙

漸漸取代西報成為香港報紙的主流。保皇黨與革命黨的意識形態鬥爭,首次把全

中國包括香港的報業推上一個高峰。為了爭取讀者,雙方都延攬人才,以生動吸

引的形式宣傳自己的政見。這些政見宣傳及鬥爭,一方面把中國的政治鬥爭延伸

到香港,但另一方面亦令香港的民眾了解國內政治發展狀況。西報這時的活動相

對失色。這與外籍人口稀少有關,在1881年之時全港華人超過15萬人,但外籍 25

人口只有一萬左右。

　在"黨派報業"時期創辦的西報有兩份,一是士(Smith, Robert Frazer)於 1881年6月15日創辦的《士蔑西報》(Hong Kong Telegraph),另一份是 1903 年 11月7日創刊的《南清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士蔑西報》的出現令一度沉寂的誹謗官司再次湧現。士蔑先因誹謗一個德國

藝人而入獄兩個月,後又因誣衊《德臣西報》的編輯而被罰賠償100元兼付堂費。

30

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5

10

1890 年港府容許本地大律師出任裁判司之同時可以私人執業,《士蔑西報》又再大

肆抨擊港府。1891年士被控誣告一名工務局主管強姦,結果與另一名記者被判

入獄半年及賠款3,000元。出獄後,他仍繼續其辛辣的筆鋒,直至1895年去世為

止。1900年該報轉為鄧勤(Duncan, Chesney)管理,大股東是何東(Hotung, Robert,

1862-1956)

。

中國的革命活動日趨熱熾,本港一些知名人士亦捲進了這個運動。鄧勤與《德

臣西報》的主編黎德(Reid, Thomas H.)曾於1895年協助香港的革命黨人草擬英文

版的興中會宣言,此宣言並由香港第一位華人西醫何啟(1859-1914)及澳洲華僑

謝纘泰(1872-1937)修訂。當時三大發鈔銀行之一的有利銀行(Mercantile Bank)

的買辦韋玉(1849-1921,黃勝的女婿),亦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經常接待往返

省港兩地的起義人士。

謝纘泰更是英文《南清早報》的發起人之一。他與英國人克銀漢(Cunningham, Alfred)在1903年創辦《南清早報》,辛亥革命後中文報名改為《南華早報》,一直

沿用至今。此報最初宗旨為推動中國的改革。最初發行6,000 股,其中14名華人

15 股東佔950 股,其他股份為107名西人持有。從兩份西報的發展亦可看到辛亥革

命前夕,香港報紙的政治氣味十分濃厚。

20

25

(六)"黨派報業"的特色和影響

"黨派報業"的特色是報紙為了宣傳政見而存在。態度都是以己見為"正確真

理",拯救萬民之法盡在於我,政見不同者危害社會,必須予以打擊。這種黨派

特色不單只在保皇及革命兩黨的報紙上可見,辛亥革命之後,革命黨與軍閥進行

鬥爭時,兩者亦採取"黨派報業"模式辦報。"黨派報業"模式非香港獨有,當時

全國甚至海外華人社會亦因康、梁與孫中山對壘,而普遍出現"黨派報業"。從好

的方面說,黨報鬥爭由於互相比拼,把中國報業的形式、技巧及運作能力,大大

提高。從壞的方面說,黨爭卻過度強化了報紙的"宣傳"功能,令"公眾論壇"的

作用萎縮,更因此令中國報業不重視"客觀報導"的原則。當然這種現象歸根結底

是與中國社會的演變及中國人的政治文化有關。假使當權者都不能容納異見,報

30 紙便只能淪為統治者的宣傳工具或附庸;要不然便只有變成用來抨擊統治者的工

具;再不然便只有關門。

583

香港史新編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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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圖 13.8《華僑日報》創刊號頭版

25

30

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這個時期的香港報業與中國報業可說是融為一體。保皇派與革命派的言論主

張都先後在香港出現。這種聯繫令香港人對國內政局發展,感同身受,對香港人

與中國的聯繫和認同起着重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這種"中國聯繫"又令到本港

報業長時間忽略香港的事務。舉例來說,現在可以看到的最早一份《香港華字日

5 報》,刊於1873年6月4日,其中"本港新聞"只有三條,並歸入"中外新聞"一

部,相對而言,"羊城新聞"則共有五則,顯然是"重省輕港"。另一例子是《有所

謂報》雖有"港誌",但初時亦屬"要聞"一部,而"要聞"中又以廣東消息最多,

香港、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次之。(4)缺乏香港焦點是"黨派時期"香港報業的一

大特點,這種偏失亦是影響香港人對香港缺乏關注及歸屬的一個重要原因。

10

四·"社經報業"時期(1925年至現在)

(一)商營企業報紙的出現

15

20

25

正當黨派宣傳充斥香港報章之際,有少數報章力求不涉政治,其中一份為《華

商總會報》。它是1919年香港華商總會創辦的機關刊物,目的在傳達商會訊息,

純為商業性報紙,不涉政治。此報所用之器材轉買自經已停刊的《香港中外新

報》,但經營不善,於1925年出讓給維休、陳楷等人。他們在6月5日改為出

版《華僑日報》。《華僑日報》創刊宗旨是"為祖國服務,為僑胞謀福利"

。

《華僑日報》出版時正值省港大罷工,排字工人停工,它便以石印方法印報,

罷工期間照常出版,曾因此受到威嚇,肆事者揚言要炸彈對付報社。《華僑日

報》打破了星期日停刊的老習慣,使新聞不會在星期天終斷。以往有關港府施政

的報導,英文報都比中文報早出一天,《華僑日報》是第一家能做到與英文報同

日發表這些消息的中文報紙。在省港大罷工期間,立法局議員葛和爾(Kotewell, Robert)曾要求《南華早報》盡一切能力協助港府工作,由於維休出身《南華早

報》,與該報關係良好,所以岑維休被邀出席是次立法局會議,他提出在自己的

中文報紙上深入報導工潮,此舉獲得《南華早報》經理威利(Wylie, Benjamin)的支

30

(4) 同注(1),頁 21。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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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史新 新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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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

蘇俄展開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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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ORY: NEW PERS.

ERSPECTIVES

VOLUM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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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好戰换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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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匪持械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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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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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港之任務

福州會館會之

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八

The first issue of the Kung Sheung

Daily

News -

8th | June,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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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9 《工商日幸

日報》創干

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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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圖 13.10《工商日報》全盛時期的老闆何東

587

588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持。(5)《華僑日報》一開始便是站在商人辦報的立場,為工商界向政府表達意見,甚

受政府重視。戰前的《華僑日報》先後在香港聯營過《南中報》(晚報)、《南強日

報》、《中華日報》、《華強報》,在廣州亦有聯營報紙。戰後,它致力經營《華僑

晚報》。

在《華僑日報》創刊的同年7月8日,《工商日報》亦面世。它由洪興錦、黃

德光等人以斡旋工潮為目的而創辦。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紗廠槍殺工人顧正

紅並傷十餘人,引起公憤。5月30日,上海學生二千多人進行街頭演講抗議,遭

英國巡捕開槍掃射,死13人,重傷數十人,是為五卅慘案。之後,全國各地罷工

罷市聲援上海。香港亦於6月19日發起總罷工,罷工工人紛紛返回廣州,6月23

日聯同廣州工人、農民、學生共10萬人舉行大示威遊行,路過沙面租界對岸沙基

時,英法士兵開機槍掃射,當場打死52人,傷者數以百計,史稱沙基慘案。此事

進一步激發省港工人罷工,6月底全港工會工人罷工,人數達25萬人,離開香港

回廣州的約十萬多人。這場省港大罷工一直維持到1926年10月10日由於工人支

援北伐才正式結束。整個香港由於缺乏清潔工人變成"臭港",經濟損失不可估量。

《工商日報》創刊詞聲言:"中國之不適共產",並主張"工商兩界......合則兩

利,分則兩不利"。創刊時的督印人是容守正,總編輯為曾任職《香港晨報》的黎

工佽。《工商日報》當時經常報導對罷工不利的消息,例如每日編造統計表,顯示

回港人數日多,離港人數日少。又或者專門報導香港各機關工廠招聘舊人復職,

既往不咎等消息。此報在1929年改組,由何東接辦,全面改革擴充,令此報自 30

年代起至 70 年代初期,成為一份重要的商營企業報紙。這是因為何東並沒有依

附國內的政治黨派勢力,戰前選聘的幾位總編輯,都較能堅持客觀公正的報導原

則,令《工商日報》脫穎而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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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何東在1930年11月15日再創辦《工商晚報》,在創刊詞中已可見與最初發

表的《工商日報》創辦宗旨有異。其中內容有"本報營業,純粹為商人資本,曾

不有任何黨派之背景,不合任何政治結合之補助與投資。換言之,一普通商業而 25

矣"。此外,還定下目標四個:(1)發揚民主正義精神,(2)發展經濟,(3)注重

社會問題,(4)提倡故有之文化,灌輸科學知識。1933年2月,《工商日報》再辦

售價一仙的《天光報》,掀起小說熱潮。《天光報》社長由《工商日晚報》社長胡秩

(5) Hutcheon, Robin, SCMP: The First Eighty Years.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83, p.62。此書作者將是次會議放 在岑維休創辦《華僑日報》之前,時間上恐有錯誤,因省港大罷工正式開始並對香港社會造成重大影響,應是1925年6月19 日之後的事,而《華僑日報》在6月5日已創刊。

30

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五兼任,總編輯汪玉亭。《工商日報》在1933年11月陳銘樞等人發動"閩變"後聲

名大噪,因為當時《工商日報》與南風通訊社的陳錫餘協議,只把"閩變"消息獨

家供給《工商日報》,令其銷路急升。當時香港人口只八十餘萬人,《工商日報》、

《工商晚報》及《天光報》已日銷15萬份。1934年《工商日報》被中山文化教育館

5 選為全國十大報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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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另一份重要的商營企業報紙是1938年8月1日創刊的《星島日報》。它是南

洋商人胡文虎在香港投資40萬元創辦的報紙,目的是推廣他的商品虎標萬金油。

在此之前他已先後出版了緬甸的《仰光日報》、《緬甸晨報》;新加坡的《星洲日

報》;汕頭的《星華日報》及廈門的《星光日報》。香港《星島日報》創刊時"揭櫫

數義以告國人曰:一、協助政府從事抗戰建國之偉業;二、報導新聞兼為民眾之

喉舌;三、提倡學術,發揚科學精神;四、改良風俗,善導社會之進步"

。

《星島日報》首創將截稿時間延長至凌晨二時,務求刊出最新消息。《星島日

報》出版後13天,《星島晚報》即面世,主編為郭步陶。這二報除了在香港淪陷時

·度易名改組外,一直用原名出版,到了1997年,《星島晚報》才宣告停刊。

從省港罷工之後至中日全面展開戰爭之十幾年間,香港人口不斷上升。1925

年全港人口七十五萬人左右,1931年增至85萬人,到1941年香港淪陷前,人口

倍增至160 萬人。1937年之前,國內的文化界人士仍未大量來港,此時的政黨報

紙有式微之勢。除了《華僑日報》、《工商日報》以商營為宗旨外,更有大量"小報"

出現。這些小報的特色是以趣味、消閒及秘聞,甚至黃色小說吸引讀者,其中以

20 《探海燈》、《胡椒》及《骨子》最為有名。《探海燈》的主持人黎工佽更疑因"秘聞"

賈禍遭人暗殺。《胡椒》是林柏生創辦的小報,後來接受汪精衛的資助。《骨子》是

孫壽康與羅澧銘二人合辦,以"骨子"名之,喻其"脫俗不凡"。還有《春秋》、《天

文台》及《華星》都是當時有名的三日刊小報。

此外,當時還流行"一仙報"。戰前香港的日報屬於大報,售價五仙,張數較

25 多,內容較嚴肅,一般勞工大眾不甚愛讀。他們天未亮時便外出"飲茶"返工,因

此只印一張、售價一仙的報紙應運而生。它們大都趕在天亮前出版。內容是新聞

的精華,並搶先報導本港消息,副刊趣味性濃,小說尤其重要。這個時期的

仙報"有《天光報》、《成報》、《南強日報》及後來的《星島晨報》。這些報紙都以

讀者趣味為依歸,屬於"市場導向"而非"政治導向"的報紙。香港報紙商業化的

30 趨勢在日佔時期(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一度中斷。戰後,報紙商業化的趨

勢復現,"黨派報業"的模式便逐步被"社經報業"模式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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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二)日佔時期的香港報業

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軍攻佔,之後所有報紙都置於日本佔領軍政府報

道部的監管之下,被迫與日軍合作。1942年5月底,香港一共有11家報紙,除了

日人辦的《香港日報》外,還有汪精衛政權的《南華日報》、《天演日報》、《自

由日報》。原有的《華僑日報》、《香港華字日報》、《循環日報》、《香島日報》(前

身是《星島日報》)、《大眾日報》、《大光報》和《新晚報》仍繼續出版。1942年6

月1日,日本佔領當局以白報紙供應不足為理由,強逼各報自動合併,結果剩下

五家報紙,分別是《香港日報》、《南華日報》、《華僑日報》、《香島日報》和《東

亞晚報》。

這段時期的新聞報導以對日本歌功頌德為主。國際新聞方面,只能採用日本

同盟社及汪精衛政權的南京中央社消息,大都是吹噓日軍在中國及東南亞的"輝

煌"戰功。本港新聞則以政府要員談話及日本要人訪問香港等為主,也有一些娛

樂、賽馬消息及街談巷議。當時的香港新聞業,處於日軍全面控制的非常時期。

由於日軍佔領時間只有三年零八個月,所以對本港報業並未造成長遠的影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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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黨派報紙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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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香港報業出現商業化的趨勢。這

是由於中國境內處於軍閥混戰、兵戎相見的狀態,意識形態之爭並不明顯。若單

以軍閥首領為中心作派系宣傳,則往往在軍閥倒台後,這些宣傳活動便告終結,

例如後期的《中外新報》便因龍濟光倒台而結束。由於政局紛亂及軍閥大都缺乏政

治理想及意識形態,圍繞個人的黨派宣傳不能吸引民眾,因此1929年桂系軍人在

港先後創辦的《正報》及《南方日報》亦都壽命短促。

黨派宣傳再度在香港活躍起來,還是在國民黨及共產黨形成兩大壁壘分明的

意識形態集團之後的事。並由於戰火將兩派的文人帶來香港,才令開始沉寂的黨

派論爭再度熱熾起來。但這次在香港的黨派論爭為時甚短,且一度因日本佔領香

港而中斷。這次論爭先在1941年中,後在1946至1949年間。

20

25

中日戰爭全面展開後,國內報人紛紛來港。1938年3月,先有羅吟圃創辦 30

《星報》,是上海淪陷前小型報《辛報》的化身,半年後改成晚報。與《星報》同時

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創刊的還有《申報》,由史詠賡主持,但因不合港人口味,一年後停刊。《星報》

創刊一個月後,以小報形式雄視上海的抗日報章《立報》,亦在港出版,成舍我任

社長,薩空了做總編輯,茅盾、葉靈鳳、林友蘭等也曾在此報工作,但亦因不合

港人口味,銷路不佳。1938年八一三事變紀念日,《大公報》香港版在香港創刊,

5 但不久大部分員工去了桂林及重慶,致使香港《大公報》未能擴展規模。

1938年8月1日胡文虎創辦《星島日報》後,即聘請金仲華、羊棗、邵宗漢、

葉啟芳等左翼人士主持。1939年6月6日國民黨在港創辦《國民日報》,作為黨

國喉舌。1941年4月8日共產黨創辦《華商報》,由薩空了主持。鄒韜奮於同年辦

《大眾生活》,金仲華從武漢遷來《世界知識》,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1941年9月

10 18日亦創辦了《光明報》,由俞頌華主編。這幾張左翼報紙經常與《國民日報》的

主筆王新命發生筆戰。《星島日報》的金仲華、羊棗及邵宗漢等人,更因 1941 年

5、6月間的一場論戰,被《星島日報》老闆胡好在政治壓力下撤換,改由國民黨

的程滄波出任總編輯。但這段時期的政黨論爭不久便因日軍入侵而結束。

抗戰勝利後,《國民日報》復刊,第一任社長張湖生,主筆黎晉偉,惟經濟情

15 況不理想,於1947年結束。此報曾於1946年6月7日以"通緝岑維休"為社論標

題。事緣《華僑日報》在日佔時期繼續出版,國民黨中有人藉此對《華僑日報》苛

索誅求。岑維休求助於香港政府,結果港府以《國民日報》有煽動之嫌,下令停

刊一月。後經南京政府斡旋,得於6月23日解禁,前後停刊15天。1949年下半

年,國民黨在大陸上大勢已去,"為了國家獨立受到威脅,個人自由受到危害,要

20 救國家爭自由",便於1949年8月4日創辦《香港時報》,社長是許孝炎,總編輯

是李秋生,總主筆是陶希聖。

戰後第一份共產黨出版的報紙為《正報》,社長楊奇,骨幹成員為東江縱隊

《前進報》編採人員,由1945年11月13日起創刊,至1948年11月13 日停刊。

《華商報》亦於1946年1月4日復刊,直到1949年10月15日發表告別讀者書後

25 停刊。二報人員回到廣州參與創辦《南方日報》。《大公報》亦在1948年3月15日

在香港復刊,初期負責人為費彝民、李俠文及馬廷棟等,政治立場漸漸轉向擁護

共產黨,稍後更成為共產黨在香港的機關報。《文匯報》原於1938年於上海出版,

徐鑄成主編,1947年5月因反對國民黨而被查封,1948年9月9日在左翼的國民

黨革命委員會資助下於香港出版,董事長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社論

30 委員會由徐鑄成領導。此報日後亦成為共黨在港的喉舌。

此時《星島日報》仍為國民黨人掌握編輯大權,《工商日報》、《成報》,《華

591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字日報》、《循環日報》也先後復刊。戰後不久,國共兩黨的報紙在香港的罵戰又

趨熾熱,令港英當局在1948年的年報中寫下"有中國異見人士濫用本港新聞自

由,恣意攻擊中國的現有政府,因此必須警告他們不應濫用他們在此獲得之庇護

等語。

雖然政黨論爭對本港戰後的報業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它們的吸引力已大不如

黨派報業時期的改良派及革命派報章。1946年底銷量最高的日報為非黨派的《華

僑日報》,晚報為新創刊的《新生晚報》。在1949年共產黨奪得大陸政權後,左派

文人大量返回内地,右派的陣地也乏人管理。加上1945年以來到港的居民大都為

逃避內戰的難民,或不願在大陸生活的人,所以1949年以後,香港大部分的居民

都對政治鬥爭感到麻木甚至是恐懼。在這種形勢及市民心態下,黨派報紙的影響

力在香港日漸減少。

由於 1950 年代之後,進入香港的新移民逐步減少,香港本土的新一代就在

這段時間慢慢成長。據1965年的統計,該年已有50%的居民是香港出生的,自

此,香港作為移民社會的特色已減少。從60年代開始,居民較多關注本港事務的

發展。他們雖對中國政治仍很關心,但已不會直接被中國的政黨政治牽動。由此

一直到今天,香港的主流報章都是以商營為主,關注本港社會及經濟事務的"社

經報紙"日益壯大。假若沒有政黨經費支持,本港多張黨派報紙應早已關門。《香

港時報》就是在連年虧損的情況下,終於不獲國民黨支持而於1993年2月17日

停刊。

5

10

15

(四)"社經報業"的演變

20

592

在戰後至香港回歸中國前的半個世紀裡,香港的主要報章都不是政黨報紙。

由於50至60年代的香港居民對政治感到厭惡,他們"既不喜歡大陸,也不喜歡台 25

灣",因此大部分的主流報紙都標榜"客觀、中立",內容追隨讀者口味,政治色

彩不濃。1967年香港動亂之前,銷量最高的報紙包括《華僑日報》、《工商日報》、

《星島日報》、《成報》及《香港商報》。《香港商報》是唯一能夠吸引大眾的左派報

紙,它的前身是《經濟導報》的附刊《標準行情》。此附刊因有獨立註冊,故此在

三一事件後,左派恐港英封禁他們的報紙,故將它易名為《香港商報》,時為1952

年10月11日,督印人是李少雄。此報一段時期的辦報方針是以銷路甚廣的《成

30

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報》為競爭目標。1967年初,銷路達到12萬份,與《成報》的銷路僅差一萬。但

1967年香港左派發動"反英暴動"之後,由於受極左路線影響,《香港商報》銷路

一直下跌,到90年代初期,銷路仍只維持在5萬份之下。

香港在 60 年代後期開始出現急劇的變化,它從轉口港蛻變成為世界上重要的

5 工商及金融服務業城市。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經已成長,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後

亦穩步發展起來。因應這些變化,香港的報紙在70至80年代亦有所改變。

踏入 70 年代,由於時代的變化,冒出了一些新的報紙,其中更有取代原來幾

份大報之勢。《明報》是一張從70年代起受人注視的報紙。創辦人查良鏞曾於香

港《大公報》任翻譯兼編輯,1959年離開,與沈寶新在5月20日創辦《明報》,

10 強調客觀、中立、理性。此報突出之處是開闢中國新聞報導,並在副刊闢專欄小

塊,每天例有文字淺白的精簡社評。"文化大革命"期間,《明報》大量刊登文革消

息,並對中共時有批評。在娛樂、電影、狗馬經方面也十分豐富,後來更開闢以

中學生及大專生為對象的校園版。此報在言論上對左右兩派各有褒貶,走中上階

層及知識界的路線,成為香港最多大專生及教師閱讀的報紙。在80至90年代,

15 《明報》的銷路大約在十二萬份左右,一直在第三、四位之間徘徊。以一張不走媚

俗路線的精英報紙來說,此成績甚為驕人。此報於1991年售予智才集團,稍後查

良鏞更將股權逐步轉讓,1994年以後,于品海全面控制了《明報》。

20

在大眾化報紙方面,1970年代冒出的報紙當以《東方日報》最為突出。它於

1969年1月22日由馬惜珍、馬惜如兄弟創辦。二人因販毒事發被香港警方緝捕,

潛逃至台灣。1978年之後,馬惜珍兒子馬澄坤出掌《東方日報》。《東方日報》一

開始便以通俗路線吸引讀者,除了狗馬經、黃色小說、煽情新聞外,亦辦社會服

務版,專為低下階層訴苦及救急籌款,頗受一般民眾歡迎,1971年下半年,銷量

已逾八萬份。90年代初,《東方日報》的銷量達四十多萬份,高踞全港首位,讀者

人數估計超過190萬人(這時香港人口有600 萬左右)。在 90 年代,《東方日報》

25 更先後出版了《東方新地》、《東周刊》及《太陽馬經》。還在港督彭定康(Patten,

Chris)的游說下,於1994年2月1日出版英文報紙《東快訊》(Eastern Express)

以制衡親中的馬來西亞商人郭鶴年於1993年入主了的《南華早報》

O

多

除了《東方日報》之外,香港現時的大眾化報紙還有《成報》、《天天日報》及

《新報》。《成報》是何文法、汪玉亭、李凡夫等人於1939年5月1日創辦,初為

30 三日刊。香港淪陷時停刊。戰後於1945年10月復刊。對象是普羅大眾,注重副

刊。何文法創辦《成報》之前,曾在廣州小報《羽公報》及香港小報《探海燈》工

593

594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作。汪玉亭則是30年代銷量極高的《天光報》總編輯。他們把辦小報的經驗充分

應用到《成報》,令《成報》從戰後至今一直是普羅大眾喜愛的讀物。整體而言,

《成報》雖也走大眾路線,但其品味卻是眾多小報中較高的一份。此報內容雖也夾

雜色情,也未至如其他小報那樣"外露"及庸俗。《成報》的銷量在80年代末 90 年

代初,一直高踞第二、三位,僅次於《東方日報》,估計銷量在18至20萬份之間。

《天天日報》自80年代中期開始,也變成了一份銷量頗高的大眾化小報。《天

天日報》原為香港二天堂藥廠韋氏家族所辦,於1960年11月1日創刊。因它是全

港第一份彩色印刷的報紙,初出版時,人們爭相購閱。在此之前,香港報紙只有

黑白兩色,間中套紅,異常單調。1977年股權轉售給妙麗集團劉天就,後來又轉

至金城銀行總經理韋邦和何世柱夫婦手上。在20世紀90年代初,此報輾轉落至

與星島報業集團有關的文化傳信集團中。從80年代起,該報把重點放在馬經及娛

樂消息上,並以《東方日報》為競爭目標。自此銷量維持在十五萬份左右,經常處

於第二、三位。另一張80至90年代的大眾化報紙為1959年10月5日創刊的《新

報》,出版人是羅斌。在80年代中此報曾一度欲改變狗馬色情小報的形象,但不

成功,結果在 90年代初仍以小報面貌出現。1991年此報售予商人楊受成,銷量大

致在七萬份左右。《新報》在香港回歸後銷量一直下跌,連年虧損,終在2015年7

月12日停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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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80 年代有一份"精英"報紙崛起,不能不提,它就是《信報》。《信報》是由林

山木在 1973年7月3日創刊,是一份專業財經報刊。內容以財經消息及政治文化

評論為主,頗有效法美國《華爾街日報》之意。初辦時經濟拮据,後得友人協助

渡過難關。中英談判收回香港主權時,此報敢言直說的作風開始為人注意。由 80

年代中開始,此報已成為香港的重要輿論力量,它的讀者以工商界的高層管理人

士、政府官員、知識文化界及政界人士為主。此報主張自由經濟,贊成私利,重

視個人主義,維護建制,尋求社會的多元性與祥和。90年代的《信報》與《明報》

對香港社會的輿論都有很大影響。由於《信報》的立場偏向"自由主義",並與港 25

英政府關係良好,經常被視為與《南華早報》等量的"親英"報紙。香港的民主政

黨視之為獨立敢言的報紙,左派人士則視之為"反共"報章。

1988年1月26日另一張專以經濟金融報導為主的《經濟日報》創刊,辦報方

針為"知識為本,與時並進"。投資 4,000 萬元,創辦人馮紹波。此報出版幾年後

已達收支平衡。

90年代香港報紙的一大特色,是都有經濟版及金融股市消息。這顯示了香港

30

第十三章 香港的中西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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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已因社會發展而需加強關注本港的經濟環境。本港的政治新聞也日漸增多,

特別是對區議會、市政局及立法局的報導。這三級議會的存在,或多或少引入了

民選政治的成分,民選議員經常成為傳媒採訪的對象。

踏進 90 年代,香港報紙大都採用了"社會經濟報業"模式,注重本土社會及

經濟事務,標榜客觀中立,極力避免帶有黨派色彩,首十份銷量最高的報紙,無

一是黨派報紙。原來一些歷史悠久的大報,卻因不能適應時代的轉變,特別是中

英商討香港主權移交後所帶來的政治轉變,而逐步被淘汰。《工商日報》由於連年

虧蝕,終在1984年12月1日停刊,晚報則於前一天停業。《華僑晚報》亦於1988

年4月1日停刊,日報則於1991年售予國際傳媒大王梅鐸(Murdoch, Rupert),再

於1993年售予南洋商人郭鶴年。該報終於1995年1月12日停刊。《循環日報》及

《香港華字日報》更早在戰後復刊不久便倒閉。1991年香港銷量最高的十份報紙依

次為:《東方》、《成報》、《天天》、《明報》、《南華早報》(英文)、《新報》、《星

島日報》、《快報》、《信報》、《星島晚報》,

《快報》是星島報業集團主席胡仙在1963年3月1日創辦的報紙,股權在1991

年落入張賽娥的南華證券公司手中。此報路線徘徊於《星島日報》與一般大眾化報

紙之間。由於受到《蘋果日報》引發的減價戰衝擊,它在1995年12月16日第一

次停刊,但大約十個月後在1996年10月28日復刊,之後仍不斷虧蝕,在1998年

3 月 16 日終於再度停刊。

　在1994年香港一共只有《南華早報》、《虎報》(Hong Kong Standard)及於 1994年2月1日由東方報業集團出版的《東快訊》三份英文日報。其他老牌西報早

已被時代淘汰了。《虎報》是胡文虎於1949年3月1日創辦的英文日報,目的為華

人在英文報業中建立一輿論陣地。《東快訊》以"中立"、"敢言"自許,視《南華

早報》為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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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前後的報業市場有急劇變化。由於智才集團需資金周轉,《明報》

的控制權已落入馬來西亞商人張曉卿手中。1995年6月商人黎智英創辦《蘋果日 25

報》,以低於市價六成的二元拓銷,競爭對手為大眾化報紙如《東方日報》、《成報》

及《天天日報》等。結果在1995年12月上旬導致報紙減價戰,打破報業聯手訂價

的反競爭傳統。《東方日報》及《成報》的售價減至二元,《新報》更減至一元。銷

量原已不佳的《電視日報》、《快報》、《香港聯合報》及《華南經濟新聞》宣佈停業。

稍後,各報回復原來之五元售價。經過28個月的虧本經營,東方日報集團的英文

日報《東快訊》亦於1996年5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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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香港部分新聞人員於1996年5月28日成立香港記者聯會,會員大約有一百

人,有10萬元基金,由《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香港商報》及《天天

日報》捐出。它是繼1968年成立的香港記者協會之後的第二個記者組織。

(五)殖民政府對報業的管理和控制

10

港英殖民政府雖然秉承了英國的新聞自由傳統,對不同意見一般採取容忍態

度,但是在管制新聞的法律上,卻有一套"備而少用"的苛刻條文,在箝制傳媒

上,更有幾次案例。

香港最初被割讓時,有1844年通過的第二號條例明文規定:"免除任何報紙

的限制",但在1860年,由於當時的西報經常攻擊及誹謗政府官員,因此港督

羅便臣通過新例,要所有報紙繳付250鎊的保證金,藉以遏止報紙誹謗官員。此

外,並簡化控告誹謗的程序,原訴人毋須律政司同意便可自行入稟法庭控告對

15 方。六年後,此例再修改,將保證金加至1,200鎊。1907年港督盧押鑑於在港報

刊反清活動激烈,立例取締流入中國內地而能使全國發生叛亂的報刊,是在誹謗

法外,另一條專門針對報刊內容的禁例。

港英政府曾先後三次實行過事前的新聞檢查。第一次在1914至1918年第一

次世界大戰時期。英、法、俄三國與德國開戰,戰火蔓延至這些國家的海外殖民

20 地。港英政府除了把德國在港的僑民關進集中營外,還實施新聞檢查。《南華早

報》當時有一位作者嘲諷地說:"由於新聞限制,編輯們傷透腦筋。每一則廣告,

即使是女性腰封廣告,也要小心查閱,惟恐讓敵人得到消息。

>>" (6)

第二次是在1925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期間。港府恐怕罷工擴大,設立新

聞檢查處,隸屬華民政務司,每日印行的報紙須事先送檢。檢查處以高級華人文

25 員劉子平為首,劉叔莊、林伯聰及章少初為委員,所有新聞在檢查簽名作實後才

能發表。文字用上"帝國主義"或"共產社會主義"字樣一律禁止登載。即使言情

香艷小說,也因檢查員的意見可能被禁。這個時期港府更實施報紙註冊條例,所

有報章刊物都要註冊並繳納按金,大報3,000元,小報2,000元,由太平紳士或註

冊學校校長擔保亦可。此外,印刷工場亦須註冊並向警署領牌後才可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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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注(5),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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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註冊條例目的在於限制出版人的言論,英國早於1695年便取消了這些條

例。香港則要待1987 年才把註冊條例變成"來者不拒"的登記性質,可見香港的

新聞法比英國的落後三個世紀。省港大罷工開始不久,港英政府便以"煽動"罪

名,封閉《中國新聞報》,結果惹來更大的憤怒。《中國新聞報》是由陳秋霖擺脫

陳炯明,由《香港新聞報》報變而來。它在正式大罷工前,不斷刊登五卅慘案的有 5

關消息。在6月18日正式大罷工之日,又刊出罷工宣言,故為港英政府所忌,結

果6月19日遭港英查封。

香港實施的第三次事前新聞檢查是1938年廣州淪陷之後的事。為了在中日戰

爭中保持"中立",港府在1939年8月設立新聞檢查處,凡新聞中有"日寇"、"日

酋"、"汪逆"、"汪偽組織"字眼,都不准刊出,亦是由劉子平負責檢查。此外,

也刪除左翼報紙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偏激言論。但對廣告則不作審查,因而中國

民主政團同盟在1941年10月10日的宣言,便以廣告形式在不送檢的情況下,全

文在《光明報》刊出。結果港府在國民黨的壓力下,搜查社長梁漱溟的家並傳訊督

印人薩空了。這種新聞檢查制度在香港淪陷後被日軍政府的檢查制度代替了。戰

後至今,香港一直未再實施過事前新聞檢查制度。

然而香港威脅新聞自由的法例一直有很多,不少還維持至90年代。在眾多限

制新聞自由的條例中,以1951年5月制定的《刊物管制綜合條例》最為全面及苛

刻。《條例》的總則共19條;〈報紙登記及發行規則>共21條;<印刷機(領照營業)

規則〉共12條;<新聞通訊社規則>共18條;<印刷品管制規則>共14條。全部《條

例》總計 84 條。報紙刊物的保證金由三千至一萬元不等。此例授權港督會同行政

局,禁止任何可能損害本港安全、導致罪案發生、影響公眾秩序、健康或道德的

刊物進口。任何報刊會導致他人犯罪、支持非法的政治團體、影響公共秩序、健

康或道德者,法庭可根據律政司申請查禁或暫停違例報刊出版6個月。此外,任

何報刊惡意散發可能導致公眾不安的虛假消息,即屬違法。此例還規定不得發表

任何煽動正常社會秩序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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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通過不久,香港即發生三一事件。此事起因於1951年11月21日九龍城

東頭村一場大火。這場大火導致一萬多人喪失家園。廣東省匯款救濟災民,並組

織慰問團到災區慰問。1952年3月1日當慰問團火車抵達粉嶺時,遭香港軍警截

停,不許入境。此舉導致在尖沙咀火車站迎接的群眾不滿,後演變成警民衝突。

騷亂從尖沙咀蔓延至佐敦道,警察開槍,死一人,傷多人,拘捕一百多人,其中 30

18人被判有罪,12人被遞解出境。此即為三一事件。

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3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短評,向港英政府抗議。香港《大公報》、《文匯報》

及《新晚報》次日轉載此短評。20日港英政府即以"刊載煽動文字"罪名,逮捕《大

公報》編輯費彝民等三人,費彝民罰款4,000元,《大公報》停刊半年。《大公報》

上訴時要求暫緩執行停刊令。6月28日上訴被駁回,但法院同意把停刊令只維持

5 在《大公報》實際停刊的5月5日至5月17日,因為法院認為停刊目的已達到

10

引用《綜合條例》封報的第二次案例發生在1967年的左派"暴動"期間。1967

年8月7日港府查禁《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及承印這些報紙的南

昌印務公司。這三份親大陸報紙是以狗馬經及黃色內容為主的小報,讀者為低下

階層。在暴動期間,三報經常以激烈煽情字眼謾罵港英政府,《香港夜報》更曾以

通欄橫題大書:"鯉魚門外突出現中國炮艦,駛向香港海域",令當時混亂的社會

深受震蕩。

從以上的事例可見,香港政府在維護本身的統治權威上,十分強硬。它可以

容忍香港報章"教唆"香港人對中國不滿或憎恨,除非中國施加壓力,否則它不

會採取干預行動。但若是香港報章對港英統治不滿或造成威脅,它可隨時按例對

15 付。雖然港府並不經常使用這些禁制新聞的法例,但是這些法例長期存在,構成

威脅,對報紙言論有"冷卻"的效果。

《綜合條例》在1979年修訂為20條,再於1987年3月重新修訂,刪去了有關

"顛覆文字"、"查禁或暫停報刊"、"禁止刊物進口"、"繳付一萬元按金"、"授權

註冊主任拒絕或暫停報刊註冊"及"警方和海關人員有權搜查、拘留及充公有關

20 物品及印刷機"等條文。初時,港府仍想保留"散發虛假消息條文"在《公安(修

訂)條例》中,但為新聞及社會各界強烈反對,終於在1988年12月把這個條文也

刪除。

雖然這樣,目前本港的新聞事業仍受到相當多的法例管制,例如《誹謗條

例》、《版權條例》、《不雅及色情刊物條例》及《不良醫藥廣告管制條例》,它們

25 與新聞媒介最為直接有關。此外,禁止煽動叛逆的《刑事罪行條例》、保護少年罪

30

犯姓名不被披露的《少年犯條例》、防止干預司法程序的《藐視法庭條例》、保護

政府機密的《官方保密法》等亦都與新聞業有關。還有,《緊急條例》賦予港督及

行政局極大權力,當他們認為是緊急時間或對公眾安全有威脅時,政府有權查禁

任何通訊,包括出版、書寫、計劃書、地圖、圖片等通訊。

除了法例之外,港府還透過政府新聞處及不定期的"吹風會影響新聞媒介。

政府新聞處於1946年正式成立,負責召開記者招待會,安排政府首長與報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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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闡釋政府政策及提供新聞服務。在提供新聞服務方面,新聞處利用電傳打字

機和傳真通訊,將政府提供的消息及圖片直接送到報館。自1965年起,這種傳真

及電傳服務已發展至中文稿件。由於政府消息一向是新聞的主要來源,很多不自

覺的編輯便把政府稿件一字不易的放在香港新聞版,無形中使用了政府的角度去

報導和理解社會發生的事情。香港很多報紙的本港新聞都大同小異,甚至標題也

差不多,它們多是政府新聞處提供的稿件,編輯在一般情況下只在文前冠上"本

報訊"三字而已。這種情況一直至今仍有出現。由於政府新聞處提供大量的本地

消息,報館為了節省聘用記者的開支及追查消息的時間,一般都樂於採用。這樣

無形中讓港府大量"霸佔"了香港報紙的篇幅及每天不斷地塑模港人的輿論觀點。

此外,港府還會選擇性地挑選一些與政府關係友好的報紙,給予獨家消息。把不

合作或關係不好的傳媒或記者摒諸門外,或不予安排採訪政府官員。

香港政府自戰後至今的半個世紀內,透過"軟硬兼施"的手段,把新聞媒介納

入"正軌"。在冷漠的政治文化下,苛刻的新聞法加上軟硬兼施的"新聞服務",

削弱了"社經報業監督政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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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經報業"的特色和影響

"社經報業"時期的報紙特色首先是強調社會民生及經濟發展,淡化政治及黨

派主張。有研究顯示50至60年代中期,本港的《虎報》、《南華早報》、《華僑日

報》、《星島晚報》及《新晚報》都逐年增加與本港事務有關的社論,尤其是《星島

晚報》,它在1966年有99%的社論關注本港事務,即使英文的《南華早報》及左

派的《文匯報》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社論與本港事務有關。(7)社論一般代表報紙的

立場及關注重點,以上的發現顯示,香港戰後的報紙已有異於黨派時期,不再把

注意力集中在國內政治。除了黨派報紙外,"社經報業"的本地性一直延續至今。

1987年之時,除了《文匯報》及《香港時報》外,《南華早報》、《明報》及《華僑日

報》仍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社論與本港事務有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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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7) Mitchell, Robert Edward,"How Hong Kong Newspapers Have Responded to 15 years of Rapid Social Change," Asian Survey,

IX: 9, 1969, p.672.

(8) Lee, Paul, "The Press Response to the Rapid Social Change of Hong Kong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 1993, pp. 13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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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本港報章在戰後對社會及經濟事務日益關注,並隨着社會轉變而改變其關注

重點。在50至60年代,教育、交通及社會福利的社評為最多,它們平均每年都

佔去香港報章評論所有數目的四分之一。(9) 但是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的主

流報章平均每年都有大約四分之一的本港社論涉及政治事務;教育、交通及社會

5 福利的關注則逐漸減少。(1)踏入80年代,貿易及經濟也受到香港報章重視,中英

談判回歸香港主權之後,政治事務的評論便不斷上升。從這些社論內容的變化,

可看到香港報紙的轉變,也可看到社會的變化。

10

戰後的香港報業還有另一特色,就是缺乏輿論監督本地政府的功能。較早前

提及的兩個研究都顯示,香港報章的社論自1951年以來至1987年止,對本港政

府都缺乏批評,只有左派報紙是例外。但由於左派報紙並非香港的主流報紙,讀

者人數不多,因此對港府所起的輿論監督作用甚少。由於社論是代表報紙的立

場,因而這段戰後"社經報業"時期的主流報章顯示了一個"懦弱膽怯"的特徵。

但是自中英達成協議歸還香港主權後,報章對港府的批評實在不少,可是這

些批評大都見諸專欄作者或讀者投書,而非社論。換句話說,並不直接反映報紙

15 本身的立場。此外,若非港英政府在1997年後撤出香港已成事實,報館老闆會否

讓批判港府的言論肆無忌憚的在報章出現,頗成疑問。由於香港的主流報章在很

長一段時間內很少批評港府,遑論激烈的批評,因此香港的所謂"新聞自由"可說

並未受過真正的考驗。香港政府在面對"馴服"的非黨派報紙,或"不馴服"但缺

乏社會影響的黨派報紙時,根本不須要禁制報章言論。

20

另一方面,由於報紙非政治化,香港報業另一特色便是強調資訊的提供及娛

樂功能。香港的報紙在新聞報導上都盡量避免滲入主觀意見及盡量提供事實。除

社論及專欄作家的評論外,新聞評論或時事剖析的文章並不多見。

娛樂功能是本港報章十分強調的報紙元素。差不多所有香港報紙都有馬經、

狗經及報導影視紅星動態的娛樂版,而且篇幅不少。由於市場需要,香港報紙-

25 般都不會板起面孔"教育"群眾。雖然有些報紙也有教育版,通常只限於刊登配合

中、小學正規教育的輔助材料、學校生活的報導及教育訊息。

隨着社會進步,報業人員的教育水平日漸提高。1990年一個調查顯示,78%

的新聞從業員具有大專或以上之教育水平,而且過半數曾主修或副修新聞傳播

30

(9) 同注(7),頁674。

(10)Lee, Paul, "The Response of Hong Kong Newspapers to the Rapid Social Change in Another Twenty Years" (Unpublished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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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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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 80 年代末期開始,愈來愈多人提倡新聞業的專業操守。其中"客觀"、

"公正"、"獨立"已為絕大部分記者認同之職業道德。香港記者協會更訂有 11 條

專業守則,目的為保衛新聞自由,維護市民的知情權及提供準確公平的訊息。

總括而言,這段"社經時期"的報業與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發展並進。它對社會

事務的關注令報業"本地化"。它一方面擺脫了"黨派報業"时期"唯我獨尊"的報

導內容及方式,但另一方面卻在苛刻的法例及港府的"調控"下,表現得懦弱溫

馴。"社經報業"時期在港的主流報紙大多迴避政治,對殖民政府恭順有加。80 年

代末至1990年初出現之報章批評,可能只是在港英政權淡出之際的曇花一現。在

中共接收主權之後,香港的報業批評可能又趨於沉寂。80年代中至1997 年前一段

時間,可說是香港新聞史上最蓬勃和自由的時期。

由於避談政治,香港報業的民族主義色彩頗為淡薄,原因是在殖民地社會裡

談民族主義一定為殖民政府忌諱,容易招致壓力及打擊。但是香港的報業並非沒

有民族意識,只是這種意識不與中國的政權認同,而與中國文化及民族整體利益

結合。雖然 50至60年代的三大報紙《工商日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屬

於中間偏右的報紙,它們對台灣國民黨政府的認同也只是在"雙十國慶"的一段時

間比較明顯,平日仍大致強調"中立客觀"的報導。它們對國民黨政權的認同,遠

不及黨報《香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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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 70 年代,這種與文化及整體民族利益的認同,有幾次明顯的表現。首先

是70年代初的保衛釣魚台運動,當香港學生示威受到港英政府鎮壓時,全港報

紙,包括非黨派報紙都一反"常態",譴責警察使用暴力。這種態度可被視為反對 20

暴力的表現,但其一致性也可反映出報紙輿論同情及支持學生維護中國領土的民

族主義訴求。

另一次本港報業與民族利益認同的表現,發生在1989年5至6月間,當時北

京高等院校的學生為反貪污腐化而進行了一場爭取民主的運動。事件由北京學生

悼念胡耀邦引發而起。初時本港報章對學生的悼念活動,仍各自依本身一貫立場 25

去報導。後來學生要求與官方對話,但中國官員卻態度強硬,並將學生行動定性

為"反革命",致激起公憤,北京市民開始介入學生的民主運動。這時香港的報

紙,也開始淡化本身的意識形態,不論是左、中、右的報紙,都同情或支持學生

(11) Chan, J., Lee, P., & Lee, C.C,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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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的訴求。6月4日凌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本港報章一致反應強烈,其中以左派

報章《文匯報》在頭版社論直書"痛心疾首"四個大字,最為矚目。事後,社長李

子誦被解除其在《文匯報》一切職務。李子誦與一批《文匯報》舊人創辦《當代》雜

誌。六四事件前後香港報紙的表現,可視為超越黨派立場、對最高民族利益認同

5 的一種具體表現。

此外,在 80 年代末至90年代中的奧運會報導上,香港報紙對所有中國人運

動員,不論是台灣或大陸的都給予重視及表揚。"與文化結合但不與政權認同"是

香港非黨派報紙在殖民統治下一種獨特的民族情懷。

10

五.結論:中西文化交往下香港報業的特色

香港自1842年被英國人統治後,一直成為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但是由於英國

人以統治者姿態出現,中西文化在香港的交流並不對等。香港報業的發展也受到

15 這種不平衡狀態影響。歸納起來,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報業在中西文化互相衝擊

20

之下產生了四個特點。首先,在殖民管治之下,香港報業形成了一種順從權威的

習性。它們對掌權者都不大敢批評。雖然黨派報紙是例外,但是它們對於所屬的

政黨亦是恭敬從命。香港的報業仍未能完全獨立於政治權力之外,負起監督政府

的責任。

其次,由於香港是中國人社會,而且地理上與大陸相連,報章對中國的關

注從未間斷,但是隨着時代的轉變,這種關注已由一種"直接投入"的形態演變

成"從旁觀察"的態度。政黨報業雖已式微,但是社經報紙仍與中國政治"藕斷絲

連",對中國的報導數量,包括台灣的,經常僅次於香港。

殖民統治下的中西文化衝擊令香港報業產生一種特有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

25 這種民族意識與中國文化及全民族利益認同,但卻沒有民族主義的最高訴求:建

立民族國家或回歸自己的民族國家。香港報業的主流意識既不認同大陸政權,也

不認同台灣政權,但都認為香港人是中國人,一個抽象的沒有國土但繼承了中國

文化的人。這是殖民地統治下形成的獨有報業意識。

最後,香港報業在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報業文化影響下,採用了西方"客

30 觀中立"的報導模式,強調報人的專業操守及新聞自由。雖然在殖民統治下,它

們對政府的批評不多,但是香港報紙是享有很大的自由的。特別是在80年代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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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開始民主化之後,很多議員,特別是民選的,都能利用報紙對政府作猛

烈抨擊,專欄作者對政府的冷嘲熱諷更是經常出現。香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

比其他海外華人社會享有更大的言論自由,特別是對國共兩黨的批評。這種報業

文化與英國本身的新聞自由傳統有關,只要報紙批評不危害港英的管治權威,香

港報紙是有相當大的自由的。只是在過去半個世紀中,香港的報業老闆甚少利用 5

這種自由去監督政府,致使這種自由並未真正受過考驗。大部分報館老闆都把商

業利益放在首位,真正忠於報業理想的報館老闆,並不多見。

1997年後,香港報業與中國報業的互相衝擊,是一個可以預期的現象。事實

上,由於香港報業主要受西方報業模式影響,這種衝擊是中西報業文化交流的一

個新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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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黃維樑

•

40年代及以前

20

香港自從有中國人在此居住,在此活動,就有文化,包括文學。在早期,是

山歌一類的口頭文學。居民中,學識較好的,則吟詩作文,是唐詩宋詞元曲和古

文的那個傳統。只不過這些作品較少被人注意罷了。

(2)

(1)

1853年面世的中文期刊《遐邇貫珍》,載有介紹西方文學《伊索寓言》和《失

樂園》的文章;也登過一些遊記,如<瀛海筆記>和<瀛海再筆>,敘述好望角之

旅,以及遊歷英國的見聞。 1874年創刊的《循環日報》,有王韜經常撰寫社論,

發表對中國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意見。(3)王韜議論滔滔,頗有文采。中國歷代的散

文,多的是議史論政之作;王韜的文章,正是這類的散文。1900年,同盟會創辦

的《中國日報》面世,其附刊登了不少作品,以文藝的形式鼓吹革命。(4)這些都是

25 "載道的文學",也是"革命的文學"。不過,在世紀之交,香港這個商埠,最多

的還是娛樂消閒的文學。香港最早的文藝期刊,是1907年間出版的《小說世界》

(1) 現在可讀到的有關香港的古典詩詞,恐怕要算韓愈的<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其六〉,其中有"屯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的

句子。參看胡從經:<一份珍貴的文學遺產--八世紀至 20 世紀中國詩人有關香港的詩)(未刊稿 )。

(2) 參閱余繩武 劉存寬(主編):《19世紀的香港》,1994年,頁291-292。

30

(3) 同上注,頁 295-296。

(4) 參閱楊奇(主編):《香港概論》,下卷,1993 年第1版,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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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小說叢》。兩者所刊,主要是鴛鴦蝴蝶派的小說,也有偵探奇情的作品。這

些小說為讀者提供娛樂,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風俗。數年後面世的《妙諦小說》和

《雙聲》,與《小說世界》、《新小說叢》同類,可見消閒讀物一直有其市場。這數

種期刊均出現於五四前後。(5)據楊國雄的研究,這些"舊派文藝期刊,............ ·早期多

用文言文,五四以後漸趨用白話文"。

(6)

香港第一本白話文文學期刊《伴侶》,在1928年出現,那是五四運動爆發九

年之後。魯迅曾於1927年2月應邀從廣州到香港演講,呼籲青年"將中國變成一

個有聲的中國",希望大家"大膽地說話"。魯迅的話有其感染力,可能促使了《伴

侶》這隻"香港新文壇的第一燕"的起飛。

5

《伴侶》刊登詩、散文、小說,由張稚廬主編。作者有侶倫、冰等,偶然也 10

有國內的作者如甲辰(沈從文)。這隻燕子飛得不長久,一年左右就倦勤。《伴侶》

上的一些同仁,在雜誌結束後,結為伴侶,組織島上社,先後出版《鐵馬》和《島

上》,宗旨和內容與《伴侶》差不多,但持久力更不如前者。香港數十年來的文學

刊物,有很多旋生旋滅的例子;《伴侶》等三刊開了先河,是不幸而又無可奈何的

先河。

1930年前後數年,還有十數種文學期刊出現,但開謝如曇花。一些報章設有

文學副刊,為文藝青年提供園地。到了1933年,由南國出版社出版、梁國英藥局

支持的《紅豆》雜誌面世了。《紅豆》生長了兩年多,詩、小說、散文、評論等品

種都有,且圖文並茂,作者則本港與港外皆備,有李育中、路易士、侶倫等。它

還出了好些西方文學專號,如《英國文壇十傑專號》、《吉伯西專號》(吉伯西即

Gypsy)等。許地山於1935年秋從燕京大學南來香港大學任教,翌年在《紅豆》發

表了〈老鴉咀〉。這是該刊四卷六期,也是最後一期,時為1936年8月。《紅豆》

雜誌頗得讀者喜愛,"採擷"購閱者多,可惜只欣欣榮發了三個春天,就因為不合

香港政府的出版條例而枯萎了。美麗的《紅豆》停刊之後,對很多年輕的作者和讀

者而言,真是"此物最相思"了。

30年代的香港文壇,本地青年作者如謝晨光、張吻冰、岑卓雲、侶倫等漸

露頭角。到了1937年抗戰之後,大批的大陸作家南下,本地作者在文潮中頓然

失色,甚至"消失"了。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後,大量中國知識分子南來香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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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閱楊國雄的〈清末至七七事變的香港文藝期刊〉一文,《香港文學》,1986年1月號。

(6) 同上注,頁6。

30

第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他們之中,如章乃器、郭沫若,經港轉赴內陸,香港是旅途驛站;如蕭紅、葉靈

鳳、端木蕻良來港暫住,香港是避難居所;如范長江、茅盾、戴望舒,來港辦

報,香港是宣傳基地。中國抗戰的砲火,照明了南方小港的文化,使此地的文藝

空前繁榮起來。根據統計,自抗戰爆發至1941年12月香港淪陷,香港的報紙有

5 數十家之多,這些報紙或者原來就有,或者由南來報人新創,或者由上海等地遷

10

15

來香港復刊,大多設有文藝性副刊,其著名者有:

(1)1938年4月1日創刊的《立報·言林》,先後由茅盾、葉靈鳳主編;

(2)同年8月1日創刊的《星島日報·星座》,由戴望舒主編;

(3)同年 8 月 13 日創刊的《大公報·文藝》,先後由蕭乾和楊剛主編;

(4)1941年4月8日創刊的《華商報·燈塔》,先後由陸浮、夏衍主編。

至於文學雜誌,或包括有文學的綜合性雜誌,則有下列這些:

(1)1938年3月創刊的《大風》,由陸丹林主編;

(2)同年6月創刊的《時代批評》,由周鯨文主編;

(3)1939年5月在香港復刊的《中國詩壇》,由黃寧嬰主編;

(4)1941年6月創刊的《時代文學》,由端木蕻良主編;

(5)同年9月創刊的《筆談》,由茅盾主編。

其中的《時代文學》,作家陣容最為鼎盛。創刊號首頁列出的作家,有巴金、

冰心、丁玲等67位,大都是中國文壇的重要作家,只有劉子一位是本港作家。

黃傲雲在80年代撰文講述這段歷史,認為劉火子廁身其間,"值得欣慰"。然而,

20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正說明香港本地作家,在南來作家的映照下,黯然無

光。在1937至1941年這幾年間,南來作家在香港寫下了不少作品,例如茅盾的

《腐蝕》、蕭紅的《呼蘭河傳》、許地山的<鐵魚的鰓>等小說名篇,以及戴望舒詩

集《災難的歲月》裡的作品。

香港淪陷之後,南來作家和本地作家紛紛撤離香港,到了內地。抗戰勝利

25 後,不少土生土長的香港作家都回來了,重拾筆桿。不久之後,國共內戰,1946

至1949年間,香港又一次成為大陸作家的避風港,同時也是一些作家宣傳政治思

想的自由港。茅盾、郭沫若、夏衍、邵荃麟、周而復、聶紺弩、袁水拍、杜埃、

秦牧、陳殘雲等等,都先後來香港,留下了很多作品。

戰後,《星島日報》、《華商報》、《文匯報》等紛紛復刊,各報多附有文藝

30 性或綜合性的副刊。新的文學雜誌如《小說》(茅盾主編)、《文藝生活》(司馬

文森主編)等先後出現,為本港及外來作家提供了園地,文壇再一次呈現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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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虹球が

黄谷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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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黃谷柳: 《蝦球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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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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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象。

(7)

1946年1月復刊的《華商報》,其副刊(初名《熱風》,後改為《茶亭》)大概

是這幾年間最重要的文學園地:秦牧的許多散文,郭沫若的《洪波曲》、黃谷柳的

《蝦球傳》、侶倫的《窮巷》,都先後在這個副刊發表。

《蝦球傳》的作者黃谷柳(1908-1977),原籍廣東梅縣,生於越南海防市。

生中數度在香港工作。《蝦球傳》於1947、1948年在《華商報》連載,後來出版單

行本。主角蝦球是個貧苦人家的孩子,隻身在社會闖蕩,幹過多種行業,吃過不

少苦頭。三教九流的人物,他都認識。人物的活動範圍甚廣,包括香港、廣州和

華南一些鄉村。小說涉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而以主角蝦球的流浪、歷險、

成長為主線,結構頗為緊密。作者寫人物很有一手,主角形象固然豐滿鮮明,其

他角色也不含糊。顏純鈎指出,在語言方面,《蝦球傳》以規範化中文為主,"運

用了大量粵語的俗語,由於善加溶化,所以不落痕跡。而書中引用的'鹹水歌'、

黑社會套語甚至人名,也都使地方色彩更加濃厚。 35 (8) 綜合來說,從作者、題材以

至語言,《蝦球傳》是一本有香港特色的小說。

《窮巷》的香港特色更為顯著。它的作者侶倫(1911-1988)是地道的香港作

家。他生於香港,青年時曾從軍,後從事文藝創作,在香港的文學活動長達半個

世紀,有作品二十餘種,被稱為"貫串香港現代和當代文學的第一人"。(9)《窮巷》

在1948至1952年寫作,曾連載於《華商報》。

戰後的香港,經濟蕭索,百業待興。《窮巷》以這個時期的香港為背景,寫幾

個小人物困頓的生活:失業、被黑社會威脅、被包租婆催租。難得的是他們同舟

共濟,相濡以沫,且能苦中作樂。男女主角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小說結局的場

景是十字路口,女主角在淚光中感到茫然,但男主角抹去她的淚水,說:"跟着

我,向前頭去罷!你忘記我的話麼?--我們是有前途的!"香港開埠以來百多

年中,有很多驚濤駭浪,終於都安然渡過。"我們是有前途的"這句樂觀的話,有

25 勵志的作用。《窮巷》這本寫窮困的小說,由於有不少輕鬆的場面,和這個"光明

的尾巴",而不致灰暗陰冷。侶倫寫來節奏明快、波瀾起伏、結構緊湊,他是說

30

(7) 筆者曾在香港大學圖書館閱讀20至40年代的香港文藝期刊,當時承楊國雄先生提供多種珍貴舊刊物,十分感謝。本文所述

這個階段的文藝期刊及文壇情況,除得自本人的閱讀外,還得力於下面諸位的有關論著:楊國雄的文章,見注(5);盧瑋鑾: 《香港文縱》,1987年第1版;黃傲雲:〈從文學期刊看戰前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1986年1月號;謝常青:《香港新 文學簡史》,1990年第1版;潘亞暾、汪義生:《香港文學概觀》,1993年第1版,第1章。

(8) 顏純鈎:《談《蝦球傳》的藝術特色〉,《香港文學》,1986年1月號,頁53。

(9) 潘亞暾、汪義生:《香港文學概觀》,頁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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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2 劉以鬯(1918- ),原名劉同鐸,字昌年,浙江鎮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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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故事的能手,至於較為現代的小說技巧,包括對人物內心的深刻描繪,則是《窮

巷》所沒有的。

二·50年代

1949年中國內地政權易幟,香港有很多作家返回内地,內地也有大量的文人

南來香港,形成一股南北對流的現象。50年代的香港文壇,南來作家有徐訏、曹

聚仁、葉靈鳳、李輝英、徐速、趙滋蕃、黃思駒、黃崖、林以亮、張愛玲、南宮

10 搏、劉以鬯、梁羽生、金庸、李素、思果、慕容羽軍、馬博良、高雄、何達、王

敬羲等等;本地作家,以及在本地居住較久的作家,則有傑克(黃天石)、吳其

敏、侶倫、夏易、舒巷城等。

。

(10)

香港向來是個重商的城市,通俗文化盛行,50年代南來的一些文化人,為謀

稻粱,乃寫作較具市場價值的小說,如曹聚仁的《酒店》,是謂"都市傳奇"。 此

15 外,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寫難民生活,風行一時。徐訏的巨製《江湖行》,時

空廣闊、人物眾多,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縮影;他寫了五六年,至60年代初期才

完稿。徐速則在50年代末就出版了《星星、月亮、太陽》、《櫻子姑娘》等以抗日

為背景的愛情小說。這兩本書暢銷香港和東南亞。二徐除了寫小說之外,還寫其

他文體,更先後主編文藝雜誌。徐速主編的《當代文藝》,在60、70年代行銷東

南亞各地。這兩位50至70年代的重要作家,都在80年代初期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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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作家夏易和舒巷城的小說,較具社會寫實特色,前者的《變》,後者的

《鯉魚門的霧》等,和侶倫的《窮巷》,無論在題材上,在手法上,都較為接近。

張愛玲在50 年代初期,從上海南下,在香港住了幾年,然後移居美國。她在

香港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前者極受重視。《秧歌》寫共產黨統治下的農民

生活,論者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有不同意見,對其藝術手法則多予肯定。據說《秧

歌》和《赤地之戀》是受美國新聞處的委託而寫的。至此,我們不能不陳述"美元

文化"對 50 年代香港文學的影響。

《人人文學》和《中國學生周報》創刊於1952年。這兩本刊物,都有"美元"支

援。《人人文學》由黃思聘主編,刊登創作和評論,有名家之作,也有學生初試啼

(10)參閱劉以鬯(編):《劉以鬯卷》,1991年第1版,〈50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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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3 查良鏞(1924- ),筆名金庸,浙江海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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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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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文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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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冬雞

第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蓓 蕾(小说)

聖誕禮物(小說)

本期目錄

與亨利原

夏侯無忌

細 沙(散文詩 )

鼓浪嶼之夏 (小說,九)

黃 思

陽光下的汽球 ( 散文 )

歲

望(小说 )

新雨石

頭()

夜

新年禮物(小说)

廼康叔叔(小说) 悲 歌(詩 )

周孫王青莫敬力齊無文黃余夏與百

泊

山桑

石靈是譯著義匡桓忌植騁懷譯著木

25

孫文

不安定的星辰(小說) 燈塔守(小说)

顯克徵支著

莊如是薛

陽 光(小說)

·珠海李花 山

鴨( 散文 )

天(散文 )

(#K)

(#K).

:空仁中象 明

澳門恩華女中連耘

·金文泰蔚 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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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4 《人人文學》第25期(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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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聲的篇章。齊桓(孫述憲)和力匡等經常為《人人文學》撰稿,力匡的新詩,甚得

一些年輕讀者喜愛。《中國學生周報》是綜合性的刊物,其中文學創作、翻譯、評

論佔了很大的比重。《人人文學》只出版了兩年多,《中國學生周報》則出版了 22

年,至1974年才停刊。《中國學生周報》是香港文學史上的重要刊物,四五十年代

出生的本地作家,或在本地成長的作家,有很多是由它直接或間接培養出來的。

《人人文學》的內容,缺少現代主義的色彩。《中國學生周報》在不同時期、在不同

編輯的經營下,有不同的表現。它在60年代對西方現代文學的推介力,也刊登

了不少具有現代主義風格的詩和小說。這兩份刊物的背後,雖然有政治動機,但

它們的政治色彩並不明顯,從長遠、宏觀的角度來看,它們(特別是《中國學生周

報》)對香港文學的發展,有良好的作用。

1956 年,馬朗主編的《文藝新潮》創刊,其宗旨是提倡現代主義文學,誠然

為文壇帶來新潮。馬朗和他的文友,有感於世局動蕩,頗有徬徨迷失之苦,在環

球出版社的支持下,創辦這份《文藝新潮》,使心靈得到安頓。(11)《文藝新潮》在三

年中出版了15期,介紹了存在主義等多種現代主義的文學,馬朗、李維陵、貝娜

苔、崑南等發表了他們的前衛性創作,形成了一個現代主義文學的潮流,且波及

彼岸台灣。《文藝新潮》在台灣頗受歡迎,一些台灣的現代詩新秀向它投稿,台北

出版的《筆匯》,其形式和内容都受了《文藝新潮》的影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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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刊物,加上《文學世界》(1956年復刊,由黃天石主編,至1967年停刊)

和友聯出版社、亞洲出版社、美國新聞處出版的叢書,右翼的文學力量頗為龐

大。50年代的左翼作家,以報紙為他們的園地。1957年,由源克平(夏果)主編

的《文藝世紀》創刊,走的是現實主義路線,有和右翼刊物抗衡之意。葉靈鳳、曹

聚仁、阮朗、何達、黃蒙田、蕭銅、海辛、吳羊璧等經常為它撰稿。《文藝世紀》

出版了 12年才停刊,是香港少數的長壽文藝刊物之一。《文藝世紀》設有〈青年文

藝之頁〉,鼓勵年輕的一代寫作。左翼陣營在50年代還出版了《青年樂園》周刊,

隱隱然與《中國學生周報》對壘。《青年樂園》也培養了不少年輕作家,不過,它 25

的壽命比《中國學生周報》短很多,內容也比不上《中國學生周報》那樣豐富多姿,

是以影響力和文學史地位也較為遜色。

(11)《文藝》雜誌季刊 1983年9月號有(香港文藝期刊在文壇扮演的角色>筆談會;其中有馬博良憶述《文藝新潮》一文,可參看。

如要瞭解 50 年代以來香港文藝期刊的一些背景,可參考上述的筆談會,也可參考《香港文學》1986年1月號的<香港文學叢 30 談>專輯。

(12)參閱注(10)。

第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三·60年代

1960年,《香港時報》推出了《淺水灣》文學副刊,由劉以鬯主編。他主持編

務的一年間,致力於推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又刊登一些較為新銳的作品。

5 1963年3月,崑南和李英豪主編的《好望角》半月刊面世,至該年底停刊,出了

十三期。《好望角》也走前衛路線,刊登香港和台灣的新潮作品,兩個主編也經常

撰稿,李氏的評論性文章尤其多。香港是海島,從《文藝新潮》到《淺水灣》到《好

望角》,都用了海或水的意象。在文藝的海洋上航行,總希望有好望角出現。《好

望角》這香港現代主義文潮的第三波,浪花可觀,波濤卻不算洶湧。

10

(13)

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在本港受教育的青年,英文水準普遍不差。香港在文

化上向來是中西交匯之地,對西方現代主義的認識和吸收,佔了地利。不過,現

代主義的風潮,雖然在香港捲起,卻在台灣才形成"軒然大波"。五六十年代的台

灣知識分子,由於政局的關係,多有苦悶的情緒;文學是"苦悶的象徵",而西方

現代主義帶有的虛無苦悶情調,正與他們合拍。以意識流、象徵手法為主的喬艾

15 斯、卡夫卡、艾略特等西方現代大師作品,以及存在主義者沙特、卡繆的作品,

成為台灣文藝青年爭相閱讀、討論的對象。當然,這個現象的形成,也和當時知

識界的崇洋意識有莫大關係。《創世紀》、《筆匯》、《現代文學》等雜誌,連同余

光中、洛夫、瘂弦、葉維廉、白先勇、王文興、陳映真的作品集,從台灣風行到

香港,成為很多文藝青年的精神美食。60年代的香港文藝青年,如非左派學校出

20 身的,大多曾接觸這些外國和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對1949年以後的大陸文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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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甚少認識。1966年大陸開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學慘遭浩劫,更促使香港的文

藝青年向台灣看,向西方看。60年代本港作家劉以鬯的意識流小說,戴天的現代

詩,都有較新的技巧,也漸漸產生影響。至於"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以及中國的

古典文學,對青年作者也有啟迪作用。不過,西雨和台風對當時的文藝青年,無

疑有較大的感染。

60年代的電子傳媒還未發達,各種文娛康樂活動也不如日後的多,年輕人的

才華,在文藝方面的,有相當一部分乃通過文字表現出來。當時年輕人組織文社

之風甚盛,"青松"、"芷蘭"、"風雨"等等,大大小小有數十個。雖然"青松"不

能長青,"芷蘭"的社刊很快就變為"爛紙",而"風雨"也經不起風吹雨打;60年

(13)參閱注(11)所述筆談會中李英豪對《好望角》的憶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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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文藝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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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短篇發表

本刊小說獎金

12

圖 14.5 《文藝新潮》第1卷第12期(1957年8月)

REM

波納:巴黎街頭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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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代青年的文社,確是香港文學的重要景觀,也是培養作家的溫室。(14)

上述的文學雜誌和副刊,以及文社的社刊,加上50年代延續下來的《中國學

生周報》,1965年創刊的《當代文藝》,還有各報的副刊,都提供了良好的園地,

給新的園丁耕耘。陸離、西西、亦舒、溫健騮、蔡炎培等是60年代崛起的作家,

5 同時或稍後的新秀,還有古蒼梧、綠騎士、蓬草、陳炳藻、也斯、羈魂等等。

上面說的是較"西化"、較"現代"、較"右"的一群。較"寫實"、較"左"的,

則有吳羊璧、張君默、金依、陳浩泉等,較資深的葉靈鳳、高旅、羅孚、侶倫、

舒巷城、何達等,也不斷有作品發表。左派作者的園地,以《大公報》、《文匯

報》、《新晚報》的副刊為主,雜誌則有《文藝世紀》和《文藝伴侶》(1963 年創刊,

10 只出了數期),以及《青年樂園》周報。五六十年代中國內地的政治運動一個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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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至1966年發生"文化大革命",文學作家朝不保夕,文學作品是香花還是毒

草難以辨別,影響所及,認同北京政府的香港左派作家,在這樣的年代,實在不

容易有大作為。他們的作品,內容和思想受到限制,形式和技巧也較為保守。

在各種文學體裁中,小說和散文向來讀者較多。小說的篇幅一般較散文長,

長篇小說尤其如此。在這樣的情形下,長篇小說較為引人注意。徐訏和徐速在 60

年代繼續寫作小說,多為愛情故事。南宮搏和依達,寫的也是愛情小說,前者講

古代,後者講現代。舒巷城的《太陽下山了》走寫實路線,唐人(阮朗)的《金陵

春夢》則是政治內幕加上想像,連載多年,吸引了港内外很多讀者。

60 年代的眾多長篇小說之中,以劉以鬯的《酒徒》手法最新。劉以鬯從上海

南下,50年代起居於香港,以寫稿與編報為業。他服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主張

小說家應該探索人物的內心世界,應該在技巧上力求創新。《酒徒》有相當的自

傳性,寫主角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的苦悶生活。他肯定現代主義文學,但為了生

活,卻要寫色情小說。他借酒消愁,自暴自棄。這本小說對香港的文化界有諸多

責難與抨擊,表示了作者對文學的種種看法,宣揚他的現代主義主張。《酒徒》有

25 很多"詩化"文字(主要用了"通感"手法),有或長或短的意識流片段,曾被譽為

"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酒徒》先連載於報紙,同年(1963)出版單行本。劉

以鬯在 60 年代還發表了《寺內》(為《西廂記》的故事新寫)、《鏈》等中短篇小說。

他是實驗性強、力求突破的一位重要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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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和梁羽生在50年代已開始寫武俠小說,其作品至60年代愈寫愈多,且

(14)羈魂在《華僑日報》副刊專欄<詩路花雨>,1994年9月、10月中,連續多篇講述了60年代文社的情形,可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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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廣受歡迎。梁羽生和金庸同於報館工作,二人都愛讀武俠小說,且愛談武俠小

說,還寫起武俠小說來。梁羽生的首部作品是《龍虎鬥京華》,一共寫了三十多

部;金庸的首部作品是《書劍恩仇錄》,一共寫了 14部。他們的武俠小說被稱為

新派武俠小說,以別於從前白羽、還珠樓主等的作品。羅孚對此有這樣的解釋:

"新派,新在用新文藝手法,塑造人物,刻劃心理,描繪環境,渲染氣氛......而

不僅依靠情節的陳述。文字講究,去掉陳腐的語言。有時西學為用,從西洋小說

中攝取表現的技巧以至情節。使原來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武俠小說進入了一個被

提高了的新境界,而呈現出新氣象,變得雅俗共賞。連'大雅君子'的學者也會對

它手不釋卷。

" (15)

他們二人的武俠小說,暢銷本港、東南亞以至歐美各地,80年代起更打入中

國內地市場,影響至大。金庸的作品,讀者更多,聲譽更大,經常被改編攝製為

電影或電視片集。《書劍恩仇錄》、《射鵰英雄傳》、《倚天屠龍記》等,其內容與

人物,家傳戶曉,是香港文化以至當代中華文化的一重要部分。80年代起談論金

庸武俠小說的文章紛紛出現,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說》等書,以及其他的這類專

著,合起來構成了"金學"。金庸還是一位著名的報人,所主持的《明報》及屬下

的《明報月刊》、《明報周刊》等,叫座又叫好,是香港報界的重鎮。他的政論也

知名於時。80年代中期,他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並任榮譽教授。

香港的報業,向來發達,每日出版的新聞報紙,至少有二三十家。報紙除了

新聞報道外,還以其他內容來吸引讀者,這包括各種性質的副刊。以專欄方式出

現的雜文副刊,是報紙內容的重要部分。專欄雜文副刊,在60年代已開始蓬勃,

十三妹、任畢明、俊人、項莊、徐東濱、石人等,都是當時的名家,其中的一些

健筆,至 90 年代仍揮灑自如。專欄副刊除了雜文外,還有連載小說。60 年代的言

情、武俠等連載小說,讀者甚眾;到了80年代,讀者減少,連載小說也減少,這

自然和生活節奏更快、電子傳媒日益發達有關。

最近 30 年來,香港文學的顯著特點是:本地作家和外來作家並存;"通俗文

學"(主要以大眾趣味為依歸)和"嚴肅文學"(力求內容深化和技巧創新)並存;

左派作家和右派作家並存;專欄雜文為重要的文類。這些特點,都見於 60 年代,

換言之,當代香港文學的模式,奠定於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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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15)羅孚:《南斗文星高 ----香港作家剪影》,1993年第1版,頁57。

30

第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四·70年代

70 年代前期,西方國家經濟衰退,世界性石油危機出現。香港受到影響,但

很快就調整步伐,走向工業多元化以至經濟多元化;金融業、地產業和旅遊業的

5 發展甚為迅速,香港成為東南亞的國際性金融中心。經濟好,教育普及,政府開

始支持文化活動,而這時,戰後出生的一代已成長,"三十而立",香港文學以至

文化的本土意識開始抬頭。這十年間創刊的文學刊物,如《詩風》、《海洋文藝》、

《文林》、《大拇指》、《文學與美術》、《羅盤》、《青年文學》、《開卷》、《香港文

學》、《八方》、《素葉文學》等,數目很多,它們的主力都是土本的青年作家。

10 1972年香港大學學生會設立青年文學獎,顯示本地青年自覺到發掘新秀、薪傳文

學的重要。1975年香港大學文社主辦"香港文學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1979年

《香港文學》雜誌創刊,在在都顯示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何紫、阿濃、西西、陸

離、小思、亦舒、古蒼梧、黃國彬、何福仁、也斯、淮遠、鍾玲等,都是70年代

活躍的本土意識頗濃的作家。60年代的文學講座及文學獎評判,通常由徐訏、司

15 馬長風、胡菊人等擔任,到了70年代,除了他們之外,擔任者還有戰後出生的本

土青年學者、作家。文學上的接班現象,明顯可見。

香港經濟發達,言論自由,是個現代化的都市,在世界各個華人社區中,條

件極佳。香港因此吸引了很多人材,包括學者和作家。受過西方教育的台灣學

者、作家,在70年代來香港的為數不少,其中既是學者,又是作家的有余光中、

20 鍾玲等。余光中在1974至1985年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他來港前,已是十分著

名的詩人、散文家、批評家、翻譯家,著作甚豐。在香港的十年間,他繼續寫

作,《青青邊愁》、《分水嶺上》、《隔水觀音》、《不可兒戲》、《春來半島》等等,

是這個時期他著譯的成果。他自謂香港時期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時期。香港的山水

和人文,香港在地理上、政治上、文化上與大陸、台灣的關係,是他創作的素材

25 和靈感。他想像富贍、文字精湛,香港的經驗使他的題材更廣闊,情思更深邃。

在香港的十年間,他的佳作傑構,源源而出,為香港文學增添了光采,也使他的

文學表現更為璀璨。 余光中之外,他的一些同事如宋淇、思果、陳之藩、金耀

基、梁錫華、孫述宇、劉紹銘、小思、朱立、鍾玲、黃國彬、黃維樑、潘銘燊等

(16)

30

(16)參閱黃維樑(編):《璀璨的五采筆:余光中作品評論集》,1994年第1版,特別是其中流沙河的<詩人余光中的香港時期>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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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14.6 《香港文學》第108期(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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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樹

初

結

龍

升

而

旌

着

她吧

圖 14.7 余光中(1928- ),福建永春人。

第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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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17)

等,都是學者而兼擅創作,其作品形成所謂"沙田文學"(中文大學位於沙田)。

若干學院作家,演講有繡口,揮灑有彩筆,作品與理論兼之,又經常參與校外的

文學活動,擔任文學獎評判,因此對青年的文學愛好者發揮了影響力。余光中的

影響尤其顯著,他離開香港時,因"余風"吹拂而引起文壇對"余派"的討論。

5

10

1976 年,浩劫性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大陸文壇不久後有"傷痕文學"面世。

在香港,反映文革的作品早就出現了。1968年,韓江鴻出版了他的《文革風雨話

山鄉》;1974年,吳甿、虞雪等人出版了《敢有歌吟動地哀:文化大革命後中國青

年詩文選》。這些作者都經歷過"文革",先後來到香港,發表他們的作品。原籍

台灣的陳若曦,在大陸體驗過文革的生活,也在文革後期到了香港,於《明報月

刊》發表她的《尹縣長〉、〈值夜〉、〈晶晶的生日>等小說,引起廣泛的重視。後

來這些作品譯成外文,在西方甚受矚目,陳氏一時成為國際知名的作家。"文革"

結束後,從大陸來港的人甚多,根據統計,1977至1981年這四年間,有五十多萬

內地人移居香港,其中不乏知識分子。南來的知識分子中頗多能文之士,他們來

港後對文革的種種,多所反映,金兆、楊明顯、裴立平、白洛、顏純鈎等,對文

革的刻劃,血淚交織,都是紅旗下的災難,黑暗日子的見證。他們的作品,獲得

香港和台灣的多項文學獎。香港這個小海島,成為大時代"文革文學"的先鋒。陳

若曦在香港只住了一兩年,就移居北美洲。金兆等人則仍居香港,金兆的<芒果

的滋味〉、裴立平的<刺粟花開的時候>、楊明顯的<姚大媽〉、白洛的〈賽馬日〉

等,是文革小說的重要篇章。顏純鈎除了"文革"經驗外,後來還寫大陸來港移民

的生活,他精於心理描寫,對人性善惡有深入的探索,有橘黃色的毛巾被〉等 20

名篇。

15

五·80和90年代

80 年代的香港,時局頗為動蕩。1982年和1989年的政治風浪,使很多香港

人移居到外國的新天地,也使很多香港作家增加了寫作的新題材。九七問題在

80 年代的香港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各種文類中都反映出來。劉以鬯有短篇小

說,題為〈一九九七〉;長篇小說中,劉紹銘(二殘)有幻想性強的《九七香港浪遊

25

30

(17)參閱梁錫華:(沙田出文學>,載《大公報·文學周刊》,1993年11月3、10日。

第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記》,梁錫華有較為寫實的《頭上一片雲》。話劇方面,杜國威和蔡錫昌合寫的《我

係香港人》,道出了香港人疑惑、憂慮、期望的複雜心情,和余光中《過獅子山隧

道》一詩所寫的相似:

時光隧道的神秘

5

伸過去,伸過去

·向一九九七

迎面而來的默默車燈啊

那一頭,是甚麼景色? (18)

至於散文--這裡特別指的是報刊的專欄雜文--則千篇萬篇,寫的都是愁

10 鬱的"九七情結"。"九七"之結未解,"六四"之結已成,二者且交織在一起。香

港的詩人,在1989年5至7月間,為神州大地的學生運動寫了大量的詩歌,已發

表的有二三百篇,道出了時代的心聲。愛情小說家林燕妮的《為誰而生》、亦舒的

《傷城記》,也以"六四"為題材。

15

20

時局頗為動蕩,經濟則持續發展。80年代初期的信心危機,使香港經濟下

滑。1984年中國和英國就香港前途問題簽署聯合聲明,確立"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的政策,港人信心好轉,各國在港投資有增無減,加上北京繼續推行開放

政策,經濟迅速發展,香港的工商百業,乃能再創高峰,維持奇蹟般的"小龍"生

命力。

香港這條小龍的文學,以"小"見長。這指的是報刊的專欄小文。二十多份日

報,加上大量的周刊,都在副刊的版面上,劃界設欄,讓作者天天或每周寫稿。

有人說這些專欄是分封之土,或割據之地,或者是所謂"販文認可區"。專欄作

家是稿匠,是"爬格子動物",甚至是"跑格子動物"---因為寫得實在快。日產

數千言以至逾萬言的作家,有三蘇、梁小中、簡而清、倪匡等多人。較為低產,

即日寫三數千言的作家,則不勝枚舉。這些專欄文字,執筆者雖然多為有識見的

25 能文之士,但水準頗為參差。專欄文字是否稱得上文學,向來有爭議。假如我們

30

說"用文字來表達感情思想的"都是文學,則這些專欄文字都是文學;假如我們認

為表達時應該有相當的藝術性(修辭技巧),則有些專欄文字是文學性弱,甚至沒

有的。不過,無論如何,香港的專欄文學是香港作者最多、讀者最多、社會影響

最大的文類,也因此是香港文學中最重要的文類。在香港這個工商業發達社會的

(18)余光中:《春來半島--香港十年詩文選》,1985年第1版,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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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9. 833

家明與玫瑰

圖14.8 亦舒:《家明與玫瑰》,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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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5

人,生活繁忙,對"輕薄短小"的方塊最為歡迎。香港是自由港,作家可以自由

講;專欄的種類多,數量眾,於是百家爭鳴。香港有多項"世界之最",包括 1993

年12月香港旅遊協會公佈的第七項--擁有全球最長的戶外有蓋自動電梯。筆

者認為可以加上第八項:擁有全球最多的專欄和專欄作家。

80 年代以來的香港專欄,內容極為繁富,時事雜感、讀書隨筆、生活小品等

都有,作家則不限於一般的文人,電影、廣播、廣告界人士,以至律師、醫生、

科學家等,如李翰祥、車淑梅、紀文鳳、劉天均、黃岐、任枝明、曹宏威等,也

寫起專欄來,他們多寫本行經驗,提供各種資訊。這樣一來,專欄的讀者,選擇

就更多了。有些讀者天天讀某些專欄,把作家視為知己,視為意見領袖,也有讀

10 者從專欄中吸收各種資訊。專欄作家各盡所能,專欄讀者則各取所需。一般而

言,讀者對專欄的文學性要求不高,專欄作家也就少於在遣詞謀篇上盡心盡力。

因此,"我手寫我口"、"直抒胸臆"的性靈派專欄作家,是大多數;經營雕琢、力

求情采兼備的苦吟派專欄作家,自屬少數。(19)

80 年代以來的重要專欄作家,舉例而言,有胡菊人、戴天、王亭之、倪匡、

15 哈公、張文達、黃霑、蔡瀾、阿濃、張君默、程逸、岑逸飛、石琪、林燕妮、亦

舒、李碧華等,他們之所以重要,或因為本身的表現,或因為寫稿的報刊銷量好

且地位高,或兩方面的原因都有。80年代以來,大專院校教師"下海"兼寫專欄

的不少,如梁錫華、陳耀南、張五常、梁巨鴻、陳永明、潘銘燊、周兆祥、劉創

楚、黃子程等,其中梁、陳、潘諸人,徵引較多,富於機智理趣,有"學者散文"

20 特色。

香港是一小島,港人因此可能有小島心態。幸好港人喜歡外出旅遊,藉此開

拓心胸視野。作家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旅畢寫萬言遊記。專欄作家中,夏婕和

岑逸飛多寫遊記。夏婕有"香港三毛"之稱,她的"遠足"踏遍新疆、蒙古、南極

諸地,遊蹤都有生動的記錄。黃國彬在70年代後期壯遊中國山水名勝,先後出版

25 《華山夏水》和《三峽·蜀道·峨眉》二書,以記其事。黃氏有強烈的歷史文化感,

他在遊記中徵引史事典故,有漢賦那種鋪陳揚厲的手法,形成高華的文風。70年

代末期以來,大陸實施開放改革政策,到內地旅行觀光的香港人,不斷增加,記

遊的文字極多。黃國彬的賦體遊記,戛戛獨造。社會學家金耀基的兩部遊記《劍

30

(19)參閱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1985年第1版,頁3-6、183-184;又參閱《市政局中文文學周十周年誌慶紀念論文集》,

1988年第1版,黃維樑的<香港專欄通論>一文;又參閱姜山:〈對80年代香港報紙專欄的評價),載《香港文學》,1990 年8、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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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望西西

20

14.9 西西:《春望》,香港:素葉出版社,198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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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橋語絲》和《海德堡語絲》,風景與人文並重,澄明通達,有"金體文"之譽。

香港人外遊,外地人來香港旅遊。旅遊是雙向的。香港人吸收外地文化,閱

讀外地的文學;外地人吸收香港文化,閱讀香港的文學。文化交流也是雙向的。

80 年代以來,香港文化對海峽兩岸以至東南亞,影響不絕。香港文學也經常得到

5 這些地區讀者的青睞。金庸的武俠小說、衛斯理(倪匡)的科幻小說、亦舒的愛

情小說,在這些地區受到不同程度的歡迎。梁鳳儀在商界工作多年,深諳促銷之

道,她的"財經小說"在北京、上海等地一度銷路甚暢。上述這些作家,其名甚

著,雖然不一定像汪明荃、梅艷芳、周潤發、黎明那樣家傳戶曉。無論如何,香

港經濟發達,直接或間接推動流行文化外銷,香港人或有"與有榮焉"之感。

10

西西的小說,和上述諸人格調不同。她在香港,並不為大眾讀者所認識,在

台灣則知者較多。西西在5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不斷寫作,至70年代,在香港

的小眾讀者中,享譽甚隆。她的小說《我城》、《春望》、《哨鹿》和詩集《石磬》在

香港出版後,又在台灣出版《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以至《哀悼乳房》等多部作品,

受到多方面的好評,屢獲文學獎項。她大概是金庸之外,在台灣最受重視的香港

15 作家。西西的作品,富有童心童趣,常常以輕鬆的手法來"載道"。她閱讀廣泛,

喜愛多種藝術,想像豐富,作品中把這些都表現出來。她和也斯都受到拉丁美洲

文學--特別是魔幻寫實主義--的影響,又能推陳出新,嘗試各種不同的敘述

方式。她和劉以鬯一樣,都醉心於創新,是實驗性強的作家。

西西之外,在台港甚受重視的女作家還有施叔青、鍾曉陽等。她們各有長

20 處,而其刻劃細膩、文字考究則一。施叔青寫了一系列的香港故事,近期的《維

多利亞俱樂部》涉及政壇內幕,耐人尋味。鍾曉陽是早慧的才女,擅寫愛情故事,

體會入微,如《流年》、《停車暫借問》等,感性豐富,纏綿凄美。

25

30

香港的文學,向外流到海峽兩岸以及東南亞;在香港本身,80年代的香港文

學是融匯的時代。由於大陸的開放,香港在政治上左右的分野漸趨模糊,從前不

同傾向的作家,現在頗能融匯在一起。80年代先後創刊的《素葉文學》、《星島晚

報·大會堂》、《文藝雜誌》、《香港文學》、《文學家》、《博益月刊》、《文學世

界》、《文學報》、《詩》等文學期刊,多能不分左右。劉以鬯主編的《星島晚報.

大會堂》和《香港文學》,分別為周刊和月刊,出版多年,最能做到"左、中、右"

結合--或者應該說只有"中",中文作者的"中",中間人士的"中",因為政

治上的左傾或右傾已不明顯,界線正在消失中。

80 年代的文學期刊,其出版的情形,和從前一樣,可用前仆後繼來形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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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琥珀光

黃國彬 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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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維樑主編·沙田文叢3·香江出版有限公司

25

圖 14.10 黃國彬:《琥珀光》,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2 年版。

30

第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10

學性書籍(包括所謂"通俗"、"嚴肅"各種類型)出版蓬勃,每年有數百種面世。

老中青作家,產量甚豐。出書超過十部的作家,當有逾百人;多的是有二三十部

等身著述的高產作家;出書超過一百本的至少有倪匡和亦舒。劉以鬯除了主編期

刊外,仍撰寫新篇,或修訂舊作,不懈於小說藝術的創造,且贏得美譽。近年的

5 新書如《劉以鬯卷》和《島與半島》,迭受好評。曾敏之筆力雅健,其散文小品和

舊體詩詞,世事洞明,人情練達,曾獲文學獎。羅孚居住北京多年,憶述香港作

家其人其文之篇,有散文的溫厚感,有文評的洞悉力,而辭采生動,引人入勝。

90 年代初期回港後寶筆未老,日寫數欄,活力充沛。50年代的"文藝青年"齊桓,

於近年寫作甚勤,談文說藝,筆鋒凌厲。金庸、卜少夫、陸鏗、胡菊人、李怡、

林山木、岑逸飛等,所寫社論或時評,每有文采可觀,是文學的一支。中年作者

中,梁錫華既以獨特藻采撰寫專欄雜文,也寫長篇小說,其《獨立蒼茫》、《香港

大學生》諸部,承繼錢鍾書《圍城》的"文人小說"筆路,對儒林多所反映針砭,

稱譽港內外。王一桃兼擅詩與評論,對香港文學推介力。董橋以散文馳名,精

緻嚴謹,產量則不多。馮浪波、犂青、羅隼、林真、吳羊璧、忠揚、東瑞、張詩

15 劍、彥火、梅子、陶然、陳少華、劉濟昆等,其詩、散文、小說等各有擅長。壯

年作家中,黃國彬詩文雙璧,他通曉六七種語言,盡量閱讀中外經典名作,轉益

多師。他的散文氣魄雄長、體格高華,如獲獎的散文集《琥珀光》裡多篇,即有

安諾德(Matthew, Arnold)所說的"恢宏氣度"(grand style),在香港作家中,獨樹

一幟。和青年文學獎或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有淵源的一批青年作家,如陳德錦、秀

20 實、胡燕青、鍾偉民、王良和、洛楓等等,在80年代先後崛起,至今仍寫作不

輟。他們都寫詩,抒情詠物,時有深刻獨到的作品,也兼寫散文和評論。

以上大致以老中青序齒略述。如果以文類分,則寫詩的蔡炎培、藍海文、紅

葉、韓牧、黃河浪、舒非、夢如、吳美筠等等,都各具風神。如果要以性別為分

界,則農婦、蔣芸、吳靄儀、圓圓、周落霞、林湄、金東方、李默、思旋、陳

25 娟、辛其氏、吳煦斌、陳方、徐詠璇、黎海華、綠騎士、蓬草、嚴沁、岑凱倫、

30

西茜凰、張小嫻等女作家,有一大串,要列出她們的作品,名單更長,嚴、岑、

西等寫了數量眾多的愛情小說;西茜凰在十年間出版了四十多本書,小說、散

文、訪問記等都有。目前,作品有兩本書或以上份量的香港作家,起碼有數百

人。這裡自然無法一一列舉。

要說明千百香港作家的特色、風格,要為他們定位,是非常艱巨的工程。沒

有全面深入的閱讀、研究,就不可能成事。70年代的一些文學青年,開始關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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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香港文學

·華漢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黃維樑著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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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1 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88年第二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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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

港文學,要尋找它的根。在80年代,有更多人認為應該如此。中國內地在"文革"

後,逐漸開放,關心並引進台、港文學;80年代初,決定在1997年收回香港。收

回香港的一項準備工作,是加強對香港各方面的認識,包括對香港文學的瞭解

大陸的學者,於是開始注意並研究起香港文學來了。1982年開始的"台港文學學

5 術討論會",兩年開一次,每次在國內不同地方召開,每次都有大陸學者提出關

於香港文學的論文。廣州的暨南大學,以及若干其他國內高等院校,都有研究香

港文學的學者。潘亞暾、許翼心、王劍叢、謝常青、汪義生等,先後有專書或長

文論述香港文學。潘氏在1990年出版的《台港文學導論》,對香港文學的介紹頗

為廣泛。潘、汪合作編寫的《香港文學概論》一書,在1993年杪出版,厚近七百

頁,是迄今為止對香港文學最詳盡的論述。(20)不過,第一本香港文學的專論,乃

出於香港學者的手筆,那是黃維樑在1985年出版的《香港文學初探》。另一位香

港學者盧瑋鑾對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學頗有研究,她這方面的論著《香港文縱》在

1987年出版。羅孚在80年代後半期寫了一系列香港作家素描,結集出書時名為

《南斗文星高》,對作家和作品都有生動的介紹。劉以鬯、黃俊東、黃繼持、周英

15 雄、陳炳良、璧華、黃傲雲、梅子、黃南翔、馮偉才、王一桃等,對香港文學的

析評也出過力,王一桃近年尤其熱心,他這方面的專書有《香港作家掠影》、《香

港文學評析》等。 (21)到20世紀90年代中香港有兩所大專院校,設有香港文學研究

部門。一是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學研究計劃",規模甚小;一是嶺南學院的

10

"現代中文文學研究中心",其重點是香港文學研究,規模較大。 (22) 香港政府自70

。

20 年代以來,對表演藝術的資助頗為慷慨,對文學則出力不多,幸好近年已改觀

1994年市政局圖書館決定成立香港文學資料中心,開始搜集資料,並加以整理

研究。

25

目前香港文學的研究還處於初階。雖然港內外的學者,已出版了幾本專著,

可是這些書或不夠全面,或層面廣但有欠深入且多錯誤,理想的香港文學史,或

30

(20)潘亞暾(主編):《台港文學導論》,1990年第1版,對香港文學的介紹近二百頁;潘氏與汪義生合著的《香港文學概觀》(見 注(7)),是前書香港部分的擴充增益。許翼心在《當代文壇報》(廣東省作家協會主辦)1991年4、5期合刊號有香港文 藝面面觀>長文,論述香港文學與其他藝術。謝常青的《香港新文學簡史》(見注(7)〕所述年代,至1940年為止。王劍叢等 編著的《台灣香港文學研究述論》,1991年第1版下編,述評香港文學研究的成果,並附有書目。

(21)黃、盧、羅三本著作的出版資料,見注(19)、(7)、(15);王一桃的《香港作家掠影》於1990年由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

公司出版,其《香港文學評析》則於1994年由香港雅苑出版社出版。此外,由陳炳良編的《香港文學探賞》,1991 年第1版, 收論文11篇,可參看。又:楊奇(主編)的《香港概論》下卷〔見注(4)]概論香港的文學藝術,可參看。

(22)中大和嶺南這兩個研究機構,先後舉辦過多次研討會,論述香港的文學,其中以 1988 年的"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規模最 大。是次會議由中大和香港三聯書店合辦,各地學者提出論文數十篇。嶺南所出版的《現代中文文學評論》,重視香港文學的 評析,其第1期(1994年6月出版)約有一半文章與香港文學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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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市政局

公共圖書館主辦

香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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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月4至11日

20

圖14.12 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主辦的"香港文學節"(1977)之宣傳小冊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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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發展

香港文學概論,仍在期待之中。

本章對香港文學的回顧,一方面固然由於篇幅所限,不能作深入評論;另一

方面則因為數十年來作品極多,而筆者閱讀有限,離全面之境甚遠。儘管有上述

的限制,筆者就所讀所見所思,整理出一個發展的脈絡來,這就是:香港的文學

5 百年來不斷在演化,一直受到港內外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影響。香港這一中西文

化交匯都市的性格,也使香港文學除了古今兼攝之外,有明顯的中外並蓄的特

色。香港文學的成就,在詩、小說、散文等各方面都表現出來。在大陸、台灣、

香港三個地域中,論數十年來的文學總成績,香港當然比不上前二者。然而,香

港文學有其突出的表現;我們絕不能就地方人口和面積,與台灣和大陸作"成正

10 比"式的計算。在六七十年代大陸文學停滯失色的時候,香港的文學有其閃爍的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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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至於二三十年來那些創新性強的小說、明朗耐讀的現代詩、雅俗共賞的武

俠小說、精緻高華的學者散文,與兩岸同行同類的作品相比,其光華四射,誠然

為香港增色。須知道香港教育普及、中西交匯、傳媒發達、寫作自由,且是人才

薈萃之地。

香港報刊的專欄雜文,更是香港文學最大的特色,其盛況為兩岸以至四海五

洲所無。這一點上文已有論述。它的出現和發展,與香港這個社會有十分密切的

關係。香港的報紙多,競爭劇烈;新聞報導之外,副刊是制勝之道。有副刊,乃

有專欄雜文。香港是工商業旺盛的城市,生活節奏極快,短小精悍的文章最受讀

者歡迎,因此從60至80年代,專欄雜文的字數,愈來愈短,短至三四百字,大

概難以再短了。副刊的專欄都是固定的,如此一來,編者可省去閱稿審稿之勞,

也可免去天天劃版樣之力。不同專欄,姿采乃"多";處理稿件,速度甚"快";這

對報館來說,自是"好"事,因為"省"去編輯時間,也就是省去報館開支,而符

合經濟效益-確是工商社會的本色。

小小的專欄雜文,是香港文學的重鎮。每天老中青男男女女千百個作者,殫

精竭慮,把才情學識--有些還加上可觀的文采--都灌注在專欄裡面。然而,

小小的專欄旋刊旋滅,即讀即棄,正符合後現代主義者(post-modernist)的"速朽"

理論。專欄小文極少產生轟動效應,在港外甚至港內的觀察者眼中,它們也難以

形成大氣候。

然而,筆者一向認為,香港的專欄雜文,其對讀者的作用,是"細水長流"式

的;它對社會有深遠的影響。筆者還認為,研究香港文學的人,應該注意這些專

欄小文的多產作家,用綜合和分析的方法,衡量其千篇萬篇作品的總體表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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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看其思想感情內涵的廣度和深度,看看其鑄句謀篇的文字藝術。某某專欄作家窮

年累月的小方塊小磚石,是否能合成七寶樓台,或中環廣場大廈,乃要靠批評家

以慧眼和耐心去發現和建造。

百年來香港文學生機活潑,表現紛繁,如今是文學史家和文學批評家,以專

業的精神,對香港文學的種種文類和現象,全面地研究和評價的時候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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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上文提及話劇《我係香港人》,除此之外,沒有論及其他劇本。對於這方面的論述,可參閱方梓勳、蔡錫昌編著的《香港話劇 論文集》,1992年第1版。本文對兒童文學也未及討論,這方面可參閱潘、汪《香港文學概觀》〔見注(7)〕的第 25 章。香 港的舊體詩詞寫作,頗有其人,如饒宗頤、羅烈、曾敏之、蘇文擢、黃坤堯等等,可參閱黃維樑(編):《中華文學的現在和未 來 -----兩岸暨港澳文學交流研討會論文集》,1994年第一版,黃坤堯的(當代的傳統詩詞>一文。筆者除了劇本、兒童文學、 舊體詩詞未及介紹外,其他的遺漏也很多,不少作家和作品,都未能提及。目前的專欄作家,大概有數百人,這裡怎能悉 舉?筆者撰寫這篇論文時,深感為難的是:少舉作家名字・則本文將流於空洞;多舉作家名字・則本文可能成為作家名錄, 何況,不管怎樣多舉,總會有遺漏 ·而且可能是很重要的遺漏。本文提到香港市政局圖書館正在搜集香港作家資料,相信 對作家的列述,會較為全面,可補本文之大大不足。最後要說明的是,香港除了用中文寫作的文學外,也有用英文甚至其他 語言寫作的文學,但本文討論的對象,只是中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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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史文鴻

一·從

從 20 世紀初萌芽至30年代的

香港電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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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96年,香港已和電影結緣。當年法國電影始創人盧米埃爾兄弟

(Lumière)派助手來香港放映電影及拍攝街景。兩年後,美國愛迪生公司又派電影

攝影師來港拍成了《香港商團》、《香港總督府》、《香港碼頭》和《香港街景》。四

部短片現還保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

(1)

踏入 20 世紀,香港出現電影院,其中老牌影院如重慶、高陞、太平及中央

等,均兼粵劇演出及電影放映。在10至20年代,香港電影院是以放映荷里活的

電影為主,而史特勞咸(Stroheim, Erich von)及德米爾(DeMille, Cecil)的經典作

品更成為吸引香港觀眾的電影。早在1926年,皇后戲院放映局部彩色之《劇場

妖怪》(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USA, 1925)及《黑海盜》(The Black Pirate, USA,

1926),均盛況空前,可見電影開始普及。

香港第一部電影是屬亞細亞影戲公司投資,梁少坡導演及自演小偷的短片《偷

燒鴨》(1909)。但真正由香港本土導演拍攝的第一部故事短片卻是華美影業公

司資本,黎民偉導演的故事短片《莊子試妻》(1913)。黎民偉在片中反串飾演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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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看余慕雲:《香港電影掌故》(第一輯- 〈默片時代1896-1934)),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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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1 黎民偉(18921953)被稱為"香港電影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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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子之妻。在1922年,黎民偉創立了香港第一間電影製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

(1922-1937),並於1925年拍攝了香港第一部八卷(按:指拷貝,每卷可播放十

分鐘)的故事片《胭脂》。黎氏這位電影先驅,認為電影不單是娛樂,更是"移風

易俗,輔助教育,改良社會的工具"。在中國處於列強佔據的情況下,他強調以

5 "電影救國"。故香港電影事業早在這個階段,已出現了娛樂以外更崇高的社會理

想,為後來香港電影發展,奠定了一個美好的方向。

(2)

1934年,即有聲電影普及之前,在香港上映的電影均是默片。除了音樂之

外,通常有解畫人講解,方式與日本默片時代的相近。據筆者父親口述:在 1930

年期間,在太平戲院放映《火燒紅蓮寺》時,解畫人便有數名之多,配合動作繪形

10 繪聲,效果不錯。

從 20 年代末期開始,中國電影漸漸蓬勃,較具規模的中國電影公司- 上

海聯華影業公司於1930年在香港設立聯華三廠生產電影。同年,黎北海在香港也

創辦了香港影片公司。此外,天一影片公司所開設的香港分廠亦成了後來南洋及

邵氏電影公司的前身。由此可見當時上海電影生產事業對香港之影響。再從另一

15 個角度看這種影響,那是30年代港產粵語片不少是重拍或改編自上海的著名國片

的。如:《胭脂淚》來自《神女》;《南國姊妹花》來自《姊妹花》;《慈母曲》來自《慈

母淚》;以及《孤兒救祖記》和《火燒紅蓮寺》的港版同名電影。

更且,面對日本侵華,香港電影人也發揮了共赴國難的團結精神。蔡楚生於

香港拍成的《孤島天堂》(1939)描述的便是上海孤島人民英雄對抗漢奸的壯烈故

20 事。此外,他的《前程萬里》(1941)及司徒慧敏的《白雲故鄉》(1940)都瀰漫着

身在香港的年輕人表現愛國和抗敵英雄主義的浪漫色彩。《前程萬里》用國語拍

攝,講述一位愛國港人和港英政府及漢奸鬥爭的故事,並揶揄了當時香港主流電

影瀰漫著神怪及色情色彩。電影結尾是他們集體回到大陸加入抗日的行列。1941

年12月香港淪陷,香港電影隨即中斷,正好表明了香港電影藝術創作者不甘和侵

25 略者妥協求存的精神。淪陷期間除了《幽歡如夢》(1944年6月)是宣傳自身原本

是禁片,其餘發行的均是淪陷前的作品。演員方面,其中白燕就是個好例子。她

拒絕和日本人合作在港拍日本帝國主義宣傳片,並在游擊隊協助下通過淪陷區逃

亡至中國大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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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看〈中國電影搖籃時代的褓姆)(上、下),見《電影雙周刊》第375及376期。

(3)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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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2 張善琨有"中國電影大王"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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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50年代的

香港電影成長期

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70年代,香港電影發展二分為國語片及粵語片兩大主 5 流。由於國語片的質素及受歡迎程度均遠遠高於粵語片,致使後者曾於70 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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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全面癱瘓。國語片不是香港本土文化,卻能雄踞香港影壇三十多年,直至 70

年代末始被新興港產片所逐步取代,箇中原因很多。一是戰後國共內戰及 1949年

後海峽兩岸對峙,促使香港成為華語電影生產的新中心,大量大陸左、右翼電影

藝術創作者在香港繼續先前在國內的百家爭鳴局面。二是這時期大陸人口大量流

入香港,他們熟悉上海的電影主流形態,是國語片的基本支持者。(4)三是香港經濟

急劇起飛,電影娛樂逐漸成為普遍需求。四是國語片生產的資本化及制度化,對

比粵語片靈活的生產方式,分別適應香港兩種文化娛樂商品的不同模式及形態;

前者以質素取勝,以大資本投入及認真製作吸引觀眾;後者則用小本經營,跟潮

流及講求短線利益以存活。

抗戰勝利之後,第一批由上海南來香港的是涉嫌在上海孤島及淪陷時期通敵

的上海影人,重要的有張善琨、朱石麟、李萍倩、卜萬蒼、馬徐維邦和岳楓等製

片人及導演;演員則有周璇、李麗華、嚴俊和白光等;另也有因國共內戰激化而

逃避白色恐怖的左翼文化人如夏衍及蔡楚生等;當然還有一批因於1949年中國政

權轉移來香港的電影人。影星鍾情和李湄均分別隨父母來香港後開始銀壇生活, 20 而屠光啟這名掌握商業電影元素的導演也於1950年移居香港。戰後到 50年代是

香港電影的百花齊放時期,無論是商業片或思想進步的電影都獲得發展的空間。

25

這時期絕大部分的國語片都被指責為缺乏香港氣息。因為它們不是秉承

三四十年代中國電影優良的寫實及社會批判傳統,就是道德教化或娛樂電影。然

而這些電影作品卻不單有獨特風格,且成為五六十年代優秀國粵語片的典型。

最值得注意的是李祖永的永華公司於1948年攝製關於文天祥的《國魂》及光

緒的《清宮秘史》,兩部均是大製作。導演卜萬蒼在《國魂》中以穩重古典的構圖

及平實的敘事方式建立了歷史宮闈電影的典範,而此片亦成了戲劇及美感完美結

30

(4) 有關香港人口發展,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4)第二章的分析如下:1930年初,香港人口約八十萬人,由於日本於 1931年開始侵華,香港人口穩定上升至1940 年的180 萬人。1941年香港淪陷後大量人口回遷大陸,到1945年達新低,約 只剩 60 萬人,1948年國共內戰爆發,香港人口急升回180萬人。1950年初增至220萬人,到1954年底,香港人口估計已 達 250 萬人。由1945至1948年,香港的人口增加了兩倍,而這些人的文化,當然深受上海的主流大眾娛樂文化影響,當中 也有不少人有電影的製作經驗,全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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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媽

圖 15.3 朱石麟執導的《花姑娘》(1951),由李麗華飾演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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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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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作品。朱石麟在《清》片中以流暢的敘事手法對慈禧、光緒及珍妃的性格作出

深刻的描寫,賦予歷史大製作電影動人的靈魂。朱氏除糅合了人性與政治、倫理

與社會歷史之外,更膾炙人口的是他運用空鏡技巧在營造氣氛方面的感染力,如

片末八國聯軍入京,皇族出走,轉動的車輪同時表現了歷史潮流、時光不再、及

皇族落荒而逃的狼狽情景。

歐陽予倩的《野火春風》(1948)以日軍侵華時期及歡場做背景,描寫逐步走

向墮落的知識分子;《戀愛之道》(1949)則講述從北伐到抗戰20年間知識分子的

遭遇。前者有美國導演約瑟·馮·史丹堡(Sternberg, Joseph von)在德國拍攝的《藍

天使》(The Blue Angel, 1930)的影子,但兩片都深刻諷刺了民國期間的社會敗壞,

10 繼承了《馬路天使》(1937)到《一江春水向東流》(1947)的寫實和社會批判的優

秀中國電影傳統精神。

馬徐維邦導演的《瓊樓恨》(1949)則是另一種取向,馬徐氏不單繼續發揮了

營造懸疑驚慄氣氛的手法,更在拍攝上運用了更多單鏡頭動鏡,以增加觀眾的墮

入感。例如電影開始時先以主觀鏡頭單鏡捕捉女主角被殺害的情景,再由中景走

15 到特寫女主角的驚恐面部表情,極盡商業片官能刺激之能事。

上述三名導演的作品顯現了香港電影的幾個重要方向:一是大型電影製作;

二是批判社會現實;三是各種類型電影的娛樂取向。

(5)

踏入 50 年代,香港電影業還是商業和社會兩類電影在分庭抗禮。大量武俠、

神怪及低劣粵語片(包括戲曲片)充斥市場。有良心及遠見的電影工作者共164人

20 發表了粵語電影清潔運動宣言,提倡拍攝題材健康的電影。 1949年7月10 日華

南電影工作者聯會成立;並於1952年11月15日成立的中聯電影公司成為優秀

粵語電影的搖籃。(6)

從 50 到 60 年代所拍攝的國語片皆以女性為中心,如白光、李麗華、林黛、

鍾情、林翠和葛蘭等女星的成就表現了這時期國語片的姿采。最早建立這時期女

25 性形象的是白光。她在《蕩婦心》(岳楓,1949)裡飾與地主少爺相戀的純樸女僕,

因誤會少爺移情別戀而走到都市謀生,誤墮風塵。岳楓演在此片中深刻地勾劃了

男性中心社會裡貞女與妓女的息息相連。另在《血染海棠紅》(1949)中,白光演

活了蕩婦的罪惡一面,充滿說服力。她在《一代妖姬》(1950)中飾演為拯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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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年同:(戰後香港電影發展的幾條線索>,《戰後香港電影回顧(1946-1968)》(第三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資料冊),1979年,

頁10。

(6) 吳楚帆:《吳楚帆自傳》(下),1956年,頁87、102及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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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4 《新紅樓夢》(1952)是香港長城電影公司的出品,導演是岳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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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分子不惜委身軍閥的女伶人,深具性情中人的本色。在《雨夜歌聲》(李英,1950)

中,她又飾演從大陸流亡到香港的少女,墮落歡場及受盡屈辱。《雨》片是較具香

港氣息的電影,把當時香港上流社會的荒淫險惡及低下層社會互助互愛、共渡難

關的兩面作了鮮明的對比,可算是早期香港社會的寫照。而且這幾部電影結合了

5 寫實與娛樂,片中白光主唱的插曲或主題曲都成為香港最早期的時代曲代表作。

這系列電影最突出的地方是表現出無論是烈女的忍辱負重或妓女的掙扎求存,女

性在男性中心的社會都只是不同形式的犧牲品,這實際是對男性中心社會的一種

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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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李麗華所表徵的,是充滿成熟和世故情懷的女性。她不單在《說謊世界》

(李萍倩,1950)中表現出眾,另在《花姑娘》(朱石麟,1951)--改編自法國小

說家莫泊桑(Maupassant, Guy de)作品《羊脂球》(Boule de Suif)--一片中,亦表

現了劇中人的魅力和機智的兩面。在喜劇《誤佳期》(朱石麟,1951)裡,李麗華

以堅強活潑女工的面孔出現,只是香港當時還未走進工業生產的社會階段,導演

是帶着上海工業社會的影子來製作此片的。李麗華在長城出品的《新紅樓夢》(岳

15 楓,1952)中演純情的林黛玉,被勾結的官商出賣了她和賈寶玉的愛情。影片藉

着她所演的角色,深刻批判了國民黨在戰後的腐敗。到了《小鳳仙》(屠光啟,

1953),她在導演強調英雄與美人的浪漫主義主題之下,還是賦予這部商業片女性

賢良和深明大義的一面,使故事充滿感染力。而她在《雪裡紅》(李翰祥,1956)

中演性情剛烈的冶艷戲班女東主,嫁給老東主後又希冀與舊情人再續前緣,最後

誤飲丈夫設下本要毒死情夫的毒酒為結局,充滿悲劇氣息。這部李翰祥初試啼聲

的電影,對市井平民之刻劃絲絲入扣,成為煽情劇(melodrama)經典之作。不過,

此片成就亦有賴王元龍(飾演東主丈夫)、羅維(情夫)、葛蘭(羅的新歡)、吳家

驤(垂涎葛美色之人)、洪波(葛貪財之父)及金銓(即胡金銓,羅的小徒弟)等的

演技,充分反映了這個時期香港國語片的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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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是 50 至 60年代國語片的靈魂。早在《翠翠》(嚴俊,1953)這部改編自

沈從文小說《邊城》的電影裡,她就以鄉村少女的角色出現;後來在《金鳳》(嚴

俊,1955)中,她飾演一個堅強、熱情及自信的村姑,和《翠翠》中純真可愛的形

象大異其趣,充分發揮了她演技的多面性。到了《江山美人》(李翰祥,1959)的

李鳳姐,林黛已不單是純真和嬌媚的化身,同時也演活了"自古紅顏多薄命"的宿

30 命氣息。這部電影也是邵逸夫接手邵氏後的第一部大製作,奠定了邵氏的霸業及

李翰祥的地位,同時也掀起了在香港拍黃梅調戲曲電影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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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5 由唐滌生編撰,任劍輝、白雪仙主演的《紫釵記》(1959)是戲曲片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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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鍾情和尤敏則可算是50及60年代的玉女典型。鍾情的成名作《桃花江》

(1956)是新華公司的大製作,說的是一個香港青年和鄉下少女的戀愛故事。此片

悅耳的流行插曲及彩色絢燦的佈景成了香港歌舞片的典範。鍾情後來的《採西瓜

的姑娘》(1956)、《郎如春日風》(1957)及《給我一個吻》(1958)等都是討好的玉

5 女角色配以旋律甜美歌曲的娛樂片。這種典型在50年代末及60年代成為國語片

10

主流。

尤敏建立的則是溫馴而憂鬱的玉女形象,與鍾情那種帶淘氣的純真形成有趣

的對比。煽情劇是60年代的主流,故無論在《桃花淚》(1960)、《無語問蒼天》

(1961),尤敏飾演飽受欺凌的弱女,到《星星、月亮、太陽》(1961),她更將中

國傳統女性忍辱負重、為人犧牲的個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可媲美30年代荷里活著

名女星葛爾特·嘉寶(Garbo, Greta)的憂鬱女性形象。

林翠及葛蘭代表的是50年代較為活潑及有朝氣的第一代女性形象。林翠在

《化身姑娘》(1956)中,以女扮男裝的方式周旋於傳統男性中間,顯得足智多謀。

雖然故事結局仍是傳統的郎才女貌,但這部電影已使林翠初露頭角,同時也開始

15 改變了女性的形象。《四千金》(1957)中,她的開朗、活潑、聰慧,讓她贏得"學

生情人"的美譽。

20

葛蘭是多才多藝的女演員,早在《雪裡紅》,她表演京韻大鼓已表現出對傳

統國粹歌藝有深刻修養,而她那圓潤的女高音唱腔及優美舞姿,成了她在《曼波

女郎》(1957)、《空中小姐》(1959)、《千面女郎》(1959)、《星星、月亮、太陽》

(1961)及《啼笑姻緣》(1964)(張恨水長篇通俗小說改編)中卓越表演的重要基礎,

並為那時代的流行曲及歌舞片增添色彩。

50 年代國語電影的女角壓倒男角,(7)箇中原因很多,1949年中國政治形勢轉

變,使大量上海電影人才遷移香港。他們一方面懷有中國社會情懷;另一方面又

要適應香港的社會文化。這種文化的移植和衍生充分表現在有關倫理及社會電影

25 裡,特別是一些表現典型的關於父權及夫權的電影。這些題材的電影顯示了在一

個由傳統走向現代的社會裡,女性如何掙扎和受苦,如《蕩婦心》、《雪裡紅》;而

另一些反映時代新貌的電影,如《四千金》、《曼波女郎》、《空中小姐》等,則塑

造了追求自主、尋找幸福和經濟獨立的新女性形象,可謂多姿多彩。雖然這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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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這點是羅卡先生累積多年研究的見解。參看<國語片與時代曲--四十至六十年代〉(第十七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資料冊),

1993年,特別是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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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國語電影仍深受中國傳統及現代文學影響,可是在上述的優秀作品中的女性

形象,卻性格豐富而多變,複雜而鮮明。另外,儘管50年代的國語電影類型較為

簡單,只有煽情劇、倫理喜劇、社會寫實劇和歌舞片等,但女演員卻都有較好的

發揮機會。直至70年代,武打(功夫)電影冒升,才改變了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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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粵語片的成就,主要是社會寫實及倫理電影。早期的《珠江淚》(1950)

描寫珠江三角洲人民如何對抗土豪惡霸,配合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而《天堂春

夢》(1951)則以尖刻的描寫,暴露了國民黨流落香港荒淫無恥及招搖撞騙的破落

戶嘴臉。芳艷芬主演的《梁冷艷》(上、下,1950)及《紅菱血》(上、下,1951),

均是傳統女性受男性中心社會支配和擺佈的悲劇電影。中聯公司的《家》(1953)、

《春》(1953)、《秋》(1954)、《人倫》(1959)都是改編自巴金名著的倫理寫實電影。

華聯公司也拍了巴金的《寒夜》(1955),這幾部電影均對封建父權家庭倫理作出

批判。中聯的《危樓春曉》(1953)可說是香港粵語寫實電影的經典作:無論是醜

惡的資本家、惡棍、勢利的二房東,到失業的教員、坐冷板凳的舞女,走投無路

而賣血的老人及被欺負誘姦的弱女,全都是50年代香港社會活生生的人物寫照。

儘管故事煽情及堆砌了大量的社會不幸,但那份誠意卻是粵語片中最真摯的。《春

殘夢斷》(中聯,1955)是改編自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電影,深刻批判

了婚姻制度只是男性對女性的束縛。導演李晨風充分利用了作品一浪隨一浪的波

折刻劃人物,堪稱戲劇電影的典範。《父母心》(中聯,1955)是另一顆粵語煽情劇

的明珠。紅伶馬師曾演過時的粵劇藝人,淪為配角及在街頭唱戲,雖命運悲慘,

卻仍不忘供兒子讀書成才,反映當時香港社會低下層市民掙扎求存的困境;片末

馬師曾之妻積勞成疾而死,自己也奄奄一息,與幼子及已中學畢業的長子對泣,

美滿家庭照片和現實悲況形成強烈對比。1960年中聯公司的《可憐天下父母心》可

謂是倫理煽情劇的典型例子:當教師的父親失業,母親患病,懂事的兒女出外行

乞,被母親誤會偷竊而遭毒打;貧病交逼的夫婦,幾乎要以自殺來逃避困厄,直

至一個近乎荒誕的解救方法最後出現作為了結。這部電影的成功不單是白燕及張 25

活游低調的演技均衡了電影故事堆砌至有點過分的煽情,還應歸功於導演楚原塑

造了四個活靈活現、不慍不火的童星角色。

20

《錢》(1959)講述一群市儈市民追逐一筆不義之財的經過,刻劃出人性貪婪醜

惡的一面。這部電影節奏明快、高潮迭起,在娛樂及社會意義方面均見導演吳回

的功夫。《人海孤鴻》(1960)是華聯公司出品、李晨風導演的社會電影,講述邊沿 30

青少年的犯罪心理及社會如何看待他們的問題。片中飾演失足青少年的李小龍有

第十五章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出人意表的演出。

50到60年代同時是粵語戲曲的黃金年代。在50年代香港所生產的1,519 部

粵語片中,戲曲片佔去515部。60年代所生產的1,548部粵語片中,戲曲片也佔

了193部。(8)優秀的戲曲作品不單要依賴好的編劇撰曲,也要有好的戲曲演員,而

5 美術指導和導演手法更是不可缺少。李鐵的《情僧偷渡瀟湘館》(1956),是何非

凡主演的名劇搬上銀幕的作品,是"凡腔"的代表作。而李鐵導演,唐滌生編撰的

《紫釵記》(1959)及《帝女花》(1959)不僅是粵劇不朽之作,更成了任(劍輝)白

(雪仙)唱腔的經典作品。其中《帝女花》這部彩色片的佈景,更見包天鳴結合歷

史宮闈與藝術的功夫。而《鳳閣恩仇未了情》(1962)中麥炳榮的粗豪演出加上鳳

10 凰女的喜劇天才,成為了異軍突起的粵劇笑片。除了上述作品之外,當然還有《無

情寶劍有情天》(1964)裡林家聲及陳好逑突破傳統唱、做的斐然成績。踏入70年

代,粵劇戲曲電影與第二次大戰後出生及成長的青少年脫節,而傳統粵劇藝人及

觀眾相繼垂垂老去後,戲曲片亦因而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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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香港左派電影公司的社會寫實及諷刺電影,也繼承了優良的寫實傳

15 統。如上文所述,朱石麟早在龍馬公司時已經拍攝了《花姑娘》和《誤佳期》等佳

作;後來在鳳凰公司又拍了《中秋月》(1953)以諷刺小職員為送禮討好上司而煩惱

的好作品,批判了當時社會階級地位的懸殊。跟着的《一年之計》(1955)、《水火

之間》(1955)及《情竇初開》(1958)等社會倫理電影,改編自曹禺劇作的《雷雨》

(1961)及改編自巴金作品的《故園春夢》(1964),均見朱氏善用景深及敘事簡潔流

暢的優點。1950年長城電影製作公司改組,成為香港左派電影的另一基石;李萍

倩是該公司改革後長期有傑出成就的導演。他的《說謊世界》,是繼承《馬路天使》

以來優秀的社會批判喜劇。《門》(1951)一片批判了中產社會聲色犬馬的糜爛生

活;《白日夢》(1953)則諷刺小推銷員渴望成富,投機炒金失敗後弄至幾無法翻身

之日,幸得家人及鄰居相濟才能渡難關,重新腳踏實地做人。此外,李萍倩的《佳

人有約》(1960)也是處處有出人意表表演的喜劇傑作,對夏夢這個被逼做扒手及

傅奇那改邪歸正的才子佳人寄予極大的同情。那年代的左派港產國語片不單有石

磊、鮑方、石慧、夏夢和傅奇等傑出演員,主題亦切合了香港小市民階層的社會

現實,着重社會教化而不是空談階級鬥爭的政治意識,故也廣為觀眾欣賞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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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余慕雲:<香港粵語電影發展史話>,載李焯桃(編):《粵語戲曲片回顧》(第十一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資料冊),1987年,頁

19-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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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6 李萍倩在《佳人有約》(1950)中有相當不錯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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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三·60年代香港電影的多元化發展

60 年代初期,香港電影業開始走上企業化的道路,因而發展了電影類型化的

方向。1958年邵逸夫接掌邵氏公司,一改以往小本經營的方法,李翰祥的《貂蟬》

5 (1958)是一系列彩色宮闈電影的開始;而他的《江山美人》(1959)無論在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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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及場面調度方面,都是黃梅調的經典作品。《燕子盜》(1961)是邵氏首部闊銀

幕(黑白)電影,片中中國北方的民初情調,具純樸民風的歌曲《待嫁女兒》(姚

敏曲),加上岳楓精練簡潔的處理,使《燕》片成為國語民初武打電影的典範。

李翰祥是這時期的重要導演,他的《倩女幽魂》(1960)繼續循古典劇情片的

路向發展,無論在佈景、服裝及場面調度方面,都深具典雅氣息,而李氏在恐怖

氣氛(如惡鬼來襲的陰影處理上,也匠心獨運,使蒲松齡《聊齋》之《聶小倩〉能

有懾人的影音效果。李氏的《楊貴妃》(1962)及《武則天》(1963)以彩色闊銀幕

宮闈片媲美西方開始於50年代的歷史宮大製作電影(blockbusters)。這不單反

映出香港電影製作的技術水平和西方拉近,同時也說明了香港亦出現了以邵氏及

15 電懋公司為中心的龐大電影文化工業。而李氏由《貂蟬》、《江山美人》、《倩女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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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到《楊貴妃》及《武則天》的製作中,愈發突出了女性的歷史及社會角色,突

破了商業片慣常以女性做陪襯的形態。特別是李麗華飾演的武則天,無論在聰明

才智、英明果斷的表現及獨立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充滿現代女性的

氣息。

電懋公司執50年代香港國語片生產的牛耳。由1957年起至1964年董事長

陸運濤因飛機失事喪生為止,是電懋和邵氏競爭最激烈的年代。前者雖然不注

重彩色闊銀幕大製作,但在編劇及電影意念方面卻深具特色,《星星、月亮、太

陽》(上、下)就是有歷史成就的電影,講述抗日戰爭期間一名男性和三名女性的

關係;尤敏這名村女一方面要成全愛人愛國衛國的使命而結束那份感情,另一方

25 面又反抗傳統媒妁之言的婚姻。而男主角的表妹(葛蘭)及他在戰亂中的相識葉

楓都是他戰火浮生中的慰藉。電影結尾更打破了傳統才子佳人結局的框框,尤敏

身染頑疾病故;葉楓在戰爭中變成殘廢,為了不想連累來港尋她的舊戀人而遠赴

南洋;而葛蘭則進了天主教修會,寄身宗教修持。《星》片不單具備史詩電影的氣

魄,也塑造了香港電影中最具說服力的凜烈巾幗形象。以民初為背景的《啼笑姻

30 緣》(上、下)也是非常認真的製作。該片雖然故事較戲劇化,葛蘭一人分飾富家

女和唱大鼓的歌女角色,但導演在捕捉中國民初北京的人物風情方面,仍有見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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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7 有些香港觀眾把《藍與黑》稱為香港的《亂世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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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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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之處,反映出60年代香港片廠生產技術的專業水平已很高。此外,電懋的歌舞

片《龍翔鳳舞》(1959)、《鶯歌燕舞》(1963),及葛蘭主演的歌舞片系列,也是有

水準之作。

邵氏在 60 年代初期的最大商業成就在創造了黃梅調戲曲電影,另也製作了時

裝煽情片《不了情》(1961)及《藍與黑》(上、下,1966)兩部由陶秦導演的電影

前者講述一名為成全愛人求學而犧牲色相的女子,在誤會冰釋時已身罹惡疾,不

久人世;後者是邵氏對《星星、月亮、太陽》的回應,但結局離不開有情人終成

眷屬的濫調。這兩部電影票房收入理想,反映出60年代一般人仍崇尚傳統女性忠

貞偉大的形象,而林黛的淒美典型亦深為觀眾接受,尤其林黛本人悲劇性自殺身

10 死,使大眾文化的神話與現實更難以區分。

Q

60 年代,粵語片的類型也相當豐富,經典的社會電影及煽情片仍然有一定的

成就。結合寫實及喜劇的有《難兄難弟》(1960) 導演秦劍透過謝賢及胡楓這兩

名性格迥異的年青經紀,於60年代香港經濟處於匱乏中正欲起飛期間,在人浮於

事的社會為求生活而產生的種種趣事;可惜片末以二人開"兄弟商店"及贏得淑女

15 芳心為終結,卻純粹是一種社會現實和傳統價值相妥協的心態。秦氏的《追妻記》 (1961)可算是比利·懷德(Wilder, Billy) 《桃色公寓》(The Apartment, USA, 1960)

的改編。故事講述小白領謝賢愛上新任女秘書,卻發現她原來是經理的情婦,後

來由於經理太太的追查,謝賢逼得要頂替做女秘書的丈夫,女秘書最後因羞憤輕

生獲救,男女主角送達到諒解而結合。片中精彩之處,不單是做情婦的女主角道

20 出自己淒涼身世而打破常人(包括男主角)對她的誤解,而將男主角自己和女友對

比大眾文化的謝賢和嘉玲,使片中的男女主角的執迷,充滿了自嘲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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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煽情劇方面,《珍珠淚》(1965)描寫一名貪慕虛榮的女伶甘心為惡人

所利用而墮落,幾經艱苦及在友人支持下才能脫險,重獲新生。《滄海遺珠》(李

鐵,1965)描寫母女二人因木屋區大火而失散及重逢相認的曲折過程,反映了 60

年代社會物質匱乏及社會紛亂中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北方人和南方人的隔閡消

除,並對社會的不平作了深刻的批判。這是長城公司結合香港外省人和廣東人生

活矛盾的作品,不像邵氏的《南北姻緣》(1961)及電懋的《南北和》(1961)、《南

北一家親》(1962)及《南北喜相逢》(1964)那樣和稀泥喜劇收場的通俗方式。此

外,港聯公司的《一水隔天涯》(1966)也是蘊含高度社會意識的作品,故事講述

30 過氣紅歌女被騙生子,母子二人投靠寄宿學校校長,日久生情,後女主角知道自

己的妹妹傾慕男主角,而男主角家長又反對兒子與風塵女子的親事,遂犧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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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8 國際影星李小龍在《精武門》中的精湛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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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以撮合他人。《一》片可算是60年代通俗劇情節豐富及製作認真的代表作。

60年代後半期,風靡香港粵語片青年觀眾的是陳寶珠及蕭芳芳兩名玉女影

星。二人均以童星身份踏足影壇,60年代初曾參與不少秕糠武俠片的演出。後陳

寶珠以《影迷公主》(1966)走紅,建立青春形象,到《彩色青春》(1966)(首部粵

5 語時裝彩色片)與蕭芳芳合作,成為青春偶像。其後,一系列的玉女片確定了她

樸素活潑的形象,深為廣大年青的工廠女性認同。而蕭芳芳的少女形象則為較中

產階級化,容易成為"書院女"的偶像。她倆的玉女形象的成功,反映了這時期的

香港女性無論在就業及受教育的機會都比以前有較大的改善;女性在經濟上日趨

獨立自主,社會地位亦逐步提高。隨着香港經濟起飛及城市現代化,粵語片傳統

10 的批判封建及在貧困社會災難中掙扎求存的題材,變成不合時宜,代之而興的是

社會現實電影。龍剛的《英雄本色》(1967)分析了一名釋囚在社會上的複雜遭遇:

不單賊黨要脅他重新入夥,警方也對他處處為難。《飛女正傳》(1969)則講述一群

感化院的少女遭遇社會的歧視和排斥。儘管這部電影被批評為片面地美化感化院

而醜化家庭,而導演在處理多條主線及人物方面亦有力不從心之弊,(但龍剛對社

15 會關係及人物性格都有赤裸的刻劃,在社會意識方面,無疑是走在時代尖端的。

五六十年代開始至今日香港電影一個最重要的類型便是武打片。當然,其中

有大量神怪及堆砌特技的秕糠,但也不乏佳作。長期風靡影壇的要算是關德興的

《黃飛鴻》系列。由《黃飛鴻傳》(又名《黃飛鴻鞭風滅燭》)(1949)開始,到70年

代共拍了八十多部。在這系列中,關德興強調的,是"孝、悌、忠、信、禮、義、

20 廉、恥"的中國人傳統價值觀念,在意識上是愈來愈見保守,致使和香港社會脫

節;幸好,關德興的搏擊表演藝術是具現實感的,這一特色使這系列成為國術片

時代典範。在國語片方面,張徹的《獨臂刀》(1966)及胡金銓的《大醉俠》(1966),

開創了國語新派武俠片紀元:無論是急促的剪接、矯捷的武打動作及以配樂營造

緊張氣氛等方面均可算是開路先鋒。而王羽的《龍虎鬥》(1970)強調輕功及鐵

25 沙掌的痛苦過程,到打敗日本柔道及空手道高手,為師報仇,儘管充滿官能刺激

及煽情畫面,兼且是狹隘民族主義的濫觴,但對後來武俠片強調練功過程和血腥

搏擊,卻起了典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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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羅卡:(龍剛的姿勢與實際· 一淺談他的六部電影>,載舒琪(編):《60年代粵語電影回顧》(第六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資料冊),

1982,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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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天涯、明月、刀》(1976)是楚原成功的武俠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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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四·70年代香港電影的急劇變化

70年代初香港電影最矚目的現象是粵語片的衰敗。粵語片在五六十年代時曾

年產一百多部,但到了1970年,卻只有35部;1971年更下跌至一部;1972年竟

5 全面停產;1973年《七十二家房客》雖然是最賣座的香港片,卻是唯一一部粵語

片。1974年,粵語片回升到21部,1975年增至28部。當年粵語片的沒落原因很

多,首先是粵語電影公司沒有像邵氏、電懋、國泰或嘉禾的規模,無法發展"規

模經濟體系"(economy of scale)的優點,一如邵氏那樣,在片廠、本地院線、東

南亞的發行和院線方面均佔優勢。其次是粵語片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不是

10 黃飛鴻式,就是曾江、雪妮式的武打電影,比過去曹達華、于素秋式的武俠片好

不了多少,無法望國語武打片的項背。餘下的就是色情電影,以狄娜及黃莎莉作

號召,但當時香港社會正處於道德主義濫觴的階段,故無法有好的票房收益,其

發展亦只是庸俗笑料加點偷窺而已。總的來說,這些電影還停留在"七日鮮"的製

作水平上,無法和美國及國語片抗衡。第三個原因是1967年11月19日出現了無

15 線電視,加上 70年代初麗的電視也轉以無線廣播電視方式作競爭,粵語片明星不

少便走進電視熒光幕。無線有李香琴、譚炳文及沈殿霞;麗的電視有許氏兄弟,

當然也搶走不少觀眾,尤其早期兩大電視台爭相以外國片、劇集以至粵語片的播

放討好觀眾,致使港產片更缺乏吸引力。最後,粵語片老一代如中聯公司(1964

年結束)的演員和導演相繼息影,而陳寶珠和蕭芳芳又無法突破工廠妹及書院女

20 的形象,使粵語片難再出新意。事實上,1973至1975年間的電影也不外是色情或

成了電視藝員的過氣影星副業式的電影,不少劇本由電視片集衍生而來,如《大

鄉里》(1974)、《朱門怨》(1974)及《新啼笑姻緣》(1975)等。粵語片的新突破

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以許氏兄弟為首的社會喜劇,計有《鬼馬雙星》(1974)

《天才與白痴》(1975)、《半斤八兩》(1976)及《賣身契》(1978),許氏對小僱員

25 遭上司及企業的剝削具深刻的譏諷和揭露;二是香港於70年代產生了武俠片的新

類型。最具成就的要算是李小龍的系列,計有《唐山大兄》(嘉禾、國語、羅維導

演、1971)、《精武門》(四維、國語、羅維、1972)、《猛龍過江》(協和、國語、

李小龍編導、1972)及《龍爭虎鬥》(協和、國語、1973)。李小龍受歡迎最大原

因是他的武打電影強調真實感,以中遠景拍攝搏擊,去除了邵氏60年代末受日本

劍擊片影響濫用特寫,再配以慢鏡的陳腔濫調--來自荷里活的雅德·潘(Penn,

Arthur),如《雌雄大盜》(Bonnie and Clyde, USA, 1967)及森·畢京柏(Peckinp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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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如《流寇誌》(The Wild Bunch, USA, 1969)的模式。此外,李小龍在電影中 帶有濃烈的愛國精神及清教徒的德性,處處做惡懲奸,如在《精》一片中,懲戒民

初種族歧視的洋人和假洋鬼子,很獲得年青觀眾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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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李小龍電影的現實感成強烈對比的,是張徹和劉家良的電影。張的《十三

太保》(1970)、《刺馬》(1973)、《五虎將》(1973)、《蕩寇志》(1973),均以大

量特寫及慢鏡表現血腥和暴力,極盡官能刺激的能事。而張徹以劉家良做武術指

導的《馬永貞》(1972)、《洪拳小子》(1975)更突出了武打對拆的緊湊安排,製造

了近乎雜技式的美感印象。後來劉家良的《陸阿采與黃飛鴻》(1976)及《洪熙官》

(1977),配以粵語,更進一步美化了功夫技巧,而練功、對拆及打鬥已將舞蹈式

節奏和電影動感合而為一,到如今還是武俠片的金科玉律。到袁和平的《蛇形刁

手》(1978)及《醉拳》(1978),粵語功夫片開創了一個新的類型,就是結合了喜

劇、武打動作美感及反傳統的德性。如在《蛇》片中,成龍不單苦練武功,還要靠

觀察貓的動作領悟學武竅門,反而武館的師傅都是江湖鼠輩,對傳統尊師重道及

建制的價值觀作出了莫大譏諷。到了《醉拳》,成龍飾演的年青黃飛鴻竟是偷懶、

貪玩的反英雄,後來只憑情急智生及拼湊一招"醉酒何仙姑"打敗強敵,這個階段

的搞笑功夫片乃採納了意大利粉西部片(Spaghetti Westerns)的自嘲反諷特色,清

洗了傳統一派正氣功夫片的道德主義色彩。當然,香港觀眾對這類電影的喜愛,

實在反映了他們對電影的要求是娛樂與官能刺激,而不再是社會教化的價值了。

除主流功夫片以外,是胡金銓的武俠片,《大醉俠》(1966)之後,胡氏在台

灣拍了《龍門客棧》(1967),引入了內功比拼,如筷子穿物、擲杯傷人等,成為

了另一種武俠片的公式。而《龍》片的流暢敘事、快節奏、高潮迭起加懸疑氣氛等

手法,實為後來武俠片類型混合多元化的鼻祖。跟着,改編自聊齋故事的《俠女》

(1971),畫面上引入藍色以加強懸疑及冰冷氣氛,空鏡中又引入大量具中國繪畫

風格的景物,使武俠片具備了中國傳統藝術美感的氣質。而《空山靈雨》(1979)

及《山中傳奇》(1979)則更具禪宗的宗教氣息。這三部電影無論在探討人、鬼、 25

僧的情與性方面,均帶有追求超凡脱俗的形而上境界,也使胡氏別具東方風格的

電影得到國際級的榮譽。

在武俠片中別樹一格的,是楚原的唯美浪漫風格。早在《龍沐香》(國泰出

品,1970),他就以元朝公主及宋朝俠士愛恨交纏的動人故事,配入曲折爭奪藏寶

圖的主線,而在流水、楓葉及大自然景色的空鏡下,營造出神秘譎奇的氣息。《愛

奴》(邵氏出品,1972)是一部色彩瑰麗,更大膽描述女同性戀的古裝武俠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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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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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他拍古龍小說作品,如《流星蝴蝶劍》(1976)、《天涯、明月、刀》(1976)、《楚

留香》(1977)、《蕭十一郎》(1978)、《圓月彎刀》(1979)、《絕代雙驕》(1979)

及《英雄無淚》(1979),均能成功營造出古龍筆下那詭秘迷思的氣息。

隨着西方 1968年學生運動,反越戰及性開放之風,70年代香港冒起了色情電

5 影的潮流,當中以李翰祥的風月片最為令人注目。李氏在台灣回港後,拍了《騙

術奇譚》(1971)及《騙術大觀》(1972),當中已經有色誘場面;到了《大軍閥》

(1972)、《風月奇譚》(1972)、《北地胭脂》(1973)、《風流韻事》(1973)、《金瓶

雙艷》(1974)、《聲色犬馬》(1974)及《洞房艷史》(1976)等,這些電影通常不重

視故事中心,只為堆砌情慾官能的刺激及意淫的動作和對白,但在技巧處理上,

李氏卻擺脫了道德虛偽,而集中男女之間情慾的描繪,極盡影像生動表現的能事。

呂奇是繼李翰祥而走前一步的人,以拍香港本土為背景的粵語色情片崛起。

他早期的《丹麥嬌娃》(1973)及《香港式偷情》(1973),與何藩那較重裸體沙

龍攝影的《春滿丹麥》(1973)及桂治洪的《女集中營》(1973)和《洋》(1974)一

樣,同是低劣地售賣女性肉體影像的色情片。但到了《墮落經》(1975)、《男妓女

娼》(1976)、《財主、名花、星媽》(1977)、《非男飛女》(1978)、《名流、浪女、

夠薑妹》(1979),他卻把女性墮落的問題連繫到家庭、男性好色及社會上奸人惡

行等現象,以膚淺的道德主義眼光對色情加以包裝。不過,在他的電影中的女性

是受害者,也是值得同情憐憫的一群,使觀眾在意念上產生一種矛盾心態:一方

面偷窺而另一方面又在道德主義大男人觀的影響下憐香惜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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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國語片日走下坡。自70年代起電視在香港愈來

愈普及後,香港電影觀眾人數由1966年最高峰的 9,000 萬人次,到1975年銳減

至5,300 萬人次。大量電影觀眾流向電視,特別是70年代下半期乃無線和麗的

電視劇集的全盛及競爭高峰時期。不過,最重要的是電影觀眾的日趨年輕化,而

年輕觀眾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新一代,他們更喜愛本地題材的粵語電影。同時,邵

25 氏也把發展放在無線電視上,嘉禾又嘗試打入國際市場,這些因素都使國語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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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開始式微。70年代,邵氏及嘉禾電影佔香港三分之一的生產數量,到

1986 年,邵氏只生產六部,至最終停產。事實上,不單無人繼承李翰祥、張徹、

羅維及胡金銓等國語片最後一代導演,連年輕一代的演員如姜大衛及狄龍等均屬

土生土長,很容易結合粵語片的新發展,而在邵氏起家的許冠文及成龍等,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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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粵語為母語的本地人。踏入80年代,粵語片遂成為主流的港產片。

(10)

五·80 年代香港電影的發展脈絡

80 年代港產片的發展是多元化的。除了初期的邵氏、嘉禾之外,新興的有新

藝城、德寶及世紀,左派公司組合的有銀都,使片種及內容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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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有新一代導演的出現。他們有來自傳統電影的;如王晶是無線電視編

劇出身,走進電影界後,製作喜劇《最佳損友》(1988)及賭博喜劇《賭神》(1989);

吳宇森曾先後在國泰和邵氏任場記及副導演,終以《英雄本色》(1986)及《喋血

雙雄》(1989)的快節奏、多動作及對英雄人物心理的出色鋪敘,建立了商業電影

高度專業化及風格化的典範。此外,麥當雄由麗的電視走入電影界,他的《省港

旗兵》(第一集,1984)以簡潔的敘事手法,近乎紀錄片的現實感去刻劃大陸亡命

之徒來香港作案的痛苦經歷,片末九龍城寨槍戰及殺戮連場更是深具震懾力的處

理;這種簡樸風格在他的《江湖情》(1987)及《英雄好漢》(1987)中仍可見痕跡。 15

成龍受傳統武術及戲劇訓練,以其敏捷身手及參與動作片的經驗導演了《A計劃》

(1983)、《威龍猛探》(1985)、《警察故事》(1985)、《A計劃續集》(1987)及《警

察故事II》(1988)等商業動作片,使港產城市動作片一變而為重要商業電影潮

流。這些後起之秀使香港動作電影能把動作、笑料和驚慄效果,匯合成廣大觀眾

娛樂的最低底線的混合類型片,從而風靡了整個東南亞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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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有新晉導演的寫實取向。特別是方育平、張婉婷、劉國昌及許

鞍華等,他們均製作過香港電台電視部《獅子山下》系列,並曾留學外國攻讀電

影。方育平的《父子情》(1981)可說是兼具新浪潮電影及寫實主義作風的優良作

品。該片以倒敘、夢幻及片段式的跳接陳述了主角父子在香港社會生活的二十年

現實遭遇,以小品素材配合時代及社會背景,是糅合了法國新浪潮電影的活潑意 25

念與寫實主義的經典作。方育平的《半邊人》(1983)繼續發揮了這一優點,描述

一個賣魚家庭少女的遭遇,將賣魚的市井生活及學習表演藝術構成強烈對比。他

的《美國心》(1986)運用了複雜的敘事結構,疊合了一對年青人分別在美國及香

(10)有關香港電影工業生產的簡述,可參看 Lent, John A., The Asian Film Industry (1990)第四章。有關香港60、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票房簡述,可參看羅卡:(80年代香港電影市場狀況與潮流走勢>,載《80年代香港電影》(第十五屆香港國際電影節 資料冊),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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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港的遭遇。兩地不同的處理(出自兩位不同的攝影師),使人揣測導演是否應用不

銜接的風格來對比兩個文化境況及生活世界。許鞍華的《胡越的故事》(1981)及

《投奔怒海》(1982)均以越南人民飽受政治苦難而要逃離越南作骨幹,在戲劇化的

故事中,不失對社會及人性的深刻描寫。同樣,張婉婷的《非法移民》也對非法移

5 民的生活苦況及經歷有切實的描寫。許鞍華及後拍了《傾城之戀》(1984)、《書劍

恩仇錄》(上、下,1987)、《今夜星光燦爛》(1988),雖走商業電影的路線,仍

然不失自我風格的追求,如《傾》片中以黃藍底色來捕捉三四十年代香港的風貌及

《今》片中的 1967年"動亂"期間的社會氣氛。張婉婷的《秋天的童話》(1987)及

《八兩金》(1989)也以獨特的風格加戲劇元素來爭取感染觀眾,可幸在敘事方面,

還算動人流暢。對比之下,劉國昌的《童黨》(1988)就以赤裸的寫實模式表現童

黨的生活際遇,以他們的乖戾、內心矛盾及不幸遭遇為故事中心,避免了說教及

道德主義批判的眼光,構成令人戰慄的迴響。同樣,劉氏的《廟街皇后》(1990)

本着人道立場及對人性的尊重,對下層妓女生活現實有生動的描劃,塑造了一些

有血有肉的人物,堪稱寫實主義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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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粵語片新浪潮中,徐克也佔有一席位。他的學院和商業電視的經驗,

使他的電影結合了風格主義及商業元素。《蝶變》(1979)可算是功夫片的類型,

怪異的場景背棄了過去傳統武術的美感姿態和英雄感的濫調,使他的武俠片呈現

冷酷及反浪漫的現實感。他的《地獄無門》(1980)及《第一類型危險》(1980)均

為快節奏、充滿官能刺激及驚慄效果的優良商業片;怪異的光暗對比效果、高濃

度色彩及急速奇特鏡頭的選取和運動,成為徐克電影的基本語言格調。這種風格

也不斷在他後來拍製的電影中重複。

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由於以武打、警匪和動作搞笑等類型電影為主,結果男

演員當道,女演員變成電影中的花瓶,深入探討女性生活及內心世界的電影少之

又少。但仍有《靚妹仔》(1982,導演黎大煒)及《最愛》(1986,導演張艾嘉)等

25 超水準之作。前者講述邊緣少女的實況,雖然為當時的衛道之士所指責;後者雖

然是三角關係的故事片,但在倒敘的結構中,現實和過去卻有天衣無縫的聯繫,

加上張艾嘉及繆騫人強烈對比的性格演繹,賦予女性內心世界豐富的意境,此片

之成功,反襯了主流以動作及官能刺激為主導的電影那種粗鄙而庸俗的一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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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 15.10 《英雄本色》(1986)奠定了吳宇森在電影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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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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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1 麥當雄《省港旗兵》(1984)的宣傳廣告

第十五章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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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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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回歸前的社會電影及其時兩大突破

80 年代末到 1997年回歸前,香港踏入經濟高增長及高通脹年代,但貧富懸殊

也因此加劇。香港人在這種境况之下,也自然而然更是追逐經濟利益的動物,港

英政府明顯對社會的財富不均及既得利益的社會壟斷,不單沒有對策,甚或以大

灑金錢搞"玫瑰園"而推波助瀾。小市民在這種被支配剝削的境况下,也沒有太多

能力反抗,特別在不少香港產業北移,使工人階級人數減少及更多被進一步邊綠

化成新赤貧低下層。張之亮的《籠民》(1992)就是這個社會現實的最佳演繹,故

事刻畫像特別深水埗、大角咀及佐敦一帶的籠屋居民,他們不少黃金年代出賣給

香港經濟發展,老來失業及殘疾,更有中失學失業的邊綠人,還要面對地產商

迫遷、政客撈政治本錢而引發的無助及抗爭。雖然電影是極度寫實,但片中居然

處處是巧妙動人的長鏡頭。

5

10

另外一部動人的作品是陳果的《香港製造》(1997),電影以公共房屋屋邨邊

沿少年中秋及其交往的下層社會各種人物,反映出香港人一個可悲的現實:就是

過往六七年代公共房屋是社會低下階層社會上升的標誌,回歸前已經變成是他們 15

不少人生活永遠絕望沉淪的社會溝渠。他們的生活只有被剝削利用,見到階級排

擠和暴力。電影的自殺、病患及墳場等,均顯示回歸前香港社會赤貧階級悲慘的

生活氣氛。

而這時期庶民對現實的不滿及嘲諷,正好表現在周星馳的電影當中。

周星馳是以表演者在電視劇《蓋世豪俠》(1989)中冒起。他的"無厘頭"對白,

其實往往的鄙視嘲諷權威人士及建制既定思維方法及價值規範的手法。

雖然他的《賭聖》(1990)是宣揚邪不勝正及庶民欣賞的警惡懲奸通俗思想,

及他的《逃學威龍》(1991)也一定程度撻伐香港教育制度的精英主義及一些老師

如何缺乏理想,但結果總是有妥協及英雄主義的成分。

20

他在《西遊記:月光寶盒》(1994)及《西遊記:仙履奇緣》(1995)大膽改編 25

了傳統的古典名著成天馬行空的故事,卻掀起了後來各種對大眾文化的解讀。在

《審死官》(1992)和執導《國產凌凌漆》(1994)、《大內密探零零發》(1996)等電

影中,亦處處揶揄建制及有權勢者,到了《食神》(1996),他那種庶民英雄的形

象更引起了荷理活的注意。

另一個在這時期的突破來自王家衛。這位從無線電視出身的編導,以黑社會

類型片《旺角卡門》(1988)初露頭角,而於《阿飛正傳》(1990)顯現出他懷舊、

30

第十五章 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浪漫及主角是邊沿人的特色,和主流電影集中現代煽情及黑幫動作題材大相逕

庭,儘管他這部作品票房慘淡,但卻大受影評界稱讚。到了《重慶森林》(1995),

王家衛與杜可風呈現的手持攝影機及慢鏡快拍,賦予現代人社會生活另類的視像

疏離感,就如片中金城武以過期罐頭比擬愛情失落及梁朝偉對著滴水的毛巾,道

5 出失戀的內心淌般哀傷,及埋怨肥皂變小了,象徵失戀導致身體消瘦,都是精彩

的藝術把平常生活異常化(defamiliarization)的手法。他的《春光乍洩》(1997)處

理兩個同性戀者的感情及生活關係的衝突,在不少紅綠色同畫面的衝撞下來呈現

不安和激盪,而張國榮現身說法的演繹,更表現得絲絲入扣。這也使王家衛得到

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殊榮。王家衛的電影正是以他的獨特風格在主流電影外

10 別樹一幟,是反映了回歸前小中產的社會不安及在大時代被邊沿化以致懷舊的體

會,而這些作品也基本上奠定了他往後的風格。踏入回歸的最後階段,周星馳及

王家衛所帶動的香港電影,無論在本土文化及社會身份的建構、社會問題的展現

及在國際電影表現的成就,都是顯著及繼往開來的。

總括來說,香港電影的發展,還是會走多元化的道路。由商業動作、搞笑、

15 煽情到色情電影仍然是主流,即使有風格化電影的出現也只會是異數,主流甚至

只是了無新意地重複下去。但有誠意、題旨及結合社會現實的作品,還是會偶爾

出現的,隨其流而揚其波,不會湮沒,且必為製作者、影評人及觀眾所愛戴,也

一定會在香港電影史上承先啟後,找到應有的崇高地位。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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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12 80年代新晉導演方育平的《父子情》一鏡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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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第十六章

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

史文鴻

15

20

引言:大眾文化與傳媒

大眾文化是現代社會的伴生現象。傳統社會有民間文化,市民一樣可以分享

着共同娛樂消閒的方式:如節目娛樂中有中秋及元宵的花燈、端午節龍舟競賽、

新春的拜年、盂蘭節的神功戲;傳統的工餘消遣如麻雀耍樂、粵劇表演或歌曲的

欣賞。傳統娛樂方式的主要特色是依靠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接觸。

大眾文化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模式。它是透過現代社會大眾傳媒為中介的生

活、消費及娛樂的方式。'''它的出現,與工業及集體社會出現息息相關。工業社會

的大量生產為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物質充裕。人的反省、行為及互動都依賴傳媒

創造種種訊息的能力及表現。(2)基本上,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有三種特徵:第一

它的群眾是龐大及混雜(heterogeneous)的;第二,它是公開、快速及轉變快的;

25 第三,它的生產及傳遞,依賴龐大的開支,複雜的社會體制及其廣泛的分工。

香港大眾文化及消費生活急促的發展,可以說是從5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

(3)

30

(1) 參看 Smythe, Dallas W., "Some Observations on Communications Theory," in McQuail, Dennis (ed.), 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s,1972, p.26。作者提出傳統文化的溝通方式依賴面對面的接觸,而大眾文化依靠大眾傳播媒介。

(2) 參看 Gerbner, George, "Mass Media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pp.37-

38.

(3) 同上注,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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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西貢文娛康樂促進會

元宵佳節在西貢"籌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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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佳節在西貢"慶功宴

浩蕩長流

義氣

圖 16.1 西貢居民趁着元宵節在天后、關帝廟前大擺盤菜宴慶祝(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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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

圖 16.2 傳統民間工藝的吹糖公仔已經比較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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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ALUMS

圖 16.3 香港流行的傳統手工藝:紙紮,其表現力十分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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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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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做起點,一直發展到今天的。

第十六章 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

6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的最重要指標,是大量就業的出現,特別是婦女方面,

而伴同而來的就是愈來愈高的消費與入息。(4)

表一

經濟活躍的人口

性別

年份

增長比率(%) (15歲以上)

非經濟活躍的人口

增長比率(%) (15歲以上)

總人口增長比率

增長比率(%)

10

男

1961-1971

2.4

8.0

(15歲以上)

3.1

1971-1976

2.9

8.5

3.8

1976-1981

5.5

2.6

5.0

1981-1986

1.2

3.4

1.6

15

女

1961-1971

4.8

2.2

3.2

1971-1976

3.9

3.3

3.5

1976-1981

6.7

1.3

3.8

1981-1986

3.2

1.9

2.5

20

兩性總數

1961-1971

3.1

3.2

3.2

1971-1976

3.2

4.5

3.7

25

30

1976-1981

5.9

1.7

4.4

1981-1986

1.9

2.3

2.0

資料來源:Hong Kong 1986 By-census, Vol.1,p.34。

從上表顯示,香港女性的就業人口增長極為急速,特別在1976至1981年

14

(4) 以下資料來自香港 1986年中期人口普查的主要報告第一卷(Hong Kong 1986 By-census Main Report", Vol. 1, Hong

Kong,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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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間,香港經濟發展極為蓬勃,整體就業人口大增。以實質人口數目做比較,就更

明顯。

表二

5

性別

年份

15歲以上經濟活躍 15歲以上非經濟活躍 15 歲以上人口

人口數目

人口數目

總數目

男

1961

852,850

90,914

943,764

1971

1,084,355

196,127

1,280,482

10

1976

1,265,180

305,470

1,570,650

1981

1,218,389

343,414

1,561,803

1986

1,716,411

406,415

2,122,826

女

1961

334,708

574,141

908,849

1971

534,627

713,617

1,248,244

15

1976

657,320

849,760

1,507,080

1981

885,415

901,835

1,787,250

1986

1,037,437

988,787

2,026,224

兩性總數

1961

1,187,558

665,055

1,852,613

20

1971

1,618,982

909,744

2,528,726

1976

1,922,500

1,155,230

3,077,730

1981

2,103,804

1,245,249

3,349,053

1986

2,753,848

1,395,202

4,149,050

25

資料來源:Hong Kong 1986 By-census, Vol. 1, p. 34。

就每人工作的工時平均中位數看,1976至1986年間,則有著顯著的減幅。

30

5

10

表三

第十六章 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

年份

1976

1981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每週工時

51

48

50

47

48

資料來源:Hong Kong 1986 By-census, Vol. 1, p. 39

。

1986

女 45

就收入方面,同期間香港人工資也有大幅的增長(以1986年物價為準)

表四

年份

1976

1981

1986

港元

1,697

2,310

2,573

資料來源:Hong Kong 1986 By-census, Vol.1,p.41。

15

。

20

簡而言之,大量就業人口,工時減少及收入增多,都可以說明香港人為何能

增加消費及娛樂,使大眾文化及消費生活急劇發展。以下是對香港不同階段發展

起來的大眾文化及消費生活之分析,計有廣播、電視、流行曲、廣告消費及閱讀

文化等,當然還有電影(參看第十五章<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

二·香港的廣播文化

25

30

在各種透過大眾傳播媒介而滲透入香港市民生活之中的大眾文化形態,以電

台為最早,也最先創造高度消閒娛樂的效果。

香港的廣播文化始於1928年。當時香港的電台廣播以業餘方式出現,到了

1938年,才出現中文的香港電台節目。據1935年2月的統計,全港只有4,441 部

收音機,到了1949年,數字增至2.2萬部,而到了1965年,繳交了牌費的共有

13.5 萬部,估計實際上當時全港有65萬部。

1949年3月22日,香港出現了麗的呼聲有線收費商業電台服務,剛開始時

只有 1,500 部收音機,但1949年末,麗的呼聲的收音機數目已經躍升至2萬部,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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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 16.4 60 年代經常可以看到在街上集體看電視的場面(修頓球場,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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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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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到 1950 年末,數目又再倍增至4萬部,可見香港人在這時期對資訊娛樂的廣大

需求。麗的呼聲廣播一直維持到1972年4月,終於無法和無線電台競爭而以停播

結業。

1959年8月26日,香港出現了無線的商業電台廣播,每天廣播時間由早上7

時到晚上 12 時。50至60年代可以說是廣播電台的黃金歲月。

早在40 年代末及50年代初,香港電台還依賴大量粵語戲曲的現場轉播以吸

引聽眾,把電台播音寄生在傳統的娛樂形態之上,每星期播三次,每次三小時,

通常是普慶、高陞、中央等粵劇院的表演。除此之外,播音室也會播出大量現場

表演的音樂節目。這些節目有30%是由工會組織提供,而舞蹈音樂方面,則由酒

店和餐廳樂隊表演。現場及播音室直播如此普遍,當然和港台當時欠缺中文唱片

而又有大量本地人才息息相關。

(5)

50 年代港台的播音故事還在相當傳統的階段。個人說故事的,有陳弓、陳步

煒、林澍及吳國衛等,故事有《岳飛傳》、《唐太宗》、《儒林外史》及《嶺南廿四

俠》等。

此外,港台也透過一些業餘的播音人士編播流行故事及偵探故事,提供他們

表演之機會。而50年代中期,播音故事日趨戲劇化,不單取材現代背景,也加入

對白及背景聲音,而題材往往是偵探、失戀及三角戀愛的故事。另外,東區婦女

福利會也和港台合辦"生活雜誌"之節目,題材涉及烹飪、育嬰、縫衣、裝飾、美

容、插花及家庭問題。到1956年,港台更引入兒童節目,每月一次播兒童劇。

五六十年代,由於有大量內地人士遷居來港,電台播音有相當重要部分

是不同方言的節目,1956至1957年的統計數字顯示,港台中文台粵語播音佔

57.43%,國語佔31.76%,汕頭語佔9.23%,客家語佔1.58%。

(6)

同樣,麗的呼聲的金色中文台,也有國、潮語及滬語的方言節目。港台在 40

年代末及50年代初,以粵劇選曲、國語時代曲及音樂為主要節目骨幹。但麗的呼

25 聲的出現,以大量播音故事吸引聽眾。就以1956年4月12日為例,麗的呼聲銀

色電台分別有民間故事《梁天來》、倫理小說《天之驕女》、長篇播音劇《遺腹子》、

諧劇《尋金熱》、長篇小說《冬天的太陽》、武俠小說《洪熙官與虎鶴雙形》及偵探

小說,共播三個半小時,可見廣播劇受歡迎的程度。

30

(5) 參看《香港電台周年報告》[Annual Report of Radio Hong Kong (1954-1955)】,"Chinese Programme"的部分。

(6) 參看《香港電台周年報告》(1956-1957),"Chinese Programme"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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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来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 16.5 無線電視劇《上海灘》一鏡頭(197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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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

由50到60年代,播音劇中講故事的表演家,極受歡迎。40年代在廣州崛起

的李我,1949年來港,首先在麗的呼聲擔任小說播音,後轉至商業電台擔任"天

空小說"講述員。他的故事多講述1949年前後中國政治改變及香港匱乏社會的

倫理悲劇,極能打動人心,不少作品更以單行本流傳,或改編拍成電影問世。另

5 外一位重要的播音故事演講家是鄧寄塵。他個人能扮演故事中不同人物的聲音,

各有特色及性格,可謂神乎其技。而李我及後來商台的瀟湘女士的廣播小說受歡

迎,其原因之一,也是他們能在廣播中以不同聲音來演繹劇中不同的人物。

10

麗的的金色電台在推動不同方言文化方面,也作出了貢獻。其在60年代的日

常節目,包括了京劇選曲、客家山歌、福建歌曲、越劇、廈語武俠故事及歌曲、

潮語故事及歌曲、國語及潮語的戲劇化小說,還有上海滑稽的表演。

60 年代是電台播音劇的全盛時期,商業電台在這方面不單有李我的"天空小

說",更有馮展平的《雷克探長》的偵探小說,均是晚上黃金時間的重點節目。深

夜的"寒夜驚心""夜半奇談"是後來靈幻及鬼故事的先驅。而"歐西文藝小說"改

編不少西方小說名著,如《基度山恩仇記》、《塊肉餘生》、《雙城記》及《三劍俠》

15 等,都在口碑及通俗娛樂方面,獲得一定良好的反應。

踏入了70年代,由於電視日益普及,電視劇比播音劇更具真實感及震懾力,

因此電台廣播劇漸漸式微,連商業電台也把廣播劇減至每天不足三小時。到了 70

年代末,歐西流行曲及粵語時代曲的廣播,則成為電台最重要的節目。隨之而興

起的,是電台唱片騎師文化,他們拉雜閒談,是歌曲以外的伴同消閒方式。電台

20 文化也是電視文化主流之外的邊緣文化,但它還是一值是深宵活躍、駕車人仕及

特別的士司機的文化娛樂及資訊的好伙伴,

。

25

30

三·香港電視的大眾文化形態

香港的電視文化始於麗的呼聲的有線電視。1957年啟播初期,只有下午5時

至6時及7時半至11時播送新聞和天氣報告的短暫時間,到了1968年,麗的電

視共有10萬名客戶,達到最高峰。而對無線電視(TVB)的挑戰,麗的電視中文

台也於1973年12月轉為彩色電視,同時由收費轉為靠電視廣告收益維持經營。

無線電視於1967年11月16日開台,初期已經有30萬名觀眾;到了1968年

6月,全港接收電視廣播的電視機有7萬部;到了1968年尾,急增至12萬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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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了70年代中,香港電視觀眾接近300萬人,而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黃金時間

的平均收視在三百萬左右。

(7)

香港電視文化發展初期,到70年代初,最吸引的節目當然是劇集,而無論麗

的及無線,都在這時期以外來劇集來饗娛觀眾,特別是美國及日本的劇集。這種

初期發展模式主要基於本地無論在製作費、技術及人才方面,還未建立和發展起

來的原因,相比之下,從外國購入的劇集就較低廉及有質素保證。

無線電視在這階段,最具突破的,是由許氏兄弟(許冠文及許冠傑)主持的綜

合娛樂節目《雙星報喜》(1971),當中一些嘲弄市井之徒及社會上各種不合理現

象的內容,成為了他們後來電影喜劇作品的藍本。當然還有《歡樂今宵》綜合節

目,結合趣劇、流行歌曲及舞蹈雜技表演,可以算是寄生在傳統文化的娛樂表演

節目形式,是無線最長壽的娛樂節目。

5

10

15

香港本地製作的電視劇,是經歷了一段很長的探索時間,才建立起不同類型

而又受歡迎的形態。無線最早的連續電視劇是《夢斷情天》(1968),這套倫理通

俗劇可以算是後來發展的藍本。後來的《星河》(1972)、《啼笑姻緣》(1974)、

《梁天來》(1972)及《秋海棠》(1975)等,都成為廣受歡迎的通俗劇典範。其中

《星河》是第一部有主題曲的電視劇集,由顧嘉輝作曲。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粵語

流行曲的地位。《啼笑姻緣》的主題曲,更成為流行榜首名歌多月,吟唱於香港街

頭巷尾。粵語流行曲和電視劇連結在一起,互相彰顯。這個類型的成功,固然因

為題材基於觀眾耳熟能詳的民間故事,如《啼笑姻緣》及《秋海棠》均是民初動人

的傳奇故事;《梁天來》是清代著名冤案故事,電視劇將這些情節影象化地表現出

來,是具有很大的感染力的。而且,演出這些電視劇的均是當時香港重要的話劇

人才,如黃淑儀及馮淬帆(《夢斷情天》及《星河》)、陳振華(《梁天來》及《啼笑

姻緣》)、梁天(《梁天來》及《秋海棠》)及殷巧兒(《秋海棠》)等。可見這階段

電視劇的創作還是依賴或寄生在傳統的文化藝術形態上。隨着電視劇進一步的發

展,這類接近傳統文化及戲劇表現形式的類型,就在全盛的時期被更具動感及更 25

豐富的類型所接替。

踏入 1976年,麗的和無線兩大電視台的競爭非常激烈。在傳統故事方面,麗

的節目總監推出《十大奇案》(1976)及《十大刺客》(1976);而在通俗劇方面,無

20

(7) 根據香港政府 1975年的年報(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75),1974年末全港有電視機78萬部,電視觀眾達 260 萬人。

而 1975年港台電視部製作的《獅子山下》,收看人數平均達 270 萬人。

30

第十六章 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

論麗的的《變色龍》(1978)、《鱷魚淚》(1978)或無線的《狂潮》(1976)、《家變》

(1977)、《大亨》(1978)、《強人》(1978)等,都是長篇現代倫理電視劇,描寫的

內容,主要是大家族的衰敗及具野心的人物力爭上游以求飛黃騰達的故事。其中

《家變》及《強人》均達110集,《大亨》也達85集,《狂潮》竟達129集。這些片

5 集能吸攝近 300萬觀眾天天收看,主要的原因是香港觀眾在急劇經濟發展下的社

會,經驗了人際關係的割離與傳統家庭關係瓦解的喜怒哀樂,以此為題材的長篇

電視劇必能使他們產生極大的共鳴。

10

1979年 1980 年,無線劇集得到空前的成功。《網中人》(1979)及《上海灘》

(1979)吸引了300萬觀眾,亦非偶然。《網中人》之中的亞燦,是同期大量流入

香港的新移民之一,他在辦公室做雜工,但並不適應現代香港社會講求效率的要

求。他在工作時會隨興之所至,模仿電視節目的功夫動作,遭上司責備。片集中

最為人樂道的,是他打賭可一口氣吃掉 29隻漢堡包,把辦公室變成賭博場所。儘

管這個意念來自約翰·斯特奇斯(John Sturges)的《逃獄金剛》(Cool Hand Luke,

USA, 1967)片中保羅·紐曼(Paul Newman)打賭一口氣吃掉 80隻蛋,但在《網中

15 人》中充分反映出新移民被標籤為易衝動,有自卑情意結,而要設法肯定自己,

20

以博取他人接納自己與認同自己的心態。這套片集受歡迎的程度,可透過一個事

實反映出來,就是"阿燦"變成是大陸來港新移民的代名詞,也可見電視這種傳媒

的大眾文化塑造形象能力。

《上海灘》是描寫民初上海黑幫之間的情仇片集,深賦懷舊意味。這套片不單

塑造了周潤發式的黑幫英雄形象,更引發了後來直接描寫香港黑幫及暴力類型片

的濫觴。無論大量情仇引發之打鬥、幫會中人之義氣及主人翁由不名一文到發跡

的經歷,都成為了通俗娛樂的基本元素。

電視劇集另外一個極受歡迎的類型是武俠片集。這類劇集由於是古裝,需要

特技及更具動感鏡頭的運用,在成本及技術上的要求較高,故此,要到1976年,

25 才在電視台競爭白熱化的情況下誕生。首套武俠片集是佳藝電視於1975年9月6

日推出的《射鵰英雄傳》。

武俠電視劇依賴既有的電影武俠片的傳統,是非常明顯的,故事依賴金庸及

古龍的武俠小說,製作則繼原來電影而有所發揮,如電視的《流星蝴蝶劍》(1978)

遲電影兩年才推出,而《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等金庸小說,早在60年代已

30 有電影製作。肯定的是,受歡迎的劇集如《小李飛刀》(1978,無線)及《射鵰英雄

傳》(分為《鐵血丹心》、《東邪西毒》及《華山論劍》三部分,1983,無線)都在拍

677

678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5

10

15

圖 16.650 年代流行曲的新突破,來自歌舞片《桃花江》的插曲。(1956)

20

25

30

第十六章 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

,

攝技巧及人物塑造方面,有突出的表現。徐克在佳視中的《金刀情俠》(1978)

就有很快速的節奏及流暢的鏡頭運用,為他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風格定下基本

格局。武俠片吸引觀眾的地方,除了動作的官能刺激,還有英雄人物的自由自

主、無拘無束的表現,和現實生活中升斗市民的局限與無奈產生強烈的對比,構

5 成一種幻覺上的滿足。

10

在官能刺激及娛樂以外,能達到社會反省及批判,在藝術上表現寫實及追溯

社會發展至今的豐富題材的,要數港台的電視劇集了。1970年香港電台就開始了

電視製作。1974至1975年一系列的《香江歲月》,以香港幾十年來社會發展的不

同階段做題材,使觀眾能對香港產生歷史感、歸屬及認同感,一般都採用寫實及

小品的方式。1975年張敏儀掌管港台戲劇組,推出《獅子山下》系列的單元劇。著

名的有方育平的《元洲仔之歌》(1977),深刻揭露元洲仔的惡劣環境及生活壓力,

引起輿論的廣泛注意,間接促使政府採取改善行動;又如許鞍華的《橋》(1978),

大膽批評多個政府部門的官僚作風及漠視民意,(8)深入關心馬仔坑村民面對天橋拆

卸的問題的困擾及行動。雖然香港電台是政府部門,但隨着70年代社會更開放,

15 知識分子一方面受社會良心的驅使,憑着悲天憫人之情,使港台突破了作為政府

20

喉舌的角色,以寫實及社會批判的方式,推動了社會輿論的關注、共鳴及政府內

部的一些改革,可以算是大眾文化引發社會意識提升及社會改革的一個典範。踏

入 80 年代,隨着香港社會普遍中產化,《獅子山下》的取材也愈見結合中產階層

的生活形態,以個人境況及情懷的表現取替了社會批判。

最後,商業電視這種大眾文化,對兒童這類缺乏消費力的觀眾的需要,是不

會照顧的,只有港台才能發揮資訊平衡的作用,而80年代的《小時候》、《好時

光》、《陽光下的孩子》及《晴天雨天孩子天》等兒童劇集的出現,使青少年及兒童

的資訊娛樂的需要,受到了照顧;而兒歌如《小時候》、《香蕉船》等,也得以成

為潮流文化中珍貴的部分。

25

30

(8) 章陶:〈從《獅子山下》看港台變遷)(第十二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資料冊:香港電影與社會變遷),1988年。

679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A35

5

圖 16.7 70 年代許冠文與許冠傑合作拍了不少諷刺喜劇,其中不少伴有極為流行的主題曲,《天才與 白痴》是其中之一。

680

10

15

20

25

30

第十六章 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

四·香港流行曲文化的發展

香港的流行曲發展,經歷最重要的階段,是和電影、電台及電視的連結、配

合。香港最早期的流行音樂,來自廣東的傳統文化,如粵劇、南音歌唱及廣東小

5 調,只可以算是民間的傳統文化。到了電影的出現,隨電影而普及的流行曲,是

真正廣泛普及的大眾文化形態。香港流行曲文化是在40年代末開始,繼承了上海

的流行歌傳統,而進一步發展的歌曲文化。這時期最重要的,是圍繞周璇及白光

這兩位女歌影紅星的作品。計有周璇在電影《花外流鶯》(1948)中的主題曲

及《高崗上》、電影《莫負青春》(1949)中的主題曲與那膾炙人口的《小小洞房》,

10 而白光則在電影《蕩婦心》(1949)中,唱出哀怨的《嘆十聲》,還有電影《血染海

棠紅》(1949)中的《東山一把青》及電影《一代妖姬》的名曲《送情哥》,都成為歷

久猶新的作品。這個時期的歌曲,往往有北方小調的純樸優美的氣息,如《小小

洞房》、《嘆十聲》及《送情哥》,都是抒情及極易上口的作品。

15

50 年代的流行曲也就循着這方面發展。《月兒彎彎照九州》(1952)、《翠翠》

(1953)、《雪裡紅》(1956)等,都是好例子。《月》及《雪》中的主題曲都是小調形

式,而《翠翠》片中的《熱烘烘的太陽》、《船夫曲》及《你真美》都賦有藝術歌曲

的氣息。

流行曲的新突破來自歌舞片《桃花江》(1956),姚敏作的歌曲如《月下對口》、

《我說東來你說西》及改編的《桃花江》,開始出現了現代流行歌曲的節奏。他後

20 來為《那個不多情》(1956)作的《春風吻上我的臉》,節奏鮮明,旋律輕快,配

合了歌舞片的特色。到了他為葛蘭的演出而作的《我愛恰恰》。電影《曼波女郎》

(1957)《我愛卡力蘇》,電影《空中小姐》(1959),都是為當代舞蹈節奏及配合舞

蹈而作的歌曲。歌舞片《龍翔鳳舞》(1959)可以說是在電影類型及在時代曲的創

作上,總結了 50年代的成績,無論改編以前《毛毛雨》、《何日君再來》及《玫瑰

25 玫瑰我愛你》,到活潑的《三輪車上的小姐》及《雪人不見了》,都體現了國語流

行曲繼往開來的成就。

60 年代是煽情劇及黃梅調戲曲的年代,前者產生的流行曲代表作品有《世上

只有媽媽好》來自電影《苦兒流浪記》(1960);姚敏唱的《送郎》來自電影《星星、

月亮、太陽》;電影《不了情》中的主題曲及《山歌》;電影《小雲雀》(1965)中姚

30 敏唱的《情人的睛淚》,以及電影《藍與黑》的主題曲等。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

這個年代的國語流行曲是依循一些既定的模式寫作,所以導致後來逐漸變成陳腔

681

香港史新編下冊

濫調。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682

粵語流行曲在五六十年代,由初期來自廣東小調的《荷花香》到鄙俗的《歌仔

靚》或帶有道德主義教化的《賭仔自嘆》,漸漸隨着電台廣播劇文化而衍生出獨

立的風格。60年代初商業電台推出廣播劇《勁草驕花》及《薔薇之戀》(粵語劇,

但主題曲用國語唱出,反映了粵語平仄較國語複雜,國語歌填詞較容易),均有 5

風行一時之主題曲。雖然粵語片的歌曲沒有國語片廣受歡迎,但這時期也偶有佳

作,如邵氏出品的粵語片《榴槤飄香》(1959)主題曲,就曾流行一時。此外,粵

語片的煽情劇經典《一水隔天涯》(1966)之主題曲,也是深入民間之作。

隨着 60 年代末到70年代初,粵語片式微及國語片走進武俠片的小胡同,香

港本土時代曲亦趨向衰落,代之而興的,是台灣的流行曲及歌廳文化。隨着煽情

劇《負心的人》(1969)的主題曲而來的,有《淚的小花》、《淚的小雨》等悲凄情

歌;也有姚蘇蓉的《今天不回家》(1969)及青山的《尋夢園》等適合歌廳文化的歌

曲。前者唱出物質富裕社會的人要擺脫清教徒道德心態的掙扎;後者是傷感懷舊

之音,反映了成長起來的富裕一代對往昔情懷失落的懷緬。而無論是改編的《月

兒像檸檬》,帶小調氣息的"三朵花》或帶台灣歌廳味的《像霧又像花》,都能在

香港盛極一時。70年代初是無線電視《歡樂今宵》崛起的年代。這個綜合節目是

那個年代最吸引的一項節目。表演嘉賓多是被邀請來香港大小歌廳及夜總會表演

的台灣名歌星,順道也來《歡樂今宵》這個"大眾夜總會"表演。

70年代中葉,港產電視劇集的興起,帶來粵語流行曲文化的新高潮,電視劇

《啼笑姻緣》(1974)的主題曲可以算是潮流之始。連香港電台也開始在第二台《新

天地"節目播出粵語流行曲,開始了本地流行曲文化的發展階段。其後,很多電

視劇主題曲及插曲,都能名噪一時,使粵語歌成為了流行曲潮流的領導者。至今

仍為人所熟記的《狂潮》(關菊英唱,1976)、《家變》(羅文唱,1977)、《小李飛

刀》(羅文唱,1978)、《倚天屠龍記》的插曲《熊熊聖火》(鄭少秋唱,1978)、《變

色龍》(關正傑唱,1978)、《網中人》(張德蘭唱,1979)、《上海灘》(葉麗儀唱,

1980)。這些家傳戶曉的歌曲,有力地促進了本土電視劇及流行曲結合一起、深入

民心的潮流。事實上,電視劇集歌曲及粵語流行曲雖然大部分是言情,但其中勵

志、嗟嘆蒼生人世的也不少,其表達的層面也相當廣。

70至80 年代香港流行曲出現的另一個新轉化,是港產片成為主流電影之後,

使電影插曲也進入了粵語流行曲文化之列。事實上,歌影、歌視或歌影視共棲是

香港大眾文化偶像的特色,這亦是大眾文化中的壟斷現象。憑藉一個藝人在某方

10

15

20

25

30

第十六章 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

面的成就,可不費成本地把她(或他)轉到另一方面,以得到即時成功的效果及收

益。許冠傑就是一個好例子,他和許冠文合作的《鬼馬雙星》(1974)、《天才與白

痴》(1975)、《半斤八兩》(1976)、《賣身契》(1978)等,都伴以極為流行的主題

曲。這些流行曲不但歌詞風趣詼諧,更每每痛陳時弊或諷刺社會上既得利益者。

5 80 年代的電影主題曲,佳作亦不少。如《上海之夜》(葉倩文唱,1984)、《似水流

年》(梅艷芳唱,1984)、《傾城之戀》(汪明荃唱,1984)、《最愛》(林子祥唱,

1986)、《胭脂扣》(梅艷芳唱,1988)等,都是充滿懷舊情調的感性歌曲。

大眾偶像歌星如梅艷芳、林子祥、葉倩文、譚詠麟、張國榮及張學友等都是

以流行歌壇上的地位兼拍電影的,可謂歌影視結合的傳媒偶像。但在電影電視的

10 框框以外,不可不提的是80年代異軍突起另樹一格的新派獨立樂隊,以及由之而

建立起來的樂隊流行曲文化。著名的有Beyond 及達明一派。他們的歌曲有表現當

代青少年的失落和對社會的不滿,有勵志及探索人生目的和生活價值的取向,為

流行歌曲開闢了一條較清新和有思考深度的道路。

15

表五:香港本地演唱會在紅磡體育館及灣仔新伊館所舉行場數及觀眾人數

(9)

表演日數

觀眾人數

年份

紅

伊

JOYLA

紅

伊

緬

JAYDA

1983

18

21

155,724

9,649

165,373

20

1984

29

4

3333

251,661

8,295

259,956

1985

1986

69

LO

5

1987

55

35

65

14

74

79

74

700,523

8,358

708,881

79

663,001

25,927

688,928

85

0

85

914,063

0

914,063

1988

83

10

93

823,104

13,171

936,275

25

1989

129

10

139

1,350,271

19,756

1,370,027

30

80 年代的流行曲文化之獨立形態,沒有甚麼比演唱會的高度發展更能表現出

(9) 參看 Choi, Po-King,"Popular Culture" 一文,在 Wong, Richard Y. C. and Cheng, Joseph Y. S.,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0, pp.544-545。表五是蔡寶瓊博士據市政局資料之節錄及改組。

683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來。由1983至1989年,就以紅磡體育館及灣仔新伊莉莎白體育館的場地所舉行

的演唱會及到場觀眾人數為指標,可以看到表演場數及參與人數的增長。

香港流行曲文化的重心是演唱會,而更有趣的,是紅歌星演唱會通常是最貴

的門票會最早被搶購一空。箇中的原因,除了香港人消費能力很高外,也因為演

唱會是真人表演,最好的座位才能使狂熱的歌迷看到自己偶像的真實風采。更 5

且,紅歌星通常都有歌迷會,狂熱的歌迷通常會不吝購下最好的位置,以表示對

偶像的支持。而演唱會的高峰期通常是暑期、聖誕節與農曆新年期間,可見青少

年是演唱會的重要捧場客。流行曲文化是由50年代以成年人及熟習國語傳統文化

的人為重點對象,發展為以本土年青一代為主要對象。這當然也和香港粵語港產

片到 80 年代興起,而相反國語片同時式微息息相關。

踏入 90 年代,香港流行曲文化出現了"四大天王"的潮流,最先是張學友及

劉德華,隨後有黎明及郭富城加入。雖然他們踏上成功之路各有不同原因,張學

友及黎明開始是演唱歌手,劉德華是影視藝人,而郭富城是舞蹈藝員出身,後來

在台灣拍廣告走紅。隨後他們在90年代港產片極盛時期一直歌影雙棲,使他們吸

引了大量歌影迷。由於他們產量豐富,故此歌曲的內容在言情以外,還有不少好

的勵志及強調中國及香港人文化意識的作品。不過,"四大天王"的現象,說明香

港走進一個富裕及媒體非常蓬勃發達的社會,而他們的歌曲及電影的影響力遍及

亞洲,亦說明香港大眾文化的發展已經走出本土,成為東方社會文化霸權的一員

10

15

684

五·香港消費文化的發展

香港人的消費文化及物質生活模式,戰後至今經歷了很大的變化,主要的脈

絡當然和香港經濟近三十年來飛快發展及物質條件急劇改善有關。

20

一個很明顯的反映指標,是來自大眾傳媒的廣告內容及表達手法的轉變。就 25

報紙廣告而言,香港市面上推介的服務及商品,慣常有醫生及藥物,一些傳統中

藥成藥如歐家全皮膚水、保濟丸、敬德堂小兒八寶驚風散等,和醫治奇難雜症的

醫生廣告,是常見的項目,一直延至80年代。以《星島日報》為例,1938年9月

期間的一些例子顯示:日常用品及化妝品如三星牙膏(9月19日)、先施護髮霜、

先施庇茶頭水及半日消美顏香膏(均為9月30日);食品如辣椒豉油王、蝦子麵、 30

豉油王(中國食品公司出品) (9月29日)及壽星公煉奶與鷹谷咕(9月20日);

第十六章 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

5

10

服裝如美華有限公司的女褸、茂機女服及保陸女服,都可算是具代表的廣告,反

映出當時市民生活水平偏低,質素高一點的食品,就成為推介的重點。此外,廣

州和香港之間的貨客運及廣州大酒店廣告,可常常出現,可見廣州和香港之間的

關係密切。

戰後香港物質條件有所改善,奢侈品及非生活必需的高質素貨品,開始在報

章廣告中湧現,貨品種類逐漸繁多。50至60年代,手錶廣告是很矚目的項目,

老牌的司馬錶(1949年3月1日)、GP錶(1950年12月17日)、天梭錶(1950年

12 月 18 日)都是在《星島日報》大篇幅宣傳的好例子,手錶廣告是無日無之的。

此外,聖誕期近,大百貨公司如龍子行、龍光行、大新、永安、先施及中華等,

都大事宣傳(參看1950年12日)。而汽水、汽車、煙、酒的廣告,也相當盛行。

50 年代中葉以後,香港的資訊娛樂事業開始發達,報紙上湧現了大量夜總會

廣告;隨着"原子粒",即電子半導體的發明,原子粒收音機漸漸成為重要商品,

到1959及1960年,因應商業電台的出現,原子粒收音機踏入推銷的高峰期。

70 年代,是香港家庭電器化的重要時期。由於女性大量就業,使用家庭電器

15 是幫助婦女就業的重要方法。70年代初,除了電視機配合了廣播電視的急速發展

以滿足市民娛樂的需求之外,音響器材、冷氣機、電飯煲、吸塵機等的廣告,都

成為了重要的項目。到了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旅遊的廣告開支,佔了各項目

開支的最大宗。以 1991 年為例,旅遊廣告的廣告總開支為3億9千6百萬,比第

二位鐘錶二億六千多萬及第三位屋宇地產的二億多元都遠為高,可見香港人的消

20 費由實物轉向服務性。除了煙、酒等奢侈品長期佔據重要的位置之外,餐廳及消

25

費娛樂場所與信用咭服務的推廣,也成為大宗的開支。在開支增多及範圍擴闊以

外,香港廣告內容及形式轉化是很明顯的。由早期以圖像展示貨品,以文字描述

其優點,到70年代以戲劇形式強調消費可帶來需要的滿足及生活問題的解決。踏

入 80 年代中葉至90年代初,廣告再進一步強調消費與形象及身份的關係。(10)

30

(10)就廣告的圖像、戲劇到形象設計的演化問題,參看 Esslin, Matir, "Aristotle and the Adverfisers-the Television Commercial as a

Form of Drama",見於 Newcomb, Horance, Television-the Critical View, 1982 及史文鴻:〈香港商業電視廣告的形象設計與意 識形態問題>,見於史文鴻:《媒介與文化》,1989年,頁17-28。

685

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686

六·香港的大眾閱讀文化

香港人在閱讀方面的大眾文化,除了特別關注報章、雜誌的資訊及消費情報

外,就以通俗小說及連環圖的廣泛流行,最具特色了。

本地化通俗小說的發展,最重要及較為早期的,是金庸的武俠小說。早在

1954年,金庸就以長篇形式連載於《新晚報》,如《書劍恩仇錄》等小說。及至他

於 1958 年加入創辦《明報》,就以《神鵰俠侶》開始另一階段的創作。他一共創

作了 15 部武俠小說。在60年代盛行的粵語片,七八十年代盛行的電視劇集,直

至90年代的港產片中,都有以金庸的武俠小說改編的作品,不少作品成為了青少

年以至成年人廣泛閱讀的通俗小說。他的小說吸引人的地方在於角色分化及心理

描寫的複雜,而且故事橋段往往耐人尋味及出人意表。此外,在一個日趨建制化

的社會,社會角色極為分化及難以全面自主的現代人,閱讀武俠小說中自由自主

及能通醫卜星相的英雄人物,可以得到幻想上的極大滿足,而愛情故事及武功比

試,亦更可為讀者提供不少官能上的滿足。另外一條發展脈絡,是倪匡的"衛斯

理"系列的科幻小說。倪匡的武俠、怪異及科幻小說,項目、數量之多自不在話

下,加上其文字通俗流暢,使之成為廣受青少年歡迎的消閒讀物。

在言情通俗小說方面,最早吸引香港人的,要數台灣女作家瓊瑤。自她 1963

年首部《窗外》,到連同電影的《煙雨濛濛》、《幾度夕陽紅》、《婉君表妹》及《啞

女情深》等,在60至70年代初,成為女中學生及小白領的基本讀物。這當然反映

了當時香港女性的教育程度及經濟能力不斷提高,但在愛情觀方面,就顯得與瓊

瑤一樣較保守:把愛情視為生命至高及對感情失落表現極度自憐。本港60 年代末

至70年代初成名的依達,對男女感情的描寫就較直接裸露,但也脫離不了才子佳

人的基本意念。

5

10

15

20

到了70年代末,亦舒的小說就有進一步的發展,她的《玫瑰的故事》、《兩個

女人》、《今夜星光燦爛》、《舊歡如夢》、《玉梨魂》及《流金歲月》等,都是相當 25

受歡迎的通俗作品,但亦舒筆下的女性就一如她自己在感情方面主張獨立,追求

個人的滿足感,反映出新一代女性對獨立自由自主的追求。

香港人的通俗閱讀文化發展,最明顯在於 80年代的突破,袋裝書的出現,

使通俗小說、散文及小品作品更能廣泛流傳,以下是"博益"及"明窗"兩大袋裝

書出版集團的統計數字,均能反映80年代中到80年代末,香港袋裝書的飛快發 30

展,及在 80 年代末電視衰落的時期裡,閱讀文化異軍突起的現象。

5

第十六章 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

80 年代初明窗出版社還是停留在印行少量武俠小說及科幻小說階段,自1985

年起,明窗每年書種維持一百本左右,但在營業額方面有很大的增長(以下表六、

表七按每年4月1日到翌年3月31日統計)。

表六:1986至1993年明報出版社營業額

年份

營業額(百萬元)

1986-1987

6.8

1987-1988

15.0

10

1988-1989

18.0

1989-1990

30.0

1990-1991

30.0

1991-1992

28.0

1992-1993

27.0

15 資料來源:由明報出版社提供。

表七:1985 至1993年博益出版社出版書種

年份

書種

20

22

1985

86

1986

69

1987

111

1988

194

1989

204

25

1990

153

1991

139

1992

113

1993

114

資料來源:由博益出版社提供。

30

687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香港漫畫文化有相當長的歷史,一方面是報紙上的政治諷刺(如《明報》的尊

子)、另一方面又諷刺時世及嘲弄人性軟弱(如王司馬的《牛仔與契爺》),分別

出現在報紙及單行本漫畫中。但成為具商業價值,和西方迪士尼爭市場的,早在

50 年代末,就有許冠文的《財叔》。其主題是抗日游擊隊的抗敵鬥爭活動,以迎

合 50 年代末 60年代初中國人對日本侵略的猶新記憶。此外,《神犬》及《神筆》屬 5

怪異及儆惡懲奸的道德主義連環圖,與模仿美國蝙蝠俠的《蝙蝠俠》,都是以黑白

分明及正必勝邪的簡單世界觀為基調,重點則是提供讀者打鬥動作引發的官能刺

激;這正是商業漫畫的主要特色。60至70年代風靡一時的是王澤的《老夫子》,

中心是以一些卡通人物暴露及嘲笑人性的種種弱點。

除這些通俗漫畫以外,還有以章回小說、民間故事或歷史人物為題材的漫

畫,如《三國演義》、《西遊記》、《七俠五義》及《水滸傳》等。肯定的是,通俗及

傳統漫畫在處理手法上,都太畫像化,後者更在小畫格內伴以大量文字,以敘事

為中心。

10

到了70年代,黃玉郎的漫畫興起,他的《龍虎門》強調電影感,大量特寫、

出格、輻射線以表現打鬥動作,使漫畫提供暴力動作的刺激性大大提高。到了80 15

年代,在玉郎集團下創作的馬榮成,以《中華英雄》的劇烈動感,創造了新的本地

漫畫,1983 年創刊後不久,每期銷量達到了19 萬本。

(11)

七·大眾文化的政策與展望

20

香港大眾文化發展,除了走上高度商業化着重官能刺激之路外,更導致了大

眾文化的壟斷(如電視方面一台獨大兼與流行曲唱片掛漖;電影方面大片廠兼控

制院線)、侵犯個人私隱(如報紙往往對受害者私隱露骨的報導)、青少年心智可

能受損(如兒童不宜的連環圖及色情雜誌等,青少年很容易買到)及公厭(如色情 25 雜誌在報攤對婦女及具強烈傳統道德意識人士的滋擾)等問題。(12)

香港政府面對大眾文化存在的問題,一直只採取放任以外最低度的道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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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同注(9)。蔡博士指出當時的銷路為19 萬本,但一般行內人士估計數字有被誇大之嫌,約多出20%左右。

(12)有關大眾文化,特別電視對傳統價值衝擊的問題,可參看 Blumler, Jay G. 的"Vulnerable Values at Stake" 及Hoffmann-Riem Wolfgang "Defending Vulnerable Values: Regulatory Measures and Enforcement Dilemmas," Blumler, Jay G. (ed.)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Vulnerable Values in West European Broadcasting, 1992, pp.22-42, 173-201。

30

第十六章 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

制。如電影三級制及刊物分類制(第三類為淫褻,不能印製發行流通;第二類只

限十八歲以上人士之間流通;第一類適合所有年紀人士)等。但對於如何能打破

壟斷及提高大眾文化內容的質素,就束手無策。結果,大眾文化在香港主要只是

提供給愈來愈自我中心及追求辛勞工作以外享樂的個體種種滿足,而對社會整體

5 意識及文化覺醒,則只能產生破壞或侵蝕的作用,成為社會一種隱憂。看來,香

港政府當務之急,還是要找到及推行如何建立具文化歷史感、社會意識及公民責

任的健康大眾文化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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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世 画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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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860年代出版的漫畫雜誌《漫畫世界》封面(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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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香港話劇的發展

鍾景輝

15

香港話劇早期發展概況

(1841年至20世紀40年代)

從未開埠至早期殖民統治時期,香港完全沒有受西洋戲劇影響的話劇創作和

演出。1840年左右,只有本地神功戲的表演。19世紀40年代後期,粵劇才逐漸

流行起來。1844年駐港英軍組成英語業餘劇團,間有英語話劇演出。後來渣甸洋

20 行在廣州投資建立一間設有569個座位的皇家戲院,該英軍劇團於1886年曾在那

座戲院演出過。

1907年春,一群留學日本的華人,組成春柳社,並在日本東京駿河台中國青

年會一個籌款晚會上演出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中之第三幕。同年六月,又演出

改編自美國斯陀夫人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之《黑奴籲天錄》。這些演出直接

25 促成了中國話劇的誕生。一時興盛的話劇熱潮與風氣,直接傳遞來到香港。

30

當時在香港演出話劇稱為"白話戲",又稱"文明",與粵劇的演出差不多,

只是不唱而已。社會人士對演戲頗有成見,認為"成人不成戲,成戲不成人"。絕

對沒有男女同台演戲的習慣。排戲時有一個"教戲"者,但不是導演。大部分是即

興和提綱性的表演,演員可以自由隨意演出。後台設有"提場",提醒演員依提綱

出場。這種用簡陋方法排練的"白話戲",演出不受人欣賞是可以理解的。

1911年香港的鏡非台及清平樂劇社成立。清平樂以皇仁書院學生為骨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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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平樂寓意着清朝被平定後就快樂,或樂於平定清廷。清平樂曾演出改編自莎士比 亞(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威尼斯商人》的《血債肉償》及創作劇《莊 子試妻》,由聯華影片公司老闆黎民偉反串莊子的妻子。後來《莊子試妻》被拍成

電影。這兩個演出是當年少數有完整劇本的演出劇目。

20 年代中國有三股力量推動話劇發展。一是熊佛西在北平主持的國立藝術專 5

門學校。二是田漢在上海主持的"南國社"。三是歐陽予倩在廣東主持的廣東戲劇

研究所。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香港話劇的發展。田漢創作豐富,對戲劇文學

和台詞極為注重。歐陽予倩曾邀請南國社南下廣東演出。盧敦、黃宗保、吳回等

曾就讀廣東戲劇研究所,因而受惠。後來更南下香港從事戲劇活動。

1928年琳瑯幻境劇社宣告成立,並上演《梁天來告御狀》,由林坤山、巢非

非、陳皮等演出,地點在高陞戲院。演出時道具相當寫實,佈景卻用畫景,缺乏

立體感。

20年代是香港話劇由文明戲逐漸轉入較為正規的話劇演出年代。此時期,劇

本創作仍未見有顯著成績,大部分的演出仍未有完整的劇本。

30年代中國及香港社會均起了極大的變化。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令香港

人捲入抗日潮。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抗日運動進入高峰狀態。國防戲劇浪潮在

中國內地和香港一浪接一浪,抗日內容的創作劇層出不窮。香港的年青人均紛紛

組織劇團支持抗日救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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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有欖鎮劇團及華南劇社的成立。抗日時期設有劇社的中學有培正、模

範、文化、華僑、英皇、梅芳等。其他劇團有盧敦、李晨風、趙如琳等組成的時 20

代劇團、姜明等組成的中華藝術劇團、青年會劇藝社、女青年會戲劇組、中華歌

詠班、華人文員協會劇社和香港政府華員會劇社等等,為數約二百個。

1938至1939年間還有國內著名劇團來港演出,如由唐槐秋領導的中國旅行劇

團、由金山等組成的中國救亡劇團、歐陽予倩等組成的中國藝術劇團和胡春冰的

廣州劇協第一劇團等。

由於國防戲劇的活躍及著名劇人南來香港演出,使這時期的香港戲劇演出進

入蓬勃時期。演出的劇目包括《死裡逃生》、《鳳凰城》、《明末遺恨》、《李香君》、

《東北之家》、《放下你的鞭子》、《最後一計》、《烽火》、《台兒莊》和《秋瑾》等等。

此時期小團體救亡演出及街頭劇演出均非常之多,有些演出不收門券,只收捐款

以作救亡運動之用,觀眾反應異常熱烈。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25日香港淪陷。淪陷前一個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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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香港話劇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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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戲劇界聯合集體演出《黃花崗》一劇,譚國始為聯合導演之一。淪陷後劇人各

散東西,部分逃亡到大後方。陳有后、梁福和等則往澳門,三日內組成中國藝聯

劇團。"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期使香港話劇發展陷入沉寂的階段。留港的劇人不

多,只有高浮生、何恨、秦劍等人。他們曾演出過《女店主》、《黃金迷》等劇。

二次大戰結束後,劇人大多紛紛返回香港。隨後,上海的姚克、永華影業公

司部分影劇人才也陸續來港,頓使香港話劇的演出又再次蓬勃起來,並且分別有

粵語和國語話劇的演出。

粵語話劇方面,因戰後各散東西,初時演出並不多。較活躍的團體包括有利

樹源、高浮生、何恨、阮黎明和梁舜燕等組成的春秋業餘聯誼社的戲劇組。還有

由梁天成及趙之瑾等組成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劇藝社。此外另有中原劇社和建國

劇社。

用普通話演出的話劇以職業劇團方式運作。演出場地租用利舞台、普慶戲

院、樂宮戲院、娛樂戲院和璇宮戲院。此等場地租金非常昂貴,加上賣座情況並

不如理想,因此經常虧本。後來改為租用月園遊樂場、荔園及東區遊樂場內的小

15 劇場作演出,勉強維持了好幾年。不久,由於組織不完善,觀眾不多,又因東區

遊樂場及園遊樂場先後拆掉而終止演出,紛紛解散。此後,就只有電影界人士

間歇性地偶有的組合演出而已。這現象大約維持到50年代。

從1947 年開始,學校劇社又再紛紛成立和演出,如同濟中學、協恩中學、嶺

英中學、羅富國師範學院(1967年改名為羅富國教育學院,至1994年與另外幾所

20 師訓院校合併為香港教育學院,至2016年香港教育學院升格為香港教育大學)和

香港大學等等。

1949年香港教育司署(現名教育局)主辦校際戲劇比賽,分中小學組舉行。

校際戲劇比賽連續舉辦了十屆,可惜在1959年停辦。曾被邀請擔任校際戲劇比賽

評判的包括馬鑑、胡春冰、劉選民、譚國始、譚黃蕙芬、鮑漢琳、容宜燕、雷浩

25 然、黃澤綿、陳有后、李援華、黃宗保等多位。校際戲劇比賽對推動香港劇運起

了積極作用和重大影響。參加的學校非常踴躍,培養了一班對戲劇產生濃厚興趣

的積極分子。參與校際戲劇比賽的學校,包括皇仁、同濟、協恩、培正、香島、

培僑、培道、培英、仿林、拔萃、嶺南、英皇等。中學戲劇的發展在校際戲劇比

賽及教育司署的鼓勵之下,成績突飛猛進,成為50年代香港戲劇發展的生力軍及

30 強而有力的戲劇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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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1 香港電視劇團演出的《清宮怨》(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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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香港話劇的發展

中英學會中文戲劇組

為香港第四屆藝術節公演

胡春冰作

美人計

四幕六場歷史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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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地點及時間:

香港銅鑼灣皇仁中學

十月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日

九龍旺角洗衣街伊利沙伯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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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卅一日,十一月一日,二日

1958

ལ་།སྤ༥

圖 17.2 中英學會中文戲劇組在香港第四屆藝術節公演了《美人計》(1958)。圖為該 劇的宣傳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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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3 香港浸會學院演出的《推銷員之死》(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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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香港話劇的發展

二·中學戲劇全盛時期(50年代)

50年代正是香港中學戲劇發展的全盛時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使

50年代的香港政治氣氛顯得很敏感和不尋常。這時期,演出的劇本均要送政府檢

5 查,批准後才可以演出,甚至演出用的宣傳海報也要拿樣本到警察局蓋章認可後

才可以張貼。政治性敏感的劇本固然不獲批准,連果戈里的名著《欽差大臣》也曾

一度被禁演。選擇劇本演出的自由度,絕對沒有現在那麼大。

10

當年的校際戲劇比賽,除在校老師可以協助演出外,還可以邀請校外人士幫

忙,因此競爭性很強。培正中學的關存英、梅修偉及鄭煥時,皇仁中學的柳存

仁,同濟中學的陳有后,協恩中學的雷浩然,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譚黃蕙芬,英

皇中學的楊華等等,都是該校鼓勵戲劇演出活動的幕後功臣。左派學校如香

島、培僑等,除教師參與外,還邀請左派影藝界人士加以指導。

雖然教師和外界專業人士的參與,加速了中學戲劇演出的成績和成熟,但競

爭也變得愈來愈白熱化,再加上這時期的特殊政治敏感性,教育司署只有割愛停

15 辦,以免競爭再惡化下去。一共舉辦了十屆的校際戲劇比賽,終於在1959年停止

了,實在令人覺得可惜。鍾景輝在這時期就讀培正中學,演出過的校際戲劇比賽

劇目包括有《月亮上昇》、《謠傳》、《史嘉本的詭計》及《丟落的禮帽》,更因最後

兩劇的演出而榮獲兩屆最佳男演員獎。

20

25

中英學會中文戲劇組在這時期是最具影響力的演劇團體。戰後華南戲劇工作

者匯聚香港。一群志同道合者曾以"麗的呼聲話劇團紅組"名義,聯合演出《黃花

崗》一劇。後來大家更有意組織劇社推動話劇,參加了中英學會中國文化組的活

動。中國文化組成員包括馬鑑、陳君葆、簡又文、李錫彭、胡春冰、黃凝霖和譚

國始等人。

1952年5月2日他們以中英學會中文戲劇組名義演出陳有后導演,魏如晦編

劇之《碧血花》。自此,中英學會中文戲劇組遂成為中英學會的獨立組織單位。中

文戲劇組組織龐大,組員達六十多人。創組期間的成員,包括馬鑑、姚克、胡春

冰、黃凝霖、陳有后、高浮生、黃友竹、譚國始、雷浩然、柳存仁、梁崇禮、劉

選民、黃澤綿、梁國治、黃宗保、黎覺奔和馬文輝等。

中英學會中文戲劇組在50年代擔當了一個極重要的角色。它使香港的戲劇工

30 作者有了一個團結的根基,推動演出及協助學校戲劇的發展。演出《碧血花》之

後,更有《兒女風雲》、《樑上佳人》、《妙想天開》、《明末遺恨》、《有家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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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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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心燄》等劇。

1955至1960年香港政府舉辦過六屆香港藝術節,其中有各種不同的藝術表演

及展覽節目。包括了戲劇、音樂、攝影、雕塑、繪畫、文藝等等。戲劇的演出更

分別有英語話劇、國語話劇、粵語話劇、京劇等多種。其中以中英學會中文戲劇

組的粵語話劇演出,最為令人注目,也最有代表性。其中包括有:

(1)1955 年《紅樓夢》(胡春冰編導)、《清宮怨》(姚克編導);

(2)1956年《西廂記》(熊式一編導);

(3)1957年《錦扇緣》(胡春冰編導);

(4)1958年《美人計》(胡春冰編劇,熊式一等聯合導演);

(5) 1959年《李太白》(胡春冰編導);

(6)1960 年《紅拂》(柳存仁編劇,鮑漢琳導演)

。

中英學會中文戲劇組於1970年11月在大會堂音樂廳演出《生財有道》後,

便因中英學會之結束而解散。1972年6月又重組成為中英劇社,演出了《青龍潭

畔》 。1974年的《推銷員之死》為中英劇社的最後一個演出。

另外,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劇藝社在50年代也很活躍。除梁天成和趙之瑾外,

更有張清、譚一清、令正、溫泉、慧茵、伍永森、梁天和劉丹等中堅份子組合而

成,演出有一定水準,影響力頗大。演出劇目包括《十二怒漢》、《棠棣之花》、《大

雷雨》、《鳳還巢》、《樑上君子》、《奇丐》、《史嘉本的詭計》和《豪門夜宴》等。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劇藝社有兩個演出場地。在香港島的是室內場地,而在九龍半

島的則屬室外場地,由室外籃球場改建而成。

1956至1958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劇藝社曾在這些演出場地舉辦過三屆"戲劇

展覽"。學校及業餘劇團參加的頗多,因為他們可以幫助演出團體解決了演出場

地的困難。參加團體演出的劇目包括中外名著,成績頗令人滿意,可惜只維持了

三年。

50年代國語話劇的演出有不同組合的劇團,如香港劇藝社演過《西施》,綜藝

劇團演過《大馬戲團》、《北京人》等。粵語話劇其他的演出還有春秋聯誼社的《並

無虛言》、《朱門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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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年代的演出場地,某些職業劇團仍以租用戲院為主,但因租金昂貴,並

非一般業餘劇社可以做得到。較小型的職業劇團則在荔園的小劇場經常演出。由

於這個年代中學戲劇演出非常蓬勃,因此演出場地乃以學校禮堂為主。一般業餘 30

劇社也只有租用學校禮堂演出話劇,例如香港大學的陸佑堂、皇仁書院的禮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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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第十七章 香港話劇的發展

圖17.4 香港浸會學院演出的《巡按使》。劇照顯示,台上兩處有"咪高峰"(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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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均常被租作演出之用。這些場地的演出設備當然較為簡陋,音響設備更不健全,

故此要用"咪高峰"(microphone)擺設在舞台前面,演員往往為了要遷就"咪高峰"

的位置而被迫犧牲了台調度上的美觀和合理成分。這些年代還流行用"腳燈"的

照明方法。燈光的轉變,全用人手控制的電阻去操作,甚至有用鹽水電阻的方

法,一切非常簡陋。

總括而言,50年代的演出,除了部分創作劇之外,一切還處在業餘的階段,

談不上有甚麼真正職業水準的演出。創作的劇本並不多。只有姚克、柳存仁、胡

春冰、熊式一和李援華等人偶有作品出現。年青人參與劇本創作的如鳳毛麟角。

演出大多用中國舊劇本及翻譯劇。後台方面,如佈景設計、燈光設計、服裝設計

等都較落後。由於缺乏職業性的後台工作人員的配合和支持,因而演出也就很難

有更好的整體藝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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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餘劇社及大專戲劇全盛時期

(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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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香港劇壇有很多活躍的業餘話劇團體的組織,例如中英學會中文戲

劇組、春秋業餘聯誼社、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劇藝社、香港業餘話劇社、世界戲劇

社、銀員劇團、香港劇藝社、嶺東劇社、大專公社戲劇社、學生周報戲劇社、南

國實驗劇團及上演國語話劇的香港戲劇協社等等。

香港業餘話劇社成立於1961年,是一個強而有力的生力軍,並且對促進劇運

功不可沒。該社宗旨為不牟利,利用業餘時間致力話劇運動,以發揚戲劇藝術,

聯絡社友感情為主。社員包括雷浩然、譚國始、黃蕙芬、陳有后、黃澤綿、陳淦

旋、黃宗保、鍾景輝、張清、慧茵、袁報華、袁昌鐸、鍾偉明、王啟初、鄭子

敦、阮黎明、殷巧兒和梁舜燕等多人。他們多為教育界、廣播界、電視界、電影

界、學生和熱愛戲劇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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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業餘話劇社自1961年演出姚克的《秦始皇帝》之後,繼續不斷演出創作

劇、中國名著及外國翻譯劇。創作劇有姚克的《陋巷》和《西施》、柳存仁的《我

愛夏日長》。中國劇本有《野玫瑰》、《金玉滿堂》、《明末遺恨》、《鑑湖女俠》等。

翻譯劇有《油漆未乾》、《浪子回頭》、《玻璃動物園》、《佳期近》和《小城風光》等。 30

香港商業廣播電台曾邀請香港業餘話劇社將演出過的其中16個劇目,錄成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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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5 香港業餘話劇社演出的《玻璃動物園》(1967)

第十七章香港話劇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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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劇在該台播出,對推動話劇起了積極的作用。

自1963年起香港業餘話劇社更與麗的映聲合作,經常演出電視話劇節目。多

年來總共演出過79個劇目,其中多個劇目還分數集播出。這些電視話劇的演出自

然地引起了很多人,特別是年青人,對話劇產生了極濃厚的興趣。

很可惜,在60年代後期,因社員分別附屬於兩個電視台,所以合作演出機會

減少,排練時間極難安排。故到了1976年由鍾景輝導演,演員包括有黃蕙芬、慧

茵、張清及鍾景輝的《玻璃動物園》,便成為香港業餘話劇社建社15年的最後一

個演出劇目。15年來他們對演出水準的提高,創作劇的推動,及協助學校社團戲

劇活動的成長都很有成績,並且影響深遠。

《中國學生周報》於1951年成立了中國學生周報戲劇社。曾演過《大馬戲團》、

《清宮怨》、《秋瑾》、《野玫瑰》、《油漆未乾》等劇。該劇社因為是個學生組織,

開始的時候困難重重,但經過十多年來的努力,使這個學生劇團成為60年代一個

強而有力的業餘劇社。1961年12月演出的《秋海棠》使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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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實驗劇團是由香港邵氏兄弟公司所創立的。1961年9月招考,錄取了40

名成員。由顧文宗及賈亦棣任正副團長,並由熊式一、姚克、柳存仁等任顧問, 15

及岳楓、嚴俊、李翰祥、胡金銓等任指導委員。

南國實驗劇團於1962年演出熊式一的《事過境遷》,由顧文宗導演。又演出

過《珍珠塔》,由李婷、秦萍、邢慧、羅烈、午馬、于倩等演出。1963年還演出了

《香妃》,由李菁、鄭佩佩、江青、陳鴻烈、樊梅生等當年的新人演出,由賈亦棣

編劇,顧文宗導演。邵氏兄弟公司全力支持這些演出,因此在服裝和佈景方面都

有很好的成績。更由於一群很有潛質的新人各盡所能,使演出非常成功。1961年

至1970 年邵氏兄弟公司共招考了十屆新人。一些畢業生均先後組織過南國學友會

劇團和墾荒劇團,繼續演出話劇,可惜維持不久便解散了。

20

另外由一群電影界人士組成的香港話劇團(有別於市政局於1977年成立至今

的香港話劇團),成員包括了盧敦、朱克、姜中平、苗金鳳等。演出過《絞刑架下 25

的中鋒》、《七十二家房客》等劇,在60年代也頗具影響力。

銀員劇團是由銀行界成員組成的,演出過《日出》、《雷雨》和《趙氏孤兒》

等劇。

嶺東劇藝社成立於1962年,演過《李師師》、《還君明珠雙淚垂》及《赤子

心》等。

60 年代是大專戲劇的全盛時期,在香港劇壇發展史上佔一個極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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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香港話劇的發展

60 年代初期,中學戲劇隨着教育署戲劇比賽的停辦而低沉。代之而起的是大專戲

劇的出現和發展。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自1966年開始舉辦第一屆學聯戲劇節,總共舉辦了 18

屆,直至1984年停辦。歷年來參加的大專院校包括了香港大學、崇基學院、聯合

5 書院、新亞書院、浸會學院、羅富國教育學院、理工學院、柏立基教育學院、葛

量洪教育學院、嶺南學院、香港工商師範學院等等。第一屆學聯戲劇節開始了大

專知識分子踏足舞台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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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的幾屆,全以翻譯劇或改編劇為主,創作的新劇只有第一屆李援華的《驚

夢》,第二屆雷浣茜的《夢幻曲》及第三屆龍夢凝的《山遠天高》。至1969年(第

四屆)大會才規定必須以新劇參加,是屆由梁鳳儀的《夜別》奪得最佳劇本獎。十

多年來大專的學聯戲劇節收集了數十個獨幕劇,而且不乏佳作,除上述幾齣外,

還有林大慶的《五十萬年》、方令正的《房間》。另有《等待》、《蟒》、《圍牆外》、

《市外》等均屬佳作。

學聯戲劇節的演出成績較為參差,因為每年均有畢業同學離開學校,成績較

難保持。從這18年來的演出和創作劇中,可以看出年青人在創作路程和心態上的

轉變。1966至1968年對劇本創作興趣不大,作品以愛情故事,反映理想和現實的

矛盾為主。1969至1972年間,香港經過了1967年的暴力事件,年青人對人生較

多思索,但多數人受到存在主義和荒誕劇的影響,以致這段時期的創作劇主題陷

於灰暗、悲觀的框框中。1973年開始變得注重社會的變化,也隨着走向生活及反

映社會的內容。1979年學聯另外成立戲劇組並在戲劇節中作觀摩演出。

上文已述及50年代理想的演出場地仍然非常缺乏,大多數的劇團都在一些

學校的禮堂中演出,例如香港大學的陸佑堂、皇仁書院的禮堂、培正中學的禮堂

等。出得起租金的便會租借昂貴的電影院作話劇演出之用。

香港遠在 1869年曾經把現今位於拱北行及希爾頓酒店的一段閱兵場,用來興

建一座大會堂。直至1933年,因為太舊而把它拆掉。此後,數度提出重建大會堂

的計劃均先後告吹。

1962 年香港政府決定動用公帑建成了新的大會堂,設備包括香港藝術館、圖

書館、市政局辦事處、餐廳、酒樓、展覽廳、花園、婚姻註冊處。表演場地則有

1,452 個座位的音樂廳、463個座位的劇院及110個座位的演奏廳。

這座新的大會堂的建成,對演藝界是一個喜訊。這個地點適中,設備良好的

大會堂在過去的三十多年當中,對香港文化活動和演藝活動都作出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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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女花茶

LA DAME AUX CAMELIAS

至日十三月二十年二六九一:期日 日二月一年三六九一

塲開分十三時八晚每間時

(瑙日別特開加分卅時一午下旦元年三六九一)

塲劇堂會大港香:址地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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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6 1962年12月30日至1963年1月2日,香港同文劇團在新建成的大會堂劇場演出 《茶花女》時印發的宣傳小冊子。

704

第十七章香港話劇的發展

以往的香港藝術節、亞洲藝術節、香港國際電影節均以大會堂為基地。話劇方

面,很多演出團體均以在大會堂演出為首選。香港話劇的成長與大會堂的建立有

着緊密的關係。

1962年第一個粵語話劇在大會堂劇院開鑼後,不斷有話劇團相繼演出。同年

5 8月市政局曾替英國演員布來安維斯的一人默劇舉辦過普及戲劇演出,門票只收

港幣一元。但本地劇團的普及演出則在1969年的香港節中舉行。由天青、青藝、

佛青、勇毅和世界這五個青年劇團分別演出不同劇目及聯合演出《群鬼》,門票也

只收一元。香港業餘話劇社的《佳期近》也屬同類性質的演出。

10

普及演出由市政局資助,門票收入歸市政局,不設預定座位,故觀眾進場

時,總是爭先恐後,以期佔到優先理想的座位,成為普及戲劇演出時,開場前人

山人海等進場的一種特殊現象。普及戲劇雖然舉辦次數不多,但對觀眾面的擴

大,劇團演出場地的問題均有極大的幫助,也直接地推動本港戲劇活動的發展。

這座大會堂在1993年開始重修。1994年4月由中天製作公司演出的《原野》

作為音樂廳重修後的首演。5月則由香港戲劇協會演出的《莫札特之死》作為劇院

15 重修後的首演,轟動一時。

1968年由12所中學聯合組成校協戲劇社,首演李援華的《天涯何處生芳

草》,並於1978年開始舉辦"聯校戲劇節"。

總觀 60 年代,由於香港業餘話劇社及中英學會中文戲劇組擁有龐大的陣容,

包括了老、中、青三代的戲劇工作者,經常保持了很有水準的演出,加上很有實

20 力的影人劇團的演出,使香港劇壇充滿生氣,也使業餘劇團的發展達到全盛時

期。演出遠較 50年代蓬勃,演出水準也大大提高。60年代部分在外國修讀戲劇人

士回港,也是促使香港戲劇迅速發展的原因。

25

30

劇作方面,除姚克、熊式一、黎覺奔、李援華和柳存仁等前輩間有創作外,

仍然是非常貧乏。演出仍靠翻譯劇佔多數。

然而,大專學聯戲劇節的異軍突起,承接了剛好消失的中學校際戲劇節,更

培養了一些對寫劇本有興趣的大專同學,替香港劇壇日後的發展打下一個很重要

的根基。再者,60年代初鍾景輝在浸會學院開設了表演、導演及演講等課程也

培養了一批忠於戲劇藝術的工作者,如羅冠蘭、周志輝、林尚武、張之珏、毛俊

輝、楊英偉等。

至於舞台設計、佈景、服裝、燈光設計等方面則比較落後,因為專業人士的

參與較少,投資在這方面的資金也較缺乏,發展較慢也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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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四·職業劇團及電視藝員參演話劇 (70年代)

70 年代由各中學聯合組成的校協戲劇社繼續發展。自1973年起舉辦了多屆中

文創作劇比賽,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首屆的參賽劇本竟達169個之多。香港劇

壇的中堅份子林大慶、袁立勳等因參加了校協1968年的首次演出而對話劇更為熱

愛。1970年他們攜手創作多幕劇《夾縫》,1971年又聯寫了多個獨幕劇,例如《半

部戲》、《鴨子》。此後更以筆名"冬眠"聯合創作有關中學生問題的《會考 1974》

及《六分一》等劇,受到廣泛的注意和讚賞。他們更曾在1971年起為校協戲劇社

編導過《失落》、《塵》、《籠中》等劇。林大慶及袁立勳當年的努力,確實培養了

一批對戲劇極有興趣和表現的中學生,也使中學的戲劇發展更為扎實

。

5

10

相反來說,70年代末期,大專院校的學聯戲劇節卻開始漸走下坡。原因之

是場地租金昂貴,使大專同學難以負擔。原因之二,各大專院校的劇社每年

也有自己的演出,往往分身不暇,無力每年演出兩次。原因之三,是大專生對參

賽及觀賽的興趣漸減。原因之四,是因為場地難覓,有幾次租用荃灣大會堂及堅 15

道明愛中心舉辦,皆因路途遙遠或舞台設備欠佳而令同學興趣大減,觀眾只得

二三百人。原因之五,學聯另立門戶的學聯戲劇組也減弱了學聯戲劇節的實力。

因此籌辦學聯戲劇節困難重重。終於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於1984年停辦了這

個舉行了18屆的學聯戲劇節,實屬可惜。

致群劇社成立於1972年,是現存年資最高的業餘話劇團體之一。最初是由

一批大專生及中學生等組織而成,並以張秉權及方競生等為主腦。他們的宗旨是

"團結友愛、切磋劇藝、加深對社會、人生之了解"。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曾

多次參加市政局舉辦的戲劇匯演,演出劇目包括《末段旅程》、《市外》、《約伯的

故事》、《檔案SG37》等,且奪得多個獎項,成績為人讚賞。方競生的編劇才華也

因此受到賞識。多年來致群劇社都以一個活躍的姿態生存着,演出也有一定的分

量。其他演出過的劇目如《火鳳凰》、《AB 周末天》、《夜行貨車》、《將軍族》、《魔

鬼門徒》、《飛越瘋人院》、《武士英魂》、《人啊人》等。

20

25

從後期的演出已見他們由早期的創作劇轉移到改編或翻譯劇上。皆因社員年

紀愈來愈大,花在創作劇的時間上顯然大大地減少,事實上近年已很少公開演出

了。這個已有二十多年歷史的業餘話劇團是否應該繼續維持下去,社員當中也存 30

有不同意見。

第十七章 香港話劇的發展

由大專學生及畢業生組成,以林大慶、袁立勳、陳麗音、凌嘉勤等為骨幹的

力行劇社成立於1977年。當年力行劇社成為承接校協中學生的團體,校協戲劇社

的中學生畢業後大多順理成章地加入力行劇社繼續在劇壇努力,本着"鼓勵創作,

鑽研劇藝"的宗旨延續話劇藝術生命。成立後立即演出創作劇《優勝者》及布萊希

5 特的《常則與例外》。

10

十多年來演出過的創作劇,包括林大慶的《浪》(1978);張祥的《捉兇記》、

《赴考的第一天》(1979);陳玉音的《牆》(1980);林大慶、凌嘉勤的《我的悲哀

面孔》及《寧靜的國度》(1982);袁立勳、林大慶的《命運交響曲》(1986);林大

慶的《噪音逼人來》;陳麗音的《蘑菇與民主》(1989);林大慶的《笑難忘》(1991);

布萊希特的《巴黎公社興亡錄》(1993)等。

力行劇社在70年代及80年代均成為一個極有表現及以青年為主幹的戲劇組

織,更在宣傳及培養劇作者方面有着顯著的成績。

70年代下半葉,香港劇壇起了一個重大的轉變。1977年香港市政局成立了香

港話劇團,使香港出現了第一個長久性的職業劇團。香港話劇團的宗旨是"透過

15 專業化組織和訓練,提高本地話劇的製作水平,普及話劇藝術"。

20

25

建團20年來,香港話劇團一直在演出古今中外的劇作及本地創作劇。成立至

今,演出的劇目超過130個。觀眾人次據1992至1993年度的統計,總數已超過5

萬人次。

1979至2000年,鍾景輝一直擔任香港話劇團的藝術總顧問。1983年6月至

1985年8月楊世彭擔任該團的全職藝術總監。1986年4月至1990年3月藝術總監

一職由陳尹瑩接任。1990年6月楊世彭又再任藝術總監至2001年。該職業劇團在

行政方面立下汗馬功勞的有袁立勳、蔡淑娟、陳健彬及彭露薇等。1992年,香港

話劇團設有助理藝術總監一職,由何偉龍擔任。

香港話劇團成立的第一年並沒有全職演員,第二年開始擁有十名,至90年代

時,有近三十名演員,包括首席演員羅冠蘭、葉進、周志輝、謝君豪。

除每年的大小型演出之外,香港話劇團還經常到各大專院校,中學及社團免

費演出或作戲劇講座。

1978 年市政局開始舉辦戲劇匯演,由香港話劇團策劃至今,成績可觀。對香

港戲劇運動的推進,特別是在70及80年代有着積極的作用。1982年旅港開平中

30 學的得獎劇本《朱秀才》被改編成電影《開心鬼》,而作者馬偉豪現今已成為電影

電視的專業編劇,可說是打開本地創作話劇拍成電影的第一頁,是一個很好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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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7 香港話劇團演出的《羅生門》劇照(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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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8 香港話劇團演出的《茶館》劇照(1984)

第十七章 香港話劇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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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9 香港戲劇協會演出的《蝦碌戲班》劇照(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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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香港話劇的發展

例。1981年起戲劇匯演更分開公開組及中學組,成為香港劇壇每年的盛事之一。

至今已舉辦了 17屆。現今活躍劇壇的編劇杜國威、吳家禧等都曾多次參與匯演。

香港話劇團曾於1985年往廣州演出楊世彭導演,王爾德編劇的《不可兒戲》

及1987年演出陳尹瑩導演,杜國威編劇的《人間有情》;1989年往美加演出陳尹

5 瑩編導的《花近高樓》。

香港話劇團歷年來演出的劇目,包括《大難不死》、《馬》、《弒君記》、《駱駝

祥子》、《新楊乃武與小白菜》、《聖女貞德》、《夢斷城西》、《羅密歐與朱麗葉》、

《羅生門》、《日出》、《太平天國》、《登龍有術》、《喬峰》、《側門》、《海鷗》、《小

城風光》、《大刺客》、《象人》、《推銷員之死》、《莫札特之死》、《海達·蓋伯樂》、

10 《阿Q正傳》、《馬拉/沙德》、《茶館》、《女店主》、《一八四一》、《小井胡同》

《紅白喜事》、《蝦碌戲班》、《人間有情》、《有酒今朝醉》、《六個尋找作家的角

色》、《秦王李世民》、《花近高樓》、《遍地芳菲》、《北京人》、《俏紅娘》、《雄霸

天下》、《七十二家房客》、《培爾金特》、《費加羅的婚禮》、《禁葬令》、《藍葉之

屋》、《蝴蝶君》、《橫衝直撞偷錯情》、《我和春天有個約會》、《芭巴拉少校》、《南

15 海十三郎》、《他人的錢》、《閻惜姣》、《李爾王》、《不搶錢家族》、《似是故人來》、

《竹林七賢》、《城寨風情》等。

以黃清霞、黎翠珍、汪海珊、邱歡智、鍾炳霖和羅卡等為首的海豹劇團成立

於1979年。目的"在於推行話劇活動,提高話劇演出之水準及促進觀眾欣賞話劇

之興趣"。歷年來公演的劇目包括《遊園驚夢》、《謫仙記》、《天生一對》、《人等

20 於人》、《當年》、《李爾王》、《玩火》、《巴士站》、《長橋遠望》、《愛海高飛》、《畫

廊之後》等,頗能引起一般觀眾的興趣。可惜踏入80年代下半葉,海豹劇團的演

出已逐漸稀少,及至90年初更有解散之意。

另一個成立於1979年的專業劇團為中英劇團。它最初是英國文化協會的附屬

劇團。1982年脫離英國文化協會成為非牟利獨立團體,後來成為演藝發展局資助

25 的劇團。除在各劇院演出外,中英劇團也經常往學校及社區中心演出,更曾往澳

30

洲、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澳門等地演出。成立初期分別以粵語及英語演出,故名

為"中英"。80年代下半葉起則轉以粵語為主。演出的劇目包括《和平使者》、《傻

瓜》、《人到無求品自高》、《教室情緣》、《獵日記》、《狐狸品》和《小狗拍拍》等。

多年來擔任該團的藝術總監包括了章賀麟、高本納、莊舜姬,及至1993年由第一

位華人古天農接任該職。

1972年潘迪華組織了迪華藝術公司,公演了本地首創音樂劇《白孃孃》,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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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演出,由顧嘉煇作曲,莊奴、黃霑、李寶璇、汪小松作詞,盧景文導演。這個

演出的音樂部分是以錄音帶播出的。《白孃孃》於1974年重演,並加入若干粵語

部分。

香港影視話劇團成立於1973年,是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轄下的華星娛樂公

司之下的一個劇團,由宗燦枝任團長。團員包括黃淑儀、石修、良鳴、謝月美、

李亨、朱克、黃侃等。首演《七十二家房客》獲得空前成功,日後更被邵氏兄弟公

司拍成電影,由楚原導演,並打破當年香港有史以來中外電影最賣座紀錄,收入

超過500萬港元。《七十二家房客》在香港、澳門及星馬泰等地演出超過100場,

轟動一時。香港影視話劇團繼後演出了《人間地獄》和《牛鬼蛇神》。可惜因為反

應欠佳而在1974年解散了。但無可否認,香港影視話劇團打開了70年代電視藝

員參與話劇演出的動力和影響。

同是1973年建立的香港電視劇團,是一個以電視工作者為班底的劇團。由鍾

景輝任主席,陳有后任副主席,成員包括梁天、殷巧兒、鄒世孝、張之珏及一批

強而有力的無線電視藝員。1973年首演姚克的《清宮怨》,共演出23場,極為轟

動。1974年演出了《佳期近》及《朱門怨》。《朱門怨》一劇由甘國亮將電視劇《朱

門怨》改編過來,由鍾景輝及張之珏聯合導演,連續演出23場,更創出演出一場

午夜場的紀錄。後來邵氏兄弟公司也將這個舞台劇拍成電影。可惜1975年這個劇

團也因各散東西而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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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5

70年代電視人組織的香港影視話劇團及香港電視劇團揭起了電視藝員參演話

劇的熱潮,招引了一大批電視觀眾來看話劇,一如50和60年代電影明星參演話 20

劇的風氣。

70年代的業餘話劇演出也被一些年青的劇團,如致群和力行等接替而成了青

年人的天下,再加上市政局舉辦的戲劇匯演刺激之下,培養了一些年輕的戲劇工

作者和編劇人才。香港話劇團和中英劇團的設立,更使香港劇壇踏上專業劇團的

階段。演出水準在70年代逐步提升,使香港劇壇有了一個穩步上進的根基。70年 25

代劇作進度仍慢,多屬獨幕劇的作品,至於多幕的創作劇發展就遠遠不及獨幕劇

了。由於香港話劇團的資本較多及擁有全職演員的關係,前後台的表現均較為完

整,因而往往站在香港劇壇帶領的地位,水準也比一般劇團為高,成了一般劇團

的指標。另外要一提的是,自1962年香港大會堂建成後,在70年代建立的主要

演出場地,分別有1977年的香港藝術中心及1978年的大專會堂。它們都對話劇 30

演出場地提供了多一些的選擇。

第十七章 香港話劇的發展

五·香港演藝學院成立,話劇演出蓬勃發展 (80年代)

80年代是市政局屬下的香港話劇團及演藝發展局資助下的中英劇團和赫墾坊

5 劇團的成長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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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話劇團於1977年8月首演麥秋導演的《大難不死》,1978年上演了李援

華編劇的《竇娥怨》(袁立勳導演),開了該團古裝創作劇的先河。1980年的《夢

斷城西》(鍾景輝導演),則是香港第一齣以粵語演出的百老匯式音樂劇,分別在

大會堂音樂廳、劇院及荃灣大會堂演了19場。1981年的《喬峰》(盧景文導演)

是首齣由武俠小說改編的話劇。同年,香港話劇團第一次邀請外地華人導演劉澤

林從英國回港執導《生殺之權》,以後繼有楊世彭、周采芹、陳尹瑩、英若誠、

徐曉鐘、陳顒等。1980年第一位專程來港執導的外籍導演為格連華霍(Watford,

Glen),劇目是《羅密歐與朱麗葉》。1985年的《小井胡同》(鍾景輝導演)更開始

了香港演出中國近代劇作的熱潮。1986年英若誠來港執導《請君入甕》,是該團第

一位邀請的中國導演。

毫無疑問,香港話劇團在1980年代是首屈一指,站在領導地位的香港專業劇

團,其演出也都有一定的水準,成為一般劇團的模範。

另一個在 80 年代成長的劇團是建於1982年的赫墾坊。這個劇團由業餘發展

成為職業,是該團努力的成果,也反映出香港的話劇活動在80年代日趨蓬勃。

20 1989 年赫墾坊首次獲得,也是唯一一個獲得香港演藝發展局新苗計劃資助的劇

團。由於有了一個極有力的資助計劃支持,赫墾坊的製作,明顯地比以前更為活

25

30

躍和發展得更快。

赫墾坊的主腦吳家及方婉兒對該團貢獻良多,加上吳家禧本身是編劇(筆

名莫唏),因此該團在創作劇的環節上有着顯著的成績。

多年來,赫墾坊演出莫晞(吳家)的作品最多,包括了《天職》、《最後一

葉》、《島》、《痴》、《騙子的一夜》、《最佳編劇》、《再見阿爺》、《紅粉》、《爺

爺離家上班去》、《倒數也瘋狂》、《頑寶·環保》、《半天吊》、《香港精嬰》、《精

嬰難求》;也演過其他編劇的作品,包括陳敢權的《劇作者的玩笑》、張達明的《圍

板外》、俊男的《淵》、杜國威的《壹籠風月》等等。

赫墾坊非常注重演出本地創作,也成為該團的特色之一。這個劇團更致力於

學校演出,並且常為中學的劇社舉辦工作坊,藉以推廣劇運,成績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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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接受政府資源大力資助的香港話劇團、中英劇團及赫墾坊之外,其他業

餘劇團的組織更不斷增加。80年代後期數目超過100個之多,狀況非常可喜。

嘉士伯灣仔劇團成立於1983年,初時定名為青年劇團。團員均來自灣仔區少

年話劇組及香港浸會學院校外戲劇課程的學員。首腦為何偉龍。1984年成為灣仔

區文娛康樂體育會直屬劇團。1987年獨立成為灣仔劇團。1989年獲得嘉士伯啤酒

廠香港有限公司贊助,再次更名為嘉士伯灣仔劇團,也成為香港廠商大力支持本

地話劇發展的開始。

嘉士伯灣仔劇團現有成員約四十人,每年約有四至六次演出,所演劇目以創

作劇為主,包括有陳敢權的《聊齋新誌》和《取西經》,俊男的《刀在心中》、《我

對青春無悔》、《擺檔俏冤家》、《橫衝直看打斜 LOOK》、《飛躍紅船》、《人鬼情

未了》等等。及至1990年開始舉辦"嘉士伯戲劇節",每年邀請數個劇團一起演

出,廣受歡迎。除促進劇運外,更引起了青年人廣泛的注意和興趣,非常成功。

另一個地區性劇團是1985年成立,以蔡錫昌為首的沙田話劇團,由潘惠森任

該團的駐團編劇。演出過的劇目包括《乾坤協奏曲》、《我係沙田友》、《沙角月明

火炭約》、《末世風情》、《大屋》、《珍珠衫》、《不變酒吧》等。沙田劇團積極發

展"區域戲劇發展計劃",並將戲劇帶進學校。劇團也負責策劃和統籌"沙田青少

年劇場"、"沙田戲劇節"及"戲劇嘉年華"等。

1989 年成立的觀塘劇團也屬地區性劇團,以呂志剛為首。觀塘劇團的演出也

很活躍,歷年來演出的劇目包括《我愛墨西哥》、《家曲》、《尋他千百度》、《幻影

組曲》、《扭計情殺案》。

嘉士伯灣仔劇團、沙田話劇團和觀塘劇團只是一些地區性劇團的例子。其實

所謂地區性也只限於劇團名稱。這些劇團的演出,參與工作的前後台人員也來自

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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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念二十面體成立於1982年,以榮念曾為首,經常以實驗及發展另類表演藝

術為目標作公開演出及參與市政局舉辦的"戲劇匯演"。近年更參與倫敦的舞蹈 25

節,及日本、紐約、台北等地的演出。

中天製作有限公司為一間專業舞台製作公司,由麥秋成立於1987年4月。演

出過的劇目包括《半句晚安》、陳敢權改編的《四柱大床》、潘惠森的《第一百零

八個人》、《玻璃動物園》、杜國威的《虎度門》、《櫻桃園》等。踏入90年代,中

天製作更邀請影視紅星加入演出,如鄭少秋和米雪的《美人如玉劍如虹》、梅小惠 30

和羅慧娟的《小姐有約》、吳鎮宇和羅慧娟的《烏龍鎮》、吳鎮宇和李婉華的《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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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香港話劇的發展

嘉士伯湾仔割周

一齣令人問整心間的,

A演藝發展局資助

Scimitar

MORJON

W

FORTEI

SARDINES

IN TORJATO SAUTE

貴妃雞

圖 17.10 1989年嘉士伯灣仔劇團演出《聊齋新誌》。圖為該劇宣傳小冊子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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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風流》及呂良偉和葉童的《原野》等等。中天製作也演出過多個兒童劇,如《強

者小紅蟻》、《百厭星與反斗貓》、《肥豬仔闖天涯》、《金尾小恐龍》和《男兒當自

強》。中天製作曾為多個不同機構籌辦各類戲劇課程。

由無線電視訓練班出身的電視藝員所組成的藝進同學會成立於1988年,以周

潤發及杜琪峰為首,演出過《花心大丈夫》和《嬉春酒店》等劇。他們擁有很多知

名度極高的電視藝員參與演出,如周潤發、梁朝偉、黃日華、劉嘉玲、陳敏兒、

盧海鵬、陳美琪、廖啟智、劉青雲、吳孟達、戚美珍等。因此他們的演出很有票

房把握。

1983年成立的聯肇有限公司,是一個以電視藝員為號召的演出機構。曾演出

過《閨房樂》(鍾景輝導演),演員有李香琴、萬梓良、伍衛國、張寶之等;《鬼

馬鴛鴦》(張之珏導演),演員有馮寶寶、梁家輝、岳華等;《花心大丈夫》(張之

珏導演),演員有李司棋、何守信、林建明、岳華、楚原等;《吾妻正斗》(張之

珏導演),演員有黃淑儀、岳華、伍衛國、梁天、鄭丹瑞、林立三等。聯肇曾於

1985 年在紐約市演出《閨房樂》一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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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成立的浩采製作,以黃浩義及周采茨為首,演出過《武松殺嫂》、《狂 15

流》、《遊戲人間》及《勾心鬥角》等劇。

其他在80年代成立而又時常有演出的團體包括有第四線劇社、佚名劇團、演

藝、演藝、赤犢劇團和電毅劇社等。

促成香港話劇在80年代迅速發展的其中一個因素是演出場地的大量增加。因

為場地的遞增,演出節目的需求也隨着增多,所以促成了很多劇團的成立。

80 年代相繼建成的演出場地包括了荃灣大會堂、高山劇場、屯門大會堂、沙

田大會堂、上環文娛中心、西灣河文娛中心、牛池灣文娛中心、香港演藝學院及

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1989)。80年代演出場地之多,與80年代前比較真有天淵

之別。

20

另一個使 80年代香港話劇發展有一個突變的,是1985年香港演藝學院的成 25

立。香港演藝學院除音樂學院及舞蹈學院外,更設有戲劇學院和科藝學院。首

任戲劇學院院長是鍾景輝。戲劇學院為本港訓練話劇編、導、演三方面的最高學

府,加上科藝學院的設計和後台方面的訓練,直接影響了香港話劇的演進。

戲劇學院每年演出約七個話劇,包括了古今中外題材和創作劇。至今已演出

超過 60 個劇目,包括《年初二》、《星光下的蛻變》、《榕樹下》、《影子盒》、《伊

狄帕斯王》、《風流劍客》、《三姊妹》、《少年十五二十時》、《暴風雨》、《馬》、

30

第十七章 香港話劇的發展

《武士英魂》、《油脂》、《中國長城》、《夢斷城西》、《人民公敵》、《聖女貞德》、

《第十二夜》、《情慾陽台》、《情、緣》、《鐵窗》、《加數機》等等。戲劇學院曾多

次出外演出,1989年在澳門演出《某一年的七月十四日》,1990年在捷克演出《天

后》(林立三導演),1991年在北京及上海演出《神火》(章賀麟導演),1992 年在

5 法國演出《女媧》(陳敢權編導)及1993年在美國演出《雨後彩虹》(章賀麟導演)

1988 年,戲劇學院第一屆畢業生開始投入演藝界工作,並且有良好表現,包括連

奪話劇界及電影界多個獎項。毫無疑問,戲劇學院和科藝學院替香港劇壇建立了

一個訓練專業前後台工作人員的基地。這座演藝學院成為80年代香港話劇發展的

新標記。

10

1984年香港戲劇協會成立,宗旨主要是"推動及維繫本港戲劇工作者",並定

期舉辦戲劇研討會及聯歡會,以助話劇界人士聚首交流,由鍾景輝擔任首屆會長

至今。早年因缺乏資源,活動極難推廣,只由幹事會成員自掏腰包支持下去,到

了90年代香港戲劇協會才有突破性的發展。

香港政府於1982年2月成立的演藝發展局,可"就本港表演藝術的發展及分

15 配予各藝團的資助額,向政府提供意見"。演藝發展局首任主席是吳樹熾,後由

王賡武接任,成員則來自各社會階層。它對鼓勵藝術成長和多元化的演出方面都

有一定的作用,其資助申請計劃委實對話劇演出有正面的幫助,例如獲得大額資

助的中英劇團和赫墾坊,其他一些話劇團體也獲得不同金額的演出資助,使本港

話劇在 80 年代在藝術上有明顯的進步。1994年4月演藝發展局改組為香港藝術發

展局,由何鴻卿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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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開始有大量的內地藝術團體來港演出,其中以戲曲演出為最多,話劇

的演出有《風雨夜歸人》、《王昭君》、《推銷員之死》、《家》等。北京人民藝術劇

院來港演出老舍的《茶館》更成為箇中高潮,引起熱烈的反應。毫無疑問,80年代

中港兩地的藝術交流頻密,起了互相影響的作用。能有機會在香港欣賞英若誠、

25 于是之及朱琳等一流演員的演技實在難能可貴。他們對藝術的堅持和真誠對年青

的藝術工作者起了肯定的啟發作用。

80 年代與台灣的戲劇交流較少。海豹劇團改編白先勇的《遊園驚夢》,演出

時曾邀白先勇來港。1988年由內地胡偉民導演的《遊園驚夢》來港演出時,香港電

台及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合辦了一個"中、港、台、海外四方對話"座談會。嘉

30 賓包括胡偉民、白先勇及林懷民,主持是鍾景輝。後來也曾有相聲及話劇《暗戀

桃花園》從台北來此演出。1993年在中文大學邵逸夫堂舉辦了一次當代華文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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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創作國際研討會。包括來自中國內地、法國、香港、澳門、新加坡、台灣及美國

的戲劇工作者。來自台灣的有馬森,司徒芝萍及黃美序三位。

1983年香港舉辦了第一屆"藝穗節",繼而在1984年成立了藝穗會,主腦人

為謝俊興。藝穗會設有會址及演出場地,每年提供給演藝界的演出機會頗多,對

小型的演出和另類的演出及創意都很有幫助。

80 年代在香港社會是個變幻多端的年代。隨着70年代經濟的迅速增長,社

會整體財富也漸長。一般人對文化價值的追尋也於不知不覺間逐漸增長。"九七

問題"及政治前景的必然轉變,全是80年代的熱門和令人關注的問題,並影響到

話劇界的創作。香港話劇團演出陳敢權的《一八四一》是第一個出現與中英協議,

"九七問題"及香港回歸中國有關的多幕劇。此外對不公平現象的批評,文化價值

取向的反思等等在這年代也得到劇壇上的體現。這時期更多人領略到劇場不是殿

堂,可以是文娛節目,也可以是說理言志。各人做着自己喜歡的藝術工作,使 80

年代成為話劇界百花齊放的年代。大家以開放的胸襟去推介外來劇目,也鼓勵本

土創作。

80年代更是本港劇作者成長的時期,其中包括林大慶、袁立勳、陳敢權、杜

國威、吳家禧(莫)及周旭明等人,並出現了龍智成(男)等後起之秀。80年

代後期香港演藝學院的戲劇學院和科藝學院畢業生開始參與話劇界的工作,對戲

劇藝術的提升開始有所影響,使80年代的話劇在設計上和演出上都有明顯的進

步。80年代後期業餘劇社在演出上也漸次走向較為專業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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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業水準不斷提升,大量專業人才

加入演出和製作 (90 年代)

自1991 年起香港戲劇協會每年舉辦"香港舞台劇獎",設有十多個不同獎項,

如最佳整體演出、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

角、最佳劇本等等。這個獎項對話劇工作者的肯定和鼓勵起了積極作用,並得到

各方的讚譽。

90年代初,香港話劇團出現駐團編劇,首位聘請的是杜國威。就在這時期,

25

杜國威寫了《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南海十三郎》(後來皆拍成電影)及《城寨風情》 30

等劇。前兩劇由古天農導演,後者由楊世彭導演。

第十七章 香港話劇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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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台

將製花

D

愉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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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八時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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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11 1996年3月24日,第五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節目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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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劇作者如林大慶、袁立勳、杜國威、陳敢權、吳家禧(莫晞)、龍智

成(俊男)等仍不斷創作,而作品也漸趨成熟,同時,更出現了有良好表現的新秀

如張達明等人。杜國威及陳敢權先後獲得藝術家聯盟頒發劇作家年獎。陳敢權及

張達明同獲演藝發展局頒劇本創作冠軍大獎。張達明及杜國威也先後獲得香港戲

劇協會頒發的最佳劇本獎。

隨着本港話劇演出水準的提升,創作劇是90年代發展的一個重點。香港演藝

學院戲劇學院有見及此,於1993年開始增設編劇課程,培養話劇界的編劇人才。

90年代創作劇的興盛和備受重視是一個良好的現象,也是一個必然的方向。

早年由教育司署主辦的全港中學戲劇比賽於1959年停辦後就一直沒有復甦的

跡象。可是,在三十多年後,當時的教育署在1991年再次舉辦中學組的粵語戲劇

比賽,至今已舉辦了多屆,並在第二屆(1992年)加開小學組,並名為"香港學校

戲劇節",每年於四五月間舉行。參加比賽的學校愈來愈多,顯得非常熱鬧。每

年很多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畢業的同學及戲劇工作者均參與外展導師及評判團

的工作。每年在參賽前,戲劇學院更為老師們開設戲劇班,以增加他們對戲劇的

認識,然後回原校協助排練或指導演出工作。香港學校戲劇節的設立使我們對本

港戲劇發展的前途更為樂觀。

90年代成立的新劇團有幾個是值得我們一提的。1991年成立的演戲家族,由

一群戲劇學院的畢業生所組成,演出過《飛越愛河橋》、《錯吻情真》、《徘徊在纏

綿時分》、《明月他鄉倆知心》及《遇上一九四一的女孩》等劇,並有良好的表現。

1993年成立的劇場組合,以張達明、詹瑞文、陳曙曦及甄詠蓓為主,演出過

《紅日出.紅日落》及《麻甩騷》,廣受歡迎。

1993 年成立的剛劇場,以何應豐及鄧樹榮為主,演出過《離地275米又如

何》、《冇爺生.有乸教》、《咖哩雞》等劇。並以《離》劇榮獲香港戲劇協會頒發

的"優異另類劇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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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成立的新域劇場,以蔡錫昌、潘惠森等為主。演出過《馬路英雄傳》 25

等劇。

這幾個新組成的劇團都值得我們留意他們在90年代的發展。90年代上半葉,

香港劇壇無論在表演、設計、後台工作人員、行政人員等各方面都有更多專業人

才參與工作。一般來說,各方面在藝術上的成就都比以前更進了一步,且配合得

更好。劇作者創作的機會顯然比以前更多,也顯得更為活躍。

80 年代開始已經有來自英國、澳洲、美國等地的不同劇團來港演出,間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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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CHOOL

第十七章 香港話劇的發展

AMA FESTIVA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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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戲劇節」

優勝者演出晚

(中文戲劇)

日期: 一九九六年五月八日 (星期三)

時間 : 晚上七時三十分

地點 :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會

教育署

Education Department

Joindy Presented By

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

香港學校戲劇議會

The Urban Counci

The Regional Council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Council

圖 17.12 1995至1996年香港學校戲劇節(中文戲劇)優勝者演出晚會節目單張

情感

Squared Dy

九龍樂善堂

The io Sin Tung

Benevolent Society Kow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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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樂劇演出,如《芝加哥》等。到了90年代上半葉,音樂劇來港演出做成了風氣,

如《安妮》、《貓》、《戰地情緣》等連續在港上演就是其中的例子。雖然賣座並不

太理想,演出成績也較參差,但仍引起了部分對音樂劇有興趣的劇迷所注意。

90年代本地創作的音樂劇將會是一個值得留意的發展方向。例如演戲家族的

《遇上一九四一的女孩》、嘉士伯灣仔劇團的《飛躍紅船》、音樂劇團的《風中細路》

及香港話劇團的《城寨風情》等都是這幾年中的作品。

音樂劇的製作成本比一般話劇的演出昂貴很多,非普通業餘團體能夠負擔得

起。但音樂劇易吸引一般觀眾,而且也可以從簡單製作着手,不一定要豪華,因

此音樂劇在香港應該是可以有所發展的。

七·展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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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運動的推進,人才、場地和資源是三大要素。90年代專業人才的培訓不

必擔憂,會有很多專業人才不斷出現。只要假以時日,自然會放出光芒,成熟時

期將會出現。場地已有很多,可惜租金與一般業餘的票價相比仍屬昂貴,不能不

算是一個障礙。資源方面雖然部分有政府資助而得以生存,商號的贊助也日益增

多,但仍感缺乏。沒有金錢很難將水準提高,水準不能提高又難找商號贊助,這

是一個相連的關係,但希望能逐步改進。

毫無疑問,創作新劇是大家最終的目標,因此創作劇會不斷增加。香港回歸

中國後,香港與內地話劇團體的交流漸次加強,互相影響是必然的結果。由此,

香港話劇未來的發展道路應該是更為寬廣,前途應該更為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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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梁沛錦 湛黎淑貞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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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於廣東、廣西兩省粵語區域地方戲的粵劇,隨着人口移居關係,流傳於

世界各處華人的僑居地,成為分佈面甚廣、風格獨特的大型地方戲。她既有中國

戲劇一般唱腔和表演程式,同時具備嶺南文化特質,包含中原傳統,又容納海外

新風,融會升華,自成宗系,綜合古今中外南北,在多變、善變、蛻變之下,獨

20 樹一幟,既是不中不西,實屬又中又西,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若用世界宏觀文

化觀念,從多元化,現代化之下開拓傳統戲劇新途徑來看,可以說粵劇所取得的

成績最為顯著,這完全由於地理環境和華南民族性格所造成。尤其是在19 世紀,

遇上中國時代的大轉變,西方文化與勢力東來,中國南大門的廣東地區成為近代

中西合流啟蒙地。從1842年開始,香港由英國統治,成為西方文明發射站,從而

25 使嶺南文藝具有新舊兼備、中外合流的特色,戲劇如此,美術、音樂等文藝也不

例外。

30

香港居民籍貫包含全國各省,因此流行的地方劇種有京劇、粵劇、越劇、潮

劇、漢劇、瓊劇,甚至陸海豐的西秦戲、正字戲等,均有演出。不過,基於廣府

人口佔大多數,粵語也是地方語言,所以各地方劇種中以粵劇為香港代表劇種。

香港對粵劇的影響,可以分為幾個階段來看。開埠初期,經濟和人口數量不

足,粵劇演出全部靠廣州提供。清末由於地利關係,香港容易進行編演內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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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反帝反封建、諷刺時弊的文明戲粵劇,由香港推動屬於志士班的話劇內涵的

粵劇,影響廣東省內不少粵劇。二三十年代粵劇主要是走傳統表演程式和西方話

劇、電影、時代曲相結合的路。同時引入高度商業手法,引致抗日戰爭前出現新

粵劇繁榮和墮落的局面。負責戲改的歐陽予倩曾說:"民國以來廣東戲的命運是 完全被商業劇場掌握着的,而商業劇場又不能不以香港的觀眾為標準。"(1)是功是

過,現在大致有了一個平衡的結論。抗日戰爭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粵劇低

潮時期,1950年以後,內地粵劇進行重整,以"政治掛帥"來"改戲"、"改人"、

"改制"。香港粵劇依然維持粵劇是一種娛樂事業,除了要吸取內地粵劇美術佈景

等增加舞台效果外,珍惜傳統,尤其是"文革"時期,不隨便跟風"改革",因而

在30年來逐漸使香港粵劇步向傳統藝術化、表演劇場嚴肅化、劇本文學化、觀眾

年青化等目標。其間以仙鳳鳴、雛鳳鳴、頌新聲等劇團有關人士,包括唐滌生、

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靚次伯、龍劍笙、梅雪詩、林家聲等影響較大。八和

會館中人趕上時代發展,在演出之餘,抽暇宣傳推廣粵劇,如梁漢威、羅家英、

李寶瑩、阮兆輝、葉紹德、李奇峰、尤聲普、陳國源等也應記一功。隨着香港社

會、經濟、人口及社區的發展,市政局、區域市政局(2)的文康政策和提供多個會

堂作演出場地,並每年大量撥款組織演出,令本地大小劇團增添機會,使量和質

都有所提高。此外,在地方文化藝術學術地位的受重視之下,大專學府對粵劇也

予以關注,投身研究的學人日多,研討交流活動得以順利展開,令粵劇在學術上

播下了種子。1977年中國內地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對傳統戲劇藝術予以肯定,

容許各省地方戲先後來港演出,在香港新華社文體部和聯藝娛樂公司積極安排之

下,不僅令香港觀眾大開眼界,且使粵劇界獲得交流吸納的機會,對於香港粵劇

綜合南北技藝精華,提供了很好的條件。由於香港地理環境優越,為世界交通樞

紐,不僅可作為國際粵劇交流和聯繫中心,同時還可協助中國各種地方戲曲宏揚

海外,作用甚大。在香港經常舉行的藝術節、戲劇節、中國地方戲曲展等對戲劇

藝術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推動力和凝聚力。香港粵劇的發展,正是香港傳統文 25

化和現代文化融會的表現,也是中國文化步向未來的一個先行實例。它的意義、

價值與現象是值得我們注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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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歐陽予倩:<試談粵劇〉,《中國戲曲研究資料初輯》,香港:戲劇藝術出版社,1954年,頁130。

(2) 1997 年後兩局改稱臨時市政局和臨時區域市政局,2000 年兩局合併正式命名為康樂文化事務署。

30

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5

二.開埠前後至五四運動:香港粵劇的蛻變

(一)開埠前後香港粵劇的樣貌

粵劇流行於廣東、廣西兩省百多個縣市城鎮鄉村,是粵語地區最大型的地方

劇種。她的歷史悠久,淵源深遠。根據資料推測,粵劇最早的形態來自南宋末年

中原戲曲和嶺南歌舞結合演出故事。後來,元雜劇中的北曲也有些傳入粵劇。明

代以來,江西弋陽腔和一些崑曲先後成為粵劇音樂的一部分,結合當地歌謠,形

成明代流傳廣東粵語地區的"土戲"。嘉靖年間(1522-1566)粵劇伶工已在距離

10 香港百餘里遠的佛山建立幫會瓊花會館。明清之際,來自河北秦腔梆子,安徽、

江西的四平二簧腔傳入廣東,很快成為粵劇的主要音樂,時間上比秦腔徽班入京

形成京劇還要早些。雍正時,張五師傅把漢劇的唱腔功架傳入廣東。乾隆年間

(1736-1795),廣州一口通商,全國商旅雲集,引來安徽、江西、湖南、浙江、

福建、廣西六省戲班長駐演出,並組成44個班的梨園會館,令各省地方劇種藝術

15 傳入粵劇。因而在道光年間(1821-1850),香港開埠之前,廣東土戲粵劇除了本

身的民間歌謠、南音木魚等和戲棚鑼鼓音樂之外,已綜合了宋元明代的南北曲、

崑曲總稱為"牌子曲"的音樂體系,還有稍後傳入的梆子二簧音樂體系。用土戲原

有南派的做打結合六省地方劇種一些演技,混成南北一體兼備的清代粵劇,標誌

着廣東本地班進入成熟階段,所演的劇目主要是提綱武打戲,和其他劇種沒有甚

麼大的分別。例如江湖十八本和一些例戲等。

20

香港在1842年開埠之前很是荒涼的,居民極少。但在附近寶安縣則經常有演

出。開埠後人口直線上升,1848年人口超過2.5萬人。從1848至1853年,美國

和澳洲來華在港招聘礦工,不但令香港運輸業及美洲金山莊、澳洲南洋莊商業發

展,同時連帶粵劇戲班過埠演出,且令香港粵劇與海外的關係建立起來。1854年

25 因伶人李文茂和陳開先後在廣州附近起義,港府頒佈《遞解出境條例》,遞解一百

多名黨人出境,其中有些是伶人。1850至1864年間,中國發生太平天國事件,

兩廣很多人移居香港,華南西南商旅人士多取道香港,其中富戶不少,令香港人

口、經濟和娛樂事業大大興旺起來。但按一般說法,香港開埠50年才有條件經常

上演粵劇,慢慢由街上臨時戲棚改在新建的劇院演出,我們可從一些當時照片看

30 到演員、觀眾、戲棚劇院的情形,粵劇的樣貌和廣東其他地區的粵劇是完全一樣

的,香港粵劇沒有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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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二)清末民初反暴求新的理念與實踐

粵劇的發展往後受到中國政局的趨勢影響。滿清政府自從鴉片戰爭失敗,喪

權辱國,割讓香港,引起國人反清浪潮,革命性強的廣東地區,由粵劇伶工組織

成軍進行反清活動。在咸豐年間(1851-1861)便有李文茂和陳開兩起,結果卻是 5

失敗,引致粵劇被禁。本地班粵劇,改以京班姿態出現,致使粵劇"外江化",吸

納了更多外省唱、做藝術。直至粵劇解禁,開始從外江班戲棚官話過渡到本地化

的"廣東大戲"。

10

由於香港屬英國統治,不在清朝管理之下,容易進行編演內容新潮,諷刺時

弊,宣傳反帝、反封建、反貪、反舊的文明戲式粵劇。和孫中山先生一起搞革命

的同盟會人陳少白、程子儀、李紀堂等,成立"采南歌"志士班劇社,1905 年在

香港演出《地府鬧革命》、《黃帝戰蚩尤》、《俠男兒》、《兒女英雄》、《文天祥殉

國》等劇,希望能"借古代衣冠,實行宣傳黨義;娛人耳目,猶應力挽頹風"。這

類文明戲式粵劇,一時頗受注意,稍後1908年在省港澳成立了不下四十多個志士

班劇社,屬於香港的不下十餘個。影響較大的,如現身說法社、振南天、1910年 15

成立的振天聲白話劇社、稍後有琳瑯幻境、清平樂、天人觀社等,名藝人陳非儂

便是琳瑯幻境的成員,在推翻清政府和改革粵劇上發揮不少作用。例如粵劇名伶

朱次伯的母親吳麗珍,在香港加入同盟會,1910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在香港籌立

醒群女科班,利用戲班來往廣州香港兩地演出,暗中為辛亥革命活動運送彈藥槍

械。志士班對粵劇的影響,比較五四運動文藝思潮的影響還要來得早些,而稍後

二三十年代主宰粵劇局面的名伶,包括陳非儂、薛覺先、馬師曾等人,根據他們

的自述,都是說受了這時期志士班的文明戲粵劇影響,因而投身粵劇界和進行粵

劇的改革。可以說,清末民初在社會政局、文藝和戲劇進行反暴求新的理念與實

踐上,香港已有所介入和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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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統程式與西方話劇、電影的結合

粵劇屬中國地方劇種。按照悠久古典戲曲所發展出來的固定演出程式,表達

唱唸做打各種戲劇藝術,發揮流傳民間的劇本故事。她的風格面貌和西方戲劇是

完全不同的。但在西化熱潮之下,粵劇在五四運動前後,已不斷把本身戲劇演出

30

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程式和西方話劇、電影結合,而且表現強烈。

在結合話劇方面來說,最為顯著。有關劇本方面,除撰寫一些具有反暴反舊

求新理念的故事外,另外編寫一些新事物或西方戲劇小說題材的劇本,例如《茶

花女》、《羅密歐與朱麗葉》、《半磅肉》、《拿破侖》、《獅王李察》等。由於劇本

5 關係,令到服裝、化妝、語言、歌曲等均產生變化。服裝由傳統戲服增加西方古

裝、時裝,和中國清裝及民初服裝。化妝也出現話劇式的自然化。語言增加了粵

語化,以京劇大師齊如山為例,他曾說民國九年(1920)前的粵劇他看得懂,其後

的便看不懂了,這正是五四運動後大量粵語化的結果。歌曲方面除了傳統的鑼鼓

音樂、牌子曲、梆黃、民謠四大系統外,由於受到話劇、電影插曲、時代曲的影

10 響,增加一類新的音樂--小曲系統,可以說是在五四運動前後開始發生的。此

外,發明"平喉"自然唱腔,也是由於郊野戲棚進入較現代建築劇院便於入耳所

致。佈景的話劇寫實化,由無景至顯吊軟景"扯景",再到實景、機關佈景,也是

從香港粵劇界開始帶動的。例如1922年樂同春班在普慶戲院演出《紅蝴蝶》,便

以真馬牽上舞台騎坐,同時期的群芳艷影班的蘇州妹在香港演出,則用眩人眼目

15 的射燈,照射釘滿玻璃片的戲服,當台上燈光黑暗時,蘇州妹一坐上寶座,便閃

亮七彩燈光。再說到劇本分場分幕,傳統粵劇編制簡陋,有的多達數十場,自從

結合了話劇分場方法,場數變得簡化有效。粵劇受話劇影響,連對白也變得緊湊

和有邏輯性,且減少了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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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電影比話劇傳入中國稍為晚些。按1880年法國土魯斯·梅里(Merey, Dules)

製成第一部電影機,1892年活動照片面世,1895年被認為電影正式開始,立即傳

入中國。香港開始放映西片。1913年香港華美影片公司,由黎民偉拍攝第一部國

產片《莊子試妻》。從此香港電影院和影片公司如雨後春筍地設立,影響廣州不少

電影事業發展迅速,搶去不少粵劇觀眾,給粵劇帶來很大的衝擊,同時也汲取了

一些電影的特色融入粵劇之中。

稍後,國產電影的粵語片拍製不少粵劇戲曲電影(按:據香港電影研究人余

慕雲先生統計,香港歷來所製作的七千多部電影中,戲曲電影約有一千部)。

粵劇伶人薛覺先、馬師曾等除了演出電影,更開設個人電影公司。簡要地說,

"五四"前後的香港粵劇經已接受西化,結合話劇與電影的形態,吸收了電影、話

劇藝術進步有益的地方,如面部表情電影化,口型、化妝等美化,分場與劇情推

30 進的剪接化等等,可以說是把電影、話劇的西方戲劇因素注入傳統戲曲之內,引

致原有的劇本、音樂、語言、佈景、道具、化妝、服裝,甚至舞台組織和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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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都起了變革,開放傳統戲曲表演程式空間,大膽地嘗試傳統戲劇現代化。可算是

在中國地方劇種中先踏出了第一步。

(四)戲院、劇目、戲班和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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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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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香港正式開埠,同年便建成皇后大道、郵政局。從此中西式的建築

物,如雨後春筍般聳立在港島上,據1846年統計,香港已有1,874座建築物了。

開埠前期,粵劇只能在臨時所搭的戲棚演出。及至人口和演出日多,固定的演出

場所便告出現。1865年在今日滙豐銀行總行位置建立香港大會堂,設有壯麗的舞

台,但主要為西方人士演藝之用,粵劇觀眾無福享受。專門作粵劇演出的戲院,

大概要到1870年左右才出現在香港島普慶坊建成的第一間戲院--同慶戲院,

該戲院於 1890 年重建,改名普慶戲院,又名普慶坊戲院,是一座兩層高的木樓,

全院可容納觀眾三四百人,樓下設有頭等位和貴妃床位,二樓則設有二等位和 15

廂座。稍後在荷李活道又出現另一間三層高的木建新戲院---重慶戲院,規模比

較香港普慶戲院大些,可容納七八百位觀眾。由於稍後娛樂地區由水坑口轉移到

石塘咀一帶,西環的夜生活比中、上環熱鬧多了。1880年左右在中環消防局原址

(現址為恒生銀行總行)建成的和平戲院逐漸衰落,形成1890年西區出現兩間較為

西式建築(以士敏土建造)的新戲院,一是位於石塘咀的太平戲院和荷李活道口大

道西 115 號的高陞園(後來改建,轉名高陞戲院),除了設有寬敞的舞台外,可容

納上千觀眾,專門上演粵劇。太平戲院規模比高陞戲院大些,樓上正面為廂房,

每房可坐六人,兩旁為散座,樓下前半設貴妃床,每張床可坐四人,後半為不分

號的散座,院主源杏翹,同時為紅船及大型班的班主。高陞規模雖然比太平小一

些,但由於地點適中,交通方便,甚為賣座。1890年3月31日英皇佐治五世訪

港,香港紳商曾假座高陞戲院設宴招待。由當時著名班主何萼樓承包高陞戲院和

太平戲院分庭抗禮。

1894年香港九如坊建成較小型的新戲院--九如坊戲院,由於交通不便,班

務未見旺盛,漸漸由上演粵劇改為話劇演出。直至1954年原有建築物仍舊存在。

1920 年後具有規模的戲院出現更多,包括改建的香港高陞戲院和九龍彌敦道

第一間戲院的普慶戲院,由何萼樓經營。一些省港名班,分別在太平、高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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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後,便轉到九龍普慶演出。九龍普慶戲院票價較低,觀眾也較少,主要由於當時

九龍居民在經濟和人口方面均比港島為弱。30年代,主要演出粵劇的戲院除了太

平、高陞、九龍普慶之外,先後建成的有香港的利舞台戲院、中央戲院,九龍則

有東樂戲院和北河戲院等。

(3)

2. 演出劇目

香港粵劇初期在戲棚上演出,不論形式、劇目和廣東省內的鄉村演出沒有甚

麼分別。在第一晚開台演出時先演《祭白虎》、《八仙賀壽》、《六國封相》三個例

戲,然後演出三齣崑劇如《訪臣》、《送嫂》、《祭江》等,再演江湖十八本,例如

10 《三娘教子》、《打洞結拜》、《六郎罪子》、《仁貴回窰》、《四郎探母》等,之中三

齣文戲粵劇,隨後由全班出台演出"成套"(按:成套又名"開套",屬武戲之類,

無固定劇目,例如《全忠孝》、《有義方》、《雙狀元》等),最後由配角演出插科

打諢的古尾(如《賣胭脂》、《送燈》、《戲叔》等劇目)。自從搬入戲院作常規演

出後,除非特殊節目,通常是晚上7至11時演出一個長劇,白天1至5時演出一

15 場日戲。由於賣座不好,經常停演日戲,遇到重要節日如新年、端午才演出通宵

戲。所演劇目除了把傳統舊劇目延展成為整本演出劇目外,同時編演不少新劇,

出現一些新戲編劇家,除數十個志士班的作者如黃魯迅等人外,知名文人如梁啟

超、蘇曼殊也寫過一些粵劇劇本。還有新廣東武生、鄺達卿、陳公貫、梁垣三、

雷殛異、姜魂俠等知名編劇者的作品,更是香港粵劇舞台上時見演出的劇目。可

20 見這時期的粵劇除了採用傳統來自崑劇、弋陽和皮黃劇種的流行戲目外,已開始

有本地作者自行撰寫新編劇本的風氣。筆者根據當年香港報紙廣告資料統計,這

幾十年來曾演新舊劇目達三千多個,包括傳統戲目如《六月飛霜》、《劉金定斬四

門》、《伍子胥》、《仕林祭塔》、《王彥章撐渡》、《夜送京娘》、《羅成寫書》、《七

賢眷》等。優天影、振天聲、天演台等志士班文明戲着重政治性的劇目有《自由

25 花》、《亡國恨》、《好義士捐軀報國》、《賊現官身》等。自己戲班的編劇者多編寫

社會問題劇目,如《梁天來》、《楊乃武與小白菜》、《賣豬仔》、《戒洋煙》等。此

外亦有流於通俗的時裝劇,如《單眼仔娶老婆》、《天閹仔娶妻》、《怕老婆》、《淘

古井》、《耕田佬開廳》等。還有套取西方人物寫成的西式劇本,如《福爾摩斯》、

《意大利三傑復國》等。

30

(3) 部分上述戲院照片可見於黎鍵(著),湛黎淑貞(編):《香港粵劇敘論》,第八章,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 年。

729

730

CKE

串

神童

丑生

香港史新編■下册

武打演不夜日期不帥元相封國大劇純良改班本

副全隆茂余用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寓廣州市黄

武生

武生莫鑑多

一統太平

元亨

公小小總正正花花花小

脚生生生生旦

白

法仲顯玉何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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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武陳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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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新綉顧別特

麻扎不俱女花桃燈宮傘羅尾古

男男男

丑丑丑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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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白牛

祥金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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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揚

靚黃梁桂

茶妃郁花。

香仔堂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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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顺文路典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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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陧魂 潘 聲

圖 18.1 20 世紀初"一統太平"粵劇班的橫頭單

30

25

20

殺姿不正

15

10

5

30

25

20

10

5

馬至程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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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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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2 20 世紀早期粵劇戲班成員的身價單

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731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耳晓

康帥府十秋粤

立合同新

同合所公

就日

日期

捌月 拾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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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南崗

5

10

15

20

25

完作元

版建華操守法興州庚

30

圖 18.3"新紀元"粵劇班與吉慶公所的演戲合同

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3. 戲班和藝人

從開埠至辛亥革命後,在香港活動的粵劇戲班,主要經廣州八和會館(吉慶

公所)聘來演出。直至太平及高陞兩間戲院業務興盛,自行組織長駐香港一流大

班,情況才見轉變。來港的戲班(按:筆者經過反覆的探查),似乎未見有用粵劇

5 浮動戲班"紅船"送來。(4)可能由於是平底船,香港海浪較大,不便行駛,同時省

港之間,來往不難,九廣鐵路在1898年已開始建設,自民國元年每日均有班次。

香港開埠前至港已有水上交通,開埠後大小定期船隻往來甚為方便。一般班行政

及主角多先後乘火車來港,其他人員則多乘省港大船。當時來港演出的屬於全男

班,全女班在1920年後開始流行,男女混合班到1933年才見出現。

10

至於 1880 至1920年間香港知名戲班和藝人,大致如下:丁財貴(靚全)、瑞

麟儀、人壽年(靚新華)、國豐年(蛇公禮、貴妃文)、譜群芳、兆豐年、瓊山玉

(扎腳勝)、華天樂(小生)、琪華玉(鬼馬文)、優天影、現身說法社、周豐年

(聲架羅)、堯山玉(蛇仔根)、祝康年、粵華興、國中興(小生聰)、祝華年(靚

元亨)、國文明、兆華年(生鬼慶)、又康年、鳳凰儀、耀華年、國民興、振天聲、

15 天演台、國維新(桂花勤)、萬民興(周瑜利、蛇王蘇)、琳瑯社、有禎祥、自由

樂、頌民興(風情杞)、福天樂、漢天樂、寰球樂(朱次伯、周瑜林、子喉七)、

樂其樂(靚榮、水蛇容)、祝其樂、樂群樂 (細杞) 等。

20

25

由於香港粵劇形勢,進展得很快,不少大老倌也以香港為家,名伶收入令人

矚目。一些生活浪漫引致殺身之禍的新聞,比較省城為多。例如1923年名丑李少

帆在香港太平戲院被人買兇槍殺;稍後紅極一時,開創平喉代小生子喉的文武生

朱次伯也被人在香港太平戲院演出散場後槍殺。其後另有因涉及桃色事件於 1924

年在香港上環高陞戲院附近被殺的粵劇名伶,還有梨園樂的小生白龍駒,和靚元

亨徒弟靚元坤,擅演文武生,在香港被人槍殺。透過這些不幸事件,也可看到粵

劇在香港已經十分流行,伶人生活亦頗受觀眾關注了。

30

(4)"紅船"班制度完善,明清以來一直沿用,抗戰時被日軍全部搶去才告終止。一般紅船載有140至168人,分住天地二艇,稱 為"全班"。後來增加佈景,另設一畫艇。紅船班每年六月十八日開鑼,分別穿梭於珠江沿岸各地演出,直至下年六月初一才 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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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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啸图

5

贡刺

10

15

圖 18.4 鉛印粵劇劇本《刺愛》。這部劇在30年代由薛覺先主演。

世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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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0

5

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三.20 年代至淪陷前後:

香港粵劇從高峰到低谷

(一)新粵劇與新流派

10

從20至30年代初,香港人口達到80萬人,出入口貿易發達,工商業繁榮,

娛樂事業興旺,劇院林立,戲班眾多,一流名班,如周豐年、人壽年、祝華年、

寰球樂,詠太平、國豐年、頌太平、樂同春等全男猛班,不停在各大劇院演出,

全女班也異軍突起,李雪芳的群芳影、張淑勤的瓊花影,還有和利梨、嫦娥艷影

等,各出噱頭招徠,亦大行其道。當年香港粵劇沿襲清末傳統粵劇藝術程式,引

入話劇文明戲的社會時代性意識,編劇分場手法,地方語言,以及佈景燈光服裝

舞台效果,吸納電影故事橋段,演技表情,插曲音樂,令到粵劇曲文趨向粵語

化,演藝生活化,劇本新編化,音樂牌子梆黃民謠小曲綜合化,增加平喉使聲腔

自然化,做手棄南尚北京劇化,經營組織企業化,行當偏於生旦化,視覺電光

15 化,宣傳廣告化,演出場地劇院化,運作商業化。這些變化正是這時期香港粵劇

的新趨勢。無怪乎歐陽予倩說:"廣東的經濟命脈掌握在香港的大亨們手裡,一切

就得根據這個客觀情勢為轉移。 在新粵劇未到"薛馬爭雄"白熱化之前,香港

粵劇戲班和藝人代表,包括大中華(大牛丙)、樂千秋(駱錫源)、正一樂(小生

沾)、周康年(新北、千里駒)、大繁華(肖麗康)、新中華(大眼順、肖章)、

大寰球(新蘇仔)、冠寰球(小生聰)等,都是叫座力強的戲班和主角。

20

25

加上 30 年代稍後領導粵劇潮流的薛覺先和馬師曾,粵劇形成五大流派:薛

(薛覺先)、馬(馬師曾)、桂(桂名揚)、白(白駒榮、白玉堂)(按:二者誰屬

五大流派之一,當年頗有爭議。近期佛山粵劇博物館的人名錄中則記載白即白玉

堂)、廖(廖俠懷),各具擅長,各有特色。他們的優秀劇目和表演藝術,都是香

港粵劇觀眾喜聞樂見的

。

薛覺先(1904-1956),本名薛作梅,別號平愷,原籍廣東順德,生於香港及

受西式教育,18歲在寰球樂拜新少華為師,演出《三伯爵》一劇成名。工文武生,

擅長文戲,又能反串女角,兼演紅生,人稱"萬能老倌",為"薛派"藝術宗師。

組織覺先聲劇團。1954年回廣州定居,兩年後去世。

30

(5) 同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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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来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馬師曾(1900-1964),別字伯魯,原籍廣東順德,生於廣州。初在廣州太平

春教館學戲,受僱新加坡慶維新劇團,拜靚元亨為師。成名後一直以香港為主要

發展基地,領導香港太平劇團與薛覺先爭霸,興盛期達十年之久。工丑生,擅演

小生,小武,花臉,鬚生等,創造"馬派"藝術。1955年回廣州定居,晚年改演老

生,演藝更達至爐火純青,

桂名揚(1909-1958),本名桂銘揚,原籍浙江寧波,祖父來粵任官,因而

落籍廣東南海。少好粵劇,從優天影志士班男花旦潘漢池學戲,再入小武崩牙成

教戲館學藝,在南洋演出多時,回國後與馬師曾在大羅天、國風劇團合作。工小

武,擅演袍甲戲,氣派不凡,被任劍輝視為偶像。桂身形高大,功架獨到,動作

爽快豪邁,氣度不凡,且有薛腔馬型之長。首本戲《趙子龍》在美演出曾獲"金牌

小武"之譽。抗戰後在港生活多年,1957年回廣州定居,因病退出舞台,1958年

逝世。令人惋惜。

5

10

白駒榮與白玉堂:五大流派中"白派"出現雙"白"。白駒榮(1892-1974),

原名陳榮,別號少坡,廣東順德人,19歲在天演台班學戲,工小生,擅唱功,把

粵劇小生唱法從假嗓改為真嗓"平喉",創"四門頭二王"、"八字二王"板式,吞 15

吐跌宕清越動聽,有"小生王"之稱,在省港不停演出,較長期在港居住。1946年

因失明輟演,1954年出任廣州粵劇團團長,在弱視下繼續演出達十年,曾任廣東

粵劇學校校長,女兒多人均為知名旦角,如白雪仙便是。

白玉堂(1900-1994),原名畢焜生,又名"靚南",廣東花縣人,喜七俠五

義錦毛鼠名,自改藝名白玉堂,工武生、小生,擅演袍甲戲,大審戲尤其獨步藝

壇,領導興中華劇團與薛覺先的覺先聲和馬師曾的太平劇團,被稱為鼎足而三的

香港大戲班的最猛班。據自述:大審戲,技藝全賴28歲時在香港高陞戲院演出

時,得到一位光緒年間武狀元指點,不同品級文武官員的氣派如何,再用內力演

出,才能與別不同,至於袍甲戲則全用南派藝術演出。

廖俠懷(1903-1952),新會縣人,少家貧,曾為機器學徒,後在新加坡參加

業餘劇社,隨靚元亨習粵劇,工丑生,唱腔爽暢,表演詼諧,回港演出,曾與薛

覺先合作。後自組日月星班,班業興旺,擅演舊社會下層人物,唱腔獨特,能用

鼻音行腔使調,所唱中板、滾花、木魚,板眼別具一格,被稱為"廖腔",為人生

活正派,有"伶聖"之譽。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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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二)薛馬爭雄

30年代至八年抗戰之前,香港粵劇形勢甚好,名班名伶甚多,但以薛覺先的

覺先聲和馬師曾的太平劇團,賣座最盛,花樣最多,創新不少。二者風格迥異,

5 當時傳說:凡今社會人士口有道,道薛馬,耳有聽,聽薛馬。薛馬爭雄長達十多

年,他們的事蹟和影響,至今仍為粵劇界喜聞樂道。

10

薛馬二人由於並非自幼從科班出身,基本功架不強,但憑着個人多方面條

件,順應時代潮流,汲取話劇、電影特質,套入粵劇表演程式之中。薛氏身形俊

朗,以丑生不丑走紅,進而擅演文武小生,學京劇演紅生,兼且反串旦角,被稱

為"萬能老倌"、"粵劇泰斗"。憑着唱腔溫文,仿效朱次伯平喉,結合白駒榮、

千里駒優點,以問字求腔,創出"薛腔",演唱梆黃時,運用旋律和節奏變化表達

人物感情,形成風格獨特的長句二黃、二流、滾花,飲譽藝壇。他扮演中西古今

人物,表情自然,做手關目一絲不苟,實得力於博取京崑之長。除了個人演藝,

薛氏大力改良粵劇加以配合,包括講究服飾穿戴,採用話劇適當佈景,電影化妝

15 表情,增添悅耳動人小曲,引進小提琴等多種西樂,加強音樂效果,自行領導一

群優秀編劇者,包括駱錦卿、李公健、羅澧銘、麥嘯霞、馮志芬、南海十三郎、

黎鳳緣、梁金堂等,為他度身定做數以百計的劇本,又自行創立電影公司,拍過

35部電影,利用戲曲電影使他盛名更盛。1936年他在其著作《南遊旨趣》說:"近

年來融會南北戲劇之精華,綜合中西音樂而製曲,凡演一劇必有一劇之宗旨,每

20 飾一角必盡一角之性...... 不獨欲合南北劇為一家,尤欲綜中西劇為全體,截長棄

短,去粕存精,使吾國戲劇成為世界公共之戲劇,使吾國藝術成為世界最高之藝

術。"1938年他曾說:"粵劇的精華,北派的功架,京劇的武術,梅派的花式,電

影的表情,話劇的意義,西劇的置景。"從這兩段話,可以說明他的表演風格,

以及與當時粵劇名班名伶競爭獲得成功的理由了。

25

馬師曾身形不如薛覺先,聲線也較低而欠穩定圓滑,為了揚長補短,扮演丑

角,以嬉笑諷刺手法演活社會各類低層人物,用跳躍旋律,頓挫分明,吐字短促

有力,行腔活潑,創出自成一格的"乞兒腔"(馬腔)。1933年自組太平劇團,經

常和多位編劇合編自演的劇本,首本戲如《苦鳳鶯憐》、《鬥氣姑爺》、《刁蠻公主

戇駙馬》、《賊王子》、《審死官》等拿手好戲,唱詞通俗流暢,採用更多方言俚語,

30 擁有大量戲迷,和薛覺先在1929年組成的覺先聲劇團分庭抗禮,他對粵劇革新不

遺餘力,除在音樂,服裝,佈景等多方改進外,又吸納話劇、電影的長處,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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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5 薛覺先軍裝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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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了其本人表演藝術,同時拍攝幾十部粵劇戲曲電影和粵語故事電影,配合演出粵

劇三百多個劇目,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5

(三)30年代香港粵劇的得失

30年代香港粵劇情況,一如前兩節所述,由於和有聲電影競爭日趨白熱化,

需借助電影製作大量粵劇戲曲電影來取相輔相成之效。另外在組織運作方面,也

進行全面改革,這都是30年代香港粵劇發展主要趨勢。薛馬爭雄所表現的固然如

10 此,其他戲班和藝人或多或少亦受到這種時代潮流所影響。至於評論她的得失應

該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未來的粵劇乃至全國地方劇種也同樣遇到這些問題,只

是30年代香港粵劇先行一步罷了。

整體來說,話劇式的分配場幕比粵劇傳統劇本更趨於合理,曲文表達省去重

複累贅,適當的佈景在不妨礙伶人做手藝術時,視覺是可以接受的,不必走向機

15 關化以免粵劇變為機械劇。道白流於口語化、粵語化,是地方劇種步向自主的途

徑。電影的化妝與臉部表情,自然而不誇張正是從原野高台回到劇院演員和觀眾

距離拉近的當然效果。電影多樣化的劇情和多姿的配樂,令粵劇音樂和內容更形

豐富,只要合情合理合聽便好了。吸納京劇和其他優秀劇種的演藝精華,令粵劇

可觀性更強,但不能偏而忘祖,把原有傳統南派藝術置諸腦後,淪於滅亡,必須

20 兼收並蓄。服裝無妨採用古今中外,視乎劇中人物時代身份而定,不過中國戲服

25

30

制度歷史既久,兼且自有一套廣泛適應效能,除非個別劇本所需,否則應沿用傳

統戲服體制,有利多於弊的妙用。過分的閃光戲服或燈泡戲服不要也罷。至於改

假嗓為平喉,運用"米高峰"擴音設備,實由曠野轉入劇場的文明效應。唱了平

喉而失去一些傳統唱做藝術,只要保留淨等專角專腔專技(例如左撇大喉的花

臉唱做,小武高腔假嗓唱做等),從變與不變之中取得平衡就可以了。又在增設

西樂之下,促使音樂家加入為主角設計伴奏唱腔,例如白駒榮的"駒腔",用區

梅喉管吹法而來;小明星腔由梁以忠設計,千里駒腔得力於陳卓瑩,薛覺先腔得

力於尹自重小提琴伴奏,馬師曾腔得力於西方色士風伸縮效果,又陳卓瑩為譚蘭

卿設計小曲唱段等。只要和原有中樂協調,發揮中西樂和諧性能,只要動聽便能

動人。1933年經香港立法,男女可以混合班演出,馬師曾和譚蘭卿正式組成男女

班,薛覺先與妻子唐雪卿亦較早演出堂戲,此風氣影響整個廣東省粵劇,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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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影響全國所有劇種,男女同台表演,可以說是由香港粵劇開始的。30年代粵劇劇

本大量編寫,象徵了粵劇繁榮一面,只要小心選擇便可成有用的文化遺產,不必

謾罵全屬殖民地化商業化的糟粕。說到30年代香港粵劇流於商業化,戲班由八和

會館吉慶公所的組織改為商業公司制的壟斷,"班蛇"的出現,事實雖然如此,但

商業化和企業化或現代化,有時是殊"名"同歸的。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看你怎樣

應用它而已。多年來對30年代粵劇否定過多,站在香港人立場感慨地說:彎路正

路通向大道,有路好過無路。"至於傳統十大行當,各有專腔專藝,30年代偏重

生旦戲,引致六柱制稱盛,更而甚者,只見生旦二人,再變本加厲,萬能老倌兼

演文武生、丑、淨、旦,薛馬為之,恐已過多,實在不可為鑑。

5

10

(四)抗戰勝利後的香港粵劇

15

20

40 年代初期,依然是薛馬爭雄的形勢,五大流派藝人仍是香港粵劇舞台叫座

名伶,而其他班務也還是不錯的。尤其是男女混合班興起後,更添一番新氣象。

和薛、馬同輩的大老倌,例如靚少華、靚少鳳、新靚就(關德興)、靚少佳、靚

榮、陳非儂、新珠、曾三多、嫦娥英、半日安、李雪芳、蘇州妹、譚蘭卿、上海

妹等,均屬個中表表者。還有一些稍後崛起的,包括陳錦棠、羅家權、陸雲飛、

新馬師曾、羅品超、何非凡、任劍輝、陳艷儂、靚次伯、李海泉、梁醒波、葉弗

弱、文覺非、余麗珍等都是各具擅長,光芒四射的名演員。可惜好景不長,安定

的社會,給日本侵略者毀滅了。1937年7月7日,日本正式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激發了香港粵劇界民族意識,紛紛演出表現愛國思想與抗敵熱情的劇目,如馬師

曾當時在港編演的《秦檜遊地獄》、《洪承疇》、《救國憐香兩情深》等;薛覺先演

出愛國名劇《四大美人》、《梁紅玉》等。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後,居留在香港

的粵劇界人士更多,還有一些藝人留在美國和越南演出,避免了淪陷地區生活的 25

困境。住在香港的粵劇人士,在1941年冬季,日軍統治香港之後,或開始過着

"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生活,或選擇逃回廣州和大後方作顛沛流離的演出。如馬

師曾在香港失陷後第六天便帶著全家偷偷逃抵澳門,三個月後再轉到廣州灣(湛

江),一直在廣西後方生活演出至1945年日本投降。與他一起的還有羅麗娟、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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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時一些無良班主為了謀利而對演員諸多剝削,業界稱之為"班蛇",寓意其心毒如蛇。

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5

線女、梁冠南等連家屬共一百多人。又薛覺先在被逼組班在港澳演出《王昭君》之

情形下,策劃逃亡到廣州灣,輾轉到廣西多地繼續演藝生涯,身心俱疲引致體弱

呆滯,一代紅伶如此下場,令人實在傷感,直至1946年他才返回香港居住。有些

藝人留在香港渡過"三年零八個月",演出時有時無。有些藝人如任劍輝等移居

澳門,反而獲得穩定生活,而且班務頗佳。大致上說,經過八年抗戰,老一輩名

伶的健康走向下坡,聲藝的光芒退減,光復之後的香港粵劇舞台,星光耀目、賣

座滿堂的多是後起之秀了。簡要地說:1945年底馬師曾、紅線女的勝利劇團在太

平戲院演出,令紅線女聲譽提升。同時,余麗珍、新馬師曾的大光華劇團在高陞

和普慶的賣座亦不弱;譚蘭卿、廖俠懷、羅品超的花錦繡演期頗長。1946年任劍

10 輝、靚次伯、歐陽儉和白雪仙的新聲劇團經常有演出,但陣容不及陳錦棠、少新

權、李海泉、余麗珍、新馬師曾的五龍劇團。至於何非凡、上海妹、半日安、鄧

碧雲的唱家班,亦甚受歡迎。1947年衛少芳代替鄧碧雲,改名前鋒劇社,在各大

戲院輪迴演出不停。另外,關德興的《神鞭大俠》令人矚目,馬師曾、紅線女在省

港輪迴演出。曾三多的日月星班和譚蘭卿花錦繡結合為大聯合劇團,陣腳穩定。

15 羅品超、余麗珍、李海泉、新馬師曾的光華劇團維持了半年。1948年內地局勢混

亂,不少原住在廣東地區的粵劇人士移居香港,令香港粵劇有人滿之患。新珠、

黃超武、徐人心的黃金劇團,馬師曾、譚玉真、劉克宣的飛馬劇團,何非凡、麥

炳榮的非凡響劇團,薛覺先、余麗珍、文覺非、羅艷卿的覺光劇團,羅品超、芳

艷芬、上海妹、麥炳榮的雄風劇團,神童羽佳、伊秋水的羽佳劇團,秦小梨、羅

20 家權、白駒榮的大金龍劇團等都是當年能夠維持賣座的劇團。總括從抗戰前後至

香港光復的十年來說,香港粵劇的發展只能是由30年代鼎盛走入低谷復原的階

段,在藝術上談不上有甚麼進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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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老倌、編劇家與優秀劇目

1. 大老倌

從 30 年代到香港光復期間,粵劇表演藝術家有如繁星密佈,香港戲迷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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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 18.6 李海泉(右)與芳艷芬(左)在《血海紅鷹》中的舞台劇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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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大老倌,除前節所述五大流派之外,不可不提的有以下數人。

(7)

千里駒(1888-1936),原名區家駒,廣東順德人,男花旦,曾演出一百二十

多個劇目,首本戲有《金葉菊》、《捨子奉姑》等,被稱為"悲劇聖手"。在《燕子

樓》一劇中創出"燕子樓"中板,有"滾花王"、"駒腔"之譽,灌錄唱片不少,曾

5 把喉管、短簫引入粵劇音樂之中。梅蘭芳亦稱許他的唱腔。他熱心扶助後進,白

駒榮、薛覺先、馬師曾等均受其益。

陳非儂(1899-1984),原名陳景廉,廣東新會外海人,男花旦。少年受志士

班影響,在新加坡拜靚元亨習藝,與馬師曾、薛覺先合作多時,享有盛名。抗戰

回港長期定居,由於男花旦式微,加上誤服感冒藥,引致倒嗓。息演後辦"非儂

10 粵劇學院",培養不少接班人,被稱為"粵劇教育家"。筆者能從元雜劇、關漢卿

研究改為粵劇研究,也主要受到陳氏影響與教導。他曾發表經驗之作《粵劇六十

年》,並曾演出107個劇目,首本戲有《危城鶼鰈》、《天女散花》、《一笑釋兵

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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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李雪芳(生卒年不詳),廣東南海人,是二三十年代全女班"群芳艷影"的台

柱,嗓音清脆高亢,以唱"反線慢板"見長,有"金嗓子"之譽,擅演苦情戲,在

《仕林祭塔》劇中"祭塔"一曲,搖曳多姿,創出"祭塔腔"。首本戲有《黛玉葬花》、

《曹大家》等。在粵劇舞台上首先使用電燈裝置和燈光服飾,影響不少。

蘇州妹(生卒年不詳),原名林綺梅,廣東番禺人,為全女班鏡花影主角,做

工細膩,表情逼真,行腔婉轉,盡得千里駒"駒腔"之長,擅演風情戲,所演《夜

送寒衣》、《桃花源》、《夜吊秋喜》等劇,大受歡迎。

上海妹(1909-1954),原名顏思莊,原籍廣東中山,生於星洲,30年代在省

港發展。1931 年與馬師曾赴美演出,1933年與譚蘭卿一起加入馬氏的太平劇團,

隨後轉到覺先聲劇團與薛覺先合作多年,演出《胡不歸》、《西施》、《貂蟬》、《前

程萬里》,轟動一時,抗戰後長期在港生活,1954年病逝。壽命不長,令人可惜。

25 她演技細緻,台風大方,嗓音稍弱,但能用氣,善唱"反線中板",行腔迂迴動

聽,有"妹腔"之譽。

譚蘭卿(1908-1981),原名譚瑞芬,廣東順德人,自幼隨姊姊仙花旺、桂花

甜學戲,16歲以"桂花咸"藝名赴美演出,回港後改名譚蘭卿。1933 年香港法定

30

(7) 有些名伶,雖然在港知名度甚高,如文覺非、葉弗弱等是在香港出生的人,但由於在1949年後主要留在廣州發展,如新珠、

曾三多、靚少佳、梁蔭棠、林超群、郎筠玉、李翠芳、羅品超、文覺非,譚玉真、楚岫雲、陸雲飛、呂玉郎、馮鏡華、葉弗 弱等對香港粵劇觀眾影響力減弱,限於篇幅,此處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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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7 陳錦棠(左)與羅艷卿(右)的造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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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8 靚次伯(左)與余麗珍(右)的舞台劇照

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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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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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可以混合演出時,譚與馬師曾組織第一個男女班演出《野花香》、《刁蠻公主

戆駙馬》等劇,廣受歡迎,與上海妹、譚玉蘭、衛少芳被稱為30年代粵劇"四大

名旦"。抗戰時在澳門渡過。抗戰勝利後,在港與薛覺先合作演出《璇宮艷史》

後由於發胖,改演女丑。1981年病逝香港。她的歌喉清脆悦耳,有"金嗓子"之

譽,擅唱小曲,又有"小曲花旦王"之譽。

半日安(1902-1964),原名李鴻安,廣東南海人,工丑生,隨馬師曾習藝。

30年代與上海妹結婚,為戲行中"模範夫妻"。先後參加馬氏的太平劇團及薛氏

的覺先聲劇團。他的聲底欠佳,但卻戲路廣闊,擅演反派或反串惡婦等角色,尤

以扮演《胡不歸》中惡家姑文方氏著稱。與廖俠懷、李海泉、葉弗弱被譽為 30 年

代"四大丑生" 。60年代在香港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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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泉(1898-1965),廣東佛山人,工丑生,為四大丑生之一。早年與陳

錦棠在錦添花劇團合作而知名,抗戰時留居美國,戰後回港與薛覺先、陳錦棠合

作,演出《乞米養狀元》,轟動香港,與薛覺先《花染狀元紅》、陳錦棠《狀元紅》、

廖俠懷《本地狀元》合稱為"四大狀元"劇。為香港粵劇觀眾喜愛劇目。李海泉首

本戲還有《煙精掃長堤》、《廟祝公分妻》等。他的兒子李小龍,更是國際知名功 15

夫片演員。

關德興(1906-1996),早期藝名新靚就,廣東南海人,為著名小武,曾參加

大羅天劇團,以技藝出色獲好評。抗戰前經常在越南、美國演出,把外國雜技和

夏威夷舞引入粵劇舞台。抗戰時期,曾義演義賣,得款購贈戰機,及投身抗戰活

動,而被稱為"愛國藝人",所演《武松》、《岳飛》、《海底霸王》等,甚為著名,

又擅揮長鞭,以扮演"神鞭大俠"而深受觀眾喜愛。抗戰勝利後一直留港生活,演

出《黃飛鴻》電影達百套、曾獲英女皇頒授 M.B.E.勳銜,經常參予老人慈善活動。

20

陳錦棠(1906-1984),廣東南海人,曾先後拜其叔小生新北及薛覺先為師,

又從京劇藝人學北派,武打技藝紮實,工小武,有"武狀元"之譽,所演《火燒阿

房宮》、《飛渡玉門關》、《金鏢黃天霸》、《三破銅網陣》等武打戲大受歡迎,加上 25

得小生新北正小生腔真傳,聲韻悠長,丹田吐字,南北派俱全,令人欣賞。1984

年在香港逝世。

靚次伯(1905-1992),原名黎次伯,廣東新會人,16歲隨三兄新太子卓學

戲,先加入寰球樂,又拜武生靚大方為師,後轉到祝華年擔任正印武生,亦曾在

頌太平和人壽年等名班演出。由於南派功架精湛,演出認真,有"武生王"之稱, 30

在《六國大封相》飾演蘇秦,其坐車技藝,內行人極其稱許。早年與羅家權、靚少

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佳合演《龍虎渡姜公》,扮演姜太公一角深受歡迎。聲線低沉而有力,擅唱苦喉南

音,有"南音王"之譽。抗戰後長留港演出,為仙鳳鳴及雛鳳鳴劇團台柱之一,對

香港粵劇傳統藝術的維繫影響力甚大。1992年以高壽去世,令人懷念。

梁醒波(1908-1981),原名梁廣才,原籍廣東南海,生於新加坡,為名小武

5 聲架悅之子。17歲學藝,擅演馬派戲,1939年在香港加入馬師曾太平劇團,抗戰

時曾回廣州灣演出。抗戰後長期在港演出,曾和譚蘭卿合組花錦繡劇團。由於身

體發胖,少演小武,主要演丑生,在電影與電視上表現甚多,晚年擔任仙鳳鳴、

雛鳳鳴劇團台柱,在唐滌生名劇《帝女花》、《紫釵記》演出優異,曾任香港八和

會館第五屆會長,由於對香港演藝的貢獻,獲英女皇頒授M.B.E.銜,1981 年在香

港逝世。

10

2. 編劇家

香港早年演出的粵劇劇目,全是傳統舊戲,和其他劇種沒有分別,談不上是

某一個編劇家的作品。戲班的劇務人員便是開戲師爺,地位不高,無須要求創

15 作。清末民初,一些知識分子"志士班"以粵劇程式編寫了一些新意劇本,志在

宣傳維新,不屬粵劇戲班專業編劇。隨着粵劇進入都市劇場演出,和同行以及電

影競爭,加上香港粵劇觀眾看戲喜歡追求故事情節,而且要求換演新戲,形成各

大戲班高薪聘請多位編劇為主角"度身寫戲",風氣一開,編劇大行其道,專業

者近百人,知名的也不少。編劇者主要受僱於大戲班,亦有為書坊寫戲刊行的,

20 坊間刊印名班劇本,數目甚多,筆者過目及收藏近千種。據統計,從20至50年

代曾演劇目近三千個,約半數是30年代新編作品,可說是產量顛峰期,其中不乏

多姿多彩頗具新意,也有不少低劣粗鄙色情胡鬧劇。它們的得失,一如30年代

香港粵劇成敗一樣,可以用相對的觀念來看,不應統統斥之為商業化殖民地化的

"垃圾"。當年薛覺先、馬師曾、曾三多、陳非儂、白玉堂、廖俠懷等名伶經常參

25 與編劇工作。薛馬爭雄之下,薛氏的覺先聲和馬氏的太平劇團的編劇陣容最盛。

覺先聲的名編劇有歐漢持、梁金堂、南海十三郎、馮志芬等。太平劇團則有麥嘯

霞、盧有容、陳天縱等。另外報界的任護花和洗幹持也多次為馬氏度戲打曲。報

人李孟哲為陳非儂梨園樂劇團客串編劇。梁夢為新春秋劇團 名編劇,而徐若呆則

曾為多個名班編寫甚多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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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漢持以所編《毒玫瑰》一劇知名,結構佈局情節動人,由於寫作較慢、自署

名為"最懶人",作品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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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 18.9 鳳凰女(左)與陳錦棠(右)在電影舞台劇《紅菱巧破無頭案》中的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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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梁金堂,曾演旦角,知音律善唱曲,薛覺先不少首本戲出自梁氏手筆,包括

《白金龍》、《姑緣嫂劫》、《璇宮艷史》等。

南海十三郎(約1909-1984),原名江譽鏐,別字江楓,廣東南海人,江太

史江孔殷之子,才氣過人,中西兼通,長期為薛覺先編劇,名作甚多,如《燕歸

5 人未歸》、《花落春歸去》等,抗戰後精神不大正常,經濟欠佳,間在灣仔茶室或

大嶼山寶蓮寺出現,於1984年病逝於香港青山精神病院,令人惋惜。其胞姊江畹

征,借用南海十三郎署名為薛氏編劇,如《女兒香》、《紅粉金戈》等俱屬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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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志芬(?-1963),出身書香之家,詩詞修養頗深,初任南海十三郎助手,

稍後為主編,所寫《胡不歸》、《西施》、《貂蟬》、《王昭君》、《楊貴妃》、《梁山

伯與祝英台》、《嫣然一笑》等劇家傳戶曉。抗戰後曾為何非凡編《情僧偷渡瀟湘

館》,解放後離港回廣州定居,1957年被誤劃為右派,1963年死於三水農場。

麥嘯霞(1903-1941),多才多藝,用"冷英"筆名為馬師曾編劇,所作《聲

震白門樓》、《連環計》、《午時花》、《粉墨狀元》等不過不失。所著《廣東戲劇史

略》為第一本粵劇史著,1941年日軍機轟炸香港,不幸全家被炸死。

盧有容,為太平劇團主要編劇,所作《龍城飛將》、《鬥氣姑爺》、《刁蠻公主

戆駙馬》等均屬馬師曾的戲寶。

陳天縱,曾任教師,戰前長期為馬師曾所在的大羅天效力,所作《賊王子》一

劇得盛名,又為陳非儂寫《危城鶼鰈》,成為陳氏首本戲。另又為千里駒、薛覺先

寫《萬劫紅爐》、《紅爐火》等。稍後放棄編劇,改為電影導演,甚受歡迎,光復

後長期在廣州居住。

李孟哲,原為《廣州報》主筆,但經常為香港戲班編劇。如為陳非儂所寫的

《玉梨魂》,情節佈局均屬上乘之作。

梁夢,30 年代主要為日月星、新春秋兩大戲班編劇,作品甚多,如《火燒阿

房宮》令陳錦棠享譽不少。《花王之女》成為廖俠懷戲寶之一。

徐若呆(1908-1952),原為魔術團小丑,改任編劇,作品甚多,為數百餘,

風格活潑。四五十年代先後為新聲、永光明、勝壽年、興中華、鏡花艷影、新世

界、龍鳳、黃金各大戲班編劇,其中為任劍輝、陳艷儂的新聲劇團寫作最多。

1950年離港回廣州定居,1952年中風逝世,享年44歲,令人嘆息(按:從量和質

整體評價,徐若呆和50年代崛起的唐滌生、李少芸,可以說是當年香港粵劇的三

30 大編劇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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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Stu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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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10 馬連良(右)與新馬師曾(左)攝於影樓(1938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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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四·50 至 90 年代末:香港粵劇從掙扎

求存至平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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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0 年代香港粵劇班多、人眾而勢弱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實施新文藝新戲曲政策,內地粵劇投

入政治服務,香港粵劇保持其為娛樂事業工作,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各自發

展,香港粵劇維持原有面貌,繼續生存,可以說是香港粵劇和國內粵劇進入分

立階段。由於局勢轉變,香港人口從二次大戰時期的60萬人,至1950年跳升至

200 萬人。人口倍增,大量資金流入,加上當時留港居住的紅伶,數量亦空前,

似應大可發展。但是,香港粵劇卻未見興旺,原因主要用作演出的戲院多改為

映電影,只有高陞、普慶和中央戲院仍然上演粵劇,在院少伶眾班多之下,香港

粵劇出現困難,掙扎求存的局面。另外在政局動蕩下,觀眾口味,偏於麻醉,肉

感戲《肉山藏妲己》,和苦情戲《淒涼姊妹碑》、《斷腸姑嫂斷腸夫》等較受歡迎。

15 老一輩名伶也漸走下坡,薛覺先、馬師曾、白駒榮、曾三多、上海妹、譚蘭卿等

人的賣座力,未必比較後起的新馬師曾、陳錦棠、何非凡、任劍輝等,以及新紮

的秦小梨、芳艷芬、紅線女等為高。然而,1952年香港經濟不景,戲班業務更形

淡靜。反而在建國初期,政府謀求恢復國民經濟,經濟發展較快,三年之間,即

到 1952 年,廣東許多工業、農業的產量達到甚至超過抗戰前的高水平。由於粵劇

20 藝人被視為文藝幹部,社會地位頗高,香港名伶多被招手,加上個人思想傾向或

25

環境關係促成,引致不少藝人回國定居。(8)回國前他們在港經常演出,其中如紅線

女的聲譽日益增加,同時在電影方面亦大有發展。回歸潮冷靜後,香港粵劇從新

開始。以陳錦棠領銜,上海妹、半日安、衛少芳、黃千歲等組成的錦添花劇團賣

座力強。稍後上海妹、羅麗娟先後離去,芳艷芬補上,有"美艷親王"之譽。主演

唐滌生劇目《火網梵宮十四年》、《隋宮十載菱花夢》、《漢武帝夢會衛夫人》等,

成為一時猛班。1958年芳因結婚而息演。以何非凡為首加上羅麗娟、羅艷卿、梁

醒波、麥炳榮的大光明劇團主演情僧劇《情僧偷渡瀟湘館》亦為旺台大班;以新馬

師曾為首,余麗珍、李海泉等組成的龍鳳劇團上演新馬的《萬惡淫為首》一劇,賣

30

(8) 1952 年回廣州定居伶人有:白駒榮、羅品超、陳笑風、文覺非等,1954年有薛覺先,唐雪卿等,1955年有馬師曾、紅線女

等,稍後有譚玉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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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都皇

(三期五)日四房一十年〇七

鳳大

刺龍:

演主力落柱台體全正特八晚今

娎蠻將虎

林任李李囊森隆高譚匦麥

錦冰

立麒忠

定凰炳

棠兒龍飄祥麟玲

STATE

TELS

5

期日

期待

三晚四晚

鳳閣恩仇未了情

鳳凰群下龍虎鬥 酸 桃花湖畔朝凰

淸官錯判香羅案

鑱雁巢憐孤 酸 衣錦榮鳳求凰 雙虎將殼妻

凰妻

10

每晚公

演一套

難孤求

套套精

部出書

台柱全

出柱

門力

唱門做

落力門

金漆招牌

長期班霸

每晚一套

台柱主演

圖 18.11 大龍鳳劇團在皇都戲院上演時的"戲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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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座鼎盛;陳艷儂為首,歐陽儉、靚次伯、白雪仙的新聲劇團維持頗久,以演徐若

呆所編劇目為主;秦小梨和羅家權的妲己、紂王戲也是風行一時。此外,稍後麥

炳榮會同鳳凰女組成的大春秋和大龍鳳劇團亦頗受歡迎。實則五六十年代戲班組

織,一般是班期短而且配搭更換頻密,班主投資減少,大老倌為求自保,組織兄

5 弟班(大包細劇團),和30年代覺先聲和太平劇團的穩定性與雄霸性,不能相提

並論。由於競爭大,戲行吹淡風之下,1956年不少劇團採用濃縮劇本,作兩小時

演完一套戲,減低票價,雙班合演一晚兩場吸引觀眾。逐漸扭轉頹勢,其中尤以

芳艷芬邀請學者簡又文編成《萬世流芳張玉喬》和延用潘一帆編成《梁祝恨史》大

收旺台。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靚次伯等人組成仙鳳鳴劇團,演出認真,重

10 用唐滌生編寫劇本,很快成為一支香港粵劇主力軍。何非凡自組的非凡響劇團,

和吳君麗合組的麗聲劇團班期頗長,而麥炳榮、鳳凰女的大龍鳳劇團聲譽日隆,

加上新馬師曾為主的劇團成為50年代後期的代表。"武狀元"陳錦棠、"乞兒慈善

伶王"新馬師曾(新馬仔)、"情僧"何非凡、"美艷親王"芳艷芬、"戲迷情人"任

劍輝、"東宮"余麗珍,"妲己"秦小梨,"鬼馬旦"鄧碧雲、威猛沙聲的牛榮(麥炳

15 榮),他們的形象,漸漸被香港粵劇觀眾肯定下來,成為香港粵劇名伶的象徵了。

粵劇藝人在演出不足情況下,大量投入粵劇戲曲電影或一般題材電影演出,一方

面增加收入,另一方面維持香港粵劇的艱苦生存。

20

(二)60至70年代中國戲改下的香港粵劇

1949 年之前,香港粵劇和內地粵劇是完全沒有分別的,建國後由於兩地兩

制,開始不同。國內粵劇從政治局面以及文藝發展分為三個段落發展。1949至

1965 年為建國後至"文革"前,屬於新中國新文藝新戲曲典型時期。1966至1976

25 年為十年"文革"浩劫樣板戲獨霸時期。1977年至今為"文革"後復原時期與外間

粵劇交流時期。在制度和傳承方面,內地的粵劇已經發展到與原有傳統粵劇的提

綱戲面貌有所不同,例如採用導演制,借鑑西方話劇歌劇的導演方式,導演負責

指導全劇的排練和統一組織以集中完成演出。由於着重集體排戲、集體編劇而窒

梏了個別演員的藝術發展,亦缺乏通過傳統的"排場程式去表現故事情節。 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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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傳統粵劇在表現故事情節時所積累的固定"套路",稱為"排場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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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音樂方面亦借鑑西方樂隊的交響化配樂方式,至令傳統音樂拍和的"兜搭"、"追

腔"藝術漸漸式微。香港粵劇自從大陸解放以來,除純戲劇藝術方面的嘗試外,

對國內粵劇"改戲、改人和改制"一直不敢貿然模仿,維持傳統風格,例如保留粵

劇傳統的排場程式,即着重沿用表現情節所衍生出來的固定"套路",也因而保留

了粵劇各大行當的傳統表演藝術,也保留了傳統的音樂拍和藝術。此外,香港粵

劇也因政治、社會的變遷而逐漸發展成具有本土特色的藝術,繼續求存。

經過50年代回歸熱潮的震盪後,60年代香港粵劇已站穩陣腳,我行我素,

自求多福。留港生活的大老倌,包括新馬師曾、陳錦棠、何非凡、麥炳榮、靚次

伯、任劍輝、芳艷芬、余麗珍、白雪仙、鄧碧雲、梁醒波、鳳凰女等的形象更見

顯著,風格各自成家,雖然由於時代改變,娛樂方式多樣化,傳統地方舞台藝術

的粵劇演出,深深受到中西電影,時代歌壇、唱片、電台的衝擊。50年代粵劇景

況,雖然大不如30年代旺盛,但是電台廣播粵劇仍是市民主要娛樂;戲曲電影

仍是電影主要片種,粵劇觀眾還是不愁寂寞的。不過自從1963年麗的中文電視

台開播,1967年無線電視台正式成立,1971年彩色電視出現,這些傳媒新科技對

於香港粵劇的發展無疑是影響重大的。幸好香港粵劇界配合時代發展,在良性競

爭艱苦奮鬥下在藝海中求存,除了在舞台劇場和神功戲、電台、電視台、電影作

多棲工作外,大致來說,從1968年至1971年間,香港粵劇處於低谷時期,藝人

們需遠赴美加、南洋、台灣各地作過埠演出,同時在當地移民法例許可下,不少

粵劇藝人在70年代便留在美加定居。於是美國的三藩市、波士頓、紐約、西雅

圖,甚至在夏威夷,加拿大的溫哥華、多倫多等地成為了他們海外的家了。不過

堅定地留在香港發展的粵劇藝人仍然眾多。可以說,70年代香港粵劇是在內外夾

迫之下,發揮頑強的適應能力,發展下來,而且有些表現,至今還是為人所樂道

的。 例如仙鳳鳴劇團的力挽頹勢大顯光芒,1956年任劍輝、白雪仙、靚次伯、

梁醒波、任冰兒等組成仙鳳鳴劇團,重用唐滌生編劇。從第一屆(1956)演出《紅

樓夢》、《唐伯虎點秋香》,第二屆演《牡丹亭驚夢》,第三屆演《蝶影紅梨記》和《花

田八喜》,第四屆演《帝女花》,第五屆演《紫釵記》,第六届演《九天玄女》,第

七屆演《西樓錯夢》,第八屆演《再世紅梅記》,至1962年第九屆演《新白蛇傳》,

1969 年復出在油麻地搭棚演出,收入過百萬元,哄動一時。不但建立了如 30 年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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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69年,由羅香林教授主持,梁醒波、陳錦棠、任護花等在港大戲劇研討會廣東戲小組的討論中指出:粵劇衰落外因,包括 場地缺乏、政府、文化界不重視、電視干擾、低質粵語殘片連累等;內因有粵劇劇本低劣、新人後繼不足、大老倌個人薪酬 偏高、舞台環境惡劣等,值得參考。

30

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覺先聲或太平劇團的猛班風範,同時培訓了《新白蛇傳》中配戲的舞蹈仙女為日後

成材的雛鳳鳴劇團。此外,六七十年代香港粵劇的盛事,例如,1962年香港大會

堂開幕,麥炳榮、鳳凰女等演出《鳳閣恩仇未了情》,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陳

錦棠承包啟德遊樂場,聘請新秀演出粵劇,培訓新人不少;1968年11月香港大學

5 亞洲研究中心舉行香港中國戲劇現況研討會,事後邀筆者為校外研究員,黃兆漢

先生為中心專職人員,成為大專院校開始進行粵劇研究的嚆矢。

1972年麥炳榮大龍鳳劇團與羽佳的慶紅佳劇團實行雙班制,一晚演出兩個

劇團不同劇目,大受歡迎。70年代中李奇峰、梁漢威、尤聲普、阮兆輝、葉紹

德等組織實驗粵劇團(按:後正名為香港實驗粵劇團),嘗試改革粵劇,並吸收

10 崑劇《十五貫》演藝。1976年中大音樂系邀請王粵生任粵曲導師及聘請筆者為兼

任講師,教授粵劇研究一科。1978年2月香港電台第五台成立,戲曲節目豐富,

如《戲曲天地》介紹粵劇、粵曲,訪問有關人士,影響很大。1979年9月香港八

和會館議決籌辦粵劇訓練學校,黃炎為院長,梁漢威為副院長,兼教務主任。隨

廣東粵劇團多次訪港,引起香港粵劇賣座率上升。香港電台舉辦研討會,邀陳

15 非儂、梁醒波、李寶瑩、羅家英、梁漢威、梁沛錦等參加,拍成電視特輯《粵劇

在香港》,於《鏗鏘集》中播放,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六七十年代,香港粵劇在艱

苦中維持自求多福,逐漸建立香港粵劇自己的形象,除了成名老藝人演技更精之

外,新人面貌亦相繼出色,包括雛鳳鳴的龍劍笙、梅雪詩;頌新聲的林家聲;還

有羅家英、李寶瑩,隱然成為80年代舞台的台柱。編劇和劇本方面,成為唐滌生

20 和李少芸的天下,尤其是唐滌生,差不多成為香港粵劇的莎士比亞(按:見下一

節有關唐、李二人的介紹)

。

(三)80至90年代的香港粵劇

25

踏入八九十年代,香港粵劇可以說是由龍劍笙、梅雪詩為主的雛鳳鳴劇團和

林家聲為首的頌新聲劇團主宰大局。全年全港劇院搭棚演出神功戲大約五百場,

雛"、"頌"兩團佔去近三分一,其餘由二三線各班甚至外來班分享。雛鳳鳴的

劍、梅不但繼承任白的衣缽,同時相當完整地接收仙鳳鳴的班底,加上梁醒波、

30 靚次伯、任冰兒的綠葉扶持,全團上下內外的配合,主要演出唐滌生的優秀劇

目,還有朱剛毅兄弟主管音樂,葉紹德的認真處理劇務等有利因素,令她成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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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猛班,年演達百場之多。對於帶動香港粵劇繁榮,吸引年青觀眾,重現任白舞

台風采,傳演唐滌生優秀劇本,可謂非常有功,只可惜在整個粵劇的改進創新,

開拓,長遠發展上貢獻未能令人滿意。至於由林家聲掛帥的頌新聲劇團,基於林

家聲自五歲即追隨肖蘭芳習藝,薛覺先回穗定居前數月,由羅澧銘介紹拜門,此

後拳拳服膺於薛氏藝術,數十年努力不懈,多方取經,吸納不少南北演藝,加以

認真排練,演出嚴肅,成為一流猛班,演出劇目以文武生行當為主的優秀劇本,

作品不限於個別編劇,但較多演出李少芸的作品如《連城璧》、《金雀緣》、《紅樓

寶黛》、《龍鳳爭掛帥》、《書劍青衫客》、《狄仁傑三打武元爽》、《蓮溪河畔蓮溪

血》、《風雪闖三關》、《日月潭》等劇。擁有不少老中為主的觀眾,戲迷會編有《逸

林》刊物,二十餘年如一日,令人讚賞,在粵劇形式革新發展上,雖亦未見突出

貢獻,但在林氏個人力量表現而言,已是無可厚非的了。"雛"、"頌"之外,其他

戲班大多班期不長,配搭更換不定,不容易作具體介紹,聊以1988年秋演出情況

作例子,"雛"、"頌"兩劇團之外,羅家英、汪明荃的福陞粵劇團,楊柳青、李龍

等的揚威粵劇團,林家聲、李寶瑩臨時組成的頌榮華粵劇團,梁漢威的漢風青年

實驗粵劇團,還有一些粵劇曲藝社組成的玩票性質劇團,政府會堂以粵劇專題演

出組成的劇團,此外文千歲、吳千峰、林錦棠、陳劍聲、阮兆輝等亦間中分別組

班演出。

5

10

15

自從龍劍笙移民加拿大,雛鳳鳴宣告解散,林家聲也於1993年舉行告別演

出,香港粵劇名班損失慘重,由於沒有頌新聲和雛鳳鳴兩大班霸,粵劇舞台一時

仿佛缺乏 80 年代的競爭氣氛。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粵劇仍然可以維持旺勢,這是 20

因為 90 年代新秀如龍貫天、李龍、蓋鳴暉、鄧美玲等,便因此有機會上位,成

為新一代的戲迷偶像。由林錦棠與梅雪詩新組成的慶鳳鳴劇團,1993年共演出 44

場,蓋鳴輝與尹飛燕、尤聲普、阮兆輝等組成的鳴芝聲劇團,亦能支撐局面。此

外,在劇目方面,以往兩大班霸以演文戲為主,自此觀眾口味逐漸改變,從以往

偏重文戲轉移到喜愛文、武兼備的劇目,也使得演員在舞台上充分展現高水準的

唱、做、唸、打的粵劇藝術面貌,因而亦提供了自由空間,讓粵劇有所發展。

25

踏入 90 年代,粵港亦繼續進行藝術交流活動,例如先有1991年芳艷芬到廣

州友誼劇院演出"芳艷芬藝術欣賞會"、1992年香港電台和廣東電台合辦"省港澳

業餘粵曲大賽"(按:港方王勝焜、梁世華榮獲首屆對唱組冠軍)、1993年新馬師

曾與紅線女合作演出《胡不歸》之《慰妻》等。至於廣東、廣西兩省各縣市訪港藝 30

團亦以新光戲院為基地作經常演出。此時在湛江或廣州等地的粵劇演員亦陸續來

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港,以個人身份參與香港各劇團的演出,令香港粵劇市場更添光彩。

(11)

(12)

大體來說,八九十年代,香港粵劇的資深老藝人,退休和死亡的為數不少。

可說老藝凋零,每況愈下,新戲不如舊戲,新人不及舊人,令人唏噓憂慮。不過

相對而言,外在發展狀況,反而令人雀躍。50、60、70年代的不利因素,由於

5 社會進步,不刃而解。粵劇界人士比以前更多責任感,多能體會與時代並進,發

憤圖強,從近年八和的表現,不少成熟藝人參與公開推動粵劇活動可見。還有近

年粵劇觀眾中之青年戲迷迅速增加,是新一代知識分子逐漸認同本土文化價值

所致。學術界如港大、中大等大專院校均有以粵劇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和博士研

究生。此外,香港政府的文康政策和措施,近二十年來不斷有令人滿意的改進,

10 大量增加康樂設施,在多個地區建立大會堂,提供更多粵劇演出場地,同時主

動組織和安排,大量撥款舉辦粵劇專題演出。例如1988年兩局主辦"粵劇匯演

1988",香港市政局舉辦九個業餘粵劇團的"社區粵劇巡禮",區域市政局主辦"新

秀粵劇匯演"等。1993、1994年"社區粵劇巡禮"共十個團體,分演14 個劇目,

足見粵劇演出又漸有生氣。1989年9月尖沙咀的香港文化中心落成,由筆者籌組

15 全港粵劇界聯合演出傳統例戲《六國大封相》、《八仙賀壽》、《天官賜福》、《仙姬

送子》。1991年為香港大會堂落成30週年紀念,由筆者策劃廣東、廣西兩省粵劇

團來港舉行"南派粵劇大匯演"等活動。又1987年荃灣三棟屋博物館正式開放,

經常展覽粵劇文物,吸引不少市民及遊客參觀,馳名國際;且又舉辦有關粵劇藝

術講座,加上香港電台第五台不斷播出粵劇節目,為香港粵劇潮流增加聲勢,多

20 份大型報刊均加設粵劇娛樂專欄。此時分佈港九各地的曲藝社團,數以百計,粵

劇、粵曲外圍活動亦盛況空前,一派安定繁榮景象。還有内地在"文革"之後,

全國地方劇種恢復發展,不少各地方一流劇團來港演出,令香港粵劇中人和戲劇

觀眾,大開眼界,獲益不淺。廣東、廣西兩省各縣市的粵劇團也相繼來港交流演

出,令香港粵劇市場更添光彩。在演出場地方面,除了各區大會堂劇院為理想劇

25 場外,市區的北角的新光戲院、銅鑼灣的利舞台、深水埗的南昌戲院、荔枝角的

百麗殿戲院,都是不時有粵劇演出的戲院。不過無可置疑的是,八九十年代的香

港粵劇更加高度地走向商業化,劇院式的藝術化,為求取新一代觀眾支持,強調

30

(11)兩地交流引至日後部分國內演員如梁兆明、李秋元相繼來港,補充了香港粵劇部分接班人不足之數。而演員如洪海、宋洪

波、藍天佑進入創辦於1999年的香港演藝學院中國戲曲課程,繼而留港發展。

(12)去世藝人:1980年有何非凡、1981年有梁醒波、1983年有陶三姑、1984年有麥炳榮、1985年有陸驚鴻、1986 年有石燕

子、1987年有譚珊珊、1989年有任劍輝、1991年有鄧碧雲、1992年有鳳凰女、靚次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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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文雅的曲白,過分偏愛演出唐滌生的劇本,學藝的人不學任(劍輝)即學白(雪

仙),只偏重文武生和花旦的才子佳人演出。由十大行當專腔專藝,縮壓至六柱

制,更進一步僵化為生旦愛情表演,做成行當不足,後繼乏人,編劇消亡。對於

整體粵劇發展,包括各類角色人才培訓,劇本創作,傳統藝術發掘與維持,舊唱

腔的精益求精,新唱腔的設計加強等,都有未能盡人意之處,幸而90年代之初一

片繁榮景象時,一些有心人發起"找尋傳統,演出傳統",過去粵劇流派經典亦於

此時重現觀眾眼前,例如1993年區域市政局主辦、大龍鳳劇團演出《鳳閣恩仇未

了情》、《火網梵宮十四年》、《洛水夢會》和《光緒皇夜祭珍妃》。此外,亦刻意

推出一批新編的行當戲(按:諸如丑生戲、紮腳武旦戲等)。例如在政府的資助下 由"粵劇之家",(13) 發掘已鮮為人知的《斬二王》(按:原為清末《大排場十八本》

之一,是二花面首本),於1994年整理後定名為《醉斬二王》演出。一時間找尋傳

統成了 90 年代初粵劇藝術發展的新趨向,使得繼承傳統藝術成了當代的新話題。

在這百花齊放,蓬勃發展時期的背後,有學者認為值得思考的是這股發掘傳

統、發掘新意念的新風,是否令粵劇步入一個重新出發的歷史階段。 (14)筆者認同此

說,粵劇界覺醒到不能靠單一的鴛鴦蝴蝶派去發展粵劇藝術,應該多元化去試探

新的出路。而促成這時期粵劇發展背後的推動力,應該是香港政府文藝政策的轉

向,亦即從開埠以來的"消極不干預"政策,轉移至積極推行文康政策和措施。回

顧自 80 年代開始,香港政府意識到推出和施行具有明確目標的文化藝術政策的重

要,1981 年行政局制訂推動及發展藝術政策的目標,隨之香港演藝發展局在1982

年成立,負責制訂各表演藝術的路向,包括了粵劇藝術的發展。 (15)兩個市政局為發

展粵劇調撥資源和增加設施,提供更多粵劇演出場地,同時主動舉辦粵劇專題演

出(按:参看前述的多個專題演出及劇目舉例),因而促成了這時期的蓬勃發展。

1997 年回歸前後,香港政府更積極支持粵劇的發展,除了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繼

續增加演出場地和積極的買戲政策,同時政府其他部門或非政府機構都為粵劇的

發展而努力,形成眾手相扶、官民互動的局面。

5

10

15

20

25

(13)粵劇之家是由香港演藝發展局催生的民間組織,成員有80年代冒起的名伶阮兆輝及評論家黎鍵等。

30

(14)参看黎鍵(著),湛黎淑貞(編):《香港粵劇敘論》,香港:三聯書店,2010年,頁465。

(15)参看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文化藝術政策回顧(1950-1997),項目第 29-31,2000年。

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大龍鳳劇團

5

九三年八月十五日(星期日) 晚上七時半

屯門大會堂興梃廳

鳳閣恩仇未了情』

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晚上七時半

元朗業修堂演奏廳

洛水夢

九三年八月二十 (星期日) 晚上七時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火網梵宮十四年」

九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晚上時尘

沙田會堂演奏廳

光緒皇夜祭珍妃

10

票價:

$50. 70, 90, 100

(屯門、荃豐國村田大會堂)

$50, 70, 90

(元

)

15

20

25

文戲

細

吳美英

文寶森

典·哀

動人

起動

重在生意上載可靠業醫藝卡,使群喘,該區單止。

TELE, 734 2009

要多大雪童子750 星野大雪言 三門大會堂 67220 零星 4791380

陳嘉蟣

區城市政局主辦

招石文

吳千峰

30

圖 18.12 1993 年區域市政局主辦,大龍鳳劇團演出的粵劇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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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1. 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成立

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前身為香港演藝發展局,鑑於該局只關注表演藝術,為了

全面關注香港各種藝術的發展,政府於1995年正式成立香港藝術發展局(按:藝

展局是一個政府資助的法定機構),它是一個高度集中的政策發展和撥款組織,

所涉及的範疇包括戲曲、音樂、視覺藝術、文學藝術、戲劇、舞蹈、電影及媒體 5

藝術、藝術教育、藝術行政和評論。其職能在於倡議各種藝術的發展方向及調撥

資源以打造一個充滿活力和多元化的香港藝壇。根據其成立翌年的年報中,其屬

下的戲劇及傳統演藝小組委員會首次大量撥款支持粵劇演出、粵劇編劇及粵劇推

廣教育。(10)雖然數額不算大,但起碼從以往沒有任何政府資助至獲得政府的財政支

持,也算是給粵劇界注入強心針,也可以讓業界有信心去發掘新創意。

2. 香港教育署主導發展學校粵劇課程、教材與教學法

10

繼六七十年代西方的流行曲、電影及本地電視節目的興起,年青一代接受了

西方娛樂文化的洗禮,拚棄了對粵劇的愛好,他們認為粵劇太"老套",亦無法

接受粵劇鑼鼓的喧鬧和緩慢的情節,更說不上去欣賞。其時學校的音樂科並沒有 15

教導學生認識粵劇,這是因為香港學校課程和師資培訓都源自海外,内容全盤西

化。音樂科教師除了教唱一些中國民歌或聆聽一些中國器樂曲外,中國傳統戲曲

包括粵劇都不是在教學範圍之內。做成這種現象的成因應歸究於政府一直未有重

視本土藝術文化的結果,雖然在1967年5月的政治風暴後,香港政府覺醒到培養

市民特別是年青人對社會的意識和文化認同的重要,並開始制定普及式的文化藝

術政策,包括了財政資助粵劇團的表演,為市民提供休閒娛樂活動。但此時在學

校課程方面卻未作任何配合,直至1995年香港藝術發展局成立,屬下的戲劇與傳

统藝術小組委員會正式發佈其五年策略計劃,內容包括對粵劇教育支持的政策。

(1)透過正统非正统教育,有系统地支持中國劇藝(特別着重粵劇),以協助

界定中國劇藝在藝術教育上的地位。

(2)協助在大專院校推廣中國劇藝(粵劇、昆劇及京劇)

(17)

香港教育署亦因獲得香港藝術展局的 助,於1996年開展學校粵劇推廣教育

活動,目的在中小學提供基礎的導賞活動,首先引起學生的興趣,再引起教師在

20

25

760

(16)該年度小組委員會共撥出一千多萬給戲劇及戲曲申請者,其中粵劇有43個團體獲資助共二百多萬,佔總數支出約20%, 30

見: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藝術發展局年報1.4.1996-31.3.1997》。

(17)見香港藝術發展局:《五年策略計劃書》,1995年,頁89-90。

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5

10

教學方面的關注,並開辦教師工作坊,讓教師認識粵劇基本知識並鼓勵教師推行

粵劇課外活動,例如粵曲班、粵劇講座等。在民間團體粵劇之家和漢風粵劇研究

院、政府機構香港電台戲曲台和兩個市政局的支持和協作下,香港學校粵劇教育

終於真正踏出了第一步。(18)

為了提高學生學習粵曲的興趣和演出水平,教育署在1999年與林家聲慈善

基金會、華都獅子會及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共同舉辦首屆的校際粵曲歌唱比

賽,令學校的粵劇課外活動更添姿彩,而校際粵曲歌唱比賽亦成為每年學界的恆

常的節目,亦間接造就了不少有志加入粵劇界的青年。(19)

要真正推動中小學粵劇教育,讓學生有系統地、持久地學習和欣賞這門本土

藝術,不能單靠舉辦課外活動來引起興趣,粵劇教育既要普及亦要深化。因此制

訂在學校正規課程內的粵劇課程和教學法是重要一環,為此教育署在1997年起成

立粵劇教學研究工作小組和在1998年成立粵劇課程實驗小組,引進粵劇藝人、粵

劇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協作,進行探究課程、教材、教學和評估方法。與此

同時,教育署與香港電台第五台戲曲台)率先研究粵劇的基本知識,並在 1997

15 年發表了全球首張鐳射光碟《粵劇視窗》,供研究課程和教材之用。

(20)

除了香港教育署、兩個市政局和香港藝術發展局投放資源發展學校粵劇教育

外,1998 年新成立的優質教育基金亦提供不少學校教學資源,1998年及1999年首

次資助小學發展粵曲班。在粵劇教育起動的影響下,令粵劇的生態不斷改變,不

少粵劇藝人進入學校,加入課外活動的教學行列。而民政事務局轄下的香港演藝

20 學院在1999年開辦中國戲曲課程,專門培訓粵劇演出人材,開始了演藝精英訓練

25

的第一步。粵劇教育是長久的工作,必須從實踐中學習,方見成效。90年代的教

育工作者、有關的政府機構和粵劇界人仕都積極投入,期望播下種子,終有收成

之日。一方面期望能培育懂得欣賞粵劇的觀眾,另一方面也期望有志投身粵劇界

的年青人成為新一代的接班人。

30

(18)導賞活動成功地受到中小學生歡迎,因而教育署連續舉辦了多屆後於2001 年由康文署接手,在每年的"學校文化日"舉辨同

類型的導賞活動,為學生提供初步接觸粵劇的機會。

(19)例如獲首屆校際歌唱比賽小學組獨唱冠軍的譚穎倫,後成為千禧年後冒起的新秀。

(20)是項研究工作終於在 2003 年完成,並在2003年香港教育統籌局發表的音樂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中指出學生可通過粵

曲的演出、創作和聆聽活動來學習粵劇。2004年香港教育統籌局發表有關課程、教材、教學和評估方法的《粵劇合士上》,

供中小學教師使用,自此粵劇欣賞和學習唱做唸基本知識被列入香港中小學音樂課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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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3. 1998 年重建油麻地戲院作為粵劇演出場地的芻議

重建油麻地戲院作為粵劇演出場地的芻議始於1998年。該戲院由於本身業務

不景,把該物業交還政府,其時古物諮詢委員會定其為二級歷史建築物,屬於具

有特別價值的建築物,並建議日後成立的市建局應保存油麻地戲院,以及考慮保

存及改善附近一些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物與地點,包括油麻地果欄、油麻

地警署和玉器市場,從而保留該區的傳統特色。香港旅遊協會亦同時進行一項有

關"油麻地戲院和附近地區的文物旅遊發展概念"的顧問研究,務求社會各界提供

保留社區傳統文化特色的建議。

(21)

4. 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粵劇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代表作名錄"的芻議

筆者鑑於粵劇的本土性、多元性,認為應該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製訂的"人

類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名錄"之一,藉此奠定粵劇在文化藝術的地位,亦肯定能影

響日後粵劇的發展。為爭取支持,1995年以筆者為首的顧問團前往新加坡與13 個

國家代表開會,當時參與各國對支持粵劇的呼聲甚高,亦為進一步的成功"申遗"

注入強心針。1997年回歸後,廣東省政府與香港政府開始了促進與珠江三角洲地

區的合作和交流的工作,其中保存及研究與粵劇有關的歷史及文物,成了其中一

項重要議題,其後兩地政府合作正式向聯合國作"申遺"行動。

(22)

5

10

15

(四)香港八和會館、英語粵劇和名編劇家

1. 香港八和會館

20

香港粵劇界原屬廣州八和會館,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後,八和

會館被視為封建行會組織,逐步予以改造,先把八和粵劇協進會改為廣州市粵劇

工會,再改為廣州市粵劇曲藝工人臨時代表會。1958年粵劇界全行大合併後,行

會組織正式結束。香港粵劇界基於兩地兩制下,同時方便藝人前赴美加、台灣及

南洋各地區入境演出,於1953年在香港成立香港八和會館,至千禧年已有29屆

25

762

(21)經多方努力,第一期重建油麻地戲院計劃(包括將油麻地戲院及鄰近的油麻地抽水站宿舍(紅磚屋)改建成傳統曲藝表演中心 30

及後勤基地終於落實,整項工程於2011年竣工。

(22)經多方努力,粵劇終於在2009年8月成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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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

第十八章 香港粤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saw on inst5 m. l. Paul, Viel kinne man hier ist

Gé nehl fürd, joffe auch bei dies hause. Hogl. Gist den eternit

圖 18.13 早期廣東八和會館黃沙會所舊址

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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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理事會,先後由新馬師曾、關德興、何非凡、麥炳榮、梁醒波、黃炎、馬國超等

人出任主席及會長,芳艷芬為永遠名譽會長,1997回歸前後,汪明荃任第26、27

屆主席,陳劍聲任第28、29屆主席。會員人數達1000人以上,設有六個屬會,

包括粵劇演員會、普福堂(音樂人員)、慎和堂(事務人員)、燈光佈景職工會、

合和堂(服裝道具)、鑾輿堂(武術人員)。加上八和培訓人才的粵劇學院,組織

規模不小。理事會統籌會務,設有正副主席,其下有總務、財務、福利、調查、

稽核、康樂、組訓、公關八個小組。另設名譽會長、會長和顧問,充分發揮行會

功能,弘揚粵劇業務、藝術,關注會員演出權益和生活福利,協助老弱孤寡,祭

祀前賢,投入社會,聯繫內地海外同業等。

5

10

2. 英語粵劇

764

用英語來唱做粵劇,香港和新加坡都有,從歷史發展和影響上來說,還是香

港英語粵劇是大阿哥。英語粵劇的起源,可以說在1946年,天主教耶穌會的教

士譚神父(Fr. Sheriden, S.J. )重回香港華仁書院教書,1947年創辦華仁劇社(Wah Yan Dramatic Society),除譚神父外,化學老師黃展華也是主要負責人。開始時

由譚神父把一些小曲音樂以英文寫成曲詞,由劇社社員(包括華仁學生、校友和

他們的姊妹)來唱出,同時邀請粵劇名伶指導。羅品超回廣州定居前,也曾擔任

顧問,稍後由陳非儂師傅為演出顧問。60年代譚神父轉調新加坡電台,華仁劇

團英語粵劇可以說由黃展華先生一人負責。根據一些歷史人物故事橋段組成風趣

簡要劇情,引用粵曲,吸納電影主題曲和時代曲,用生鬼風趣和諧悅耳的英語寫

出曲文,再用粵劇程式表演,收到賞心、悅目、娛情、歡樂的舞台效果,認識

粵劇、英文的人固然獲得享受,不認識粵劇而懂英語的人也可以欣賞。而以英語

唱粵曲,又能保留濃厚粵曲味道,這正是黃展華先生的拿手本領。演過的劇目,

The Unfortunate Beauty The Ugly Beauty The Price of Beauty The Spoiled

Princess The Prince who Loved Too much

暂

>

15

20

>

25

The Golden Bough · The Fighting Bride The Lady Warrio、Happy Though Married 等劇,90年代逐漸引起上流社會的興趣, 不少官紳、名流、政客、淑女和專業人士也加入演出行列,穿上繽紛的戲服,用

英語唱做粵劇。大都是作為慈善籌款演出,例如 1993 和1994年東華三院籌款晚

會演出等。有關劇中主角,男主角向由黃展華先生扮演,女主角間亦邀請粵劇界

一些通曉英語的女藝人擔綱,如鄭碧影和謝雪心均曾客串演出。令香港粵劇在形 30

式上增加姿彩,在近半世紀香港民間文藝史上也是值得一提的。

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3.名編劇家

近半世紀香港粵劇的編劇比之三四十年代大為減少。除了盛況不如前之外,

戲班數量減少,每日一新劇不見歡迎,反而重視優秀舊戲重演。香港光復後,粵

劇編劇多在穗發展,留在港繼續從事編劇的,有李少芸、唐滌生、潘一帆、潘

5 焯、陳恭榕、陳甘棠、盧丹、盧山、孫嘯鳴、莫志翔、徐子郎、梁山人、葉紹

德、蘇翁、阮眉等,影響力最大的當以李、唐二人為首,而繼李、唐之後,葉紹

德和蘇翁亦相繼成為當代重要的編劇家。

李少芸(1916-2002),原名李秉達,廣東番禺人,。排場精熟,有急才,思

考力強而多橋段。薛覺先欣賞他所編的《燕歸來》,聘入覺先聲劇團。抗戰期間與

10 唐滌生開始合作,關係密切,戰後和唐滌生在龍鳳、光華、大龍鳳等劇團繼續合

作編劇,由於李兼任班政,故掛劇團經理名銜。其後唐專為仙鳳鳴編劇,李除獨

自編劇外,1959年組織麗氏影業公司大量拍製戲曲電影。60年代末退休移居加拿

大。李氏所編的粵劇約百種,其中不乏佳作。除余麗珍所演戲寶多出自李手,早

如薛覺先所演的《歸來燕》、《陌路蕭郎》,近如林家聲所演的《連城璧》、《蓮溪

15 河畔蓮溪血》皆李氏之作。若有較佳修訂及認真導演,其作用與效果貢獻當更進

一步。

唐滌生(1916-1959),原籍廣東中山,生於黑龍江,為薛覺先妻子唐雪卿

之弟。曾就讀於上海,抗戰前任職廣州電車公司,廣州淪陷來港,投靠薛覺先,

受南海十三郎指導開始編寫粵劇。戰後漸露頭角,任職麗的呼聲為播音劇編審,

20 同時為多個劇團編劇。1946 至1954年先後擔任編劇的劇團有:薛覺先的覺先聲劇

25

團、馬師曾和紅線女等勝利劇團、大金龍劇團、羅品超等前進劇團(主要擔任改

編)、何非凡、余麗珍等非凡響和龍鳳劇團、陳錦棠等錦添花劇團、麥炳榮、新

馬師曾等光華劇團、梁醒波等新世界劇團、芳艷芬和任劍輝等大龍鳳劇團、金鳳

屏劇團、鄧碧雲等碧雲天劇團、陳錦棠和任白的鴻運劇團、陳錦棠和陳艷儂等大

好彩、錦城春劇團、陳錦棠和芳艷芬等新艷陽劇團、何非凡和任劍輝、白雪仙等

利榮華劇團。

1955年任劍輝、白雪仙等組成仙鳳鳴劇團,禮聘唐氏為專門編劇。直至1959

年唐氏去世,此時期作品為最精華部分,包括《帝女花》、《紅樓夢》、《九天玄

女》、《西樓錯夢》、《牡丹亭驚夢》、《蝶影紅梨記》、《再世紅梅記》、《紫釵記》等,

30 不過 1955 至1959年間唐氏間中亦為吳君麗與陳錦棠或何非凡、麥炳榮等的麗聲

劇團、快樂劇團、錦添花劇團和陳錦棠、芳艷芬的新艷陽劇團編劇。但在質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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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如仙鳳鳴。這可能和白雪仙的認真和要求所致。唐氏為仙鳳鳴所寫作品,既

為任、白度身訂造,加上梁醒波、靚次伯、任冰兒的綠葉精華配合,仙鳳鳴全團

努力以赴,不僅成為仙鳳鳴劇團演出戲寶,而且為雛鳳鳴劇團由龍劍笙梅雪詩繼

續傳演,其他劇團時加採用,令唐氏作品成為近年香港粵劇最重要劇本。唐氏地

位聲譽日隆,市政局也為他作專作匯演式研討會。

唐氏享壽不長,只得44歲,但寫作期卻足20年,在他努力之下,所編寫的

粵劇劇本 234 個,可謂數量驚人。唐氏寫作態度認真,大部分改自元明曲本,細

膩描繪才子佳人哀艷愛情,曲詞典雅,分場佈局嚴謹,橋段安排自然妥貼,劇本

好讀好演,把粵劇提升至藝術層面,令香港粵劇走上戲曲文化領域,實功不可

沒,至於簡煉十大行當,變為六柱制編戲,也是近代傳統戲曲潮流,演藝趨勢,

實在不宜單獨怪罪於他一人。

葉紹德(1930-2009),廣東東莞人,生於香港。從小喜愛粵劇,1952年師

事王粵生,開始寫曲。1956年因整理薛覺先《花染狀元紅》而嶄露頭角,於1960

年為何非凡、吳君麗的《紅樓金井夢》編劇而一舉成名。唐滌生去世後,為唐氏

的《紫釵記》、《帝女花》及《再世紅梅記》整理唱片錄音出版,繼而為仙鳳鳴、頌

新聲和雛鳳鳴創作劇本。葉氏一生撰寫劇本凡百,早期有雛鳳鳴的《白蛇傳》及

後為老倌度身創作新劇本,包括何非凡的《鄭成功》,雛鳳鳴的《辭郎洲》、《李後

主》、《紅樓夢》,林家聲的《朱弁回朝》、《樓台會》,香港實驗劇團的《趙氏孤

兒》、《霸王別姬》、《十五貫》及汪明荃的《穆桂英大破洪洲》,皆屬葉氏名作。

葉氏亦擅撰曲,旋律優美、詞藻雅麗,膾炙人口,其名作《李後主》之《去國

歸降》屢獲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共八屆的"最廣泛演出獎"。

葉氏與眾多編劇不同的地方,是他基於對粵劇的熱愛,在從事編劇之餘,不

辭勞苦地進行推廣粵劇的工作,包括80年代開始在電台主持粵曲粵劇節目,其中

講題有《唐滌生的藝術》、《唐滌生藝術回顧》。又撰寫《唐滌生戲曲欣賞》共三冊,

讓粵劇更廣為人所知。此外,亦在90年代末開始投入粵劇教育工作:踏入千禧年

更積極培訓編劇、撰曲人材,以期改善編劇短缺的現象。(23)

蘇翁(1932-2004),原名蘇炳鴻,廣東順德人,年少時家境富裕,十來歲時

已聘戲班在家唱曲演戲,對粵劇充滿濃厚興趣。1948年就讀廣州大學,再轉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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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為表揚葉紹德為粵劇的努力,2005 年民政事務局頒贈"積極推動文化藝術嘉許狀"和"榮譽勳章"、2007年香港演藝學院頒

授"榮譽院士"、2009年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頒發"終生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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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十二位粵劇紅伶「大會串」演出 據元代著名雜劇重新編寫

一九九

粵劇之家

趙氏孤光

寡:黃草 編啊:葉傅 製作熱!:劉海

一九九五年十拜十二日及十三日(星黼四至五) 就上七時三十分 沙川大會堂演奏廳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四日(星六)

上七時三十分 荃大會堂演桌廳 上七時三十分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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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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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14 1995 年區域市政局特約製作及主辦,"粵劇之家"重編元代雜劇《趙氏孤兒》的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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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1954年移居香港,從粵 名伶何非凡學戲,後師承梁夢學習編劇。蘇翁早期

曾活躍粵曲歌壇,為不少小曲和時代曲填詞,也創作不少名曲如《重台別》、《花

蕊夫人》、《琴心記》等,也為粵劇電影撰曲,例如有麗士影業的《淒涼節婦斬情

夫》和飛鷹影業的《大紅袍》。著名劇作則有70年代的《鐵馬銀婚》、《章台柳》。

90年代有《宇宙鋒》、《李太白》、《大鬧青竹寺》等。此外,蘇翁亦曾在香港電台

主持《百花齊放》節目,介紹各地戲曲,也曾參與龍鳳、福陞及鳳笙輝等劇團的班

政工作。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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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紅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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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近半世紀香港粵劇紅伶,為數不少,除一些已在前章有所說明,本節

從略外,另選下列13位予以簡介。

何非凡(1919~1980),原名何賀年,又名何康祺,廣東東莞縣人,15歲隨

李叫天學戲,先後師事陳醒章及石燕子等人學藝,16歲開始演出,以聲清爽朗見 15

長。1938年組非凡響劇團,與楚岫雲演《情僧偷渡瀟湘館》,創連滿367場粵劇

紀錄,成為當紅文武生。另外,他與名花旦紅線女、芳艷芬、鄧碧雲、余麗珍合

演情僧戲或苦情戲不少;五六十年代與吳君麗組成麗聲劇團,除粵劇外並拍攝電

影,自組宇宙影業公司;並曾任四屆香港八和會館會長。

麥炳榮(1915-1984),原名麥漢明,廣東番禺人,拜自由鐘為師,初出為

人壽年班手下,後轉覺先聲為小生及小武,香港淪陷前赴美演出。1944年回港發

展,與鳳凰女組成大龍鳳劇團,在60年代稱雄香港粵劇舞台。所演《鳳閣恩仇未

了情》、《刁蠻元帥莽將軍》、《百戰榮歸迎彩鳳》等劇,傳誦一時。80年代初與鳳

凰女繼續演出,稍後赴美定居,1984年在美逝世。曾任香港八和會館第11屆會

長,並拍攝不少粵劇電影及粵語電影。

任劍輝(1912-1989),原名任麗初,書名任婉儀,廣東南海人,在廣州完成

小學。14歲隨姨母女武生小叫天學戲,又拜全女班女武生黃侶俠為師,喜愛桂名

揚唱做藝術,力加仿效,早年有"女桂名揚"之稱。抗戰前加入全女班群芳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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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009 年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香港粵劇兩個人一蘇翁和葉紹德"音樂文獻展覽,向大眾介紹粵劇編劇家的音樂作品文獻資料。

又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為表揚蘇翁對粵劇和歌壇的貢獻,於2013年為紀念蘇翁舉辨"蘇翁作品展演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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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及梅花影粵劇團,與譚蘭卿合作。由於反串文武生扮相英俊,有"戲迷情人"之

譽。香港淪陷時,較長期在澳門演出,戰後在香港組成新聲劇團,陳艷儂為正印

花旦,白雪仙為二幫花旦,班期甚長,多演徐若呆劇本。及後任劍輝演藝日臻成

熟,漸洗脫桂派形象。在反串文武生中自成"任派"、"任腔"。50年代新聲解散

5 後,曾參與多個劇團,分別與薛覺先、紅線女、芳艷芬等人合作,早年戲寶有《晨

妻暮嫂》、《紅樓夢》、《梁祝恨史》、《洛神》、《火網梵宮十四年》等,50年代中

期與白雪仙合作較多,1956年組成"仙鳳鳴劇團"。任白之外,梁醒波、靚次伯是

長期拍檔,重用唐滌生編劇,共有九屆演出,均成名劇,為"任派"演藝模範作品

(詳見唐滌生欄)。1972年為"六一八水災"籌款演出後,任、白雙雙淡出舞台,

全心培養龍劍笙等繼承演出。任劍輝在粵劇舞台上似從未走過下坡,全身而退,

安享盛譽。1951至1957年間拍過三百多部粵劇電影和粵語電影,個性溫和,慈祥

克己,退休後一直受戲迷擁戴,1989年去世,香港電視台及廣東省文化廳均曾舉

辦追悼會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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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碧雲(1926-1991),原名鄧芍英,廣東三水縣人,自小男裝打扮,名為

15 "牛仔",11歲才改穿女裝,曾拜肖蘭芳、廖了了為師。14歲入戲行,初在萬年青

粵劇團演出,後到九重天粵劇團升任正印花旦。曾自組碧雲天劇團,屬50年代香

港粵劇猛班之一。以演鬼馬豪放人物見稱,不時反串文武生,自稱不注重形象,

好嘗新,有"萬能旦后"之稱,除演粵劇外,50年代大量拍製粵劇電影和粵語電影

達二百五十多部。第一套電影為粵劇《風火送慈雲》,最後一套是1987年的《安樂

20 戰場》。鄧碧雲為人慷慨,念舊敬老,對老師肖蘭芳孝敬不斷,樂於助人,平易

近人,行內敬稱之為"大姐"。1988年加入香港無線電視台長壽電視劇《季節》,

飾演母親"媽打"要角,又有"大眾媽打"之譽。在影、視、劇三棲藝壇上,均有

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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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女(1924-1992),原名郭瑞貞,廣東三水縣人。早期追隨譚蘭卿和何芙

蓮學戲,11歲入戲行,跑過不少碼頭,參加過不少戲班,1959年加入新馬師曾領

導的大好彩劇團。在《萬惡淫為首》一劇中飾演反派,大受歡迎,自此由二幫花旦

升為正印花旦,加入大龍鳳劇團,與文武生麥炳榮長期合作,成為60年代一流猛

班。以《鳳閣恩仇未了情》、《刁蠻元帥莽將軍》、《桃花湖畔鳳求凰》等劇而知名,

改演正派,擅演刁蠻潑辣戲,1966年組成香港粵劇團赴美演出四個月,達132

30 場,創下紀錄,與麥炳榮、鄧碧雲、梁醒波等合作最多。除演粵劇外,曾拍製不

少粵劇電影與粵語電影。先後曾出任三屆香港八和會館副會長。由於性格率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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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在電台及電視均曾主持節目,頗受歡迎,可算是影、視、劇三棲藝人。1991

年正式入籍美國,次年在三藩市於睡夢中逝世。

新馬師曾(1919-1997),原名鄧永祥,廣東順德人,九歲隨細紀學藝,11歲

入一統太平班下四鄉演出,有"神童"之稱,模仿馬師曾演出,故名新馬師曾。聲

腔清越綿長,香港淪陷期間與京劇馬連良、林樹森等藝人交往,吸納京腔及關戲

藝術不少,加上吸取小明星南音唱工,創出獨特的粵劇"新馬腔"。四五十年代除

自組新馬劇團外,另參加多個劇團,演出《萬惡淫為首》、《臥薪嘗膽》、《光緒皇

夜祭珍妃》,傳誦一時,50年代大量接拍粵劇電影和喜劇電影。1960年創永祥唱

片公司,灌製不少唱片。曾出任多屆香港八和會館會長,並經常參加慈善籌款演

出,有"慈善伶王"美譽。1978年獲英女皇頒贈 M.B.E. 勳銜。

余麗珍(1923-2004),生於馬來西亞,13歲開始隨新加坡名旦貂嬋月學戲,

十六歲成名,另拜多位名藝人為師,基本功紮實,能披大甲,背六枝帥旗,紮腳

演斬四門,及散髮戲,文武兼修,苦情戲亦動人。18歲受聘赴美登台,其後來港

長住。抗戰期間,余先後參加白駒榮等龍鳳劇團及羅品超等光華劇團演出,戰後

與陳錦棠、新馬仔等組龍鳳劇團,由李少芸、唐滌生任編劇。1947至1949年與羅

品超等組成光華劇團,1950至1952年與新馬仔等組大龍鳳劇團,均屬一流旺台戲

班。1953年與麥炳榮等組新萬象劇團,1954年與梁無相、譚蘭卿、上海妹等組全

女班的群芳艷影,此外與何非凡組麗春花劇團。1955年以後直至1959年常以高

陞樂班牌,先後與何非凡、麥炳榮、新馬仔、梁醒波、靚次伯、鳳凰女等藝人合

作。稍後則以麗士劇團演出其夫李少芸戲寶《蟹美人》、《新封神榜》、《淒涼姊妹

碑》、《劉金定歸天》、《桃花女鬥法》等劇。60年代主要從事拍製粵劇電影及粵語

電影,1968年正式退出藝壇移民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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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艷芬(1928-),原名梁燕芳,廣東恩平人,十歲隨白潔初學戲,後受肖蘭

芳指導,11歲在勝壽年劇團與紅線女一起當提燈宮女,13歲當二幫花旦,赴越南

演出。香港淪陷時加入廣州大東亞劇團,16歲回港登台,偶因正印花旦韋劍芳誤 25

場,由三幫花旦的她臨時補上,大受戲迷歡迎,一躍成為正印花旦。由於聲線渾

厚圓潤,所以唱《夜祭雷峰塔》創出"反線二王",聲情並茂,典型"芳腔"。為人

聰敏溫和,扮相雍容,演來輕鬆,深得肖蘭芳的做手與台步風采,自然流麗,有

"美艷親王"之稱。1947年自組艷海棠劇團,1950至1952年在大龍鳳劇團先後與

新馬師曾、何非凡、馬師曾、衛明珠、麥炳榮等人合作;1952至1953年在金鳳屏 30

及大好彩劇團與陳錦棠、任劍輝、白雲仙、靚次伯等人合作;1954至1959年長期

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在新艷陽劇團,先後與陳錦棠、新馬師曾、梁醒波、半日安、歐陽儉等人合作,

主要演出李少芸和唐滌生劇本,其中以李氏的《王寶釧》、《萬里琵琶關外月》、《新

梁山伯與祝英台》等劇;唐氏的《六月雪》、《白蛇傳》、《艷陽丹鳳》、《漢苑玉梨

魂》、《艷陽長照牡丹紅》、《火網梵宮十四年》備受歡迎。芳艷芬除演粵劇外,並

5 演出不少粵劇電影和粵語電影。1958年與楊景煌醫生結婚後,便退出藝壇。婚後

與好友李曾超群成立"群芳基金",經常對慈善事業作出貢獻。芳艷芬從沒有忘懷

粵劇,是香港八和會館永遠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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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線女(1927-2014),原名鄺健康,廣東開平人,生於廣州,1939年到香

港,投靠舅父靚少佳,隨細嬏何芙蓮學戲,與芳艷芬同為勝壽年劇團提燈宮女。

香港淪陷,隨何芙蓮加入馬師曾太平劇團,回廣州灣演出。時正印花旦患病,由

紅頂上代演《李仙刺目》,成為15歲的擔綱花旦。抗戰期間成為馬師曾之妻子,

1945年勝利後回廣州演出,甚為賣座。此後經常在省港登台,1947年把賣座首

本戲《我為卿狂》拍成電影,並開始灌錄唱片,1950年演《一代天嬌》,運用意大

利西洋唱法逐漸成為"女腔",有清高婉轉,黃鶯出谷之妙。稍後與任劍輝、新

15 馬仔、梁醒波等人合作,自組真善美劇團,與薛、馬合演《蝴蝶夫人》、《清宮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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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刁蠻公主戆駙馬》,在粵劇舞台成為一流花旦,又加入中聯電影公司拍製

不少知名粵語電影,紅極一時。1955年3月與馬師曾離婚。10月與馬氏及子女一

家回廣州定居,此後在內地粵劇界有不平凡的發展,對香港粵劇界的影響,依然

不少。

白雪仙(1930-- ),原名陳淑良,廣東順德人,生於廣州,為"小生王"白

駒榮的第九女,可謂出身戲劇世家,自少拜薛覺先、唐雪卿夫婦為師,故取藝名

白雪仙,又隨音樂家冼劍持專攻粵曲唱腔,早期唱腔學上海妹,後期接近梁素

琴,另加花腔。16歲參加師兄陳錦棠所組錦添花劇團,曾任正印花旦,由於自覺

藝術未到家,先後參加太上、日月星和新聲等劇團,出任幫花。1945年新聲劇團

25 從澳門回到香港發展,白雪仙的戲藝日益成熟,有"刁蠻公主"別號。1956年,任

劍輝、白雪仙合組仙鳳鳴劇團,邀得靚次伯、梁醒波等藝人加盟,同時專演唐滌

生後期傑作。由於白雪仙認真組織,不惜工本,魄力過人,追求完美,且對唐滌

生優禮有加,加上朱剛毅兄弟負責音樂包裝,靚次伯、梁醒波等發揮成熟演藝,

改革戲服,發揮顧繡高雅華彩,美化頭飾,中西用料適當配搭,吸納動聽古曲,

30 改進舞台效果,加設幻燈字幕等,因此從1956年直至1972年共九屆的演出,除

令任、白二人有了多齣傳世之作外,更使唐滌生劇本效果得以提升,且收旺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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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並培養了在《白蛇新傳》配戲的一群小仙女成為日後接班的雛鳳鳴劇團。仙鳳

鳴的成功甚至雛鳳鳴的成功,主要基於白雪仙在粵劇界,把那些混亂胡扯不認真

的風氣惡習重新整頓,引導香港粵劇向認真嚴肅劇場藝術進軍,令香港粵劇在自

求多福下走上坦途。還有任白二人的相處和感情,對藝術的互相幫忙和鼓勵,亦

屬人間罕有。從4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後期,白雪仙拍了近二百部的粵劇電影和

粵語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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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聲(1933-2015), 原籍廣東東莞,出生於香港,父親林向榮,任職鐵

路局,與粵劇藝人多往來。抗戰時曾回廣州居住,戰後回港定居,五歲即隨肖蘭

芳學藝,兼學北派與樂器演奏。少年時便能掌板,經羅澧銘介紹在薛覺先回穗前

數月拜門,數十年來以薛為榜樣,並不斷吸納南北劇藝,可謂技出多師。青年時

除演粵劇外,並拍製不少粵語電影,50年代伶影雙棲,曾加入多個戲班演出。包

括麥炳榮、鳳凰女的大龍鳳和任劍輝、白雪仙的仙鳳鳴。1962年組慶新聲劇團,

1965年組頌新聲劇團,一直維持至1993年退出舞台。由於林氏認真,演出嚴謹,

技藝穩健,生活、家庭健康,獲得戲迷擁戴,1965年11月成立的聲迷俱樂部和

1966 年 11 月刊行的《逸林》刊物,一直維持至今。所演以文武生行當劇目為佳, 15

如《三夕恩情廿載仇》、《碧血寫春秋》、《林冲》、《朱弁回朝》、《連城壁》、《蓮

溪河畔蓮溪血》、《紅樓寶黛》等,甚為知名。頌新聲為近二十年香港粵劇台柱,

1993年7月底至8月底林氏作總結演出31場後,從此淡出,可以說是香港粵劇界

的損失,令本地一流名班進入青黃不接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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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劍笙與梅雪詩,1960年任劍輝、白雪仙組成的仙鳳鳴劇團,為籌演第九屆

唐滌生所編《白蛇新傳》,由於劇情需要配舞仙女演員,從800名應徵者中選出 22

人為仙鳳鳴歌舞組予以訓練,參加演出,事後決定再選12人,培訓他們作為粵劇

接班人。1963年正式作排演訓練,1965年作首次演出,由新人組成,劇團名為雛

鳳鳴,從 1965 至1992年前後共27年。龍劍笙和梅雪詩都是始終如一在雛鳳擔任

主角,而其他主角已先後退出。李居安、陳寶珠、呂雪茵、朱劍丹、蓋劍奎、江 25

雪鷺、言雪芬、芳雪羽、謝雪心等各有不同際遇和發展,不在話下。雛鳳鳴早年

演出甚少,1972年自從仙鳳鳴劇團退出舞台,便由雛鳳鳴劇團接續,果然不負眾

望,在賣座力與帶動香港近二十年的粵劇發展上,雛鳳鳴的作用最大。雛鳳的成

功固然是"仙鳳"餘波與整個劇團的成果,早期有賴梁醒波、靚次伯、任冰兒的

扶持,後由尤聲普、阮兆輝代替梁、靚加盟演出。朱氏兄弟的音樂,劇務葉紹德

對唐滌生劇本的忠誠和整體的合作均有關係。不過所演才子佳人愛情戲的文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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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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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劍笙和花旦梅雪詩二人關係最大,合則強勢完美,分則薄弱失色,龍、梅與雛

鳳,難以分割,因而在此一併介紹。

龍劍笙(出生年份不詳),原名李菩生,廣東中山人,鄉音"菩"與"创"音相

似,故有"阿刨"別號。在香港長大,1960年加入仙鳳鳴歌舞組培訓。直至1992

年移民加拿大,令到雛鳳鳴劇團解體。反串文武生,扮相俊美,做手流麗,且

有生鬼風趣一面,在舞台上一唱一做,深得任劍輝的神髓,被稱為"任劍輝的影

子",品性隨和,念舊敬老,仿若乃師,平易近人。嗓音雖未見清越,但爽朗令

人喜聞樂見,對吸引年青戲迷,加入香港粵劇行列,維繫粵劇壽命,功不可沒。

擅演任白戲寶,可惜由於局限於任劍輝影子之下,難以自成一格。

梅雪詩(出生年份不詳),原名馮麗雯,廣東恩平人,在香港長大,1960年

加入仙鳳鳴歌舞組,接受培訓,成為雛鳳鳴劇團基本成員,開始與江雪鷺不分正

副,擔任正印花旦。1976年從星馬演出歸來後,江雪鷺脫離劇團,從此梅長期擔

任正印,與龍劍笙合作,成為七八十年代賣座力最強的文武生和花旦,年演過百

場。1992年龍劍笙移民加拿大,雛鳳宣告解體,其後梅與林家聲弟子林錦棠另組

15 慶鳳鳴劇團。梅雪詩聲音嬌嗲,加上個性慢條斯理,故有"阿嗲"別號。與龍劍笙

合演愛情戲,絲絲入扣,纏綿動人,聲線清越悠揚,低音寬厚,面相性情雖與乃

師白雪仙不似,但能勤奮力學,得靚次伯提點,在長期大量演出之下,希望將來

可自成一格。

龍、梅二人在雛鳳鳴劇團所演劇目,差不多全屬唐滌生為任劍輝、白雪仙所

20 編寫的戲寶,令唐氏劇本成為香港粵劇職業和業餘演出的常演劇目。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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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粵劇原是廣東粵劇的一部分,從沒有企圖自成一系,只因中華人民共和

國建立後,實行"政治掛帥"的戲曲改革;而1950年以後,內地藝人出入境受到

限制,留港藝人陣容強大,香港觀眾在兩地兩制下,自行選擇粵劇為一種純粹娛

樂項目,在既注重傳統,又與現實合流的路線之中,逐漸走向傳統藝術化、劇場

演出嚴肅化、劇本古典化、觀眾推廣年青化和階層多面化。經過四十年的掙扎求

30 存,自謀多福,初步建立了一個具有香港特色的粵劇形象。筆者相信香港粵劇觀

眾和粵劇界頗為珍惜目前所有。1997年回歸中國後,基於一國兩制、五十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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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香港粵劇面貌應可保留一段長時期。自從1977年文革過去,中國各地方種

頂尖藝人不斷來港演出,令香港粵劇有機會不斷吸納南北技藝。而國內粵劇也大

為開放,自由度頗高,彼此距離無形拉近。以香港地理交通優勢,作為海內外粵

劇交流、集散、輸出、聯繫中心,肯定不會改變。

隨着九七回歸,地方文藝熱潮必然與日俱增,香港粵劇前途應該大有可為。

加上目前粵曲流行,電台戲曲節目豐富,各大小報章不時刊載粵劇動向,而專門

介紹粵劇的月刊雜誌已有兩種,包括《粵劇曲藝》和《戲曲天地》,銷路不俗,這

些情形對未來粵劇發展是有利的。只是目前令人擔憂的不利因素亦不少。除了時

代改變,娛樂形式新陳代謝這些大氣候外,粵劇本身藝術不前,後繼乏人,名

班、名伶和名編劇有若星沉,可選演的劇本愈來愈窄,藝人形象僅能從模仿維

持。從現實看來,任劍輝、梁醒波、靚次伯等去世,仙鳳鳴已成歷史陳跡。龍劍

笙移民,和梅雪詩合作的雛鳳鳴難以復活。林家聲淡出舞台,頌新聲形同歇業。

一般劇團所演不離唐滌生的劇本,男女主角唱做不外模仿"任"、"白"、"波"。

目前演出情況,在量方面不算貧乏,但是偶像級的名班、名伶,具光華者少。唯

望羅家英、汪明荃等福陞劇團,蓋鳴輝、尹飛燕等鳴芝聲劇團,林錦棠、梅雪詩

等慶鳳鳴劇團,文千歲、李鳳等豐華劇團,阮兆輝、南鳳等鳳笙輝劇團,梁漢威

等漢風劇團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又盼香港八和會館辦的粵劇學校、梁漢威經

營的漢風粵劇學院以及於1999年成立的香港演藝學院中國戲曲課程等機構努力培

訓新人,獲得成功。至於政府方面,1997年後文康政策、市政和區域兩局籌辦的

粵劇演出,加上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扶持,相信維持現狀不難,且應更有所增

加,業界對發掘傳統和發展新概念與創意,必與日俱增。90年代區域市政局在沙

田進行設立文化博物館,內設粵劇博物館,對於推動粵劇確有長久積極作用。

至於粵劇教育方面,隨着教育工作者不斷努力,使學生學習和認識粵劇的機會不

斷增加,從而培育大批粵劇的未來觀眾。廣東、廣西兩省各市縣的粵劇團訪港演

出,自然有增無減。從整體趨勢看來,相信香港粵劇的未來,仍然有令人審慎樂

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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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粵劇博物館於2000年12月正式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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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劉靖之

引言

15

本章將集中敘述香港殖民時期的中小學音樂教育、高等專業音樂教育、私人

音樂教育、音樂活動、音樂創作等五個大項目,其中音樂教育與活動的範圍較

廣,包括校際音樂比賽、公開音樂考試、音樂會、藝術節、音樂團體、音樂研

究,等等。尤其是在香港經濟起飛之後的四十多年,音樂演出場地和音樂團體如

20 雨後春筍,紛紛組織成立起來。由於缺乏早期的資料,此文將採取"遠略近"的

方式來敘述,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至90年代中期為重點。

25

二.19世紀的學校音樂課與音樂活動 (1841-1899)

中國人的音樂觀深受儒家學說的影響,同時也有道家觀點浸透其中。事實上

儒、道兩家的音樂觀有共同的理論基礎-都是根據先秦時代的音樂美學思想

發展起來的。儒家主要繼承孔子以前關於音樂與社會的關係、樂與禮的關係的思

30 想,因此強調以禮制樂,強調禮樂治國,重視音樂的政治作用、教化作用,追求

社會群體的統一、上下等級的統一,發展為系統的禮樂思想。道家主要繼承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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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以前關於音樂與自然的關係、音樂與"氣"、"風"關係的思想,因此重真重自然,

既追求音樂與自然的和諧一致,人與宇宙的和諧一致,又強調"法天貴真",反對

束縛人性、束縛音樂,要求音樂抒發人的"天"、"真"自然的情性,發展為自然

樂論。然而,在中國這個儒家學說為主導的社會、文化架構裡,音樂一直是缺乏

學術與社會地位的。

19 世紀中葉的香港教育,仍然是中國內地的教育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參

加科舉試為目的,所以音樂在書室和學塾的教育體系裡並不存在。在廣東省內,

新安縣的科舉試成績及學風"還是比不上番禺、南海、香山、東莞等地",(2)但這

並沒有改變香港那個時代的教育性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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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世紀初開始,西方傳教士便積極到東方傳播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成

為英國殖民地之後,教士便急不及待地把所辦的學校搬到香港來,如1842年馬禮

遜紀念學校從澳門遷至香港、1843年英華書院從馬六甲遷到香港來。根據1845年

的《香港藍皮書》年報的統計,那年在政府的登記裡共有學校13所,其中以英語

教學的有兩所、既用英語又用"華語"(原文Chinese,應是粵語)的兩所、全部用

華語的九所;辦學校的機構包括馬禮遜教育協會、倫敦教會協會、英格蘭教會、 15

羅馬教堂以及華人組織。 (35) 這些學校的學生從最少的五人到最多的40人,13所

學校的學生總數是245人,而那時香港的居民只有23,748人,其中外國人有 534 人,餘下的都統稱之為"有色人"(coloured population)

。

(4)

可惜的是在這份年報裡沒有提及學校裡所教授的科目。在1860年的報告裡,

學校督察(Inspector of Schools)和漢學家理雅各(Legge, James)只強調英語課對中

國學生的重要,沒有提及其他科目。但到了1870年,在政府學校督察的年報裡已

提及了學校裡的音樂課:

三年初級班現在開始有基礎音樂課,但由於授課時間太短而無法有所報

告。目前只能每周一小時的音樂課,如此既少又短的課程對音樂本身以及對

學生是否有益,誠然是個未知數。

(5)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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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閱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結論>,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年。

(2) 丁新豹(編):《香港教育發展 一百年樹人》,香港博物館編製,香港市政局出版,1993年,頁6。

(3)《香港藍皮書》是筆者的中譯,原文為 Hong Kong Blue Book,在香港大學圖書館裡藏有從1844年到1939年的《香港藍皮 書》。這套書從1844年到1860年大部分是書寫的,1860 到1939 年則是排字印刷的。《香港藍皮書1845》裡有關學校登

記"("Retum of the Number of Schools"),見頁144-145。本文所引用的《香港藍皮書》指的便是這一套,下面不再附注。 30 (4) The Hong Kong Blue Book 1845, pp. 114-115.

(5) The Hong Kong Blue Book 1870, p. 298。中譯者為本文作者。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但應明白的是上述報告書所敘述有關音樂課的細節,只是指政府中央書院

(Government Central College)而言。(6)

這種缺乏音樂課的報告書一直繼續下去,在1879年的《香港政務報告書》裡,

學校督察歐德理(Eitel, E.J.)博士詳細地報告了那一年裡的就學學生數目、學校數

5 目、課程等,但仍然沒有音樂課。(7)因此現在我們只能推測在1870年香港政府在

政府(香港稱"官立")中央書院以試驗的性質開始有音樂課,而在此之後有沒有

繼續下去?答案似乎是沒有。因為在此之後的《香港藍皮書》和《政務報告書》裡

均沒有提及音樂課的設置。

10

15

至於在1870年的音樂課裡,教師教了些什麼音樂知識?唱了些甚麼歌?到目

前為止,仍無法找得到這種資料。在學校督察報告裡,只說是"基礎音樂"(The

elements of music),根據英國學校裡初年級的音樂課,大概包括唱歌、欣賞、分

析、練耳、視唱等。這些課程對英國孩子可能是恰當的,但對中國孩子們就不是

那回事了。再說,若中國孩子在音樂課裡唱的盡是些英國歌曲, 1870年之後取

消音樂課就絕不是意外之舉。

(8)

政府年報有關音樂課的敘述乏善可陳,在一些老資格的中學歷史資料裡有關

音樂課的報導也不見得多。如現在香港銅鑼灣區的皇仁書院(即上文提及的中央

書院),在1871年一年級考試科目的記載中,既無繪畫也無音樂,(很可能由於音

樂課只是試驗性質的科目,既然不需要考試,因此也就沒有包括在敘述裡了。

在"官史"的年報裡缺乏音樂課程的紀錄,在學生刊物裡卻報導了當時學生的

20 音樂活動:皇仁書院的學生於1899年與庇理羅士書院的學生聯合組織了一個相當

成功的音樂會。從音樂會的曲目來看,這些年音樂家的音樂技巧和修養是家長

着意栽培的,而不是由學校課程教出來的。曲目不僅有鋼琴、獨唱、二重唱,還

25

30

(6) Sweeting, Anthony: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09.

(7) The Administrative Reports,《政務報告書 1979》,1879。香港大學圖書館存有1884-1940 年的《政務報告書》,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改稱《香港年報》(The Hong Kong Annual Report)。讀者可上網查閱1884至1940年的《政務報告書》,網址:http:// sunyi.lib.hku/hkgro/browse.jsp。

(8) 20 世紀 50至60年代,香港中小學音樂課唱的大部分是英國學生唱的歌- - 小學唱中譯歌詞、中學唱英文歌詞。筆者於 1957 至 1966 年間曾任教於中小學音樂課兼任合唱團指揮,因此對當時的中小學音樂教育有所瞭解。估計在19世紀70年 代,香港學校的學生上音樂課唱英國歌曲是十分有可能的。

(9) 參閱 Queen's College-Its History 1862-1987, Chapter || : "The Central School", pp. 9-25; Chapter III: "From the Central School to Victoria College," pp.26-37。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50年初才提到音樂教師 Fraser, Donald 和 Lin, Richard (p.150),60年代學生參加校際音樂比賽得獎(p.380);published by Queen's College,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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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有長笛與單簧管合奏。(10)

19 世紀下半葉的學校的音樂教育如上所述,那麼學校以外的情況又是怎樣

的?根據 1845年5月28日報紙的記載,駐香港的"皇家愛爾蘭"軍團的軍樂隊曾

舉行公眾音樂會,票價分五元和三元,前者有座位編號,後者則不對號入座。

事實上,《中國與香港友誼公報》早在當年的2月22日刊登了一段告示,呼籲香港

市民開會討論組織音樂會事宜--這份公報既然是英文的,對象不言而喻是以外

國人為主。這段告示如下:

在我們的廣告欄裡有一段告示,呼籲市民開會討論有關在本港組織安排

音樂會事宜。我們擔心的是無論這種想法是如何地值得讚許、無論有這種意

願的人們如何熱心,在這個殖民地目前的這種情況下,這種願望是無法如願

以償的。我們也不太確定在如此有限數目的歐洲居民的情況下有沒有足夠音

樂人才來實現這一計劃--就算有人才的話,我們的社會已給劃分得支離破

碎而難以建立一個聯合機構。我們也擔心,和諧的優美的音樂不得不局限在

客廳沙龍的小小天地裡;雖然我們對公眾音樂的組織懷着失望的心情,但我

們深切地期望這種擔心和懷疑是毫無根據的。

(12)

毫無疑問,負責起稿這段告示的人一定是音樂愛好者。1845年是英國人佔領

香港後的第四年,從英國來香港的英國人懷念家鄉的音樂會,想在香港組織類似

的音樂會,是可以理解的。

英國人從英國帶來了他們的音樂文化,這種英國音樂文化是以基督教為主

的,貫穿着學校音樂教育和社會生活。學校裡的早禱和唱聖詩等活動在教會開辦

的補助學校是學生生活裡不可缺少的,星期日的教堂是居港外國人必然要去的重

要地方,受過西方教育的華人也有一部分去"守禮拜"。宗教音樂在潛移默化的過

程中,在基督教徒中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19世紀下半葉的香港,社會活動和

文化活動相對較少,那麼學校裡的音樂會、唱聖詩以及宗教音樂對那個時代的居

港英國人和西化了的部分華人,當然是重要的精神生活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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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chool Notes, Yellow Dragon-a magazine conducted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students at Queen's College Hong Kong.

Queen's College, September 1899, No. 111, p. 65.

(11)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 IV (43), published by Hong Kong Government, 28 May 1845, p. 796.

(12)id., 22 February 1845, p. 796.

(13)Smith, George,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reprinted from the 1847 edition by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72)裡在形容馬禮遜教育協會學校學生的學習生活時,說"在學習歌唱對救世主的讚美 時,這些學生懷着喜悦的心情來聆聽這些聖詩",參閱 pp.508-520。

30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早於 1843 年,便有人在香港成立了牧歌協會(Madrigal Society),首任會長是 索爾頓(Major-General Lord Salton)。牧歌這種歐洲中世紀的音樂體裁相信只有從 英國來的人才熟悉,才有辦法為協會會員提供樂譜和訓練,因為"牧歌"是需要一

定合唱技巧和知識的。據說在1843年之前香港便有牧歌協會,但記錄已失,能夠

5 找到的記錄是從1843年開始的。(14)

10

15

香港的合唱協會(Choral Society)在天主教堂管風琴手桑斯特(Sangster, C.E.A.)

的提議之下成立於1861年。這個合唱協會在19世紀下半葉相當活躍:1863年7

月 10 日為大會堂籌款而組織了音樂會,這是協會的第一次公開活動,籌得款項

691元。1873年7月,合唱協會開始以愛樂協會名義組織音樂會。如1876年4月

18 日的盛大的合唱節,在那個時代的香港是一次相當轟動的活動。合唱協會用

"愛樂協會"這個名稱顯然不是正式的。這個合唱協會一直活躍到1894年,那年的

7月9日協會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1903年8月15日,有關人士聚集在一起,討

論恢復這個協會,但這之後用的名稱卻是愛樂協會(Philharmonic Society)了。愛

樂協會的活動更有勁,曾上演 Gilbert 和 Sullivan 的輕歌劇,但那已是20 世紀初的

事了。

(15)

英國人以至歐洲各國人都十分注重大會堂(Town Hall),在歐洲各城市的大會

堂一般是市政府所在地,包括一個大廳作為重要集會的場所,英國的城鎮也是如

此。根據記載,1862年香港政府便有計劃興建大會堂,在這座建築物裡有劇場、

圖書館以及一組會議室,作為香港市民演出、閱讀、開會之用。1864年,香港政

20 府為這項計劃提供免費土地,大會堂於1869年11月2日建成啟用,並請得愛丁

堡公爵阿爾拔王子主持開幕典禮。這座大會堂立即成為香港的文化活動中心,不

僅音樂會、話劇在此演出,展覽會和各種研討會也在這所建築物裡進行。

19世紀下半葉的香港,中英兩種不同國籍的居民各自過着自己的生活。當年

旅居香港的英國人對音樂生活的興趣,一如現在的香港人喜歡把香港的生活模式

25 帶到加拿大、澳洲、美國以及香港移民所到之處。英國人一到香港便盡量把英國

音樂文化帶到香港來。香港的中國人大部分則過他們自己的音樂文化生活,一如

冼玉儀說的那樣:"香港的早期歷史是一個分隔的歷史--政府與中國人社會之

30

(14)Jarrett, V.H.G. (ed.), The Old Hong Kong (打字文件,現存香港大學圖書館), p. 784

(15)同上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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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 19.1 建於1869 年的香港大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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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間的分隔。"(16) 事實上中國人與英國人之間的分隔也極明顯,這種分隔不僅基於種

族、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以及語言,更由於文化和價值觀上的差異。

一位英國人寫了一篇題目為〈香港的生活1856-59〉的文章,報導了他在香

港所見所聞,有不少事物中國人極感興趣的他卻覺得無聊,如放風箏。對中國音

5 樂,這位先生的評語如下:

10

他們為他們想像中的所謂音樂而感動,從那些極盡簡單、沉悶、莫名其

妙的原始材料所產生的噪音得到快樂。

由此可見,英國人對中國音樂文化全然無知。

香港人用粵語,故粵劇、粵曲相當流行,廣受市民的歡迎,如八大音、神功

戲,而居住在新界的村民也能享受到這些音樂戲劇。

香港九龍新界有些地區每年慶祝神誕都必定有演戲的活動,而這種戲便叫

神功戲。有些廟的香火鼎盛,因此有經濟能力來請戲班演戲;有些廟的經濟能力

較差,故只能演出傀儡戲;經濟再次一點的就只有請八大音來唱戲。演神功戲和

傀儡戲或唱八大音都是用竹棚蓋搭的,八大音之所以較經濟是因為所需要的面積

15 不大,不用戲服和道具、不要前幕。換句話說,上演神功戲和傀儡戲既要演、唱

又要做,因此一切舞台上的設備都需要,包括台前的幕;清唱粵曲的八大音只要

唱,最多加上伴奏,演和做均不需要。

上演八大音的廟宇不一定限於經濟因素,廟宇所在的地方也是原因,若地方

太小、或交通太頻繁的地區也不適宜搭棚做神功戲。如荷李活道的文武廟、灣仔

20 的洪聖廟、卑利街的大伯公廟、西營盤的福德祠等都只能唱八大音。八大音都是

全套戲曲,因此影響較大,市民平時也可以上幾句,形成一種唱粵曲的潮流,

有不少業餘愛好者組織民間音樂團體,以唱粵曲為樂,自拉自唱,蔚然成風。除

了推動民間音樂活動外,八大音也推動了妓女演唱粵曲。魯金說:"妓女對推動粵

曲演唱是有很大的貢獻的,這是研究粵曲演唱史的人一向忽略的。

25

23 (18)

妓女如何學習唱粵曲呢?根據一份1890年有關香港妓女的報告,我們才知道

當時女童在三至十歲的年紀便被窮人家賣給別人,將來或做妓女或做傭工,售價

30

(16)Sinn,Elizabeth: Power and Charity-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7.

(17) Weatherhead, Alfred, Life in Hong Kong 1856-59(打字稿,現存香港大學圖書館,缺日期), pp.29-31. 中譯由本文作者

負責翻譯。

(18)魯金:《粵曲歌壇話滄桑》,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頁6。有關八大音,請參閱同書(歌壇的前身'八大

音'〉一章,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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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相貌和年歲而定。最低不低過100元,最高400元,有的十至十五歲,年歲愈

(19)

長、相貌愈好就愈值錢。 有關妓女的唱歌訓練的內容翻譯如下:

妓女的訓練從上歌唱課開始。受聘的教師來到給未來的妓女上課,每首

歌學費十元,這筆錢要令學者百分之百熟悉這首歌曲,不管要學多久。這十

元包括伴奏和歌唱。伴奏樂器一般用中國鼓。一般智力的中國女孩子需要一

個月的時間來學會一首歌,每天上兩小時的課。短的歌曲大約有三四十行,

長的則有五十行。能唱三首歌曲的便可以成歌女。當這種學習完成後,這名

女孩子便給送到妓院去工作。(20)

妓女的工作首先便是唱歌,每唱兩首歌便有打賞一元,有名的妓女每天唱歌

可以賺五六十元,但她只能獲得這個數目的四分之一,其中一部分要給妓院的老

闔,另一部分要給這名妓女的買主。由此可見,買賣妓女這一行是頗有賺頭;也

由此可見,能唱歌對妓女是多重要的一項謀生技能。

5

10

能唱歌的妓女都是化妝得花枝招展、衣着時髦的,她們經常參加大客戶的宴

會,或是為客人撥扇,或是交談,財力雄厚的客戶可以請三四十名妓女來參加助

慶。每一位客人都有自己鍾愛的歌女,但為了擺闊氣,他可能請五六名歌女陪 15

酒。一般宴會在下午五六時開始,晚上八點鐘結束。在這兩三個鐘頭裡只是吃喝

談笑,唱歌,吸鴉片要在八點鐘之後才有,這種晚宴有的歌女可以賺三四元,陪 客人過夜另有打賞。(21)魯金說妓女對推動粵曲演唱指的便是這種演唱活動,因為這

些客人來自各個階層,學會了回去傳播,正好像現在的卡拉OK一樣,其影響的

確是廣泛的。

除了神功戲之外,香港市民和新界的村民有各種不同的習俗和節日慶祝活

動,如盂蘭節等。這些節日的活動都會用到音樂戲曲表演、儀式。此外,新界有

為數不少客家人,在大埔一帶的客家山歌相當流行。

20

(19)"Report on Brothels", enclosed in "F. Fleming, to Knutsford, 5 August 1890", despatch 171 : "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Original : Hong Kong, 1841-1951, Series 129),

(20)同注(19),p. 35。

(21)同注(19),pp. 38-39。

(22)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編):《香港歷史文化考察》,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出版,1993年,頁235-248,"盂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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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三·學校音樂教育、個別授課、音樂活動與

音樂創作(1900-1945)

(一)學校音樂教育

到了20世紀初,香港的學校音樂課仍然不受重視,這點可以從政府年報裡看

到。據《香港年報 1900-1909》,當年香港有官校13所、補助學校1所,共有學

生7,481名。(23) 在學校數目上比1845年的13所增長了八倍,學生數目則增加了30

倍半。(24)但這種發展是不平衡的,因為在這七千多名學生裡,其中有1,440名在皇

10 仁書院就讀,剩下的6,477人則分佈在其他103所學校裡,平均每所只有59人,

而事實上規模最小的學校只有學生12名。如此不平均的分配令教師的配派、設備

的添置發生困難,試問只有十幾人的學校如何分班、分科?如何有能力聘請音樂

教員、如何購買鋼琴和設立音樂課室?

15

20

在教學語言上的分配也間接影響了音樂教材和教學。在1900年的104所學

校裡,只有五所是中英並用的;21所只用英語;其他78所則全用中國語言(作

者按:應是粵語)。用英語上課的學校,在音樂課的教材和教學上較方便,他們

可以用英國學校音樂課的教材--從歌曲到音樂欣賞、音樂史到音樂知識都可以

採用英國的那一套。在英國,中小學音樂教育有一套相當完備的教材,而香港,

直至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政府、補助津貼學校的音樂課,仍然用英國的學校音樂

教材。

但在用粵語上課的學校裡,音樂課就困難多了,主要的是教材問題。在中國

內地,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事實上在這之前,全國各地,尤其是大城市,新

式學堂紛紛設立,學制和課程都依照歐美或日本的。如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

中三年、大學四年。科目包括數學、物理、地理、國文、英文、樂歌、圖畫、體

25 育,等等。中國的書室或學根本沒有樂歌課,一旦有了新式學堂,學生上音樂

課時只好唱旋律是外國的、歌詞是中文的"學堂樂歌"。但"學堂樂歌"都是用國

語的(又稱官話,現稱普通話)。由此可見,1900年香港那78所學校,由於語

言、設備、教師、教材的各種困難而不設"樂歌"課,實在是無可厚非之事。

30

(23)Hong Kong Annual Reports - Colonial Reports 1900-1909, Hong Kong Government,pp. 13-14.

(24)參閱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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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在 1910 年的年報裡,教育署署長提交了詳細的學校、學生數字、課程、考試

等情況和問題。 (25)在敘述到課程的段落裡,科目如英文作文、英語會話、默寫、算

數、數學等以及課外活動的項目如辯論學會的活動、游泳、足球等均有提及,唯

獨缺音樂和繪畫兩科,報告裡也沒有歌詠活動或音樂會等一類的報告。署長的報

告相當詳盡,裡面還有各學校校長的報告,在各地區學校的報告裡,各科的教學 5

和考試均有詳細的記載。(2)因此,缺音樂課程和活動的報告是由於官校與補助學校

根本沒有音樂課或是有的學校有、有的學校則沒有的緣故。由此可見,音樂在香

港教育制度裡是可有可無的。

在教育署署長的年報裡,從1901年到1940年均沒有提及音樂科或唱歌科,

也沒有提及音樂課室的設備或歌詠活動、音樂會等。但在1939年的報告裡,圖表

六"公眾考試成績"的"考試欄"最後一格裡填的是聖三一音樂學院(Trinity College

of Music);在"應考者數目、及格人數、及格率"欄下填謂:"133名學生報考術科

考試,全部及格;27名學生報考樂理,25名及格"。(27)由此可見,早在30年代香

港已有一百多人報考英國的音樂學院的校外考試,若不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香港的歐洲音樂的教育和演藝活動當會另有一番景象。

(28)

香港的教育在英國統治了半個多世紀之後,經歷了深刻的變化:政府通過接

納並實行《1902年教育委員會報告書》;加緊對中文教育的關注。1913年頒佈教

育條例,規定凡學生人數超過九人的學校均需註冊,1921年此條例推廣至新界;

1933 年,英國視學官伯恩尼應邀前來香港視察研究本港教育並提出報告。 在報

告書裡,伯恩尼認為應加強母語教學,課程應包括音樂、美術、體育。1939年教

育署署長草擬了一份發展中文小學的計劃書,計劃在五年內興建50所模範中文小

學,作為一般私立小學的"模範",可惜太平洋戰爭令這項計劃無法在當年實行。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香港仍然分為英語與粵語教學兩種學校。這兩大類

學校有三種資助:一、 全部由政府提供資源的官立;二、由私人辦理,但有政府

的補助;三、全部由私人出資辦理。在那一年,全港有20所官校、19所補助學

校、276 所津貼學校、982所私立學校,就讀學生超過12萬人。(29) 在1939年,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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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5)The Administrative Reports 1910, pp. N1-N48.

(26) Ibid., N11 N13.

(27)The Administrative Reports 1939, p. 036, General Table VI.

(28)Burney, E., Report on Education in Hong Kong, London: Published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by the Crown

Agent for the Colonies, 1935.

(29)The Administrative Reports 1939, pp.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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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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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開辦了一所教師訓練學院,為市區學校的英語、粵語教師提供訓練課程,為期

兩年,第一年有學員48名。(30) 但當年這所教師訓練學院的課程裡缺音樂課,再一

次說明教育界決策層對音樂的了解和態度,雖然在報告書裡指明"若能調配教師,

應有手工與音樂兩科"

.

(31)

官方資料如上所述,有關音樂課貧乏得很,而學校的校刊有關這方面的資料

也不多。在法國天主教學校1910年的《學校概況》裡,有兩處與音樂學習有關:

(1) 在"學費"標題下有這麼一句:"鋼琴課和繪畫課自由選修,要另收費。"(32) (2)

在"成績報告表"裡有"音樂"(Music)一項。 (33) 在男拔萃書院1929年的上課時間

表裡,每星期四上午9時至9時40分第一至四班要上"唱歌"課(Singing),9時

40分到 10時40分第五至第八班要上"唱歌"課。 上述都是教會辦的學校,而教

會一向是較注重音樂教育,尤其宗教音樂教育,故此有音樂課是意料中的事。

私立和民辦的學校的情況則要看該校的規模和校方重視的程度。《同濟中學創

校四周年紀念特刊》裡便有兩處提及音樂和唱歌:一、 課程:初級中學和小學均

有音樂課,幼稚園則有唱歌課。二、在課程表裡,初級中學每週一課;小學則每

15 週兩課,一、二年級還另有兩節唱遊課。 (35)港僑中學的課程也是如此:高級中學

沒有音樂課;初級中學每周一節音樂課;小學一、二年級每周兩節音樂課,三至

六年級則每週一節。 其他有音樂課的學校還有子褒學校、 (37) 梅芳女子中學 (38) 等私

(36)

立中小學,在校刊裡找不到有音樂課的則有民生書院、(39)鑰智學校、(40) 長城中學(41)

等等。

20

25

30

(30)bid., p. 26.

(31)同注(6),頁359。

(32) Prospectus of the French Convent School, 1910 in Asille de la Sainte Enfance... Monography, 1910, pp. 42-51.

(33)同注(31)。

(34)Rev. Featherstone, W.T.,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 Hong Kong,1930, pp.124-125; Sweeting,Tony,

Education in Hong Kong-Pre-1841 to 1941 - Fact & Opin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10-411.

(35)《同濟中學創校四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同濟中學出版,民國二十九年3月1日,頁8、9、10、11、15。

(36)《港僑中學24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港僑中學出版,民國二十四年。

(37)《子褒學校年報》,香港:子褒學校出版,民國十年。在"男教員姓名籍職事"一欄裡,有"黎少壁,順德,授算學、物理、地

理、唱歌"字句,這位黎老師可能是兼教唱歌。

(38)《香港梅芳女子中學建校特刊》,香港:梅芳女子中學出版,民國二十三年。此校有音樂室、高級中學無音樂課,初級中學每

周一節音樂課。

(39)《民生書院 60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民生書院,1986年。

(40)《鑰智年報》,香港:鑰智學校出版,1926年。這份《年報》刊登有照片,如"女生刺繡成績展覽"、"男生手工圖畫成績品展

覽"等,為數不少,但沒有學生歌詠照片。

(41)《長城中學開校特刊》,香港:長城中學,(民國二十二年(1933〕)提及的課程包括藝術、體育、家政、烹飪、女紅,但沒有

音樂或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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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戰前學校音樂教育辦得最出色的要算是在利園山頂創辦的嶺英中學。這所學

校校長洪高煌博士是美國史丹福大學畢業生,喜歡唱歌,因此十分重視音樂課。

1938年,嶺英中學從幼稚園到高中均有音樂課,由林聲翕和凌金園等主理。這家

中學除了合唱團,還有銀樂隊,編印有《嶺英歌集》,收入民歌,宗教歌曲、藝術

歌曲等。但嶺英中學是特殊的例子。(42)

綜上所述,教會辦的小學與初級中學一般都有音樂課和唱歌課,官校、私立

和民辦學校就要看情況而定了 -- 如教師、設備、教材以及校舍等都會影響到能

否開設音樂課,若校舍太小,音樂或唱歌課就會影響其他科目的教學。

隨着中國內地教育的發展和英國對香港愈來愈多的影響,香港有許多傳統的

舊式私塾改革為新式學校,再加上一些在大陸受教育的人回到香港無法銜接香港

的課程,感到需要開辦以大陸課程為依據的學校,因此在20、30年代中文中學蓬

勃發展,如仿林中學(1923)、西南中學(1928)、寶覺女子中學(1931)、知行中

學(1932)、培正中學(1933),德明中學(1934)等都是在這個時期開辦的。這些

學校的學制是依循大陸"六三三"學制及教育部規定的課程標準,因此學生畢業後

只能回大陸升學。面對這一發展,香港政府於1929年任命中文課程委員會制定標

準,統一中小學課程。

5

10

15

香港政府在中文中、小學的課程上加強控制只限於"重要的學術"科目,如英

語、數、理、化;至於歷史、地理等次要的科目也予以有限度的指導,如對鴉片

戰爭以及中國近代和當代史的規限等等;至於音樂、繪畫等更"次要"的文化科

目便任各校自理了。可以想像既然要與大陸的教育制度銜接,這些中文中小學的 20

音樂課是需要與大陸的音樂課掛上勾,如20、30、40年代在大陸流傳甚廣的沈心

工(1869-1947)的學堂樂歌《男兒第一志氣高》、《黃河》等(43)和黎錦暉(1891-

1967)的兒童歌舞劇《神仙妹妹》、《小小畫家》等(4)便有可能作為音樂課的教

材

前者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傳唱大江南北,後者更"遠及香港和南洋各

地"。

(45)

20世紀上半葉,香港的學校教育隨着商業、貿易和交通的發展,人口的增

25

(42)參閱周凡夫:<香港音樂教育發展初探>,劉靖之(編):《中國新音樂史論集 1946-1976》,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1990年,頁458。

(43)參閱劉靖之:〈新音樂萌芽期>·劉靖之(編):《中國新音樂史論集》,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6年,頁32-38。

(44)參閱劉靖之:〈新音樂奠基時期 1920-1936〉,劉靖之(編):《中國新音樂史論集 1920-1945》,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

中心出版,1988年,頁70-74。

(45)同注(43),頁72。

30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加,也有顯著的發展,但學校裡的音樂教育和活動與19世紀下半葉的情況並沒有

顯著的變化,政府仍然不重視這一科,任由學校自己去處理,形成教會辦的學校

和私立學校的音樂教育和活動遠較官校、補助學校和津貼學校活躍。這種缺乏政

府重視的情況不僅20世紀上半葉是如此,五六十年代也是如此,到了70年代才

5 有所改善。

10

15

20

25

(二)個別授課、音樂活動、音樂創作

到了20世紀,除學校的音樂課外,個別跟老師學習彈鋼琴、小提琴以至聲樂 的人愈來愈多,其中以立陶宛人夏利柯(Ore, Harry, 1885-1972)最為出名,(46) 其 他的音樂教師還有俄羅斯小提琴家托莫夫(Tomoff)、留學日本的鋼琴家黃金槐、

聲樂家馮玉蓮等。30年代中末期,內地有好幾位音樂家如馬思聰、陳洪、林聲翕

等來港避亂,因此也收些學生從事個別教授。

香港大學成立於1911年,正式上課則要到1912年秋季。這所大學開始時只

設立兩所學院----醫學院和工程學院,音樂系要等到1981年才成立。香港的專

業和高等音樂教育經歷了好幾個階段,從戰前的個別教授如夏利柯,經戰後民辦

但政府不承認的音樂學院和專科學校,直到1965年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成立音

樂系,前後半個多世紀。但1965年之後,專業和高等音樂機構增加速度之快,超

過英國人統治一百多年(1841-1965)來的任何一個時期。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

院於 1938 年在香港設立公開考試,報考技科的如鋼琴、小提琴、聲樂的學生居然

有133 人之眾,相信這一百多人裡有些是上述夏利柯、托莫夫、黃金槐、馮玉蓮

等老師的學生。

個別授課與公開考試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一個地方的音樂水準和實力。這一

點在 20 世紀下半葉充分地表現出來。可惜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於30年代末在香

港開始的公開考試被太平洋戰爭中斷,戰後給皇家音樂學院捷足先登,從40年代

末到現在,皇家音樂學院在香港的公開考試,其人數之多、其成功的程度,在音

樂教育史裡很可能前無古人,至於是不是後無來者,那得看將來的發展了。有關

30

(46)夏利柯生於俄羅斯聖彼德堡,畢業於聖彼得堡的音樂學院。1915年抵哈爾濱,1917年到上海,1921年南下香港,並長住香

港,直到 1972年去逝為止。夏利柯寫了為數甚多的鋼琴樂曲,其中有些是根據廣東民歌旋律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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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在香港的公開考試,將在下文另述。

1869年建成的大會堂,在20世紀上半葉繼續發揮了它的市民活動中心的作

用,直到 1933年為了讓出部分土地興建香港滙豐銀行大廈,其他部分則於1947

年全部拆掉,(47)這之後的15年裡香港沒有了音樂活動的心臟,直到1962年新的大

會堂落成才填補了這一重要的空白。在大會堂拆掉之後、愛丁堡廣場新的大會堂

興建之前,香港大學的陸佑堂、皇仁書院禮堂以及九龍的男拔萃書院禮堂都是音

樂會的場所。

在舊大會堂舉行的音樂會,演出的一般都是比較正統、嚴肅的作品,另外

還有些地方有音樂演奏。喜歡聽傳統音樂會和看話劇的可以去皇家堡壘劇院

(Royal Garrison Theatre);喜歡輕鬆的、喜劇式的演出則應去英國海員客棧(British

Seamen's Inn),因為這家客棧以聘請一流的歌手而著名;至於皇家劇院(Theatre

Royal),常常有到訪的大型的歌劇,有設備完善的舞台,是香港人享受文化的好

去處。香港自己的業餘戲劇社和合唱協會也經常負責演出節目。

(48)

5

10

上述都是較為適合英國人和歐化了的中國人的文化活動,至於中國人一般都

喜愛自己的音樂,如粵曲和小調。20世紀初的歌壇是基於粵曲的演唱,民間既有 15

音樂團體唱粵曲,也有妓女唱粵曲,發展下去便有歌--另一種形式的粵曲演

唱會,和八大音不同,前者是純商業性的,要收入場券,後者則是由神功會的主

會者聘請來唱的,不需要入場券。

最早的歌壇是設於遊樂場之內,20世紀初出現的第一家遊樂場太白位於現在

的西環太白台。太白遊樂場內設有一座歌壇,樂隊由業餘音樂家組成,至於唱歌 20

者都是石塘咀的妓女,唱得一口好粵曲,而且是當時的紅牌妓女。(49)其後跑馬地的

愉園遊樂場和北角的名園遊樂場的歌壇,也是請妓女來唱粵曲的,可見妓女是粵

曲演唱的台柱。由於消費較大眾化、唱的粵曲都是粵劇裡最精彩、最吸引人的片

段,因此歌壇一時相當流行。

遊樂場裡的歌壇甚受天氣的影響,颳風下雨無法開唱,太冷太熱也令聽眾裏

足不前,於是開始在茶樓裡設立歌壇,當然茶樓裡較熱,秋涼之後才適合,春夏

之交便又移到遊樂場裡去,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1920年,當茶樓內開始裝上電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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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香港市政局、香港博物館(編):《香港歷史圖片》,香港:香港市政局,1982年2月。

(48)The Old Hong Kong, "Theatres," pp. 1034-1038.

(49)魯金:《粵曲歌壇話滄桑》,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頁7-35。

30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扇之後,一年四季都可以在茶樓裡設立歌壇了。

(50)

魯金假定位於水坑口的富隆茶樓是第一家設立歌壇的茶樓。 其他設有歌壇

的茶樓有如意茶樓--這家茶樓不僅設有歌壇,還出版《歌聲艷影》,創刊號目

次包括"歌壇卮語"、"說薈"、"曲本"、"群芳倩影"(介紹歌者)等。(51) 先施公司

5 在德輔道中建成之後,將天台佈置成園林景色,稱為"天台遊樂場",包括歌壇,

起用優秀女歌手。先施公司的職工也有音樂部之設,唱得好的員工也可以在天台

歌壇上一顯身手。到了20年代中期,開始有專業歌出現,其中有"歸良"的妓

女。那時失明藝人也加入歌壇,男的稱"瞽師"、女的稱"瞽姬"。

10

由此看來,歌壇在中國人社會裡形成一股風氣,一如現在流行的卡拉OK,

也因此而需要大量新的粵曲歌曲。香港那時有一批文化人,喜作曲給歌伶演唱,

如黃言情、羅禮銘、楊懺銘、楊懺紅、林粹甫等。

1929 年是歌壇開始繁榮的第一年,因為香港電台的中文節目於1929年開始

廣播,而電台播放的歌曲以粵曲為主,於是粵曲從茶樓的歌壇而經過空中廣為傳

播。除電台,涼茶舖也是推廣粵曲的重要媒介,因為涼茶舖每晚有節目預告,店

15 主用粉筆在黑板上預告當晚播放的唱片,每晚節目不同,藉此招徠顧客,粵曲因

此而深入民間。

20

25

日本佔領時期,除了歌壇外,其他的文化活動都停止了,因此人們只能去

聽歌。

粵曲演唱從 20世紀初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在香港流行了相當一段時間。20

年代末、30年代初,除了如意和富隆茶樓外,還有平香和添男茶樓。30 年代中,

中區有蓮香和高陞兩家歌壇,九龍的大觀也設有歌壇。百貨公司除先施公司外,

還有中華百貨公司出版有《清韻》雜誌。

《清韻》第二期不僅刊登了126 首譜子,還有"音樂家近影"和"音樂格式"以

及錢大叔、尹自重、呂文成等的介紹。

從 20 世紀初到太平洋戰爭開始影響香港(1941年12月25日)這41年裡,香

港的音樂文化生活隨着經濟、交通的發展而比19世紀下半葉更多姿多彩、更豐

富。但外國人繼續享受他們的英國和歐洲的音樂文化,中國人則繼續欣賞自己的

地方音樂文化以及地方與內地混合音樂文化----前者如歌壇唱的粵曲,後者如鑼

30

(50)同注(49),頁8。魯金如此假定,是因為富隆茶樓為歌壇有記錄可查的第一家茶樓。

(51)《聲艷影》第一期,香港如意茶樓出版,192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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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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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2 1928年先施體育部音樂組同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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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鼓樂隊,鑼鼓班來自中原,但八音則屬不折不扣的廣東音樂文化。這種中原與傳

統音樂文化貫穿着普通中國老百姓的一生,從結婚到病死,就算在小小村落裡也

無法免俗。

(52)

上文曾提及香港電台於1929年開始有中文台,用粵語廣播,有效地推動了

5 粵曲傳播,事實上香港電台早於一年前,即1928年6月30日上午9時便開始廣

播,比英國無線電台晚了六年。開始的時候,政府發出124個牌照(1928),一年

後增加到 467 個牌照,以後逐年遞增,到了1938年已增至8,000餘張。到了1941

年12月,香港淪陷,電台一度停播,1942年初由日軍恢復廣播,稱為"香港放

送週"。戰後首次正式廣播是在1945年9月1日,9月15日中英節目恢復播放,

10 1948年8月正式命名為香港廣播電台。(53)在1928至1941年間,香港電台在香港音

15

20

樂文化生活裡相信佔有十分重要地位,那時其他音樂活動不太多,雖然到了30年

代末,抗日戰爭影響了香港的詠歌活動,掀起了香港人的抗日熱情,一時間合唱

(54)

團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包括1939年間的秋春合唱團、 長虹合唱團、 (55) 鐵流合

唱團、 (56) 虹虹合唱團,等等。那時皇仁書院沒有音樂課,書院經青年會聘請已故電

影音樂工作者、合唱指揮草田先生任書院歌詠團指揮。

據說當時的合唱團演唱時都是齊唱,而不是四部合唱。1939年,武漢合唱團

在當時著名的音樂家夏之秋先生的帶領下來港演唱,曲目裡有許多混聲四部大合

唱,對香港的合唱團和歌詠團是一個相當大的衝擊,從此之後香港人開始唱四部

混聲合唱了。

(57)

香港自1841年開始給英國人佔領之後,音樂文化一直存在着中英並存的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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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教授 Osgood, Cornelius 的三大册 The Chinese-A Study of a Hong Kong Community,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5·花了15個月的時間,前後來了四次香港,實地調查,才寫成這部巨著。有關葬禮和婚禮時用的樂 師和樂曲以及整個程序都有詳細的記載,參閱頁112、113、496、672、689、756、800、894、896、919、920、922、 1033、1135;有關音樂生活的參閱頁940、941、942、1168 等。在這個小地方,除了中國樂器如二胡外,還有鋼琴,一位 樂師還去過大會堂演奏。

(53)有關香港電台的發展史,請參閱《香港廣播六十年 1928-1988》,但這本敘述香港電台60年歷史的書令讀者相當失望:

戰前的資料十分貧乏,戰前的圖片十分貧乏,戰前的廣播節目也十分貧乏,近十幾二十年的資料較多。若稱這本畫冊是"歷 史",似乎有點名不符實。此書沒有注明出版日期、出版者、印刷者和編輯。

(54) 資深音樂教育家李德君先生告訴作者説: 秋春合唱團的創辦者為陳建功先生。陳先生也是40年代末位於彌敦道普慶戲院對面

的前進書店的創辦人。

(55)長虹合唱團的創辦人為卓明理先生。廣州著名音樂家何安東先生曾應邀為此合唱團作曲。

(56)鐵流合唱團的創辦人為聲樂家馬國霖先生。作曲家林聲翕先生曾為此合唱團作曲;活躍於音樂界的陳烈先生曾為此合唱團

團員。

(57)有關此段合唱團的敘述,資料是由資深音樂教育家、合唱指揮、香港學校音樂節協會副主席、香港民族音樂學會常務理事李 德君先生提供的。李先生於1928年在大陸出生,1937年來港定居,就讀於彌敦道的鑰智學校。據他的記憶,1939 年,武 漢合唱團來港演唱時曾到鑰智學校演唱給學生聽,至今印象深刻。李先生還說,在鑰智學校讀書時,音樂課的教材是油印歌 曲,都是些抗日歌曲和電影歌曲,如《全國總動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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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象,前者在民間蓬勃生存發展,後者則逐漸霸佔城市中心的文化生活,如 1869

年興建的大會堂及以後的皇家劇院等演出場所和圖書館、博物館等等。而中國音

樂文化卻緊密地與生活聯繫在一起,貫穿着人生裡的各個階段,各個層次,如歌

壇、葬禮、婚禮、祭祀、慶典等等,生動地說明了音樂的社會功能。

在這種情形下,香港在20世紀上半葉裡是難以培養出歐洲式的音樂創作人才

的,現代人所謂"作曲家"。直到20世紀30年代為止,中國音樂文化裡沒有"作

曲家"這個概念;而歐洲的作曲家則需要培養訓練,在中國聖樂院(1950)、香港

中文大學音樂系成立之前(1965),是從來沒有出產過"作曲家"的。雖然如此,

香港仍然有兩三位外來的作曲家:一是上文提過的夏利柯、一是意大利聲樂家高

爾地(Gualdi, Elisio, 1905-?)、一是林聲翕(1914-1991)。這三位音樂家雖然是

"外來"的,但他們在香港居留的時間、對香港的熱愛的程度,比"本地"人可能

還要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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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利柯不僅是位傑出的鋼琴家、鋼琴教師,他還是位作曲家,在鋼琴作品裡

運用了豐富的廣東民謠,比許多中國作曲家的作品還要"民族化",如《南方民歌

五首》(Five South Chinese Folk Songs)、(58) From North to South through East Asia (《從 15

北到南穿過東亞》)(59等等。他是立陶宛人,熱愛故鄉,因此寫了一些懷念故鄉之

情的曲子。由此可見,當香港的中國音樂創作仍然一片死水一樣的時候,從遙遠

立陶宛來的音樂家,從20年代起已開始寫作富有廣東民歌小調味道的鋼琴樂曲。

另一位從外國來港定居的高爾地先生是聲樂家,他也寫了一些歌曲,如《唐 詩七闕》等。(60)

音樂教育家、作曲家林聲翕在30年代末曾居住過香港,並於1938年在香港

出版他的獨唱歌曲集《野火集》, (61)那時林氏年僅24歲,能寫出像<滿江紅〉這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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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Ore, Harry: Five South Chinese Folk Songs 共收入鋼琴曲五首,均有標題:

(1) The Monk's Prayer(戒定真香〉;

(2) The Autumn Moon(漢宮秋月〉;

(3) Raindrops Knocking at Banana Leaves(雨打芭蕉>;

(4) The Hungry Horse Rings The Bell〈餓馬搖鈴〉;

(5) Song of Despair〈怨〉

此鋼琴曲集出版者為 King's Music Company Hong Kong,發行者、印刷者為 W. Paxton & Co. Ltd.,出版年代在1948年。

(59)夏利柯的《從北到南穿過東亞》作品23(From North to South through East Asia)是根據東方音樂而寫的鋼琴音樂會組曲。共 收入樂曲四首:1.日本、2、華南、3. 菲律賓、4.印度尼西亞。也是由 King's Music Company Hong Kong 出版,W. Paxton, & Co. Ltd. 發行、印刷,1949年出版。在第一首〈日本>作曲者之下,印有"Macao 1944",應該是於1944年在澳門寫的。

25

(60)高爾地《唐詩七闋》(Seven Chinese Lyrics),香港歌劇會於1960年出版。這七首歌曲是李白的<秋思>、<夜思〉、〈獨坐敬 30

亭山〉、〈怨情 〉、〈江夏別宋之悌>以及劉方平的<春怨>、韋應物的<秋夜寄邱員外〉

(61)《野火集》(香港:大地圖書公司)的初版出版於1938年5月,1956年5月再版,用同一紙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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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管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圖19.3 林聲翕創建的華南管弦樂團活躍於 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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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首熱血奔騰的作品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像〈白雲故鄉〉這麼抒情的歌曲,出自

剛二十出頭的青年小伙子之手,實屬難得。除了這兩首至今仍然廣為傳唱的歌曲

外,《野火集》裡還收入《野火〉、〈雨〉、〈春曉〉、〈漁父〉、〈浮圖關夜雨〉、〈夏雨〉

等,共八首獨唱歌曲。

林氏寫作藝術歌曲喜與韋瀚章合作,如〈白雲故鄉》的歌詞便是韋氏之作,抗

日戰爭結束之後,兩人之間的合作更為緊密。〈白雲故鄉》是一首相當典型的 19 世

紀初德國式藝術歌曲。從曲式、伴奏、語言、風格與味道都是歐洲的,在一定程

度上說明了30年代中西關係上的一種特殊現象。

5

在 20 世紀上半葉,香港的條件還未能培養自己的音樂創作人才,但從俄羅斯

音樂學院、意大利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出來的音樂家卻在香港寫作了一些小

品作品,算是一個不錯的開始。

10

四·戰後的發展(1945 -1997)

15

(一)中小學音樂教育

(62)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香港的教育在1945年-1949年間面對重重困

難,如戰爭破壞和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經濟上的壓力、制度上的建立、教員的訓

練、課本的編印以及設備的添置,等等。再加上英國政府殖民地部對香港政策的 20

重新調整,在教育上一改過去放任不干預政策而積極發展教育。1945年日本投降

後,香港政府不斷地制定教育發展計劃,發表教育政策白皮書,對香港教育進行

全面性檢討,逐年增加教育經費,到了90年代初,在九年免費教育的基礎上,大

力發展高等教育。雖然在許多環節還存有不少重要問題未能解決,如教學語言,

但與亞洲各國相比,香港的教育在過去半個世紀裡所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 25

在這樣整個教育的"大氣候"裡,音樂教育的發展情況如何?在70年代之前,

工作是做了一些,效果並不顯著,因為主事人的思維和措施過於英國化- 從課

本、教學法、教員的訓練、課外活動如音樂考試、比賽、欣賞都莫不依據英國學

794

(62)在對"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抗日戰爭"這三種不同的名稱上,顯示了對抗日本的不同角色:作為英國殖民 統治的地方,香港在美國未正式參戰前並沒有受到日本侵華軍隊的干擾。從香港的角度來看,1941年12月25日,日軍攻陷 香港是屬於英美的太平洋戰爭的範疇,而不屬於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開始的抗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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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63)

校音樂課程的那一套, 從英國來的行政和教學人員固然是照搬英國的那一套,香

港的教員則跑到英國去取經,把在英國學得來的教學原理和方法回到香港學校照

樣模仿。效果固然是不理想,因為這樣模仿不僅違反音樂教育的原則,同時也極

端不合實際。在五六十年代,香港有多少家庭有鋼琴、小提琴?有多少家長喜愛

5 欣賞歐洲音樂、重視歐洲音樂的學習?香港有多少音樂會、歌劇演出?在香港大

會堂興建之前,音樂活動固然談不上怎樣活躍發達。就算是香港有了大會堂,歐

洲式的音樂活動豐富並不等於代表香港的全部音樂文化。而音樂教育和課程的設

計要根據所處的音樂文化背景來進行的,要與家庭和社會環境緊密配合起來。

10

1947 年蘇格蘭人傅利莎(Fraser, D.J.F., 1916-1969)抵港,1952 年調職教育司 署主持音樂科,加強對中小學音樂的教學與全港學校音樂比賽的組織與參與。(64)作

為全香港中小學音樂科的最高級教育官員,再加上他還是創辦香港學校音樂節的

主席,而這個每年一度的全港規模的音樂比賽不僅對學校的音樂教師和學生影響

深遠,還影響了學校的正常學習生活和家長的"平靜"生活, 傅氏在1947至1967

年的20年裡可以說是全港學校音樂科的最高負責人。不僅如此,在這20年裡,

15 他還協助推動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在香港的考試,以報考人數和報考費的收入來計

算,香港在皇家音樂學院所有考試中心的第一位。因此,傅利莎在香港學校音樂

教育發展史裡是一位重要人物。

20

(66)

可能由於傅氏過於重視學校音樂比賽和皇家音樂學院在香港的考試,以致

疏忽了學校裡的音樂課程,直到1968年才正式公佈小學音樂課程大綱,1976年

修訂。1980 年,教育署音樂組邀請匈牙利作曲家、音樂教育家高大宜(Kodály, Zoltán, 1882-1967)的學生韋捷達(Vajda, Cecilia)女士來港傳授高大宜教學法,

音樂組在小學音樂教學推廣這種有利於讀譜的教學法,經過六年的反覆實驗、檢

討,於1987年公佈《小學課程綱要-音樂科》,作為全港小學音樂科的教學大

25

30

(63)香港教育署總督學(音樂)湛黎淑貞女士認為這是"與教材有關,而非音樂課程的錯"。她還認為香港的情況與20世紀初的日

本和中國的相似。以香港的財力和人力,要編寫一套適合香港學生的音樂課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筆者並不是反對學習歐 洲音樂,而是強調一個基本原則:任何人都不應該忘本,中國人應該先學會自己的語文,先學會欣賞自己的音樂。

(64)周凡夫的(香港音樂教育發展初探>(參閱註釋42)一文裡說傅利莎(1916-1969)抗戰後來港,"在灣仔書院擔任音樂教 師一個短時期,不久即轉入羅富國師範學院訓練音樂師資,1949年創辦首屆校際音樂節,1952年入教育司署,在不斷爭取 下,教育司署成立了音樂組,並加強對中、小學的音樂教育規劃",同注(42),頁459。

1971年3月10日的香港英文《虎報》(Hong Kong Standard Daily),有一段報導傅利莎去世的報導。

(65)每逢比賽期間,合唱隊、樂隊、朗誦隊等所有參加比賽的個人和小組都要加班練習,有時要借其他科目的課來練習,有時要

利用午飯、放學、假期來加班練習。有的參加鋼琴比賽的學生要家長送來送去,忙碌不堪。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十分簡單:

學校因得獎而出名,教師因學生得獎而會有更多的學生,學生得獎則家長比學生還要感到光榮。

(66)有關傅利莎的活動見《皇仁書院的歷史》,香港:皇仁書院,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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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綱,在"序言"、"時間分配"、"目的"與"指引"標題下,《綱要》給予簡潔明瞭

的提示:音樂科在小學課程裡是不可缺少的;每周應有兩節課,並輔以適當的課

外音樂活動;培養兒童學習音樂的興趣、欣賞音樂的能力和表達能力;能否達到

上述目的,教師的施教方法是主要關鍵。 《綱要》並為小學六年的每一年級都訂

下了具體的綱要。

(67)

Q

根據這個《綱要》,教育署音樂組於1993年編纂出版了《小學音樂教師手冊》,

作為教學參閱之用。這本《手冊》共有12章,附錄三件,前有"引言"點題,精練

扼要。這本《手冊》雖然姍姍來,但總是好事,它不僅能協助保持小學音樂教育

的素質,還可以令教師備課、授課有所依據,同時更為中學音樂教育打好基礎。

中學音樂的課程綱要到1983年才有着落:《中學課程綱要--音樂課程綱要

(中一至三)》。在"引言"裡,《綱要》說明了幾點:(1)這個《綱要》只是為中一

至中三學生;(2)"綱要"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在鞏固的同時打好為未來兩年

的發展而準備的基本技巧和知識;最終的目的是為學生提供一個平衡的、設計完

善的創作、演奏和聆聽的音樂活動方案,以發揮學生的音樂潛能;(3)每一個階

段需時為每週一小時十分鐘,即兩節35分鐘的音樂課。有些學生可能需要附加時

間。(4)聆聽分中、西兩類,但原則上是一樣的--第一年以器樂與聲樂為主要

內容;隨後兩年則分批研究音樂的發展,包括風格和體裁。(5)鼓勵教師給學生

聆聽中國的傳統樂曲,以每周兩節課為原則,每一學年共要25週,即50節音樂

課。假如每兩節課抽出十分鐘來聽音樂,那麼每一個"聆聽階段"就需要25 個十

分鐘的時間。

1987 年,教育署委任的課程發展委員會公佈了中四和中五音樂課程綱要。這

個《綱要》的目的有二:(1)繼續發展學生的音樂視野,幫助他們欣賞音樂、發展

對美好音樂藝術作品的欣賞能力和通過參與來表達自己;(2)發展音樂技巧,包

括歌唱與器樂彈奏,增長音樂見識與修養。

中學會考和高級程度考試裡的音樂科是模仿英國"普通教育程度會考"

(GCSE)和高級程度考試(Advanced Level)。這兩個程度不同的考試相當有學術分

量,使受過"公學"教育,參加普通級與高級考試的英國人比一般英語國家的中學

畢業生能說會道,常識豐富、書寫得體。因此香港中學會考和高級程度考試設有

音樂科也屬取英國之長之舉。在內容方面,注意到香港的課程綱要加進了中國音

5

10

15

20

25

30

796

(67)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編):《小學課程綱要----音樂科》,香港政府印務局,1987年,頁5。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5

(69)

。

樂和作曲家的作品以及有關中國音樂的論著,但整個課程綱要仍然是以歐洲音樂

和作曲家為主。目前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因為要研究中國音樂談何容易,從樂譜

到錄音、分科、論著都成問題。從高級程度音樂科課程綱要裡的"參考書目"

和為中一至中五學生編纂的資料單, 我們可以想像到在編寫這份書目時的困難。

香港政府教育署課程發展會議於1992年公佈 Syllabuses for Secondary Schools

Music(Advanced Level)(《中學高級程度音樂科課程綱要》),為英文中學六、七

年級音樂科課程訂出了宗旨、目標、教學原則、時間分配、課程綱要等。在"引

言"裏,《綱要》說明這是為英文中學六、七年級涉及的兩年課程綱要,為協助學

生準備參加"香港高級程度考試"、"引言"還說《綱要》包括了理論與實踐的學習,

10 是"香港中學會考"音樂科的延伸,包括中、西音樂的發展以及代表作品,通過表

演、創作、改編、論文寫作等方式進行學習。學生需要修讀四個單元,其中練耳

與普通音樂技巧是必修單元,其他三個單元則可以從西方音樂技術、音樂風格、

文化和歷史發展以及中國音樂等單元中選擇。

15

20

25

為了讓學生有較多的科目選擇,香港政府教育署課程發展議會於1993年公佈

Syllabuses for Secondary Schools Music (Advanced Supplementary Level)(《中學高級 補充課程音樂科課程綱要》,學生可以修讀兩個單元,當做高級程度考試的半個

科目,學生可以另外修讀其他半個科目,以符合高級程度考試有關科目數目的規

定。

從上述音樂課程綱要的內容來看,要做一名稱職的音樂教師,實非易事,任

教的不僅要能彈會唱,而且還要中西音樂都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知識和修養,最

好還能跳點舞、演點戲!據"教師調查"的統計,1996年全港任教音樂科的教師共

3,261 名,其中選修過音樂的只有1,258名,從未選修過音樂的有2,003名。音樂教 師之缺乏,由此可見。(70)

音樂教育,尤其在中國學生就讀的學校裡,是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音樂教

師都是從歐洲式的音樂學院或音樂課程培養訓練出來的;中國音樂卻一向缺乏樂

30

-

(68)參閱:Syllabuses for Secondary Schools - Music(Advanced Level), prepared by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Hong

Kong, 1992,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pp.29-31;Syllabuses for Secondary Schools - Music(Advanced Supplementary Level), prepared by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Hong Kong, 1993,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pp.29-31.

(69)List of Reference and Resource Materials for Music Secondary Schools for Secondary 1-5, Advisory inspector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1989.

(70)數字由香港政府教育署首席營學(音樂)湛黎淑貞女士提供。有關本文裡的音樂教育(1945-1994)的資料部分由湛黎淑貞提

供,謹此致謝。

797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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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譜、著作、錄音、教材,等等;學校領導和家長以至學生都不重視音樂課,學生

喜愛的是流行歌曲和流行音樂,而教材所規定的歌曲又不是學生喜愛的流行曲,

結果中樂學不好,西樂也學不好。換句話說,學校的音樂教育與學生的實際生活

脫了節,拉不上關係。全港中、小學生,有多少有機會聽歐洲古典音樂的電台廣

播、唱片或甚至音樂會?我們沒有統計數字,相信為數不會多,這和香港學生學 5

習英語一樣,課室裡學的與日常生活根本沒有關係,因此學得的知識變成了死

的,事倍功半。

另一個問題是中國學生應該知道一些有關中國音樂知識和歷史,但事實卻不

是這麼理想。教育署於1983年出版中一至中三中國音樂欣賞課程,供教師參考。

這當然是應該做的事,但欣賞中國音樂先得從教師開始,那麼教師中有多少有欣

賞中國音樂的嗜好與經驗?看來這不僅是香港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的文化教育

問題。這不僅僅是教育界的問題,而是整個文化界、音樂界的問題。

(71)

10

(二)高等和專業音樂教育

15

所謂"高等"音樂教育的意思是指大學和音樂學院裡的音樂教育;"專業"音

樂教育是指音樂專科學校和教育學院(五六十年代稱師範學院)裡的音樂課程。在

國共內戰時期(1946-1949),為數不少的音樂界人士從大陸來到香港避開戰火,

並在香港設立音樂院,如"中華音樂院"和"基督教聖樂院"便是戰亂時代的產品。

20

1947年4月初,中華音樂院在中國共產黨南方局黨委領導下成立。院長由

馬思聰出任,實際的工作則由從上海南下的李凌與趙兩位副院長負責。音樂院

有三個系,四年畢業,主要是培訓音樂幹部。當時擔任教席的老師有嚴良堃、謝

功成、俞薇、葉素、黃伯春、陳良、胡均、郭杰、譚林、許文辛、李淑芬、李惠

蓮、黎國荃、屠月仙、陳培勳、黃錦培、葉魯、蕭英等。這些教師在中華音樂院 25

解散後部分留港發展,大部分則北返大陸,成為中國內地的音樂幹部。曾擔任人

民音樂出版社社長的蔡章民、廣東省文化廳藝術處長的關子光、佛山市文聯主

席的曾剛、廣東省民間音樂研究室主任馬明,以及葉純之、譚少文、溫虹、王光

(71)目前音樂學術界正在探討中西音樂文化的關係、中國音樂的現代化、中國歐化音樂的中國化、中國國樂的發展等問題,由於 學西樂的不懂中樂,學中樂的不懂西樂,因此至今尚無結論。這些理論和概念上的爭論,直接影響到學校音樂教育所需要的 中國音樂課程和教材的編寫。

30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正、潘舉修、楊功恒、李森等都是中華音樂院的學生。由此可見,這所辦了為期

不到三年的音樂院的教師和學生,遍佈大陸各地,影響不小。

馬思聰、李凌、趙諷離港去北京、天津之後,中華音樂院由葉魯接手,教師

包括陳建功、田鳴恩、綦湘棠、程遠、李廣才等。1950年,港英查封38個左派團

5 體,葉魯走避廣州,院務由陳建功接手,不久便遭解散。

(72)

中華音樂院結束的那年,另一所"以培養宗教音樂基本人才,促進聖樂佈道

工作"為宗旨的"基督教中國聖樂院"成立。抗戰時期在青木閣國立音樂學院畢業

的邵光於1950年在教育署立案註冊"基督教中國聖樂院"為專科音樂學校。(73)當

時採用青木閣國立音樂院的課程內容,但學制則從五年濃縮為三年。由於校舍是

10 借用普通學校的,故只能在晚間上課,課程分理論作曲、聲樂、管弦樂、鍵盤四

系,師資多是從大陸來的,包括韋瀚章、胡然和林聲翕三位顧問兼教授,其他的

還有田鳴恩、馬國霖、許健吾、范希賢、綦湘棠、成之凡、周書紳、葉純之、王

友健、王銓、翟立中、吳天助、陳玠、章國靈、黃堂馨、胡悠昌等。聖樂院在早

期物質條件雖然不太好,但頗有朝氣:創辦者邵光有股奉獻精神,出錢出力,把

15 自己僅夠餬口的收入用於聖樂院;經過抗日戰爭的洗禮,教師吃過苦,也有奉獻

的精神,工作了一天之後,晚上還要任勞任怨的教學;大部分學生是已出來工作

的成年人,如早年畢業的陳毓申、徐仲英、紀福柏、張金泉、劉思同、黃心田、

黃道生、謝顯華、伍泗水、陳其隆、潘志清、胡德蒨、李德君、王若詩、周少石

等以及羅隴君、孟憲琳、岑海倫、黃育義等。

20

25

聖樂院於1960年易名為香港音樂專科學校,改三年為四年制,設立董事會,

由市政局主席出任校董會主席。易名的原因是為了符合台灣教育部的規定,以爭

取成為台灣承認的專上學院,並獲得台灣政府的教育津貼,(74) 另一方面則"希望

本校能逐漸達到國際水準,至少能像以前上海國立音專那樣" 可見20 年代末

由蕭友梅依照德國音樂學院為藍本創立的上海音專到了60年代的香港仍然有影

。

(75)

30

(72) 有關中華音樂院,參閱:李凌:<香港中華音樂院和新加坡中華藝專〉,《樂話》,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香港中華音

樂院建校四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中華音樂院出版,1987年;司徒敏青:〈四十年才一聚的盛會>,香港《新晚報》, 1987年3月13日;周凡夫:〈香港音樂教育發展初探>,劉靖之(編):《中國新音樂史論集1946-1976》,香港:香港大 學亞洲研究中心,頁467。

(73)邵光在青木閣國立音樂學院攻讀時,原主修聲樂,後改修理論作曲,曾在南京泰東神學院任聖樂主任。1945年從南京來港,

1950年創辦基督教中國聖樂院。1965年,邵光帶領他與香港眼科協會合辦的"香港盲人音樂訓練所"演出團訪美,途中遇車 禍,兩名團員當場死亡,邵氏則重傷,雙腳折斷,要在美國長期療養,於1983年病故於美國。

(74)有關"基督教中國聖樂院"和後來改名的"香港音樂專科學校"的資料,均由香港音樂專科學校校長葉純之先生提供,謹此

致謝

(75)邵光:〈海外音樂教育的里程碑>,《樂友》月刊第70期,1960年5月5日。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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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響力。(76)

音專的校舍幾經波折,於70年代中自置校舍。此舉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香

港的租金經過80年代和90年代的狂漲,若不自置校舍,音專很難生存下去。雖

然如此,音專的自置校舍位於一般居住樓宇裡,並不是為音專教學、練習、演出

而特地設計建築的。如80年代興建的香港演藝學院的校舍那樣有利於教師、學生

的教與學。由於資源的限制,音專在過去四十多年裡始終未能達到建校時所期望

的水準,這當然與歷任校長和歷屆校董會的取向有關,但香港政府拒絕扶持香港

音專的那種一貫的政策是眾所周知的。

5

10

音專於1974年增設音樂教育系,1978年加設聖樂系,1992年葉純之接胡德蒨

上任校長一職之後增加了中樂系。現在音專共有七個系,學科的範圍是相當廣泛

的了。音專培養出來的學生"介於中、高級專業人才之間,視本人條件而不同。

從整體看,(1)同學中升學的不少,包括去歐美、內地或台灣深造。入香港大學音

樂系或中大兼讀學士課程就讀者也相當眾多。(2)從事音樂教學或與音樂有關的

工作。(3)也有一小部分以音樂為愛好或第二職業的"。(77)由此可見,音專的畢業

生以升學為主,出來從事音樂工作的較少,因為音專的畢業文憑始終不被承認。 15

音專的學生裡有一部分是從東南亞國家來的,畢業之後回到東南亞各國工作的也

有,但這方面沒有統計數字,故無法加以分析評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音專

只是一所小型的音樂學校。聖樂院於1951年創刊《樂友》,到1997年仍然出版。

辦理音樂系和音樂院是十分昂貴的,有時比醫學院、建築學院、工程學院還

要貴,因為音樂系的教師與學生的比例是不可以太高的,越高級越需要個別教

授,術科如樂器和聲樂需要個別授課;另一個昂貴的項目是練習室和樂器,現在

還加上電算機(電腦),每名學生佔用一間琴房、一部電算機、電唱機,等等。因

此民辦、私辦音樂學院和音樂系是難以辦得好的。德明書院的音樂系只辦了兩年

(1961-1963),嶺南書院(現稱"嶺南學院")於70年代末、80年代初辦了一陣

子音樂系,前者的音樂系學生由清華書院音樂系接收過去,後者的則跑到中大、 25

浸會等音樂系去繼續唸完課程。德明書院音樂系畢業生由台灣教育部審定、授予

學士學位。清華書院音樂系系主任初由林聲翕擔任,後由周文珊、饒餘蔭先後繼

20

(76)參閱劉靖之:〈蕭友梅的音樂思想與實踐>,戴鵬海與黃旭東編:《蕭友梅紀念文集》,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1993 年,頁 423-465(部分刪減);全文的修訂稿刊登於劉靖之與吳贛伯主編:《中國新音樂史論集:國樂思想》,香港:香港大學亞洲 研究中心、1994年,頁203-234。

(77)香港音樂專科學校校長葉純之先生應本文作者之要求,提供了(香港音樂專科學校簡史》(1994年7月25日)和<關於香港

音專一些資料的補充)(1994年8月31日)兩份文件。引文是節錄自第二份文件。

30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5

10

15

任;早年在清華書院音樂系任教的有黃友棣、黃奉儀、陳健華、黃育義、范希

賢、綦湘棠等。嶺南書院音樂系的教師如林敏柔、羅永暉等後轉到新成立的香港

演藝學院任教--林敏柔曾任音樂學院副院長(1997年春辭職),羅永暉則任作

曲系系主任,後轉任駐院作曲家。

至於香港音樂院則是由聲樂家趙梅伯於1966年創辦的,採用四年制,分聲

樂、鋼琴、小提琴、理論、中國器樂等課程,教師包括富亞、林鴻志、朱晴芳、

王光正、林樂培、李冰、費明儀、韋秀嫻、吳大江等。趙梅伯於1969年移民美國

時,便把這所音樂院結束。

香港聯合音樂院是由王光正、楊瑞庭等熱心音樂教育的人士於1969年開辦

的,校舍一如聖樂院、中華音樂院、香港音樂院等一樣,借用中小學校的校舍,

因此只能在晚間和周末假期上課,設備也不適合音樂學習。聯合音樂院與其他同

類音樂院校的主要分別在於致力於普及音樂教育,協助有志進修音樂知識和參加

音樂考試的人士,為他們開設特別班,因此在70年代中,學生人數最多達千餘

人,在香港的音樂教育史裡是空前的記錄。

此外還有1969年由留學日本的李明創辦的海燕藝術學院和1975年由中央音

樂學院聲樂系畢業的允貞聯同鍾浩、張英榮、李志群、戴麗珠和盧添等人開辦

的南方藝術學院。由於這兩家藝術學院開設的科目較多,故學生人數最多時達

300人。可能由於形勢的變化,如音樂愛好者的興趣、競爭較激烈、租金高漲等

因素,海燕藝術學院不得不改變經營手法,創辦人李明目前已不大理會學院的院

20 務;而南方藝術學院因合夥人對經營原則出現分歧,於1986年6月停辦。鄒允貞

另組合一班志同道合的音樂人士成立"黃自藝術學院"

25

。

另外還有香港音樂學院於70年代末、80年代初活躍了一個短時候。香港音

樂學院於1978年7月註冊成為不牟利、獲免稅慈善捐款的機構,1979至1980年

度並得到港府特別經費50萬元和馬會音樂基金撥出款項45萬元,再加上私人捐

助,共計一百餘萬元。校方租借了藝術中心第八層佔地近萬呎,有大小不同的排

練室六間、音樂練習室七間、視聽室、圖書室。學院開課時可招收學生 90名。

教師陣容相當強盛,兼時鐘點教師二十餘名,包括理論作曲的曾葉發、衛庭

新,音樂史的陳世豪、林青、紀莫樹鈴,西樂器的林克漢、汪西三、富亞、呂

其嶺、鍾廣榮,中樂器的鄭文、林風、林斯昆、劉楚華、蘇振波、徐華南等,幾

30 乎都是香港頗有名氣的音樂家和教育工作者。院長由中大音樂系的紀大衛出任。

在1978年用100萬元作為開支費用,應該說是相當節省了,但與聖樂院、聯

801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合音樂院、德明書院音樂系、清華書院音樂系等開辦時相比,就強得多了。在香

港要做成一件事,尤其是像賠本的文化事業,需要利用社會關係、得力的人士,

如公益金、馬會音樂基金等"庫房",就有機會發展文化藝術,否則寸步難行。

香港音樂學院一直開辦到1985年,當香港演藝學院成立後,便被吸收進入演

藝學院裡的音樂學院。

(78)

從上述音樂院和下文音樂系和演藝學院來看,在香港高等和專業音樂教育架

構裡,大致可以分三個層次:(1)以夜間上課為主的私立民間學校,水準較大專

院校的校外課程部為低,以普及為主;(2)台灣以及有些美國大學承認的如清華

書院音樂系;(3)香港政府資助的如中大音樂系、港大音樂系、浸會大學音樂系、

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以及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

到目前為止,中大和港大頒發文學士學位(音樂);浸會大學也是如此,頒榮

譽文學士學位(音樂);教育學院頒音樂學士學位;演藝學院則開始開設藝術學士

和碩士課程。三所大學和教育學院均設有哲學碩士、博士學位或教育(音樂)博

士、音樂博士學位。

5

10

上面談過私立和民間音樂教育機構以及書院級的音樂系如德明書院、嶺南書 15

院和清華書院的音樂系,下面將談談政府承認的大學和學院裡的音樂系:1965年

成立的中大音樂系、1963年成立的浸會書院音樂藝術系、1981年成立的香港大學

音樂系、1993年整合之後而建立的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以及1985年

成立的演藝學院音樂學院。

(79)

20

中文大學成立於1963年,兩年後這所大學在該大學三所成員學院之一的崇基

學院成立音樂系,起初以培養宗教音樂人才為本;後來改變這一政策,注重一般

音樂課程,為香港培養了70年代以後所需要的音樂人才。音樂系屬於崇基學院,

為香港第一間頒授學士學位的音樂專上學院。此系提供比較全面音樂課程,可主

修演奏、音樂理論及作曲、音樂學和中國音樂等科目。在設計這些課程時,中大

音樂系特別重視學生在學習音樂時應以廣博的知識、學術性以及演奏為主導。音 25

樂系每年組織各種音樂會、大師班、公開講座和學術研討會,以擴大師生的視野。

802

(78)有關香港音樂學院的資料,參閱:維利比:(香港的文化發展及成立香港音樂學院的需要〉,香港《音樂生活》第174期,

1978年,頁19;(港設音樂學院計劃在擬定中〉,《星島日報》,1978年4月12日;古田圖:<香港音樂學院綜介〉,《音樂 生活》第191 期,1980年6月,頁36-37;魏國盛〈香港音樂學院已兩學年 -默默播種鮮人知〉,《新晚報》,1980年1 月20日等。

(79)在香港,"書院"這個名詞可以是中學,如皇仁書院、華仁書院,也可以是專上學府,如樹仁書院、清華書院。"學院"則是指 香港政府承認並予以經濟支持的大學程度的學院,如香港理工學院、城市理工學院、浸會學院、嶺南學院等。專上程度的"書 院"與大學程度的"學院"之間在資源和社會地位上相差極大。

30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音樂系現在所收藏的錄音帶和音樂書籍可能是亞洲地區最完備最龐大的音樂

圖書館之一。其中唱片、錄音帶及錄影帶超過一萬張,一百多種音樂期刊、170

套音樂作品全集以及二萬本樂譜和書籍。學生既要主修,也要副修,必要選修的

科目包括合唱、聽音、視唱、西洋音樂史、中國音樂、曲式及分析、室樂等;取

5 得學士學位之後,還可以攻讀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專題研究範圍包括作曲、民

族音樂學、歷史音樂學和理論研究等。

有為數不少的音樂系畢業生在海外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考取碩士學位的畢業

生更多;包括哈佛、耶魯、劍橋、牛津等大學;音樂系校友在外國和本港學術機

構任職的也為數不少,如美國加州大學、加州工業學院、香港演藝學院、浸會大

10 學,有的則在電台、電視台、藝術行政機構等任職,還有的從事專業演奏和作曲

工作。由此可見,香港一旦有自己的高等和專業音樂教育,便會有人才、有職位

來發展音樂和與音樂有關的事業。就以作曲來做個例子,中大音樂系早期並無作

曲這個專科,但中大音樂系畢業生走上了作曲這個專業道路的有好幾位,而且作

品廣為人知。傑出的畢業生如陳永華(1979年畢業生)、曾任香港電台第四台台長

15 的曾葉發(1976年畢業生)、曾為專業作曲家的林品晶(1976年畢業生)和藝術管

理和文化企業專家鄭新文(1978年畢業生)等。他們都是中大音樂系培養出來的香

港音樂人才。現在中大音樂系任教的,自己系的畢業生為數不少。

在1994至1995 年度裡,中大音樂系學士學位課程全日制學生有70名,兼

讀學生有73名;哲學碩士研究生有15名(歐洲音樂學有五名、中國音樂學有十

20 名);文學碩士(作曲)有四名;哲學博士(中國音樂)有四名。學士、碩士、博士

學生共有166名。

25

30

文學碩士(作曲)從1995年開始改稱音樂碩士(M.Mus.);哲學博士開設歐

洲音樂學、理論與作曲,並從1995年開始改哲學博士(作曲)為音樂博士(D.

Mus.)。音樂碩士與音樂博士學位在香港、台灣甚至中國內地來講,尚屬創舉,同

時將音樂的學術地位提高。

當浸會書院於1963年成立音樂與藝術系時,香港政府還未承認它的學術地

位,因此只能稱"書院"而不能稱"學院"。音樂與藝術系後來分為獨立的音樂系

和藝術系,現在音樂學系的榮譽文學士(音樂)課程是三年制,學生要在學術和技

巧上學得音樂和與音樂有關的專業知識和技法,以便能獨立工作、判斷、思考。

此外,學生還要了解中國與西方音樂的傳統、深入理解中西音樂文化之間的相互

關係及其異同。學科包括中西音樂史、合唱與樂隊練唱、20世紀作曲技法、作品

803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804

分析、音樂教育原理、中國音樂專題、電子音樂、錄音技術、配器等。

學士學位之上還有碩士(音樂)學位,是兩年兼時課程,為學生提供理論、學

術和創作領域裡的學習和研究,使他們能在現今複雜的社會裡通過音樂來表達自

己。這種目的和要求看來簡單,實際卻十分之困難--人們從牙牙學語到年紀老

邁,窮一世之精力,用語言來表達自己、來與別人交流,還常常引起誤會,用音

樂不更難麼?何況音樂的表達方式與語言一樣,有民族和中西等之分,但能定出

一個目標來總是好事。

香港大學於1981年秋開設音樂系,在開始之前,港大邀請英國專家來訪問並

提出建議書,結果音樂系於這位專家提交報告書之後成立。

港大音樂系的課程,可以與文學院或社會科學學院裡的學系的科目配合選

修,如音樂與歷史、音樂與藝術等等,而文學院和社會科學學院的學科相當多,

包括各種語文、經濟、心理等,既有傳統的學術科目,還有現代工商業管理的科

目。學生可以選修中國音樂和中國樂器。研究生可以選作曲、演奏或學術研究來

獲取碩士或博士學位。

5

10

港大音樂系的課程較注重音樂分析、音樂史、應用電算機音樂、音響與樂 15

思、商業世界裡音樂(包括音樂行政、管理、市場調查、財政、合約、版權、出

版、錄音、演出等等)、音樂學、作曲以及音樂習作等,較具綜合性,同時在學

術研究裡也注意到實用。

20

在未開設音樂系之前,港大校外課程部於1979至1981年間開辦了一個為期

兩年的"音樂學證書課程,學員要修讀12個科目:音樂美學、中國音樂、音樂

史(從古代到文藝復興、從巴洛克到古典樂派、從浪漫樂派到當代樂派)、音樂心

理學、音樂理論(高級和聲、合唱技巧、自由對位、配置)、結構與分析等。然後

在 80 年代末,校外課程部開辦了兩年"鋼琴演奏教學法"證書課程。第一屆 1989

至1991年的科目包括巴赫研究、海頓與莫扎特研究、浪漫派的抒情作品、鋼琴

演奏法、貝多芬研究、古典樂派小奏鳴曲教學法、教學心理與學習心理、鋼琴教 25

育,等等。

在香港皇家賽馬會資助下,香港第一所演藝學院於1985年開辦招生。這家學

院有四個學院:舞蹈、戲劇、音樂和科藝學院,設備包括1,181個座位的歌劇院、

415 個座位的戲劇院、242個活動座位的實驗劇場、510個座位的露天劇場、383 個

座位的音樂廳以及100個座位的演奏廳。這麼多樣化、完善的設備除了能為演藝

學院的師生提供教與學以及實驗演出之外,還可以為香港藝術文化界提供一流的

30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演出場所。事實上,演藝學院已成為香港音樂生活裡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演藝學院已擴展為五個學院(舞蹈、戲劇、電影電視、音樂、舞台和

製作藝術以及中國戲曲課程),除了戲劇學院外,其他四個學院都與音樂有關。

舞蹈學院分四個系:芭蕾舞、中國舞、現代舞與舞蹈音樂。舞蹈學院為學生提供

5 全面之舞蹈訓練,培養訓練中國舞、古典芭蕾舞及現代舞的專業舞蹈員或教師。

學制為三年,課程分深造證書、專業證書、文憑以及藝術學士四種。

音樂學院有八個系:聲樂、管弦樂、木管樂、銅管樂、鍵盤樂、作曲、一般

音樂學科和中國音樂,是四個學院裡最大的一個。這家學院為培養訓練學生成為

職業表演者或音樂教師,學生要主修一科、副修一科。音樂學院的師生活動頻

10 繁,包括每年上演一部歌劇,經常到禮賓府作公開演出,與外地交流等。課程分

專業文憑、深造文憑和學位三種。

舞台和製作藝術學院在香港藝術教育中,是一個既新又十分重要的學院。因

為香港從來沒有自己培訓出來的舞台技術人員,而這個學院培訓的畢業生正好用

來填補這個空白。學院有舞台管理系和設計系,其中設計系又有五個部門 服

15 裝製作、佈景及服裝設計、繪景及製景、道具製作、燈光及音樂部門。這個學院

培訓舞台監督、舞台及電視各類技師、設計師或工藝師。由於演藝學院有自己的

演出場地,如每年一度的實驗歌劇,這個學院的師生便竭盡所能地去負責製作整

套佈景、服裝、燈光等。

20

香港教育學院是於1994年在改組合併三所教師培訓的教育學院的基礎上成立

的,當時的音樂課程設立在體藝系裏(體育與創意藝術系),後改名為文化與創意

藝術學系(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Arts)。

無論在教師人數或是學生人數上,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的專業

音樂課程都可以說是香港規模最大的。為了爭取升格成為大學,這所教育學院陸

續加強學術研究,聘請更多的學者專家來實現這次升格計劃。香港教育學院文化

25 與創意藝術學系的教學與研究集中在音樂教育上,這是與香港的其他大學音樂系

最顯著的分別,因此這個系的教師可以全力在音樂、音樂教育、視覺藝術、文化

等領域裏進行跨學科的教學與研究,包括作曲、演奏、音樂教育史、多媒體技

術、學校音樂的課程設計和教學法、教育和教育改革、音樂審美和欣賞等,令學

生擁有廣泛的專業知識和修養。這個學系設有各器樂樂團、樂隊與合唱團、合唱

30 小組,包括香港教育學院管樂團、管弦樂團、中樂團、手鈴隊、木笛隊、爵士樂

隊、合唱團、女生合唱小組和爵士合唱小組。

805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的使命是:旨在成為本地培育藝術教育人才的主要機

構,致力維持一個具創意和動力的跨學科環境,以提倡和保持高度專業水準的教

學、學習及學術研究。這學系努力培育出優秀的畢業生,不但讓他們技巧與知識

兼備,懂得關顧別人,並且在角色的轉型中,能夠在學術及藝術方面均有卓越的

成就,成為21世紀具革新意念的教育家、進取的藝術工作者、富創意的思想家和

文化領導者。

5

(三)學術研究

806

純學術性的音樂研究,在香港是最冷門的領域之一,加上政府和大學又不積

極資助鼓勵,其落後的狀況是可以想像的。任何一項研究工作,缺乏資源是無法

進行的,而資源主要還是要靠政府和富裕的基金會,香港政府對學術性的音樂研

究不太感興趣,與政府在演藝上的投資相比,音樂研究幾乎可以說不存在。

中文大學音樂系雖然成立了三十餘年,但早期着重的是培養宗教音樂家、中

學教員,學術研究只是近十年的事。雖然,中大音樂系有着很強的作曲傳統,出

任系主任達20年的紀大衛是位作曲家,第二任系主任陳永華也是作曲家(香港管

弦樂團首位駐團作曲家)。系裡的另兩位教師陳偉光和羅炳良兩位博士也是作曲

家,但這種情況並沒有影響系裡的其他研究。事實上,中大音樂系師生的研究項

目相當多樣化:粵劇與潮劇研究、史克里亞賓(Scriabin)研究、荷蘭作曲家拍拍

(Piper)研究、文藝復興時期的西班牙合唱聖樂、亞洲音樂研究、20 世紀交響樂、

20 世紀合唱曲、聖詩學等。

中大音樂系1994至1995年度的23位研究生(碩士生19名、博士生4名),

從事研究的課題有:(1)粵劇;(2)昆劇;(3)台灣民間音樂;(4)道教音樂;

(5)客家山歌;(6)李斯特的合唱聖樂;(7)法國作曲家恩尼士·喬桑([Amédéé-] Chausson, Ernest, 1855-1899)的聲樂作品;(8)文藝復興時期的西班牙聖樂;(9)

德國作曲家威爾·庫特(Weill, Kurt)的歌劇研究;(10)作曲。

10

15

20

25

從上述教師與研究生的研究課題來看,仍然是西風壓倒東風。這當然是香港

學術研究的一般現象,從小學到大學、研究院,在強烈的英國文化思想影響下,

畢業後從事他們所熟悉的題材的研究,是理所當然之事。說實在的,有的課題需 30

要紮實的國學根底才能做好研究工作,一直熏陶在英國教育制度和文化裡,對中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5

10

15

國文化和語文一知半解的研究者,在研究純中國音樂文化的過程中,會遭遇不少

困難。

但這個音樂系在粵劇研究方面近幾年來有所突破--不僅得到了著名粵劇名

演員的文物捐贈,而且還籌得數百萬港幣的研究經費。

香港大學音樂系成立比中大音樂系晚了16年,再加上首任系主任是位作曲

家,對純學術研究興趣不大,對中國音樂更沒有興趣,因此這個音樂系研究工作

幾乎全部集中在歐美音樂史、音樂分析和音樂美學方面。20世紀90年代新上任

的日本雅樂、中國唐樂以及澳洲土著音樂專家、音樂學學者艾倫·馬瑞特(Marett,

Allan)才開始這方面的研究。

港大音樂系在20到21世紀之交的教師在研究課題上較以往均匀、平衡些。

既有作曲又有音樂學、音樂史;既有歐洲又有東方的音樂,既有傳統又有現代電

子音樂;有一半教師從事音樂學、音樂史方面的研究。音樂系的研究所涉及的課

題和範圍包括日本雅樂、中國唐代音樂以及澳洲土著音樂、巴洛克音樂與電子音

樂、電算機音樂、音樂分析、現代作曲技法以及鋼琴伴奏等。

在研究生的研究方面,範圍以19、20世紀歐洲音樂為主,其他為輔,包括莫

扎特歌劇的製作、音樂的美學評估、巴赫十二平均律的演繹、19世紀末及20世紀

初的音樂的分析、貝多芬第四鋼琴協奏曲(作品58)第一樂章"華彩樂段"風格與

結構的分析、香港流行音樂的發展、19世紀時期巴赫的地位、19世紀末和20世

紀初歐洲音樂裡的東方元素、日本雅樂裡笛子旋律的發展等九個課題,加上從事

20 劇作的兩位,共11個研究項目。在六位教師、11位研究生的研究項目裡,只有一

個是與香港音樂發展及兩個與日本音樂有關,其他都是有關歐洲音樂的研究、電

子音樂和歐洲式的音樂創作。

25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從1984年開始,設立了"中國新音樂發展史"和"民族

音樂研究"這兩個研究項目。

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的研究方向與內容與中文大學、浸會大

學、香港大學的純音樂研究和演奏實踐有所不同,較專注音樂教育和教學的理論

與實踐以及跨學科的研究、這個學系的研究包括:

(1)跨學科綜合藝術教育的研究;

(2)有關音樂演奏的演奏;

30

(3)教育和教育改革;

(4)創作與演出。

807

808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1984年由音樂學學者和民族器樂演奏家組織"香港民族音樂學會",經常與市

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聯合主辦學術講座,如"中國音樂與中國文化"系列。學會的刊

物包括《民族音樂研究》論文集(1989)、《中國音樂與亞洲音樂》論文集(1990年

與港大亞洲研究中心聯合出版)、《江文也研討會》論文集(1992年與港大亞洲研

究中心聯合出版)、《中國音樂美學研討會論文集》(1995年與香港大學亞洲研究

中心聯合出版)、《粵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5年與港大亞洲研究中心聯合出

版)、《亞洲音樂:以中國、印度為主題》(1997年與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聯合

出版)、以及《國樂思想研討會論文集》(1994年與港大亞洲研究中心聯合出版)等。

除了上述的音樂學術研究外,其他研究活動似乎不多,若有也只是個別的,

如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的夏思義博士對新界的民謠頗有研究。

　　　　　　　　　　　　　　　　　　　　　　　　　　　　(80)香港中華 文化促進中心經常組織主辦大型的講座。如1986 年在"中國第一屆作曲家音樂節"

期間舉行兩個星期的作曲家講座,以配合音樂節的音樂會,遺憾的是講座和研討

會之後似乎沒有出版論文集或討論記錄,沒有把這次有意義的活動提升到學術層

次。至於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裡的文化部門,有意採取"非學術化"的政策,集中

所有的資源來組織演藝活動,就算有講座也只是配合演出而辦的。至於曾與香港

民族音樂學會於1987年6至12月、1988年4至10月及1989年4至9月聯合主辦

的三系列音樂學術講座(共18講)由於過於學術化而沒有繼續下去。

香港政府對音樂的政策採取一種"一刀切"的方式:市政局、區域市政局文化

部門只負責"演藝"活動,決不碰學術研究,因為這是大學和學院的事。這種想法

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一點政府負責文化的官員忽視的是:音樂界裡大部分人

士與大學和學院拉不上關係,這些人若想做點研究工作,那便求助無門。比如中

樂團、香港管弦樂團、音統處裡的成員以及中小學和私人音樂教師想做點研究,

也毫無門路去申請資助。再說,有些學術研究與演出活動有緊密的關係,如粵劇

的研究、流行音樂的研究、新界民謠的研究,等等。大學和學院音樂是無法包辦

所有音樂研究的。再舉個例子:台灣的歌仔戲經常到歐美去演出,由學者教授帶

隊,因為台灣的文化建設委員會不僅資助歌仔戲的演出,更委託學者教授研究歌

仔戲,撰寫專論,把歌仔戲提升到學術層次、把歌仔戲的演出提升到精緻音樂藝

術層次。這個例子值得負責領導香港文化的議員和官員予以參考。

5

10

15

20

25

(80)Hase, Patrick: New Territories Poetry and Song, Collected Essays on Var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Hong Kong Studies,

produced by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October 1990, pp.20-32.

30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四)音樂考試、音樂比賽、音統處

香港的專業音樂資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文憑(Licèntiate of the Associated

Board of the Royal Schools of Music-L.R.S.M.)在60年代以前是香港政府承認的專

5 業音樂文憑,直到1965年中文大學音樂系成立之後情況才有所改變。

10

15

20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聯會的考試分兩大類:一是一至八級以及"高級證書";另

一是文憑試,即LRSM銜頭考試。一至八級與文憑試均有各種樂器、聲樂和樂理

考試供人報考,八級之後文憑試之前還有一種"高級證書"(Advanced Certificate)

考試;文憑試又分教師、演奏、學校及理論作曲四類:前兩種是為演奏樂器和演

唱而設,"學校音樂"是為中小學音樂教師而設;"理論作曲"則為研究理論、作曲

以及為有意從事作曲的人而設,當然考取這種文憑也可以從事教學工作。

皇家音樂學院聯會於1949年便開始在香港設立公開考試,第一年只有一個

人報考,1955年增加到1,007人報考(術科814、樂理193),1965至1966年度

5,288人(術科3,869、樂理1,419)、1975至1976年度有9,550人(術科6,758、樂

理 2,792)、1985至1986年度有29,661人(術科23,225、樂理 6,436) 1992至1993

年度有46,257人,增長率和增加速度是相當驚人的。(81)

英國聖三一音樂學院在香港也設有公開考試,據香港考試局的統計數字為

1989 至 1990 年度有987人,1992至1993 年度有870人,(82)相比之下,較皇家音樂

學院聯會的公開考試少多了。英國皇家舞蹈學院(The Royal Academy of Dancing) 在香港的考試也相當受歡迎:1989至1990年度有5,678人報考,1992至1993 年度 增加到 6,385人。(83)反而香港舞蹈聯會(The Hong Kong Dance Federation)所設的考

試報考人數不多:1989至1990年度有369人,1992至1993年度有589人。

(84)

皇家音樂學院聯會在香港的公開考試所造成的影響正負均有,正面的影響是

在香港未有高等和專業音樂教育的時候,為香港"出產"了所需要的音樂教師,同

25 時還普及了歐洲音樂,為七八十年代音樂教育、演藝活動的發展做了初步奠基工

(81)1977 至 78年度之前的統計數字是由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聯會提供的;之後的則由香港考試局提供:The Work of the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uthority 1977-1993, p.43。1993 年之後的報考人數,皇家音樂學院聯會拒絕提供有關數字,參閱劉靖 之〈20世紀下半葉和21世紀初的香港音樂教育>余丹紅(主編)《中國音樂教育年鑒2010》,上海音樂出版社,2012 年, 頁98,註(1)]。

30

(82)同注(81)。

(83)同注(81)。

(84)同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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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作。在五六十年代,考取了第八級證書再加上師範證書,便可以做政府津貼學校

的音樂教師;考取LRSM教師或學校音樂文憑便可以出任認可之中學音樂教師。

由此可見,皇家音樂學院聯會在香港的考試,在五六十年代為香港的學校解決了

部分音樂教師的供應問題。另一個正面影響則是養活了一批私家音樂教師,因為

學鋼琴、提琴、聲樂和樂理的學生愈來愈多,而學校音樂課並不提供如此專門的

教學,因此只好找私人老師。

負面的影響是相當一部分學生和教師只注意考試要準備的樂曲,一年到頭只

練習考試要彈的那幾首,其他作品一概不理,這種風氣延續至今,嚴重地違反了

音樂教育的原則。

公開音樂考試從1949年開始直到1977年均是由教育署音樂組代理的,1978

年才轉交給香港考試局辦理。此舉令教育署音樂組可以專心處理、改進學校音樂

教育,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85)

5

10

上文曾提及蘇格蘭人傅利莎於1949年開始舉辦第一屆校際音樂比賽,到他退

休返回蘇格蘭老家時(1967),這個由他創辦的比賽已發展得相當有規模了。

其實這種校際音樂比賽並非傅利莎所創,而是從英國和蘇格蘭搬過來的一套學校 15

音樂活動。在英國,學校音樂比賽行之有素,只不過傅利莎能貫徹推行而已。傅

利莎在香港任高級教育官(音樂)的20年裡,推行了三項從英國搬過來的音樂"樣

板":(1)固定名唱法。(2)學校音樂比賽。(3)皇家音樂學院聯會的考試。而且都

得到了顯著的成績,音樂考試如上所述,學校音樂比賽的成就更驕人,恐怕學校

音樂教育是傅氏事業中最弱的一個環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成立於1940年11月,1949年傅氏恢復協會的工

作。1949年的香港,物質條件相當地貧乏,一般學校都缺乏應有的設備,鋼琴、

唱機、機片等當然是富有的貴族學校才添置得起。在這種情況下傅氏居然有幹勁

來推動全港學校的音樂比賽,的確是相當有眼光的決定。

20

從下面的數字,我們可以了解到學校音樂比賽的發展幅度:

810

(85)見注(64)。

25

30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1959 年第 11 屆

1969 年第 21 屆

1949 年第1屆

比賽項目

(括弧為朗誦項目與音樂項目)

68

2,555 (579+1976)

7,908 (3,959+3,949 )

參與人數

(括弧為朗誦人數與音樂人數)

5

1979 年第31 屆

15,678 (10,026+5,652)

100,000 (48,000+52,000)

1989 年第 41 屆

26,229 (18,166+8,063)

120,000 (55,500+64,500)

1993 年第 45屆

27,582 (19,752+8,010)

139,900 (86)

'(67,100+7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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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5

近半個世紀裡的增長是相當驚人的,這固然是由於香港的經濟發展,但人口

的增長是另一個重要因素。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家長十分注意孩子的

音樂教育,有的出自於重視美的教育,有的則免不了想藉此出鋒頭。無論如何,

學校音樂比賽與皇家音樂學院聯會的考試一樣,正面的效果是普及並提高了音樂

知識和修養,負面的效果是有些學校、教師和學生,為了參加比賽以至影響了正

常的學校和家庭生活,這樣未免捨本求末,事實上所有的比賽都是如此。

香港學校音樂與朗誦比賽所取得的成績是應該予以肯定的,負面作用是次

要的。

隸屬於香港政府文康廣播科之下的音樂事務統籌處成立於1977年,其主要

的職責是:一、設立不同種類的器樂訓練班。二、促進青年人對音樂的興趣,提

高他們欣賞音樂能力--令青年一代市民有機會參與創作、演出、欣賞、享受音

樂。因此,音樂事務統籌處的對象是全港的青年人。這個統籌處負責課餘和業餘

的音樂活動,與教育署音樂組的功能是相輔相成的。

音統處組織大型的、全港性的音樂訓練班和活動,也組織較小型的、區域性

的活動,前者如每年一度的"音樂營"、"樂韻播萬千"、"香港青年銅管樂隊音樂

節"、"香港青年中國音樂節"、"香港青年弦樂節",等等。"樂韻播萬千"音樂會

由音統處導師團、青年樂團、管樂團及合奏小組擔任演奏,演奏地點包括學校、

工廠、公園、遊樂場、商場、社區會堂、醫院、療養院等。截至1994年3月為

止,音統處共舉辦了五千五百餘場"樂韻播萬千"音樂會,聽眾人數約三百四十萬

人。此外,音統處與各社區團體合辦各類全港性和區域性的音樂活動,如音樂欣

30

(86)參閱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編):《金禧紀念特刊 1940-1990· 一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席 1993 年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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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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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4 60 年代香港校際音樂比賽全體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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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賞會、Hi-Fi音樂會、講座、研習班、比賽和樂器展覽。

(87)

音統處的器樂訓練計劃,為年齡在23歲以下的年青人提供中、西樂器訓練。

學員每星期上課一次,當他們達到一定程度時,便可以參加音統處屬下的15隊青

年樂團其中一隊。音統處還為隊員安排聽音訓練、樂理和欣賞課程。音統處還有

5 青年合唱團和兒童合唱團。音統處還經常邀請著名音樂家主持大師班、研討會,

10

讓隊員增廣見識。

除了上述活動外,音統處還經常組織國際音樂交流活動,包括派遣樂團赴海

外巡迴演出,如澳洲、中國內地、加拿大、塞浦路斯、法國、以色列、日本、澳

門、新加坡、英國以及美國;澳洲、加拿大、日本、菲律賓、新加坡、英國及美

國等地的音樂家和樂隊也應邀來港演奏。1994年8月,香港青年交響樂團去中國

內地巡迴演出。

音統處積極鼓勵屬下樂隊隊員和青年樂手參加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聯會在香港

的器樂考試、香港學校音樂比賽,並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根據1993年的統計,參

加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聯會的弦樂和管樂樂器考試共有39人。在參加1993 年學校

15 音樂比賽19個西洋器樂組別的成績也不俗:在185人的比賽裡,音統處的佔37

人,約20%,其中獲冠軍的有七名、亞軍九名、季軍四名;在管樂和中樂器組別

比賽成績也不錯。

到1993年12月31日為止,音統處屬下的組別成員如下:

(1)中樂組共有成員(五隊)

381人

20

(2)管樂組(五隊)

238人

(3)弦樂組(五隊)

404人

(4)合唱團(兩隊)

128人

共計:17隊

1,151 (88)

人

設立音樂事務統籌處實可算是香港政府的"德政"之一

。

25

30

(87)資料及數字由音樂事務統籌處提供。

(88)Appendix V and Appendix Vi : Music Office Annual Report 1993 (for the period 1.1.93-31.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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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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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5 70 年代參加香港校際音樂比賽的學生樂隊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5

10

(五)音樂活動、電台音樂廣播、演藝政策與音樂創作

從1841年到1941年,香港基本上有兩個世界:英文世界,中文粵語世界,

中間靠買辦溝通。然而在音樂世界裡沒有買辦,因此兩者長時期無緣相遇。

戰後的情況大致也是如此,直到1962年中環的大會堂建成為止。五六十年

代,香港的音樂生活大致上可分為兩類:(1)從外國來港或經港的藝術家,如蒙

尼埃(Monnier, Germaine)、巴德(Bader, Andre, 1951)、金波星(Campoli, Alfredo,

1952)、堅納(Kentner, Louis)、 史寄(Stern, Isaac, 1953)、巴倫邦(Barenboim

事

Daniel, 1962)等以及樂隊如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NHK Symphony

Orchestra、Polish Symphony Orchestra、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等;(2)香

港本地音樂團體的演出,如華仁書院上演英語粵劇、中英管弦樂團(Sino-British

Orchestra)的"高水準"演奏、(89) 香港管弦樂團(Hong Kong Orchestra) 香港愛 樂協會(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 Society)、羅馬天主教堂詩班(The Roman Catholic Cathedral Choir)、香港聖樂團(The Hong Kong Oratorio Society)、基督教

15 聯合詩班(The Combined Christian Choir), 以及華南交響樂團和從大陸來港定居

聲樂家所組織的合唱團,如趙梅伯的梅伯合唱團、胡然的合唱團等。(91)

20

25

(90)

在大會堂未興建之前,港大的陸佑堂、九龍男拔萃書院的禮堂、九龍加士居

道葛量洪師範學院的禮堂(被稱為"理想的音樂廳"(92))、香港皇仁書院禮堂等都是

舉行音樂會的場所。

大會堂甫建成便立即成為全港性音樂活動中心。1980年,大會堂主辦了1,018

次演奏會、展覽會,參加的聽眾和觀眾達576,000人次,其中包括18部粵劇、越

劇和京劇。

樹立在尖沙咀碼頭附近的香港文化中心,經過多年的計劃及施工,於 1989

年11月5日由當時的港督衛奕信爵士主持開幕。從1989年11月5日至12月31

日,共有146,698人參加在文化中心舉行的演出和展覽會。文化中心的大劇院成為

歌劇上演的場地,雖然不及歐洲歌劇院那麼有氣氛和規格,但總比大會堂的劇院

好多了,比香港演藝學院的歌劇廳也大多了。1992年,共有350萬人觀看文化中

30

(89)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2, p.166.

(90)參閱 Hong Kong Annual Reports 1951-1993。

(91)華南交響樂團為林聲翕所創辦,雖然從未得到香港政府的資助,但曾被列入香港政府的年報(1963)

(92)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3, p. 177.

815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心的演出活動。

從香港中環的大會堂建成到九龍尖沙咀的香港文化中心開幕的27年裡,香港

的音樂文化經歷了驚天動地的發展,形成這種發展的因素有四:(1)70年代初香

港經濟開始起飛,到了90年代,香港已成為亞洲富有地區之一;(2)中國內地的

"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及"文革"後大量音樂人才從大陸來港定居。(3)

1967 年香港暴動之後,香港政府開始注意香港青年一代的文娛活動,在70年代增

加了一系列的文娛設施。(4)為數不少的留學生從外國學成返回香港,其中有好

幾位成為本港的藝術行政管理人員、作曲家、音樂學學者、大專院校的教師。

這些發展,除了上述音樂教育外,還表現在演出場所的興建和音樂團體的成

立上,這兩方面的發展在70年代中和80年代以驚人的速度進行,使香港從極度

缺乏演出場地到大會堂、文娛中心星羅棋佈,市區裡每一個地區、衛星城鎮的中

心地帶都建起了演出場所。

右頁 16 個演出場所共有座位22,914個,以香港人口平均計算,平均約243人

只分得一個座位,而日本全國平均為120人分得一個座位。與日本相比,香港僅

得其中,(3)因此可見,香港的演出場地雖然在七八十年代有着顯著的增長,但與先

進國家相比,仍然相差甚遠。

演藝團體的發展與演出場地相輔相成,除了外來的樂隊、藝術家外,本港也

需要有自己的團體。1977年,市政局正式成立中樂團,把香港的中樂帶到一個新

的階段。香港並沒有培養訓練中國器樂演奏家,演藝學院中樂系要到1985年才成

立。中樂團之能夠組成,主要是靠從大陸來港定居的國樂手,當然香港也有少數

的演奏家。成立後,中樂團在首任指揮吳大江的領導下做了不少工作,除了為香

港聽眾定期演出外,還委約香港作曲家創作樂曲,供該團演員之用,一方面為苦

無演出機會的香港作曲家作品提供演出機會,一方面為中樂團提供樂曲演奏。雖

然中樂團的"交響化"引起了激烈的討論或甚至爭論,至今仍然未能解決,但中樂

團的成立,在過去17年裡肯定是香港樂壇的一件大事。

其實香港管弦樂團早中樂團四年(1974)便成為香港的職業樂團。1980年這個

樂團已有70位全職團員:到1992年,人數增加到92人,全年演出121 場,其中

三分之一是為學生演奏的。1994年,這個樂團開始委約"駐團作曲家",而第一位

5

10

15

20

25

816

(93)參閱周凡夫:<與亞洲演藝活動王國日本比較,香港文化場館並未過剩,香港《信報》,1989年12月25日。

30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建成年份

演出場所

座位數量

1962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1,448

劇院

463

1978

大專會堂

1,346

5

1979

藝術中心壽臣劇場

463

1980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1,424

文娛廳

300

1981

中大邵逸夫堂

1,453

1981

元朗聿修堂

880

1982

北區大會堂

500

10

1983

紅磡高山劇場

998

1985

大埔文娛中心

553

1985

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1,188

戲劇院

415

音樂廳

343

15

1987

牛池灣文娛中心

443

1987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1,400

文娛堂

300

1987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1,400

文娛廳

300

1989

上環文娛中心

511

20

22

1989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2,071

歌劇院

1,708

劇場

320-534

1991

西灣河文娛中心

471

合計

22,914

25

30

駐團作曲家是陳家華博士。這當然是個很好的做法,讓年青一代的香港作曲家有

機會與本港樂團合作,增加實踐的機會,避免紙上談兵的缺點。

市政局資助的音樂團體還有香港舞蹈團、城市當代舞蹈團、香港芭蕾舞團和

香港小交響樂團等,以前還有合唱團,現已停辦。民辦的團體數目相當多,較大

型的、較有歷史的如泛亞交響樂團、音統處導師交響樂團、香港青年管弦樂團、

817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香港青年交響樂團、新聲國樂團、宏光國樂團、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中樂團、明

儀合唱團、長風合唱團、香港詩樂團、留聲合唱團、群聲合唱團、春天合唱團、 葉氏兒童合唱團等。(94)

香港的音樂藝術學會、協會等一類的組織也為數不少,如香港業餘填詞人協

會、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香港合唱團協會、香港管樂協會、香港作曲家聯

會、香港民族音樂學會、香港鋼琴音樂協會、香港鋼琴教師協會等。

(95)

90 年代的香港,音樂文化普及市區和衛星城鎮。據1992年的統計,市政局

在港九市區公園遊樂場、社區會堂、屋邨和社區文娛中心共主辦了243項娛樂節

目,這些節目大多數免費,觀眾超過128,000人次;區域市政局也主辦了579 項節

目,觀眾達 286,269 人次。(6)從這四個數字,我們可以見到,衛星城鎮的聽眾和觀

眾比港九市區的多一倍有多。

在戰後香港的音樂文化活動中還有電影音樂和電台音樂節目,因為這兩項對

市民音樂生活有直接的影響。粵語影片裡的粵曲、國語影片裡的時代曲以及歐美

影片裡的歐美流行曲到六七十年代對香港市民生活有密切的關係。當時在國語片

配樂的名音樂家有陳歌辛、梁樂音、李厚襄、葉純之、黎草田、黃于遴、王福

齡、顧嘉煇等。至今,僅剩下黃于遴和顧嘉煇仍然健在。

5

10

15

至於香港電台的嚴肅音樂的廣播,有其發展的軌跡。早期的電台音樂節目以

古典作品為主,除了播放唱片外,還邀請香港音樂家演奏。"音樂愛好者時間"

(Music Lovers Hour)是90年代頗受歡迎的節目。1955年開始,香港學生可以在

"鋼琴考試講座"節目中獲得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考試輔導,這個節目至今仍是 20

第四台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

。

50年代,香港電台首次現場直播藝術節的音樂會,大為成功。1956年,國際

知名的洛杉磯管弦樂團來港演奏,是香港有史以來最有規模的音樂會。1959年,

由卡拉揚指揮的維也納愛樂樂團來港演出更是件大事。1968年,香港電台成立古

典音樂電台,那時的口號是"FM代表音樂,請每夜收聽香港電台",星期一至 25

五,晚上9時一刻至午夜。1974年初,香港電台分四個台,第四台變成專門播放

音樂介紹文藝的電台。1976年,第四台成為亞洲第一個用超短波立體聲調頻廣播

818

(94)有關香港音樂社團,請參閱香港藝術資料及資訊中心(編):《香港藝術指南'94》,香港:香港藝術資料及資訊中心,1994

年,頁407-432。

(95)同注(94),頁433-436。

(96)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93, pp.314-328.

30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5

的電台,並開始現場直播香港管弦樂團的音樂會。

第四台從1982年開始英、粵雙語廣播;1984年開始有全粵語節目,與全英語

節目平分秋色。第四台還舉辦比賽(如1984年首次的"青年音樂家大賽"),委約

作曲家作曲、設立"每月駐台演奏家"節目(1987年開始)

。

(97)

香港的一些較有規模的報紙均有音樂專欄,給人們寫樂評、唱片評論,尤其

是鐳射唱片的評論介紹,至於音樂論著的評論就少見了。

。

在香港政府的架構裡,沒有"文化"這一政策科(Policy Branch),這不是一時

疏忽而是有意遺漏,以便避重就輕--避開文化而就"文康"(Recreation)。在市

政署和市政局的行政組織裡,"文化"是指"演藝文化",而不是指廣義的"文化"

10 因此一旦談到研討會、學術性的活動時,文化組的官員便馬上擋駕:"我們的一切

開支都要用在市民身上,學術研究應該由大學去做。

15

20

25

香港政府對香港的文化一向採取如下幾個策略:(1)化整為零:博物館、古

物古蹟、圖書館、演藝等各自為政,隸屬於不同的部門和管理委員會;(2)鼓勵

資助歐洲演藝,對本地和中國演藝則讓它們自生自滅;(3)重演藝輕理論研究。

這種政策行之有效,戰後50年裡,做到了表面繁榮,但實際上華而不實,缺

乏土生土長的文化藝術,如粵劇演出場地和研究機構、新界民謠的田野工作和研

究、粵曲的錄音和研究、粵語流行曲的研究,等等,反而歐洲音樂和英國學校音

樂則得到充分的機會來演出和模仿。

(98)

1993 年初,香港政府文康廣播科公佈了<藝術政策檢討報告〉諮詢文件, 引

起了熱烈的討論,問題不僅在於報告書裡的漏洞和不足,而是文康廣播科的工作

方式以及臨時藝術發展局成員的提名方式。

香港的音樂活動能夠發展到目前這種地步,原因很多,政府的資助和支持只

限於市區和市鎮(80年代才開始)的歐洲演藝場所和社團,其他則屬"時勢造英

雄",如中樂團、學校音樂比賽和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在香港的考試,等等。

上文提及二三十年代香港雖然沒有本土作曲家,但有外來的音樂家夏利柯、

高爾地、林聲翕等。夏利柯自從1921年來到香港後到他去世的1972年為止,他

一直邊教鋼琴邊創作,但他以教琴為主,作曲只是偶爾為之。雖然如此,夏利柯

30

(97)《香港廣播六十年 1928-1988》,香港:香港電台,頁36-37。

(98)布政司署文康廣播科:《藝術政策探討報告》諮詢文件,1993年3月。

819

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820

The

Hong Kong Singers

present:

H.M.S.

ofore.

1960

5

10

15

20

25

30

圖 19.6 香港合唱團音樂會節目單張(1960)(說明:Singers 歌唱家合唱團)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5

(99)

十分重視他的作品,自資由倫敦出版社為他出版。 高爾地是位聲樂教師,作曲

屬"票友"性質。至於林聲翕,他從1949年之後便定居香港,直到1991年去世為

止,應該算是香港作曲家,但林氏是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畢業生,40年代初從香港

回到重慶,擔任中華交響樂團指揮。

在音樂創作上,50年代的香港仍然是大陸南下的音樂家的世界,最具代表性

的是林聲翕(1914-1991)和黃友棣(1912-2010)兩位。林、黃兩位雖然以教琴、

教樂理為業,但作曲仍是他們教學之餘最喜愛的工作,因此作品相當多。林氏的

風格仍然脫離不了上海音專的黃自老師的影響。林氏原主修鋼琴,因此他的鋼琴

伴奏較同輩所寫的更有鋼琴味和鋼琴效果,似乎仍然不及他老師的經濟。黃友棣

10 的國學根底相當不錯,原學小提琴,對鋼琴這種樂器的性能和效果掌握得不夠技

巧,因此影響了他聲樂的作品。林、黃氏的創作以聲樂為主,前者也寫了不少樂

隊樂曲,如《西藏風光》、《中華頌歌》以及歌劇《易水送別》、室樂《抗戰史詩》等;

後者的作品幾乎都是聲樂的,包括《青白紅》、《歲寒三友》、《偉大的中華》等。

邵光辦的中國聖樂院曾出過一兩位作曲家,如黃育義(1924- )。黃氏後

15 赴德國漢堡音樂學院繼續研究作曲,作品深受"維也納派"風格的影響,故被稱為

"留學派"作曲家,作曲技法較同輩的現代化些,作品包括《鋼琴三重奏》、《踏雪

尋梅組曲》、鋼琴曲《聖路加禮拜堂》等。

從外國回來的還有好幾位,如林樂培(1926- )、陳健華(1934- )、李

超源(1932- )等。林樂培在澳門出生,畢業於加拿大多倫多音樂學院,後赴南

20 加州大學學習電影音樂,1964年返港從事電視製作和作曲,現已從香港大學音樂

系退休,移民加拿大。林氏是20世紀歐洲作曲技法和風格的堅定支持者;身體力

行,在自己的作品裡貫徹實行這種信念,如小提琴奏鳴曲《東方之珠》(1961)

交響詩《太平山下》(1969)、管弦樂《謝灶君》(1979)、《昆蟲世界》(1982), ,可

能學過電影音樂,配器效果顯著。陳健華留學德國和奧地利,畢業於維也納音樂

25 學院和史圖格音樂學院,作品有《地震海嘯》等。李超源早年畢業於香港羅富國師

範學院,考取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理論作曲文憑(LRSM),後赴美國,在南伊利諾

州大學獲博士學位,畢業後一度在新加坡大學音樂系任教,作品包括為中樂團寫

的《山》、低音長笛與鋼琴合奏《小奏鳴曲》(1974),風格基本屬19世紀早期浪

30

(99)據夏利柯的學生鄧文翹女士說,夏利柯的生活十分節省,他的收入不多,但用了一部分來出版自己的作品,參閱拙文〈夏利柯

二三事 ----訪問鄧文翹女士〉,香港《華僑日報》"文化傳真"版,1994年9月12日。

821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822

漫樂派,喜用調式和對位。

5

1965年,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成立,雖然是以培養宗教音樂人才為宗旨,但

這個學系的畢業生後來有到外國留學學習作曲,而成為香港作曲界中流砥柱的。

如曾葉發(1952- )、羅炳良(1946- )、陳永華(1954- )以及現在紐約

的林品晶(1954- )、董麗誠(1958- )、鄧祖同(1948- )等。曾葉發的

作品如《靈界》、《鐘之幻象》等以哲學的角度和現代作曲技法來表達他的音樂觀,

發人深思。羅炳良也嘗試以20世紀歐洲技法來寫出中國味道,如他的管弦樂《景

教碑讚禮》所表現的風格。陳永華在中大音樂系畢業後,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深

造,獲音樂碩士、博士學位,返港後曾在演藝學院任教,曾任中大音樂系系主

任、香港管弦樂團駐團作曲家、香港作曲家聯會主席。陳氏的作品多為管弦樂樂 10

曲和室樂,如《秋》四重奏、《花蕾》六重奏、交管樂三首、近作《安魂曲》等。

葡

1997)

除了上述兩類作曲家外,還有一些從外地來港定居的,包括從英美來香港教

學、從大陸來港工作的,如紀大衛(Gwilt, David, 1932- )、關迺忠(1939- )、

郭迪揚(1933- )、屈文中(1942-1992)、陳能濟(1940- )、施金波(1933-

楊瑞庭(1931-1996)、羅永暉(1949- )、符任之(1930- )等

紀大衛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早年從事室樂演奏,手掌寬大、手指碩

長,有利於鋼琴彈奏,1970年來港任中大音樂系講師,作品以室樂為主,有樂隊

和鋼琴樂曲。關迺忠畢業於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1979年來港定居,1986年

出任中樂團音樂總監,作品以樂隊為主,如《序曲》、《十面埋伏》、《天山戀歌》

等。屈文中也是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畢業生,1975年來港定居,作品包括《台灣

組曲》、《王昭君》、《西廂記》等。陳能濟,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畢業生,1973年

來港定居,作品以樂隊和室樂為主,如《穆桂英掛帥》、《大江東去》、《四面人》

等。陳氏曾為中樂團副音樂總監。施金波是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1957年畢業生,

1963年移居香港,從事作曲、教學工作,作品包括《中國舞曲》、《望仰吟》、《歡

樂時光》、《中國節日組曲》等。

15

20

25

楊瑞庭(1931-1996)曾為香港聯合音樂學院監督和教師,並積極推動新作品

的創作和發表,作品以室樂和聲樂為主,如《影子》、《漫步》、《六個國家之歌》、

《青年鋼琴曲集》等。羅永暉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後赴美國加州大學深造並獲音

樂碩士學位,1980至1984年任嶺南學院音樂講師,1985至1996年為香港演藝學

院作曲系主任,作品以樂隊與室樂為主,如《琵琶協奏曲》、《響晴》、《醉鄉》、 30

蠶》等。他還寫舞蹈音樂、為電影配樂,前者如《夢中人》、《書劍恩仇錄》和《投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5

奔怒海》,後者如《女色》、《狂想大地》。羅氏還為戲劇《國王與夜鶯》與《龍舞》

配樂。符任之也是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的畢業生,1976年來港定居,作品包括

《甜姑》、《阿里山小組曲》、《香港組歌》等。

從上述作曲家來看,從大陸來港的作曲家比本港的較多,但情況有所改變,

大陸的作曲家現在多跑到美國去,而本港的作曲家正在增加,年輕的一代有林敏怡

(1950- ),港大和羅馬桑塔·西西里亞(Cecilia Santa)音樂院畢業,作品包括《層

疊》、《群象》、《怪談》(錄音帶音樂)等;盧亮輝(1940- )畢業於天津音樂學

院作曲專業班,作品有《春》、《夏》、《秋》、《冬》、《宮、商、角、徵、羽》等,

都是為國樂團而寫的作品;梁輝圖,中文大學音樂系畢業,後獲取史丹福大學博士

10 學位,作品較新派,器樂、聲樂和錄音帶音樂均有;馮嘉祥(1955)畢業於英

國皇家北部音樂院,作品以樂隊和主音樂器為主,包括協奏曲和奏鳴曲等;鍾耀光

(1956-)是美國費城音樂學院畢業,曾在香港管弦樂團任鼓手,故作品也以敲擊

樂為主;陳偉光(1959- ),中大音樂系和英國約克大學作曲博士,作品以樂隊

和室樂為主,如 Poem for Orchestra、Nonet for Winds 等;陳錦標(1962- ),澳洲

15 南威爾斯音樂學院畢業,現任香港大學音樂系講師,作品以室樂較多,樂隊次之。

還有一位美國作曲家---衛庭新(Wilson, Timothy) 也應在此提上一筆。衛

庭新於1974年從紐約來港出任香港管弦樂團首席長笛手,六年後離開樂團從事教

學、作曲並隨劉楚華、蔡德允、李祥庭學習古琴,自學洞簫,現在已成為出色古

琴和洞簫演奏家,並寫了不少出色的中樂作品,如《鷹與天》、《秋風瑟瑟》、《古

20 詩三首》等。

(100)

吵

香港作曲家的創作活動經歷了兩次較有益的衝擊:一是1973年亞洲作曲家同 盟(Asian Composers' League-ACL)的成立,一是1977年香港中樂團的職業化。

ACL於1981年2月在香港召開了第七屆亞洲作曲家同盟周年大會及音樂節,促

進了中、台、港三地華人作曲家的合作,更刺激香港作家聯盟於1983年2月成

25 立。香港作曲家聯盟還主辦了1986年第一屆中國現代作曲家音樂節、1988年"國

際現代音樂協會--亞洲作曲家同盟"國際現代音樂節、1991年"當代音樂巡禮

(New Music Hong Kong 91)、1992年"音樂新文化九二"(1992 Musicarama '92)以 及"音樂新文化九四"(Musicarama '94)等。

30

(100)有關香港作曲家的資料,取材自陳永華(主編):《香港作曲家聯會會員簡介》,香港作曲家聯會出版,1988年。

823

824

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五·結語

從香港在過去一個半世紀裡的音樂教育、音樂活動和音樂創作的歷程可見,

20 世紀 70 到 90年代的繁榮現象並不能掩飾過去在學校音樂教育和對本地音樂扶

持不足的過失。從上文的敘述,我們知道香港的音樂教育從1841年到1941 年的

一百年裡,香港政府幾乎交了白卷。從可以找得到的官方的文獻裡,只有兩處較

重要的記錄:1870年的年報裡提及音樂課作為試驗性列入課程,之後在政府年報

裡便不見有音樂課的試驗的結果,也不見有甚麼相應的措施來加強音樂教育;另

一項記錄是1935年伯恩尼的報告,建議學校課程應有音樂課,待政府開始成立師

範學院時,太平洋戰爭把一切都破壞掉了。

戰後從1949年到1968年的20年裡,香港教育署只注意學校音樂比賽和英國

皇家音樂學院在香港的考試,對學校的音樂教育採取不大理會的態度,直到 1968

年才公佈小學音樂教學大綱要。這是一種捨本求末的做法:本應先把中小學的音

樂教育打好基礎,然後再開始發展學校音樂比賽和音樂考試。這種政策造成惡

性的循環 - 為了參加比賽和考試,學校的音樂課和按步就班的音樂學習給犧

牲了。

當然,從另一面看,這些活動不僅推動了現代音樂,還為新作品提供了發展

機會。

5

10

15

香港作曲家一向苦無發表作品的機會,香港管弦樂團不大喜歡演奏中國作曲

家的作品,直到1994年才第一次委任陳永華為駐團作曲家。但在十多年前,中樂 20

團在吳大江(1943-2001)的領導下,(101) 不斷向香港作曲家委約作品,據陳永華的

統計,從中樂團的創立到1990年的十四年裡,共有二百多首作品,這對香港作曲

家來講,是項了不起的好安排,有效地刺激了香港的音樂創作。(102)

70 年代以後,教育署音樂組的確做了些工作,但似乎過於重視英國學校音樂

教育的經驗和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香港學生的文化背景。假如教育的目的 25

是幫助下一代更好地適應社會、為社會服務,使他們所處的社會不斷地改進;假

(101)吳大江從大陸到香港後,曾到新加坡工作了幾年,香港中樂團成立後便返回香港出任中樂團的音樂總監兼指揮。在吳氏擔任 中樂團音樂總監的八年裡,一方面大力發展樂團的實力,努力使之"交響化",引起不少批評;另一方面不遺餘力地委約本 港作曲家為樂團創作樂曲,並邀請作曲家出任客席指揮,指揮作曲家自己的作品,得到一片讚揚。因此,吳氏在促進中樂團 的發展、繁榮香港的音樂創作做了不少工作,貢獻良多。吳氏是位中樂配器高手,用料經濟、效果極佳。他寫了不少樂隊作 品,如《倚門望》、《胡笳十八拍》等。

(102)參閱陳永華:<香港新音樂委約創作年表 1970-1990),劉靖之(編):《中國新音樂史論集:回顧與反思》,香港:香港大

學亞洲研究中心,1992年,頁342-377。

30

第十九章 香港的音樂(1841-1997)

如音樂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下一代能欣賞好的音樂、能通過音樂來更好的表達

自己的意願和感情,換句話說,就是幫助下一代能生活得更美好、更豐富,那麼

我們就不應該忽視我們下一代的文化背景和所處的社會和家庭環境,讓他們先了

解自己的傳統音樂文化,然後幫助他們學習現代音樂文化和外國的音樂文化,正

5 確的次序是十分重要的,決不應本末倒置,像上述音樂比賽和音樂考試放在音樂

教育之上。

10

高等和專業音樂教育的重點也應注意到自己的音樂和外國音樂之間的關係,

香港的高等與專業音樂教育應該有自己的特點,而不應抄襲英國牛津大學或皇家

音樂學院的那套,否則我們將會永遠跟着英國或法國、德國、意大利後面跑,修

不到善果的。音樂研究也是如此,香港有自己的優良條件,我們應盡量利用發揮

自己的長處。

(103)

香港的音樂活動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還差強人意,但美中不足的是香港大多

數市民所喜愛的樂種仍然未能得到照顧和支持,如粵劇、粵曲以及其他戲曲和民

間音樂如南音、潮劇。香港藝術發展局應該撥款資助這方面的演出和研究,還應

15 該考慮興建戲曲演出場所,音樂廳和大劇院並不適合中國傳統戲曲的演出。 這

種工作最好能先在中小學開始普及,一代之後便會見到成績。歐洲歌劇、交響樂

固然需要,但畢竟是小數市民的嗜好--五場歌劇只不過能讓幾千人觀賞,但香

港是個七百萬人的城市,而且新市鎮的人口是多數,他們更需要普及性質的音樂。

20

音樂劇作與其他戲劇作品一樣,是一個現代化城市不可缺少的活動。香港的

演出團體一向重西輕中,以至我們自己的作曲家沒有機會演奏自己的作品,這種

情況已有所改進。給自己作曲家聽自己作品的機會是極為重要的,等於作家要有

機會出版自己的著作,否則就難以進步。與創作、演出有緊密關係的是高水準的

音樂評論,這方面也有待提高。

25

香港在音樂文化上的"硬件"和"軟件"至今已有所發展,只要注意一下不足

和疏忽的地方加以改善,肯定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104)

30

(103)參閱本書第十八章(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一文。

(104)有關香港的音樂發展,可參閱:

(1)朱瑞冰(主編):《香港音樂發展概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 年;

(2)吳贛伯(編著):《20世紀香港中樂史稿》,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06年;

(3)劉靖之:〈20世紀下半葉和21世紀初的香港音樂教育>,余丹紅(主編):《中國音樂教育年鑒 2010》,上海:上海音樂 學院出版社,2012年,頁44-108;

(4)劉靖之:《香港音樂史論· -粵語流行曲、嚴肅音樂、粵劇》,香港:商務印書館,2013年;

(5)劉靖之:《香港音樂史論--文化政策、音樂教育》,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

825

第二十章

天主教和基督教

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李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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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引言:西方宗教在香港的傳播

西方宗教在香港的設立和傳播,與英人管治香港有直接的關係。雖然,英國

應自1842年《南京條約》簽署後才建立殖民統治,但事實上英軍於1841年1月26

佔領港島之後,羅馬天主教傳信部於4月22日已正式頒令香港成為監牧區,委任

瑞士籍若瑟神父(Joset, Theodore)為首任教區司鐸。自他由澳門來港,便開始在

香港發展傳教工作。 至於基督教方面,在1841年前,已有美國浸信會叔未士牧

師(Rev. Jehu Lewis Shuck)、羅孝全牧師(Rev. Issachar Jacox Roberts)、粦為仁牧師 (Rev. William Dean);倫敦傳道會雒魏林醫生(Dr. William Lockhart)、合信醫生(Dr.

(1)

Benjamin Hobson)、美魏茶牧師(Rev. William Charles Milne);公理會(即美部會) 裨治文牧師(Rev. Elijah Coleman Bridgman)、帝禮時牧師(Rev. Ira Tracy)、衛三畏 教士(Samuel Wells Williams)、伯駕牧師(Rev. Peter Parker, M.D.)、波乃耶牧師(Rev.

Dyer Ball,M.D.)、戴華爾醫生(Dr. William Beck Diver)、婁理華牧師(Rev. Walter Macon Lowrie)、雅理牧師(Rev. David Abecl);信義宗自由傳教士郭士牧師

30

(1)《香港天主教會一百五十周年紀念特刊》,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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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1 穿上福建水手裝的郭士立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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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圖 20.2 錢納利所繪畫的馬禮遜譯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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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20.3 位於中環摩羅廟街的回教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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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Rev. Karl Friederich August Gutjlaff);美國聖公會文惠廉牧師(Rev. William Jones Boone);馬禮遜教育協會勃朗牧師(Rev. Samuel Robins Brown);美國長老會麥畢 烈特牧師(Rev. Thomas L. Ma Bryde)、高民醫生(Dr. William Henry Cumming)等傳 教士,分屬英美各國不同傳道會,經已展開在澳門和廣州兩地的華人傳教的預備

5 工作。(2)當英人管治香港後,至1842年3月29日,先有浸信會叔未士牧師、羅孝

全牧師由澳門遷來香港定居並於5月21日在中環設立皇后道浸信會(The Queen's Road Chapel);至11月1日又有馬禮遜教育協會遷校來港。翌年11月倫敦傳道會

才將馬六甲英華書院遷抵本港,香港漸漸成為西教士集結的中心,基督教士得以

在此擴展種種教務工作。

10

15

(3)

19 世紀英國國力雄霸世界,把割佔得來的香港開放為自由港,各國人民可以

自由往來貿易,遂使之成為各國商人雲集的地方。對於宗教,英國人一向採取開

放自由政策,故此西方宗教隨着居民的需要,逐漸興建教堂和會所,確立了香港

各種宗教的基地。

就如早期在英國駐港的陸軍和海軍,其中不少軍人是愛爾蘭天主教徒,亦有

屬英國聖公會和其他教派的基督教徒。因此基於軍人、政府官員,以及英美商人

信仰的需要,天主教、聖公會和西人祐寧堂(Union Church)都先後在香港建立起

來。在英國駐港的軍隊中,部分有屬印度籍的軍人(包括今日印度、巴基斯坦、

孟加拉),不少是伊斯蘭教(Islamism)教徒;其後政府又僱用大批印籍警察;加

上在廣州與東印度公司多有來往的伊斯蘭教徒,不少來港的商人,伊斯蘭教徒為

20 數亦不少,當時的伊斯蘭教徒被本地居民稱之為"嚤囉"。如今在中環,仍有摩羅

25

廟街之名,是因在1860年興建第一座清真寺而得名。這所摩羅廟是伊斯蘭教徒早

期活動中心,至今約有教徒27萬人,華人教徒三萬人;14萬為印尼人,其餘為巴

基斯坦、印度、馬來西亞、中東、非洲等籍教徒。(4)香港開埠初期,在澳門有不少

猶太裔商人遷港定居。在1850年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經已撥出跑馬地一塊土地作為

猶太人的墓地。猶太教(Judaism)會堂於1901年在港島西摩道興建,與世界各地

猶太教均有聯繫,至今有猶太家庭約四百多戶。(在 19 世紀中葉,香港政府在印度

北部旁遮普邦僱聘一批錫克教徒(Sikh)來港加入警察和公務員行列,繼而有錫克

(2) 李志剛:《香港基督教會史研究》,1987年,頁9-12。

30

(3) 同上注,頁 19-25。

(4) 徐潔民(編):《宗教工作基礎知識》,1990年,頁525-528;香港政府一站通:http://www.nov.hk

(5) 同上注,頁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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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p

全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20.4 西貢鹽田仔天主教堂(建於18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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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5

教徒到港經商,他們於1901年在灣仔皇后大道東建有錫克廟,目前有教徒1.2 萬

人。(6)祆教(Zoroastrianism)又稱為"白頭教",在19世紀已有教徒在港經商,先

在中環依利近街設立會址,至1931年在銅鑼灣禮頓道101號興建教堂,但教徒不

多,至今不足200人。(7)1947年印度與巴基斯坦分別獨立,有不少印度人來港找尋

職業,以求過着安定生活。印度教徒(Hindu)在港聯繫,於1952年在跑馬地興建

一所印度教廟,教徒從商居多,至今有會員約四萬人。(8)巴哈伊教(Baha'l faith)有

譯作"大同教",發源於伊朗,20世紀初期已有教徒在港活動,1965年在香港立

會,稱之為"巴海",至1980年各地華人統稱之為巴哈伊教,有教徒約一千人。(9)

上述各種在香港有活動的西方宗教,源起都是從西方各國宗教人士來港而傳

10 入,至今發展成為穩固的宗教團體。香港社會之能夠容納各種宗教的存在,不僅

由於香港是華洋匯聚之所,在自由的環境中促進中西的交流,在宗教自由政策

中,各派宗教才得以孕育和傳播。然而就各個西方宗教對香港社會作出貢獻而

論,影響華人社會至鉅的,應以天主教和基督教最具代表性。

15

二‧天主教事業與社會變遷

20

(一)天主教的傳教事業和發展

天主教是香港最具實力的宗教團體,這與天主教的歷史和組織有密切的關

係。因為香港天主教是隸屬羅馬天主教的體系,早在元代天主教已在中國傳播。

及至明代,復有沙勿略(Francis Xavier)於1552年抵廣東上川島;其後有羅明堅、

利瑪竇等神父相繼來華,在中國境內展開傳教工作,在明末清初盛極一時。自雍

正頒令禁教之後,教務始告停頓。惟是澳門天主教因葡萄牙人租借澳門而未有受

25 禁制。所以當香港由英人管治後,羅馬傳信部遂於1841年4月22日頒令香港成為

一個"監牧區"。其時香港在主權歸屬上,中英仍未有明確的協議,而羅馬教廷之

迅速頒令香港為新的監牧區,脫離澳門教區和葡萄牙保教權的管轄,這顯然是由

30

(6) 同注(4),頁529-530。

(7) 同注(4),頁 530。

(8)《香港的宗教》,1988年,頁56-57。

(9) 同上注,頁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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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於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在15世紀以後,海外霸權事業日益擴張,世界保教權由西

葡兩國分擔所致。南北美洲西班牙管轄;非亞兩洲由葡萄牙管轄。且賦有主教

提名、調派傳教區人事等種種的特權,教廷傳教事工均受阻礙,至1622年教廷有

傳信部設立,藉此協調世界各地的傳教工作;並且防止西葡兩國的壟斷。在1840

年,葡萄牙保教權管轄有北京、南京、澳門三個教區,而羅馬傳信部在澳門只管

三個代牧區,作為各傳教區與羅馬教廷的消息傳遞橋樑,所以傳信部在中國不能

發揮作用。當 1833年瑞士籍司鐸約瑟神父(Joset, Theodore)被派往澳門協助會比

亞神父(Umpierres)的時候,傳信部經已與他取得密切聯繫,約瑟神父對於英國與

滿清局勢至為了解,便向傳信部建議,倘若英人一旦取得香港,傳信部應即立刻

搬遷至香港,使傳信部在中國傳教工作不受限制而有更大發展。香港於1841年4

月22日成為羅馬傳信部的監牧區,而教廷傳信部辦事處亦由澳門遷往香港 可

見香港天主教與羅馬教廷存在直接的關係,而且無形中成為教廷對中國傳教的中

心樞紐,與近代中國天主教事業的發展不可分割的關連性,所以香港天主教在

歷史上,是有極重要的地位。按天主教在香港的發展可分為下列六個時期。

。

(10)

(11)

1. 監牧區時期(1841-1874)

當1841年4月22日教廷頒令香港為"宗座监牧區"(Prefecture Apostolic)

直屬羅馬傳信部監管,傳教工作即在香港開展。但香港開埠初期,一切尚待建

設,在港外國天主教徒,以愛爾蘭軍人,或由澳門遷來的葡人及外商為主要。因

華人多屬中下階層,故教會以開設嬰堂、學校作為接觸華人的媒介。在港先後成

立的男傳教會有巴黎外方傳教會、宗座外方傳教會、道明會;女修會有沙爾德聖

保祿女修會、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等,其中以法國傳教會和修會居多。

2. 代牧區前期(1874-1910)

5

10

15

20

1874年香港宗座监牧區升格為宗座代牧區(Vicariate Apostolic)。1860年英國 25

因《北京條約》獲得滿清割讓南九龍,香港地域擴大,加上太平天國起義促使廣東

珠江沿岸各地人民來港避難,香港人口由是增加。在香港環境變遷中,教會事務

相應有所發展,堅道座堂由是建成。時至1898年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834

(10)田英傑(編):《香港天主教掌故》,1983年,頁1-3。

(11)陸鴻基:《香港教區歷史簡述》,見注(1),頁36-38。

30

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使香港地域擴展至新界,因此天主教在本港傳教範圍因而擴大,全香港教徒增至

八千多人。

3. 代牧區後期(1910-194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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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期,世界歷經兩次大戰,歐洲的戰爭影響各傳道會的總會,無論在

人力和經濟資源上必然受到相應性的影響。中國在這個時期,發生了辛亥革命、

五四運動、軍閥割據、日本侵華等種種的動亂,以致不少國內人民逃難香港。及

至日軍寇港,本港人民大量內逃,天主教會的工作可謂起伏不定。然而在各傳道

會和修會努力工作中,及至1929年已見成果,此因教廷於1929年7月19日頒

令,正式准許耶穌寶血會成為香港宗座代牧區的本地國籍修會。此因寶血會原在

1922 年創立,擔任教育、醫務、社會和傳教的工作,在香港、九龍和新界發展會

務,深獲華人社會的信任。當愛爾蘭脫離英格蘭獨立之後,1926年即有愛爾蘭耶

穌會在港設立傳道會,以耶穌會士素重教育和學術工作,來港之後於1933年在

港九兩地接辦香港和九龍華仁書院,對香港教育作出貢獻,並為教會培育不少人

15 才。日佔期間,教徒由兩萬人降至三千人,會務漸趨停頓。

4. 教區建立時期(1946-1967)

1945 年英國人重新佔領香港,翌年教廷將中國所有代牧區升格為"教區"

(Diocese),使中國天主教成為"聖統制"(Hierarchy)。香港代牧區因而晉升為"教

20 區",仍由宗座外方傳教會管轄。在此時期中國發生國共內戰,國內政局動蕩不

穩,南來香港難民日增,天主教相應積極推動各種救濟和社會服務工作,教徒由

是增加。特別是在這時期,男修會和傳教會增設有十個之多;女修會和傳教會亦

有12個,為本地天主教傳教事業帶來多元化的發展。

25

30

5. 教區本地化時期(1967-1975)

教宗保祿六世於1962年在梵蒂岡召開第二屆大公會議,推行教會更新和改

革,在這次會議的推動下,教會本地化的成就,事屬空前。香港天主教處於中西

交通要衝,信徒得風氣之先,教會改革進行順利,傳教事業可謂一新耳目。至

1969年已有華人徐誠斌神父出任香港主教,成為香港首任華人主教;1973年有李

宏基主教繼任,教會不斷邁前進步,為傳教事業奠定良好基礎。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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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6. 天主教會發展時期(1975- ) }

香港社會自70年代開始,經濟已有蓬勃發展,不久成為"亞洲四小龍"之

。在一個進步的社會環境中,教會經已作出種種的適應。天主教會所辦理的學

校和福利機構,亦大大增加,佔香港總數20%。事實上在這個時期,天主教對於

教徒的培育和教徒的傳教工作,至為積極,教會傳教組織大大增加,並發揮信徒

進入社會、進入人群的力量,使教會充滿一片活力。胡振中神父先於1975年出任

香港第三任華人主教,又於1988年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委任為樞機主教,足見香

港天主教事工的發達,不但被教廷所承認,並且有樞機主教的委任,對梵蒂岡教

廷教務有所參與和貢獻。2006年2月22日陳日君主教為教宗本篤十六世宣佈任

命為樞機。而湯漢主教於2012年1月6日為教宗本篤十六世宣佈任命為樞機。香

港天主教區先後有三位樞機的任命,特顯香港教務的業績,為羅馬梵蒂岡教廷的

重視。

表一:香港天主教女修會及傳教會在港立會年表

5

10

15

名稱

來港年份

立會年份

所屬國家/ 地區

總會所在地

1.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1848

1696

法國

羅馬

2.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1860

1808

意大利

羅馬

3.馬裡諾女修會

1921

1912

美國

紐約

20

4. 耶穌寶血女修會

1922

1922

香港

香港

5. 安貧小姊妹會

1923

1839

法國

6. 天神之后傳教女修會

1926

1922

加拿大

加拿大

7.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

1928

1902

加拿大

滿地可

8. 加爾默羅跣足女修會

1933

12 世紀

巴勒斯坦

25

9.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

1947

1877

印度

羅馬

1949

10. 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

1922

愛爾蘭

愛爾蘭

(2015年離港)

11.中華無原罪聖母女修會

1951

1932

廣州

12. 善牧會

1951

1641

法國

羅馬

30

13.母佑會女修會

1952

1872

意大利

羅馬

(慈幼女修會)

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名稱

來港年份

立會年份

所屬國家/ 地區

總會所在地

14. 顯主女修會

1953

1936

廣東韶州

香港

15. 拯望會

1954

1856

法國

法國

16.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1954

1897

印度

羅馬

5

17·聖母潔心會

1954

1936

廣東江門

江門

18.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

1956

1939

撒哈拉沙漠

羅馬

19. 聖母痛苦方濟各

1958

1939

湖南衡陽

傳教女修會

20. 聖母頌主女修會

1965

1597

法國

法國

10

21.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

1968

1936

意大利

羅馬

(宗座外方傳教女修會)

22. 聖保祿孝女會

1979

1915

意大利

羅馬

23. 默存會

1983

1955

意大利

意大利

15

24. 仁愛傳教女修會

1983

1950

印度

加爾各答

表二:新增女修會

20

22

名稱

來港年份

立會年份

所屬國家/ 地區

總會所在地

1. 外方傳教女修會

1931

法國

法國

2. 聖加勒隱修會

2000

1212

3. 馬達拉上主機聖母之僕

2000

1988

阿根廷

意大利

修女會

4. 主徒女修會

2000

1924

意大利

羅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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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表三:香港天主教男修會及傳教會在港立會年表

名稱

來港年份

立會年份

所屬國家/ 地區

總會所在地

1. 巴黎外方傳教會

1847

1659

法國

巴黎

5

2. 宗座外方傳教會

1858

1850

意大利

羅馬

3. 道明會

1861

1216

法國

羅馬

4. 基督學校修士會

1875

1684

法國

羅馬

5. 美國天主教傳教會

1918

1911

美國

馬力諾州

6. 耶穌會

1926

1540

意大利

羅馬

10

7. 鮑思高慈幼會

1927

1859

意大利

羅馬

8. 方濟會

1948

1209

意大利

羅馬

9. 聖言會

1948

1875

荷蘭

羅馬

1949

10. 天主教耀漢會

1928

中國

(1996 年離港)

11. 聖母小昆仲會

1949

1817

法國

羅馬

15

12.嚴規熙篤會

1950

1098

法國

羅馬

13. 聖高隆龐傳教會

1950

1918

愛爾蘭

香港

14. 聖母聖心會

1951

1862

比利時

羅馬

15.無玷聖母獻主會

1966

1816

法國

羅馬

20

16. 墨西哥外方傳教會

1975

1949

墨西哥

1977

17. 仁愛傳教兄弟會

1973

印度

加爾各答

(1995年離港)

18. 魁北克外方傳教會

1983

1921

加拿大

加拿大

19. 贖主會

1989

(2001 年離港)

1732

意大利

羅馬

(12)

25

(12)香港天主教男修會及傳教會;女修會及傳教會統計數字,按1994年《天主教手冊》資料。

30

表四:新增男修會

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名稱

來港年份

立會年份

所屬國家/ 地區

總會所在地

1.聖母聖心愛子會

2011

1849

西班牙

羅馬

5

(柯樂仁會)

2. 道生會

1997

1984

阿根廷

羅馬

3. 加爾默羅會

2013

12 世紀

以色列

羅馬

4. 思嘉布羅會

1995

1918

加拿大

10

按香港天主教信徒總人數為38.4萬人,堂區51個;聖堂40間;小堂31 間;

禮堂 26 間。教區神父68人;修會神父223人;修會修士68人;修女474人

(13)

15

(二)天主教的教育事業及貢獻

香港天主教在教育事業的發展上,固然具有悠久的歷史,但由1841至1880

年的40年間,卻並非如此理想。

20

此因為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雖然香港政府沒有一套制度和法規,亦無專

責統一教育的機構,對教育工作採取自由放任政策,在1847年所組成的教育委

員會(Education Committee),及至1860年才改成為教育諮詢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所有的委員多是政府官員和基督教教會的牧師,並由聖公會主教任

主席,天主教在教育事務上是少有影響力的。況且天主教早期辦學,全由傳道會

和修會主辦,教區礙於人力,直接辦學有所困難。1880年前在港設有的男修會

和傳教會,女修會和傳教會,多以法意兩國為主,無論在傳統的教育制度和教育

25 的政策,與英國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都有極大的不同。所以天主教早期所辦的學

校,除以訓練教會人才之外,其餘多以教育外籍學童,或興辦慈善性質的學校為

主。特別影響香港早期教育政策的倫敦傳道會理雅各牧師(Rev. Legge, James) 他極力主張推行世俗教育,認為教會推行的宗教教育與政府教育應有區分,並於

30

(13)按 2015年《天主教手冊》資料。

839

840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1862 年創辦中央書院,聘請史釗活(Dr. Stewart, Frederick, M.A.)出任掌院。1871

年史釗活提出政府補助書館計劃,以每日連續講授四小時世俗知識的方法而獲政

府的補助,此項計劃為天主教的高神父(Fr. Raimondi, Timoleon)所反對,所以天

主教學校拒受政府的補助。時至1879年,為天主教徒的港督軒尼詩,接納高神父

建議,資助範圍不限於公立小學,不少天主教學校既保持宗教教育的權力,又可

獲得政府補助,因此天主教學校才取得發展優勢。在19世紀期間,天主教已有多

所學校的建立,其中以聖約瑟書院最負盛名。

5

表五:香港天主教在19世紀開設的學校

10

校名

創辦年份

校址

備注

天主教神學院

1843

威靈頓街與砵甸乍街 之間的天主教堂內

天主教中文書館

約 1848

天主教神學院

1850

威靈頓街天主堂內

皇后大道西

15

天主教育嬰堂書館

1858 以前

灣仔晏頓街

天主教女學

1860

堅道

感化院

1863

威靈頓街(後搬西環)

收容歐籍及中國籍學童

其後為聖類斯學校

救主書院

1864

威靈頓街

1875年改名為聖約瑟書院

聖方濟各嘉諾撒書院

1869

香港堅尼地道

20

聖約瑟書院

1875

威靈頓街

澄波小學

1886

新界西貢鹽田仔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1887

九龍柯士甸道

嘉諾撒修院學校

1891

筲箕灣教堂里

培德女校

1897

香港仔舊街(14)

25

(14)本表資料及香港天主教19世紀開設學校的情況,參看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139。

30

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表六:香港天主教學校創校統計

年期

累積數目*

1980-1989

1970-1979

5

381

345

1960-1969

266

1950-1959

138

1940-1949

65

10

15

1930-1939

1920-1929

1910-1919

1900-1909

1890-1899

1880-1889

1870-1879

1860-1869

1850-1859

1840-1849

*着重創校數目,包括已停辦之學校,按1989年學校的實際數目為328所。

39

27

25

23

21

19

8 8 8 ≈ 2 2 2 2 o

52

16

8

4

20

2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香港華仁書院於1919年在港島開設;九龍華仁書院

則於1924年在砵蘭街設校,1933年歸蘇格蘭耶穌會會士主理。1920年有美國瑪利

諾傳教會神父來港興辦聖類斯工藝學校;翌年復有瑪利諾傳教會女修會從事女子

教育工作;1922年耶穌寶血女修會(源出嘉諾撒女修會)成立;籌辦德貞女子中

學。時至 1927年瑪利諾傳教會修女創辦瑪利諾書院;慈幼會修士到港接管聖類斯

工藝學校;又1928年有加拿大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來港,在九龍柯士甸道創辦

德信等校;基督學校修士會又於1933年在九龍開辦喇沙書院。在20世紀,天主

教有美國、愛爾蘭、加拿大的傳道會和修會加入香港工作,以及本地寶血會的成

立,使天主教教育事業更顯活力,奠定天主教在香港教育的基礎,並且將歐美的

教育方式帶進香港。

30

841

842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香港天主教在1950年以前所辦的學校,全由各國傳教會和修會主辦。但自

1950年之後,由於大批中國難民進入香港,使香港社會發生極大的變化,為應付

學額的不足,以及符合社會實際的需要,香港天主教區亦在各社區開設不同類型

的學校,包括幼稚園、小學、文法中學、工業中學、職業先修、職業學校、成人

教育、特殊學校等,在1990年合共有330所,其中教區學校佔175所;修會學校 佔155所。(15)數字反映在50年代以後,天主教教育事業的蓬勃,是由於教區大力

發展教育所致,而教區所辦學校則配合社區的發展和社會的需求,所以更為普及

和全面,為社會作出貢獻。現在天主教學校就讀學生人數為313,422人,佔全港學

生25%。歷年為香港造就了不少人才,其中不少人後來任職政府及社會機構。

按當前香港天主教教育機構(按:以下統計數字,乃依據教育署之統計方式:

凡小學有上下午班而校長同為一人者,視為一所學校;上下午班而有不同校長

者,則視作為兩所學校。按照本手冊至1995年之統計方式,任何有上下午班之小

學,均視為同一所學校。):

天主教學校包括:

幼稚園 32 所,小學107所,英文中學及中文中學85所,專業學校一所,成

人教育18所,特殊學校7所,大專兩所,即共252所(其中教區學校98所,明愛

學校 37 所,男修會學校46所,女修會學校67所,其他四所)

學生人數:

幼稚園 11,816 人,小學 68,620人,英文中學及中文中學 63,049人,專業學校

117人,成人教育3,359人,特殊學校631人,大專2,034人,即共149,626人,其

中天主教徒15,980人,佔10.68%。

教職員:

神父 32 位,修女68位,修士十位,男教員 3,224 人,

女教員7,971人,男牧民助理30人,女牧民助理101人,即共11,436人,其

中天主教徒 2,879人,佔25.17%

(16)

。

5

10

15

20

25

(15)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1983年,頁157-160。

(16)《香港天主教教育簡介》,頁3、11。

30

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三)天主教的社會服務事業及貢獻

天主教的傳教事業,是效法耶穌基督在世的工作,建立教會傳揚福音。其中

對於社會的關懷,透過社會慈善的工作服務社群,表彰耶穌基督的愛德。所以當

5 天主教在香港成立監牧區之後,教會固然要照顧本港的天主教英兵和外籍的天主

教徒,但教區在對本地華人傳教方面同樣負有極大的使命。由於開埠初期,華人

人數不多,而且多屬貧苦低下階層,華人社區的環境和治安非常惡劣,還有許多

棄嬰,致有巴黎外方傳教會科蒙席(Forcade)帶領四位修女來港工作,於是有聖

保祿女修會的設立。並於1848年在灣仔開設一所育嬰堂,由此開始天主教在港的

10 社會服務工作。從1848至1854年間,經已收容了1,360名孤兒,亦可見當日華人

社會棄嬰的嚴重。聖保祿女修會的育嬰堂其後擴展成為孤兒院和老人院,在灣仔

春園街和進教圍建有不少的房舍。及至1917年遷至銅鑼灣道現在聖保祿醫院的地

段,開設有醫院、學校、教堂興辦種種的社會服務、教育和傳教的工作,成為天

主教社會服務最佳的標記。(7)由於香港早期罪案極多,盜匪殺人越貨,時被判刑入

15 獄,亦有判以死刑的。天主教神父對囚犯表以關懷,故於1850年已有監獄工作的

開展。(18)

20

天主教在香港開設醫院歷史悠久,早在1846年已開始向市民籌款興建醫院,

這可說是香港教會社會服務事業第一次籌款,共得款436元。醫院在皇后大道東

興建,落成後命名為聖方濟各醫院,但由於當時華人對於西方醫藥未有常識,求

診人數不多,以至於1859年結束。及至1869年在中環半山興建一間小型醫院,

另附設老人院和藥房,此即今日的嘉諾撒醫院。(1)現在香港天主教有醫院六間。香

港區有嘉諾撒醫院和聖保祿醫院;九龍區有明愛醫院、聖母醫院、寶血醫院及聖

德肋撒醫院。共有3,045張病床,分別由不同修會主理。(20)

在時代變遷中,香港天主教為香港社會提供不少服務,如盲人院、痲瘋院、

25 安老院。惟是香港天主教的社會服務在20世紀50年代後才漸趨蓬勃,這完全是

基於社會變遷和社會的需要,而由教會作出相應性的配合。目前天主教的社會服

務工作計有下列15類:

(17)同注(12),頁672。

30

(18)同注(10),頁98-101。

(19)同注(10),頁45-46。

(20)同注(10),頁52-54。

843

844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1)幼兒服務:提供學前幼兒服務,兼辦有輕度弱能兒童服務及暫託兒童

服務。

(2)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包括兒童及青少年中心、外展社會工作、圖書館及

閱覽室、兒童護養院、兒童發展計劃、兒童成長課餘照顧、學校、社會工作及營

地服務。

5

(3)家庭服務:協助個人及家庭解決困難,以及為家居照顧及心理評估人士

提供服務。

(4)婦女服務:為婦女提供活動、培訓;鼓勵婦女關注社會及自身的需要與

權利;為懷孕及未婚媽媽提供輔導、院護照顧及經濟援助。

(5)安老服務:照顧及輔導 60歲以上高齡人士,設有老人中心、日間護理中

心、安老院、護理安老院、家務助理、暫住服務等。

(6)社區服務:社區中心設有社區工作、小組工作及圖書館等服務;策劃社

區中心活動及設施;推動訓練、教育、康樂等服務促使社區中心成為社區的匯點。

(7)弱智人士服務:為輕度弱智至嚴重弱智的稚齡兒童和成年人提供教育、

訓練、庇護工作、住宿、康樂活動、家庭輔導及社區教育等服務。

(8)勞工服務:為青年職工提供教育、勞工法例諮詢、訓練課程等服務。

(9)戒毒康復人士服務:協助吸毒人士戒毒;幫助接受美沙酮治療人士接受

治療;輔導戒毒康復者的生活。

(10)露宿者服務:為急切需要人士提供臨時性住宿服務;協助會友尋找安定

居所計劃。

(11)漁民服務:早於60年代為需要漁民推行建屋計劃;成立漁村社區會堂服

務住家艇。

(12)菲傭服務:為菲籍女傭提供牧靈支援;協助解決菲傭和僱主兩方的問

題;提供資料、講座、康樂小組、興趣小組等活動。

(13)越南難民服務:香港天主教明愛中心與政府及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合

作,為越南難民提供服務及援助,包括移民輔導、居港輔導、生活適應輔導、教

育服務、社會援助等。

(14)醫療服務:除開設醫院提供醫藥服務之外,另設有善終服務。

10

15

20

25

(15)社區及接待服務:開設社區會堂,開設賓館提供個別和社團,以及旅客 30

5

10

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居住需求。

(21)

以上各種社會服務,均為天主教本着"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宗旨,為社會

上傷、殘、老、弱遭受遺棄的人群提供的服務。按1994年香港天主教社會福利機

構統計如下:

(1)家庭服務及社會服務中心(受僱人次274,454);

(2)醫院(住院部:病床2,830張,共治566,845人);

(3)診所及醫院門診部(共治 1,379,342 人);

(4)幼兒園及幼兒中心(男孩1,052人,女孩1,131人);

(5)女孩護養院(433人);

(6) 老人院(1,608人);

(7)青少年中心(受照顧人次 376,573);

(8)老人中心(受照顧人次13,874);

(9)家居照顧服務(2,828人);

(10)康復中心(受照顧人次7,134);

15

(11)宿舍及賓館(205,320人次);

(12)營地服務(宿床共361張,供47,372人次使用)

(22)

。

20

25

三·基督教事業發展與社會變遷

論及基督教在香港的發展,與香港社會變遷有直接的關係。因為基督教宗派

甚多,而傳道會的背景亦相當複雜,早期有來自英國和美國,或是澳洲和加拿大

的,更有來自荷蘭、德國、瑞士、芬蘭、挪威、丹麥、瑞典等歐洲國家。及至第

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亦有不少教會從大陸遷到香港,期間香港不少基督教會的設

立,多依賴西方傳道會的支援才能維繫。事實上在1949年前,西方傳道會對於香

港傳教事業並不重視,因為西方傳道會遣派的教士是以中國內地本土的中國人民

為宣教對象,香港只是各國宣教士進入中國的"踏腳石",或藉香港作為他們學習

中國語文的場所。甚或一些在中國傳教的西方教士,每當在內地遭遇到政治動亂

30

(21)社會服務(天主教香港教區教會展覽),頁3。

(22)同注(12),頁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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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和軍事動亂的時候,他們即會退來香港作為避難之所。其中亦有一些在中國內地

患病的西教士,專門來香港治病和調養身體。可見在1949年前,香港並不是西方

傳道會所要爭取的宣教點,故對香港教會沒有作出更大的投資。香港基督教會的

發展,完全有繫於中國內地社會的變數,而帶來教會傳道的機緣。

(一)基督教傳教事業的發展

教會的設立,主要是宣揚基督救世的福音。由於香港開埠初期,華人社會以

低下階層居多,傳教工作一向難以開展。自1842年以來,華人教會可分為下列六

個時期:

5

10

1.西教士治會時期(1842-1883)

在這個時期,香港基督教會先後有12間之多,除聖公會聖約翰座堂、聖彼

得堂、聖士提反堂和西人愉寧堂專供外國人禮拜之外,其餘八所會堂,雖說為華 15

人傳道之所,但規模極小,其中更有將華人禮拜和華人傳道工作附設在西人禮拜

堂之內,教徒人數不多。皇后道浸信會和街市浸信會,由於叔未士牧師和羅孝全

牧師於1844 年到廣州工作,因而停辦。因此早期基督教傳教工作極難發展,原因

華人處於不同文化背景而不願進教,而早年教會所訓練的華人教士,每多分派到

中國內地工作,香港教會全由西國教士把持,即使有華人教士協助,華人在經濟

和行政處理上都沒有自主的權力,事事仰賴外國教士的指使,所以傳教業績並不

理想。

20

2. 華人教會成立時期(1884-1914)

(23)

香港基督教會以華人主動組織堂會,籌款興建教堂,招聘主任牧師,是以道

濟會堂(即今日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合一堂)首開先河。 此因華人信徒的中產知識

分子開始抬頭,例如當日的黃勝、何啟都是受過外國教育的信徒,理解華人教會

自理的必經過程。在1884年進行籌建荷李活道道濟會堂之後,翌年即聘禮賢會王

煜初牧師為主任,及至1888年落成開幕。而在1884年聖公會約翰主教(Bishop

25

30

(23)王誌信(編):《道濟會堂史》,1980年,頁10-18。

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5

10

Hoare, Joseph Charles)按立會吏鄺日修為牧師,自始專責華人教會工作,將西營盤

大笪地原有堂址賣與政府,繼而購置薄扶林道現址興建聖士提反堂,1888年2月

(24)

25日落成開幕,屬華人教會的盛事。 1884年有澳洲華人梁安統牧師挈返港,

義務擔任牧師,主理教會事務,循道會由是在一學塾開始聚會,奠定日後循道公 會的基礎。(25) 美部會(公理會)於1883年派遣喜嘉理醫生(Dr. Rober Hager)來港貨

鋪傳道,1901年籌建新堂落成,但至1912年才從美部會取回產權,向政府立案定

名為中華公理會,成為一所華人自理的教會。(26) 在1898年英國與清政府簽訂《展拓

香港界址專條》,英人租借北九龍和新界99年,教會藉此更擴展到九龍和新界各

地的工作,故有多所新界堂址成立,可見香港界域的擴充,無形拓闊教會傳教的

範圍,其間有禮賢會新圖於1899年在般含道德國禮賢會教士會所舉行聚會,時至

1914年新堂落成,以歐戰發生,德國教士撤離香港,香港禮賢會由是逼於自理。

3. 華人教會自理時期(1915-1940)

在20世紀初期,香港有所謂九大公會之稱,即倫敦傳道會(即今日中華基督

15 教會合一堂)、公理會、巴陵會(即信義會)、巴勉會(即今日禮賢會)、浸信會、

安立間會(即今日聖公會)、巴色會(即今日崇真會)、美以美會、惠師禮會(即

今日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巴陵會和美以美會不久便遷入內地,故此只得七大公

。

(27)

這七大教會可說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教會,形成為香港基督教的主流教派。

19 世紀華人教會多集中在上環和西營盤華人社區推展傳教工作,教徒和牧師來往

20 密切,並多有姻親關係,在不少事務上常有合作的機會。及至1914年,因廣東發

生西江水災,教會籌款賑濟;以及同年秋天有艾迪博士來港佈道,因此要有組織

和辦事人員處理,所以有成立香港基督教聯會(戰後改名為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的建議,隨後由七大公會進行籌組,於翌年4月8日成立,不久有主日學合會、

公墳合會、海面傳道會、廣蔭老人院歸入管理。香港基督教聯會的成立,不但加

25 強華人教會的團結,主要使華人教會走上自理的途程。因為按該會入會的標準:

"須有自賃或自建之聖堂;須有受職之主任牧師或主任傳道;須有公選之治會值

理;須有領餐之基本教徒50人以上;須有教會之自治章程;須能擔負該堂常費,

(24)劉粵聲(編):《香港基督教會史》,1941年,頁27-28。

30

(25)同上注,頁37-38。

(26)同上注,頁42-43。

(27)同注(24),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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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每年不少過 500元港幣;須在港開設教會至少滿足三年;須有經受水禮之會友名 冊,及收支帳簿,議事記錄。" (28) 在這種準則規定下,無形為華人教會在自理的目

標上定立了方向,鼓勵華人教會邁向自理,爭取成為聯會大家庭的會員,獲得基

督教整體的認同,分享教會共同的義務和權利。在1915 至1940年期間,世界已

經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1937年中國開始八年抗日戰爭,在這混亂的局勢中,沿 5

海各省有不少教徒來港避難,多所教會因此建立起來。尤其國內在20和30年代

成立的基督徒聚會所和真耶穌教會,亦經已傳入香港,但這些教會與本地主流教

會並無來往聯繫,在發展上少為人知。救世軍在1930年由中國北方擴展到香港,

先在九龍太子道成立中心。由於救世軍沒有洗禮和牧師,故被視為社會服務機

構,未能成為香港基督教聯會會員。

10

4. 日治時期(1941-1945)

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在1941年12月25日攻陷香港。日本軍人統治香港,

戒備森嚴,物資缺乏,大部分居民逃難進入中國內地,香港景況蕭條,教會只有

49 間,聚會仍得維持。日本軍人為便利管治,於1943年2月27日組織香港基督 15

教總會取代香港基督教聯會管理全港教會運作,特派日本鮫島盛隆來港任總會顧

問,另設有參議,由日人平岡貞和藤田一郎擔任,監管聯會各部事工。在日治時

期,只有九龍城基督徒會一所堂會成立。

5. 戰後教會復元時期(1946-1949)

20

日本於 1945年8月14日宣佈無條件投降,逃難外地居民陸續回港,但教會

經過三年零八個月的停滯時期,留在香港信徒和神職人員為數不多,戰後各教會

均需復元和重組。不久又值中國內地發生內戰,引致大量難民南逃香港,西方傳

道會亦大舉遷移,香港頓成教徒收容所。(29)

(28)同注(23),頁140。

(29)1949 年前,香港基督教會為數不多,詳見香港各基督教會開設年表。

848

25

30

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香港各基督教會開設年表(1842-1949)

A. 西教士治會時期(18421883)

堂名

成立年份

皇后道浸信會

1842

5

街市浸信會

1843

倫敦傳道會(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1843

西人聯合教堂(即1865年之愉寧堂)

1845

聖約翰堂

1849

崇真會救恩堂

1852

10

長洲浸信會

1860

筲箕灣崇真堂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香港愉寧堂

1862

1863

1865

聖士提反堂

15

聖彼得堂

1865

1871

1883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

B. 華人教會成立時期(1884-1914)

堂名

成立年份

20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1884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

1889

聖三一堂

1890

九龍城崇真堂

1890

諸聖堂

1891

25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1892

西人循道會

1893

黃宜洲崇真堂

1896

深水埗崇真堂

1897

禮賢會香港堂

1899

30

香港浸信會

1901

中華基督教會聖光堂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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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中國基督徒會堂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

中華基督教會完全堂

1903

1904

1905

香港仔浸信會

1905

粉嶺崇謙堂

1905

5

窩美崇真堂

1905

聖安德烈堂

1906

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

1907

香港潮人生命堂

1909

聖瑪利亞堂

1911

10

聖保羅堂

1911

海面傳道會

1912

便以利會油麻地堂

1914

C. 華人教會自理時期(1915-1940)

堂名

15

成立年份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

1917

九龍佑寧堂

華人五旬節堂

中華基督徒恆恩會

香港華人基督會

1924

1925

1926

20

1926

神召會禮拜堂

禮賢會九龍堂

靈光堂

1928

1928

1929

中華聖潔會

1930

25

四方福音堂

1936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泉堂

1937

中華基督教會荃灣堂

1938

閩南基督教會天光道閩南堂

1938

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1938

30

香港閩南堂

1938

850

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九龍城潮語浸信會

鴨脷洲浸信會

1938

1938

基督堂

1938

禮賢會上水堂

1938

5

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

1938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泉堂

1939

神召會聖光堂

1939

聖公會聖馬提亞堂

1939

九龍城浸信會

1939

10

尖沙咀浸信會

1939

筲箕灣浸信會

1940

1940

15

九龍塘宣道會

D. 日治時期之教會(1941-1945)

堂名

九龍城基督徒會

E. 戰後教會復元時期(1946-1949)

堂名

成立年份

1942

成立年份

20

基督教福音聯合會宗聖堂

樂道會尖沙咀堂

西貢崇真堂

1946

1946

1947

南華埔崇真堂

九龍城潮人生命堂

1948

1948

25

協基會錫安堂

1948

香港華僑長老會

1948

聖公會聖馬太堂

1949

禮賢會灣仔堂

1949

神召會石硤尾堂

1949

30

九龍迦南堂

1949

香港迦南堂

1949

851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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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深水埗浸信會

深水埗潮語浸信會

中華傳道會佳音堂

九龍靈糧堂

香港靈糧堂

東方基督教會聖光堂

調景嶺基督教錫安堂

信義會活靈堂

信義會新生堂

(本表資料採自李志剛《香港基督教會史研究》)

1949

1949

1949

1949

1949

5

1949

1949

1949

1949

10

"

6. 華人教會發展時期(1950- )

15

20

1950年後,國內移民大量湧入香港,香港政府處於人口突增,環境轉變的困

難中,對醫藥、教育、救濟等問題,未能有足夠的經濟資源和人力資源應付。而

在教會方面,亦來了一批北方的牧師,如趙世光、石新我、計志文、趙君影、周

志禹、藍如溪等有名佈道家,乘時舉行街頭佈道和戲院佈道,一則有助社會安定

人心,不少新移民因此歸信基督;二則在港建立不少外省方言的教會,傳教事業

無形在競爭中開展另一局面。特別在50年代初期,南來的西方傳道會,憧憬台灣

反攻大陸在望,多以香港為一臨時工作的場所,及至反攻無望,西教士方以香港

為基地,進行種種的宣教的活動。香港在50年代可說是一個新移民的城市,以手

工業為主,60年代才取得輕工業成就,至70年代工業才得以起飛,成為"亞洲四

小龍"之一。香港華人信徒經濟力逐漸提升,知識分子抬頭,加以留學外國神學生

增加,回港以後對教會帶回新的觀念和新的方法,使傳教事業有多元性的發展。

自世界著名佈道家葛培理博士(Dr. Graham, Billy)於1975年第二次來港主持佈道

大會以後,引起各教會對於公開大型佈道會的重視,其後每多使用體育館和大球 25

場舉行公開佈道大會。基督教信徒為使教義深入社會各階層,於60年代初有基督

教學生福音團契的成立;1970年以後則有國際學園傳道會、突破機構、香港青年

歸主協會、亞洲青年歸主協會、三元福音倍進佈道、藝人之家、皇家警察以諾團

契、更新團契、工業福音團契、木屋福音團契、香港晨曦會、基督教互愛中心、

30

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醫院院牧事工聯會等組織的成立,藉此發揮信徒傳教的功能。

(300) 按香港基督教主

要的公會有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浸信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信義會、港澳

信義會、崇真會、禮賢會、香港路德會、播道會、九龍塘宣道會、宣道會、神召

會華南區議會、神召會港澳區議會、港九五旬節會、潮人生命堂、靈糧世界佈道

5 會、樂道會、中國佈道會、四方福音會、金巴崙長老會、香港宣教會、中華傳道

會、協基會、中華完備救恩會、中國基督徒傳道會、基督教會活石堂、香港循理

會、五旬節聖潔會,以及其他獨立堂會和聚會所,發展至今合共有教堂一千二百

多間;西人教堂有24間。全港基督教徒有35.8萬人,佔全港人口4.4%。

(31)

10

(二)基督教教育事業的發展與貢獻

香港開埠初期,政府對教育並無一套完整政策,亦無"國家教育制度"的實

施,採取自由放任政策,鼓勵教會和私人辦學,政府從中對各學校只作少許補

15 助。所以早期香港學校除有華人私塾之外,多由教會各自辦學。至1850年聖公會

維多利亞主教施美夫牧師(The Rt. Rev. George Smith)蒞任,被委為教育委員會主

席,首席裁判司奚禮爾(Hillier)為副主席,委員除倫敦傳道會派出一位代表外,

亦有理雅各牧師(Rev. Legge, James)和聖公會柯達爾牧師(Rev. Odell, M. C.)為委

員,專責資助本港中文學校。委員會決議鼓勵英文普及教學,目的增加華人對英

20 人的認識和了解。1857年5月12日德國禮賢會教士羅存德牧師(Rev. W.Lobsheid)

任命為皇家書院監督,制訂皇家書館則例,對政府公共教育作出貢獻。其後理雅

各牧師有見香港教育制度的混亂,故建議將維多利亞城所有學校合併為一所中央

書院(Central School,即今日皇仁書院)。他還巡視了其他鄉村學校,提議將屬

世教育和教會所辦的宗教教育切實分開,理雅各同時舉薦蘇格蘭同鄉史釗域為中

25 央書院首任校長。該校於1862年1月1日啟用,3月10日正式上課,自此為香

港世俗教育奠定基礎,中央書院即成為當日最高的學府,為香港早期造就不少人

才。 史釗域為改進本港教育,規定教會、社團和私人辦理的學校,每日必須連

(32)

30

(30)李志剛:〈簡說香港教會佈道事工的源流及趨勢>,載《信息》,1991年4月。

(31)參見《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通訊名錄》(1994-1995);(1993年香港基督教概況><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資料中心提供)。

(32)方美賢:《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1974年,頁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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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授課四小時屬世學科方可獲得政府補助,到1873年4月24日經定例局通過實

施,獲註冊者有基督教學校五所、天主教學校一所。史釗域的教育主張偏向實用

主義的教育理論,使學生學以致用,畢業後可在商界和政府任職。是故,香港政

府推行公共教育(世俗教育)實由基督教牧師倡導。

由於基督教會自開埠後經已參與教育工作,故此基督教會所作的貢獻,與香 5

港教育的發展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

1. 中小學教育事業

10

基督教會由開埠至今,所開辦的學校,雖然隨着社會的變遷提供不同的教育

服務,但卻以中小學校佔極大的比重,其中又以小學較中學為多。此因為小學所

用的資源較中學為少。由開埠至19世紀中葉,華人社會對西方教育尚未普遍接

受,入讀教會學校多屬貧苦階層子弟,期望多獲一點知識,以便日後謀生工作。

而早期教會學校的興辦,一則是以傳道為目的;二則是期望栽培華人傳教士。但

無論如何,教會確為社會造就不少人才。以馬禮遜紀念學校(Morrison Education

School,又稱馬公書院)為例,該校於1842年由澳門遷校香港,至1851年結束, 15

但因為校長勃朗牧師於1847年返回國,攜同黃寬、黃勝、容閎到美國入學,其

後各有成就,而促使容閎於1872年推動中國幼童留學美國運動,影響晚清教育

極為深遠。唐傑(唐景星)先肄業於馬禮遜紀念學校,後畢業於英華書院,成為

中國著名買辦。伍廷芳畢業於聖保羅書院,後往英國學習法律,返港一度任職香

港法院,隨後轉任滿清外交官員,對中國近代法律作出貢獻。中國近代法學權

威王寵惠,啟蒙於聖保羅書院。著名世界農村教育家晏陽初,亦因在聖保羅書院

畢業,後升美國大學而獲得栽培。前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博士,其教育成就,是

奠基於民生書院的中學教育。當代世界數學權威丘城桐博士,亦出身於培正中學

的訓練。香港基督教會辦學往往成為香港教育的支柱,特別是在19世紀 50 年代

期間,政府無法應付大陸新移民子弟教育的需要,香港基督教會,於是興辦不少

天台中小學校,協助政府解決教育的困難。此外教會更興辦不少幼稚園、職業學

校、夜中學,為本港幼童、青少年提供教育服務。

20

25

2. 大學教育事業

854

香港最早的大學教育應是1887年何啟所倡辦的香港西醫書院(香港大學醫學

院前身)。倫敦傳道會與基督教徒之熱心興辦香港西醫書院之動機,是"把香港造

30

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成為商業以外的科學中心及散播樞紐";"希望他們(按:指學生)改革中國的醫療

服務,成為科學的先驅。" (33) 香港西醫書院歷年培植不少西醫人才,最難能可貴

的,就是孫中山先生在西醫書院接受教育,日後從事革命運動,以至領導辛亥革

命,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而1911年香港大學的創立,事起於倫敦傳道會

5 清臣牧師(Rev. Hutchinson, A.B.)於1872年建議香港創辦一所大學;至1880年香

港視學官歐德禮牧師(Rev. Ernest John Eitel,原為巴色會傳教士)有意將中央書院

升格為大學。及至香港大學堂籌建,基督教徒何啟任籌備委員會主席,聖公會教

徒曹善允任名譽秘書,起草大學規則,賣物籌款,復由聖公會興建聖約翰宿舍;

倫敦傳道會興建馬禮遜宿舍,使大學堂得以順利開課。香港西醫學院於 1912 年

10 亦合併於香港大學,成為香港大學醫院。(34) 20世紀50年代香港教會有感大學學位

不足,故聖公會何明華主教和嶺南大學李應林博士等人籌組一所基督教的崇基學

院,於 1963 年與聯合書院、新亞書院組合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信聯會亦於

1956年興辦浸會學院,1983年11月正式被政府承認為專上學府,1990年後獲准

頒授學位,1994年成為香港浸會大學。由嶺南大學校友會開辦的嶺南學院於 1978

15 年註冊為專上學院,於1979年獲政府資助,至1990年亦獲准頒授學位,成為政

府認可的嶺南大學。至於香港在台灣教育部註冊的14所私立專上學院中,有一所

信義宗書院,亦為基督教會人士所開設之私立院校,因此基督教會主辦之專上院

校,在香港仍然擔任極重要的角色。

20

3. 平民教育事業

25

基督教教徒對於私人辦學亦不遺餘力,有辦義學、私立中學、小學,推動教

育普及於低下階層。如陳子褒在港創辦陳子褒書塾,提倡婦女教育,主張改革文

言,注重小學培養,創設工讀義學,自編婦孺教材,包括《婦孺須知》、《幼稚》

八卷、《最新七級字課》第一級至第五級、《婦孺新讀本》八卷、《小學國文教科書》

十卷、《崇蘭別課》、《習字範本》,以此推行婦孺識字教育,在中國經史課程方

面則有《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古文評註》,《東萊博議》、

《鑑史提綱》,以中國聖賢教訓教導學生修身處世之道。香港名人冼玉清女士、容

啟東先生、冼秉熹先生、郭琳褒先生、黃焯庵先生、利銘澤先生、曾璧山女士全

30

(33)巴治安:《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百周年紀念特刊》,頁20。

(34)同注(32),頁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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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陳子褒書塾學生。陳子褒1899年在港信教後,與顏君裕、周懷璋等熱心教徒創

辦培道聯愛會工讀義學;其後又辦培愛女校及聖士提反義學,對平民教育作出貢

獻。期間有教徒黎臣設笏臣學塾;周五姑辦德群女子學塾;鍾芬庭設館專收女

子入讀,凡此種種都是平民教育工作者。然而基督教青年會和基督教女青年會的

創辦,對於推動平民教育更有廣大的成就。

(35)

目前基督教會辦理的幼稚園超過150所;小學140所;中學122所;認可

大專三所。就讀幼稚園、中小學校學生總人數共274,500,佔全港學生總人數

(36)

5

22.4% 。

"

10

(三)基督教社會服務事業及其貢獻

基督教的社會服務工作,是針對社會實際需要作出適當的服務。事實上當香

港未割讓給英國之前,基督教士在澳門和廣州的工作,主要是透過出版書報、開

設學校、興辦醫院作為一種傳教的媒介。其中在出版、教育、醫藥的工作,以醫

藥工作較被華人所接受。此起因於馬禮遜牧師於1827年與李文斯敦醫生在澳門開

設一所眼科醫館,深受華人歡迎。繼而於1832年擴展至廣州。馬禮遜牧師有見醫

療服務有助傳教接觸,是以通函歐美教會呼籲派出醫藥教士來華投入服務。1834

年,美國公理會(即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派遣第一位醫藥教士伯駕醫生到廣州行醫,翌年在廣州新豆欄街開設一所"博濟醫

館",成為中國第一所西式醫院。伯駕醫術精湛,甚得病者信任,業務日漸繁忙。

此外聯繫當日在廣州行醫的外國基督教徒醫生,於1837年成立中國醫藥傳道會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鼓勵歐美傳道會派出醫藥教士支援服務,

不過兩年時間已有多位醫藥教士響應東來投入行列,分派在澳門和廣州兩地工

作。及至香港割讓英國後,醫藥傳道會隨即遷往香港,在摩理臣山(Morrison Hill)

開設一間醫院,由於華人對西醫尚無認識,求診病人不多,不久便告結束。(37) 主

持合信醫生其後遷回廣州開設惠濟醫館。合信醫生是倫敦傳道會醫藥教士,對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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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同注(15),頁210-244、236。

(36)〈1993年香港基督教概況><

(37)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1985年6月,頁246-252。

30

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香港醫療工作未嘗忘懷。昔日在港華人仍然保存中國傳統的醫療觀念,如東華醫

院是在1870年由華人紳商籌組的慈善醫院,就是採用中國施醫贈藥方式,救濟病

人。而東華醫院之所以籌設是由於理雅各牧師揭露太平山街"廣福義祠"照顧病人

的不善,以致倫敦傳道會教徒黃勝聯絡紳商籌建東華醫院,其後歷年均有基督教

5 徒參與東華醫療機構的職務,捐輸金錢支持東華醫院的發展。時至1881年有加拿

大楊威廉醫生(Dr. William Young),他是佑寧堂教徒,與倫敦傳道會教士有志成

立一醫務委員會,特為窮苦華人提供服務,並假太平山街倫敦傳道會所開設那打

素診所。兩年後何啟為紀念亡妻雅麗氏(Alice),致有倫敦傳道會協助在荷李活道

興建雅麗氏醫院(前福利濟醫院),至1876年落成,香港西醫書院亦附設院內。

10 其後與那打素醫院合併,且遷往般含道新院後,醫療服務日加擴展。除提供西醫

書院教學之外,並開設護士學校,專設產科。至1905年何啟姊姊何妙齡女士斥資

擴建那打素雅麗氏醫院,使醫院足供留院、門診、留產、護士訓練、醫生訓練之

用,合稱為那打素雅麗氏何妙齡醫院,由是奠定香港醫療服務基礎。1962年香港

基督教協進會倡議籌建基督教聯合醫院,以配合九龍新社區的需要。惟是興建醫

15 院工程之進行,實有賴倫敦傳道會的醫藥傳教士和那打素雅麗氏何妙齡醫院同人

的協助和支持,才能進行籌備興建,新院終於在1973年12月6日開幕啟用,為

觀塘社區提供醫療服務。 (38) 由於般含道舊院不敷應用,早有遷建大埔計劃,適逢東

區醫院落成,並由那打素雅麗氏何妙齡醫院接辦,定名為那打素尤德夫人醫院,

成為港島東區最大一間醫院,現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辦。至於由基督教主辦的

20 浸會醫院、播道醫院、靈實醫院、港安醫院則分屬各基督教公會主理。唯是其中

多所基督教醫院有受政府補助,成為醫院管理局轄下機構。

19世紀香港基督教會主要由外國教士治理,華人信徒人數不多,對於社會服

務,只限於教會能力各自為政,如聖公會開設拔萃書館僅招孤兒就讀;心光育女

院只收盲人入學,基於教會不同的背景,各大公會都有所屬的社會服務機構,從

25 事醫療診所、老人院、老人中心、青年中心、兒童院、兒童中心、託兒所、童膳

30

會、戒毒所、幼兒服務、露宿者服務等社會福利工作。自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成

立後,聖公會主辦的九龍城寨的貧苦院即轉由聯會管理,至今發展成為鑽石山廣

蔭院和觀塘廣蔭老人院,至2014年兩院合併,改名為廣蔭頤養院。無可置疑基督

教青年會、基督教女青年會和救世軍的設立,對於社會服務是有多元化的貢獻。

(38)同注(32),頁 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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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而基督教社會服務,自50年代以後始見蓬勃發達,這是由於社會需要所致。1949

年有教會世界服務處和1952年有世界信義宗社會服務處的成立,對於香港社會提

供不少服務工作,嘉惠貧苦,甚獲好評。在1950年香港教會為幫助市民解決住屋

問題,浸信會在九龍城興建博愛村石屋,循道公會在柴灣興建愛華村石屋,衛理

公會在大坑道興建衛斯理村石屋、世界信義宗在長洲、青衣島、大埔坳、上水馬

草龍村興建石屋,供給窮人入住。聖公會何明華主教,促成房屋協會興建明華大

廈屋邨,解決部分市民居住需要。有謂1958年至1967年為香港志願機構的黃金

時代,基督教會由於與西方教會保持緊密的合作,獲得其大量的援助,有利香港

種種社會服務工作的進行。60年代香港經濟邁向穩固,西方教會支助相應減少。

此外由於香港政府財政日漸充裕,先後在1965年發表〈香港社會福利工作之目標

與政策〉;1972年發表〈香港福利未來發展計劃>,使教會福利機構在日後的發展

方面獲得補助,以致教會所辦的社會服務更趨多元化。(3)在政府資助政策之下,

再加上公益金、賽馬會、慈善基金的撥款支助,無形促進教會在各社區開設不同

的社會服務,亦有藉此作為傳教活動的場所。目前教會開設的老人宿舍、老人中

心、青年中心、託兒所、青年閱覽室、青年學習中心等,可謂無遠弗屆。

按目前香港基督教會分局有香港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香港浸信

聯會、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信義教會、中國基督教擴道會、基督教宣道會等

宗派教會和其他獨主教會,在教育方面,除了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香港浸會

大學和嶺南大學三所專上院校外,基督教團體開辦逾630所學校(包括 260 所幼稚

園、199 所小學、180 所中學)和127所幼兒園。此外,還有逾35所神學院、80 間

基督教出版社/出版代理,以及114間基督教書室/門市部。香港有53間傳播、

影音及藝術事工機構,包括每星期出版的《時代論壇》和《基督教週報》,以基督

教的觀點報導新聞和發表評論;基督教傳媒機構定期播映基督教電視節目,另外

每星期在香港電台播放四個基督教節目。

本港有超過730個基督教機構和多個基督教關注小組。這些機構和小組除了

照顧基督徒的需要外,也很關心影響本港的社會問題,並且支持內地和其他國家

的緊急救援工作及發展計劃。現時有超過450名本港宣教士在海外傳教。

基督教團體營辦七家醫院,17間診所和107間綜合社會福利機構。這些社會

福利機構在各區提供多種服務,計有社區(家庭及青少年)服務中心逾100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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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周永新:《香港社會福利的發展與政策》,1984年,頁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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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圖 20.5 幫助洪仁玕學習西方知識的韓山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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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童院 11間,老人無副中心和院舍共169間,以及服務弱智、殘疾人士和戒毒者等

的康復中心 59 間。基督教團體亦提供超過50項醫院院牧事工、一項機場牧靈服

務及三廂鑒於牧靈服務,並營辦 23個營所。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和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是本港兩大基督教團體,以聯絡香

港基督教會興辦傳福音的工作。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是本港

兩大基督教團體。而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是以聯絡369個會員堂及傳揚福音工作

為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在1954年成立,成員包括各大宗派,各基督教服務機

構、神學院、以及香港及東南亞正教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是普世基督教協會的

成員,一向致力促進本港、內地和海外各教會之間的聯繫。該會也鼓勵本地基

督徒積極參與香港社會發展事務,並通過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基督教聯合義務協

會、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和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等輔助機構,為廣大市民提

供全面服務。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自1997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每多與國內教

會、和政府宗教部門有聯繫和交流,積極參與神學培育工作,舉凡國內發生災

情,每多鼓勵各會堂志願賑災工作,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

(40)

5

10

15

四·香港基督教與近代中國

20

1842年滿清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歸英,開放五口通商,但卻有

不可在中國境內傳教的條款。時至1844年中美簽訂的《望廈條約》和中法簽訂的

《黃埔條約》,才淮外國教士設立醫院、興建禮拜堂及購置墳地。是以外國教士的

傳教活動範圍亦只限於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商港。自中國開放五

口通商,中外關係有所轉變,久候在澳門、廣州和南洋的基督教士,由是紛紛進

入中國五口岸傳教,實現他們被傳道會差派到中國境內傳道的目的。正因為各傳

道會的西教士原滯留在澳門、廣州和南洋的地區,所接觸的華人和所學的方言, 25

與開放的五口岸是有極大的不同,為此他們必須重新有所部署和適應,其中尤以

學習中國語文為甚。特別是在1843年8月22日至9月4日,有倫敦傳道會、美

部會、浸信會、美國長老會,均有西教士代表出席在港舉行的譯經會議,主要討

論各教士進入中國五口岸翻譯《聖經》的合作計劃,如此一則有助對中國各地方言

30

(40)《香港政府統計報告 2014年》,頁318。

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的認識;二則有助翻譯本便於對《聖經》解釋的一致性;三則他們理解到用書報對

中國傳教所發揮的功效。所以在1860年前,基督教士多使用文字傳教,以派發書

報、單張作為他們與華人接觸的橋樑。

香港處於中國南方邊陲,加以滿清官吏管理不及,中國官方條文雖然嚴禁西

5 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但在廣東珠江三角洲和潮洲一帶,都沒有嚴格的防範,

成了弛禁的狀態。所以自1844年後,已有不少教士潛入香港和廣州鄰近的鄉鎮

進行傳教活動,間中亦會受到執法官吏的驅趕,禁止在本地對鄉民傳教。但教士

採取上門佈道的方式,以致官方防不勝防,趕不勝趕,基督教終得在鄉間傳播。

期間西教士在香港亦訓練一批華人的傳道員,派他們陪同西教士一起進入內地工

10 作,以免鄉民對西教士存有戒心和避免語言交通的阻隔。正因為教士從事派發書

報和在人際的接觸,由是引發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西方社會和西方基督教

的認識。對於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無形中產生一定的影響。

15

(一)香港基督教士與太平天國的關係

,

洪秀全是太平天國的始創人,他之所以建立太平天國,顯然是因為接觸到基

督教的傳教士,受到基督思想的影響。早在1836年,他在廣州應考落第,其後從

西教士派發的書刊中,看到梁發所寫的《勸世良言》。及至1843年,他創辦了拜

20 上帝會,可以說是得自梁發《勸世良言》的啟發。同年有德國信義宗教士郭士立牧

師,被英國政府調離舟山行政官職務,轉任香港撫華道(The Chinese Secreraty) 接替剛去世的撫華道馬儒翰(Morrison, John Robert)的職務。郭士立牧師來華多

年,任職英方譯官,並在中國沿海進行派發書刊和贈送藥物的活動。抵港後,公

餘之暇便向華人傳道,並在1844年2月14日創辦福漢會(Chinese Union) 主

25 張凡信道的人都須學習向親鄰傳道,該會於是發展迅速,會員增加甚眾。隨後陸

續派發傳道員深入中國境內各地遊行傳教。浸信會羅孝全牧師支持郭士立牧師領

導的福漢會工作,於1844年進入廣州傳教,成立粵東施藥聖會(Uet Tung Baptist

Church)。羅孝全牧師在廣州本屬福漢會的聯絡人,不少福漢會傳道員亦在羅孝全

教會出入。而客籍傳道員周道行,已深入花縣一帶傳道,與洪秀全有所接觸。並

30 於 1847 年引介洪秀全到廣州向羅孝全牧師學道,羅孝全牧師認為洪秀全學道另有

目的,因而未為他洗禮,於是洪秀全經連南入廣西自行傳教,完全採用福漢會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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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6、20.7 位於花園道的聖約翰大教堂至1997年,已有整整100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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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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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員遊行佈道的方式。時至1846年德國巴勉傳道會(即日後禮賢會)、瑞士巴色

傳道會(即日後崇真會)亦派葉納清、柯士德、黎力基、韓山明四位牧師,於翌年

2月19日抵港,來港協助郭士立牧師推展福漢會工作。韓山明牧師被派往客家地

區傳道,所以客族福漢會會員與洪秀全多有聯繫,而洪秀全在太平天國採用的宗

教模式,與郭士立牧師所推行的莫拉維亞弟兄會(Moravian Brethren)聚會模式相

同。太平天國出版的聖經有《創世傳》、《出麥西國傳》、《利未書》、《戶口冊紀》,

全是郭士立牧師的譯本。而1854年所出版的《新遺詔聖書》刻有"福漢會"等字。

在此可見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與香港郭士立牧師和他所創立的福漢會有着密

切的關係。

洪仁玕為洪秀全堂弟,在金田村起義之時,未能與洪秀全會合,為避清兵追

緝逃來香港,因得巴色會韓山明牧師收留,在港以教西牧中國語文為生,於 1853

年9月24日由韓山明牧師主持洗禮奉信基督。他1854年春得韓山明牧師資助,

擬赴上海轉入南京投效洪秀全,後因兩地不通折返香港。時韓山明牧師經已離

世,洪仁玕改投理雅各牧師,任職傳道,至1858年又得倫敦傳道會湛約翰牧師

(Rev. John Chalmers)資助,翌年4月抵達天京,旋獲洪秀全重用,授封"開朝精 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隨後頒行《資政新篇》,為太平天國提出政治、外交、

軍事、經濟、社會、法制種種的改革方案,可說是中國近代最早推行政治現代化

的主張。洪仁玕之能夠提倡改革,是因為他在港的時候有所見聞,並得與眾西牧

師有所交往。他在〈資政新篇〉提及"與弟相善"的外人有:紅毛邦(英吉利)理雅

各、湛孖士(即湛約翰)、米士威大人(Mr. Thomas Taylor Meadows)、俾士(Rev. George Piarcy)、合信、覺士(Rev. Joshua Cox)、 濱先生(Rev. William Charlmers Burn)、慕維廉(Rev. William Muirhead)、艾約瑟(Rev. Joseph Elkins)、韋烈亞力(Rev. Alexander Wylie)等十人;花旗邦(米利堅)羅孝全、裨治文、花蘭芷(Rev. French,

John Booth)、高先生(Rev. Crawford, Tarlton p.)、晏先生(Rev. Yates, Matthew T.)、

贊臣先生(Rev. Johnson Francis C.)、寡先生(Rev. Quarterman, John Winn)等七

人;日耳曼邦黎力基(Rev. Rudolf Lechler)、韋牧師(Rev. Philip Winnes)、 葉納清

(Rev. Ferdinand Genahr)、韓士伯(Rev. August Hanspach)等四人;瑞邦韓山明(Rev. Theodore Hamberg)一人。在洪仁玕相善的外國人中,除廣州領事米士威之外,其

餘 21人全是英、美、德、瑞的西教士,而他們又以在港教士居多,因此洪仁玕所

吸收西方的現代思想,無疑是來自西教士。同時,若非由香港倫敦傳道會湛約翰

牧師的資助,則不可達成洪仁玕投效洪秀全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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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洪秀全表弟李正高,被清兵追緝逃難香港,於1854年春隨洪仁玕同赴上海,

與洪仁玕折返香港後,即受職巴色會傳道,其後受封為牧師,是為巴色會在港第

一位華人牧師。當太平天國敗亡,各地官兵逃亡,其中有不少太平軍逃難到港,

投靠客家方言的巴色傳道會,其後協助太平軍餘部轉往夏威夷、南美洲、婆羅洲

5 等地謀生。可見太平天國運動的發展,與香港教會有極深的關係。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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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基督教與洋務運動的關係

中英鴉片戰爭,滿清敗北,割地賠款,知識分子深為國家憂慮,自此有"師

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導致晚清洋務運動產生,歷時35年之久,洋務運動是

以 1861 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為開始,隨後有北京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

州方言語館、江南製造局的成立。而江南製造局附設有譯書局,藉此訓練人才,

通曉西國語文,並將西方科技和製造知識引進中國,以"洋務"達成"自強"、"求

15 富"的目的。在洋務運動發展的過程中,促成近代中國在思想、政制、科技、製

造、教育、商務、學術、工業、軍事、外交、社會、民生、法律、經濟、文化方

面種種的變革。

論及國人對近代西方事物的認識,是由於早期西教士已將西方的事物,由出

版報刊、書籍透過文字介紹傳入中國,使中國官員和知識分子對外國進步實況有

20 所認知。如 1815至1821年米憐牧師在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統紀傳》;1823年

至1826年麥都思牧師在巴達維亞城出版《特選提要每月統紀傳》;1833年至1838

年郭士立和麥都思在廣州和新加坡出版《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這些報刊都是

刊載時事、科學、歷史、宗教、商業的信息。及至香港割歸英國,倫敦傳道會於

1853至1856年出版《遐邇貫珍》,內容包括有科學、地理、政治、天文、曆法、

歷史、醫學、商務、新聞、訓諭、宗教等類,每期印3,000本,分別在香港及中國

五口岸銷售。因此香港早期基督教士,所辦報刊,出版書籍,對於西方"洋務"的

引介,實在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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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開埠初期,基督教開辦學校不多,而馬禮遜教育協會主辦馬禮遜紀念學

(41)李志剛:(信義宗教會教士與太平天國之關係〉,載《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二),1993年,頁75-98。

(42)同注(2),頁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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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有容閎、黃寬、黃勝隨鮑留雲牧師到美國學習。容閎於1854年畢業於耶魯大

學,回國後於1864年為曾國藩賞識,派往美國採購機器,開設江南製造局。容閎

了解中國教育之落後,建議每年派遣幼童30名,四年共有120名幼童前往美國留

學。他們自小接受西方教育,學習外國不同科學,他日學成則可使中國步上現代

化。此一主張奏請獲准,容閎所倡導的幼童留學運動得以實現。其後因保守派陳

蘭彬等人反對留學生與外人交往,認為易染西人風尚,於1881年將全部學生裁撤

歸國,使容閎留學計劃功敗垂成。但各學生在美所習已有成績,回國投入滿清政

府服務,均能應用西方現代知識和技能貢獻於國家。容閎本人之有此構思,實因

為在港求學的時候,深受鮑留雲牧師的感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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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晚清西書之翻譯,於1863年已有黃勝(達權)在香港將《火器略說》一

書譯出,王韜為著述,兩人都是倫敦傳道會教徒,是洋務運動推行以來,第一本

譯書。然而在江南製造局從事翻譯工作,以傅蘭雅(John Fryer)貢獻最大。他在

1860年師範學院畢業後,應英國聖公會聘請來港,入聖保羅書院任校長,1863年

被北京英國聖公會包爾騰牧師(Rev. John Shaw Burdon,1874年出任香港聖公會第

三任主教)推薦入北京同文館任教。兩年後往上海任英華學校校長,於1868年專

職江南製造局附設的翻譯館,在任有28年之久。1872年欽賜三品頂戴;1899年御

賜三等第一雙龍寶星勳章,表彰他對中國的貢獻。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自譯和合

譯的西書細分為26類,不下二百一十餘種,其中有物理、數學、化學、地質學、

地理學、天文學、植物學、動物學、繪圖、生理學、解剖學、自然學、製造、工

程、測量、醫藥、衛生、航海、農業、炮術、防禦、軍事、法律、歷史、政府、 20

字典等書。傅蘭雅對晚清洋務運動的貢獻,是起始於他以教士身份在香港聖保羅

書院任職,而轉往北京工作,其後才有如此成就。

(44)

1862年王韜在上海被清吏追緝,由上海英領事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urst)協助來港,協助理雅各牧師翻譯中國儒家經典,1867年理雅各牧師返

英,翌年邀請王韜到英國協助譯書。王韜在英國有兩年之久,期間曾赴歐洲遊歷 25

考察,有見西歐政治修明,國家民主,人民守法,科學進步種種的實情。故於返

港後,與黃勝集股購置英華書院印刷局設備,改名為中華印務總局,於1873年出

版《循環日報》,成為中國首份華人自辦日報,王韜任主筆,日報區分三欄,即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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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1963年2月,頁77-122。

(44)李志剛:(傅蘭雅在華之事業及貢獻>,載《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1989年5月,頁9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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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圖20.8 理雅各牧師與第一批留英中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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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羊城新聞、中外新聞,每日發表論說一篇,主張興辦洋務。王氏言論精闢,

深受國內讀者重視,對中國官紳產生極大影響。(45) 馬禮遜紀念學校學生唐傑(廷

樞)1851年畢業於聖保羅書院後,即入香港巡理廳任職,1856年代理香港大法院

華人正翻譯;1858年轉任上海稅關副大寫;1861年為怡和洋行聘為買辦,兩年後

成為總買辦。1868年被曾國藩任命負責選拔聰穎幼童出洋事。1873年兼任協和 5

機器輪船公司、北清機器輪船公司、華海機器輪船公司的董事。唐氏成為著名買

辦,且具領導才能,使各公司皆得卓絕業績。當李鴻章繼曾國藩為直隸總督籌辦

洋務後,特聘唐傑與盛宣懷、徐潤、朱雲甫、朱翼甫組織國營招商局,並任命唐

氏為中國招商總局總辦,賞花翎二品銜福建候補道。唐氏致力招商局的創辦,對

勸股、添船、造棧、攬載、開闢航線、建設碼頭等無不悉力以赴。唐氏深知保險

與航運關係,繼而開辦仁和水險公司及濟和水火險公司,將西方管理方法引入中

國。1877年唐傑倡議開平煤礦開採和興辦鐵路,其後在1880年才有開平煤礦公司

的籌建,及後建築唐山至各莊鐵路,是李鴻章推行洋務運動得力助手。唐氏對

晚清貢獻可以說是出於香港基督教會辦學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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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基督教與維新運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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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所推行的洋務運動,只着重於西洋科技的轉移,在物質建設中達到船堅

砲利,目的在於抵禦外侮,有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換言之,當時

滿清政府專注於經濟的改革,而忽略政治的改革。但一些知識分子同時理解到經

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須有所配合,才能達到"富民強國"的地步。特別是王韜自英

國返港之後,他能看到西方國家的強盛,非只舟堅砲利,器巧算精,主要是他們

實行民主和法治,所以他主張中國當急之務先在"治民",其次才是"治兵"。他

在《弢園文錄外編》提到西方有君主之國、民主之國、君民共主的政體。他個人主 25

張是君主立憲之政治較適行於中國,有謂:"一人主治於上,而百執事萬姓奔走於

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違,此君主也。國家有事,下之議院,眾以為可行則

行,不可則止,統領但總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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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黃振權:《香港與清季洋務建設運動之關係》,頁 100-123。

(46)同注(44),頁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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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圖 20.9 年約十八歲的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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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集眾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君否亦不能行,必君民意見相同,

而後可頒之遠近,此君民共主。"王韜倡導議院制的君民共主言論,於光緒初年

在香港經已倡論,可謂中國近代最先提倡政治改革的政論者。

隨王韜之後,香港基督教徒何啟與胡禮垣合著<書曾襲侯中國先睡後醒論>

駁斥曾紀澤認為中國現在已經睡醒,就是因為船堅砲利可以抵禦外侵,不用懼怕

受到列強的欺凌。何啟認為一個國家強盛,不是單靠物質建設,還要有任賢能、

黜浮偽、核名正、治君民,對外要有防備,但對內亦要內修。何啟是倫敦傳道會

華人何福堂牧師四子,自小在香港接受教育,父親死後得倫敦傳道會資助往英國

愛丁堡大學習醫學,畢業後又入林肯法律學院攻讀法律,學成後與一貴族女子雅

麗氏(Alice)結婚,返港後執業律師,所以對於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多有見識。

他在政治方面主張君主立憲制度,成立議院;在建設方面主張開設鐵路、廣造船

舶、振興實務;在經濟方面主張發展商務、減輕稅收;在軍事方面主張兵強器

利,鞏固國防;在文化教育方面主張開設報館、興辦學校。其後與胡禮垣合著《新

政議論》影響晚清中國知識分子至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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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晚清變法維新運動,是以康有為於1895年6月2日之<公車上書〉最為震 15

憾。此因其時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滿清大敗,國勢危殆,故體會到維新變法的必

要。康有為〈公車上書〉主要提議"拒和"、"遷都"及"變法"三點,所謂變法是

指推行鈔法、鐵路、輪船、開礦、鑄銀、郵政六項實務。然而及至第四次上書,

倡設議院以通下情,才有新意。如其論設議院有謂:"在設議院以通下情也。籌餉

為最難之事,民信上則巨款可籌,賦稅無一定之規,費出公則每歲攤派。人皆來

自四方,故疾苦無不上聞;政皆出於一堂,故德意無不下達;事皆本於眾議,故

權奸無所容其私;動皆溢於眾聽,故中飽無所容其弊;有是三者,故百廢並舉,

以致富強。然孟子云,國家閒暇,明其政刑,導賢使能,大國必畏,易稱開物成

務,利用前民,作成器以為天下利,洪範大同逢吉,決從於卿士庶人,孟子稱進

賢殺人,待於國人大夫,則彼族實暗全經義之精,非能為新創之治也。"在此得 25

知康有為的論變法,在思想上一則本自於儒家,一則來自西學。而康有為西學的

背景,無疑與香港基督教會人士的倡論,以及所銷售的西書有極大關係。按禮賢

會花之安牧師(Rev. Ernst Faber)於1884年在香港出版《自西徂東》一書,做出東

(47)余偉雄:《戊戌變法:原因及其影響》,頁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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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抹毓林香港

Removed

2孫日新

香山翠蓉網

5

八媽

省城

Removed

4陸中桂

香山翠亨鄉

Deceased

5唐雄

唐家 #

古任顯德 香港

宋連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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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江燔小

Dec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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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蒸愛小

10任顯日小

以陳神重 恩平長濇林

圖 20.10 孫中山在教會洗禮的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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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梁啟超

西文化的比較,引進西方進步的文明,康有為曾購讀此書,深受影響

著《康南海傳記》云:"既出西樵,乃遊京師,其時西學初輸入中國,舉國學者,

莫或過問。先生僻處鄉邑,亦未獲從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見西人殖民政治之完

整,屬地如此,本國之更進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之為本,乃

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據知1885年傅蘭雅已經譯出《佐

治芻言》(William and Robert Chamders, Homely Words to Aid Government),是以證

明康有為對西方的知識,是在香港和上海的見聞,和從兩地教會購買西書學習所

得。香港與廣州地理接近,香港教會先進言論,對廣州知識分子必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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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香港基督教徒與辛亥革命的關係

中英鴉片戰爭以後,滿清國勢日蹙,舉國求變,以期保家衛國,免受戰火牽

連,生靈塗炭。因此先有太平天國起義,及至起義失敗,即有洋務運動、維新運

動、憲政運動之推行和主張,但最終則以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運動,才能推翻 15

滿清,廢除帝制,建立中華民國。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緣起和革命的進程,與

在香港所受的教育和所接觸的教徒是有直接關連的。

就以孫中山一生所接受的教育而論,孫中山在1866年11月12日在香山縣翠

亨村出生,命名為"帝象",七歲入讀私塾,接受傳統教育有八年之久。至14歲

赴檀香山入讀聖公會奧蘭學校(Iolani School),至1883年畢業,再入公理會主

辦的奧厚書院(Oahan College)攻讀中學。兄長孫眉有見孫中山有心信教,隨即遣 回香山。返回香山後因在鄉間反對偶像迷信,搗毀北帝廟三具神像,折斷北帝手

臂,遭受村民大興問罪之師,逼於無奈遂逃往香港,入讀聖公會主辦的拔萃書室

(Diocesan Home),於1884年在公理會(美部會)由喜嘉理牧師洗禮入教,同期

洗禮者亦有香山好友陸皓東,是香港公理會首批洗禮教友。翌年19歲轉入中央書

院 (即今日皇仁書院)就讀,至1886年畢業。該書院雖屬政府創辦的學校,惟香

港聖公會主教美夫牧師和倫敦傳道會理雅各牧師都是該校創辦人。孫中山洗禮

後熱心傳道工作,假期間曾助喜嘉理牧師回香山傳道。孫眉得知孫中山入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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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總理開始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周年幾年史略》,廣州:嶺南大學,1935年11月,頁22-23。

(49)同注(44),頁18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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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以生意經營,囑往檀香山工作,目的是使孫中山與教徒斷絕關係,但被孫中山所

拒。其後得公理會芙蘭諦文牧師(Rev. Damon, Frank)和教徒資助300元回港,復

由喜嘉理牧師介紹入讀廣州博濟醫院。1887年香港西醫書院成立,10月孫中山轉

讀西醫書院,至1892年獲優異成績畢業。孫中山自1882年赴檀香山入學,以至

5 1892年醫學畢業,先後有十年在由教會主辦的教會學校學習,其中影響孫中山先

生思想最大的,應以香港西醫書院為主要。孫中山先生在西醫書院五年,在學識

上自然受到老師的熏陶,而他的革命思想亦在求學時代得以形成。他在西醫書院

期間,有所謂"四大寇":孫中山、陳少白、尤烈和楊鶴齡,其中孫中山和陳少白

都是基督教徒。掌院史釗域博士,教務長孟生博士(Dr. Patrick Manson) 康德黎

博士(Dr. Cantlie),名譽秘書何啟,秘書譚臣醫生(Dr. Thomson, J. C.),以及其

他醫學教師,全是飽學之士,亦是教會熱心分子。其中尤以何啟之思想更為學生

所景慕。孫中山日後奔走革命,在倫敦蒙難,因孟生博士和康德黎博士營救,孫

中山方得釋放。何啟可說是孫中山革命的支持者,並且參加興中會協助革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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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進行革命,自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以至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成功,15

15 年間,革命失敗計有九次之多。惟是孫中山領導的每次革命運動,其中必有基督

教徒的參加。如1895年廣州革命起義和1900年惠州革命起義,顯然以香港和廣

州基督教徒參與的居多。廣州起義一事,陸皓東成為首名革命犧牲者。及至惠州

革命,基督教徒佔起義軍30%,教徒史堅如亦於是役殉難。據馮自由《革命逸史》

載,早期興中會會員名錄,可考之教會信徒有孫文、李多馬、陳白(陳少白)、

20 陸皓東、鄭士良、區鳳墀、楊衢雲、謝纘泰、黃詠商、朱貴、丘四、王質甫、左

斗山、容星橋、趙明樂、史堅如、史古愚、史憬然、蘇復生、李自重、鄺華泰

等。而支持興中會的好友教徒有喜嘉利(按即喜嘉理牧師)、嘉約翰、何瞭然、楊

襄甫、尤裕堂、廖翼鵬、尹文楷、康德黎、毛生、黃康衛、吳傑模、何啟、關心

焉、鄭漢琪、江英華、王煜初、芙蘭諦文、威利士、管原傳、王韜、何汝銘、宋

25 嘉樹、廖德山、梁乾初、香汴文等。(51) 1904年3月14日孫中山在夏威夷取得《土

生證明書》是因獲芙蘭諦文牧師的協助,隨後抵舊金山,亦被海關阻撓,後為三

藩綱紀慎教會信徒聯繫致公堂延聘律師營救,終於4月28日獲美京工商部電告

舊金山海關,批准孫中山有美國公民權利,准予居住美國。抵埗後得教徒司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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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同注(40),頁169-186。

(51)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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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達、伍于衍、鄺華汰、雷清學、鄧幹隆等人熱烈歡迎,在作頓街長老會教堂召開

"救國會議",鼓勵華僑購買"革命軍需債券"。至8月抵紐約,寄寓紐約第一華

人長老會,為許芹牧師接待,隨後聯絡在耶魯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學位的青年王寵

惠到長老堂,草擬《五權憲法》。王寵惠是香港道濟會堂主任王煜初牧師四子,

是孫中山就讀西醫書院時所相熟。王氏早在日本就加入同盟會,參與革命工作。

孫中山的革命工作,亦甚得香港教徒商人擁護,如先施公司創辦人馬應彪、廣東

銀行創辦人李煜堂、聯益建築公司創辦人林護等人,除協助革命黨人運送槍械彈

藥,並大量捐款支持革命費用,私人斥資在港創辦《中國日報》、《世界公益報》、

《大光報》,作為革命宣傳輿論。故孫中山領導革命,自然獲得教會和信徒的認同

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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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香港天主教和香港基督教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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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和基督教本屬同一源流,自馬丁路德(Luther, Martin)於1517年10月 15

30日在德國發動改教以後,基督教(新教)才從羅馬天主教分裂出來,自此兩教

少有往來。當教宗保祿六世召開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天主教對基督教已有極大

的改觀,而香港晚近三十多年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多有溝通接觸,兩

教會有合一祈禱會的舉辦。在《聖經》翻譯方面,香港聖經公會和香港天主教思高

靈經會均有譯經的交流。交換講壇(即神父在基督教堂講道;或牧師在天主教堂

講道);舉行研討會;神學課程講授。由於神職人員加深交流,使兩教的排斥性和

對立性漸漸消除,此可謂香港兩教在教會合一運動上的突破和進步。兩教會面對

未來,對於"普世教會"的觀念是有聖經性的共識。如香港天主教會對"普世教會"

的觀念有所表白:"自從耶穌基督於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受難去世,復活,升天及聖

神降臨後,祂的門徒四出傳教,建立地方教會,例如保祿傳教至意大利羅馬;而 25

多默則遠至亞洲的印度。歷代基督徒在繼承宗徒之長伯多祿職位的教宗領導下,

** (52)

。

更將福音傳播至地球的每一角落,於是天主教便成為一個普世教會 而香港亦

有一部分基督教會宣稱:"在致力本地宣教之餘,香港教會當不忘普世宣教,與普

(52)(香港教會在普世性與地區性之參與及關係)(天主教香港教區教會展覽),頁1。

874

30

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世教會齊心努力使福音傳遍地極。 》 (53) 不論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彼此都自認為是普

世教會的一分子,自然彼此都有宣教的責任。而宣教傳揚福音也就是兩教共同的

目標。

然而自1984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香港於1997年後回歸中國管治,兩

5 教會面對香港主權的轉變和未來的發展,同樣作出不同角度的反思。尤其是當進

入20世紀之後,兩教會對未來同樣需要探討,藉以制定日後教會的方針。天主

教胡振中主教曾於1990年發表<邁向光輝的十年》的文章,提出了教區發展的路

向。(54)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在90年代香港教會使命宣言>中,開宗明義地提出:

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在未來歲月的目的,充滿積極的態度。

10

在香港歸屬中國管治之後,兩個教會將有一個觀念,即天主教在<邁向光輝

的十年〉所說的:"加強培育教友正確的愛國心:愛天主,愛教會,愛國家。承認

教會過去對中國了解不足及曾犯錯誤,現應懷修和之心,與中國真誠對話。 而

在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宣言中則提及:"九七年後香港回歸中國,教會應致力參與

培育港人之民族意識,對中國有所承擔;教會亦應率先尋求機會,在中國現代化

15 之進程中,作出貢獻。"又謂:"香港教會於此時並九七以後應與中國教會彼此扶

助,使福音在中華民族整體廣傳,使福音的大能彰顯於中華文化之內。中港教會

應超越兩地政治、社會、文化之差異,保持兩地教會特質之同時,體現互為肢體

之真實。"事實上兩個教會對香港九七回歸中國是有所認同的,並且要盡教會安

守本份;對中國教會要作貢獻。而近年來,無論天主教和基督教,都與大陸的教

會加強彼此往來、交流,促進兩地信徒的聯繫,這亦充分體現中國內地進一步落

實了宗教自由政策。

20

由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政策,在宗教組織上秉持互不隸屬、互不干涉、互相

尊重的"三互原則",加深本港教會與內地教會的交流,尤其是在神學教育、新圖

培訓上,香港教會做出了重大貢獻。2004年,中國基督教兩會在香港舉行聖經展

25 覽,中國基督教兩會參與《和合本修訂版聖經》修訂工作,以使《和合本修訂聖經》

得於2010年9月在香港出版,以供香港、國內(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地華人新

圖採用,實屬中國教會21世紀的重大盛舉。無可置疑,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和香港

華人基督教聯會是香港基督教最大的聯合組織,所領導的宗派教會,或是獨立的

30

(53)《合一承擔牧萬民》,1990年,頁31。

(54)胡振中樞機主教牧函:〈邁向光輝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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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會堂,與內地教會固多交流,面對內地的扶貧和賑災的工作更多相應和參與,發

揮聖徒相通,愛護同胞的精神,實踐耶穌基督愛人敬神的教導。在神學交流上多

有探討基督教中國化的論題,為建設中國神學思想找出新途徑,在互動交流中使

中國教會發出亮光。

(55)

(55)《聖經 一馬可福音》,16章15至16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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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

黃兆漢 吳麗珍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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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道教信仰在香港廣泛地流行。在茂林修竹中的道觀眾多,在密集民居裡的道

堂林立。道士女冠的人數相信有千人以上,而信眾更多達三十多萬人。

目前香港最大的道教組織是香港道教聯合會(簡稱道聯會)。道聯會是香港六

大宗教的代表組織之一,香港有過半的道教團體隸屬其下。隨着時代的進步,

香港道教日趨組織化和社會化:各大小宮觀,除養真修道,保留各派的傳統和特

色外,更廣泛宣揚教義,吸納信眾,團結合作,甚至融入社會,參與社會福利及

公益事業。故此,今日的香港道教,更為社會人士接受,贏得不少市民的信仰。

香港道教所崇奉的神聖很多,除以正宗道教信仰,信奉三清、呂祖、黃大仙

等以外,又信奉三教聖神,兼奉觀音菩薩、濟公活佛、孔子等,更有與香港地理

環境與發展歷史息息相關的神仙信仰,如天后、譚公等。

(4)

一直以來,專題論及或研究香港道教的文章不多,專書就只有黃兆漢及鄭煒

明合著的《香港與澳門之道教》。(5)本章部分内容即根據此書。

(1) 見黃兆漢、鄭煒明:《香港與澳門之道教》,香港,1993年,頁10。

(2) 見李養正:《當代中國道教》,北京,1993年,頁197。

30

(3) 其他五大宗教為佛教、儒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4) 上述有關道教的神祇,將在下文詳作介紹。

(5) 同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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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S

圖21.1 佛堂門天后古廟舊貌(20世紀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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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

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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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元朗舊墟玄關帝廟(20世紀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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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香港道教的起源與發展

道教何時開始在香港流傳?由於缺乏可考究的材料,難有定論。根據清代李

福泰主修及刊刻的《番禺縣志》記載,晉代著名道士鮑靚(生卒年不詳)為南海太

守時,在粵秀山(又稱"越秀山")曾興建一所崇祀仙真的越岡院。6香港在當時既

屬番禺縣,(7)道教在那時傳入香港,也大有可能。可惜,更足徵信的資料匱乏,無

法確證。

目前,可足考究道教在香港發展的最早痕跡者,是座落在新界的佛堂門天

后廟(或稱"北堂天后廟",俗稱"大廟")。(8)該廟建於南宋咸淳年間(1265-

1274),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從記載中廟宇建設的頗具規模來看,可知道教

在南宋時已有相當的發展了。

根據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舒懋官主修,王崇熙總纂的《重修新安縣志》的

資料得知,早於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新安縣有供奉仙人的長豐庵;

(9)在清乾

隆二十二年(1757)以前,已有崇祀道教大神的北帝廟。 又據同書卷 21.下卷

<人物三·仙釋>所載,莆心鄉人何氏女(生於康熙甲戌(1694),屍解於康熙乙未

(10)

〔1715〕)的神仙故事,除內容極富道教色彩外,故事中記載的"莆心鄉"、"筍岡"

等地,即今羅湖、深圳一帶,而"九龍洞"、"獅子山"和"龍躍頭"即在今日香港

境內。(II)香港在清代屬新安縣,可知道教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在香港已有活

動,而且頗為流行。

香港道教發展至清代已十分活躍。從香港目前歷史悠久的廟宇留下的文物,

可知道教在當時不但深入民間,而且頗得政府支持。可是考究的文物古蹟,舉述

如下:

(1)元朗舊墟玄關二帝廟,有康熙甲午年(1714)鐘、康熙五十四年(1715)香

鼎、乾隆十三年(1748)聚寶爐各一座。

(2)元朗八鄉元崗眾聖宮,有乾隆十五年(1750)鐘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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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據《番禺縣志》記載,越岡院在明萬曆(1573-1620)及崇禎(1682-1644)年間曾兩次重修,後更名為三元宮。見注(1),

頁11-12。

(7) 據史籍記載,香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到東晉成帝咸和六年(331)屬番禺縣。見注(1),頁11。

(8) 有關該廟興建的淵源,見魯金:《香港廟趣》,香港,1992年,頁172-173。

(9) 見舒懋官(主編),王崇熙(總纂):《重修新安縣志》,香港,1979年,卷18,下卷<勝跡略·古蹟>條,頁146。

(10)同上注,卷7<建置略,壇廟〉,頁82。有關北帝之研究,詳見黃兆漢:<玄帝考〉,見《道教研究論文集》,香港,1988 年, 30

頁121-156。

(11)同注(1),頁14。莆心鄉何氏女事蹟,詳見《重修新安縣志》,同注(9),頁173。

第二十一章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

5

10

(3)長洲北帝廟,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鐘一座。又從1966年廟誌得知,該

廟建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

。

(4)屯門青雲觀,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送田的芳名碑。

(5)上環文武廟,有光緒二十年(1894)再修香港文武二帝廟堂碑記。另有道

光二十七年(1847)鐘一座。

(6)灣仔北帝廟,有同治二年鐘一座。據1966年廟誌得知,該廟建於同治二

年(1863)

。

(7)紅磡鶴園街北帝廟,據1966年廟誌,該廟建於光緒二年(1876)。

(8)大嶼山鹿湖普雲仙觀,有光緒九年(1883)純陽、普雲仙院石刻示諭。

(12)

上述的道教廟宇,主要分佈於屯門、元朗、大嶼山、長洲、灣仔等地,這些

地區在清代正是人多聚居之處。道教的廣泛流行,實不用置疑。

民國時期,一群晚清遺老如張學華(1863-1951)、陳伯陶(1855-1930)等

是虔誠道徒,屬羅浮山酥醪觀一系,(3)因不滿時政,避地香港。這群高道對香港道

教的發展,可謂深具影響力。(14)隨着內戰迭起,逃難至香港的人日多,大小宮觀

15 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不同的道派也相繼流行。最早的是先天道,繼而是全真

教,其中龍門派最為突出,嗣後更有純陽派。這些"名門正派"在香港生根發展,

所謂"香港道教",就在此時確立。

時至今日,香港的大小道堂約有一百二十餘間,絕大部分已向香港政府申請

註冊為合法團體,而且各有規模。1961年香港各道堂代表籌組成立香港道教聯合

20 會,1966年向香港政府申請註冊為有限公司組織,1967年得政府批准,成為香港

六大宗教團體代表之一,為香港道教的代表及領導機構,除舉辦和處理有關香港

道教界的大事外,在教務方面更起組織和協調的作用。道聯會發展至今,已有團

體會員六十餘個,是以道教信仰為主體的儒、釋、道三教的聯合體。(15)

今日的香港道教,以弘揚道教為專業,以悟道修真為宗旨的道士不多,宮

25 觀、道壇等組織大都是亦商亦教,與傳統道教的形式及規模大異,但卻保留並發

揚了植根民間,博施濟眾的特色和精神。大小宮觀道堂對參與社會事業,可謂不

30

(12)同上注,頁14-15。

(13)張學華和陳伯陶的生平事蹟及與羅浮山酥醪觀的關係,分別見劉紹唐(編):《民國人物小傳》,台北,1981至 1991 年,第九

冊,頁237-241和第四冊,頁 289-290。

(14)同注(1),頁15。

(15)同注(2),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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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長洲玉虛宮北帝廟(20世紀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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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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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文武廟內高懸善信祈福供神的大香(塔形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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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灣仔北帝廟內的北帝神像(20世紀60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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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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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餘力。早在日佔時期,九龍道德會龍慶堂及雲泉仙館,已有義贈鱣粥,賑濟

饑民之舉。發展至今,各大團體均致力興辦診所,贈醫施藥;建置安老院及兒童

院,濟老扶弱;更開設老人服務中心及青年自修室等,(6)這都是道教團體積極參與

發展社會福利事業的明證。

除此以外,各大道教團體更不斷擴展文教事業。在教育方面,可謂貢獻良

多。早在1928年,香港道德會福慶堂已興辦學校,1957年青松仙觀也曾辦青松學

校,均屬義學性質,嘉惠清貧學子。發展至今,香港的道教學校,遍佈新界的新

市鎮及九龍地區,從幼稚園、小學到中學,數目不下30所。其中以圓玄學院、青

松仙觀和嗇色園三大組織,辦學較具魄力。(17)

1989年香港青松仙觀捐建,由台灣道教會和台北指南宮合作,在台灣興辦了

中華道教學院,是一所培養道教專才,學術性較高的機構。1992年香港青松仙觀

更在香港創辦了香港道教學院,是學術性較高的學院。

(20)

。

(21)

此外,為了廣泛宣揚教義,道教團體也分別刊行該道堂的刊物,如慶雲古洞

的《道聲》(半月刊)、省善堂的《省善月刊》、道聯會的《道心》(年刊)等

15 些道學經典,如《道德經講義》、(18)《重陽全真集》(19)等,也大量印行。不過流通量

最大的,要算是那些宮觀、道堂義贈的勸善書,如《修身寶璧》、 《醒世要言》

等。又道聯會曾編製《道教知識》一書,(2)以為道教中學校採用之道德課課本。

香港道教學院更主辦的《道家文化研究》, (23)為一部研究道教哲學和文化的專題論

文集。

20

25

不論是宣傳會務的機構刊物、廣泛流通的勸善書,抑或學術味道濃厚的研究

論文集,都可窺見香港道教對發展文化事業的重視。道教能不斷擴大發展,為各

階層人士接受,與文教事業的勃興不無關係。

近三十年來,香港道教有長足的發展。不但在香港社會愈來愈普及,在中國

以及世界的道教界中,地位也日形重要。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落實了實

(16)同注(1),頁24-25。

( 17 ) 同上注,頁22-23。

(18)金蓮正宗龍門法脈龍淵子宋常星注,1990年,青松觀重刊。

(19)全書分上、下冊,1979年,青松仙觀宣道部重刊。

(20)義陵無我子劉體恕輯,1989年,青松仙觀印送。

(21)全書三卷,共兩冊。1991年嗇色園70周年紀慶普宜壇重印。

30

(22) 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湯國華主編,香港道教聯合會學務部印行,1983 年初版,1987年修訂再版。

(23)該刊物由香港道教學院主辦,陳鼓應主編 1992 年創刊,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後改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

版,至今已出版超過20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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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紅磡鶴園街北帝廟內北帝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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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

行開放改革政策後,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實施下,香港道教界與中國道教界已

恢復了接觸和聯繫。自1984年以來,香港道聯會,以及知名道觀組織,如圓玄學

院、青松仙觀、蓬瀛仙館、嗇色園等,均先後多次組團前往北京、上海及廣州訪

問,與當地道教界聯絡交流;而中國道教協會、上海市道教協會也應邀來港參觀

5 訪問。(24)1994 年底,香港青松仙觀又出資,與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合辦了成都"道

教道家文化研討會",參加者多達百人以上,規模十分龐大。在切磋教義、交流

經驗和相互合作的同時,對香港道教的發展,實有推動的作用。

又縱觀國際宗教狀況,信道者及研究道教文化者,與日俱增,甚至有"道教

熱"的現象出現。在道教研究的國際會議上,香港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85年

10 12月,由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聯合主辦的"道教儀軌及音樂國

際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應邀學者來自英國、法國、澳洲、美國、加拿

大、日本和香港,共有35人。這是第一次在中國地方舉行的世界性的研究中國道

教的會議。 1986年4月,美國夏威夷大學宗教系舉辦全真教齋醮儀式國際討論

會,與會的有美國、日本、中國和香港的學者。討論會還特別邀請了香港圓玄學

15 院道長赴夏威夷設壇行齋儀三天,向海外學者介紹道教齋儀的過程,並由香港中

(25)

(26)

文大學音樂系曹本治博士介紹道教音樂的形式和特點。 1993年8月,香港大學

主辦第34屆亞洲及北非洲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其中有道教研究小組。小組主席為

香港大學中文系黃兆漢,小組成員來自世界各國,宣讀論文凡數十篇。(2)由此可見

香港道教也受國際宗教界的重視和關注。

20

三·香港道教的派別與特色

香港道教主要的派別有先天道、(28)全真教和純陽派。 (29) 它們發展的淵源和教派

25

30

(24)同注(2),第六章〈大陸道教界與港台道教界及國際友好往来情况(1984-1991)〉,頁158-171。

(25)會議之日程及內容,詳見 Tsao, Pen-Yeh and Law, Daniel P.L., Studies of Taoist Rituals and Music of Today, The Society of

Ethnomusicological Research of Hong Kong, 1989。

(26)討論會的內容,詳見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第4卷,第十編附錄(二)<國際道教研究概況>,上海,1994年,頁

337-338.

(27)The Programme of 3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3.

(28)道教史上有"先天派",為宋末元初道士李道純所傳。李道純是南宗五祖白玉蟾(1194-1229)之再傳弟子,也是當時天師道 以外五大派(東、南、西、北、中)的中派代表人物。能通《老子》、《周易》,又達禪機。道學兼融全真南北二宗。先天派即 中派的一個分支,但香港流行的先天道則與此無關。

(29)同注(1),頁29-40,香港大小道堂源流及發展之表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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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7 粉嶺蓬瀛仙館(20世紀 90 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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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的特色,簡述如下。

第二十一章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

(一)先天道

10

先天道的歷史淵源,學術界有兩個說法。一說本屬道教丹鼎派,

(30)以為自唐末

五代陳摶(872-989)得先天圖於麻衣道者,得太極圖於呂祖(798-?),下開

宋元明的先天易學,先天道已經發軔。(31) 另一說則以為先天道創始於明末清初,是

民間秘密宗教。部分遺民因不滿滿清的專制統治,而奉劉基(1311-1375)、顧炎 武(1613-1682)、黃宗羲(1610-1695)等大儒為"先賢"而創立的。(32)

香港的先天道,以源自嶺南派禮賢堂一脈為主。(3)其中有來自清遠飛霞洞及

藏霞洞的道派;有來自佛山善慶堂(或稱南海紫洞善慶祖堂)、永善堂及成慶堂的

道派。香港目前以佛山善慶堂一系最具影響力,(34) 道堂包括九龍道德會龍慶堂、

香港道德會福慶堂、香港道德會善慶堂和英慶堂等。先天道最早在香港創建的道

15 堂,是 1912 年在九龍牛池灣興建的萬佛堂,目前的"總部",是道中高層首長所

駐,位於粉嶺的藏霞精舍。

(37)

香港先天道供奉的神聖,主要有齊天大聖、玉帝、瑤池金母、如來佛、觀

音、呂祖、關帝等三教聖神。其中善慶堂一支,以瑤池金母(又稱老母)為最高的

神,(36)其他如萬佛堂、藏寶洞等,則以觀音為主神。 先天道主張三教匯參,而以

20 道教為主,所謂"行儒家之禮、持釋家之戒、修道教之功"。 (38) 以為人性本善,可

惜為七情六慾所蔽,故必須修道,以返"瑤池"。主張以道德為基礎,先修人道

(39)

再修天道; 除重修煉精氣神的內功外,更十分重視行善積德的外功。所以流行

25

(30)丹鼎派又稱"金丹道教",是對以煉丹求仙為主的道派的統稱,並非某一道派之專稱。最早是由古代神仙家、方仙道發展而

成,南北朝隋唐以煉外丹為主,宋元以後則由外丹轉向內丹。

(31)同注(1),頁59及61。

(32)同上注,頁59-60。

(33)同上注,頁53。又據頁40-45之表列資料,記有道堂46間,16間屬先天道,其中六間標明屬嶺南道派禮賢堂。

(34)同注(1),頁54。

(35)同上注,頁58。

(36)同上注,頁60。

30

(37)同上注,頁40-45之表列資料。

(38)同上注,頁60。

(39)同上注,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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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筲箕灣天后廟內的呂祖像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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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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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

5

於香港的先天道,也就呈現了以下三個特色:

(1)可粗分為乾(男性教徒)道的積善派和坤(女性教徒)道的丹鼎派。前者多

致力於謀財辦道,積善行仁的外功;後者則專注於修煉內丹,嚴持戒律的內功。(40)

(2)所有道堂均自稱戒律精嚴,尤以坤道的修行更甚。愈早成立的道堂,其

建築以至禮義就愈遵古制。(41)

(3)極重視外功的興辦,積極參與社會福利事業,熱心慈善工作,而九龍道

德會龍慶堂,更是其中的佼佼者。(42)

(43)

香港先天道又有分支,同善社一脈即為香港正統先天道組織以外的支派。

香港知名的大仁祥道社,即屬同善社的組織。(4)與先天道相比,同善社的入道較為

10 輕鬆:前者要求入道者持戒茹素,修内外功;後者則以為毋須出家持齋、守戒誦

經,只要具備誠信,即可成仙證道。(45)至於同屬先天道的一貫道,在香港仍有活

動,但因歷史的關係, (46)一般都隱去"一貫道"之名,只稱"天道"。關於此一支派

的發展和活動,仍有待廣泛搜集資料,再作深入研究。

總而言之,先天道在香港道教發展,可謂舉足輕重:屬同善社的大仁祥的領

15 袖湯國華先生,即為道聯會主席;先天道重要領袖之一的羅智光先生,是道聯會

副主席。為了適應社會,各道堂多改組為有限公司,採選舉制,選拔教中的領

導。在組織方面,則積極參與及支持道聯會的工作,並溶匯各個支派,擴大教

務。(47)對外則積極發展教育和社會慈善事業等外功。

20

(二)全真教

25

全真教始創於王重陽(1112-1170),而大盛於弟子丘處機(1148-1227)。

丘處機是全真七子之一,其他是馬鈺(1123-1183)、譚處端(1123-1185)、

(40)同上注,頁62。

(41)同上注,頁54。

(42)同上注。

(43)同上注,頁54 及 62。

(44)同上注,頁62。

30

(45)同上注,頁64。

(46)同上注,頁64-65。

(47)同上注,頁46及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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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 21.9 文武廟內的六十太歲,也屬道教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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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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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處一(1142-1217)、劉處玄(1147-1203)、郝大通(1140-1212)和孫不二

(1119-1182) • 重陽仙逝後,七子弘揚全真教,各自成立不同教派,依次為遇

山派、南無派、蝓山派、隨山派、華山派和清靜派,而丘處機所立的是龍門派。

全真七派,以龍門派最盛,從明清至近代,一直是全真道的主流。事實上,明

清以還,全真道日趨衰微,到清順治二十二年(1655),龍門派第七代律師王常

月(?-1680) (48) 從華山北上京師,在靈佑宮掛單,不久即移居白雲觀,在那兒

傳戒收徒。康熙年間,更率弟子南下,先後至南京、杭州、湖州等地傳教。20年

間,度弟子甚眾,使久衰的全真教中興起來。王常月死後,弟子更在江浙一帶開

山授徒。全真龍門派由是南傳。康熙年間,龍門第十一代道士曾一貫進入廣東羅

浮山,任後虛觀主持。其徒柯陽桂(?-1745) 在酥醪山創應元宮、度弟子百餘

人。於是"今粵東羅浮及會城諸道觀,其派,又皆全真也。

(49)

" (50)

(51)

至於全真道在香港廣泛流傳,龍門派大盛,則得力於三大道士。1929年廣

州三元觀主持麥星階南來香港,創立蓬瀛仙館;著名乩手何啟忠在創立雲鶴山房

後,又在1950年立青松仙觀;1951年龍門派道士曾誠熾創立萬德至善社。 自此

15 全真教在香港盛行,龍門派更不斷繁衍,繼先天道外,成為另一個影響力最大的

教派。

全真龍門派主要是奉祀呂祖和丘祖。北方的龍門派,承祖派全真道的餘緒,

以精於內丹學著稱於世,與南方傳播的龍門派不同。南方龍門派在江南傳播後,

又受南方本位道教正一教的影響,漸漸與正一道融合。(52) 發展至清末,南方的龍門

20 派道士,大都兼行祈禳齋醮。流風所及,香港流行的龍門派也重視祈禳齋醮,少

有精於丹道的黃冠,不過香港的龍門派,則更以重視民,關懷社會福利而見稱

於香港。

25

30

(48)王常月生平事蹟,詳見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第一卷,上海,1994年,頁333。

(49)Tsui, Bartholomew P.M., Taoist Tradition and Change - The Story of the Complete Perfection Sec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1991, p. 69。又據《中國道教》,第一卷,同注(48),頁204,柯陽 桂之生卒年為1619至1671年,現錄於此供參考。

(50)見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台灣,1975年,卷7,頁538。

(51)見Taoist Tradition and Change - The story of the Complete Perfection Sect in Hong Kong, pp. 76-138。

(52)同注(48),頁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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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 21.10 荃灣圓玄學院(20世紀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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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

(三)純陽派

純陽派是以呂祖為主祀的神靈。呂祖信仰在香港至為流行,在道教祖師中,

他也最為港人尊崇,這實與全真教活躍於香港不無關係。呂祖是全真(北宗)的

5 遠祖,王重陽則繼承並弘揚他的道學而開創全真教;而以張伯端(984-1082)為

首的金丹道(南宗),在某程度也受他的影響。可見他在道教發展中的崇高地位。

最重要的還是,他是民間熟悉的"八仙"(53)之一,他成仙的過程及度化世人的傳

說十分豐富,而且出神入化,自宋以來,一直為人津津樂道。他救苦救難的形

象深入民心,在民間影響極大,遠遠超過其他仙人。加上,自明清以還,扶乩流

10 行,而據說呂祖又不時顯靈,降乩濟世,於是在道教界,甚至在民間的地位,益

形重要。目前香港的玉壺仙洞、抱道堂、雲泉仙觀、金蘭觀等都是主祀呂祖的,

其他如主祀黃大仙的黃大仙祠、主祀太上老君、文殊廣法天尊的省善真堂都拜呂

祖。 又拜呂祖的道壇宮觀,大多同時供奉其他七仙,雲泉仙館就有"八仙壁"。

(54)

15

(四)其他

此外,香港還有相傳乃屬闖山三奶派的魏氏廣德祖壇,由河南傳至廣東海

豐,再傳香港。又有信奉李淳風,以六壬神功為號召的六壬派。而名為"中華道教

20 僑港道侶同濟會"者,乃屬俗稱"喃嘸佬"的職業道士的組織。會員約有二百人,

這些道士皆以做法事為業,師徒或父子相傳。至於那些以道術招徠的江湖道士,

更是不計其數,有謂是茅山宗支派的清花派,有說是屬江湖組織的流民派等。 (55)

由以上各個教派的發展狀況,可管見香港道教的特色。現分項臚列,簡述

25

如下。

(1)香港道教的教派,大都主張三教合一。這從先天道和全真教的主張可以

印證,而道觀如圓玄學院、黃大仙祠等也是同祀三教神聖的。

(2)大多宮觀壇堂,均是亦商亦教的組織。觀主大都經營工商業,眾多辦道

30

(53)"八仙"是道教仙人名稱。相傳是鍾離權、李鐵拐、張果老、曹國舅、呂洞賓、韓湘子、藍采和、何仙姑等八位神仙。

(54)見Taoist Tradition and Change - The Story of the Complete Perfection Sect in Hong Kong, pp. 78-79。

(55)同注(1),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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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1 屯門青松仙觀(20世紀 70 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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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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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教領袖,同時也是成功的紳商。如著名的道教領袖趙聿修先生,即為戰後首

二位太平紳士之一;道聯會主席、同善社組織大仁祥的領袖湯國華先生,即為商

人。而許多規模較大的宮觀,更是"有限公司"組織。

(3)以弘揚道教為專業的正一、全真道士較少。教中後輩,多不肯出家茹素,

漸次以行善積德,興財辦道的信眾為主。而許多教團組織,均致力興辦慈善事

業,尤以發展社會福利及文教事業為傳道興教的鵠的。

異

O

(4)許多道觀都不重道教教規,而重齋醮儀式,與中國北方之道教大有差

(56)

10

四·香港著名宮觀選介

(一)圓玄學院

15

圓玄學院,位於九龍西北部的荃灣三疊潭。1951年由趙聿修、呂重德等人發

起並集資建構,1953年正式落成。其道統傳五師之系(關聖、呂祖、濟佛、華佗

和鄭金山諸聖),道派則可溯源廣東羅浮山的冲虛觀。

(57)

該院為一以弘揚儒、釋、道三教之團體及活動場所,以道教為主體。其院名

即含此意:以"圓"喻釋,"玄"指道,"學"為儒。又院內辦公樓"養真軒",牆上

20 有"南無天元太保阿彌陀佛"十個大字。"南無"是梵文音譯,有敬禮、皈依之意,

25

是佛教用語;"天元"指日月星,是道教敬之"三元"(天、地、人)之一;"太保"

是儒家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之一;"阿彌陀佛"是佛教西方三聖(阿彌陀佛、

大勢至菩薩、觀世音菩薩)之一。總的意思是敬祀三元、三公和三聖。圓玄學院

三教合一的主張,由此可見。 (58)

院內主要殿堂的建築是三教大殿,供奉太上道德天尊、至聖先師和釋迦牟尼

佛。另有關帝殿、呂祖殿等。院內又設有骨灰龕、老人療養院、兒童醫院等慈善

福利機構。

30

(56)上述各項特色,參見注(2),頁202-203

(57)同注(26),頁 286。

(58)同注(2),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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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2 香火鼎盛的赤松黃大仙祠(20世紀 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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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

圓玄學院的管理制度,採用董事會形式。現任主席湯國華先生,也是道聯會

主席。該院籌辦以來,均致力社會公益事業:興建安老院、西醫診所,扶老濟

貧;資辦中學、小學和幼稚園,培育人才。另外,該院也重視開展宗教文化的研

究:建有香港道教界最大的圖書館,藏有儒釋道經典及各種研究書籍、期刊數萬

5 冊。1985年曾召開道教科儀傳統音樂國際研究會議,對齋醮、朝賀、喪制、功

德、法事等之用譜、掌板、音調等,均有闡釋研究。(5)該院在香港道教界和學術界

均具有較高的地位。

10

(二)青松仙觀

15

20

青松仙觀位於九龍西部屯門麒麟圍。1949年冬,廣州至寶台道長何啟忠得

呂祖乩文訓諭:"南下設壇,繼行普度",遂約同陸吟舫、盧少華、易澤峰等

十八人捐款組壇,並覓得九龍偉晴街67號四樓,1950年新觀落成,取名"青

松觀。 》 (6) 1951 年奉准香港社團註冊處為合法慈善團體,定名為"青松仙觀"。

1952年遷址九龍彌敦道200號五樓,以擴辦各項善業。1960年侯寶垣道長覓購青

山麒麟圍,另建新觀。1963年奉准註冊為"有限公司",全名青松觀有限公司。

1971 年又購得大南街160至170號樓宇,以擴展九龍道觀之善業,並於1974年擴

遷

O

(61)

1994年,購得元洲街昌華閣一樓全層,為香港道教學院的院址。

青松仙觀自稱全真龍門法脈,為龍門第四代宗師黃玄憲(2)之後裔傳人。道派

溯源於廣州至寶台,為全真龍門法嗣。青松仙觀以呂祖為主神,純陽殿內並以王

重陽和丘處機陪祀。該觀以呂純陽、王重陽和丘處機三祖神像供奉於主殿,充分

顯示其全真龍門派的正宗地位。該觀又建翊化宮,供奉"四師",即"慈悲護道玄

25

30

(59)同上注。

(60)"青松觀"之命名來自呂祖乩文指示:

·蓋善似青松惡似花,總以一善為皈矣。青松者,取其有勁氣節,有永久性 又據玉皇大天尊的鸞示中,有"十二月十八公"句,以為是"青松"二字之顯示,故以"青松"為名。詳見侯寶垣:(觀史沿革 概要>,載青松仙觀宣道部(編)《九龍青松觀擴展新址暨成立廿五周年紀念》,1974年,頁14-15。

(61)見侯寶垣:(觀史沿革概要>,同上,頁 14-18。

(62)黃玄憲原名澤民,號侶漁,廣東順德人。明洪武年間曾舉進士,後遇龍門嫡嗣譚通明,取道號"玄憲",為龍門第四代門人。

見《當代中國道教》,同注(2),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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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cc

憲黃大真人"、(63) "瑯玕贊化志能李大真人"、(64) cs 樵陽悟道伏虎白眉仙師"、(65)"渡凡

(66)

覺迷碧蘿黃大仙師", 以示不忘師恩。

青松仙觀向來遵行呂祖訓示之"忠、孝、廉、節、義、信、仁、惠、禮"九

德,以弘揚道教、服務社群為宗旨。所謂"本尊道貴德之主旨,植福揚孝,安老

育材,行善修真,配合政府,繁榮社會"。(7)該觀辦有安老院、診療所,又資助中

學及幼稚園辦學。近年更致力培養道徒和開展道教文化的研究工作:創辦香港道

教學院,培養人才;主辦《道家文化研究》叢刊,弘揚道學。青松仙觀在美洲、歐

洲、澳洲均建有道觀或設有辦事處。

5

10

(三)蓬瀛仙館

蓬瀛仙館位於粉嶺百福村。1929年廣州三元宮住持星階與龍門正宗道人何

近愚、陳鸞楷等湊資於粉嶺雙魚洞山麓興建,1930年落成,其後幾經增修擴建,

規模日益宏偉。1949年向政府登記為道教社團,1950年採理監事制,由眾推舉理

監事管理該觀,1972年註冊為蓬瀛仙館有限公司。

(68)

該館由廣州三元宮住持麥星階創立,故道統仍屬全真龍門派,與同屬全真龍

門派的青松仙觀關係密切。1986年為響應聯合國國際和平年,與青松仙觀合辦

"道教全真法會",舉行"羅天金籙"、"太平清醮"、道教文物展覽及道學講座等 活動。(69)

蓬瀛仙館主祀太上老君、呂祖和丘祖。以"重視民瘼,福利人群"為宗旨

先後開辦幼稚園、老人服務中心、青年自修室等社會服務機構,經常舉辦贈醫贈

藥,施財施物等慈善籌募活動。

15

20

25

900

(63)同上注。

(64)李真人字啟寬,明永樂時人,山西太原府人氏。少精儒學,後入華山修道。見《當代中國道教》,同注(2),頁199。

(65)相傳為山西人,名偉忠。清乾隆時為走卒,後入山遇仙,在西樵山白雲洞得道。見《當代中國道教》,同注(2),頁199-

220°

(66)相傳為陝西咸陽人,名冰,字潔坤。清乾隆時生,是文武雙全之女豪傑。因姑母貪財,將其賣予巨賈,逾牆逃脫,流落江

湖。後於湖南湘鄉遇慧明道姑,苦修得道。見《當代中國道教》,同注(2),頁200。

(67)同注(2),頁199。

(68)見〈創建粉嶺蓬瀛仙館記>及<粉嶺蓬瀛仙館增建西齋捐款題名記》,載《粉嶺蓬瀛僊館金禧紀念擴建大殿落成特刊》,香港, 30

1982 年,頁34-35及44。

(69)該法會的緣起、內容和日程等,詳見青松仙觀、蓬瀛仙館合辦:《道教全真法會特刊》,香港,1986年。

第二十一章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

(四)黃大仙祠

黃大仙祠原名嗇色園,位於九龍東北竹園區,獅子山南麓。傳說黃大仙原名

黃初平,東晉時浙江金華人。八歲時在赤松山放牧,15歲遇仙翁指點,授以靜修

5 和草藥之術,在山修煉40年成仙。葛洪(283-363)《神仙傳》有記載黃大仙的神

異事蹟。(70)

黃大仙之聖跡南下廣東,始於百年前的番禺大嶺,再而廣州花地之普濟壇及

西樵稔崗之普慶壇。1915年,普慶壇道士梁仁菴、梁鈞傳父子攜黃大仙畫像來

港。1921年得黃大仙降乩啟示,在竹園村現址建廟,並得政府租批為私人潛修之

10 地,定名為"嗇色園"。(7)1956年得東華三院協助,獲政府允許正式開放。1965年

奉准成為慈善社團,得政府豁免"有限公司"稱號,一切對外內的決策,均由董事 會負責。(72)

嗇色園是奉祀儒釋道三教神聖的道觀。殿內建設經七十多年的增修擴建,頗

具規模。主殿於1971年重建,上有"赤松黃仙祠"匾額,殿內供奉黃大仙畫像。

15 大殿右側有"三聖堂",供奉關帝、觀音和呂祖。另有"麟閣"供奉孔子及其弟子。

又有醫藥局兩層,為中西醫贈診施藥用。該祠香火鼎盛,以靈驗馳名,而祠址竹

園正街,解簽檔林立,遊人擁擠,善信絡驛不絕。

嗇色園自創辦以來,向以"普濟勸善"為宗旨,除實踐贈醫施藥的傳統外,還

不斷興學育才,扶老憐貧。至1992年止,其轄下之教育機構有13間,老人護理

20 安老院、宿舍及老人社區服務中心也有12間。(73) 可知嗇色園不僅是宗教聖地,更

是慈善團體。

25

五·香港道教諸神崇拜

正如上文所述,香港之道教團體大都主張三教合一,所以香港道教崇拜的對

30

(70)黃大仙的研究,詳見黃兆漢(黃大仙考〉,載《道教研究論文集》,香港,1988年,頁157-181;又可參 Lang, Graeme, &

Ragvald, Lars, The Rise of a Refugee God: Hong Kong's Wong Tai S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71)嗇色園開始時稱赤松仙館,後得玉帝賜乩"普宜壇"三字,為道門立壇之號。其後又獲文昌帝君乩書"嗇色園"三字,才正式

以嗇色園命名。參見〈黃大仙與嗇色園》,載《嗇色園》,香港,1991年,頁44。

(72)見〈嗇色園大事回顧〉,載《嗇色園》,同注(71),頁51-61

(73)見〈嗇色園各類服務>,載《嗇色園》,同注(71),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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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象,可謂包羅萬有,上自三清、下至歷代仙人,真是多不勝數。本文只選錄其中

較重要的,略作介紹。

(一)三清尊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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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10

三清是道教尊奉的三位最高神靈的統稱,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

尊"和"太清道德天尊"。《雲笈七籤》卷六《三洞並序〉:"三清者,言三清淨土無

諸染穢,其中宮主......不可窮也。 "三清"是指天神所居之勝景,即玉清、上

清和太清,合稱三清境。六朝時"三清"僅指"三清境"。"三清"之作為道教尊神,

是伴隨道教三洞經書說逐步形成的。《道教義樞》卷二記:"但知洞真法天寶君住

玉清境,洞玄法靈寶君住上清境,洞神法神寶君住太清境。 因此三清又是道教

三洞(洞真、洞玄、洞神)真經的神化表象。而"三清尊神"中,以太上老君出現

最早。東漢末五斗米道成立,即以太上老君為至高神。到東晉上清、靈寶派出,

在《上清》、《靈寶》經中,相繼出現元始天王,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等新的至高

神。南朝陶弘景(456-536)撰《真靈位業圖》, 將"元始天尊"尊為最高神,在

老子之上。到唐代始將太上道君,與元始天尊、太上老君並列,稱為"三清"。

在三清中,最為香港道派崇祀的是"道德天尊"。道德天尊的神形是據先秦老

子的形象而有的。自五斗米道奉老子為教主,老子即被神化為道教教祖。雖然他

在道教神系中"三清尊神"的末位,但他在道教的地位特殊,甚至被奉為李唐王朝 20

的始祖。時至今日,許多道觀甚至有專供老子神像的。

(76)

(77)

15

(二)呂祖

呂祖是八仙中傳聞最多最廣的一位仙人。相傳呂祖是唐代人,姓呂,名喦,

25

902

(74)見《正統道藏》,台北,1977年,第37冊,頁144。

(75)同上注,第41冊,頁780。

(76)全名《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將天神、地祇、五鬼、仙真和眾聖等,依系統劃分七階。見《正統道藏》,同注(74),第五冊, 30

頁18-33。

(77)見卿希泰:《中國道教》,第三卷,上海,1994 年,寬13-14。

第二十一章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

字洞賓。原為唐宗室,後因避武則天禍,攜妻子隱居山間,改姓呂。因常居岩石

之間,故名岩,又常洞棲,故號洞賓。也有傳說他是唐禮部侍郎之孫,因仕

途多蹇,轉而學道。 (78)《宋史·陳摶傳》記載他通劍術,是修道有術的高道;《全唐

詩》收錄他的詩作有二百多首。所以他又有"詩仙"、"劍仙"之號。至於民間和道

5 教為他編的仙話就更多不勝數:有他遇鍾離權得道的"黃粱一夢"和"雲房十試"

又有"三醉岳陽樓度鐵拐李岳"、"飛劍斬黃龍"、"三戲白牡丹"等故事。(79)呂仙

的形象深入民間,在宋代被封為"妙通真人"、元代被封為"純陽演政警化孚佑帝

君",所以又稱"呂純陽"。王重陽創全真教,呂又被奉為"北五祖"(0) 之一,故道

教尊稱他為"呂祖"。

,

10

呂祖信仰在香港極為流行,前文介紹純陽派時已有談及,在此不再贅述。

(三)丘租

15

丘祖即金末元初道士丘處機(或作邱處機),字密通,號長春子,登州棲霞

人。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入道,次年拜王重陽為師。重陽仙逝,於大定十四年

(1174)入陝西磻溪隱居六年,再入龍門山潛修七年。貞祐二年(1214),請命招安

山東楊安兒義軍成功,名噪一時。興定三年(1219)應元太祖成吉思汗之請,率弟

子 18人,由萊州出發,歷時兩年,到西域大雪山與元太祖講道。太祖待之甚厚。

20 尊他為"神仙",又賜虎符、璽書,命他掌管天下道教,並詔免道院和道人之賦稅

25

差役。丘處機回燕京後,即廣發度牒,大興宮觀,並設壇作醮,一時教門四闢,

道侶雲集,全真龍門派大盛。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丘處機仙逝。元世祖至元

六年(1269)詔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為"長春全

德神化明應真君",後世稱"長春真人"。(81)

丘處機創龍門派,發揚全真教,且派系繁衍,歷明、清至現代而不衰,儼然

為全真道之代表,故此丘處機也被道教中人奉為"丘祖"。全真龍門派在香港也十

30

(78)見同上注第一卷,頁295。

(79)同上注。又所舉仙話內容,詳見馬書田:《華夏諸神·道教卷》,台北,1993 年,頁226-238·

(80)"北五祖"依次為王玄甫、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和王重陽。

口

(81)見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卷202,頁4524-4525。又見姚從吾:<元邱處機年譜>,載《東北史論叢》,

台北,1959年,下冊,頁2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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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峰渣镇跷

廟公譚

圖 21.13 黃泥涌譚公廟(20世紀 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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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n

駕江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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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

分盛行,且極具影響力。丘祖的地位,自然也不用贅說了。

(四)黃大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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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黃大仙相傳為晉代道士黃初平,浙江金華人,嘗牧羊遇道士,引至金華山石

室,修道成仙。擅長法術,能叱石成羊。黃大仙又號赤松子,早在晉代,金華山

已有赤松觀之興建,規模宏偉,為當時江南道觀之冠。(2)至於黃大仙信仰如何南來

香港,受港人崇拜,可參考上文介紹黃大仙祠一節。

黃大仙信仰素來在中國東南地區普遍流行,隨着海外的華僑日多,東南亞-

帶,甚至遠及美國等地,也流行奉祀黃大仙。而隨着中國內陸的黃大仙信仰式

微,香港的黃大仙祠就更遠近馳名。黃大仙祠有求必應的"靈簽"和能醫百病的

"仙方",香港以及外地人士,可說是無人不知。由政區、汽車或地下鐵路的車

站,均以大仙之名命名,就更足見黃大仙在香港的影響力了。

(五)天后

20

25

天后又稱"媽祖"(福建方言,相當其他地區的"娘娘")、天妃、天上聖母。

據說天后原名林默娘,是宋代都巡檢林願之女,960年生於福建莆田湄州嶼。少

而聰穎,得異人授以"玄微真法",又在古井中得"天書",從此具神異之力,能

治病救人。相傳某日在家中織布,突然昏厥,元神出竅,趕赴海上,救回父兄四

人,從此聲名日噪。30歲後雲遊四方,在海上救難行善。傳說因救人被颱風捲

走,不知所蹤。或稱在湄州嶼成仙登天。(83)

傳說天后常穿朱衣,雲遊海上,顯靈救護遇難的漁民和商客,靈跡遍及天

津、揚州、南京、福州等沿海一帶。人們紛紛建天后宮崇祀她,奉之為海神。天

后救助航海船隻的傳說,在北宋中葉開始,自此歷代不絕。不但受人民的崇拜,

從宋到清,歷代帝王更對她褒獎有加,先後冊封多達40次。她的地位平民、

30

(82)有關黃大仙的研究,詳見黃兆漢:(黃大仙考〉,載《道教研究論文集》,同注(70),頁157-181

(83)同注(77),頁 146-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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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夫人,而為妃、天妃、聖妃,直至高升為天后、聖母。祭禮也由民間祭祀升格為

朝廷大臣致祭,並載入國家祭典。明清以後,天后信仰更傳至東南亞、日本和朝

鮮。

(84)

香港自古即為漁港,所以也崇祀天后。相傳香港的得名,也與天后有關。香

港又名"紅香爐港"。傳說很久以前,從海上飄來紅香爐,泊於天后廟前,人以

為是天后顯靈,就將島上之山稱"紅香爐山",將該處稱"紅香爐港",簡稱"香

港"。(85)目前,香港最古老的天后廟,是佛堂門天后廟,可知在南宋年間,香港已

流行天后信仰。事實上,香港六十多間廟宇,有半數以上屬天后廟。廟宇分佈在

香港仔、石塘咀、上環、銅鑼灣、筲箕灣、赤柱等地。今日九龍的廟街、香港島

的天后廟道,港鐵的天后站,都與這位女神有關,由此可知天后信仰在香港流佈

之廣了。

5

10

(六)玄武

15

20

玄武又稱真武大帝、真武帝君、蕩魔天尊。道教奉為職掌北方天界的天神,

在民間極具影響力。玄武信仰源於古代星辰崇拜和動物崇拜。中國古代星象學家

把太陽、月亮全天所經天區的恆星分為"二十八宿",戰國後再分為東方青龍、南

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四組。又據《楚辭·遠遊補注》:"玄武謂龜、蛇,

位於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龜、蛇是長壽之物,而自漢以來,就

成為北方玄武神的象徵。玄武起初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不高,只是太上老君的守

護神。後來因吸收漢代緯書"北方黑帝、體為玄武"的說法,加以人格化,玄武才

成為道教大神。宋真宗時,為避尊祖趙玄朗諱,將玄武改名真武,至元朝大德七

年(1303)封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明燕王棣發動"靖難之變",據說得玄武顯

靈相助,所以即位後,就加封玄武為"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由於帝王崇祀, 25

玄武信仰大盛,宮廷內和民間均普遍建有玄武廟。(86)

玄武得世人崇祀,與它位在北方不無關係,北方是特殊的大位,在五行中之

(84)見馬書田:《華夏諸神、道教卷》,同注(79),頁115-118。

(85)同上注,頁124。

(86)見黃兆漢:〈玄帝考〉,載《道教研究論文集》,同注(70),頁121-156。

30

第二十一章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

水位。水能勝火,所以奉祀玄帝實為防禦水火災之最妥善辦法。其次龜蛇也是

水火二精,又是玄武隨身的二物,所以漸漸成了玄武的象徵,甚至化身,受世人

奉祀。 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何以會北神?據《天官書》載:"北宮黑帝,其稱

(87)

玄武...... 粵人祀赤帝並祀黑帝,蓋以黑帝位居北極,而司南溟,南溟之水,生

5 於北極,北極為源而南溟為委。祀赤帝者以其治水之委,祀黑帝者以其司水之源

也

》 (86) 可知南方人崇祀赤帝(南海洪聖大王)和北帝,均與水有關。香港既為漁

港,奉祀玄武是可以理解的。今日香港長洲的北帝廟,灣仔的玉虛宮,即為奉祀

玄武之所。

10

(七)譚公

譚公又稱譚公爺、譚公仙聖。譚公一般相信只是個十來歲的小孩,所以是小

孩神。或相傳他每次顯靈,都會化身為小孩,至於稱"公",相信是尊稱。黃兆

15 漢、鄭煒明在《香港與澳門之道教》書中,提及澳門路環島譚仙聖廟時,據《惠

州府志》卷44〈人物篇·仙釋》:"譚公道者,歸善人也。...... 每杖屬出山,一虎

隨之,

並以路環島譚仙聖廟內牆壁上有猛虎之畫像佐證,考得譚公原名

應為"譚公道",是惠州人氏。(89)據說譚公能知未來,而且治病如神,更有撒豆成

雨,平靜風浪和滅火消災的神力,所以得到漁民和戲班的奉祀。

20

33

(90)

譚公的信仰範圍不大,大概只有香港、澳門及沿海一帶。譚公廟,澳門只有

路環的一間,香港也只有筲箕灣和黃泥涌兩間。又九龍有譚公道,據說這街道上

本來有譚公廟,淪陷時期坍毀,所以以譚公道命名,以為紀念。現存最古老的是

筲箕灣譚公廟,建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

(91)

25

30

(87)同上注,頁125-126。

(88)轉引自《香港廟趣》,同注(8),頁25。

(89)同注(1),頁 79-80。

(90)參見黃兆漢:<香港八和會館戲神譚公考>,載《道教與文學》,台灣,1994年,頁191-199。

(91)見《香港廟趣》,同注(8),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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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八)華光

華光是粵劇的戲神,也是"八音"、(92)金銀、首飾、珠寶的行業神。有關華光

的原始材料不多,只知他生來就具三隻眼睛,為"火之靈"。黃兆漢根據《南遊記》

及《三教搜神大全》的《靈官馬元帥>的資料,從華光的本性、出身、師承、專長

和行事,均與火有密切的關係,推斷他是一位火神。

(93)

雖然在上述的傳說故事中,並無隻字片語提及華光與粵劇戲行的關係,但粵

劇行業卻非常尊崇華光,香港八和會館就以華光為主神供奉。至於供奉的原因,

其中以往日戲棚演戲,易召祝融,所以奉祀華光,求其保佑,以免火燒戲棚,波

及衣箱的說法最為可信。 (94) 不過今日的粵劇行業大都不知道這個原因,反以為華光

是教演戲的或教打鑼鼓和音樂的祖師。(95)

5

10

(92)據徐珂:《清稗類鈔·音樂類》,北京,1986年,第10冊,頁4920。載:"八音者,以彈唱為營業之一種, ·所唱有生、

魚、淨、丑諸戲曲,不化裝,而用鑼鼓。

15

(93)見黃兆漢:(粵劇戲神華光考〉,載《道教與文學》,同注(90),頁155-188。

(94)見黃兆漢、曾影靖編訂:《細說粵劇陳鐵兒粵劇論文書信集》,香港,1992 年,頁32。

(95)同注(93),頁 17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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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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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佛教和民間宗教

葉嘉輝 鄧家宙

香港佛教的傳入

15

20

25

秦漢年間,廣州已與南亞通航,中外商客僧侶往來漸趨頻繁。其時,航程遠

及東亞,據宋代《嶺外代答》所載:"三佛齊()之來也,正北行歷上、下竺與交洋,

乃至中國之境。其欲至廣州者,入自屯門;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門。

39 (2)

魏晉年間,廣州已發展為嶺南佛教重鎮,其時沿海路進出弘法的華梵僧侶不

下百人,他們多以廣州為起點(或終點),例經屯門。羅香林教授對此曾下定論:

"自廣州出海,既必自屯門揚帆,而自外國至廣,又必入自屯門,則屯門昔時為廣

州海上交通之外港,不言而喻唉。"(3)加上本港氣候溫和,港闊水深,港口有高山

屏護,適宜旅海船隻停泊、避風、取水辦糧,客旅過境留駐亦是自然不過之事。

例如劉宋年間,梵僧杯渡由中原蒞止屯門,候船回國,就是最有力的證明。而禪

師停駐期間,在灣旁高山闢庵暫居,隨緣弘法,接引鄉民,成為本地最早之佛教

史踪,可知本港早期之佛教發展,實與地理優勢與交通航道有密切關係。

佛教最早傳入香港者,與杯渡禪師有關。《新安縣志》有云:"元嘉五年(428)

三月,(禪師)憩邑屯門山,後人因名曰杯渡山。"又云"靈渡山在縣南三十里,

30

(1) 三佛齊,即印尼之蘇門答臘(Srivijaza),該島位處東亞與印度洋交界,緊扼馬六甲海峽及卡里馬達海峽,是海上交通必經

地帶。

(2)【宋】周去非(著),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三〈航海外夷>條,頁126。

(3) 羅香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香港:中國學社,1959年6月初版,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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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建承南海一枝春

圖22.1 凌雲寺是明代時由鄧氏族人所建的佛寺

凌

涌出西方千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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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杯度山對峙,舊有杯度井,亦禪師卓錫處"。(4)故知禪師曾登臨屯門青山,結廬

駐錫,後來遷駐靈渡山,是將佛教傳入香港之第一人。

考杯渡禪師來歷眾說紛紜,據《高僧傳》載:"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大木

杯渡水,因以為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

可幸在各地方志尚有禪師行蹤的記錄,整理推知,禪師應由陸路來華,先在華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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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見王崇熙:《新安縣志》,卷四〈山水略>之〈靈渡山>一條,嘉慶版。

30

第二十二章佛教和民間宗教

(5)

活動,沿長江至江南各處,雲遊五省,在離開金陵(南京)時,表示往交廣地區。

以現存史蹟所知,香港屯門應是禪師離開中國之前最後活動之地。時至今日,屯

門青山禪院背後仍有杯渡岩遺蹟及杯渡禪師石像。

(7)

相傳杯渡禪師初在青山岩穴隱修,後遷至岑田靈渡山歇居。平時則以密咒替

5 鄉民治病,皆有靈效,鄉人為追念禪師乃於岩址建杯渡庵,後來荒廢。明初,屯

門陶氏族人於遺址旁建青雲觀,至清道光九年(1829)重修,屬於道家先天道~

派。民初有陳春亭(8)興建青山禪院,更捨道入佛,振興寺門;至於靈渡寺則位於

元朗廈村山谷,相傳歷代善信到此祈福均有感應,尤以清代廈村鄉民鄧寵榮增福

延壽之例最為著名,鄧族更豎立<先父寵榮公軼事碑記>以為事證。靈渡寺傳建於

10 唐代,歷朝均有復修,屬村鄧氏產業。

明初,又有錦田鄧族創建凌雲靜室。據鄧氏家譜所記,當年築修靜室與家族

孝悌事件有關:明萬曆年間,鄧洪儀公的胞弟洪贅公娶何真弟弟何迪的女兒為

妻,何真死後,其子何榮捲入"藍玉案"而被誅,何迪率眾遁海作亂被捕,被遣戍

遼東。洪贅公以姻親關係受牽連,同發遼東充軍。洪儀公知弟性鈍,恐在途中遇

15 上不測,便冒名替罪。三年後,放還途中,由於生活極度困苦,便題詩行乞,於

江南得陳翁賞識,作為家庭教師,並將養女黃氏許配洪儀公,二年後生子名鋗。

再過三年洪儀公死。陳翁遣黃氏攜同幼子及洪儀公遺骨返回錦田。黃氏到達錦田

後,洪儀公三子:鄧欽、鄧鎮、鄧銳等皆感驚訝。黃氏重述洪儀公生前所述錦田

家事,並出示洪儀公遺扇一把。閱至:"行乞江南,任教陳家私塾,娶黃氏,生鄧

錩

20

"

多

鄧氏兄弟哭喪祭祀,一家上下,遵穿孝服。一年後,鄧鋗死,黃氏悲

痛不已,鄧欽兄弟極力勸慰,以子繼嗣,並在觀音山麓,建"凌雲靜室"供奉洪儀

(9)

公木主並兼予黃氏奉佛靜修,以享晚年。 據羅香林教授考究,凌雲靜室建於永樂

(10)

初葉,(II) 清代道光元年(1820)有滌塵法師重修靜室,改名為凌雲寺,後又荒廢。

到光緒末年再度重興,歸佛門人士管理。

25

清代時期尚有坪輋長山古寺、大嶼山雞翼角的普濟禪院,兩寺均位海陸行旅

30

(5) 拙作《杯渡禪師考》,未刊稿,2015年。

(6) 杯渡岩相傳為禪師當日結廬之處。

(7) 王崇熙;《新安縣志·藝文志》云該禪師像乃:"漢乾和十二年(954) 歲次甲寅,關翊衛副指揮,同知屯門鎮檢點乃遏右靖海都

巡陳巡,命工鑴杯渡禪師之像,充杯渡山供養。"惟據考證,原有禪師像已毀,今所見者乃宋代仿造,古風雖失,但意義猶存。

(8) 陳春亭,又名陳吉祥,原籍福建,原是本地殷商。1909年當出任青雲觀司理,後來皈依佛門。1921年經高鶴年及黎乙真引 介,前赴寧波觀宗寺,投入天台宗大德諦閑老法師出家,法號"顯奇"。1932年三月初四日在青山寺圓寂,終年73歲。

(9) 香港錦田鄉鄧惠翹續修之《鄧氏師儉堂家譜》,1966年。

(10)羅香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 -香港前代史》,頁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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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子麵

門山湖唐

圖 22.2 鹿湖山門是大嶼山最古老的道場,本屬道教,後在20世紀初轉為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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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十二章佛教和民間宗教

之要道,住持大開方便,接待客商過境旅宿,藉機宣揚佛理,廣結善緣。至新界

歸屬英治,古道廢弛,寺務亦歸平淡。

(11)

杯渡寺、靈渡寺與凌雲寺,為香港早期梵宇,近人合稱"香港三大古刹"。另

外,尚有傳香港境內有古梵刹多達三十多所,(12) 如:青山慧善庵、粉嶺龍溪庵等。

5 然而,本地早期的佛寺僅屬廣東佛教的分支,多屬個人清修靜養之地,或屬鄉眾

祈福禳災之所,本地佛教未有太大發展。

10

二·清末至1945年的佛教

(13)

鴉片戰爭以後,國內情勢日趨混亂,佛教内部亦受西方宗教及"廟產興學"

政策的衝擊, 華南僧尼以香港環境自由安穩,漸漸來港定居,有的在港購置屋

宇、也有在郊區開山劈石,自建茅室、亦有復興寺宇,改觀為寺。與此同時,南

來僧尼也將內地寺院的規制引入,豐富了本地佛教的內涵,亦將民初時期國內佛

15 教復興運動的風氣和形式傳入。(14)

20

民初時期,有凌雲寺及青山禪院之復興。

(一)復興寺宇

25

明初興建之凌雲寺一度荒廢,由鄉紳鄧伯裘收回作別墅。直至1900年,僧人

妙參法師來港,深感此地氣魄深佳,並受佛教信眾之請,決心重建凌雲寺。1913

年妙參法師說服鄧伯裘皈依佛門,並捐出凌雲寺及附近地方,用來弘揚佛法。

1917 年,禪堂首先落成,同年冬天更設"女叢林"制度,來山掛單修學者不計其

30

(11)拙作《香港佛教史》,第一章,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

(12)大光法師撰(香港之三大古刹序>云:"香港地區之古寺,根據有關文獻記錄,實不止此,應有三十餘所...

至今仍無法考證。詳蕭國健:《香港之三大古剎》,香港:顯朝書室,1977年,頁8。

。

惟部分寺庵,

(13)鴉片戰爭以後,滿清國勢日下,張之洞及康有為等人提出以"廟產興學",到光緒二十九年(1905)清廷頒令將寺廟產業歸公

撥作興學經費,甚至直接佔取資產以應付各種開支,對佛教造成致命打擊。

(14)面對佛教長期以來的積弊及外部情態的衝擊,清末的佛教寺院已瀕於滅絕的地步。一些熱心佛教存亡的僧侶居士產生強烈挽 救佛教、革新僧團的願望和素求。其中,以楊文會成立金陵刻經處輯刊失傳佛典,並開辦"祇洹精舍",以居士身份佛教學 教,培養弘教人材,晚清學者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歐陽漸及後來主持佛教改革的太虛大師均是其門生,成為日後推動 佛教改革與復興的主要力量,影響力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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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1935年何東夫人興建了東蓮覺苑,此為香港第一間專為女眾而設的佛學院。

。

品

25

第二十二章佛教和民間宗教

數。1918年殿閣落成,並發起傳戒及國內叢林興辦佛學研究社,培養人才,

開本地之先河。

約1909年,又有陳春亭道長管理青山青雲觀,他於昔日的杯渡庵遺址逐步興

建佛寺,並與張純白居士,募捐集資修建大雄寶殿、杯渡巖、天王殿、青雲觀、

5 韋陀殿、觀音閣、海月亭、法堂、方丈室、居士林、山門、牌坊等。至1920年基

本完成,總稱青山禪院。未幾,陳春亭捨道入佛,出家為僧,法號"顯奇"。(15)此

後銳意經營,不單擴建殿閣規模,更舉辦經會佛事,吸引不少遊人登山參禮,盛

極一時。港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亦兩度率領士紳登山遊覽,至今尚存金文

泰所題"香海名山"牌坊,當時之盛況可以推想。

10

15

(二)轉道為佛

除復興寺院外,亦有不少道觀廟宇由僧侶接手,然後改為佛教道場。當中較

著名者有大嶼山之鹿湖精舍及般若精舍等。

1. 鹿湖精舍

原稱純陽仙院,建於光緒九年(1883),由羅元一道長手創,原稱"鹿湖洞",

屬羅浮山系宮觀。清末時,有觀清法師由羅浮山來到與住持一見如故。1909年,

20 住持意欲轉業,向撫華道(華民政務司)呈請備案,"託觀清禪師代理仙院各事及

田租納糧等件,以免有累國課之敝"。 (16)此後,觀清法師將道院改宗佛教,院内制

度儀式皆遵禪門軌範,但保留呂祖殿以示尊重。直至1955年始易名為鹿湖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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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般若精舍

該寺位於沙田排頭村,鄰近火車站。1915年,宏賢尼師接收道觀普靈洞,改

為佛教道場,本作靜修之所,後來廣開大門,禮請高僧宣講教理。1948年經虛

雲老和尚指示,正名為般若精舍。戰後,獲胡文虎捐助鉅資,獨力支持開辦安老

院,接濟孤苦耆老,貢獻良深。

30

(15)拙文〈陳春亭與青山寺史事新研>,載《香港史地·第一卷》,香港:香港史學會,2010年1月初版,頁21-42。

(16)見鹿湖精舍所藏 1909年稟呈撫華道之"託產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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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羌山觀音寺

大嶼山羌山舊有蓬瀛古洞,供奉玄天上帝及觀音菩薩。宣統二年(1910),有

先天道信徒葉善開築建淨室五幢,專供女眾修持。(17)該處雖依道教制度,但教理

俗儀亦溝雜佛教思想儀軌,實在是佛道兼弘。1940年,葉善開往生,繼任的張二

姑及淨觀女士皈依佛門,決意將道堂改為佛寺,另請華嚴宗大德海山法師住持道

場。至1952年正名為觀音殿,今通稱觀音寺。

5

(三)開闢道場

10

清末民初,國內僧侶來港定居者漸多,他們初蒞報到,舉目無親,多在郊外

草創靜室,實行農禪隱修,其中以大嶼山、荃灣及沙田等地最為密集。

大嶼山方面,昔有渡船來往廣州,蒞港僧侶在大澳或東涌登岸,選在村落後

山闢地隱修,遂有鹿湖、薑山、地塘仔、昂平及萬丈瀑之五大叢林,其中尤以昂

平之靜室數量冠於全島。

清光緒年間已有僧侶在昂平築結茅廬,至光緒二十年(1894)有大悅師和頓

修師登臨彌勒山峰,見該處有破爛茅蓬一座,遂取其便闢為靜室,號之曰"大茅

蓬"

(18)

時至 1924年,從鎮江金山寺來港的紀修和尚偶遇大悅師等。因緣際會,紀修

和尚被請住持大茅蓬,紀老以風雲際會,因緣難卻,是為第一代住持,並將道場

改稱"寶蓮禪寺",依照鎮江金山寺軌範,奠豎宗風,經營數年,道風遠播,很多

掛單者從四面八方湧來。當時紀修和尚訂下《寶蓮禪寺同住規約》,共27 項守則。

其中有11項若犯者,明令出院;其餘16項若犯者,則受處罰。這些規章的目的

皆是維持禪寺的正常運作。1930年,紀老自覺年時已高,主動退席,推請筏可和

尚繼任住持,此後在山靜養,至1938年圓寂。

筏可和尚繼任後,蕭規曹隨。每三年舉行一次"秋期傳戒"、每年元月舉行

"禪七"法會,而農曆四月、七月、九月修建"大悲法會"各一次。在建設方面,

戰前先後建成韋陀殿、彌勒殿、"妙湛總持"山門牌坊,並親筆題刻"寶蓮禪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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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17)薑山觀音寺內舊殿仍存乾隆二十一年(1756)之銅鐘一口,距今逾150年歷史。

(18)《大嶼山昂平寶蓮禪寺各項法事記略暨同住規約登記》,年份不詳(二戰前之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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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佛教和民間宗教

5

匾額,修造妙法華蓮華經塔、羅漢塔、客堂、雲水堂、禪堂、東石圓門、西石圓

門、安樂室(退休方丈遊宴所)、指月堂、地藏殿、鑄地藏菩薩銅像(重四百斤)、

鑄巨型銅鐘一口(重2,000斤),恭請南洋玉佛一尊,供於大雄寶殿內。直到1970

年新大殿落成,也意味着寶蓮禪寺進入新階段。

1929 年,曾在台灣弘教的茂峰法師在荃灣老圍購地建寺,供奉觀音菩薩,經

三年落成,定名"東普陀寺"。法師將老圍千石山改稱千佛山,大水坑改名為三疊

潭,又增建若干景點,展拓為佛門勝地。淪陷期間,日軍滋擾荃灣鄉民,婦孺老

弱無可退避,茂公廣開方便大門,一一收容保護。每當有日軍登山寺,茂公即

穿起天皇所賜金縷袈裟擋在寺前,令日軍有所避忌,不至過份騷擾;重光以後,

10 又因國共內戰,大批外省僧侶來港避難,眼見僧伽兄弟流浪街頭,棲息無所,苦

不堪然,茂公決定海單接眾,親自鋸木削竹,架搭茅舍,總之盡力接濟佛門子弟 及貧苦居民,功德無量。(19)

15

20 年代末,另有融法師來港覓得荃灣芙蓉山土地,開闢"竹林禪院",定

期舉辦法會,參加者眾,不少更由南洋越洋而來。

在二戰以前,在郊外新建之佛寺尚有荃灣的鹿野苑、南天竺及弘法精舍;大

埔蘭若園、半春園及大光園;沙田則有慈航淨院、道榮園及西林寺等。

(四)市區道場與活動

20

25

30

清末以來,港九地區先後歸入英治,發展成遠東商埠,港九信徒即使有意學

佛亦難以經常前往郊外的道場。於是有志佛法事業者在市區興建道場或組辦佛學

社團,以貼近都市人生活的手法傳播佛法

。

1916年最先有潘達微、陳靜濤、陸蓬仙、吳子芹、盧家昌、羅嘯嗷等人合資

在港島堅道62號成立香港佛學講經會,旨在研究佛學。定期邀請居士學者作通俗

演講,偶之印發佛學小冊子之類,作為流通。該會規模細小,卻是本港第一間都

市佛教社團,意義特殊。

1931 年改組為香港佛學會,積極傳播佛法,除禮請高僧宣講佛經,亦出版

《香海佛化刊》雜誌、辦佛學函授課程及五會念佛團等。宗教以外,又開辦義學,

(19)了一法師:〈本寺開山祖茂峰老法師窣堵波銘〉,1965年。該仍存寺後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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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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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軒 二千九百六十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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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隬 二 十 二 年九 月

香海

第五期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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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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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葯野等祺遠爽想碑

圖 22.4 香港佛學會出版的《香海佛化刊》雜誌

918

10

继

15

學會編

建話!五四五

莫背在印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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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佛教和民間宗教

收容貧童讀書,另作贈醫施藥、賑濟災難等等,不特弘揚教理,亦關心社會,施

行佛教悲智同修的精神,是佛教深入社會的濫觴,意義尤其深遠。

20 年代,沙田西林寺住持浣清法師在九龍城長安街購置洋房,開設西鄉園,

經營素菜館及流通佛經,是當時最大規模的齋舖。又因店址鄰近碼頭,營業時間

5 長,吸引佛教信徒經常到店聚腳。1935年,法師另於沙田開創西林寺西鄉園

菜館,每逢假日頗多遊人惠顧;而殷商黃筱煒亦在蒲崗村開辦哆哆佛學社,聚眾

念佛,又定期舉行焰口佛事。假日則於大埔石古壟半山之半春園內與同修談禪論

道。港九鬧市新辦的道場尚有香海蓮社、菩提場、志蓮淨苑等。

佛教活動方面,1918年2月,跑馬地馬棚發生火災,死亡者逾六百人,是至

10 今最嚴重的意外事故。由於事態嚴重,社會人心不安,事後有富商何棣生自行捐

資在跑馬地愉園啟建超幽法會七天,禮請本港青山禪院、六祖禪堂、福勝庵、延

壽庵之僧尼登壇誦經。據報章載述,出席法會之善信多達二千餘人,是本港有紀

錄以來首次之大型法會。(2)同年4月,東華醫院有鑑於馬棚火災後,各方人士情

緒低落甚或疑神疑鬼,另行建醮七晝夜,禮請國內高僧虛雲老和尚及鼎湖山僧來

15 港主持,藉此超渡幽靈,安撫民心。該等佛事活動在港島市區舉行,開啟公開傳

播佛法的模式與經驗。(21)

20

1920 年,講經會邀請當代佛教領袖太虛大師來港,假坐北角名園遊樂場演講

佛學,"開啟了香港未有的講佛學風氣",(22)是次講題為〈佛乘宗要〉,內容由胡

任之筆錄整理,並刊載於《華字日報》供廣大市民、善信參閱。"社會人士以該講

座前所未有,又因報章大事宣揚,均樂於參聽,而佛弟子更感殊榮,大都踴躍赴

。

1"(23) 此次公開講座被受社會注意,亦影響到日後的弘教方式。

兩年後,何東爵士、劉鑄伯等邀請南京棲霞寺住持和尚來港,主持佛七

法會。同年,又有定佛尼師假北角名園舉行公開念佛會,是都市首行舉次修持活

動。法會邀請上海妙善和尚來港主持,每日分上、下、黃昏三堂,由妙善和尚開

25 示,李公達翻譯,參加者絡繹不絕。活動歷時七天,由紳商名流贊襄經費,"經此

會後,香港人士對佛教儀制又多一重體驗。"(《循環日報》港聞版)

1924年,日本真言宗大僧正權田雷斧來華弘法,本港信徒黎乙真、張蓮覺等

30

(20)見《香港華字日報》,1918年3月26及27日

(21)見《香港華字日報》,1918年4月10日。

家

(22)太虛大師著《太虛自傳》,星洲:南洋佛學書局,1971年12月初版。

(23)見 1920 年8月13至26日之《華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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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 22.5 1993 年12 月,大嶼山寶蓮寺天壇大佛落成開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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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大僧正到港,開壇灌頂。這次雖是私人法會,卻是本港史上首次密教灌頂法

會,意義深遠。事後,大僧正召令黎乙真東渡日本學法,特授阿闍黎資格。1926

年,黎乙真回港設壇,舉行灌頂活動。同年在大坑光明台創辦真言宗居士林,大

弘密法,失傳逾千年的密法,正式反哺中華,為中國佛教史掀開重要一頁。1930

年,女眾修士頗多,於是由張圓明另組女居士林,得權田僧正許可,特賜張圓明

晉職阿闍黎,成為本港首位榮獲阿闍黎資格的女修士。自居士林建立後,歸依學

法者凡千餘人,不少是本港社會名流。除共修活動,亦編著密宗書刊、儀軌共

數十種,對密教返華重興奠下根基。

西藏密教方面,1924年,寧瑪派的諾那呼圖克圖由西康過境香港,隨緣弘揚

密法,是有紀錄以來,藏傳佛教傳入香港之始。此後又有覺拔格西、榮增堪布、

25

30

第二十二章佛教和民間宗教

吐登喇嘛等來港傳法,部分更設立會社,定期舉行灌頂活動,當中以堅道的"密

藏院"最為著名。可惜至香港淪陷,所有密教活動即告終輟。

30 年代,有何東夫人捐資舉辦寶覺第一義學及青山寶覺佛學研究社,意願向

貧苦青年提供世俗與宗教兼備的義務教育,為求長遠發展,自資購入跑馬地山光

5 道地皮,興建新式道場。佛寺於1935年落成開幕,取何東與張蓮覺兩名,合稱

"東蓮覺苑",是二戰以前港島區唯一的佛教寺院。

張蓮覺有感傳統女性地位低微,難以謀生,特意發展女子教育,提供職業訓

練,同時開辦佛學院,供有志修持佛學的青年女子留宿進修。寶覺學校的教育

理想有四點:(1)為貧家女子提供教育,使她們有一技傍身;(2)為佛教育才;

10 (3)為家國育才;(4)為香港社會培育人才。由此反映張蓮覺本人的識見與胸襟,

藉着她對宗教的熱誠與願力,開拓香港佛教的新篇章。

另外,東蓮覺苑經常接待海内外高僧大德,成為港島區最重要之佛教場所。

戰前戰後,許多佛教活動和會議都在這裡舉行,地位可見一斑。加上何氏家族的

社會地位,佛苑興辦的事業均獲各界階層響應,佛教在本港社會之地位與影響力

15 亦因而提高。

20

文化傳播方面,自都市佛教團體成立以來,為廣泛流宣教義,或便利信徒

能將修持行儀引伸至家中奉行,多刊印經書雜誌。其中以青山禪院編印之《青山

禪院大觀》是本地最早的佛教書刊。該書於 1927 年出版,內容包括青山寺發展

概況,亦有詩畫藝文;20年代末尚有潘達微、朱恨生、賴際熙等人創辦《佛教學

報》,但出版不久便停刊,後來潘達微又與羅海空辦《天荒畫報》,亦只出版期;

1934年,何張蓮覺將過去參訪名山的遊歷見聞結集編成《名山遊記》一書,介紹

國內多處佛教勝地。篇末另有<筆記>一篇,講述張蓮覺興佛因緣;約1930年,

(24)

大嶼山寶蓮寺亦出版《佛事報》流通佛法; 1931年,香港佛學會倡導念佛,出

版《五會新聲念佛譜》,讓善信依循學習。該書對念佛之起源詳加考證,又參考古

25 本偈讚佛曲,配以新式歌譜,重新編訂念佛曲譜凡24首,為念佛法門的現代化改

革;1938年8月,觀音山凌雲寺刊印《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年紀念刊》,內容以該

寺沿革為主,由鎮庵法師主編;另外,在40年代以前,曾出版《觀無量壽經》英

譯版,雖無法證知是否港人翻譯,卻是本港最早印行之英文佛書。

30

(24)據釋東初著《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台灣:東初出版社,1974年,頁240之記載,香港寶蓮禪寺曾出版《佛事報》,惟查

該寺現無該刊物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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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至於雜誌,最先有《人海燈》的發行。該刊原創於廈門,後因經費問題而停

刊。1931年,得張蓮覺等人資助,動員寶覺義學全體師生職員協助其事,《人海 燈》半月刊在港復刊,藉賴文字傳播佛學,間亦報導教界活動消息。(25) 1940年10

月,寶覺義學同人創辦《寶覺季刊》,至淪陷前只出版兩期。兩本刊物均因香港淪

陷而停刊。

1932年4月又有《香海佛化刊》季刊的面世,該刊由香港佛學會出版,最初為

書刊,1935年8月起改版附印於《新中日報》,每週一次,維持不久亦告停刊;

1938年9月,青山彌陀閣出版《華南覺音》,由滿慈法師主編,每月一期,屬非賣

品。因時值國內抗戰,故內容除一般佛學文章,亦有時事討論,篇末尚有佛教新

聞資訊等,報導中外佛教消息等。至1940年中,刊物遷至澳門出版。

5

10

日治時期,日軍成立佔領地總督部,一方面厲行管制居民生活,一方面實行

皇民教育(Japanization),包括利用宗教控制民眾思想。其時,總督部設置以日本

宗教為主的機關統一監控全港宗教團體。1942年7月,文教課公佈71個宗教團體

獲准恢復傳教,當中包括三間佛教團體。公佈又呼籲各宗教"規劃新政的推展、

以與大東亞建設協力",亦表明"當局為着布教傳道或宗教團體得以健全經營計, 15

決逐次予以視察考查,若能改善者當予以極力協助之,若在反面暗中進行不良行 為者,勢必受嚴厲處置...... ..",(26)文詞間足見日軍對宗教團體之監控。1944年8

月,地區事務文教課又對本地各宗教團體進行調查,以進一步加強控制。

香港淪陷後,日本佛教宗派順勢來港佈教,諸如淨土真宗、日蓮宗、法華

宗、曹洞宗先後來港設立佈教所及道場。(27) 1943年,日蓮法華宗的藤井日達僧正 20

(Rev. Fujii Nichidatsu)在銅鑼灣禮頓山設立日蓮法華宗香港日本山妙法寺,銳意經

營;而西本願寺則開辦私立香港西本願寺幼稚園,是日本佛教團體在港最早興辦

的教育單位,另外真言宗僧侶亦曾到港訪問佈教。

1942 年,本願寺僧侶宇津木二秀(Rev. Utsuki Nishu)意欲成立香港佛教聯合

會,統理全港佛教機構,藉口沒收荃灣東普陀寺及徵用東蓮覺苑作籌備處。同年 25

8月,先後成立日華佛教聯合會及香港佛教聯合會,強推筏可法師及茂峰法師為

兩會主席,並舉行盛大典禮,圖以柔性手段攏絡佛教信徒,港內佛教團體並未響

922

(25)《人海燈》第四卷五期,嶺東佛學院。出版資料不詳。

(26)《香港日報》,香港:民國三十一年(1942) 七月三十一日。

(27)《香港占領地總督部公告》第11號。1943年(昭和十八年)4月16日。

30

第二十二章 佛教和民間宗教

應加入,但高僧大德難免被逼出席。

1943年2月25日,本願寺僧侶宇津木二秀與平江貞牧師(Rev. Hirae Misao)在

松原酒店九樓舉行"香港宗教懇談會",有數十人出席,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回

教、印度教、金光教、佛教、密宗、淨土宗、曹洞宗、臨濟宗、真宗、日蓮宗等

5 代表,但以日本教派為主,文教課長等多人亦到場參加,相談相互協作與交流事

10

宜。

(28)

同年9月,香港日本山妙法寺鑑於禮頓山是"香港攻略戰時激戰之地",特於

此瓦礫之間建立一座"東洋文化精神結晶之舍利塔",並與"香港神社"及"忠靈

塔"同屹於銅鑼灣一帶,成為"香港三大靈勝之地"。該寺先在禮頓山建築臨時性

之舍利塔,塔身樓高兩層,上階安奉"靈寶佛舍利",地階則為該寺僧侶食宿誦經

之所。(29)

總之,戰時的佛教活動近乎全由日本佛教團體所興肆,內容亦多配合日軍宗

教懷柔方針,每遇日本節慶及軍政紀念日更主動籌備相關祝禱儀典,藉以從思想

文化方面徹底更改港人之反日意志。直至1945年日本宣佈投降,日軍徹離香港,

15 日僧亦結束在港的道場,相關宗教活動亦全面結束。

20

25

三·1946 年後的香港佛教

香港重光後,社會百廢待興,急需救濟,佛教發展亦以復興道場和慈善事業

為主。

1945年底,宇津木二秀將香港佛教聯合會產業轉贈陳靜濤、林楞真等居士,

要求接收後續行宗教用途。未幾"香港佛教聯合會"向政府華民政務處重新註冊,

以聯絡本港佛教信徒為宗旨,並擔當政府與佛教徒溝通的橋樑。

佛聯會成立之初,將灣仔東本願寺物業改作義學及西醫贈醫施藥處,其餘辦

公議事則襄借東蓮覺苑舉行。隨着社會發展,佛聯會先後倡辦各級教育事業、設

立佛學科會考、佛教墳場、佛教醫院及爭取落實佛誕日為法定公眾假期等等,將

佛教慈悲濟世的精神延伸至社會各階層。

30

(28)《香港日報》,香港:民國三十二年(1943)二月二十六日。

(29)《香島日報》,香港:民國三十二年(1943)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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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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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代末,北省僧侶陸續來港避戰,初時散居港九各地,部分精舍廣開方便

之門,予以接濟。由於來者極眾,促成華南學佛院的成立,主要收容年青學僧給

予僧伽教育,為日後的佛教發展儲備人材。雖然僧校僅辦兩屆便停辦,但培養的

學僧,成為往後本地佛教的重要人力資源,他們在港九建立道場社團,興辦種種

事業,令本地佛教迅速發展起了關鍵的推動作用。

道場精舍方面,1946年,覺光法師、王學仁和陳靜濤等居士創辦正覺蓮社,

其宗旨是適應時代的需要,接引戰後茫無所依,心靈虛怯的人心能皈依三寶。日

常舉辦講座、法會,更推行"一百零八次週六念佛會"等共修活動,正覺蓮社更於

1960年6月創辦《香港佛教》雜誌。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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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外地區,亦有許多新創道場,包括著名的東林念佛堂。該寺位於荃灣芙蓉

由北方來港的定西法師所創立。最初由茂蕊法師率先借與山地,並得佛聯

會、居士林及四眾仝人協助,先建淨室,取名為"東林淨舍",後來志蓮淨苑贈送

芙蓉山地,擴充為"東林念佛堂"。該寺開宗明義主張念佛法門,內設淨土宗師印

光大師紀念堂,平常舉辦共修法會。至70年代更創辦東林安老院等入世的社會福

利事業。

另外,都市的佛學社團亦接踵成立,其中著名者包括:世界佛教友誼會、三

輪佛學社、金剛乘學會等。

5

10

15

1952 年,本港佛教居士響應錫蘭的世界佛教友誼總會邀請,成立港澳區分

會,以加強各國會員之溝通,團結一致,弘揚佛法,達致世界和平為宗旨。每屆

國際會議,世佛會均派代表出席交換資訊,而外國會員亦不時來港訪問,開創本 20

地與海外佛教團體聯繫友誼的先河。

1953 年,金剛乘學會成立,是戰後首個傳揚藏傳密宗的團體,該會由組織至

管理運作,皆由劉銳之上師親身領導,定期舉辦灌頂及密宗靜座法,又翻譯藏文

經典,編刊密宗書籍和《金剛乘季刊》,使港人得窺藏密文化,習密者與日俱增。

三輪佛學社於1962年創立,免費開辦佛學星期班,以居士講學形式,宣揚佛

法。佛學星期班的出現開啟普羅信徒研習佛學的風氣,影響所及,不少佛社團體

均開辦佛學班,現今許多佛學社團的領袖、僧人、學者,亦曾就讀佛學星期班,

而畢業的同學希望能深造佛學,促成了經緯書院佛學系的成立,其影響可見一斑。

25

宗教活動方面,隨着都市佛教活動與信徒的日增,傳播手法亦趨多元化。例

如佛教僧伽會舉辦"短期出家"活動,讓信徒在限定時間內體驗出家靜修的生活, 30

至今仍有舉辦;60年代起,佛教文化藝術協會成功爭取在香港電台廣播"佛教文

第二十二章佛教和民間宗教

化講座",播出逾60講。時至1981年,再由葉文意主持《空中結緣》恢復佛學廣

播,至今未有間斷。

西環道慈佛社為發揚孝道,於母親節及父親節舉辦慶祝大會,邀請社會賢達

及高僧演講,並有舞蹈表演及佛化話劇,藉由歡愉有趣的活動弘揚慈孝精神,亦

5 令社會大眾對佛教"出世無情"的誤解有所改觀。

香港佛教一直都有贈醫施藥服務,如跑馬地黃泥涌道香海正覺蓮社、黃大仙

慈濟中醫贈診所、沙田般若精舍的慈光西醫贈診所及灣仔的大慈精舍等。佛教仝

寅有感社會需要,在50年代倡議興建佛教醫院,到1960年佛聯會議決肩負籌建

工作,成立"香港佛教醫院籌建委員會",並發起連串籌款,諸如福田獎券籌款、

10 《觀世音》電影慈善首映、紅伶義演大會及清代名畫義賣等,一方面籌募經費,

方面強化宣傳。

1966年得政府免費批發九龍老虎岩公地122,440方呎為建院基地,更批准將

老虎岩街改名為"杏林街",為建院踏出重要里程。1969年2月,佛教醫院舉行

奠基禮。翌年4月,佛教醫院工程即將完竣,佛聯會特別召開"世界佛教弘法大

15 會",邀請各國佛教代表蒞港共商教務,強化國際聯繫,全球26個國家,共262

位代表蒞港參加, (300)港督戴麟趾爵士(Sir. David Trench)更發佈賀辭,表示"佛教

信仰因無界域之分,業已成為世界各國人士間之一項重要連繫。此次大會無論在

心靈修養或關懷世俗事務方面均足以加強此種聯繫",又"對本港佛教善信及佛教

團體歷年來為促使本港社會進步而作之種種貢獻,深致謝忱"

20

25

。

(31)

1970年9月,佛教醫院建築基本完成,率先將門診部及第一期病床178張提

前投入服務。佛教醫院花費無數人力、資源和心血,經歷十多年,終於在1971 年

3月12日落成,由港督戴麟趾爵士主持開幕。醫院樓高九層,設置病床350張,

外科手術室三間、門診部另置外科手術室三間。住院的專科、輔助醫療部門全部

齊備,醫療儀器均屬第一流新型設備。每年施診逾十數萬人次。

佛教醫院是全球首間由佛門人士開辦之醫院,充分體現佛教慈悲入世的精

神,意義重大。醫院雖以佛教命名,但服務對象,以方便各界貧苦大眾為根本,

並不限於佛教人士。

戰後,佛教人士有感兒童流浪街頭,無所事事,遂自資興辦義學,收容適齡

30

(30)《香港佛教》,第120期,香港:正覺蓮社出版,1970年5月,頁39。

(31)詳見港督戴麟趾爵士(世界佛教弘法大會開幕禮獻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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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全僧學業畢二第弗學南莓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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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1955 年華南學佛院第二屆學僧畢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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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佛教和民間宗教

學童,其中以慈祥尼師最為著名。當時,法師將大埔大光園祖堂闢為課室,傾己

所有,購置教具,招收失學兒童,提供免費教育。兩年後,獲政府資助,改為津

貼小學,而學生的學費依舊由大光園代為支付。1956年因應地區需要,向政府申

請增建中學,讓適齡少年可以繼續升學,不致淪落街頭,荒廢學業。此後不斷增

5 建校舍及設備,使學校教育日趨完善。慈祥尼師本着慈愛之心為教育事業付出畢

生心血,貢獻良深。1978年獲英女皇頒贈M.B.E勳章,是本地首位獲勳之僧人。

當時,慈祥尼師表示:"希望她這次獲勳,能引起社會人士的正視,不要再以為出

家人即等於出世,不問世事。"(32)

佛教聯合會亦因應時代步伐,由王學仁倡議增辦文法中學,得林楞真、黃允

10 畋、陳靜濤、馮公夏等董事參與策劃,又獲黃鳳翎女士捐贈經費,學校才得以順

利展開。學校於1959年建校,定名為佛教黃鳳翎中學。其創校碑記標明創校宗旨

是"隨機設教,免鹿牛淪劫而莫挽"、"宗學廣材,樂育化成,修行六度中之法施

也",可見香港佛教仝人從出世的佛教傳統,轉移投入世俗社會的發展路向。

1967年,又有洗塵法師倡議建立佛教大學,待至1969年租用居禮書院課室四

15 間,正式成立能仁書院。該校又以"溝通中西學術,發揚中國文化,培養社會建

設人材"為辦學宗旨。 (33)"草創伊始,雖設備簡陋,然以管教嚴謹,師資優良,頗

獲家長信賴,負笈來學者日漸增多"。(34) 1970年自置六層校舍,大專部擴為九個

學系,更創設附屬中學。1972年校方向台北教育部立案頒授學位,核准設立六個

學系,有感學生增長與發展需要,於荔枝角道自建第二期校舍,樓高七層。1979

20 年成立哲學及文學研究所,另於元州街購置樓房一層,作研究所校舍。

25

能仁書院的成立,意義深遠。70年代是香港經濟發展起飛的時期,工商金融

領域,需要大量人材,這時,佛教在原有的中小學教育的基礎上,運用教界內僅

有的力量,創辦大專院校,直接參與高等教育事業,為香港培養專上人才,承擔

了社會責任。

70 年代,天主教香港教區代表訪問佛教社團,開展宗教交流。1976年10

月,羅馬教廷派遣畢里多尼樞機主教(Sergio Cardinal Pignedoli)訪問香港佛教團

體,由佛教聯合會覺光法師率眾接待,參觀東蓮覺苑並舉行座談。席間樞機主教

30

(32)《香港佛教》,第213期,香港:正覺蓮社,1978年2月,頁34。

(33)《內明》,第12期。內明雜誌社,1973年12月,頁50。

(34)見《能仁書院創校碑記》,1974年立,仍藏於該校大堂門口旁。詳拙作,《香港佛教碑銘彙釋(一):港島、九龍及大嶼山》,

香港:香港佛教歷史與文化學會,2012年6月。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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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35)

表示"藉著宗教間聯繫之敘會,對世界人類會有良好影響,在目前世界似屬物質

豐裕,但靈性精神上仍感缺乏,相信兩大宗教,都可為現今未來的一代有較好較

大之貢獻"。 其後,兩教合辦香港宗教聯誼晚會,於是促成日後成立的"香港六

宗教領袖座談會",以交換促進社會福利意見,至今仍定期舉行會議及聯合發表

新春文告,至今已逾四十年。

隨着社會環境趨於安定富裕,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國際之間的聯繫交流日

趨緊密,外地佛教團體紛紛來港開設分會,包括台灣的佛光山、法鼓山、慈濟功

德會等,亦有來自韓國、泰國的道場,他們帶來外地的弘教方式,諸如"星雲大

師佛學講座"、佛誕嘉年華等等,豐富本地佛教弘教方式的內涵。與此同時,藏

傳佛教的各派領袖亦陸續來港弘教,建立道場,相關機構逾50所,相當興盛。這

些海外團體的弘教方式各異,宗旨未盡相同,但利益眾生的目標依然未變。

90 年代以來,本地佛教界亦有幾項大事影響深遠。

大嶼山寶蓮禪寺參考日本鎌倉大佛和台灣彰化大佛的經驗,發起在寺前興建

天壇大佛,供市民朝禮瞻仰。(36) 經過25年的籌備,並克服重重困難,天壇大佛於

1993年底舉行開光典禮。期間適值"香港前途談判"和"後過渡期",市民對前景

感到迷網,而大佛的籌建與落成正能凝聚社會各界,對佛教人士來講固然能生起

無比的崇信,對於各界階層,亦是安定祥和的標誌。

1997 年,香港特區政府通過自1999年起始,將每年佛誕日列為法定公眾假

期。佛誕假的實施,是本地佛教徒經過近四十年爭取的成果,讓港人在享受假期

之餘,漸漸對佛陀的精神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對淨化社會亦有推助。

佛誕假期實施後,亦有信徒爭取官方認可佛教婚禮。林志達律師搜集佛教經

典理據,證明佛教教義符合香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經過多番努力,於 2004

年獲香港特區政府認可,批准觀宗寺為合法婚禮場所,並在是年3月20 日舉行首

次佛教婚禮,由覺光法師主持儀式及簽發結婚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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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因應影視潮流與網路科技的應用,佛教團體亦善用相關技術,除了製 25

作網頁外,更利用 Facebook 和 Youtube 等免費網絡媒界將講經影片或活動花絮定

時上載到網路,擴大傳播效果。亦有團體開設"閱藏平台",開發《大藏經》手機

程式,讓讀者能隨時隨地利用手機閱讀佛經。而"佛門網"則善用虛擬概念,開設

(35)《香港佛教》,第198期,香港:正覺蓮社,1976年11月,頁36。

(36)詳《雷音----寶蓮禪寺開光特刊》,香港:佛教青年協會,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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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佛教和民間宗教

《B 頻道》製作電子報刊及直播網上佛學節目,利用網絡無遠弗屆的特性,將佛法

傳播世界。

(37)

總而言之,戰後的香港佛教發展趨於入世與多元,無論道場創建、慈善事

業、佛學教育、弘法方式等方面均有長足發展,弘教事業不再局限於佛教內部及

5 傳統手法,其影響已遍及社會各個階層,在社會的地位和影響力與日俱增

。

而電子科技和通訊的發達,香港與世界各地的聯繫和交流有增無減,不少海

外佛教團體來港設立分會,令本已成熟的香港佛教,帶來新的思維與衝擊。除了

一般的佛學講座、法會、佛學班、展覽、遊藝表演會等室內的活動外,亦開始步

出道場,走入市區舉辦大型和公開的弘法活動,配合現代社會潮流,主動與大眾

10 接觸,不但為人接受,也顯映出本地佛教發展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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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間信仰

傳統的民間信仰,崇拜對像龐雜,亦滲雜了儒釋道教義、命理方術、小說傳

聞、地方風俗等成分。儘管欠缺系統,但信奉者極眾,對民眾生活及地方文化之

影響力實在不容忽視。香港雖處中國南端,但歷代客籍人士來遷而將中原、閩粵

的信仰風俗帶到香港。考察本港民間信仰概況,可略分為:自然崇拜、地方神

明、行業神明、節慶傳說、命理方術等。

自然崇拜方面,古人因知識所限,凡風雨雷電等自然現象,或是對形狀特殊

的樹木石頭,均會奉祀。諸如:上水華山的"求雨石"、港島寶雲道的"姻緣石"、

大埔林村"許願樹"等。而新界鄉村之出入口處,例必設有社壇(或稱"土地"),

祈求神靈保土安民。至於家庭亦多設置天官、灶君及土地神位,儘管規模簡單,

但祈求家宅平安之意義仍是相同。

在香港,民間神靈信仰當中最廣為供奉者,非觀音與關帝莫屬。觀音原屬佛

教菩薩,因其大慈大悲、尋聲救苦、慈航普渡的形象深入民間,歷代廣受供奉;

關帝則因其忠義,歷代均受朝廷晉封祭祀。本港約有60間觀音廟和 20 間關帝

廟,數量雖未及天后廟多,但綜觀各大廟宇均以觀音及關帝為"陪神",加上工商

各業及家居供奉者,稱為全港之冠,亦符實況。

(37)拙文〈香港佛教團體應用電子互聯網系統弘教之概況>,香港:香港亞洲研究學會第十屆研討會發表論文,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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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天宮"和"土地"是民間最常見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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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 衙前圍天后廟中的天后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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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 坪洲中元節天后出巡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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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佛教和民間宗教

圖 22.10 每年農曆八月十六日,秀茂坪均有慶祝齊王大聖(猴王)的活動,其中一項是"上刀山過火海"的顯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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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軟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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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1 道士(俗稱喃嚤佬),基本上是閭山法派,他們在中國傳統宗教的神誕或"醮"中,常被請來起壇作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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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佛教和民間宗教

每逢神靈誕期,善信例必到廟參拜酬恩,亦有信徒按時茹素守齋,允稱虔

誠。近年,市民亦流行於正月二十六凌晨到觀音廟"借庫"祈願,請求觀音大士庇

佑新一年財運亨通,業已成為本土風俗。

此外,香港位處海濱,從事捕漁、航海、船務、修造、貿易等事業者不在少

5 數,他們基於心靈需要,自必向天后、洪聖、北帝等海神祈禱平安,當中又以天

后信仰的影響最廣,獨香港境內之天后廟已近百所,而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的

天后寶誕,各區廟宇均有盛大的慶祝活動,搭建戲棚演戲酬神,自是不可或缺,

而元朗十八鄉則舉行天后會景花炮巡遊。另外,不少善信亦參加進香團,前往西

貢大廟或深圳赤灣天后宮參拜,場面相當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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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信仰當中,"土地"的信仰極為普遍,傳統以來皆相信每家每戶都有一個

土地神作為守護。在新界圍村,在村前村後皆有供奉土地的社壇。而城市的樓房

店舖,門前亦供奉土地神,通常以一紅色木牌或紅紙,上書"五方五土龍神,前

後地主財神"等字樣,因此每天燒香供奉,可得其庇佑。

除了主流神明外,中國神靈譜系各有功能作用,可從族群或行業分類。

清末以來,粵東揭陽及惠東人士相繼來遷,昔日多聚居在港九東部,他們在

住處附近設立廟壇供奉家鄉神明,由是引入三山國王及譚公信仰。

三山國王原屬揭陽週邊三座山神,隋唐時期已設廟供奉,宋初勅封"明貺"

傳令廣祀。相傳宋末二帝逃難,三山國王顯靈相助"學佬"護送帝室來港,遂於茜

草灣建廟供奉,惟此說無法考證,僅錄之存疑。而清代有惠東人士到牛頭角一帶

20 從事採石,順帶傳入三山國王信仰則大有可能。無論如何,東九龍是本港奉祀三

25

山國王的原點,實無疑問。區內之牛池灣、官塘及飛鵝山亦有三山國王廟之設。

另外,南丫島亦有三座三山國王廟,均於戰後創立,而廟宇所在區域,均是潮揭

人士聚居的社區。查三山國王祭期為農曆二月二十四及二十五日,香港則慣以二 月廿五日為賀誕,是日例有儀典慶祝,尤以牛池灣三山國王廟最為隆重。(38)

譚公信仰則為惠州歸善一帶所供奉的神明。相傳譚公12歲得道,面貌永存童

顏,又以神力行醫濟世,廣受當地人士敬奉。清代曾顯靈襄助官兵平亂,獲詔封

"譚公仙聖"。開埠初期,港府大興土木,惠東及揭陽人士遠道來遷,從事打石行

業。他們主要在筲箕灣謀生聚居,亦有在黃泥涌和土瓜灣居住,遂於該等地區設

廟供奉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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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香港歷史探究二:香港東部歷史》,香港:香港史學會,2015年,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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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2 每年長洲太平清醮均有"飄色"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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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3 2015年錦田鄉舉行十年一屆的酬恩建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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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公原為惠東人士供奉的地區神靈,傳入香港後漸擴展為打石工人及漁業同

工的行業神。每逢四月初八譚公誕日,除一般祭祀外,近年更舉辦盛大的巡遊活

動,人神共樂。

(39)

至於本港的行業神靈,較著名的有三行建造業的魯班先師。清代中葉,港島

西環與九龍鯉魚門均是採石礦場,從業者於工作處建廟供奉魯班祖師,工人定時

參拜,祈求工作順利,至今仍保持祭祀風俗;另外,戲曲業者則供奉華光先師,

每逢承接或公演戲劇,例於臨時戲棚內設壇供奉,這種流動式廟亦是本土的獨

特信俗。

神靈信仰外,每年盂蘭節或特定誕期,新界鄉村及各區坊眾均舉辦大型超幽

法會,尤以潮人社團興辦的盂蘭勝會最具規模。

盂蘭節原由佛教傳入,指於農曆七月十五日以食品供養僧人並誦經超渡亡靈

的儀式。經過長期的漢化與融合,盂蘭節發展成"鬼門關開門"的"鬼月"風俗,

而潮汕人士早於數百年前已往海外謀生,期間遇上風傷賊殺,魂斷客途也在所難

免,自然對祭神酬恩、超荐親友亡靈特別重視。隨着潮汕、海陸豐人士來港謀

生,也帶來祭祀風俗。他們成立盂蘭會社,承辦整個超幽法事的一切事務,包括

申請場地、向坊眾募款、安排搭棚及延請道堂和劇社等等。

由於潮汕人士的信仰需求,他們在急速都市化的社會裡持續舉辦盂蘭勝會,

既能凝聚族群與坊里的關係,也讓傳統的民間信仰活動得以延續,因此於2011年

被列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另外,在新界的傳統鄉村亦保持定期舉辦太平清醮的風俗。先民從北省遠道

來遷,建村立業,過程中因水土不適或鄉族衝突等而喪生者屢見不鮮,加上四時

風雨、疾疫瘟災亦會造成大量傷亡。水陸居民有感生命脆弱,無可應對,唯有寄

望信仰,定期發起建醮酬神超幽,既超渡先人,亦安撫遺屬,同時祈求神靈庇

佑往後日子能風調雨順,民康物阜。

醮會通常由鄉族長輩或地區首長發起,號召鄉里登記附荐,禮聘道堂承辦,

村中居民及海外子孫亦應期參與。醮期一般以七天為期,屆時架搭臨時壇場,安

奉紙扎鬼王,作為孤魂代表,供鄉民善信祭祀。法事則由凌晨開始到晚上,輪值

舉行多場儀式,規模宏大。由於每次醮會都要動員龐大的人力和財政資源,較富

裕的鄉村如元朗鄧氏則擬定十年為期獨力舉辦,而資源較薄弱的雜姓村落則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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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同上注,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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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花

安

帝业

洲民七戒)

圖21.14 長洲太平清醮的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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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舉辦,如沙田九約便商定每十年聯鄉舉辦一次。

在香港最為人熟悉的醮會是每年舉辦的長洲太平清醮。相傳港島太平山街發

生鼠疫,有居民迎請北帝聖像巡街後瘟疫消失,居民認為北帝顯靈,每年建醮酬

恩。後因港府為防範火災而禁止建醮,醮會便遷往長洲舉行。

每屆醮會先由值理會代表向神明擲杯決定建醮日期,醮期一連七日,除連場

祭祀外,全島居民亦配合禮儀,需禁殺齋戒,酒樓食肆亦不例外。到醮期尾聲則

舉行神靈出會巡遊,更安排小童作"飄色"以代表神靈巡行街巷,晚上則舉行"祭

幽"及"搶包山"活動。昔日的居民相信經過祭祀"平安包"具有神力,因此搶擲

帶回與家人分享。自1978年發生包山倒塌意外,政府便禁止搶包活動,直至 2005

年才恢復舉行"搶包山"不過已改作嘉年華活動,非祭祀的部分。幸賴長洲居民堅

持每年舉辦太平清醮,使獨特信俗得以傳承,故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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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港人對風水命理甚為熱衷,尤其在農曆新年前後,許多善信為求流年運

程順暢,專程到廟宇"拜太歲"或"攝太歲",好向值年歲星祈求事事順利;甚或

請購"開光"吉祥物品,佩戴擺放,祈求帶來福運;日常若遇家居商鋪有不美景觀

或風水問題,亦有設置"泰山石敢當"石柱或擺放各式吉祥物品,以迴避煞氣,避 15

凶趨吉;又如公路遇上交通意外,坊里於現場豎立"南無阿彌陀佛"石柱,焚香拜

祭,藉以超渡亡靈、壓伏凶險。

20

善信若遇前程疑難,亦多到廟宇求籤卜杯,決斷憂疑。諺語有云:"來到城

隍廟,求枝好籤"在香港,最多善信前往求籤者非黃大仙祠莫屬。由於"黃大仙

靈籤"是"有求必應,有應必靈",每日都有很多人在這裡求神問卜。籤由竹削成

長條,每一支寫上號碼,然後全部竹籤置於竹筒。而黃大仙籤共有100支,每支

都有相應的籤文。在求籤時,善信誠心地向神明祈告,然後慢慢搖動籤筒,當有

一支竹籤掉下,按號碼拿取籤紙就能解答一切心內憂疑。由於籤紙上的文句,多

為古人故事,求籤者須從古人的故事中推敲神明的指示與回應。由於籤文玄奧難

明,一般都會請教廟祝"解籤",當然,解籤的吉凶,就視乎經驗與個案,內容因 25

人而異。

除黃大仙外,近年亦流行到沙田車公廟求籤,至於其他神廟亦普遍設有求籤

服務,以回應善信需求。求籤是普遍的社會現象,並不一定是老人所為,不少年

青男女亦喜歡用此方法預測未來,求得精神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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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5 香港銅鑼灣鵝頸橋下,每逢"驚蟄"那一天,都有不少人來這裡"打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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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佛教和民間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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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初"驚蟄日",信眾亦保存"祭白虎"的禮俗。 相傳"白虎開口"傷人,漸

引伸為是非口舌之災,是日善信到廟宇或街道上祭白虎兼"打小人",透過祭祀來

驅除小人,迎來貴人的信俗儀式。

打小人通常在路口橋邊進行,據說這些地方的煞氣大。而每年的驚蟄日更是

打小人最盛行的日子。港島的鵝頸橋就是著名打小人的地方。該處有些專門替人

打小人的"神婆",一般是上了年紀的婦女。打小人的用品主要包括祭紙(如百解

符、路錢),香燭及食物。而驚蟄日當天,除了上述用品外,還要用生豬肉來祭

白虎。

打小人的儀式需時不定,有長有短,主要分為八個部分:

(1)分別為奉神--對神供奉;

(2)稟告 -將事主的姓名、年齡、生辰八字及住址填寫在百解靈符上;

(3)打小人 --將小人紙、五鬼紙、男人丁、女人丁、甚至小人的相片或衣

物以各種手段毀壞,藉此折磨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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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祭白虎--在驚蟄打小人要順道祭白虎。白虎是兇獸,是污穢、不祥

的象徵,祭祀時用一小塊生豬肉塗抹"紙老虎"的口,象徵白虎吃飽之後不再開口 15

傷人;

(5)化解 --將一切污穢、災害、凶險等不吉利的東西消除;

(6)祈福 --透過先前的祭祀,並加以祝禱,從此趨吉避凶,轉向好運;

(7)進寶--將元寶、金紙、銀紙、冥錢、神衣、衣紙等焚化,供奉給鬼神;

(8)打杯 -- 即"打杯筊"。杯是兩片半月形的小木塊。兩塊都是一面平坦,

一面凸出,如山丘狀。所謂"打杯"就是將兩塊杯合起置在手中,經過誠心默禱然

後擲出,以請求神明指示前程的占卜方法。假如兩塊均為凸面向上,稱為陰杯;

若兩塊均為凸面向下,便稱陽杯。若凸面各有一面向上和向下,是為聖杯,表示

上天接受先前的祭祀,儀式順利完成。

打小人的目的是藉由祭祀以化解生活上的是非與人際上各種的不稱意。在表

面上看似迷信,亦有指打小人所念誦的禱語非常惡毒,理應淘汰。若從另一角度

考察,香港作為商業社會,競爭激烈,事事講求效益,是非自是無可避免,當今

市民的教育水平已大為提升,但打小人的信俗卻未有減少,反而更趨流行,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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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驚蟄日為二十四節氣之一,即每年三月三或四日。是日起氣候趨暖,蛇蟲甦醒為害,古人特以白虎鎮煞。惟白虎過於凶猛,

易開口傷人,故有以肥肉祭祀白虎的俗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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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佛教和民間宗教

圖 21.16 求籤與打杯箜是香港華人廟宇裡常見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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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者也不乏工商仕女和青年男女,正反映了打小人與當代香港社會發展的互動關係

與時代意義。總之,祭祀者希望透過這種儀式,讓當下的際遇和前程更為坦蕩。

簡言之,一般宗教具有嚴格的組織和運作系統,屬自上而下的方式傳播;民

間信仰則多由個人或群體發起,自下而上的推動,當中蘊含緊密的血緣和地緣的

特性,相關民俗活動也有維繫族群的意義。

因香港的地理優勢與特殊歷史發展,自古收納各地的移民人口,他們帶來所

屬的信仰和民俗,正是族群與地緣互動和結合的成果。而神廟之設不獨供奉神

靈,在社會福利尚未完善的時期更是該地區的核心地帶,如上環文武廟、油麻地

榕樹頭天后廟等,均設有公所及書院,既供士紳聚會議事,處理諍訟,同時為坊

鄰幼童提供教育和接濟。每逢節慶或神誕,廟宇發起大型祭祀外,亦舉辦廟會墟

市或聯歡聚餐等等,凡此種種,顯示民間廟宇除信仰功用外,亦具有凝聚族群、

溝通社區、接濟坊眾的社區層面意義。

(41)

隨着本地經濟起飛,教育與福利水平持續改善,以至城市高速都市化等因

素,都對部份小規模的廟宇造成影響,但民間信仰卻未有萎縮,仍由族群團體管

理和維持。在20世紀80、90年代,經濟模式向金融、地產等高值行業轉營,市

民對事業與前途的祈盼更趨殷切和複雜,求神問卜,推算前程的風氣相當熾熱,

既使神靈信仰得到持續發展,連帶本地玄學理命事業也推向高峰。

近十年,香港政府配合國家推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育,進行了廣泛的普

查及申報,至今已有12項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中,本地的

長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遊涌、大坑舞火龍、潮籍盂蘭勝會等信俗活動入選,帶

動各區廟宇組織大型廟會、祭祀禮儀等信俗活動,勢必加速民間信仰的復興、推

廣和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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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香港歷史探究》,香港:香港史學會,2011年,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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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佛教和民間宗教

表一:香港常見神靈節誕日期簡表

節慶誕期

農曆新年

車公誕

農曆日期

一月初一日

一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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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二日

土地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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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三日

二月十九日

二月二十四及二十五日

三月初三日

三月廿三日

四月初八日

四月十七日

五月初日

五月十三日

六月初六日

15

六月十三日

洪聖誕

觀音誕

三山國王誕

北帝誕

天后誕

浴佛節/譚公誕

金花娘娘誕

龍母誕

關帝誕

侯王誕/包公誕

魯班誕

觀音誕

七姐節

六月十九日

七月初七日

七月十五日

盂蘭節

齊天大聖誕

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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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九日

九月廿三日

十二月二十三 /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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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誕

二伯公誕

灶君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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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表二:本港鄉村醮期略表

近屆年份

建醮單位

建醮週期

參與醮會者

(屆數)

上水金錢村洪潮醮

1年

2015

金錢村

5

長洲太平清醮

1年

2015

長洲全島居民

坪洲天后宮洪文醮

1年

2015

坪洲全島居民

蒲台島太平清醮

3年

2015

蒲台島全島居民

大埔七約太平清醮

5年

2011

泰亨、林村、翕和、集和、樟樹灘、汀、 角、粉嶺各鄉約村民

泰亨鄉太平清醮

5年

2015

元朗沙江圍太平清醮

6年

2012

泰亨祠堂村、中心圍及灰沙圍聯辦

沙江圍六姓居民

10

屏山鄉太平清醮

8年

2013(26屆)

元廟屏山、橫洲六村

塔門聯鄉安龍清醮

10年例醮 2009 (21 屆) 翌年壓醮 2010

塔門、吉澳、高流灣、三門仔、深灣等

沙頭角吉澳安龍清醮

10年例醮

5年壓醮

2006(25屆) 沙頭角、吉澳各村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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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街坊十年例醮

10年

2013(10屆)

元朗新墟坊眾等

廈村鄉約太平清醮

10年

2014(26屆)

廈村鄧氏及輞井圍鄧氏為核心。屯門、 屏山等村參與

元朗錦田鄧氏酬恩醮

10年

2015(33屆) 錦田水頭村、水尾村居民

大埔林村約太平清醮

10年

2008

林村約二十三村聯辦

龍躍頭鄉太平清醮

10年

2013

龍躍頭五圍六村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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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圍彭氏太平清醮

10年

2010

粉嶺圍各村居民

屯門忠義堂九村太平清醮

10年

2006

屯門忠義堂九村聯辦

九龍衙前圍太平清醮

10年

2006(29屆) 九龍衙前圍村

沙田九約太平清醮

10年

2015

大圍、田心、徑口、陳田、火炭、沙田 頭、沙田圍、小瀝源各鄉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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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坑頭安龍清醮

15年

2008(12屆) 村內居民

西貢井欄樹邱氏安龍清醮

30年

2011

井欄樹邱氏子孫

上水鄉廖氏太平清醮

60年

2006

上水鄉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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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香港的民間傳統風俗

陳蒨

引言

15

香港地區經歷了一百五十多年英國人的殖民統治,有著不同族裔的族群定

居,包括與英國殖民者一同來到香港的印度裔的人和戰後移居來港的猶太裔人士

等。不過在人口數量上還是以華人為主。本章主要論述華人的民間傳統風俗,以

數百年前已經定居在香港新界村民的傳統習俗為主,這些中國民間傳統風俗習慣

20 大多帶着華南文化特色。香港之所以能保存中國民間傳統風俗,一方面是由於政

治上倖免於內地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新界地區有着傳統的村落,有些

是以宗族為核心的村落,而且新界部分文化傳統在港英殖民政府管治時期得到尊

重和保留。這是由於新界份屬租借地,按《展拓香港界址事條》於1898年租借給

英國 99 年,因此殖民者應允尊重居住在租地居民的傳統習俗、商業和土地權益,

25 在法律上,有"新界條例"以及"習慣法"來保證某些傳統習俗能維持不變。 (1)一方

面,這制度化及半制度化的法律及習慣法,提高了所謂"原居民"對自己"傳統"

的意識;另一方面,原來是變動的習俗,如祖、堂財產分配法,喪葬禮儀等,就

被政府某種程度的積極保留重新強化,甚至是"僵化"在某一個特定的環境中。然

30

(1) Chan, Selina C. "Colonial Policy in a borrowed time and place: Invented tradi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999. 7(2): 231-242. 和 Chan, Selina C. 1998."Politicizing Tradition: The identity of Indigenous inhabitants in Hong Kong." Ethnology, 1998.37(1):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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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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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祠堂樑上的花燈,是添丁的象徵,慶祝宗族後繼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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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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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

第二十三章香港的民間傳統風俗

Sprite

圖 23.2 在新界,吃盤菜是一件盛事。(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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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而這些傳統風俗亦經歷了都市化與全球化的衝擊,故此在延續中也產生了變異。

本章的第二部分從個人的層面探索生、婚及喪事的傳統風俗,第三部分分析社區

性集體的傳統習俗。

5

二.生命週期的儀式習俗

(一)生

按大部分香港人的習慣,不少家庭生孩子以後都會準備一些紅雞蛋分贈親

友。如果生下來的是兒子,那就稱作"弄璋",女兒就稱作"弄瓦"。等到嬰兒滿

月時,很多人就在酒樓設宴,稱"滿月酒",亦即向親朋戚友宣佈添人丁之喜。

在孩子滿月的時候,兒子就會被命名,有些是按族譜字輩命名,按傳家經典

的一些含義或取意思較佳的詞為名,有不少男孩的名字皆具有光宗耀祖、齊家興

國的意義,至於女兒的命名一般來說就比較馬虎。在60年代以前,新界圍村甚至

有的時候並沒有給女孩命名,(2)而一般香港人甚至也不會去有關政府機關登記家裡

新生人口的資料。

(3)

10

15

在新界的圍村裡,男丁的出生絕不僅僅是一個家戶內的事情,而是整個宗族

社區的事情。每到新年,前一年有男丁出生的家庭就得準備果品去祠堂、廟宇答

謝神恩,並帶一個花燈懸掛在祠堂的樑上,象徵着燈火,慶祝後繼有香燈。同 20

時,有新丁出生的家庭又安排"盤菜"宴請村中各父老。所謂"盤菜",傳說是宋

代有軍人來到新界地區,村民宴請這些軍人,但是又擔心鄉村地方食品不好,於

是想出一個法子把所有的菜都煮好,通通放在一個大盤裡。這個盤裡有魚、豆卜

(炸豆腐)、蘿蔔、魷魚、腐竹、豬皮、豬肉、雞、燒肉,分層放好,其中肉類,

所謂好一點的東西放在上面,下面放一些下價的東西,這些軍人吃得津津有味。

25

(2) Watson, James L., "Of Flesh and Bones: the Management of Death Pollution in Cantonese Society," in Bloch, Maurice and

Parry,Jonathan(eds. ), Death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Life, 1982, pp. 155-186.

(3) Watson, Rubie S.. "The named and Nameless: Gender and person in Chinese Society.", American Ethnologists,1986,

13(4):619-631.

30

第二十三章香港的民間傳統風俗

自此,盤菜習俗就流傳下來。逢年、節、慶典,村民都會以此宴客。

(4)

在慶祝男丁出生的時候,主家往往會在小孩快滿月的時候,擇日在村口當眼

的地點貼幾張紅色的告示,說明自己家裡添了男丁,藉以得到該社區各成員對新

生兒的身份有所認同。也就是說,添丁是一個家族性、社會性的事情。事實上,

5 一旦這位男丁作為宗族成員的身份被確認以後,他將來就可以享有家族內各種福

利,譬如說,家族中財產的繼承權,即是祖先蒸嘗,祖、堂的財產分享權,甚至

死後安葬在祖墳的權利。在傳統時期的新界,男丁作為家族裡合法的成員就具有

了這些約定俗成的權利。這種種的權利在英國人租借新界以後被刻意的保留,納

入"習慣法",甚至僵化了原來靈活的傳統習俗。

(5)

10

(二)婚

1. 舊式的禮儀習俗

15

60 年代以前,在鄉村裡,多數人都是採用"盲婚啞嫁"式的婚姻,都是由祖

父、母或長輩作決定,較為開放一點的,見過一下面,之後再嫁娶。

在舊式的婚禮裡頭,三書是十分重要的。指的是"聘書",訂定婚娶時男女交

換的合約;"禮書",是男女雙方交換禮物時一齊附上的文件;"迎書"是指迎娶新

娘當日附上的。至於六禮,其實是十分繁瑣的。包括:(1)採納:男家打聽到一

20 家合意的女子,派人送點禮物去。(2)問名:女家覺得男家亦不錯,就送了自家

女兒的年庚八字給中間人轉往男家。(3)納吉:由算命先生推斷男女雙方八字寫

下來,供在家戶內祖先神位下,燒十支香,如果十支香都順利地燒完,那就表示

祖先對這門婚事同意。(4)納徵:男家送些金錢和禮物去女家;女家準備嫁妝。

(5)請期:商議嫁娶日子。(6)親迎:真正進行嫁娶活動。這六禮本身太複雜,自

二次大戰後一直都是部分保留,部分廢除。

25

30

(4) 面對殖民解體和回歸中國,不少香港人開始對新界的傳統風俗和各地區的習俗增加了興趣,這些傳統風俗漸漸被視為本土 文化特色,廣受大眾關注與消費,詳見 Chan, S. C. "Food, Memories, and Identities" Global Studies of Identities and Power, 2010, 17(3): 204-227。其中不少香港各地區的習俗與傳統也被納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2014年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內,盤菜被列為其中一項非遺。

(5) 詳見 Chan, Selina C. "Colonial Policy in a borrowed time and place: Invented tradi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999. 7(2): 23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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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新界上水松柏塱客家圍內的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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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香港的民間傳統風俗

盤版迪前光百萬

明經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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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客家圍祠堂的祖宗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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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 "飲新抱茶"(新娘獻茶給長輩)是婚禮的傳統習俗;長輩喝了茶,要給新人"利是"(紅包)。

30

第二十三章香港的民間傳統風俗

2. 舊式的婚姻類型

1971年以前,香港地區除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之外,尚有不少其他形式的

婚姻。計有妾婚,即男子除了正室妻子之外尚有其他女子入門妾侍;亦有所

謂"新抱仔"或"童養媳"制度,通常是一些窮苦人家,養不起自家的女兒,變相

5 賣給別人作"小媳婦"。實際上,這個女孩是以一個"小媳婦"的身份去到丈夫家

裡,自幼與將來的丈夫以兄妹相稱,長大之後也不需要甚麼儀式就成親了。這種

婚姻的目的是預先替男孩留一個妻子,保證長大成婚後有妻子替他生孩子延續香

火。事實上,女孩一旦進了男家,即使未長大,還未來得及與男孩成親就夭折,

她的地位還是當作是男家媳婦的。

10

此外,"冥婚"俗稱"鬼婚",也在香港地區存在。一般情況下,"冥婚"是為

未成年就夭折的男、女童安排婚事。通常這些男、女童在夭折多年以後,家裡的

人突然覺得不舒服、或病、或惡運纏擾,他們就歸究是夭折男、女童不悅,決定

為她(或他)找一頭夫家、妻家,而這些夫、妻家通常也是夭折的亡魂。替夭折男

童找一個妻子就意味着其成人的地位。替夭折女童找婆家的意義就更為重大,因

15 為在中國傳統裡,女兒不同兒子,不屬於父系家族的合法成員,未結婚就死亡的

就是孤魂野鬼。冥婚的安排意義就在於替這個女孩找一頭夫家,給予她一個系譜

性的名份及地位,成為丈夫家族成員,不再是無家可歸的遊魂。

20

(7)

另外,香港地區也有"贅婚"。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一些只有女兒而沒有子

嗣的的家庭裡頭,由於女孩在父親家庭裡沒有系譜性的繼嗣地位,她的父親因而

絕房,為了能夠安排子嗣延續女孩父親家族的香火,這個女兒會徵求一個男子入

贅她父親的家。這個入贅女婿不需要付出禮金,也不需要更改姓氏;婚後,丈夫

就住在女家,在經濟上的意義,妻子與女婿就納入在岳父家庭裡。但是他們都不

屬於岳父家族成員,入贅丈夫的系譜地位沒有改變,妻子屬於丈夫家族成員。只

是他們的兒子之中至少有一個要屬於岳父家族的成員,姓岳父的姓,繼承他的香

25 火。事實上,贅婚的主要意義是為了借一個入贅女婿來生一個兒子繼承岳父的繼

嗣權。(8)

30

(6) Wolf, M., Woma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1972, p. 89.

(7) Chen, Chi Na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in Chinese Kinship,"Paper Presented at 86th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87, p.8.

(8) ibid., pp.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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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日香港的婚姻形態及禮儀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男女平等、自由戀愛等觀念漸趨普及。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新的婚姻法,規定一夫一妻作為唯一合法的婚姻形式。

由於香港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居民不受中國的民法管制。一直到了1971

年,立法局通過婚姻修訂法案,此後唯一合法的婚姻形式是一夫一妻制。21歲以

上的人可以自由在政府的婚姻註冊署或教堂由有關官員或神職人員主持婚禮。不

到21歲者可以由監護人陪同下簽名結婚。

事實上,這以後婚姻的合法性地位就建基在法制化的程序裡。傳統的"三

書"、"六禮"及地方性禮儀已經不再是唯一的合法化的方式,但其角色也沒有完

全被法制化的程序取代。

在今日的香港,一般人都是由自由戀愛結合的,決定婚期以後,男家就得贈

送一些儀式性的食物、禮金、禮餅給女家。女家還是用這些禮金來買一些首飾給

新娘子。結婚前一夜,男女雙方不可以見面。並且要用柚樹葉洗澡,取其淨化之

意。然後,準新郎、新娘各自在家中長輩主持"上頭"儀式,也就是說揀定吉利的

時辰,由家裡輩份較高,有子孫的人替他(她)梳頭祝福。

住在圍村的男子,往往在舉行婚禮的當日一大清早就穿戴整齊,帶着大紅花

球,拜祭祠堂內祖先及區內土地神,然後,再出門去接新娘。到達女家門前的時

候,新娘的姐妹就"攔門",要求新郎表示深愛新娘,以及付出"開門利是"一封。

(如要1,399.99元,取其諧音為一生長長久久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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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回到男家的時候,新娘要撐着紅傘以免有精靈鬼怪騷擾,快進入夫家的 20

時候要跨過一個在燃燒的火盆,意為淨化新娘。進門以後,新人要叩拜祖先及獻

茶給長輩。如果是新界的鄉民,中午就會在村裡大擺盤菜宴請村中各人,藉以通

知親友自己家裡添了媳婦,晚上,又再在酒樓大排筵席。

婚後第三天,一雙新人要帶同禮物、果品、餅食及"燒豬"回新娘的娘家,燒

豬之意云新娘是處女。

25

這種種傳統的禮儀習俗今天雖然不再是唯一見證婚姻合法性的儀式,但是它

的角色實在上也相當重要。事實上有不少的人覺得即使在政府那兒登記註冊了,

但還沒有宴請親友,舉行習俗性的儀式,也不算真正的結婚。在圍村裡,非常有

趣的是,每當族中身在海外的子女結婚,即使在外國已經舉行過婚禮,辦理了登

記手續,還在村子裡的父母也會替他們的兒子補辦"完室"之禮,也就是說在新 30

人都缺席的情況下,父母還是要公告村中父老、親戚,請他們來吃盤菜,希望社

第二十三章香港的民間傳統風俗

區、宗族裡的人默許這段婚姻。

面對九七回歸的不安,部分香港人移民海外,個人往往是依附着家人申請移

民,一旦結了婚,個人的申請資格就被刪除,所以,也有不少人是為了移民的問

題,暫時不在法律上簽訂婚書,但是還會大事鋪張,貫徹執行繁複的婚俗。(在他

5 們和眾親友心目中,他們也就是真正的夫妻。這種種就是說明了即使沒有法制化

的登記,但是習俗本身在現代化、法治化的香港仍然有相當的社會意義。

10

(三)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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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儀是一個人生命週期中最後一環,但這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而是整個家

庭、家族、甚至是社區的事務。至於喪儀的細節,漢學家德格魯特(DeGroot, J. J.

M.)有詳細的論述。 喪儀的意義不只在於說明個人肉體生命的終結,事實上更象

徵着家族的"肥沃"、"豐富"、"延續"。

在以往的傳統時期,中國人流行土葬。隨着都市化、現代化的社會變遷,人

口增多、土地不足,土葬實際上已經不可能。因此,大部分香港人都採取火葬。

只有新界的鄉民,所謂"原居民",即英國政府所認定的1905年以前居住在新界

的人,其子孫受《新界條例》保護,也就是說他們的傳統會被尊重。殖民政府因此

同意這些原居民應享有土葬的權利,仍舊保留祖墳作土葬!

在今日的圍村裡,如果有喪事,村民一般都動員整個社區內血緣關係比較近

的一群人來幫忙處理後事。一大清早,就去殯儀館把遺體抬回村內,安放在村中

用來舉行喪事的特定地點,如永別亭之類。

遺體停放村中以後,子孫備以香燭果品等祭之,村內各親屬都來到棺木前跪

拜致敬並燒元寶、蠟燭,同時,尼姑、喃嘸為死者超度法。至親的子女就一面

跪拜一面嚎啕大哭,並一面吟唱哭喪歌。

(11)

"買水"的儀式一般是在樂師及喃嘸帶領下進行的,長子要到附近的小溪或水

30

(9) 譚少薇、柯群英:〈習慣婚與合法婚:香港的新趨勢>,見馬建釗、喬健、杜瑞樂(主編):《華南婚姻制度與婦女地位》,

1994年,頁141-158。

(10) Degroot, J.J.M.,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Leiden: Brill, 1892-1910.

(11)Hase, Patrick, "Observations at a Village Funeral"in Faure, David, Hayes, James and Birch, Alan, {eds.), From Village to City,

1984, pp. 12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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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23.7 在香港,清明節和重陽節都是祭祖的日子。圖為粉嶺彭氏族人祭祖情形。

第二十三章香港的民間傳統風俗

源取水,然後長子象徵性的為死者抹一把臉,此後,棺木就封上。在"買水"的儀

式中,有意思的是長子的身份及義務。華森(Watson, J. L.)認為長子作為主要的儀

式執行人,經受"污染"危險最大,因此他也會繼承父親較大部分的財產,也就是

說父親留下來的祖屋歸他,其他財產由諸子均分。但是,筆者並不認為污染的危

5 險和繼承權有直接的關係。反之,長子作為買水活動的執行者只是表示了他與死

者之間的一種系譜意義上的延續關係;同時"買水"者負起慎宗追遠、拜祭祖先的

責任。因此,他可以繼承祖屋,也要供奉祖屋裡的祖先牌位。這一個論據可以在

沒有親生子嗣的死者身上看得更清晰。事實上,在中國社會裡,不論死者有沒有

財產剩下,在喪禮裡頭,也必須要找一個至親的下輩,如叔伯之子侄來"買水",

10 在這個時候,"買水"人的角色就是繼承、延續死者的系譜線和承擔祭祀的責任,

而財產的承繼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事實上,在喪禮中男子嗣所扮演的角色,不

過是表現了繼嗣連續性的重要而已,主題是象徵着家族的延續。

。

15

三.傳統的習俗

(一)宗族意識為本的活動

以父系繼嗣為基礎的中國人對於祖先有莫大的敬意,無論在儒家的大傳統層

20 面經典上的論述,抑或是小傳統的大眾習俗。在今日的香港,不少人的家裡都還

安放着祖先神位,早、晚都上香,過年過節則供奉果品肉類。

25

在新界宗族裡,祖先崇拜的活動更為重要,除了家戶內的祖先神位以外,社

區裡也有祠堂、家祠等。根據歷史學者的考證,香港地區的祠堂多數是建於17世

紀末18世紀初。

祠堂的建立,不獨是為了慎宗追遠,而且也是表示宗族及其成員的財富、功

名、勢力等。事實上,每一位死去的先人都是祖先,但是,不是人人死後有資格

把自己的神位安放在祠堂裡,通常他們是憑個人有形的財富--金錢及無形的財

富---功名來"認購"神位。

在新界的宗族村落中,不難見到他們在清明、重陽舉行有規模的祭祖活動,

30 是日,宗族中 60歲以上的父老會穿著長袍帶備燒豬果品拜祭祠堂內的祖先。

同時,這個以宗族為單位的群體也會定時舉行其他的宗教活動,如太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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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醮。粉嶺的彭氏宗族、錦田鄧氏、石崗侯氏每十年建醮一次;上水廖氏每60年

打醮一次;新田文氏每三年建醮一次。關於太平清醮的來由傳說紛紜,大都與天

災人禍有關,都是由於某地遇到天災、人禍,就請高僧道士,附近地區廟宇內各

神、祠堂裡諸祖先,並設壇祈禳,誦經唸咒,超度亡魂,望能消災解難,求得風

調雨順,平安大吉。

此外,宗族經幾百年的歷史,內部一定有功能性的分支。(12)這種建基於共同財

產、經濟基礎的分支實在可以稱作"祖"。通常是在下面各種情況下建立的。(1)

男子死後並沒有把全部財產都分給後人,餘下的一部分就按其名成立一祖。(2)

就是丈夫早逝,寡婦膝下又沒有兒子。據傳統的父系繼承法則,妻子沒有權力繼

承丈夫的財產。因此,這些錢就以丈夫的名立祖。這類祖事實上是以父系親屬為

原則構成的法人團體,成員是其子姪後人。

這類具有功能性質的父系分支組織的資本通常是用作購買田地、房產用。然

後,再把田地、房子租給別人,租金收益通常用作拜祭祖的先人,也就是這個

"祖"建立的最終目的。過去"祖"的收益並不多,通常都是僅僅足夠用來買香燭、

燒豬作拜祭用途,儀式完結之後,男性的子孫作為父系家族合法成員有權分享一

塊豬肉,有時候,也不是按丁分,而是按房分。近二十年來,香港發展迅速,都

市化以及城市規劃下,這些"祖"、"堂"組織擁有的土地有很大的部分都變賣了,

堆積了大量的現金,也就分配給子孫,在大部分的村子裡,無論是按房或是按

丁,都只有男丁才有權分享,但是在粉嶺的彭氏及青衣、荃灣的一些村子裡,未

嫁出的女兒以及嫁進來的女人也有權分享這些蒸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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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水:宗族、地域組織成員身份的投射

"風水"在福伊希特萬(Feuchtwang, Stephan)看來是在特定宇宙觀下建立的一 套信念,一套象徵符號,分類系統。(3)研究中國南方村落的著名人類學家弗雷德曼

(Freedman, Maurice)認為"風水"的社會意義在於說明所有人生來都是平等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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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Freedman, Maurice, "Geomancy and Ancestor Worship," i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1971, pp. 30

118-154.

(13)Feuchtwang, Stephan, The Imperial Metaphor: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1992, p.2.

第二十三章香港的民間傳統風俗

個個人都有權利用"風水"在墓地、屋宇建築等方面爭取改善自己目前的情況。(14)

事實上,弗雷德曼總是認為風水與祖先崇拜是對立的,祖先崇拜是同一個家

族成員透過父系意識連結起來的表現,也是團結、和諧的象徵。他還以為每個個

人都可以利用"風水"選擇較好的墓穴、房子等改進自己運程,獲取更多福澤,改

5 善自己的生活質素。按他的理解,風水是建基於"分化性"的本質及個人意識上。

10

福伊希特萬也認同弗雷德曼的主要觀點,表示"風水"代表一個分化群,祖

墳、祠堂成員者的聚合。但是,不像祖先崇拜,其着重點在於個人競爭之間的紛

爭而非群體的向心性,也就是說"風水"的重點在於鼓吹個人是群體的一部分。

筆者以為風水並非純粹的非群體式個人化的表現。事實上,在同一個宗族

裡,祖先崇拜與風水也不一定造成結構性的集體,個人間的對立關係。相反,兩

者只是不同層次,不同大小群體身份象徵的投射。即使在選擇墓地時,也並非單

純的兄弟個人之間的競爭,而是希望能夠福澤自己的分支和子孫後人,值得進一

步說明的是,"個人"在中國社會裡是依賴在一個家庭或親屬群裡的一環,而並非

獨立的個體。因此,在這種文化脈絡底下,"風水"更加不可能是單純為個人利用

15 和服務的。確切地來說,風水是另一種層次的集體身份認同的投射。即使在屋宇

建築時對風水的考慮,也並非為了個人利益,而是為了使用者一家,甚至將來的

子孫,使他們可以得到更多福澤好處。

另一方面,筆者以為弗雷德曼對風水的態度也局限在宗族團體裡,因而極力

把祭祖與風水對立起來。事實上,風水在筆者的眼中不只是一個群體意識的投

20 射,而且這個群體可以是超家族的,甚至是一個地域性群體意識的投射,近年元

朗八鄉村的例子就正好說明這一點。八鄉上村的雜姓村落,從1991年開始因風水

緣故,與想在該區建骨灰龕的發展商有一場歷時兩年多的抗爭。

25

30

當時私人發展商在上村村民祖墳前興建骨灰龕,村民不滿,發展商不理會村

民的抗議如期動工,恰巧有七名村民在一個星期內病逝,村民因而更加確定興建

骨灰龕大壞村内"風水",誓言制止。一直到1993年12月7日,村民經過多方奔

走,去信及約見政府各部門有關官員,終於使發展商敗訴,政府的規劃環境地政

司以新界地區使用的《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第五條,否決興建骨灰龕。

整件對抗的事情裡,有趣的是在90年代現代的香港,風水這個傳統概念竟然

被抬出來,成為有效的政治本錢,成功地爭取到村民所要的結果,事實上,在當

(14) Ibid.(8),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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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地村民的心目中,他們的祖先世世代代都葬在同一塊土地上,那一片祖墳亦是一

個熟人社會,而在這個熟人社會附近,如果有一大堆陌生人葬在一起,那就會破

壞了這個熟人社區的本質,破壞了原本的單一集體。"風水"在這裡是代表着一群

超家族的雜姓鄉民的身份認同的投射。

5

(三)廟宇文化下的慶典醮會

除了宗族組織外,也有不少以廟宇為中心的社區性慶典;例如新界八鄉地區

八條村落:上村、蓮花地、長莆、馬鞍崗、元崗、上峰、下峰及橫台山,在1600

年已集資建造"八鄉古廟",同時劃出土地用來出租,租金用作廟宇的管理、維修

及各項活動之基金。八鄉古廟建成之後,曾經在咸豐十一年(1861)、光緒十三年

(1887)、1963年及1986年多次維修。

八鄉古廟是八鄉村民活動的中心,廟內供奉觀音、華光、天后、侯王及土地

各神。村民們在古廟內求神、求籤、作福、燒香、上契等......同時古廟內每三年

舉行一次打醮,作"四本戲"活動。"四本"者乃是指四組村民,每組村民負責一

天的戲目,以抽籤決定。日佔時期,鄉民生活十分艱難,無法籌款,也就停辦,

以後一直沒有復辦。

除了八鄉之外,元朗區域內的十八鄉村落亦是一個以廟宇文化為中心的聚

落。距今約三百五十年前,元朗河大樹之東,均為水上人漁家住處。漁家崇拜水

神天后,在大樹下建一所天后廟,初時只是一所小廟,到錦田大橋墩闢成市集,

又有18條村組成十八鄉後,商議擴建天后廟,建成三殿七廊如今日之建築。天后

廟在清康熙、乾隆中葉、光緒甲申重修。(15) 廟內正殿供天后,左右是哼哈神,前面

有九尊小佛像。右邊偏殿是學社,供祀文武二帝,求鄉中多出文、武狀元。左邊

偏殿是英勇祠,供奉十八鄉與錦田村民械鬥時殉亡的鄉民神位。

事實上,在清乾隆中葉,十八鄉鄉人與錦田鄧氏之間有糾紛,十八鄉的土地

是錦田鄧氏所有,十八鄉佃戶和錦田鄧氏地主間時有磨擦,在元朗舊墟大王古廟

有《奉列憲定行章程悉以倉斗交租給示勒石永遠遵守碑》一石碑,記載倉斗交租

之糾紛,說是倉斗交租初期,地主用倉斗作量器,後來地主用大斗容器收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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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1986年,頁135。

第二十三章香港的民間傳統風俗

佃戶不肯;在乾隆三十九、四十兩年抗租不交,四十一年地主鄧氏帶僕人討租,

強行牽走牛豬作押,割禾抵租,同時砍傷村民陳氏,遂起訴訟,終於十八鄉訟

勝,鄉民十分高興,並開始在廟前演梨園賀天后誕,自此三年一屆,花馨三月

二十三,在天后廟內隆重慶祝。同時,每逢清明、重陽,鄉民都去天后廟"英勇

5 祠"拜祭,紀念他們在和錦田鄧氏械鬥中殉亡的族人。

此外,過去沙田地區有九約組織,成員村落包括大圍約、田心約、徑口約、

隔田約、排頭約、火炭約、沙田圍約、沙田頭約及小瀝源約。這些約包括了在

明、清兩朝時建立的48條村。這48條村當初因盜入侵等問題成立九約,並以

地區性的廟宇---車公廟為基礎。另一傳說是三百多年前,大圍村村民夢見南

10 昌五福東大元帥託夢說要來沙田,是夜只見滿天紅光,瑞氣呈祥,於是村民就集

資建車公廟。又一傳說是明朝末年,沙田區發生瘟疫,病者無數,以為是邪鬼作

祟。沙田村民就建議捧車公廟的車大元帥神像,遍遊各村各鄉,並請高僧誦經

唸佛,以求消災,不久瘟疫消失,村民均以為這是車公顯靈,遂議團結村民建立

"沙田九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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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48 條村落組成的九約每十年有一次盛大的打醮活動,每次歷時四日五夜,

搭神棚、備巨香。醮會中還有兩項特別的風俗:一是攬榜,二是行鄉。攬榜是在

九約的村人中推選二名好命之人。"好命"是指此人必定已是長命富貴,三代同

堂,不缺配偶者,他們就擔任"攬榜"一職,代表九約村民拜神求福。"行鄉"是

指在建醮首日,各村代表集合建壇,並訪各村。此外,演"木偶戲"或"廣東大戲"

給人和神看是不可缺的另一環活動。

25

四.總結:從民間風俗到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香港這個多元文化組成的社會,一方面它是相當現代化的都市,另一方面

卻保留着不少中國傳統習俗。屬於家族性的計有生、婚、喪、祭祖。這些習俗不

但說明了個人在家族裡合法性的地位,也表現出個人之間在家族裡達到的結構上

的整合。祖、堂的活動就代表着集體內在分化性的特色。風水、醮會就代表另一

類集體性的超家族的習俗。一般性的"拜神"活動就是比較個人化的習俗。事實

30 上,這種種習俗本身和其意義,是不斷的由不同的文化群體隨着社會的現代化來

調整的。但同時也受到了政府的一些政策所影響,最特出的原因是政治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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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由於新界是租借回來的,英政府必須尊重保留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居民本來所有

的傳統和習俗,這也是香港經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還能保留那麼多中

國傳統的一個原因吧。到了97 回歸後,不少傳統習俗又被視為香港本土文化深化

港人的身份認同,其中不少習俗更被列入 2014年香港政府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 單內。(16)

(16)陳蒨:《潮籍盂蘭勝會:非物質文化遺產、集體回憶與身份認同》,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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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結論篇:香港現代社會

王賡武

本書中的各個章節已經論證,今天香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是進入中

國的便利門戶。這個基本條件在近一百多年的歷史進程中一直沒有改變。作為英

國佔領的殖民地,她也是設在外部世界的窗口。只有香港華人的活力和進取精

15 神,才是香港發展的主要可變因素。在這篇關於香港過去和未來的結論篇中,

我將論述香港華人,分析他們的組成情況,以及他們對中國和本區域可能發揮的

作用。

儘管香港人生活在殖民統治下,但他們無疑是中國人,也可稱作香港中國

人。在此我們留意一下,有許多詞彙描述中國人,例如:中國人、漢人、唐人、

20 華僑、華人等是最通行的用法。

但在現代中國社會,有兩個詞具有特別的歷史意義。它們就是上海人和香港

人。這兩個詞反映出 19 世紀以來,中國沿海省份、大陸帝國邊緣新港口城市的顯

著發展。從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到遼東半島的人迅速城市化,

並向海外世界發展。把他們稱作沿海華人也許更為適合。這一稱呼並不指局限在

25 某一特定區域的人們。它表示的是那些出生在中國沿海地區,通過口岸與外部世

界進行頻密的貿易活動,在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起到橋樑作用的人們。他們跟得

上時代變化,對事務反映敏銳,充滿活力和朝氣。自19世紀中葉以來,儘管他們

當中的許多人和他們的祖先曾經在外國人的管轄之下生活,但他們從未染上殖民

地特徵。他們中間的多數人從不屈從於外國利益,而且自從現代民族主義興起之

30 後,他們投入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滿腔熱情地為中國的昌盛和尊嚴而奮鬥。

事實上,沿海華人中的重要一群便是香港人,他們的認同意識產生於20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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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966

70 年代。香港人是指那些即使不公開反對殖民統治,但至少與少數欣賞英國統治

的人截然不同的人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他們的認同意識,把香港人與澳

門人一同稱作"港澳同胞"。他們有別於台灣人。他們也不是華僑,即那些"暫時"

居住在海外或中國領土以外的中國公民。香港人也包括許多新近從大陸來港居住

的人,效忠台灣政府的人,甚至取得外國國籍又回港生活和工作的人。

香港人基本上講標準的廣州方言,但他們並不都是廣府人。人口統計數據顯

示,超過1/3的人來自珠江三角洲以外地區。他們分別講潮州話、客家話和來自

廣東、廣西的其他廣府方言;還有的講閩南話(漳泉)、客家話和來自福建的其

他方言;還有一群人被籠統地稱作上海人,這個當地的稱呼是指從中國其他省份

來的人們,但主要是從沿海地區來香港的人。

香港人還包括一二十萬的"歸國華僑。他們多數是在50和60年代回歸中

國,在70年代又移居香港的東南亞華人。他們中很少有人還能返回自己在東南亞

的家園,所以他們已經把自己當作香港人,或者說沿海華人。

總而言之,不論祖籍何方,香港人包括了那個地區幾乎每一個中國血統的

人,只要他們在香港定居,並且承認他們與中國有着深厚的文化淵源。儘管多數

人講廣州方言,但每個人都略懂自己的方言。例如,有人講普通話,有人講兩種

或多種方言。還有人能講外國語言,像英語、法語、日語和不同的東南亞語言。

香港是一個流動性很大的城市,人們來自附近地區和至少三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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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主要來自中國南部沿海省份的事實,意味着他們與那些依靠沿海和海

外活動為生的人們,特別是那些參與海外貿易的人們有着許多共同之處。這些人 20

一直處於中國中原地區的邊緣,與內地人差異頗大,因而也值得特別關注。正是

他們的邊緣地位,使得我們需要了解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生活方式、甚至他們

對世界的看法。

如同世界許多地方一樣,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的人口構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流

動和融合的過程。考古學的發現早就證明了南部沿海土著文化中含有許多外來的 25

成份;而秦漢以後國家的統一,大大加速了中原人口的南移和南北文化的交流。

到了唐代,以廣州為中心的中國南部海上貿易和對外交往到了一個高峰時期,而

這個時期影響的延續,可以從明清時代中國南部沿海人在海外自稱"唐人",把中

國故土稱為"唐山"得到充分的說明。

但是,散居中國沿海的人們除了共用像"唐人"或"閩粵人"這樣一些稱呼外,

他們彼此之間卻使用不同的方言。儘管他們中的精英分子共同奔赴京城參加科舉

30

第二十四章結論篇:香港現代社會

考試,但卻不願在彼此間買賣。他們中間的勇敢商人熱衷從事海外貿易,使用自

己的港口,分別與不同的西方和東南亞國家和港口做生意。因此,很久以來,這

一地區的人們對外界就採取相對開放的態度。

這些唐人毫無疑問具有中華帝國的歷史經驗和文明。但在帝國時代,派遣來

5 管理他們的官員和軍隊並非都是了解船和海對他們生活的重要性,一些掌握實權

的官員反而鼓勵發展農業,甚至以犧牲海外貿易為代價。儘管如此,這些人還

是追隨他們的傑出人物和文化領袖,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至少是中國唐人。

10

時至今日,唐人這個詞除了被老一代海外華人所用,而且還保留在中國南部

沿海的主要方言中,它聽起來似乎有些離奇古怪。"香港人"則不同,它不再簡單

地等同於唐人。從文化和歷史角度看,香港人是中國人。這種與國家認同感的聯

繫,今天比以往更加強烈。但是,不少香港人卻自認為是有不同意識的中國人。

他們拒絕殖民地中國人的概念,對這種"反面形象"已經反感了幾十年,但也不等

同於具有中國大陸或台灣的當代主流意識。

香港人這種想法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先例,了解它對我們理解香港歷史和

15 香港未來非常重要。在南部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也可發現相同情形。從漢代

開始,廣州就是外貿口岸。宋朝以來,泉州以及隨後的安海和月港都曾經在短時

間內成為重要港口。在幾個世紀中間,還出現過其他港口,如福州、廈門、寧波

和長江三角洲上的一些港口。在16世紀中葉以後,也出現了由葡萄牙人管治的澳

門。但是這些港口的貿易量從不穩定也無法計算,而且在明清時代,官員對這些

20 港口實行嚴格控制。我們有充足證據可以證明,在19世紀以前,亞洲和歐洲國家

25

在與中國政府進行貿易時遇到各種困難。這些證據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這些港

口的中國商人沒有能夠形成自己的明確的意識。日本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竭

力敲開明朝緊閉的大門,荷蘭人和英國人則試圖迫使清政府開放口岸。然而,直

到19世紀中葉,英國人才通過打敗滿清帝國取得突破,通商口岸制度成為放大了

的澳門經驗。這個制度是由西方強權的軍事實力支撐的,也是西方國家在經濟上

滲入中國的不懈努力的結果。

此後 100 年,開放口岸發展成為共生中心,在那裡,外國管治下的貿易組織

與中國官員、商人和買辦共存。由於地理位置背靠中國最廣泛的內地,上海成為

最大的一個中心。她的人口迅速膨脹,來自全世界的外國人都匯集在這裡。那裡

30 的中國人不僅來自南部中國的其他口岸,而且來自鄰近的每個省和縣。在不長的

時間裡,上海便成為在中國沿海地區形成的新型社會的都會,被廣泛承認為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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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968

最國際化的城市。

起初,上海社會以非華人的貿易活動而著名。到清朝末年,大批當地優秀華

人也享有盛譽。上海吸引了大官僚和富商家族,他們移居此地並在那裡建立他們

的基地。社會開始分化成兩部分:一部分是通商口岸小社會,包括非華人;另一

部分是具有新意識的上海人的大社會,包括從各地來上海定居的華人。

在同樣時期,香港也混雜居住着不同的人,但在非華人人口中,英國人的比

重太大。華人人口主要是來自廣東省的商人、勞工或逃難者。在這種環境中,他

們不可能變得英國化。他們中的多數人保持着中國人的傳統。只有兩種人例外。

一種是與英國人密切接觸並且帶有英華特點的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被通商口岸

小社會所接受,但後來大多數前往上海,或者在其他口岸進進出出,並不僅僅依

賴香港。另一種是往返東南亞、美洲和澳洲途中經過香港的人。這些人被稱作"華

僑"。他們並不認同香港,僅僅把香港作為移民中心或轉口貿易地。只有一些在

英國殖民地居住過的人,會把自己視作英華殖民地居民,但多數香港人並不贊同

如此自稱。

簡而言之,直到20世紀40年代,香港勉強屬於新的中國沿海社會。在世紀

之交,當廣東籍領袖孫中山等人興起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時候,香港曾經發揮了

重要作用。但是,當大多數中國人被廣泛喚起民族意識的時候,民族主義的熱情

卻向北移到上海、北京和其他內地城市,而香港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又回到邊

緣去。

不過,因為香港華人比在通商口岸的華人更直接地生活在外國管轄之下,所

以他們也具有共同的特點,特別是與上海人有許多相同之處。中國沿海華人的關

鍵特徵主要來自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和挑戰,但是上海人的反應明顯,香港人則

不直接。讓我來列舉他們的一些共同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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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法律框架(香港採用英國習慣法),它保護自由,特別是私人商業利

益。雖然一小部分中國律師受過訓練,但他們無暇深入到上海的華人中間。但毫 25

無疑問,法治的益處得到承認,來自中國各地的知識分子、藝術家和政治家都尋

求法律的保護。

其次,資本主義經濟,表現為自由貿易和低稅收,它加速了現代中國企業家

的成長,特別是在上海,形形色色的外國商人提供了更多的實習機會。這是早期

工業化階段,資本的構成形式簡單,廉價勞工充足。更為重要的是,長江和珠江

三角洲的潛在市場廣闊。對當地商人來說,這是一個有深遠意義的刺激因素,能

30

第二十四章結論篇:香港現代社會

夠促使他們發動中國的工業革命。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商人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

上升,他們更多地參與公共事務。兩個城市的新一代商人能夠擺脫官僚的支配,

在國際商人中間找尋自己的位置。

另一個特徵是新聞、教育和宗教方面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反映在外語和中

5 文商業報紙上,隨後也日益反映在政治雜誌上。由於上海缺少單一的政治結構,

這使得所有社會和政治組織最大限度地享有自由。上海成為持不同政見和造反的

人的溫床;而香港的殖民地政府則因為顧及英國與中國的關係,對潛在的叛逆者

和搗亂的人嚴加管制。上海的自主學校、學院和大學教育了新一代中國人。一種

新的政治意識開始萌發。也許社會價值觀念的最大變化是對待婦女受教育的問

題,尤其是高等教育。香港的教會學校對香港早期意識的形成也有所貢獻,但學

校的數量有限。高等教育方面,大型的教會學校和大學都在上海,例如主要由美

國人創辦的聖約翰、德國人創辦的同濟、法國人創辦的震旦。此外,新型的國立

大學和私立學院也在20世紀初在這種開放的環境中湧現出來,它們使來自全國各

地的學生極大地增長了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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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經歷增加了作為沿海中國人的上海人的文化差異。上海人成為全中國人

眼中的仿效樣板,不論是好還是壞的,他們被視作新型現代中國人。與此相對

照,英國人沒有在中國大陸卻在香港建立了大學。但是當香港大學成立的時候,

它只是為維繫中英關係所作的一種努力。它確曾培養了一些具有中國沿海特點的

華人,但並不僅限於香港人。與上海相比,香港官方並沒有培育出一種特別的香

20 港華人意識。

25

上海成為中國出版業的中心。她也是中國最先接觸現代技術和西方文化的城

市,尤其是在科學研究、工程管理、電影、工藝美術、音樂、戲劇和舞蹈等方

面。上海吸引了中國一些最優秀的人才,他們成為此後百年中廣為人知的最富創

造力的人物。他們為現代華人意識奠定了基石。這種攙和着上海人特點的意識,

在其他沿海中國人,特別是在香港人中間傳播。

近百年來,香港作為中國與英國的一個次要中心,她具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她顯然是廣東華僑、難民和移民的重要中轉站,也是與東南亞和英語世界保持商

務聯繫的通道。她與廣州一起成為珠江三角洲的兩大要港。從更廣闊的角度觀

察,此時的香港人已經開始逐漸形成與其他中國人不同的特點。對於敢於冒險的

30 現代廣東人來說,這個城市不僅僅是他們的家,同時也是他們與其他英國殖民地

的英華居民,與東南亞其他地區的"南洋華人"保持聯繫的中樞。

969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970

與香港和上海華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多數中國人還生活在農耕社會。過

去,讀書人和考得功名的家庭擁有土地,在中國不同地區的情形大體相同。地區

之間經濟和文化的差距縮小到最低限度,至少在清帝國衰落之前是這樣。在民國

時期,即 1911至1949年,出於多種原因,中央政府經常處於軟弱和分裂狀態,

沿海地區(特別是通商口岸地區)與內地的差距加大。在這種情況下,富人和受過 5

教育的人們,紛紛向安全的城鎮遷居。20世紀內,他們明顯地移向沿海地區,因

為那裡的現代貿易、教育和文化以可觀的速度發展。

最終,政治差距也開始加大。沿海城市在自由的條件下,產生了現代政治民

族主義,開始出現城市文化,甚至具備了"公民社會"的雛形。但在中國內地,排

外情緒有時混雜著對沿海發展的不滿和妒忌。國家經濟崩潰和外國干涉的惡果導

致了革命,而正是這場革命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在1949年接管政權。由於外國干涉

的存在,人們竟然一度不把沿海地區的相對成功當成一種現代化和進步。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的頭20年,香港是怎樣奮鬥求存以及是甚麼使他們

成功等題目,本書都已經論述過。在此,需要論述的是香港人概念的形成,並且

簡要探討三個與香港如何成為中國沿海華人的家園特別相關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香港被從非殖民化委員

會的議事日程上取消,這意味着香港不再是殖民地和事實上的最後一個通商口

岸。香港人概念得到承認和香港人新意識的產生並不是巧合,雖然也許存在其他

的外在影響。華僑作為一般稱謂已經被淘汰,即使仍是華人,但他們往往冠以居

住國的名稱,如"澳籍華人"、"美籍華人",以此標明差別。"馬華"、"印華"、"泰

華"和"新華"則是另一種區別方式。那些跟隨國民黨政府去到台灣的大陸人也漸

漸地跟本地人一樣,被稱作"台灣人"。所有這些稱呼都具有各自的新含意,香港

人的稱呼當然也必須在特定的環境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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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把香港看做最後一個通商口岸具有重要意義。當上海和其他口岸被中國收回

時,許多沿海華人來到香港。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恢復了傳統的

均衡發展政策,要確保全國不同地區的發展水平大致相等。這個政策的結果是減

慢、縮小了沿海華人和其他華人之間的經濟和文化差距,但沿海的發展速度則不

能充分發揮。從沿海向內地搬遷工廠甚至整個產業,把新產業和研究中心深入北

部和西北部的地區便是例子。與此同時,非常相反的事情發生在香港。整個50年

代和 60 年代初,這裡是移民的聚集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移民人數更為可 30

觀。這些新集中來的人口,使得香港可以進行以前因勞力不足而無法開展的計劃

。

第二十四章結論篇:香港現代社會

第二個問題是香港成功地移植了"上海模式"。現代企業家精神和製造業大規

模地引進,使香港成為亞太區域以及更大範圍的金融和通訊中心,而且她還逐漸

成為中文和英語的出版、電影、電視以及其他傳媒的文化中心。70年代,我們看

到新一代沿海華人產生出來,他們與前輩不同,具有當地的特色。他們以身為香

5 港人而自豪。他們講廣東話,而不是上海話或普通話,他們也懂得英語這個國際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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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源自兩場區域戰爭和近於內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裡頗

具諷刺意味。兩場戰爭,即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使西方加強了對這一地區發展

資本主義經濟的承諾,因為他們希望這裡成為防止共產主義蔓延的堡壘。香港人

從這些戰爭中獲得巨大的商業利益;更為重要的是,戰爭幫助香港企業家擴大了

經營範圍,特別是向北美洲發展。

至於"文化大革命",它是現代中國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一個階段。它不僅導

致了全中國的動亂和貧窮,而且助長了對外國人無區別的憎恨和對中國傳統的輕

蔑,這在中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這些令人驚恐的發展更加突出香港人的與眾不

15 同,使他們數十年來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更為優越和更為文明"。中國在70年代

的動亂,逼使香港人反思自己與中華遺產的關聯以及作為中國人的特性。他們的

信心有所動搖,並且以意想不到的開放程度接受外來影響。

20

縱觀香港經濟與技術的顯著成功,我們可以發現,香港人偏離了曾是主要面

向中國內地經濟發展的"上海模式",而是轉為主要面向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的開放

的國際中心。我相信,經過40年的戲劇性的變化,香港人已經成為不同於上海式

的中國沿海華人,因此,這為"一國兩制"的方式埋下了基石。人們必須重新和獨

立地看待新型的香港式的中國沿海華人的未來作用。

香港華人在1997之後能夠發揮甚麼樣的作用,這取決於他們面對變化時的機

智和勇氣,這也取決於區域和世界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認識到香港作為窗口和渠

25 道的重要性,希望借助她來促進現代化建設。香港在中國現代化中的地位已經得

到充分承認,在這個前提下,香港可能有助於培育出21世紀的沿海華人。

1949年以後,許多中國沿海華人來到香港,因此,香港意識與上海和其他沿

海省分大口岸的意識產生了血緣聯繫。雖然香港意識是在外國管轄之下形成的,

但它近年來比上海意識更受關注。自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公佈以來,它不僅

30 成為更加自覺的意識,而且受到仔細研究。在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香港人作

為特別一類華人而被加以定義。1997年,香港人將成為特別行政區裡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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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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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時間在眾目睽睽之下為這種變化做準備。許多香港人已經意識到自己在特

別歷史環境中所形成的優勢和缺點。人們將會看到,沿海社會是怎樣能使香港成

為中國和區域內其他城市和口岸樣板的。

當中國其他地區的沿海華人移居香港時,他們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作為香

港人,一種新型的沿海華人,人們則期望他們為發展沿海其他地區發揮不同的作

用。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香港可以做上海當年促進香港發展的同樣的事情,

反過來促進上海的發展,也促進其他口岸的發展。但這並不是香港人可以長期發

揮的作用。

在中國港口城市,如廣州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城市、上海、天津、大連、廈

門、汕頭、福州和寧波等地,新型中國沿海華人其實已經逐漸形成。他們都有要

像香港人一樣成功的抱負。除開珠江三角洲,多數地區還保留着從前中國沿海華

人的特點,只是特點的形成條件與香港非常不同。在過去四十年中,他們與內地

的多數人口一同經歷了變化。他們大多數已經接受了國家的政治和管理文化。因

此,他們處於更佳位置向中國欠發達省份提供直接的樣板。

在這並非必然發生的過程中,香港人能夠提供一種刺激性因素。香港人可以

在新型現代中國人的演化過程中充當一點催化劑的作用。中國更為開放和與國際

市場體系聯繫更緊密之後,以香港人為代表的中國沿海華人可以成為"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發展動力的一個部分,有助於形成一種為中國的現代化所需要的經過

改革的社會結構。特別行政區將有助於中國人吸取外部世界最有活力的文化,以

新鮮的觀念豐富中國通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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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其他中國沿海華人會成為促進國家發展的重要力量。香港的生意正在

向北遷移,也有向內地發展。香港企業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已接近飽和。當廣東當

地人的競爭力增強的時候,更北部的內陸省份向香港投資者提供了更多機會。新

加坡投資北部城市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也表明了這些新機會的可能性。此

外,世界上的跨國公司也在中國大陸大量投資,但並不局限在沿海地區。香港企 25

業家當然毫不遜色,他們與台灣伙伴以及那些透過香港金融與商業網絡的海外

華人一起,大舉投資中國大陸。他們需要的是沿海華人所具有的勇敢的企業家精

神,這已經被證明是他們的優勢,而且他們依然具有這種優勢。

為了增強他們的作用,香港人需要重新評估自己早年在南部中國和東南亞地

區所扮演的引人注目的角色。政治局勢已經改變,東南亞國家和區域組織如東南

亞國家聯盟的經濟狀況也發生了變化。香港人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和知識也需要

30

第二十四章結論篇:香港現代社會

加強。他們的作用不僅僅着眼於龐大的跨國界的東南亞商務網絡中的華人。如果

只與這一區域的少數華人企業交往,那將是錯誤的。這一地區出現了土生土長的

中產階級,他們在本國經濟中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香港人能給此區域的貿易

提供特殊幫助,特別是當土著精英與當地少數華人合作,共同通過中國南部沿海

5 城市,與中國建立穩固的投資聯繫的時候。

香港人會發現,把自己局限在任何一個單一的區域內將越來越困難。開放貿

易體系的確是全球性的,香港已經證明可以通過她的環球聯繫應付這樣的貿易。

但是香港確實缺乏足夠的人力去維持和享用這個龐大網絡的所有分支。至今為

止,香港的成功依靠與中國內地、日本、西方和東南亞的廣泛合作。當香港回歸

10 之後,更多的中國人,特別是沿海華人,將能夠給香港企業增添更多力量。為了

在那些懂得如何取得快速和持續的現代化發展的人們中間尋找合作伙伴,香港人

不僅要着眼於中國大陸沿海城市和海外華人,他們還應注重台灣人。

這又引出了"大中華"的概念。有許多關於這個詞的錯誤解釋。這一詞彙容易

引起模糊不清的帝國主義的聯想,必須予以澄清。這個詞唯有在表述中國大陸南

15 部沿海地區與台灣、港澳之間的經濟實際整合時才具有意義。沿海華人,包括香

港人,應該積極推動"大中華"的發展,把她作為向中國內地和東南亞地區拓展經

濟實力的基地。有了這個擴大了的基地和增加了50倍的人力資源,香港的中心地

位可以確保相當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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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

(1997-2015)

(1)

黃文江

15

《香港史新編》初版出版以來,香港歷史研究方興未艾。中外學界除了對政

治、軍事和經濟三方面有頗多的關注,社會與文化的題目尤為觸目,不落掌故的

窠臼。這些研究不獨於探究新課題,更採取跨學科視野。本書目包含:專著、學

術期刊、論文集等;茲列八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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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論;

(2)政治史;

(3)軍事史;

(4)經濟史;

(5)社會史;

(6)文化史;

(7)宗教史;

(8)教育、學術思想史。

(1) 本書目未有包括機構週年紀念特刊、誌慶刊物、博碩士學位論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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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通論

(一)中文書籍

丁新豹:《香港歷史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5

王宏志:《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內地的香港史論述》。香港:牛津大學

出版社,2001年。

呂大樂:《香港模式:從現在式到過去式》。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

司,2015年。

李培德編:《香港史研究書目題解》。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1年。

10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1998年,上、下冊。

　高馬可(John M. Carroll)、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 區》。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英文版:Carroll, John M.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張俊義、劉智鵬:《香港與內地關係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

陳湛頤、楊詠賢:《香港日本關係年表》。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4年。

彭麗君編:《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邊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2013年。

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年。

15

20

程美寶、趙雨樂編:《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 25

1999年。

劉青峰、關小春編:《轉化中的香港:身份與秩序的再尋求》。香港:中文大

學出版社,1998年。

劉智鵬、劉蜀永編:《新安縣志香港史料選》。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2007年。

劉智鵬:《香港早期華人菁英》。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

30

附錄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5

劉蜀永:《香港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英文版:Liu,

Shuyong. An Outline History of Hong Kong. Translated by Wenjiong Wang and Mingyu

Cha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7.)

10

司,

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

劉潤和:《新界簡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

蕭國健:《香港的歷史與文物》。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年。

蕭國健:《探本索微:香港早期歷史論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

,2015年。

蕭國健:《簡明香港近代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

(二)英文書籍

15

22

20

25

30

Brown, Judith M. and Foot Rosemary eds. Hong Kong's Transitions, 1842-1997.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7.

Carroll, John M. and Chi-kwan Mark eds. Critical Readings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4 vols. Leiden: Brill, 2015.

Chan, Ming K. and Alvin Y. So ed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Armonk: M. E. Sharpe, 2002.

Chan, Ming K. and Shiu-hing Lo ed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Hong Kong SAR

and the Macao SAR.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6.

Chan, Ming K. ed. China's Hong Kong Transformed: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beyond the First Decade.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8.

Chan, Ming K. ed. The Challenge of Hong Kong's Reintegration with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iu, Wing Kai Stephen and Tai-lok Lui. Hong Kong: Becoming a Chinese Global

City. Oxford: Routledge, 2009.

Faure, David.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

Stud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977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Hamilton, Gary G. ed.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Holdsworth, May and Christopher Munn eds.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Lau, Siu-kai e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Lee, Ou-fan Leo. 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Lee, Ou-fan Leo. Musings: Reading Hong Kong, China and the World. Hong Kong:

East Slope Pub. Ltd., 2011.

Lee, Pui-tak ed. Colonial Hong Kong and Moder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Lee, Pui-tak ed. Hong Kong Reintegrating with China: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5

10

Leung, K. P. Benjamin. Hong Kong: Legacies and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15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2.

Lui, Tai Lok and Stephen Wing Kai Chiu. Ten Years after 1997: The Lost Decad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thews, Gordon, Eric Kit-wai Ma, and Tai-lok Lui eds.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Oxford: Routledge, 2008.

Ngo, Tak-Wing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Oxford: Routledge, 1999.

Shulman, Frank Joseph and Anna Leon Shulman comp.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Hong Kong, 1900-1997: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ith an Appendix of Dissertations

Completed in 1998 and 199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

25

Sinn, Elizabeth comp. Index to CO129 (1842-195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Library. [http://sunzi.lib.hku.hk/co129/]

Sinn, Elizabeth ed. Hong Kong, British Crown Colony, Revisited.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978

Sinn, Elizabeth, Siu-lun Wong and Wing-hoi Chan eds. Rethinking Hong Kong: New

Paradigms, New Perspectives.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30

附錄 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5

10

Kong, 2009.

Sinn, Elizabeth. 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Tsang, Steve.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1841-199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Wang, Gungwu and John Wong, eds. Hong Kong in China: The Challenges of

Transit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9.

Wang, Gungwu and Siu-lun Wong eds. Towards a New Millennium: Building on Hong

Kong's Strengths.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Wang, Gungwu. Hong Kong Challenge: Leaning in and Facing out.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Yep, Kin Man Ray. Negotiating Autonomy in Greater China: Hong Kong and its

Sovereign before and after 1997.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

2013.

15

(三)中文論文

20

25

30

文兆堅:〈魯金(1924-1995)與香港史地研究〉,《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

刊》,13期(2014年8月),頁52-65。

朱耀偉:〈90年代香港文化研究:體制化及其不滿〉,《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26 期 (秋 / 冬季2003),頁81-102。

朱耀偉:〈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關於"香港論述"的可能性〉,《21世紀》,

147期(2015年2月),頁48-63。

吳國樑:〈近四十年來香港醫學發展史的研究概況〉,《近代中國史研究通

訊》,31 期(2001 年),頁 73-91。

李培德:〈從"邊緣"邁向"正統"--中國歷史的香港史研究〉,《近代中國

史研究通訊》,35期(2003年3月),頁86-101。

邱淑如、林進光、何展云:〈從不同時期華人會館的成立探討香港華人移民

史〉,《國家圖書館館刊》,2期(2014年12月),頁131-152。

孫晨旭:〈國內外學界關於美港關係史的研究述評〉,《世界歷史》,2014年6

979

980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期,頁114-128。

徐新:〈香港猶太社團歷史研究〉,《江蘇社會科學》,2000年4期,頁

102-1080

張麗:〈60 年來大陸地區香港史研究回顧〉,《蘭州學刊》,9期(2014年9

月),頁15-34。

5

陳其泰、李鴻生、劉澤生:<金應熙教授史學成就述略〉,《廣東社會科學》,

2006年6期,頁132-140。

陳福霖:〈尋求研究香港史的新方向:兼論研究1928-1941年間香港史之意

義〉,《近代中國》,132期(1999年8月),頁181-196。

楊祥銀:〈近代香港醫療、疾病與衛生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4期(2008

年12月),頁116-123。

《社會科學輯刊》,2010年4

楊祥銀:〈近代香港醫療衛生史研究的新視角〉,《社會科學輯刊》

期(總189期),頁209-213。

葉農:〈香港英佔初期史研究的新視角與新史料:以《華友西報》為中心〉,《暨

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卷2期(2010年3月),頁155-160。

10

15

劉智鵬:〈香港史研究的現狀、功用與設想》,《港澳研究》,1期(2013年1

月),頁76-82。

羅永生:〈殖民研究與香港研究〉,王曉明編:《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頁94-105。

羅婉嫻:〈香港早期醫療史(1842年-1942年)研究概況〉,《當代史學》,9 20

卷1期(2008年3月),頁25-32。

(四)英文論文

25

Carroll, John M. "Colonial Hong Kong as a Cultural-Historical Place." Modern Asian

Studies 40:2 (2006):517-543.

Carroll, John M. "Commemorating History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n History and Memory: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to Build our Future, edited

by Macau Ricci Institute, 227-250. Macau: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08.

Chan, Ming K. "The Legacy of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Hong Kong: A View

30

附錄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5

10

15

from Hong Kong." China Quarterly 151 (1997): 567-582.

Chin, James.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Some

Observations." In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Wang Gungwu, edited by Billy K.L. So, 291-31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u, Yik-yi Cindy. "Back to the Masses: The Historiography of Hong Kong's Rec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and the Prospects of Future Scholar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0:1 (April 2003) : 29-42.

Hampton, Mark and Carol Tsang. "British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23:4 (2012): 563-574.

Lee, Jane. "The New Positioning of Hong Kong after Reunific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In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Wang Gungwu, edited by Billy K.L. So, 121-13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Liu, Shuyong. "Hong Kong: A Survey of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150 Years." China Quarterly 151 (1997) : 583-592.

Miners, Norman. "Notes on the Hong Kong Records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London." The Journal of Resources for Hong Kong Studies 1 (1998) : 125-136.

Ngo, Tak-wing. "Hong Kong under Colonial Rule: An Introduction." China

20 Information 12:1&2 (Summer/Autumn 1997): 1-11.

25

30

Ngo, Tak-wing. "Social Values and Consensual Politics in 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politics in Asia, edited by Hans Antlöv and Tak-Wing Ngo,

131-153. Surrey: Curzon Press, 2000.

Wan, Y. C.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A Bibliography." The Journal of

Resources for Hong Kong Studies 1 (1998) : 95-102.

Wong, Man Kong Timothy. "Biculturality as Modernity: A Hypothesis about the

Origins of Modern Hong Kong." In Contemporary Asian Modernities: Transnationality,

Interculturality and Hybridity, edited by Stephen Chu and Eva Man, 145-166. Bern: Peter

Lang, 2010.

Yeung, Peter. "Hong Kong Research and Library Studies: The Contributions of H. Y.

Ryding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8 (2008) : 69-87.

981

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二·政治史

(一)中文書籍

丁新豹:《香江有幸埋忠骨:長眠香港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人物》。香港:三聯 5

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

司徒華:《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

成名編:《香港政府與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年。

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1年。

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下卷(1949-2012)》。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2年。

10

982

何仲詩:《風雲背後:香港監獄私人檔案》。香港:藍天圖書,2008年。

何家騏、朱耀光:《香港警察:歷史見證與執法生涯》。香港:三聯書店(香

港)有限公司,2011年。

吳康民口述、方銳敏整理:《吳康民口述歷史:香港政治與愛國教育,1947-

2011》。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

李谷城:《孫中山,辛亥革命與香港》。香港:華夏書局,2011年。

李金強:《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命》。香港:孫中山紀念館,

2008年。

李金強:《中山先生與港澳》。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李彭廣:《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

杜葉錫恩著、隋麗君譯:《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香港:香港文匯出版

社,2004年。[英文版:Tu, Elsie. 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Elsie T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沈旭暉編:《1967:國際視野的反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5年。

阮志 :《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4年。

周平:《香港政治發展:1980-200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2002 年。

周建華:《香港政團發展與選舉,1949-1997》。香港:香港迷思達蕾科藝公

15

20

25

30

附錄 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5

10

15

20

司 ,2003 年。

馬嶽編:《香港 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2012年。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2年。〔英文版:Cheung, Ka-wai Gary. Hong Kong's Watershed: The 1967 riot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梁慕嫻:《我與香港地下黨》。香港:開放出版社,2012年。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2011年。

陳正茂編:《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史料蒐秘》。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11年。

陳明銶、饒美蛟編:《嶺南近代史論:廣東與粵港關係,1900-1938》。香港: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

陳效能、何家騏:《香港女警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015年。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

(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

陳靄婷、何家騏、朱耀光:《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那些人、那些事、那些

情》。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

陸恭蕙:《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1

年。〔英文版:Loh, Christine. 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曾銳生:《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7 年。〔英文版: Tsang, Steve. Governing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from

25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Handover to China, 1862-1997.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黃奇仁:《警官手記:60年代香港警隊的日子》。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

限公司,2008年。

葉健民:《靜默革命:香港廉政百年共業》。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

30

司,2014年。

劉兆佳:《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983

984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2015年。

劉兆佳:《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香港:商務印書館

(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 0

劉兆佳:《回歸後的香港政治》。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

劉智鵬:《香港華人菁英的冒起》。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

劉智鵬編:《中英街與沙頭角禁區》。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11年。

劉智鵬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香港)

有限公司,2010年。

5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

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2年。〔英文版:Lau, Y. W.AHistory of the Municipal 10

Councils of Hong Kong, 1883-1999: From the Sanitary Board to the Urban Council and

Regional Council. Hong Kong: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2002.〕

黎文燕:《從政治漫畫分析香港政治的興起》。香港:思匯政策研究所,2006

年。[英文版:Lai Carine. The Rise of Hong Kong Politics: An Analysis through Political

Cartoons. Translated by Alison Man-yin Tsang. Hong Kong: Civic Exchange, 2006.]

薛鳳旋、鄺智文:《新界鄉議局史:由租借地到一國兩制》。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

謝永昌、蕭國健:《國民黨之香港百年史略》。香港:中華文教交流服務中

心,2010年。

15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20

年。〔英文版:Chung, Sze-yuen. Hong Kong's Journey to Reunification: Memoirs of Sze-

yuen Chu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鍾逸傑(David Akers-Jones)著、陶傑譯:《石點頭:鍾逸傑回憶錄》。香

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4年。〔英文版:Akers-Jones, David. Feeling the Stones: Reminisce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羅永生:《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

羅永生著、李家真譯:《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5 年。〔英文版:Law, Wing Sang.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25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30

2015年。

附錄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5

10

15

20

(二)英文書籍

Bickers, Robert and Ray Yep eds.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Bowring, Philip. Free Trade's First Missionary: Sir John Bowring in Europe and Asi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Carroll, John M.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ness to Nothingness: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in Hong Kong, 1921-1936.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eng, Yu Shek Joseph ed.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its First

Decade.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7,

Chu, Yik-yi Cindy. Chinese Communists and Hong Kong Capitalists: 1937-1997.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Chu, Yiu Kong. The Triads as Busines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Dimbleby, Jonathan. The Last Governor: Chris Patten and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Lond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7.

Hamilton, Sheilah E. Watching over Hong Kong: Private Policing, 1841-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Ho, Ka Ki Lawrence and Yiu Kong Chu. Policing Hong Kong, 1842-1969: Insiders'

Stories.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2.

Ho, Pui-yin. The 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gencies,

1841-200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Hoe, Susanne. The Taking of Hong Kong: Charles and Clara Elliot in China Waters.

25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30

Kwan, Daniel Y. K.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A Study

of Deng Zhongxia (1894-1933)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Lam, Wai-man, Percy Luen-tim Lui and Wilson Wong eds. Contemporary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Governance in the Post-1997 Er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Lam, Wai-man.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The Paradox of

985

986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2004.

Li, Pang-kwong. Hong Kong from Britain to China: Political Cleavages, Electoral

Dynamic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Lo, Shiu Hing.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Mark, Chi-kwan.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

1957. Oxford: Clarendon, 2004.

Mitchell, Robert E. Velvet Colonialism's Legacy to Hong Kong, 1967-1997.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Munn, Christopher.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Richmond: Curzon, 2000.

Pottinger, George. Sir Henry Pottinger: The Fir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Scott, Ian. Corruption Control in Hong Kong: Rule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Share, Michael. Where Empires Collided: Russian and Soviet Relations with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o.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7.

Sinclair, Kevin and Nelson Kwok-cheung Ng. Asia's Finest Marches on: Policing Hong

Kong from 1841 into the 21st Century. Hong Kong: Kevin Sinclair Associates Ltd., 1997.

So, Alvin Y.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 Press, 1999.

Tsang, Steve. Hong Kong: Appointment with China. London: I. B. Tauris, 1997.

5

10

15

20

Wong, Kam C. Policing in Hong Kong. Farnham, Surrey; Burlington, VT: Ashgate 25

Pub., 2012.

Wong, Kam C. Policing in Hong Ko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Basingstok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30

附錄 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三)中文論文

-------港英政府對孫中山革命運動的態度,林啓

吳志華:〈香港總督的美意

彥、李金强、鮑紹霖編:《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香港:香

5 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2005年,下冊,頁

624-639°

李秀領:〈40年代中英香港問題交涉〉,《江蘇社會科學》,1997年3期,頁

105-112°

李金強:〈香港興中會總會的成立及其重要性〉,《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

10 學版)》,28 卷5期,(2011 年9月),頁32-38。

15

20

25

30

李彭廣:〈香港的管治團隊:英治時期的運作與回歸後的更新〉,《港澳研

究》,2014年4期,頁36-43、94。

周乾:〈論二戰後期中英美圍繞香港戰後地位問題的交涉與鬥爭》,《安徽史

學》,2003年6期,頁60-65。

邱捷:〈《香港華字日報》對研究辛亥革命的史料價值〉,林啓彥、李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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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智文:《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1857-199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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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智文:《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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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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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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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hous, Brereton. "C" Force to Hong Kong: A Canadian Catastrophe, 1941-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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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261°

立波:<東江縱隊與香港抗戰〉,《黨史縱橫》,2007年7期,頁10-14。

何佩然、許承恩、張明佳:<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烏蛟騰〉,《廣東黨史》,總

115 期(2000 年4月),頁32。

吳志華:〈《後門》與香港海防〉,李金強主編:《我武維揚:近代中國海軍史

新論》。香港:香港海防博物館,2004年,頁262-269。

15

馬幼垣:〈與香港光復有關的兩個海軍問題〉,李金強主編:《我武維揚:近 20

代中國海軍史新論》。香港:香港海防博物館,2004年,頁38-86。

梁迭戈:〈港九獨立大隊在新界抗戰的組織形式及其與東江縱隊的聯繫〉,《廣

東檔案》,2003年3期,頁18-21。

陳達明:<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源流》,2015年9期,頁42-43。

葉存:〈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抗日功績不容抹煞〉,《廣東黨史》,總 105 25

期(1998年12月),頁37-38。

蔡耀倫:〈日軍記錄中的香港防衛戰:第二遣支艦隊與香港攻略作戰〉,

麥勁生編:《中國史上的著名戰役》。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2 年,頁

34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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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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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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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醫院編:《伊院人、情、事:伊利沙伯醫院五十周年口述歷史》。香 30

港:知出版,2013年。

附錄 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何仲詩:《風雲背後:香港監獄私人檔案》。香港:藍天圖書,2008年。

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

(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

何佩然:《施與受:從濟急到定期服務》。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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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9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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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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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Graham E. and Yuen-Fong Woon. "The Response to Rural Reform in an

Overseas Chinese Area: Examples from Two Localities in the Western Pearl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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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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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on, Sean. "Hong Kong Legacy: A Swedish Connectio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6 (2006): 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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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ersen, Susan. "The Maternalist Moment i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The Controver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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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n, Pauline.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Hakka Architecture in Hong Ko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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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n, Shuk Wah. "Dogs and British Colonialism: The Contested Ban on Eating D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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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lnow-Smith, Nick. "The Shaping of Hong Kong's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30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7 (2007) : 5-32.

附錄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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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zawa, Satohiro. "Edible Mercy: Charity Food Production and Fundraising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In Food and Foodways in Asia: Resource, Tradition and Cooking, edited by

Sidney C.H. Cheung and Tan Chee-Beng, 83-95.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Sinn, Elizabeth. "Xin Xi Guxiang: A Study of Regional Associations as a Bonding

Mechan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The Hong Kong Experience." Modern Asian Studies

31:2 (1997) : 375-397.

Smart, Alan and Ernest Chui. "Expansion and Exclusion in Hong Kong's Squatter

Resettlement Program: The Ratchet of Exclusion into Temporary and Interim Housing."

In Homing Devices: The Poor as Targets of Public Housing Policy and Practice, edited by

Marilyn M. Thomas-houston and Mark Schuller, 181-198. Lanham, Md.; Toront: Lexington

Books, 2006.

Smart, Alan. "Housing Support for the 'Undeserving': Moral Hazard, Fires, and

Laissez-faire in Hong Kong." In Ethnographies of Social Support, edited by Markus

Schlecker and Friederike Fleischer, 17-37.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Solomon, Tom. "Hong Kong, 1894: The Role of James A. Lowson in the

Controversial Discovery of Plague Bacillus." Lancet 350 (May 1997) : 59-63.

Sutphen, Mary P. "Not What, but Where: Bubonic Plague and the Reception of Germ

Theories in Hong Kong and Calcutta, 1894-1897."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52:1 (1997): 81-113.

Teather, Elizabeth K. "Deathspace in Hong Kong, Guangzhou and Seoul: A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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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 In Disease and Crime: A History of Social Pathologie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Health, edited by Robert Peckham, 21-39. New York: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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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Interwar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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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Wong, Yuk-lin Renita. "Going Back' and Staying 'Out': Articulating the Postcolonial

Hong Kong Subj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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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p, Ka-che. "Colonialism, Disease and Public Health: Malaria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In Disease, Colonialism and the State: Malaria in Modern East Asia History, edited

by Ka-che Yip, 11-3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Yip, Ka-che. "Science, Culture and Disease Control in Colonial Hong Kong." In

Science, public health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Asia, edited by Liping Bu, Darwin H.

Stapleton and Ka-che Yip, 15-32. Oxford: Routledge, 2012.

Yip, Ka-che. "Segregation, Isolation, and Quarantine: Protecting Hong Kong from

Diseases in the Pre-war Peiod."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11:1 (June

2012) 93-116.

Yip, Ka-che. "Transition to Decolonialization: the Search for a Health Policy in Post-

War Hong Kong, 1945-85." In Public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Post-war

Asia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Local Transformations, edited by Liping Bu and Ka-che Yip,

13-33. Oxford: Routledge, 2015.

Yip, Ngai Ming. "Urban Social Movements and Housing in Hong Kong: From

Antagonism to Guided Participation." Issues & Studies 35:6 (1999) : 144-166.

5

10

15

六·文化史

(一)中文書籍

20

丁潔:《《華僑日報》與香港華人社會,1925-199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 25

有限公司,2014年。

也斯著、黃淑嫻編:《也斯的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香港:中華

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

文潔華:《粵語的政治:香港粵語文化的異質與多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出版社,2014年。

30

文潔華編:《香港嘅廣東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

1024

附錄 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文潔華編:《粵語的政治--香港語言文化的異質與多元》。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2014年。

王宏志:《本土香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7年。

王宏志:《歷史的偶然: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5 社,1997年。

10

15

王國華編:《香港文化發展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

王國華編:《香港文化導論》。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

朱耀偉、梁偉詩:《後九七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香港:亮光文化有限公

司,2011年。

朱耀偉、鄭狄麟編:《眾聲對唱:香港流行樂隊組合(1984-1990)研究資料

彙編》。香港: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流行歌詞研究計劃,2000年。

朱耀偉:《光輝歲月:香港流行樂隊組合中文歌詞(1984-1990)的文化研

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流行歌詞研究計劃,1998年。

朱耀偉:《香港流行歌詞研究: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香港:香港浸

會大學香港流行歌詞研究計劃,1997年。

朱耀偉:《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香港:亮光文化有限公司,2011年。

朱耀偉:《詞中物:香港流行歌詞探賞》。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7年。

20

朱耀偉:《繾綣香港:大國崛起與香港文化》。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2012年。

25

30

朱耀偉編:《音樂敢言:香港中文歌運動研究》。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2001年。

朱耀偉編:《音樂敢言之二:香港原創歌運動研究》。香港:Bestever Consultants

Ltd,2004年。

社,

吳俊雄、馬傑偉、呂大樂編:《香港·文化·研究》。香港:香港大學出版

,2006年。

吳俊雄、馬傑偉、呂大樂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香港大學出版

社,2011年。

吳俊雄、張志偉、曾仲堅編:《普普香港:閱讀香港普及文化,2000-

2010》。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12年。

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香港:牛津大學出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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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版社,2002年。

吳倫霓霞、余炎光:《中國名人在香港:30、40年代在港活動紀實》。香港: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7年。

吳偉明:《日本流行文化與香港:歷史·在地消費·文化想像·互動》。香

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

。

李谷城:《香港《中國報》研究》。香港:華夏書局,2010年。

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李谷城:《香港報業史新論》。香港:著者,1999年。

。

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年。

李培德編:《日本文化在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年。

周佳榮、侯勵英、陳月媚主編:《閱讀香港:新時代的文化穿梭》

港教育圖書公司,2007年。

。

5

10

香港:香

周佳榮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

限公司,2012年。

周家建、張順光:《坐困愁城:日佔香港的大眾生活》。香港:三聯書店(香 15

港)有限公司,2015年。

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年

林淑儀主編:《翼動漫花筒:香港漫畫歷史展覽(2009-2012)》。香港:香港

。

藝術中心,2012年。

施仁毅、龍俊榮編:《港漫回憶錄:香港漫畫五十年的集體回憶》。香港:豐 20

林文化傳播有限公司,2014年。

。

。

計紅芳:《香港南來作家的身份建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袁小倫:《粵港抗戰文化史論稿》。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

袁小倫:《戰後初期中共與香港進步文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馬松伯:《香港報壇回憶錄》。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

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編:《香港文化政治》。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9年。

25

高添強:《九巴同行八十年,1933-2013》

。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2013年。

高添強:《高山景行: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的建立與相關人物》。香港:華人 30

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2012年。

附錄 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5

10

15

20

25

司

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編:《香港·城市,想像》。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

,2014年。

張圭陽:《金庸與明報傳奇》。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 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2年。

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香港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梁秉鈞、許旭筠、李凱琳:《香港都市文化與都市文學》。香港:香港故事協

會,2009年。

陳少華:《香港文化現象》。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8年。

陳平原、陳國球、王德威編:《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15年。

陳昌鳳:《香港報業縱橫》。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

陳清偉:《香港電影工業結構及市場分析》。香港:電影雙周刊出版社,2000年。

陳清僑:《情感的實踐:香港流行歌詞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

陳智德:《解體我城:香港文學1950-2005》。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2009年。

陳漢樑:《香港百年紀念郵票》上、下冊。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年。

。

陳鳴:《香港報業史稿(1841-1911)》。香港:華光報業有限公司,2005年

彭志銘:《小狗懶擦鞋:香港粗口文化研究》。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07年。

彭志銘:《次文化語言:香港新方言概論》。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10年。

彭志銘:《旺角詞話:香港街坊雜談話滄桑》。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09年。

智海、歐陽應霄編:《路漫漫:香港獨立漫畫25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

有限公司,2006年。

華琛、華若璧:《鄉土香港:新界的政治、性別及禮儀》。香港:中文大學

出版社,2011 年。〔英文版:Watson, James L. and Rubie S. Watson. 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Politics, Gender, and Ritual in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黃少儀、李惠珍編:《完全《13点漫畫》圖鑑:李惠珍的創作》。香港:吳興

30

記書報社,2003年。

黃少儀、楊維邦編:《香港漫畫圖鑑》。香港:樂文書店,1999年。

1027

1028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黃少儀:《廣告,文化,生活:香港報紙廣告,1945-1970》。香港:樂文書

店,1999年。

黃少儀:《廣告,價值,消費:香港電視廣告廿年,1970-1989》。香港:龍

吟榜有限公司,2003 年。

黃仲鳴:《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香港:香港作家協會,2002年。

5

黃仲鳴主編:《香港文學大系·通俗文學卷》。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

限公司,2014年。

黃志華、朱耀偉、梁偉詩:《詞家有道:香港16詞人訪談錄》。香港:匯智

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黃坤堯主編:《香港舊體文學論集》。香港:香港中國語文學會,2008年。

黃淑嫻等編輯:《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1913-1941》。香港:市政局,

1997年。

黃愛玲、李培德編:《冷戰與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9年

黃愛玲編:《邵氏電影初探》。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3年。

楊國雄:《吳灞陵的香港報業史料》。香港:著者,2007年。

。

10

楊國雄:《香港戰前報業》。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

楊國雄:《舊書刊中的香港身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

游子安、卜永堅主編:《問俗觀風:香港及華南歷史與文化》。香港:華南研

究會,2009年。

趙衛防:《香港電影史1897-2006》。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年。

劉登翰:《香港文學史》。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

潘毅、余麗文編:《書寫城市:香港的身份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社,2003年。

鄧兆華:《粵劇與香港普及文化的變遷:《胡不歸》的蛻變》。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音樂系粵劇研究計劃,2004年。

O

鄭嬋琦編:《老夫子漫畫研究計劃》。香港:香港藝術中心,2003年

鄭寶鴻:《百年香港中式飲食》。香港:經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鄭寶鴻:《百年香港華人娛樂》。香港:經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鄭寶鴻:《香江冷月:香港的日治時代》。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2006年。

鄭寶鴻:《香江知味:香港的早期飲食場所》。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2003年。

15

20

25

30

附錄 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5

10

15

鄭寶鴻:《香江風月:香港的早期娼妓場所》。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2003年。

鄭寶鴻:《百年香港華人娛樂》。香港:經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黎明海、劉智鵬編:《與香港藝術對話,1960-1979》。香港:三聯書店(香港)

有限公司,2014年。

黎明海、文潔華編:《與香港藝術對話,1980-2014》。香港:三聯書店(香港)

有限公司,2015年。

黎明海編:《功夫港漫口述歷史(1960-2014)》。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

限公司,2015年。

謝均才編:《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香港:牛津大學出

版社,2002年。

鍾寶賢:《香港影視業百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

羅卡:《香港電影跨文化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羅貴祥、文潔華編:《雜嘜時代:文化身份,性別,日常生活實踐與香港電影

1970s》。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年。

蘭靜:《近代香港外來移民與香港社會文化發展》。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

社,2013年。

20

25

30

(二)英文書籍

Bickley, Gillia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841-1897: As

Revealed by the Early Education Reports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1848-1896.

Hong Kong: Proverse Hong Kong, 2002.

Bordwell, David. 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n, Sui Jeung. Calendar of Tradition Chinese Festivals and Local Celebrations. Hong

Kong: Wan Li Book Co., 2001.

Cheung, C. H. Sidney and Siumi Maria Tam. Culture and Society of Hong Kong: A

Bibliography.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1029

1030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Chu, Yiu-wai Stephen and Esther Cheung. Between Home and World: A Reader in

Hong Kong Cinem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u, Yiu-wai Stephen. Lost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Culture in the Age of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3.

Fu, Poshek and David Desser. 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Fu, Poshek.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Hampton, Mark. Hong Kong and British Cultu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5.

Lim, Patricia. Discovering Hong Kong's Cultural Heritag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Louie, Kam. Hong Kong Culture: Word and Ima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Eurospan, 2010.

5

10

Mathews, Gordon and Tai-lok Lui eds. Consuming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15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Morton, Lisa. The Cinema of Tsui Hark.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1.

Snow, Donald B. Cantonese as Written Language: The Growth of a Written Chinese

Vernacul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Stokes, Lisa Odham. City on Fire: Hong Kong Cinema. New York: Verso, 1999.

Yau, Shuk-ting Kinnia. Japanese and Hong Kong Film Industries: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s of East Asian Film Network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0

(三)中文論文

25

丁潔:〈香港早期中文報紙的版面和特色--以《香港中外新報》為例〉,《香

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12期(2014年7月),頁24-37。

王光明:〈冷戰年代與香港文學--20世紀五〇年代香港現代詩〉,《現代中

文文學學報》,8卷2期及9卷1期(2008年1月),頁171-180。

王宏志:〈"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香港為南來的文化人所提供的特殊

30

附錄 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文化空間(上篇)〉,梁元生、王宏志編:《雙龍吐艷:滬港之文化交流與互動》

香港: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香港亞太研究所,2005年,頁109-144。

。

5

10

15

20

25

30

王宏志:〈怎樣去界定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書寫的一個最基本問題〉,《現

代中文文學學報》,8卷2期及9卷1期(2008年1月),頁21-39。

吳偉明:〈日本漫畫對香港漫畫界及流行文化的影響〉,《21世紀》,72期(2002

年8月),頁105-112。

李谷城:〈香港《中國日報》的社址變遷〉,林啟彥、李金強、鮑紹霖編:《有

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

輯委員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2005年,卷二,頁661-682。

李瑞騰:〈香港文學史建構的預備作業》,《現代中文文學學報》,8卷2期&9

卷1期(2008年1月),頁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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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

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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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穎軒:《全人醫治半世紀--香港浸信會醫院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

有限公司,2015年。

朱益宜:《玫瑰修女》。香港:公教報,2010年。

朱益宜著、周玉鳳譯:《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1921-1969》。香港: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英文版:Chu, Yik-yi Cindy.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9: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aperback Edition, 2007.〕

吳麗珍:《香港黃大仙信仰》。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巫美梅、劉銳宏:《拜祀衣紙札作與香港民間風俗》。香港:中華文教交流服

務中心,2011年。

李志剛:《馬禮遜牧師傳教事業在香港的延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

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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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人物》。台北: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2006年。

李志剛:《基督教與與香港早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2年。

李志剛編:《辛亥革命與香港基督教》。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年。

李金強:《自立與關懷:香港浸信教會百年史,1901-2001》。香港:商務印

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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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強:《聖道東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之研究》。台北:基督教宇宙光全人 25

關懷機構,2006年。

李金強主編:《香港教會人物傳》。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2014年。

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史(1890-2009)》。香

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0年。

邢福增:《此世與他世之間:香港基督教墳場的歷史與文化》

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年。

。

香港:基督教 30

1040

5

10

附錄 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香港:建道神學院,2004年。

邢福增:《願你的國降臨: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的個案研究》。香港:建

道神學院,2002 年。

周佳榮、黃文江:《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百年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

有限公司,2013年。

夏其龍編:《天主作客鹽田仔:香港西貢鹽田仔百年史蹟》。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0年。

梁家麟:《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50年代的調景嶺》。香港:建道神學院基

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0年。

梁德華主編:《利物濟世:香港道教慈善事業總覽》。香港:香港道教聯合

會,2011年。

陳智衡:《太陽旗下的十架:香港日治時期基督教會史(1941-1945)》

港:建道神學院,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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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15

20

陳慎慶編:《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

陳蒨:《潮籍盂蘭勝會:非物質文化遺產、集體回憶與身份認同》。香港:中

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

游子安主編:《香江顯跡:嗇色園歷史與黃大仙信仰》。香港:嗇色園,

2006年。

游子安主編:《道風百年:香港道教與道觀》。香港:蓬瀛仙館道教文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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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安主編:《爐峰弘善:嗇色園與香港社會》。香港:嗇色園,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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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迪生、盧惠玲編:《風水與文物:香港新界屏山鄧氏稔灣祖墓搬遷事件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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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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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會合一堂,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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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祥、韋錦新編:《延續與變革: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誌》。香港:中

文大學出版社,2014年。

鄧家宙:《香港佛教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

鄭煒明:《中國民間信仰之研究史--香港卷》。香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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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志添主編:《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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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志添主編:《香港道教科儀歷史與傳承》。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

司,2007年。

盧龍光、楊國強:《香港基督教使命和身份尋索的歷史回顧》。香港:基督教

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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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品超、何慶昌、邢福增:《使命傳承:香港靈糧堂及子堂發展史》。香港:

香港靈糧堂,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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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永昌、蕭國健:《香港民間神靈與廟宇探究》。香港:香港道教聯合會,

2010年。

謝永昌、蕭國健:《香港廟神志》。香港:香港道教聯合會,2010年。

謝永昌:《香港天后廟探究》。香港:中華文教交流服務中心,2006年。

30

5

10

15

20

25

30

附錄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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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4年。

瀨川昌久著、錢杭譯:《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教、風水、移居》。上海:上海

書店出版社,1999年。

龔立人、陳澤群:《福利與信仰:香港教會推行"慈惠"之果效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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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文書籍

Chu, Yik-yi Cindy ed. The Diaries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Ha, Louis and Patrick Taveirne eds.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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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Kwong, Chunwah. Hong Kong's Religions in Transition: Confucianism, T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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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Beatrice and Shun-hing Chan. Changing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 in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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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dilsky, Lida V. Converts to Civil Society: Christia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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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ozzi, Sergio.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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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endale, Stuart. Imperial to International: A History of St. John's Cathedr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三) 中文論文

卜永堅:〈抗租與迎神:從己卯年(1999)香港大埔林村鄉十年一度太平清醮

1043

1044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看清代林村與龍躍頭鄧氏之關係〉,《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18期(2000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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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穎琪:〈香港日佔時期(1941-1945)赤柱拘留營的基督教會〉,李金強、劉

義章主編:《烈火中的洗禮: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教會,1937-1945》。香港:建

道神學院,2011年,頁179-195。

吳梓明:〈香港華人教會的發展--聖公會諸聖堂個案研究〉,黃文江、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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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剛:〈香港張祝齡牧師的本色化理念及實施〉,李金強、湯紹源、梁家

麟編:《中華本色--近代中國教會史論》。香港:建道神學院,2007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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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志剛:〈香港張祝齡牧師的本色化理念及實施〉,李金強、湯紹源、梁家麟

編:《近代中國基督教本色化的歷史回顧》。香港: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 15

心;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5年,頁173-190。

李志剛:〈孫中山之革命與老師區鳳墀长老之關係〉,林啟彥、李金强、鮑紹

霖編:《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

國學報編輯委員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2005年,下冊,頁640-655。

李金強:<20世紀上半葉中國教會自立運動---以香港浸信會為個案的研

究〉,《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4期(2001年),頁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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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強:〈抗戰時期的香港教會:以旅港潮人中華基督教會為例〉,李金強、

劉義章主編:《烈火中的洗禮: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教會,1937-1945》。香港:

建道神學院,2011年,頁159-178。

李金強:〈香港基督教才子--歐陽佐翔牧師(1919-2002)的生平與事奉〉,

《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7期(2006/2007年),頁68-75。

李金強:〈基督徒商人--呂明才(1888-1956)父子及其貢獻〉,黃文江、

張雲開、陳智衡編:《變局下的西潮---基督教與中國的現代性》。香港:建道神

學院,2015年,頁68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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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增:〈1949年前香港教會的發展--宏觀歷史的考察(1842-1949)〉, 30

《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4期(2001年),頁5-40。

附錄 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邢福增:〈文以載道--戰後(1950-1960年代)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事業的

發展與評檢>,黃文江、張雲開、陳智衡編:《變局下的西潮--基督教與中國的

現代性》。香港:建道神學院,2015年,頁543-566。

邢福增:〈擴張境界--香港島基督教發展的區域布局(1842-1941)〉,黃

5 文江、郭偉聯、劉義章:《法流十道:近代中國基督教區域史研究》。香港:建道

神學院,2013年,頁23-46。

10

15

20

周佳榮:<香港聖公會--從教區到教育>,黃文江、郭偉聯、劉義章:《法

流十道:近代中國基督教區域史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13年,頁47-62。

郭鴻標:〈香港神學研討會:巴特神學的再思後記》,《神學與生活》,22期

(1999年),頁175-179。

湯紹源:〈上世紀遺事--從長洲教會的開發說起,李金強、湯紹源、梁

家麟編:《中華本色--近代中國教會史論》。香港:建道神學院,2007年,頁

275-300°

黃玉明:〈五六十年代香港教會社會事工概念的轉化和承擔〉,《建道學刊》

15期(2001年1月),頁393-430。

1

黃玉明:<香港教會女性牧職的發展歷史初探〉,滕張佳音主編:《華人女教牧

今貌:香港、台灣、北美三地統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11年,頁47-82。

黃玉明:〈香港教會的社會參與教導(1982-1997):聖公會、宣道會及香港基

督徒學會的個案研究〉,《建道學刊》,30期(2008年7月),頁73-128。

廖迪生:〈由"聯鄉廟宇"到地方文化象徵:香港新界天后誕的地方政治意

義〉,林美容、張珣、蔡相輝編:《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宗教學會: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2003 年,頁

79-94 °

劉紹麟:〈香港倫敦會華人教會自立過程的分析〉,李金強、湯紹源、梁家

25 麟編:《中華本色--近代中國教會史論》。香港:建道神學院,2007年,頁

30

261-274 °

劉義章、張雲開:<寧養的靈性基礎--基督教靈實協會的個案〉,黃文江、

張雲開、陳智衡編:《變局下的西潮---基督教與中國的現代性》。香港:建道神

學院,2015年,頁305-320。

劉義章:〈基督教靈實協會在香港將軍澳區的發展〉,李金強、湯紹源、梁

家麟編:《中華本色--近代中國教會史論》。香港:建道神學院,2007年,頁

1045

香港史新編下冊

343-372 °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蔡志祥:〈祖先的節日、子孫的節日:香港新界粉嶺圍彭氏的洪朝、清明和太

平清醮〉,《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3卷4期(2010年),頁17-25。

蔡志祥:〈開山宿老與英雄:歷史記憶與香港的移民、定居與糾紛的傳說>,

賴澤涵、傅寶玉編:《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6

年,頁247-276。

蔡志祥:<儀式與身份轉換:香港新界北約地區的醮>,譚偉倫編:《中國地

方宗教儀式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1

年,頁325-348。

5

蔡志祥:〈模作他者:以香港新界東北吉澳島的節日、儀式和族群為中心〉

《歷史人類學學刊》,9卷2期(2011年),頁65-88。

,

10

鄭煒明、龔敏、羅慧、余穎欣、陳德好、林愷欣:<香港朱大仙信仰的來源、

建醮與展望〉,《民間文學年刊》,3期(2009年),頁161-178。

盧龍光、湯詠詩:<香港基督教口述歷史研究述評〉,《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

究集刊》,5期(2002/2003 年),頁66-78。

鄺振華:〈九七回歸與香港教會的社會角色〉,《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

刊》,4期(2001年),頁56-70。

羅婉嫻:〈倫敦傳道會與19世紀末香港西方醫療體制在華人社區的發展〉,

《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6期(2005年6月),頁17-30。

15

20

1046

(四)英文論文

Ali, Jason R. and Ronald D. Hill. "Feng Shui and the Orient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China."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5 (2005): 27-39.

Brown, Deborah A.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Hong Kong: Freed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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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 Yik-yi Cindy. "From the Pursuit of Converts to the Relief of Refugees: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The Historian 15:2 (2002):35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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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附錄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5

10

Dawar, Lina.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of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Taiwan." Asian

Profile 28:4 (2000) : 273-285.

Der, Edmund. "A Bibliographical Review of Resources on the Life of Florence 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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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Anthony.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IME Fathers in Hong Kong during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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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ranslatio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10:2 (December 2011):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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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7 (2007) :

81-90.

Sweeting, Anthony. "E. J. Eitel's Europe in China: A Reappraisal of the Messages

15 and the Ma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8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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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Ticozzi, Sergio.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8 (2008): 111-149.

Wong, Man Kong Timothy. "A Surve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Source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Hong Kong." Ching Feng 41:1 (March 1998) : 1-40.

Wong, Man Kong Timothy. "Local Voluntarism: The Medical Mission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Hong Kong, 1842-1923." In Healing Bodies, Saving Souls: Medical

Missions in Asia and Africa, edited by David Hardiman, 87-113. Clio Medica: The

Wellcome Ser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msterdam: Rodopi, 2006.

Wong, Man Kong Timothy. "On the Limits of Biculturality in Hong Kong:

Protestantism as the Case Study." Fides et Historia: Journal of the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History 35:1 (2003) : 9-25.

Wong, Man Kong Timothy. "The China Factor a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Hong

Kong: Reflections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The

30 Edinburgh Review of Theology and Religion 8:1 (2002) : 115-137.

1047

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八、教育、學術思想史

(一)中文書籍

孔憲鐸:《我的科大十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

方駿、熊賢君:《香港教育通史》。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吳家瑋:《同創香港科技大學:初創時期的故事和人物誌》。香港:商務印書

館(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

5

吳梓明:《五十年來崇基學院的基督教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1年。

周佳榮、丁潔編:《陶行知與香港"中業"教育》。香港;書作坊,2010年。

周愛靈著、羅美嫻譯:《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

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

林亦英、施君玉:《學府時光:香港的歷史面貌》。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

館,2001 年。

高錕著、許迪鏘譯:《潮平岸闊:高錕自述》。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公司,2005年。〔英文版:Kao, Charles K. A Time and a Tide: A Memoir.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張慧真、孔強生:《從十一萬到三千: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年。

10

15

20

梁家麟編:《菁莪樂育我真光--真光創校一百三十年校史》。香港:九龍真

光中學校董會、香港真光中學校董會,2002年。

梁慶樂:《緣何沉淪--香港中學中國歷史課程研究(1990-2005)》。 香港:

教研室出版社,2009年。

陳方正主編:《與中大一同成長--香港中文大學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圖史, 25

1949-199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年。

陸鴻基:《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

公司,2003年。

陸鴻基:《殖民地的現代藝術:韓志勳千禧自述》。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2008年。

30

曾繁光:《香港特區教育政策分析》。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048

5

10

附錄 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2011年。

黃嫣梨、黃文江編:《篤信力行:香港浸會大學五十年》。香港:香港浸會大

學,2006年。

黃麗松著、童元方譯:《風雨絃歌--黃麗松回憶錄》。香港:香港大學出

版社,2000年。[英文版:Huang, Rayson. A Lifetime in Academia: An Auto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Revised Edition 2011).〕

劉紹麟:《古樹英華:英華書院校史》。香港:英華書院校友會有限公司,

2001年。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份子的追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

港)有限公司,2011年。

鄭宗義編:《香港中文大學的當代儒者: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06年。

鮑紹霖、周佳榮、區志堅編:《第二屆廿一世紀華人社會歷史教育論文集》

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

15

鮑紹霖、黃兆強、區志堅編:《北學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台北:秀威資

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20

羅慧燕:《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5年。

顧明遠、杜祖貽主編:《香港教育的過去與未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年。

顧思滿、區士麒、方駿編:《教院口述歷史》。香港:香港教育學院,2002年。

25

25

(二)英文書籍

Chan Lau, Kit ching and Peter Cunich, ed. An Impossible Dream: Hong Kong

University from Foundation to Re-establishment, 1910-19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n, Si-wai. Using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o Analyze the

30 Changing Nature of Schoo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945-2008). Hong Kong: Red

Publish, 2012.

1049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Cheng, Irene. Intercultural Reminiscences. Hong Kong: The David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1997.

Chou, Ai Ling Grace.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t Hong Kong's New Asia College, 1949-63. Leiden; Boston: Brill, 2012.

Cribbin, John and Peter Kennedy. Lifelong Learning in Action: Hong Kong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Cunich, Peter ed.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Kan, Lai Fong Flora. 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 Politics

and Ident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tthews, Clifford and Oswald Cheung. Dispersal and Renewal: Hong Ko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War Year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Sweeting, Anthon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941 to 2001: Visions and Revi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Vicker, Edward.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s a School Subject

in Hong Kong, 1960s-2002. Oxford: Routledge, 2003.

Wong, Man Kong Timothy. For the Future: Sir Edward Youde and Educational

Chang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Ming Pao Pub. Ltd., 2007.

Wong, Ting Hong. Hegemonies Compared: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Oxford: Routledge, 2002.

5

10

15

20

Yeung, Yue-man. From Local to Global and Back: Memoir of a Hongkonger.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Ltd., 2012.

(三)中文論文

25

1050

王立誠:〈滬江大學與香港浸會大學--20世紀浸會華人高等教育事業的歷

史變遷,《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2期(1999年),頁67-86。

何漢威:〈全漢昇先生事略〉,《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2期(2004年),頁

185-189 ·

何漢威:〈全漢昇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年3期,頁

30

附錄 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5

10

146-149 °

李金強:〈孫師國棟(1922-2013)與新亞研究所〉,《新亞學報》,32期(2015

年),頁11~20。

李廣健:〈逯耀東先生與香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

4期(2006年),頁159-172。

周佳榮:〈日本人與近代香港報業〉,《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12期(2014

年7月),頁38-43。

周佳榮:<香港學界的日本研究 --書刊及論文出版繋年〉,《當代史學》,8

卷1期(2007年3月),頁21-27。

周佳榮:<陳和及其東亞史研究〉,《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3期(2005

年),頁121-130。

林啟彥:〈香港地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先驅-王德昭教授》,《香港中國近

代史學報》,3期(2005年),頁107~116。

區志堅:〈"在非常環境非常心情下做了"--試析錢穆先生在香港興學的原

15 因〉,黃兆強主編:《錢穆研究暨當代人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東吳大學,2010年,頁45-69。

20

區志堅:〈中外文化交融下香港文化之新運:羅香林教授中外文化交流的觀

點〉,趙令揚、馬楚堅編:《羅香林教授逝世二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香港:薈真

文化事業出版社,2006年,頁36-52。

區志堅:〈以人文主義之教育為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交流:錢穆先生

籌辦新亞教育的宏願及實踐〉,王宏志、梁元生、羅炳良主編:《中國文化的傳承

與開拓:香港中文大學四十周年校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2009年,頁85-180。

區志堅:〈保全國粹、宏揚文化:學海書樓八十年簡介〉,學海書樓編:《學

25 海書樓八十周年紀念集》。香港:學海書樓,2003 年,頁13-25。

區志堅:<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背景之研究〉,《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 4

期(2006年),頁29-58。

區志堅:〈香港成為國際漢學交往的橋樑:從乙堂問學書信看戰後羅香林與

海外學人之交往〉,林慶彰:《國際漢學論叢》。台北:樂學書局,2005年,頁

30 251-290

區志堅:<香港與清華學術的承傳關係:羅香林與陳寅恪〉,《21世紀世界

1051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與中國 --- 當代中國發展熱點問題》。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573-586 。

區顯峰:〈陳和對越南史研究之貢獻>,周佳榮、范永聰主編:《東亞世界:

政治、軍事、文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367-386。

許振興:〈清遺民經學家寓居香港時期的史學視野--區大典《史略》考索》,

《中國學術年刊》,34卷1期(2012年3月),頁31-56。

郭少棠:〈文化的衝擊與超越:當代香港史學〉,《歷史研究》,2003年1期,

頁120~128。

彭淑敏:〈李金強教授對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貢獻〉,黃文江、張雲開、陳智

衡編:《變局下的西潮--基督教與中國的現代性》。香港:建道神學院,2015

年,頁743-750。

黃秀政、李昭容、郭佳玲:〈羅香林與客家研究〉,《興大歷史學報》,18期

(2007年6月),頁291-314。

黃秀顏:<陳學霖教授:學術生平和明史研究簡述〉,《明代研究》,18期(2012

年6月),頁1-21。

黃庭康:<國家權力形構與教育:戰後香港黑市學校的歷史個案〉,《台灣社

會學刊》,44期(2010年6月),頁 107-154。

溫帶維:〈傳統文化在中港:"魂不附體"到"魂飛魄散"?>,學海書樓編:《學

海書樓八十周年紀念集》。香港:學海書樓,2003年,頁61-65。

葉漢明:〈婦女、性別及其他:近廿年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及其發展前景〉,《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3期 (2005年12月),頁107-166。

趙雨樂:<戰後香港文化承傳:以孫國棟的史學視野為例〉,載氏著:《文化

中國的重構: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與活動》。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06年,頁224-261。

5

10

15

20

劉述先:〈港台新儒家與經典詮釋>,學海書樓編:《學海書樓八十周年紀念 25

集》。香港:學海書樓,2003年,頁159-181。

劉詠聰:〈林天蔚教授生平及學術補識〉,《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3期(2005

年),頁131-140。

鄭會欣:<近十年來香港民國史研究概述〉,《民國研究》,7期(2003年12

月),頁163-175。

鄭會欣:〈饒宗頤教授與香港的學術淵源〉,《廈大史學》,2期(2006年 3

1052

30

附錄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

5

10

月),頁1-13。

羅樂然:〈二戰後香港的韓國歷史與文化研究回顧與展望〉,《慶南學》,34期

(2015年12月),頁1-54。

譚少薇、葉漢明:<性別研究課程在香港高等院校的發展問題〉,譚少薇編:

《兩岸三地社會性別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頁

о

24-40 °

關詩珮:〈大英帝國、漢學及翻譯:理雅各與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1860-

1900)〉,《翻譯史研究》,2期(2012年),頁59~101。

關詩珮:〈翻譯課程及全人教育之爭?--香港聖保羅書院與香港政府的恩

怨(1849-1855)〉,《翻譯史研究》,4期(2014年),頁77-106。

15

20

25

30

(四) 英文論文

Chou, Ai Ling Grace. "Cultural Education as Containment: The Ambivalent Position

of American NGO's in 1950's Hong Kong."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2:2 (April 2010):

3-28.

Cunich, Peter. "Making Spac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Colonial Hong Kong, 1887-

1913." In Harbin to Hanoi: The Colonial Built Environment in Asia, 1840 to 1940, edited

by Laura Victoir and Victor Zatsepine, 181-20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Hughes, Christopher and Robert Stone. "Nation-building and Curriculum Reform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China Quarterly 160 (1999): 977-991.

Lau, Wai Wah and Flora Kan. "Colonialism and Secondary Technic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945-1997." 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 Training 63:2 (2011) :171-189.

Lee, Zardas Shuk Man, Phoebe Y. H. Tang and Carol C. L. Tsang. "Searching for

an Identity: Debates over Mor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Lear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11:2 (Spring 2013): 88-97.

Sweeting, Anthony. "With the Ease and Grace of a Born Bishop? Re-evaluating James

Legge's Contributions to Secular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1053

1054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5 (2005): 5-25.

Vickers, Edward and Flora Kan. "The Re-education of Hong Kong: Identity, Politics,

and History Education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n History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st Asia, edited by Edward Vickers and Alisa Jones, 171-202.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Vickers, Edward, Flora Kan and Paul Morris. "Colon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history' in Hong Kong's Schools."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9:1 (2003): 95-111.

Waters, Dan. "A Brief History of Technic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863-1980."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0 (2000) : 210-225.

Wong, Man Kong Timothy. "Christian Schools as the Major Provider of Public

Education in Hong Kong up to the 1920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Setting the Roots Right-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edited by

Peter Chen-main Wang, 485-527. Taipei: Limin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Wong, Man Kong Timothy. "From Expansion to Repositioning: Recent Chang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1 (March 2004) :150-

166.

Wong, Man Kong Timothy.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ulture in Hong Ko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ism, 1880s-1980s."

In Transmitting the Ideal of Enlightenment: Chinese Universities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Ricardo Mak, 83-108.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5

10

15

20

25

30

5

10

作者簡介(按各章順序排列)

區家發

資深考古工作者。1953年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後又在北京第二屆

15 考古訓練班畢業。1956年任廣東省文化與文物工作隊隊長,從事田野考古和研究

凡四十餘年。曾任香港考古學會主席、香港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博物館和

區域市政局博物館榮譽顧問。主要研究粵港地區史前考古和歷史,已發表的考古

調查發掘報告和學術論文二十餘篇,共數十萬字。

20

霍啟昌

香港大學歷史系學士、夏威夷大學歷史系碩士、博士。曾任香港古物古蹟委

員會資深委員及市政局香港博物館本地史名譽顧問、香港考試局高級程度會考歷

史科委員會主席多年。霍博士曾在港大歷史系任教香港史多年,曾任職澳門大學

25 教授。現任職澳門中西創新學院副校監及院長,並任香港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

已出版個人專著十二部,合著及編著九部,論文五十餘篇,時事評論五十餘篇。

30

丁新豹

廣東豐順人,香港大學博士,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現為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系客席教授及名譽高級研究員,香港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榮譽院士。研究領

1055

1056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域包括:歷史繪畫、香港史、珠三角史等。著作包括《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

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等。

鄭赤琰

5

新加坡南洋大學政治學學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政治學碩士、美國紐約州

立大學(賓漢頓校園)政治學博士。1977 至1998年歷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

系講師、教授及系主任,期間創立海外華人研究中心。1998至2001年任嶺南大學

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主任。90年代參與成立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並出任秘書長兼副會長。1992年成立香港國際客家學會,並出任會長至今。曾擔

任香港崇正總會副理事長。現任馬來西亞大馬新聞資訊學院院長及香港中文大學

兼任教授。研究興趣主要包括海外華人問題、客家研究、中國外交政策、亞洲國

際關係、東南亞政治與政府等。知名時事評論員。鄭氏是香港及東南亞著名的政

論家,經常在華文報刊上發表時事評論,並有多本著作及編著問世,也經常在學

術刊物發表論文。

10

15

冼玉儀

生於香港,肄業於拔萃女校及在香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專研近代中國史

及香港史。著作包括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Growing with Hong Kong: The Bank of East Asia 1919-1994、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等。2014年

退休前為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現為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榮譽

教授。

龍炳頤

香港大學建築學系教授,專注研究香港古蹟文物、城市發展及中國民居等

現任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和土地發展公司董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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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凱

附錄 作者簡介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經濟學碩士及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專

研國際經濟、經濟發展、香港經濟及經濟思想史。著有《香港經濟的發展和結構

5

變化》等。

周亮全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碩士及博士。現任澳門中西創新學院常務副院長。曾任香

10 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高級講師,亦曾任教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夏威夷大學

及泰國法政大學。主要的研究專題為所得分配、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務。

饒美蛟

15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學士(優異)(主修經濟)、美國范德寶(Vanderbilt)大

學碩士(經濟學)、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西蒙菲莎(Simon

Fraser)大學哲學博士、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組織與

管理學講座教授、商學院副院長、MBA課程主任、管理系系主任;嶺南大學副校

長兼香港商學研究所所長,現為嶺南大學榮休講座教授、澳門理工學院特聘高級

20 顧問(學術評審)。研究專長為工業研究、企業策略及合資企業管理。

陳弘毅

香港出生和受教育,1984年開始任教於香港大學法律系至今,教學和研究領

25 域主要為公法學和法哲學。中文著作包括《法治、人權與民主憲政的理想》、《一

國兩制下香港的法治探索》等書。

30

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

在英國出生和在加拿大受教育,長居香港超過30年,其史學著作包括 Anglo-

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

1057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吳海傑

香港出生和受教育,香港大學法律學院中國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領域為

法律史。任教大學之前在法律和金融行業工作超過十五年。其法律史學著作包

Legal Transplanta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racticing law in Republican

Beijing (1910s-1930s)

。

5

吳倫霓霞

原籍廣東南海,出生香港,畢業於香港大學,繼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學

位。

。1970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教學及研究範圍包括英國史及香港史。多

集中對香港教育、新界、孫中山及中英在港關係之歷史問題研究。已出版專著共

十多種。現已退休。

10

程介明

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倫敦大學哲學博士。曾任中學教師,港大教育學院講座教

授、教育學院院長、副校長、校長資深顧問,哈佛大學訪問教授。專供教育政策分析。

李少南

1986 年獲美國密西根大學傳播博士。之後,任職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

系,講授課程包括中國船舶是及國際傳播等科目。

黃維樑

15

20

25

1058

香港中文大學一級榮譽學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歷任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系教授、美國 Macalester College 及四川大學客座講座教授。黃氏著作有《中國

詩學縱橫論》、《香港文學初探》、《中國現代文學導讀》、《中西新舊的交匯》、《黃

維樑散文選》等二十多種。歷任香港等地多個文學團體主席或顧問。作品曾獲多 30

個文學獎,入選各地選集及編入中學語文教材。

史文鴻

附錄 作者簡介

生於香港。於中大攻讀哲學獲學士及碩士,柏林自由大學哲學博士,研究範

圍有維根斯坦語言哲學、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博士論文處理社會美學。曾全

5 職任教香港浸會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嶺南大學,短暫任香港自由黨行政總

幹事及NOW 電視顧問及新聞節目主持。現任台灣台南崑山科技大學視訊系及

媒體藝術研究所教授。

10

15

鍾景輝

美國耶魯大學戲劇學院藝術碩士,美國哈姆斯頓大學榮譽哲學博士,香港公

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香港演藝學院榮譽戲劇博士。曾任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

院長。資深舞台、電影及電視導演及演員,多次榮獲最佳導演及最佳演員獎。鍾

氏曾於香港無線電視及亞洲電視擔當高級行政及節目製作等職位。

梁錦

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教研粵劇、元劇四十年,著作頗豐。曾任廣東政協、

區局增選議員、文化基金信託人、藝展局委員。曾捐文物建醫院,在慈善事業方

20 面,亦頗有貢獻。

25

30

湛黎淑貞

英國金斯頓大學哲學博士,致力研究香港音樂教育和粵劇教育的歷史與發

展。曾任職香港教育局,具有豐富的師資教學、視學及課程發展經驗,退休後仍

積極投入音樂和粵劇教育工作。著作有小學音樂課本《音樂新領域》及音樂教材

《現代音樂探索:中小學音樂教材匯篇》,亦為黎鍵遺著的《香港粵劇叙論》擔任

主 工作。現擔任的公職有香港中樂團顧問、民政事務局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與專家顧問、以及香港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職務。

1059

1060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劉靖之

倫敦大學和香港大學文學士、哲學碩士與博士,並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理

論作曲文憑;曾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香港大學、嶺南大學,現為香港大學香港

人文社會研究所名譽研究員、上海音樂學院外聘專任教授;論、編著作涵蓋中國

20世紀音樂史、音樂評論、翻譯理論、元人雜劇研究等,四十餘種。

5

李志剛

廣東寶安人,博士。專研中國基督教會史及港澳基督教會史,多有論文專書

出版。現任基督教文化學會會長、禮賢會灣仔堂顧問牧師。

10

黃兆漢

15

20

　出生於 1941 年。澳洲國立大學哲學博士(道教史)、香港大學文學碩士(詞 曲史)、香港大學文學士(一級榮譽)。曾任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兼任導師,香港

大學中文系講師、高級講師、副教授、正教授等教職。研究及教學範圍包括道教

史、詞曲史、藝術史和戲劇史(包括粵劇),為博士、碩士研究生指導教授。著作

甚豐,專書有道教研究八種,詞曲研究及創作17種,藝術研究及創作九種,粵劇

研究七種,共41種。此外,著有學術論文數十篇。1998年7月自香港大學提早

退休,定居澳洲,專心從事教授中國書畫及推廣各種中國藝術文化活動。現為澳

洲塔省博物及藝術館名譽首席顧問(中國藝術及古物)、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名

譽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藝術文化發展中心名譽顧

問、香港特別行政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專家顧問、中國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特邀研究員、澳洲中國藝術協會會長、澳中友好協會塔州 25

分會贊助人、任劍輝研究計劃總策劃人。

吳麗珍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士,專治元代道教文學。著作有《香港黃大仙信仰》

。

30

葉嘉輝

附錄 作者簡介

廣東省東莞縣人,香港新亞研究所文學碩士。現任職中學教師,研究興趣主

要集中在道教及華南一帶的民間信仰,著述有《元代神仙道化劇研究》等。

5

鄧家宙

大學講師,香港史學會總監,新城電台嘉賓主持及專欄作家。專注研究民國

史、香港史及整理金石文獻。著有《香港華籍名人墓銘集(港島篇)》、《香港佛教

10 碑銘彙釋(一):港島、九龍及大嶼山》、《香港佛教史》及主編《香港歷史探究》、

《香港史地》等專書,並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15

20

陳蒨

英國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曾任教育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現任香

港樹仁大學教授級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慶武

40、50 年代在南京中央大學、新加坡馬來亞大學和英國倫敦大學受教育。

曾任馬來亞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澳洲國立大學遠東歷史講座教授、香港大學校

長、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等職位。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

策學院教授、主席。

25

黃文江

30

生於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主任、

歷史系副教授。專研香港社會史、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等。

1061

詞彙索引

|一劃]

人壽年 733,735, 746, 768

人權法案 462

《一水隔天涯》 651,682

《八方》 618, 714, 916

《一代天嬌》 771

一仙報 589

724, 732, 740, 746, 755, 762, 763,

768, 769, 770, 771, 774, 906, 908

一國兩制 623,773, 875, 971

八鄉古廟 962

二劃

力行劇社 707

力瀛書院 273

十三行 67,126, 304

十大行當 740, 758, 766

《七十二家房客》 655,702,710, 712

九年強逼(免費)教育 540,552

卜力(Sir Blake, Henry) 987

卜萬蒼 639

九廣鐵路 12,773

(#) 16, 52, 60, 62, 64, 120, 198, 247,

250, 260, 263, 268, 281, 451, 452, 456, 598,

658, 856, 858, 1011, 1013

三劃

二帝書院 12, 486

三一事件 592,598

二帝廟 880, 881

《人人文學》 611,613, 614

《人海孤鴻》 646

人海燈 922

三軍司令官邸 12, 279

三書(六禮) 951,956

三教合一 895, 897, 901

三教聖神 887, 889

1063

1064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三清 877,901, 902

三棟屋 11,275

三輪佛學社 924

三蘇 623

() 644, 677, 682

上頭 956

上環街市(北樓) 12

T

617, 619, 627, 1024, 1032

735, 737, 739, 743, 749

土地(誕)

(E) 929, 930, 935, 945, 956, 962

土地發展公司 1062

X(B) 97, 450, 463, 464, 467,

469, 472, 476, 479, 481

大學資助委員會 481

女(學)塾 479

《小說世界》 605, 606

工展會 1004

(IB) 575, 586, 587,588, 589, 591, 596,

602

《工商晚報》 588,589

I 132, 150, 205, 213, 525, 547, 555, 557,

588, 673, 762, 764

工業化 319, 372, 393

《士茂西報》 582,583

(A) 582, 591, 593, 597, 599, 607, 617,

上海的最高法院 467

623

上訴法院 467,470

大夫第 10

大王古廟 962

大清律例 106

「四劃

《大公報》案 456

(*) 581, 590, 874

*

489, 529, 530, 794

大坑蓮花宮 16

不平等條約

146, 154, 446

《大拇指》 619

中三淘汰試

540,555

大浪灣(石刻) 11

《大眾生活》 591

292, 509, 627, 698, 703, 705, 706,

713, 716, 728, 755, 757, 779, 780, 788, 791,

792, 795, 815, 816

大廟(天后古廟) 878

大廟灣(石刻) 11

大學堂 855

大澳 916,944

A 7, 8, 11, 13, 35, 51, 262, 749, 881,

911, 912, 915, 916, 921, 920, 927, 928, 994

中天製作 705,714,716

484, 487, 493, 494, 496, 497, 508,

514, 515, 516, 52, 525, 529, 530, 784, 842

中文創作劇比賽 706

中央書院(皇仁書院) 112,484,493,494,

495, 500, 501, 503, 505, 509, 510, 511, 777,

840, 853, 855, 872

PE 711, 712, 713, 717

中英學會中文戲劇組 695,697,698,700,705

《中英聯合聲明》(聯合聲明) 159,971

《中國日報》

(E) 130, 565, 576, 577, 579, 581, 605,

874

《中國新聞報》 582,593,598

中國聖樂院 792, 799, 821

《中國學生周報》611,614,617, 702

中港貿易 337

中華公理會 847

《中華英雄》 688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劇藝社 693, 698, 700

附錄 詞彙索引

天空小説 675

天壇大佛 920,928

A¥U(E) 119, 128, 494, 856, 857, 940

太平局紳(士) 597, 897

A 900, 936, 938, 939, 940, 944, 945, 太平清醮

946, 960

AAU 736, 737, 743, 746, 747, 749753,

755, 771

##

544, 559, 846, 847, 849, 850,

853, 858

少年法庭

太平戲院 637,728,733,741

464, 468

中華循道會 544,559

中樂團 805, 808, 816, 818, 819, 821, 822,

823, 824

中聯電影公司 641,771

PARAKU 169, 263, 445, 452, 458, 471,

472

A 178, 183, 203, 287, 474, 479

公安條例 455,456

(Sir Younde, Edward) 857

元洲仔政務司官邸 12

尤敏 645,649

六七(風暴/風波/動亂) 134

六四天安門事件 604

六柱制 740,758,766

六國大封相 756,757

AE (AR) 257,258,259

公務員制度 99

公務員 99, 100, 441, 473

公理會(美部會) 827,847,856, 872

分流石圓環 13

升中試 540,541,554

(*) 655, 680, 683

《天天日報》 583,594,596,597

天主教明愛中心 844

《天光報》 588, 589, 594

13, 64, 666, 717, 877, 878, 880, 890, 905,

906, 929, 931, 932, 935, 944, 945, 962, 963

天地會 84

4, 9, 10, 15, 46, 257, 259

(Lord Palmerston, Henry Temple) 7,

40, 71, 72, 74, 75

巴黎外方傳教會 834,838,843

XXX) 546, 547, 550, 560, 565,

593, 615, 617, 622, 631, 724, 753, 757, 816,

947, 970, 971

(E) 487, 960

(X) 33, 591, 597, 599, 600, 603, 607,

617

《文藝世紀》 614, 617

《文藝新潮》 614, 615, 616

方育平 658,663,679

B()## 1, 75, 135, 136, 138, 139, 141,

144, 357, 369, 528, 535, 589, 590, 591, 835,

848, 851, 885, 922, 962

1065

1066

香港史新編■下需

《父子情》 658, 663

《父母心》 646

《牛仔與契爺》 688

王羽 653

王晶 658

王煜初牧師 846, 873

王賡武 717 1058

E 130, 185, 564, 565, 569, 572, 575, 576,

605, 866, 868, 873

【五劃

(A) 130, 577, 579, 581, 874

世界佛教友誼會(世佛會) 924

世界信義宗社會服務處 857

代牧區 834,835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古蒼梧 617, 619

古龍 657,679

(Sir Stubbs, Reginald Edward) 15,

88

(Stuart, Frederick) 493, 495, 501, 853

()(Dr. Stewart, Frederick, M.A.)

501, 503, 839

《四千金》 645

外資流入 409, 410

K(X) 103, 124, 153, 569, 596,

625, 631, 632, 634, 683, 702, 703, 703,

705707, 713, 714, 724, 757, 758, 759, 761,

766, 767, 774, 799, 800, 818, 819

#941, 942, 944

打醮 960, 962, 963

本地出口411

本地資本 422

1724, 747, 753, 754, 755, 765, 766,

《正報》 590, 591

769, 772, 773, 774

加工貿易 338

包浩斯 283

北京條約33,305,306,394

正覺蓮社 924, 925

(*) 91, 97, 100, 449, 464,

467, 470, 473, 474

民新影片公司 637

北帝(玄/真武廟 872,880,881,882,884, 永華公司 639, 693

886, 906, 907

北帝(玄/真武)誕 945

《半斤八兩》 655

B

740,741, 746, 751, 771

《半邊人》 658

《可憐天下父母心》 646

古天農 711 718

#

735, 736, 747

白光639,641,681

白芒(遺址) 8, 36

644, 724, 736, 741, 753, 754, 765,

766, 769, 771, 772, 773

735, 736, 737, 741, 743, 751, 770, 771

白燕 637,646

500

8, 9, 10, 13, 13, 21, 38, 1058

石硤尾木屋區大火 851

古越(族) 20, 32

石壁(石刻) 7, 11, 881

ZA (EN) 12, 84, 88, 91, 96, 100, 107,

124, 133, 155, 163, 454, 475, 505, 539, 559,

560, 569, 573, 585, 596, 853, 956

司法機構 86, 99, 468

成龍

656, 657, 658

* 639, 641, 643, 647

朱次伯726,733,737

《江山美人》 643,649

《老夫子》 688

自由放任(政策 ) 495,839,853

附錄 詞彙索引

|六劃

085, 607, 625, 831

自由貿易 968

617, 619, 623, 624, 625, 627, 629, 686,

92, 95, 113, 244, 450, 463, 476

687

(cadet officers) 110, 111, 463, 469

伊秋水 741

92, 499, 531, 569, 571, 573, 854

1 644, 724, 736, 740, 741, 749, 751,

李國能 472

李福善 470

SE 99, 458, 466, 473

753, 754, 765,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3, 774

合議庭 97,455,467, 472

地方(區域)法院 98,457,460, 468, 470

企業家

398, 968, 971, 972

(B) 591, 598

881, 887, 889, 891, 893, 895, 911, 916

(P) 881, 885, 887, 891, 893, 895,

897, 899, 900, 903

《危樓春曉》 646

同社 891,897

同鄉會 494,495,525

合一堂(道濟會堂) 846, 847

地下鐵路 905

155, 95, 96, 97, 98, 99

(#) 605, 615

如意茶樓 789

孖士打 477,479, 481

司法程序 445, 446, 471

地保 61, 107, 108, 110, 111, 120, 224, 448

防止賄賂條例 457

(A)

176, 200, 202, 216, 494, 525, 585,

762, 764, 928

TKA (KA) 84, 89, 557, 559, 598, 599,

758

西西 617, 619, 626, 627, 823

西洋建築 276

(F) 509, 567, 569, 571, 573

(Endacott, G. B.) 100

尖沙咀

12, 13, 53, 54, 74, 243, 260, 598, 716,

757, 815, 816, 850, 851

七劃

《伴侶》 606, 617

(#) 589, 591, 592, 593, 594, 596

佛堂門 878,880, 906

1067

1068

香港史新編■下需

佛頭洲稅關(遺址) 13

AR 495, 583, 588, 914, 919, 921

EЛ 647, 740, 741, 749, 751, 753, 757,

764, 765, 766, 768, 770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

* 625, 643, 649, 657, 702

639, 640, 641, 643, 649

李鐵 647,651, 695

沙田話劇團 714

X 90, 94, 124, 124

沙螺灣(遺址)8

615, 619, 621, 622, 623

627,683, 756, 764, 766, 774

佚名劇團 716

利舞台 693,729, 757

《狂潮》 677,682

吳回 646,692

吳宇森 658,660

的近律師行 474,479

《牡丹亭驚夢》 754,765

#) 495, 497, 505, 507, 508, 510,

514, 516, 517, 524, 527, 529, 539, 540, 541,

545, 546, 554, 784, 787

756, 769, 770, 772

X 89, 90, 95, 103, 105, 191, 193, 195, 202,

206, 248, 476

赤鱲角 9,36

* 98, 104, 105, 179, 194, 449

赤柱 12,16, 84

119, 174, 451

赤柱舊警署 12

社團條例 453,455

兩航事件 455

赤犢劇團 716

A) 257, 940, 945, 963

(877, 889, 890, 893, 895, 897,

130, 132, 496, 513, 514, 576, 579,

899, 900, 901, 902, 903, 915

581, 583, 733, 855, 872

# 585, 588, 591

那打素醫院 827, 860

724, 755, 758, 772, 774

庇理羅士女校(書院) 510

《快報》 596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711

《投奔怒海》 659, 823

646, 652, 655, 656, 746

|八劃

749,755, 756, 765, 765, 770, 771

亞洲四小龍 836, 852

李我 675

亞洲作曲家同盟 823

李晨風 646, 692

亞羅號事件 126,499

李恵堂 207

佳藝電視 679

639, 643, 647, 648

兩華會 139

宁

李鄭屋(村) 6, 13, 32

李鄭屋漢墓 13

協恩(女子)中學 505,693, 697

(Rev. Shuck, Jehu Lewis) 827,

831

附錄 詞彙索引

周王二公書院 487

周壽臣 90,139

周潤發 627,677, 716

周璇 639,681

宗座外方傳教會 834,835

778, 785, 799, 802, 822

**(**) 484, 491, 493, 498, 503,

504, 839, 840, 853

(01) 571,691, 868

房屋協會 252, 858

拔萃(書院)

() 504, 505, 533, 693, 785, 788,

815, 857, 872, 1062

(B) 591, 593, 594, 596, 598, 600, 618,

622, 687, 688,

服務貿易 328,340

(B) 593, 594, 596

《東快訊》 593,596

(1)

491, 493, 495, 504, 507, 508,

517, 544, 545, 783, 784, 786, 787

官守議員(席)88, 559

東林念佛堂 924

居石侯公祠 12

法律援助 458,471

法定語文條例 458

官契 246,252, 452

116, 238, 244, 263, 264, 452

東涌 11,51

東普陀寺 917,922

R() 112, 135, 180, 181, 182, 184,

185, 188

東龍洲(石刻) 11

東灣(遺址) 7, 8, 22

妹仔 87, 88,451

*

703, 706, 707, 706, 718, 720

# 89, 91, 97, 100, 449, 450, 469, 470, 律政司

林則徐 75

472

英倫法律適用條例 448

724, 755, 756, 761, 766, 772, 773

林翠641,645

786, 787, 792, 793, 799, 800, 819, 821

86, 89, 91, 99, 447, 459

92, 98, 102, 118, 120, 122, 127, 130,

173, 174, 179, 189, 243, 446, 450, 459, 481,

482

150, 166, 445, 445, 482

法科畢業生 481

法律專業深造文憑課程 245

法學學位課程 481

治外法權 98,466

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 455, 465, 471

346, 441, 445, 447, 451, 453, 482

639,,641, 642, 643, 649, 702

林黛 641,643,651

杯渡寺(青山禪寺/院) 913

杯渡禪師 909,910,911

松嶺鄧公司 12

武打(功夫)電影 649,655

653, 654, 655, 656, 659, 677, 679, 682

武俠片集(電視劇) 677

社會寫實(倫理)片611,646, 647

646, 741, 751, 753, 756, 764, 765,

768, 769, 771

虎地灣(遺址)9

1069

1070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虎門 73,262

(#) 596, 600, 795

《近事編錄》 564,599

邵氏(兄弟)公司 643,649,651,655,658,

682, 702, 709

643, 617, 649, 717

金山莊 725

(Sir Clementi, Cecil) 515, 521

金文泰(中文)中學 505,515,545,546,915

前九龍英童學校 13

前法國傳教會大樓 12

南丫島 9,935

南北行 121

(R) 33, 305, 394, 827, 860

t= 711, 718, 747, 749, 765

《南清早報》(後名《南華早報》) 582,583,

585, 593, 594, 596, 597, 600

296, 300, 960, 1062

(R) 593, 612, 611, 612, 617, 618,

627, 629, 677, 686

城隍(誕/廟) 940

金禧事件 555

849, 850, 858, 881, 882, 907, 936, 939,

940, 944, 946

長洲(石刻) 11

# 693, 697, 698, 700, 702, 712 姚克

姚敏 649, 681

ACE (Sir Robinson, William) 90,

123

客家人 782

客家山歌 675,806,782

(E) 647, 747, 754, 765, 766

97, 449, 460, 467, 471, 472

青年文學獎 619,629

MU 885, 887, 896, 889, 900

青雲觀 881,911, 915

非官守議員 88, 124, 559, 569

香港終審法院 471,472

《非法移民》 659

(*)

90, 92, 95, 100, 108, 141,

174, 367, 446, 450, 464, 467, 469, 471, 472,

474, 477, 479, 481, 482

華人律師 92, 476

「九劃

《信報》 594,596

香港城市大學 481

皇室憲章 447

信義(宗)會(巴陵會) 847, 852

88, 89, 91, 99, 447

侯王誕(廟) 945

保甲

61, 65, 106, 107, 108, 110, 448

侯族(氏) 960

《俠女》 656

保甲制 106, 107

保良局 185, 186, 188

前九廣鐵路鐘樓 12

#EK 93, 100, 104, 114, 194, 214, 449,

454

RR 105, 114, 123, 129, 185, 187, 188,

193, 194, 215, 222, 449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 458

建築(物)條例 961

449, 567, 597, 598

美以美會 847

B

764, 835, 836, 838, 841

(Lord Napier, william John) 60, 62

急(汲水門 14

耶穌寶血(女修)會 835,841

743, 746, 749, 756

按察司 468,469

胡文虎 589, 591, 915

K(K) 88, 110, 145, 155

胡仙 596

政府新聞處 599,600

643, 653, 657, 702

胡振中神父 836

附錄 詞彙索引

春秋業餘聯誼社 693,700

《春殘夢斷》 646

《星星、月亮、太陽》 611,645, 649,651,681

(ESB) 442, 589, 590, 591, 596, 602, 607,

684, 802

(2) 589, 596, 600, 627

(E) 590, 591, 676

(Black, Robert) 703

柏立基教育學院 703

697,698, 700, 702, 705

毒麵包案 571

洪聖廟 781

洪聖誕 945

津貼(資助)中學 544,545

派位 541,554

皇后道浸信會 831,846

《胡越的故事》 659

致群劇社 706

茅蓬 916

(*)*X(Joset, Theodore) 827

若虛書室 487

英皇制誥 86

(英國)東印度公司68,69,87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787,788,795,809,

809, 810, 811, 813, 818, 819, 821, 824, 825,

1065

(/) 498, 500, 504, 565, 776,

831, 854, 866, 873, 968, 969

英華書院印刷局(中華印務總局 ) 866

(*) 653, 658, 660

511, 512

484, 493, 496, 505, 508, 509, 510,

英語粵劇 762,764, 815

皇家天文台 12

I 132, 133, 134, 135

述卿書室 487

《省港旗兵》 658,661

《秋天的童話》 659

穿鼻條約 72,75

突破機構 852

《紅豆》 606

I

741, 751, 765, 768, 770, 771

紀修和尚 916

韋玉 93,583

755, 787, 792,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9, 821, 822, 823, 887

音樂事務統籌處(音統處) 811, 813

775, 777, 778, 783, 785, 786, 787,

791, 792, 794, 795, 797, 798, 799, 800, 801,

1071

1072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802, 803, 804, 805, 809, 810, 811, 816, 824,

825

風月片

657

k 489, 940, 960, 961, 962, 963

**(**) 8, 12, 14, 88, 296, 393, 497,

481

香港大學中文系517,520,522,525,527,887

《香江晚報》 581

《香江歲月》 679

(P) 546, 693, 697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847,848,853,860,

875

(香港)愛樂協會 779, 815

(香港)轅門報 492

480, 527, 547, 550, 585, 589, 593,

603, 622, 623, 625, 627, 662, 671, 673, 684,

685, 686, 692, 725, 779, 781, 788, 791, 950,

957, 962,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香港大學本部大樓 12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755

香港工商師範學院 703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 35,296,409,619,631,

755, 757, 787, 792, 800, 801, 802, 803, 806,

807, 816, 822, 823, 855, 858, 887

(***) 564, 569, 571, 580, 581, 582,

585

《香港公報》 567

香港文化中心 716,757,815,816, 817

(X) 606, 609, 619, 620, 625, 627

香港考試局 809, 810, 1061

香港西醫書(學)院 512,854,857, 873

香港佛教聯合會(佛聯會)922, 923

香港佛教醫院 925

香港房屋協會 252

香港政府公報 573

香港音樂院 801

香港音樂學院801, 802

() 566, 591, 600, 602, 615

香港浸會大學(浸會書院) 542, 855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 155, 160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155

香港記者協會 597,602

香港記者聯會 597

《香港商報》 592,593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223

723, 724, 725, 727, 733, 735, 737,

739, 740, 741, 746, 747, 749, 751, 753, 754,

755, 756, 757, 764, 765, 766, 768, 769, 771,

772, 773, 774

《香港晨報》(後名《香江晨報》) 581, 588

(*$79) 564, 565, 569, 570, 582, 585,

590, 595, 919

《香港新聞報》(後名《中國新聞報》) 582

香港業餘話劇社 700,702,705

香港節 550

香港聖樂團 815

EN 702, 707, 708, 709, 711, 712, 713,

714, 718, 722

香港道教學院 885,899,900

香港道教聯合會(道聯會) 877, 881, 885

##) 146, 236, 276, 658, 671,

673, 679, 682, 717, 755, 756, 761, 768, 789,

791, 791, 803, 818, 819, 858, 924

附錄 詞彙索引

**** 香港演藝學院

713, 716, 718, 720, 757, 761,

491, 492, 497, 498, 505, 507, 524, 525, 530,

766, 774, 800, 801, 802, 803, 816, 822

香港學校戲劇節720,721

香港戲劇協會 705,710,717, 718, 720

香港聯合音樂學院 822

香港藝術中心 712

786, 853, 872, 911

《家變》 677,682

家事法院 467

容閎 499, 531, 569, 854, 865, 866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834,847

徐克 659,679

香港藝術發展局(演藝發展局) 717,759,760,

761, 774, 825

徐若呆 747,749, 753, 769

香港藝術節 698, 705

《時代文學》 607

晉源押 236, 272, 273

() 6, 10, 11, 14, 16, 62, 65, 173, 235,

273, 274

(a) 618, 659, 686, 823

|十劃]

RE(K) 618, 624, 627, 629, 686, 858

489, 498, 512, 827, 831, 829, 847,

校協戲劇社 705, 706, 707

校際戲劇比賽 693,697

848, 853, 854, 855, 856, 857, 860, 864, 865,

866, 870, 872

校際戲劇節 705

桂名揚 735, 736, 768

TESI) 645, 678, 681

冥婚 955

(P) 50,910, 911, 913

剛劇場 720

REE 40, 65, 80, 91, 114, 118, 197, 233,

246, 257, 266, 370, 451, 452, 947, 957

唐滌生

* 644, 647, 724, 747, 749, 751, 753,

754, 755, 756, 758, 765, 766, 769, 770, 771,

772, 773

103, 109, 120, 243, 244, 249, 250, 251,

257, 268, 276, 285

夏鼎基 395,432,433

孫中山 88, 124, 130, 131, 132, 134, 190, 191,

204, 257, 512, 531, 576, 577, 581, 582, 583,

498, 827, 831,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8, 860, 861

696, 699, 703, 705, 714, 802

223, 252, 258, 262, 267

I 102, 132, 134, 204, 453

海豹劇團 711,717

海壩村古屋 11

浮動匯率 360,383

流行曲文化 681,682, 683

# 311, 315, 319, 396

真光(女子中學) 527,545,546

(R) 6, 10, 11, 62, 69, 196, 217, 235,

726, 855, 869, 871, 872, 873, 874, 968

R() 14, 62, 235, 484, 485, 487, 489, 家(私)塾

273, 274, 494, 945, 948, 950, 952, 956, 959,

960, 961

1073

1074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祖堂 889,927

927, 665, 754, 755, 782

《素葉文學》 619, 627

耆英 78,81, 83, 84

《胭脂》 637

能仁書院 927

(A) 692, 728, 729, 741, 751, 770,

733, 736, 741, 751, 789

97, 99, 465, 467, 470, 472

523, 533, 535, 537, 540, 541, 542,

543, 544, 550, 553, 557, 559, 560, 794, 927,

969

(X) (Sir Bonham, Samuel

George) 178, 238, 243, 367, 847, 857

高等教育及工業教育(特別委員會) 541

(Gualdi, Elisio) 792, 819, 821

般若精舍 915,925

《鬼馬雙星》 655,683

荔園 693,698

(

Pottinger, Henry) 54, 71,

袁立勳 706,713,718, 720

袁和平 656

72, 80, 84, 86, 88, 91, 99, 118, 348, 498,

840

FM 97, 99, 465, 470, 470, 472

《財叔》 688

財務公司(接受存款公司) 377, 378

(Sir Hennessy, John Pope) 88,

92, 112, 119, 128, 250, 463

十一劃

酒井隆 136

《酒徒》 617

(Marsh, E.) 113

停市 381 383

《偷燒鴨》 635

646, 726, 735, 739, 740, 743, 746,

區大典 496,517, 521

749, 751, 753, 754, 765, 769, 770

區所制 139, 140

馬徐維邦 639, 641

馬殊(Marsh,R.M.)岑遜(Sampson, J.R.)報

告書 537,554

馬榮成 688

(Morrison, J. R.) 567, 776, 829, 831,

854, 856, 865, 866

(Morrison, Robert) 563, 565

馬禮遜紀念學校 776,854,865, 866

馬禮遜教育(協)會 498,776, 831, 865

523, 693, 697

高山劇場 716, 816

GE()F 136, 138, 139, 140, 159, 257

區域市政局 103, 152, 157, 162

140, 152, 157, 167, 596

《曼波女郎》 645,681

《商報》(《共和報》) 571,576

**(**)☎ 671, 675, 679, 682, 685

唱片騎師文化 675

《唯一趣報有所謂》(《有所謂報》) 565,577,

579, 581, 585

《國民日報》 591

國語流行曲 681

附錄 詞彙索引

國際金融(貿易)中心 1,289,341,347,368,

377, 381, 382, 384

《國魂》 639

屠光啟 639,643

崇真會(巴色會) 847,849, 861

***(9)

703, 787, 802, 855, 858

(Sir Kennedy, Arthur) 14, 89, 112,

康樂大廈 289

243, 244, 246, 250, 269

基督教(中國)聖樂院(香港音樂專科學校)

792, 799, 801, 821

基督教聯合醫院 857

基礎教育 552

基本法 155, 445

(P) 527, 545, 546, 692, 693, 697,

786, 854

培道(中學) 527, 693, 855

張活游 846

張善琨 639

張徹 653,657

徙置屋/徙置區(徙置計劃) 6,218, 253, 255,

258

(££*) 647, 749, 751, 768

《探海燈》 589,593

救世軍215,848, 857

教育(諮詢)委員會 491,492,510,511,539,

540, 554, 555, 557, 559, 560, 784, 853

() 546, 693, 697

裁判官條例 461

教育法(案/條)例 453,495,503,505,508,

赦免 466

張亞林 474

曹善允 95,104,210,476

殖民地部司法系統 464

RAZA 12, 97, 447, 449, 456, 460, 463,

465, 467, 470, 473, 474, 476

最高法院條例 447,448

(H.R. Butters) 454

廉政專員公署 457

葛伯 457

副臬官 464

13, 97, 449, 455, 458, 463, 465, 470

EX(William Caine) 462

122, 450, 461, 462

婚姻制度改革條例 448

510, 514, 516, 539, 546, 554, 784

484, 493, 500, 508, 512, 514, 525,

529, 530, 535, 537, 540, 541, 545, 552, 553,

554, 555, 557, 558, 559, 560, 561, 794, 839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 554

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 541,557, 559

516, 529, 543, 554, 559, 703, 720,

760, 784, 796, 798, 810

827, 833, 834, 835, 836, 839, 842, 843,

845, 874, 875, 927

#484, 493, 498, 499, 503, 504, 505,

531, 545, 854, 873, 969

啟德機場(香港國際機場) 248,257,258,

262, 264, 267, 268

95, 104, 210, 476

曹聚仁 611,614

442, 555, 593, 618, 623

(Z) 555, 601, 623, 625, 634

梁小中(石人)623

1075

1076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梁少坡 635

梁羽生 611 617, 618

梁漢威 724,755, 756, 774

2

貨幣制度(幣制) 347, 370

(Rev. Gutzlaff, Karl Friederich

August) 491, 827, 828, 861, 864

724, 740, 747, 751, 753, 754, 757,

764, 769, 771, 772, 774,

郭伯偉 395, 432

郭鶴年 593,596

(Sir May, Francis Henry) 131, 132,

陳子褒 496, 855

200

陳尹瑩

707, 711, 713

添丁 948,951

《淺水灣》 615

《清宮秘史》 639

576, 581, 726, 873

B 803, 806, 822, 823, 824

***(*) 691,692, 726

BR

693, 697, 700, 712

B

726, 740, 747, 749, 755, 764

清樂鄧公祠 49

() 3, 6, 7, 9, 17, 18, 20, 21, 25, 31,

946

淨土宗 923,924

741, 744, 746, 749, 751, 753, 754,

755, 765, 770

* 653, 655, 772

(I) 643, 645, 681

理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 557,703,802

鹿湖精舍 915

E 100, 116, 118, 197

647, 741, 751, 753, 755, 765, 768,

(Rev. Legge, James) 839, 853,

770, 772

857, 864, 866, 867,872

(Sir Maclehose, Crawford Murray)

《現象報》 581,582

《第一類型危險》 659

152, 155, 258, 432, 436, 457

(Medhurst, Walter Henry) 563, 565,

IX

33, 110, 123, 125, 126, 306,

865

448, 571

(Sir MacDonnell, Richard Graves)

第四線劇社 716

《莊子試妻》 63,692, 727

《蛇形刁手》 656

88, 112

麥當雄 658, 659

麥嘯霞 737,747,749

袋裝書 686

許氏兄弟 655,676

#

521, 523, 527, 606, 607

十二劃

X 657, 676, 683, 688

許冠傑 676, 680

最高法院 12, 465

許鞍華 658, 679

勞動力)工密集 419

附錄 詞彙索引

勞工署(處) 402, 543

絞刑 466

N 6, 65, 235, 259, 270, 271, 935, 946, 950,

956, 957, 963

富隆茶樓 789

尊子 688

幾何印紋陶 20

(Patten, Chris) 593

(E) 44, 49, 62, 195, 235, 946, 958, 960

循道(公)會(惠禮會) 544,559,846,847,

852, 858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847,849, 852, 858

(B) 130, 574, 575, 582, 590, 592, 596,

866, 819

普及教育 504, 508, 544, 554

舒巷城 611,617

() 285, 504, 505, 764, 802, 815, 841

# 93, 96, 104, 114, 194, 214, 454,

510, 597, 915

() 908, 937, 962

華美影業(片)公司 635

(#) 566, 591, 591, 607, 609

華商會所 174, 206

華商總會(中華總商會) 135, 136, 199,200,

202, 205, 216

《華商總會報》 585

華僑 82, 87, 107, 189, 194, 200, 207, 212,

244, 306, 442, 448, 449, 480, 515, 516, 521,

527, 575, 577, 584, 905, 965, 968, 969

(B) 575, 588, 592, 600, 602, 627, 821

(

673, 693, 728, 729, 741, 751,

《華僑晚報》 588,596

791, 901

費彝民 591,599

殼灰審(遺址)9, 35, 36

買水 957,959

港人治港 623

買位 540,547

港產片 639, 655, 682, 684, 686

買辦

70, 93, 121, 123, 125, 126, 129, 132,

港澳同胞 966

湧浪(遺址) 4, 9, 23

《無情寶劍有情天》 647

139, 174, 178, 183, 191, 500, 511, 582, 815,

854, 868, 967

貿易發展局 219,220,433

655, 657, 662, 674, 675, 676, 682,

進念二十面體 714

712, 716, 754, 769

鄉村教育 485,487

琳瑯幻境(劇社) 692, 726

72, 74, 75, 76

發鈔銀行 583

童養媳 955

《童黨》 659

筏可和尚 916

(C) 644, 647, 754, 765, 766

開門利是 956

鄉村學校(地方土語學校) 484,491,492,

500, 501, 503, 507, 508, 510, 514, 853

116, 118, 197, 233, 266

(H) 154, 155, 265, 266,

323, 379, 384, 394, 400, 437, 442, 550, 559,

623

1077

1078

香港史新編■下需

雲泉仙館 885, 895

馮平山 521,526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廉政公署 152, 457

218, 252, 253, 258, 290

EN 12, 14, 15, 65, 487, 911, 946

737,747, 749

() 877, 895, 898, 900, 901, 905,

925, 940

愈喬二公祠 10, 15, 49

《新小說叢》 606

黄允 927

黃友棣 801,821

黃玉郎 615

218, 228, 233, 237,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5, 266,

267, 269, 468, 825, 885

《新生晚報》 592

黃竹坑(石刻) 11, 90, 261

黃谷柳 609

新亞書院 703, 855

《黃飛鴻》電影系列 653,746

黃梅調戲曲 643,651

92, 93, 95, 103, 104, 473

新界民政署 222

新馬(仔)師曾 740, 741, 750, 751, 753, 754,

756, 764, 765, 769, 770, 771

黑色星期一 381

新域劇場 720

新界條例 452

勞工法 221,405, 457

黑社會 453

僱傭條例 457

(##) 590, 597, 599, 600, 617, 686, 799,

802

(*) 593, 594, 596

#592, 597, 598, 601, 602, 603, 604,

969

新聞檢查 597,598

新興工業體 393

646, 654, 656, 712, 716

707, 711, 713, 718

【十三劃]

RT 251, 281, 285, 286, 288, 289, 291,

350, 352, 353, 357, 362, 364, 366, 371, 374,

500, 582, 728,

楊侯宮 12

滙豐銀行大廈 233,243,281, 788

嗇色園 885, 887, 901

Z

885, 887, 895, 897, 899

88, 127, 198, 239, 240,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50, 252, 253, 254, 256,

257, 258, 259, 262, 263, 264, 265, 267, 268,

269, 476

212

146, 147, 148, 150, 152, 155, 161

(Sir Young, Mark Aitchison) 146, 147,

楊衢雲 191, 873

楊鐵樑 457,469,470

溫健騮 617

煤氣路燈 13

《獅子山下》 658,676,679

附錄 詞彙索引

獅子山隧道 256, 258,265, 623

《當代文藝》 611,617

聖約翰大教堂 238,251,278, 282, 862

葉名琛125, 127

督憲府 277,283

碗窰村(陶瓷窰址 ) 13

(Sir Grantham, Alexander George

Herder) 86, 146, 147, 148, 150, 252

133, 135, 212, 319, 327, 330, 337, 372,

葛量洪教育(師範學院 703, 815

373, 394, 397, 400

萬石堂 11, 62, 235, 273, 276

萬角咀(遺址) 6, 8, 25, 31

641, 643, 645, 649, 651, 681

503, 504, 505, 507, 508, 517, 545,

546, 778, 783, 784, 787

《萬惡淫為首》 751,769,770

補助法規(計劃/制度) 493,503,504,505,

1676, 682, 819, 825

《粵劇六十年》 743

《經濟日報》 594

507, 508, 514

資本密集 345, 419,425,430

資助(津貼)學位 540

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 428,436

533, 653, 669, 775, 944, 1057

(Captain Elliot, Charles) 53, 54, 68, 70,

71, 72, 74, 75, 76, 82, 96, 106, 107, 114, 172,

446, 447, 459

#494, 495, 505, 507, 508, 525, 530, 855,

885, 917, 921, 922, 923, 925

#*(B)

727,733, 735, 743, 768, 770

聖三一音樂學院 784,787, 809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主樓 13

聖士提反堂 846, 849

聖公會(安立間會) 287,491,492,498,544,

559, 831, 839, 846, 847, 851, 853, 855, 857,

858, 866, 872,

聖保祿女修會 834,836,843

11, 33, 53, 55, 57, 60, 61, 62, 72, 74, 75,

80, 487, 725, 881, 911

道明會 834,838

道德會英慶堂 889

道德會善慶堂 889

道德會福慶堂 885,889

道德會龍慶堂 885,889,891

(B) 108, 563, 565, 567, 568, 569, 571,

605, 865

鄒韜奮 591

《雷克探長》 675

TH() 657, 662, 674, 675, 676, 677,

679, 682, 686, 694, 712, 769

電影主題曲/插曲 682,683, 727, 764

電懋公司 649

聖保祿醫院 843

724, 755, 756, 766, 772, 774

PR(E) 499, 504, 506, 507, 545, 850,

滘西洲石刻 11

854, 866, 868

電毅劇社 716

聖約瑟(書院) 15,505,507, 840

聖約翰座堂 14,846,849

#Ka (†¤]) 89,, 93, 99, 100, 113, 131,

132, 435, 462, 463, 470

1079

1080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十四劃]

# 70, 237, 242, 243, 248, 269, 294,

306, 369

僑校 516,529

《維新日報》(後名《國民新報》) 130,569,

嘉士伯灣仔劇團 714,715,722

嘉士伯戲劇節 714

嘉禾 655,657,658

576, 582

蒲台石刻 11

蒸嘗 197,951, 960

赫墾坊 713, 714, 717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834,836, 841

嘉諾撒醫院 843

輔仁文社 191, 195, 206

96, 103, 104, 105, 106, 113, 114, 123,

輕工業 259, 852

124, 194

銀行公會 203

塾台 52,53

《夢斷情天》 676

() 352, 364, 374, 378, 381, 383

(#)

352, 353, 374, 380, 381, 383

175, 202, 350, 364, 367, 368, 369, 370,

734, 736, 741, 746, 747, 749

廖族(氏)

(E) 487, 946, 960

榮念曾 714

645, 646, 651, 678, 681

371, 374, 375

(BUSA

647, 655, 758, 768, 769

鴉片條例(鴉片專賣制度) 461,89,91,96,

683,754, 768, 781, 788, 789, 792

99, 107, 447, 450, 460, 462

賭館 451

演戲家族 720, 722

漢(中/華)文師範學校 515, 517

漢文小(中)學 515,516,521,524, 525

SEA (A/C) 643, 645, 646, 651, 681,

十五劃

682

熊式一

- 698, 700, 702, 705

劇場組合 720

緊急規例條例453,455,456

瑪利諾傳教會 841

827,833, 834, 842

福漢會 861, 864

(P) 652, 653

498, 505, 508, 511, 512, 514, 517,

525, 529, 530, 544

綠騎士 617, 629

《網中人》 677,682

610, 615, 617, 622, 627, 629, 631

95, 96, 120, 199, 200, 495, 919

235, 236, 259, 270, 272, 944

247, 253, 255, 257, 263

《廟街皇后》 659

廣府人 723,966

(B) 577, 579, 581

《廣東戲劇史略》 749

廣福義祠 181,856

(E) 567, 569, 571, 582, 583

德明中學 546,547,786

913

黎工佽 588, 589

附錄 詞彙索引

(Sir Des Voeux, William) 87, 120, 363,

黎北海 637

635, 636, 637, 692, 727

367, 789

樂隊流行曲 683

641, 692, 724, 735

B(RA) 104, 128, 129, 189, 193, 245,

940, 963

#666, 949, 950, 951, 956

《窮巷》 609,611

黎覺奔 697,705

733, 736, 743

X1 724, 740, 741, 745, 746, 753, 754,

755, 757, 766,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靚妹仔》 659

審裁處 264,458, 468, 470

蔡炎培 617,629

蔡楚生 637,639

887, 888, 893, 900

|十六劃]

《蝶變》 659

(E) 608, 609

(Sir Wilson, David) 8, 155, 156, 157,

543, 815

遷界 33,234

鄭同 83

鄭貫公

A 565, 577, 579, 581

鄧小平 154, 155, 158, 437

鄧廷楨 72,74

鄧志昂 14,521

鄧寄塵 675

學生周報戲劇社 700,702

學生運動 549,550, 623,657

AL(15/f) 485, 487,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8, 514, 524, 525,

527, 530, 776, 783, 847, 856

學塾教育(塾學/館教育)485,489,494,495,

496, 497, 498

學聯戲劇節 703,705,706

#110, 111, 112, 125, 171, 492

憲法 155,212, 447

(E) 14, 15, 234, 487, 910, 911, 938,

機場核心計劃264,267,268

946, 960, 962, 963

鄧符協 44,49,234,273

《燕子盜》 649

《獨臂刀》 653

鄧肇堅

139,496,527

(Sir Lugard, Frederick) 511, 512, 513,

《醉拳》 656

33, 52, 53, 54, 57, 67, 68, 72, 75,

80, 83, 99, 110, 122, 123, 124, 125, 126, 172,

302, 483, 563, 565, 571, 726, 786, 865, 872,

597

盧敦 692,702

盧景文 712,713

盧湘父 495 496

1081

1082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X) 432, 433, 437, 441, 442

聯合書院 703, 855

興中華 736, 749

聯校戲劇節 705

(

641, 645, 681

#

726, 727, 735, 736, 737, 739, 740,

蕭芳芳

653,655

741, 743, 746, 747, 749, 751, 756, 765, 766,

E

496, 517, 520, 521, 921

E 746, 751, 765, 771

(Lockhart, Stewart) 105, 113, 485, 489

鮑漢琳 693,698

《龍虎門》 688

《龍門客棧》 656

龍津義學 64

龍剛 653

龍鼓灘(遺址) 7, 9, 21

龍蝦灣石刻 11

龍躍頭

13,880,946

697, 700, 702, 705, 707, 712, 713,

716, 717

鮮魚行總商會 202

769, 771, 772

謝賢 651

謝纘泰 577, 583, 873

賽馬會 804,858

X() (Miners, Norman)

87, 88, 102

鍾情 639,641,645

【十七劃]

|十八劃]

禮賢會(巴勉會) 548,846,847,849,850,

631, 703, 800, 802, 822, 855

嶺英中學 693, 786

RETE(A) 643, 647, 651, 727, 737, 739,

753, 754, 765

BAER 706, 707, 711, 712, 714

(Sir Davis, John Francis) 78, 81, 82,

83, 84, 88, 89, 91, 99, 100, 107, 119, 124,

125, 240, 491, 498

(Sir Trench, David Clive Crosbic)

150, 536, 537, 554, 925

852, 853, 861, 870

簡又文 496, 697, 753

職業訓練局(香港訓練局) 543,552,556,

557, 559

舊三軍司令官邸 12

舊大埔火車站 12

舊北區理民府 12

舊病理學院 12

X 85, 96, 104, 136, 139, 210, 475, 477

(Denys Roberts) 469

磯谷廉介 138,139, 141

羅凱倫 465

總登記官(兼撫華道)(註冊署長) 100,111,

羅顯勝 464

112, 449, 491, 567

覲廷書室 12

覲龍圍門樓 1

贅婚 955

轉口港 362

轉口貿易 302, 341,362, 968

附錄 詞彙索引

寶覺義學(女子職業中學) 922

寶靈(寧)(Sir Bowring, John) 88

《蘋果日報》 596

覺光法師 924,927,928

《雙星報喜》 676

735, 736, 737, 746, 747, 755, 765, 768

724, 747, 755, 756, 772, 773, 774

《警察故事》 658

夔紋陶 28

| 十九劃以上

警隊條例 450

瀟湘 647,675, 751, 768

鐵鋌銅鏃 36

顧嘉輝 676

歡樂今宵 676,682

《變色龍》 677, 682

麟峰文公祠 11

靈渡寺 65,911, 913

羅士列(Lobscheid, William)491,492

羅文錦 96,475, 477

鹽官(東官) 11, 32, 33

羅旭龢 90,139, 300

鹽場(業) 32, 35

羅孝全牧師(Rev. Roberts, Issachar Jacox)

灣仔郵政局 12

827, 831, 861

羅便臣(Sir Robinson, Hercules) 123

#877, 889, 901, 911, 917, 929, 935, 945,

962

羅屋 11

羅香林 575,909, 911

《鱷魚淚》 677

羅富國師範學院 693,795

羅維 643,655, 657

蟹地灣(遺址)29

A) 844, 904, 907, 935, 938

739, 740, 741, 743, 747, 769, 770

鏡蓉書室 11

關德興(新靚就) 653,740,746, 764

《難兄難弟》 651

麗的呼聲 671, 673, 673, 675, 697, 765

麗的電視(麗的中文電視台) 655, 657,675

嚴俊 639,643, 702

寶蓮禪寺 749,916,920,928

1083

圖片索引

上冊

|第一章|

4, 19, 22, 23, 29, 36, 39

第二章

45, 46, 51, 55, 56, 59, 63

295, 299

|第七章

304, 307, 309, 314, 317

|第三章 |

73, 77, 78, 79, 81, 85, 94, 101, 115, 117,

137, 142

第八章|

349, 351, 354, 355, 358, 363, 365, 366

第九章

411, 417, 426, 429, 431

|第四章|

151, 153, 156, 158, 160, 163, 168, 169

|第五章|

177, 180, 182, 184, 186, 188, 192, 209, 224

|第六章

239, 241, 275, 279, 282, 284, 286, 290, 292,

第一章

475, 477, 478, 480

1085

1086

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下冊

|第十一章|

486, 488, 490, 502, 506, 520, 522, 526, 528

|第十二章

534, 536, 538, 542, 548, 549, 551, 556, 558

|第十三章

564, 568, 570, 572, 574, 578, 580, 584, 586,

587, 595

|第十八章|

730, 731, 732, 734, 738, 742, 744, 745, 748,

750, 752, 759, 763, 767

|第十八章|

780, 790, 793, 812, 814, 820

|第二十章|

828, 829, 830, 832, 859, 862, 863, 867, 869,

871

|第十四章|

608, 610, 612, 613, 616, 620, 621, 624, 626,

628, 630, 632

● 第二十一章

878, 879, 882, 883, 884, 886, 888, 890, 892,

894, 896, 898, 904

第十五章|

636, 638, 640, 642, 644, 648, 650, 652, 654,

660, 661, 664

|第二十二章

910, 912, 914, 918, 920, 926, 930, 931, 932,

933, 934, 936, 937, 939, 941, 943,

|第十六章|

666, 667, 668, 672, 674, 678, 680, 690

第十七章|

694, 695, 696, 699, 701, 704, 708, 709, 710,

715, 719, 721

|第二十三章

948, 949, 952, 953, 954, 958

主要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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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維樑編:《璀璨的五采筆:余光中作品評論集》(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

嗇色園董事會編:《嗇色園》(香港:嗇色園董事會,1991年)

楊奇主編:《香港概論》上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

附錄 主要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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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研究中心:《香港的宗教》(香港:聖神研究中心、香港天主教社會傳播處,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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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鬯編:《劉以鬯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 年)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劉紹唐編:《民國人物小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1991年)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教會史》(香港:香港基督教聯會,1936年)

劉蜀永編:《一枝一葉總關情》(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2年)

廣州地理研究所:《珠江三角洲形成發育演變》(廣州:科學普及出版社,1982年)

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譯:《鴉片戰爭史料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廣東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省港大罷工資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

潘亞暾 汪義生:《香港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3年)

潘亞暾主編:《台港文學導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北京:三聯書店,1965 年)

蔣祖緣 方志欽主編:《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

鄭宇碩:《變遷中的新界》(香港:大學出版社,1983年)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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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聰 區家發編:《環珠江口史前文物圖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1年)

魯言:《香港掌故》1、2、5、7、8、10、11、12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7-1991年)

魯金:《香港廟趣》(香港:次文化堂有限公司,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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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啟昌:《香港與近代中國》(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年)

龍炳頤:《中國傳統民居建築》(香港:區域市政局,1991年)

龍炳頤:《香港古今建築》(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

鍾紫主編:《香港報業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聶振光:《香港公務員制度》(香港:中華書局,1991年)

魏源:《海國圖志》(邵陽:急當務齋本,1880年)

羅孚:《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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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增訂版後記

(-)

15

2015年夏天,香港三聯書店決定增訂1997年5月出版的《香港史新編》(以下簡

稱《新編》)。從該年7月起工作全面鋪開,到今年6月完成,前後花了一年時間。

一部史學著作面世近二十年,雖然時間驗證了它存在的價值,但增訂毫無疑問仍

是必要的。其一是作品在現實的檢驗中會有各種回應,包括作品的不足與缺漏;其二

是作者的研究不斷加深,對以前的陳述可能會有更新與修訂;其三是新的歷史資料和

訊息會不斷被發現而需要增加。

我們在研究增訂計劃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作品的結構問題。作為一個作品的結

20 構,不僅是涉及作品的表述方式與層次,同時亦涉及它的内部邏輯和外部形態是否與

內容相符的問題。第一版《新編》既不是傳統的專題史,也不是傳統的通史或斷代史。

全書以香港歷史縱向發展的大脈絡為統領,即從遠古說起,一直延續到當代。而在每

一章,都設立一個明確的中心--專題,在具體的敘述方面,仍以時間先後為次序,

即用縱和橫二元結合的結構方式來處理。

25

我們認為用這種結構的原因是基於香港歷史的特殊性。我們既不能忘記香港歷史

的本源,又不能忽略香港發展的最重要階段。

香港位於中國南部的邊陲地帶,珠江的出海口,自古就有人類在此活動,而在秦

朝就被納入中國的版圖,歷代都在王朝的管治之下。然而,它與內陸一些地區的發展

亦有不同,在19世紀中葉以前,它並沒有發展為一個矚目的經濟高度發展的區域,

30 而且在歷史上也沒有留下充分,且具延續性的文獻和考古資料,是屬於一個人口流動

性極高的地區。換句話說,它在一段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還沒有遇上一個能充分發展

1099

1100

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的機遇,但是,這並不說明它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是一片空白,一直處於荒蕪狀態。

過去有些人常常把"從一條小漁村變成一個國際大都會"來形容香港歷史的發展,久

而久之,就變成了好像是英國人在19世紀中葉從天而降,才把香港這個從來都是渺

無人煙的荒島,一下子開拓成繁華的國際城市。這實際是一種對歷史的誤解。因此,

認識香港古代的歷史,是認識香港社會文化根源的重要基礎。

我們並不否認香港近現代歷史的起點時間是19世紀中葉,並且認為近一百多年

是香港發展史上最重要時刻。目前香港社會方方面面的東西,無不與這段時期直接相

關。所以,除了從歷史的源頭認識香港社會外,我們更需要從近一百多年香港社會的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存在和變化去認識香港,才能獲得一種理性的認

知,而不是人云亦云,容易被人蒙騙。

本書內容安排的整體構思是:第一至第三章,從遠古到現代香港社會發展的歷史

脈絡,把當代香港社會的"前因"作明確的描述和交待,然後從第四章開始分專題論

述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上冊,着重是社會、政治和經濟;下冊,則是教育、文化、

宗教和藝術。

當然,本書所安排的章節內容,並不是香港歷史的全部,而只是對香港歷史發展

具較重要影響的方面而已。

是次增訂,我們首先堅持上述談及的二元結構性的安排原則不變,並確定了如下

兩個主要的修訂原則和具體辦法。

(1)全書敘述時間,上限仍從遠古開始,到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前為下限。各

章在內容上根據需要進行訂正、修改和補充。章節方面只增加<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

制與司法>一章,以使其在涵蓋香港歷史重點內容方面顯得更加完整。並請黃文江教

授,為本次增訂撰寫了一份<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放在

附錄,為讀者提供第一版以來有關香港史研究的中、英文著述目錄。

(2)增訂者一般以原作者為主。若因各種緣由(如原作者去世,或因身體原因無

法參與、無法聯繫等)才酌量邀請新作者參與。凡遇這種情況,署名方式為原作者加

新作者。

(二)

香港史的研究除了讓我們能認識香港地區歷史的發展,明白在特殊的歷史環境

附錄 增補版後記

下,甚麼成為我們正面的經驗,甚麼是我們的歷史教訓之外,當然,我們也應看到,

香港在內地受到各種問題的困擾和衝擊的年代,相反經濟得到發展,那是因為香港

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多重因素配合下而取的成果,而並不是殖民制度當然的"恩

賜"。我們要本著"事實求是"和"以史為鑒"的態度研究香港歷史。知過去而懂現在,

懂現在而籌未來,為開拓香港更美好的前景而從事香港歷史的研究。

從學術的角度看,香港研究亦可視作一個有價值的研究課題,把它視為世界殖民

時期一個特別的案例進行研究,從而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殖民時代歷史的真實演繹過

程,殖民時代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給我們留下了什麼。香港是在世界殖民高峰時期被

英國通過戰爭、不平等條約,用割讓和租借等手段變成為殖民地的。一方面,香港在

英國的管治下社會制度和文化受到西方一定的影響;但另一方面,香港並沒有因為被

割讓而中止與祖國的聯繫。我們清楚地看到,通過人口流動,和各種渠道的交往,以

及殖民政策中的種族隔離、歧視所得到的相反效果,香港地區在文化上仍然是以中華

文化為主體的地區。我們應該看到,香港的經濟起飛是在20世紀70年代,並不是19

世紀 30 年代到20世紀初的"維多利亞時代",香港人自身自強不息的努力是成功的重

要因素。

另外,香港歷史在近現代進程中構成的複雜性也是非常吸引我們的地方。如我們

看到在香港近現代成長的過程中,中華文化的底色如何在各個歷史階段,通過不同的

方式滲人社會。它並非以社會政權倡導或行政干預作為後盾,而是在與西方文化接壤

的前沿地帶自然凝聚,它並非因陳守舊,而是有所變化和創新,充分說明中華文化對

社會變化的適應性和具有的張力。

很值得關注的一點是香港自被英國殖民主義割佔後,並非與中國的社會進程截然

脫離,置之度外。我們應非常清楚地看到,無論是民國時期還是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立前後,香港都以特殊的身份和形態被捲入這些社會變革的洪流之中,從人員、物

質、精神的參與和支持從不間斷,只要我們翻開香港的歷史報刊,有哪一天沒有內地

的報導呢?從歷史的宏觀來看,內地的人民沒有忘記香港,香港人也沒有忘記祖國。

在香港回歸以前,香港人早就已經被稱為"同胞"了,這個意味深長的稱呼深刻地表

述了內地對香港人的基本態度。我們也可以這樣說,中國今天的成就,絕對少不了香

港人的貢獻和努力。這些歷史的進程和事實我們應該永遠記取。

我們應該承認,由於香港曾經離開母體而受到西方殖民的管治,在文化上產生

一些不同的因素,這是完全合理和可以理解的。我們應當承認差異,但無論如何,

"血濃於水",兄弟姐妹之間不同的個性應該互相包容,在認同大原則的基礎上,在

1101

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生活中不斷磨合,而對香港歷史發展進程的確實了解,是分離時代造成隔閡的良性治

療劑。

(三)

聚集二十多個各種研究領域的學者、專家寫一本歷史書,特別是他們都有香港的

生活體驗,而且絕大部分就是香港人,實在是難能可貴。作為學者,他們具有嚴謹的

學風、良好的素養、廣闊的視野和敢言的精神;作為香港人,他們有很深的經歷,對

香港社會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認識,特別是有對這片土地懷有很深的感情,這是我在

參與此書編撰和出版過程中最深的感受。

當然,每一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觀點。我們在整個出版過程中,把專重

學者們的學術觀點和看法放在首位,在此基礎上,我們充分考慮結構上的問題,使這

本由多人合作而成的史書成為一部內在邏輯性較強的作品。

王賡武教授在本書〈序〉的第一句話就指出"人類和國家的歷史值得反覆書寫"。

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地區、國家的歷史,它的存在和發展,與世界的進程息息相關,

或者可以說它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節點,它的歷史內涵更加豐富。香港應該列入它們的

行列。

上文曾經提及,香港歷史是當代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課題。特別是當今世界風雲

變幻,殖民時代過去了,以美英為首的世界霸權時代亦已結束,中國和一些"後進"

的國家正在興起,然而,我們不得不處裡過去遺留的歷史問題,一個時代的終結並不

是意味著一切的終結。"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研究和了解歷史不是為了死去的人而

是為了活著的人,為了未來的人。

1102

(四)

是次增訂除眾位作者及編輯人員外,仍有許多在書中不具名的人士及機構,他們

為不同章節的增訂提供了寶貴幫助。他們是(排名不分先後,僅按章節順序列):

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為第一章<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的部分表格提供了檔

案資料;

附錄 增補版後記

盧淑櫻小姐,丁新豹教授助手,協助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

進>的增訂:

吳鼎航先生,龍炳頤教授助教,協助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的增訂;

張詠藍小姐,澳門理工學院高級技術員,協助第九章〈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的增訂;

大山文化出版社,為第十八章〈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提供相關圖片;

夏其龍神父,為第二十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提供相關資料。

在此,謹表深切謝意。

鄭德華

2016年6月30日

1103

香港地處中國南疆,在19世紀中葉以後的一百多年捲入了西方的

殖民浪潮,然而無論從地域、人口、文化、語言風俗等方面看,它與

母體中國的聯繫從來沒有中斷過。本書追索香港歷史發展軌跡,使

讀者可以從歷史中辨認自己的成長,從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根,而

天時、地利、人和就是成就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動力。

·本書第一至第三章,系統呈現了從遠古到現代香港社會發展的歷史

脈絡,把當代香港社會的"前因"作了明確的描述和交待;從第四

章開始分專題論述香港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可見層面豐富,內容

涵蓋面大是本書的最大特色。

*本書前後29位作者均是香港本地出身,或在香港從事多年研究的

專業人士。他們用審慎的眼光分析前人的著述,精心融入各人多年

的研究心得。因此本書既是合作撰寫香港歷史的佳作,也是香港史

研究成果的全面總結。

·是次增訂版除由原作者對初版的章節進行修訂外,還增加了〈殖民

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一章,及附錄<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

文論著書目(1997-2015)〉,使全書內容更詳實和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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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出版業團

ISBN 978-962-04-36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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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620 438851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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